赵晓峰：关注中国，关注农民——读《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关注中国，关注农民
                          ——读《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赵晓峰
东方学是西方人研究东方人的学问，其本质是为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和霸权统治服务的，萨伊德在他的《东方学》一书中已有很好的说明。然而，东方学却在一百多年来深深地影响着东方，影响着东方人的现代化思维逻辑，它所标榜的东西方差异也演变成为落后的东部民族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板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这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如此。当前中国学者的诸多研究都寻求与西方对话，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到实践中“支解”经验，再回归理论，通过这种方式建构起来的理论，其经验材料本身就是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现象存在。在这种主流话语统治之下的中国农村研究也不例外，不仅学术本身的规范与发展要与西方接轨，而且中国农村的实践发展也要以西方的发展经验为依据，断然割裂中西方的国情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贺雪峰教授的新著《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的出版显得弥足珍贵。
通读本书，作者至少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和主导农村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三大质疑：
首先，作者质疑当前中国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和未来城市的吸纳能力。作者认为城市化不仅仅是居住的空间和时间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是居住在城市的人能够就地完成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可以享受到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的好处。以此为标准，作者经过测算认为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总数应该是8.88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70%，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的63.91%多出了6个以上的百分点。对于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作者指出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不能走拉美化的发展道路，要避免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的贫民窟式的发展方式，因为贫民窟的大量存在对于国民不存在宗教信仰的中国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目前，中国的绝大部分产业都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末端，高产出、低利润的发展模式虽然使中国生产的产品遍布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生产厂家却只能拿到低的可怜的利润，生产者的工资报酬也极其低廉，根本不能满足在城市生活的需要。这一方面使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必须依靠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年轻时到城市打工，岁数大了回到农村养老，一代接一代，循环发展；一方面过低的产业利润难以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机会增长有限，城市的吸纳能力有限。退一步讲，即使按照过去五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到本世界中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能够达到50%，中国还有7-8亿的农村人口。这就是说农村人口不会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在未来几十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自然消失。因此，应该以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待农村，站在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当前的新农村建设。
其次，作者质疑西方“高消费，高福利”的崇尚消费的生活方式能否中国化。以现代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化力量借助现代传媒改变了国民的消费观念，勤俭、节约的传统生活观被崇尚消费的“高消费、高福利”的西方现代生活观所代替。但问题的关键是构成类似这种观念中的现代化暗含的资源与环境基础，其实并不存在。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按照目前人类消耗石油和煤炭资源的速度，地球上现存的石油和煤炭资源储备不足消耗一百年。而在所有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中，仅仅美国就以不到5%的世界人口消耗了世界能源的30%以上。西方七国集团以不足世界人口11%的比例消耗了世界资源的一半以上。而目前的人类活动已经造成了对地球环境不可逆转的影响，地球环境系统越来越脆弱，如此下去，地球最终很难排除被人类的贪婪和欲望毁灭的可能。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多，比西方七国集团的人口总和还多一倍有余，只要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达到现在美国人均资源和环境消耗量的一半，人类对环境和资源的消耗总量就要增加将近一倍。如果再考虑到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同样的以物质消耗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这是地球资源和环境所不能承受的。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作者认为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九亿中国农民短期内难以从农村转移出去，过上以大量消耗物质资源为基础的现代生活，而且要意识到这九亿农民可能永远也无法从农村转移出去过以大量资源消耗为基础的现代生活，“高消费、高福利”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并不适合中国基本国情和世界的资源现状。
第三，作者质疑一刀切的农村政策在非均衡的中国的适用性和实施效果。作为一个“把根扎在农村”的学者，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中央的农村政策在不同的农村地区实施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一刀切的农村政策不能适应一个具有十三亿人口的非均衡的大国的发展需要。作者认为以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为起点的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一方面迅速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的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不平衡。“当前中国的非均衡状况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差距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文化、种植结构、聚居结构等各个方面”。因为农村本身存在的非均衡状况，使得同样的中央政策（法律、制度）在不同农村实施的效果会有相当大的不同。作者在文中以20世纪90年代的消灭空壳村运动和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为例来说明在一些农村地区取得成效的农村政策，可能在另外一些农村地区会遭遇极大的失败。
作者的质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他学者的“再质疑”，面对“再质疑”，作者立足于中国国情，提出了不同于主流话语的战略性思考和学者建言。
第一，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把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为国家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鉴于中国城市能够创造的有限的就业岗位和可能的吸纳能力，作者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要建设一个让农民能够出得去、回得来，可以容纳9亿农民在其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在其中可以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社区共同体，从而使城乡之间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在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务工经商收益增加的时候，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经商；而当城市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减少时，进城农民可以选择回到农村”。因此，新农村建设要强调村社本位，必须从农户权利出发区分好10%与90%的关系切合实际地制定农村土地占有和使用的权益关系，必须做好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好农村公共品（包括乡镇、村组干部）短缺的工作，必须增进农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净福利，使农民能够而且愿意在农村生活下去。
第二，新农村建设要在农民生活“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基础上再造农民福利，倡导树立“低消费、高福利”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文明节约消费型生活方式。首先，地球能源储量和世界各国能源消费结构决定了“高消费、高福利”的以物质消耗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式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得到实现。而且，在当前的形势下，从长远来看，9亿农民快速增加货币收入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相反，因为强势的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的广泛深入传播，农民面临的消费压力空前增长。快速的现代化破坏了农民可以从村庄中获得的传统福利，却不能为农民提供以高消费为基础的现代福利，空前的消费欲望和现实的消费能力之间的张力使农民的相对不平等感和相对剥夺感增强，农民的失望情绪得以滋生。作者站在农民的角度，结合温铁军、何慧丽以及自身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的新乡村建设实验的经验提出，新农村建设要重视村庄文化建设，发展诸如老年人协会、妇女文艺队等民间组织，发展大众体育、大众文艺乃至大众教育和大众医疗，在国家投入较少物质资源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满意度，使农民对未来生活有预期，让村庄有文化，有舆论，有道德压力，有生活感，让农民可以过上温饱有余、闲暇有意义、人际关系良好的生活，让农民能够从村庄中获得社会性价值，重建本体性价值。
第三，当前农村经验研究要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关怀，既要有区域比较的视野，注重农村政策实施的社会基础研究，建立农村政策实施效果的预警机制，也要注重从研究中提炼本土理论。作者从进入农村研究领域开始，先是关注村民自治，接着转向乡村治理，近几年又开始关注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而后者则进一步包容了农村政策实践区域差异的研究。作者虽然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与社会关怀的学者，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国家的政策实施提供参考性意见，希望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能够在不同区域都发挥出最佳的效果，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潜心学术、致力于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学者，他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提出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概念，提出了农民的双重认同机制，并根据各个地区的差异将不同区域的农村划分为宗族、户族、小亲族、联合家庭主导型和原子化村庄，以及以村民小组和行政村为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村庄。作者的这一创新既是对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的完善和补充，切合了革命与市场冲击之后的农村区域差异特征的实际，也是对海外汉学农村研究中宗族理论、市场体系论以及文化的权力网络等理论的发展，对于非均衡的中国具有更加强大的现实解释力。
当今中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恰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社会处于新背景、新时局、新变迁之中，这更加呼吁在农村的研究中能够兼容异己，不单要寻求与西方范式的接轨与对话，更要有中国本土关怀，关注中国，关注农民，立足中国经验，既要让学术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也要让中国学术走出东方学的包围，使中国本土研究有未来，使学者有预期。

注：《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32元                                                              2007-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