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两性社会学》、《母权论》、《第二性》（上卷）、《第二性》（下卷）、《家私国》、《论女性》
一、两性社会性：母权与父权
传统意义上的父系社会（杀夫娶母）与母系社会（杀母舅娶姊妹，母舅代表家庭内的纪律、权威和执行权威等势力、父子无生物学关系、子女继承母舅的一切，父亲更多的担任保育等事务，而在父系社会，父亲在保育中只是配角），是一种不同文化类型拥有不同的实际存在的“无意识”（即复识，抑窒）。母系社会中母亲多溺爱子女，更多的承担对子女的养育职责，父亲为了“报答”母亲会尽心照看子女；而父权社会的父亲是一家之主，特别是在下层阶级，父子间关系会出现更多的冲突，也可以看出，父亲角色在两个社会的不同差异表现：温柔与暴躁易怒。
人类系结，在父母中以家庭为终极。人类家庭具有坚持性，父母同居照顾幼孩，看护与训练，等级越高，照顾子嗣的时间越长，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中，如语言、道德文化的传统和构成社会组织的风俗等，包括老一代的传递与新一代的承接传统，这种“继续传统”在人类文化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家，曾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强有力源泉，旧式家庭的非变不可、影响不大的就是人伦关系，即子女与父母关系。家庭生活与家庭关系会影响后代的恒久态度或情操，一部分在记忆里，一部分沉浸在无意识中,影响着后代的社会关系生活；家庭复识是一种特殊社会群体对于人心的作用，如果因家庭组织不同而不同，则家庭的核心复识就不能在一切人类种族间保持恒常的状态，必然随着家庭组织而改变，比如在母系与父系社会中的核心复识就不同，体现出核心复识对家庭组织的依赖。
核心复识与地方家庭组织联系紧密，主要依靠社会结构与文化机能形成，这种复识可以在神话、民俗等文化中找到踪影，如烝母复识（首代集群有了有名的图腾刑犯，即要（儿子对父亲的仇恨产生）要使发育的男孩与父亲的恨转移方向，因为父亲阻碍了他们的情欲与权势的欲望，杀父后，他们制作法律宗教等禁忌，也会进一步注销他们的凶行。
文化的萌芽已经包含了本能的抑窒，强迫权威在家庭中就是父亲，所以父子态度就是引起被抑窒仇恨和其他复识的质素。家庭是“发生机制的”文化摇篮，是人类组织的起点，这种类聚本能只有在人类社会才存在、文化、语言、符号的因袭与传达，即人类的组织行为具有社会属性。但人类不仅具有纯生物的发泄机体，也具有心理与生理的混合，这一过程相连并辅助的，是文化的禁忌制度（文化规则的系统）将性的冲动大加制裁，也就是本能的可变性；人类婚姻的缔结需要仪式的认可，也是复杂文化引诱的结果，有一项继续发展的情绪系统，如道德规则、经济期望等。关于父权与母权，需要我们双面宗亲的去看待这一问题。
巴霍芬指出淫游婚（群婚制）、世系仅依照女系（母权制）、妇女享有高度的尊敬与威望（妇女统治）、向个体婚的过渡是一种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这种从淫游婚到专偶制的发展、母权到父权制的发展，都是宗教观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进一步引起了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相信这些英雄的神创造了用父权推翻母权的奇迹，虽然证明了史前状态：女性成为子代唯一一个确定的亲长而拥有的至今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地位，但这种认为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观点，归根结底导致纯粹的神秘主义。
巴霍芬从许多西方的古典文献入手，考证了文字记载的希腊历史前，阐述出母权制是曾经相当有系统的组织形态，还认为这些存在状态也系统的反映在希腊的神话传统中，所以巴霍芬认为母权神话与宗教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缺点）；从群婚制（杂交，最初的自然状态）到母权制（是自然状态的完成）的发展，表明女性对杂交时代的暴力与虐待的反抗，具有约束力的婚姻独占性，也孕育了政治文明（国家）的开端，（母权时代几乎没有冲突和内战等暴力发生，到处充满着和谐、无私的情怀，这一点与《圣杯与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再发展至父权制（精神阶段，即希腊文化的文明发展），母权制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自然基础，父权制意味着精神性的成熟与文化充分体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其实就相当于这里的杂交状态，而他所说的支配权也就是这里的母对子的母爱，这种母子关系使人类从无序的自然状态进入到婚姻规则的社会状态；从母权到父权，也意味着文明的完成、精神法则的升华。巴霍芬迷恋母权的博爱，也将父权当做巨大的进步与胜利，摩尔根指出进入父权的专制是偶然的，但在恩格斯笔下却是一种必然的父权奴隶社会，虽然他也是进步的。
以下4种家庭形式的演变也反映出母权随着货币、市场、继承权等出现向父权制转变的必然性与重要性。第一，血缘家庭，仅排斥了祖孙与父子互为夫妻的权利与义务；第二，普那路亚家庭，虽然是一定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与共妻，即群婚，但进步之处在于排斥了近亲婚姻，即排斥同胞婚姻，且第一次发生了外甥、内侄等概念；但世系仅依照女系的母权制；第三，对偶制家庭：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财产，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这种财产的归属权与继承权问题，这些财富转化为家庭无疑给母权制带来极大的冲击，因为当时的家庭分工造成财富多由男性取得，女性主要在家庭领域，因此财富的增加增强了男性废除传统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母权制下子女被剥夺了继承父亲的继承权），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女性被变为生育与性欲工具，促使了家长制；
最后一种即是专偶制家庭。它以私有制为基础，丈夫统治，目的在于生育确凿无疑的丈夫的继承者，婚姻的政治经济意义大于本身的情感意义，婚姻具有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目的；奴隶制与专偶制的并存使其变为仅对女性的专偶，且保存至今，这种婚姻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阶级对立造成的性别压迫（即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压迫，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重回公共事业，要求消除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属性，生产资料划归共有），这种性别矛盾最充分的发展就是淫游与通奸。特龙在《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中也探讨了从母权到父权社会的转变及私有财产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母亲是一个自然概念，父亲是法律概念，所以只有在父权时代才会出现领养这一说法；婚姻及对女性的共同占有意味着私有财产与个体家庭的出现，母权制的形成以形式的专偶制婚姻为前提，（与恩格斯的私有制基础上的本质性专偶制论述不同，但是由于时代发展阶段不同，这里所说的是群婚后的母权，中间时代，地母神阶段，农业时代，之后才是父权制时代）。
在希腊人的氏族中，母权制让位于父权制、正在产生的私有制在氏族制度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为了保存整个氏族的权利基础（经济），虽然禁止族内通婚，但容许女子在氏族内出嫁，也规定要求这样做（保存女继承者的财产仍然贵本氏族所有），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也促进了财产了累积于家庭中，使家庭变为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随着财富被作为最高价值受到赞美，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共产制侵犯并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使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的权利及统计永久化的国家出现了。
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易的发展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也促使了货币的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力量，且随着工业与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分工日益充分发展），产生了凌驾于部落与氏族（氏族制度与货币经济不可调和，生产在极其狭隘的范围内进行，且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之上的民族法（这也是跨出了摧毁氏族的第一步），而建立国家的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公民的权务按照私有财产的多寡决定，随着有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旧的血缘亲属团体的各种机关日益遭到排斥；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在雅典，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与集中于少数人级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非民主制，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度。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野蛮人中分离（劳动生产率提高、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必然导致奴隶制，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家庭内分工也决定了两性的财产分配与社会地位，母权制被父权制代替、对偶制向专偶制的过渡也永久化了男性统治，个体家庭的发展也威胁着氏族制度）；第二次分工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了人的劳动力价值），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经济的单位，贫富分化；商人阶级（不事生产只从事商品交换）的出现也导致了周期性的商业危机，随之，金属货币的出现，也加剧了贫富差距、阶级对立与压迫，也出现了3大奴役形式：奴隶制、农奴制与雇佣劳动制。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缓和阶级冲突，保持秩序，从社会中产生又居于社会之上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但国家本质上是镇压被压迫阶级的机器。文明社会也彻底确定了专偶制的家庭形式、男性统治的地位即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由阶级产生，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必然消失。
二、性与性别
两性的对立即是一种男性的自我、主体与本质的地位与女性的他者、客体与非本质的地位，他者通过主体确认自己，从而成为他者，且为了不使他者成为主体，就必须使他者屈服于主体，即女性对男性的屈服，女性不像无产者或黑人群体那样有一致的利益足以汇聚成一个整体，因为她们是分散的。这种性别区分是一种生理既定，且男女两性的区分出现在职业、教育、平台、机遇、阶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区分中，而女性的附庸地位意味着当她们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就等于放弃了与高等阶层联合带来的好处，这也进一步解释了布迪厄的“性别符号暴力共谋”，但我们应该知晓两性是一种有差别的平等，呼吁性别平等。
为什么女性被界定为他者。从生物学论据来看。雌（被动）雄（本原，积极，主动）两性的区分（异质体）是为了繁殖，以保证物种的延续性，但生物结合机械理性的观点（精子与卵子的结合）是错误的，因为两个配子作用一致；在哺乳动物中，生命具有了最复杂的形式，雄性（攻击性和主体性）侵入雌性，雄性的生命通过精子在他者身上超越自己，而雌性先被侵犯，后被异化（变为异于自身的他者），变为胎儿，生命延续，但这一过程中，雄性的力量不断增大，雌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奴役与异化，更为悲苦，但这不足以确定性别等级及女人作为他者。从精神分析观点来看。这是一种主体的异化倾向，但两性的生殖器差异造成了男性的自豪、特权来源，使女性更加自卑与好奇，性欲、“在下位”的屈辱地位，男性是人，而女性就是女人，女性仍然是一个他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两性看做两个阶级：有产者与无产者，地主与奴隶，私有制导致了妇女的屈从与奴役地位观点的错误性，因为劳动分工不止会带来分化，也可以有联合，性别压迫不同于阶级斗争，恩格斯回避了女性劳动，仅宣称社会主义共同体将取消家庭。
生育将女性束缚在重复性与内在性与家务劳动中，哺乳被当做自然的，而非高傲的肯定理由，男性的攻击性与创造性维度给予他们最高的尊严，为了重复生命，女性又是给予生命的生存者，故而确立了女性的屈服地位，也造成了男性统治。母权社会以女人真正掌握土地为特征，削弱了丈夫（精子）的特权，生命的延续是超自然的恩赐，但其实政权总是在男性手里（如母舅），生理上的优势使男性确立为至高无上的主体，男性通过力量、劳动实现了对土地和自身的征服和父权制的成功，但男性只是占有了他已经占有的东西，使权利与现实相一致，且男性对女性越来越高的征服欲望。私有制与财产继承的发展，使女性被男性挤出继承财产拥有权之外，父权制、性别等级的强化、重男轻女，都在强调女性的贞洁，空间权（束缚于私人空间）与话语权的剥夺，这种对女人的压迫根源在延续家族与保持财产，（摆脱家族与私有制），富有又独立的女性让人产生更多的不安，实质上，仍然使女性有较低的成就期待，且即是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时，女性也重新在各个方面被严厉地奴役，女性仍然是被压迫的，成功的女性其性别都被隐藏了，两性并没有真正的平等，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经济工作上升空间的玻璃天花板，处于附庸地位。
女性束缚男性的超越性冲动（如母亲将儿子关在子宫中），男性在女性身上寻找虚荣心（征服感），贬损女性，同时又厌恶女性肉体的身体。男性生殖器的骄傲（特权），也形成了女性的奴役地位，虽然当前的婚配模式是一夫一妻制，互相献身与互相忠实，但仍然是男性统治，女性自主的顺从，对女同的抨击。女性是毁灭性的，但男性通过女性（女性献身于男性）自我实现，神圣的结合使每个人在他（她）身上找到生活的意义（虽然男性也是他者，但女性是绝对的他者）。这都体现了一种性别等级，即男性统治、女性服从与忠诚。这种两性关系中，也就是萨特指出的女性的屈从低位形成中，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人。女性的正常命运是婚姻，但婚姻使她们实际上仍然从属于男性，男性的权威依然建立在牢固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上。因为在女性一生的生命历程中，都可以看到性别后天建构的色彩。
两性的等级首先体现在家庭中，即父亲的权威与神圣性与母亲的屈从低位，社会对男性英雄主义的赞美及女性情感主义（锚定男性的感性）的渲染，及女性的被动性的“无意识共谋”，在性行为的关系中，由于男性本身的阳刚之气与骄傲，便更加使男性享有特权，生育造成了女性对怀孕、强奸与分娩（与死亡挂钩）的恐惧，因此男性是攻击性的、占有性的，女性则是被占有的客体（他者）。少女等待着男人（拥有威望与社会经济基础），使女性确信成为男性的仆从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也符合父母的教导，男性需要征服行为、实施暴力、反抗（力量、超越性）确定至高无上的男性主体性中心，而女性则是忍受折磨、顺从、退让与接受（束缚、歇斯底里），造成女性的自卑情节，也压制了他们智力的发展。男性在性行为是中心与自主（主体、攻击）的位置，女性则是一个牺牲品的他者，男性对女性的侵犯与粗暴（女性在性行为中被控制与制服），特别是在父权制下，要求女性保持贞操（束缚在婚姻内），而允许男性的私通，男性的特权地位源自生物学的进攻角色与家长、主人的社会职能结合。女同性恋者是“男性化女人”，呈现出男性的第二性征，即精力旺盛、有攻击性与充满活力的女人拒绝成为被动的客体，异性恋要求男性是支配的主体，这样的女同（拥有较强支配欲的女性）否认与挑战男性的特权等级；对母亲的固恋；力图在他性中重新把握自己（女同在性行为中没有搏斗、没有占有、更多的是平静的快感、重新创造自己，二元性变为合作关系），性欲表现了个体对生存的总体态度。
婚姻是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命运，但女性在经济的变化（参加劳动）正在动摇婚姻制度，女性不在受到生育职能的限制，也就失去了自然奴役的性质；原始社会中，两性的婚姻是不平等的契约等级，对男性（娶妻）而言是家庭的生产者（经济特权）、供养家庭（超越性），女性（出嫁、父母安排）则是照顾家庭与孕育后代的男性仆从（内在性）。母亲通过孩子在性方面完成自我实现（“自然”使命、延续种族），婚姻制度也才具有意义，达到它的目的。但科技的发展也使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能力得到了部分的可控（避孕、堕胎（由于女性劳动或夫妻供养能力的问题不得不堕胎，不同等级女性的风险不同，包括手术条件、医疗设备等，这一过程充满了痛苦、疾病与死亡，带有惩罚意味，女性的恐惧、羞耻与犯罪感的混合神经危机）等），节育与合法堕胎能使女性自由地承担做母亲的责任，怀孕时女性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矛盾统一，担忧对孩子与家庭的责任感等复杂情感，作为母亲的支配欲与儿童作为个体的自主性间的对立，更有意愿生育男性（控制了一个权威，通过他拥有世界），而生育女性更多的被看做“对手”。
女性的打扮是一种展现，具有双重意义，是男性与家庭的“门面”，也具有“性对象”的屈服象征意义，体现出她们的社会处境，但也表明她们既服从于既定秩序，也可以拒绝俗套；服饰对女性的客体地位来说改变了她们的内在价值，保持女性的地位，得到别人的嫉妒（成功），同时对身体体态的要求与控制，但同时也屈服于痛苦的从属地位。
卖淫存在于文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如贫困与失业的存在，迫使这部分女性降低到物的水平，也类似于齐美尔关于货币的论述，货币的异化、隐匿化等也助长了这种情况的发展，这类女性是男性的替罪羊，男性可以释放自己卑劣的欲望，发泄然后否定她；妓女与已婚妇女的唯一区别价格和契约的期限；妓女们以女性纯粹的一般性做交易，结果竞争使其处在悲惨的生活水平中，而高级妓女努力使自己的特殊性得到承认，期待高贵的命运，最新化身便是女明星，被世人冠以“艺术”的头衔，这种舞台声誉成为她们的商品价值，她们力图征服超越性，展现自己，利用自己的身体重新成为主体（自恋的神话），在性爱中以性冷淡等表现自己的“对抗”与“神秘性”，但这一过程中，女性在分享男性的财产与声望，从属依然是她的命运，她们也深知掌握与吸引男性的重要性，因此，保持容颜与身体是极其重要的，她们最大的不幸是千百次的从属于他人（男性），而这本身就是不幸的，过渡时的危险突发性带来的焦虑与神经紊乱悲剧，不论是在青春期、性启蒙还是绝经都会出现，衰老的困扰引发的“身体斗争”，如美容、保养等。也展现出身体的社会学意味。
女性联合只是机械性的联合，她们仍然属于男性世界与被否认的领域、男性统治下的从属地位，女性在重复的岁月中逐渐损毁，她们的显著特征就是逆来顺受（妥协等奴性），将其封闭在私人领域内，女性在男性的支配下被动的行动，神经性的歇斯底里，她是他者，他是主体，但女性也很矛盾，嫉妒男性的权威与地位，也乐意通过他享受这种优势。这种内在性的阶级与性别需要一个超越性的幻想——宗教，出路就是集体的解放。
《族群与边界》；《独自打保龄球》；《童年的消逝》；《我们的孩子》
《学校与社会》；《明天的学校》；《民主与教育》
一、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集体与个人的社会边界，关键在锚定，这种锚定，是人们持续的归属和自我归属的产物，包括共享的文化与价值、构成一个联系与互动的范围、拥有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定的成员资格；二者之间的相互适应也需要借助科技媒介、集体活动、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等有益于重塑社区精神。
1.当前社会，单身、独居现象越来越多。
三四十岁的单身人士。不愿牺牲自己的事业或生活方式。从家庭的环境中解放，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集中更多精力在追求自身需求中，这种单身亚文化促成了全新的个人主义，齐美尔指出城市化（城市的发展）没有压抑着自我，反而是让个体在城市生活中重新培养，城市拥有开发且自由的无限空间，可以为人们的各种亚文化找到归属；随着女性教育、就业的空间的提升，妇女地位也在逐渐提升，公寓型住房需求蔓延至成年的单身男女，既可以保留个人的私人空间，又可以高度的融入于社交化的生活，这种变化也带来了亲密关系的变革（吉登斯）；个体在儿童时期拥有的私人独处空间不断增加，成年后就越加想要保持这种自由独处的状态。
离婚人群不信任婚姻是幸福与稳定的基础，工具性婚姻的失败。
老年人宁愿独居也不愿与孩子居住在一起等，独居老人拥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享受自我，个人主义文化；独居老人也会推动社会养老保障设施体系的完善。
此前，群居意味着安全与保护、获得食物与繁衍后代；然而，今非昔比，独居与单身，分性别、年龄段、地区；这种独居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与亲密关系的理解，也改变了我们成长的方式甚至去世的方式；我们应该思考为何这样的财富与福利要使他们将自己与他人分离？当代，世界性历史文化的转变，涂尔干称其为个体的宗教崇拜，（但涂尔干也指出现代发达的分工模式也会从另一方面紧密人们之间的联系，个人主义者可以聚集起来达成公共利益），对个体的推崇与负责超过了其他因素；现代都市社会的多样化与快节奏、较强的个体化特征使回归独自一人（保持隐私、独立空间、探索自我等）成为一种常态；独居现象的出现与都市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变化发展是紧密关联的，独居并非孤独。
2.帕特南继承了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力图从民情（公民社会的状况）出发考察和评价美国社区生活（结社，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等集体行动）在衰落，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侵蚀状况。
社会资本是社会上个人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这种资本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信任的范围、社会合作的质量、公民参与的可能性；氛分为连接性与粘合性的社会资本，（兼容性（广泛的扩大互惠规则），排他性社会资本（内部忠诚与排他））。
普遍互惠准则是社会资本的试金石，托克维尔的“正确意义上的自利”，经济学中的降低交易成本，诚信是润滑剂，社会信任，可信赖性，如熟人社会中紧密的社会网络让人更加诚实与可信，社会信任度随代际更替加速降低，法治等正式机制的上升（在原来，可以由普遍互惠的社会替代）。可以看到，60年代，美国的社团组织与活动迎来了扩张时代，参政热情等公共事务高涨，婴儿潮意味着美国人口的年轻化，这种公民运动的热情往往到中年才开始，所以短期的降低了公民运动的参与热情，但之后也会大道新一轮的高峰；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信任，嵌入密集的互惠关系。但如今美国公民在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工作联系，社会联系，志愿活动，社会信任等许多集体活动中的变化。
与社会资本衰减相关可能性解释。时间和财富压力（夫妻双职工家庭的特殊压力）；城市扩张，大城市（信任，熟悉弱，法治，削弱了公民参与与社会资本），小城镇（熟人社会的信任替代了法治，人情，责任感），郊区的异化（变味了分区，富人区，工薪阶级区，黑人区等，反而产生了低的社会参与意识），家庭地点与工作的巨大空间分离（破坏了社区边界）也增加了个人独处的时间，降低了非正式社会交往的参与；电子娱乐特别是电视对闲暇时间私人化的实质性影响；代际更替（热心公共的一代被参与较少的子孙辈替代）。对社会资本的侵蚀（社会资本的销蚀）。
社会资本有许多的正面意义，信任，社区集体，健康生活等，但粘合性社会资本也会与自由等价值发生冲突，作者从教育与儿童福利，邻里关系，经济发展，社区安全，民主等角度出发，考察了社会资本的衰减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影响。较强的社会资本易于形成互惠的公民参与，责任感，道德凝聚力等。（集体社会）
要创造新方法加强人们的社区意识，社团协会等各类互助、社交、互惠互利性质的组织，社会运动，公民创新，重建社区，创造连接性社会资本；教育；新城市主义；社会责任感的社区精神，宗教宽容；新的电子娱乐方式增强邻里的社区参与；各行各业的人聚集起来参加各种艺术社团；更多的参与社区的公共生活中。通过文艺活动创造连接性社会资本，政府等机构要将更多的事物下放到社区公共生活。
独自生活也是一种个人选择，私人空间构建的可能性为其支持，个人空间会让个体更好地生活，从而更好地进行社会交往中；独居并非一个社会问题，也给人们提供了建立意义深刻的联系所需要的私人时间与空间，帮助个体成长，有效的重返社会，特别是繁忙的现代化社会中的我们，学习独处，可以有效的实现自我，更好地产生共同生活的想法，更好地融入集体与社会。尊重独居，重塑独居，有尊严的、带着主体性的体面的去往另一个世界，
二、关于教育
自由和个性发展与纪律的关系，学校与社区的关系，即学习与社会，学习与环境的关系，将学校与工业教育结合，使劳动成为有效的教育手段和内容。
1.自然生长的教育
教育不是依靠外力将成年人累积的知识强加给儿童和青年，而是让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生长，教育要以儿童的自然生长与需求为核心，尊重儿童成长的阶段性需求与特点，顺其自然，儿童通过在实践、生活中使用感官学习，从而获得的一系列“知识”才更加有教育意义，强调亲身学习，而强加知识型教育强调积累信息，儿童对这种知识符号的反射本身并没有理解，破坏了真实感，这种捷径使儿童成为教育的受害者。
安静、纪律、服从、约束、接收知识，这其实是一种体能精神的折磨，不符合儿童发展生长的规律，他们不适合静，而是动（在现代的抑制型教育看来是制造麻烦、扰乱秩序），且每个儿童都有强烈的个性，自由，因材施教，活动儿童的身体，训练他们独自做事、相互帮助的能力，不要过于提供帮助，让儿童自己思考，结果实验的训练，更有教育意义，这才是积极的纪律，惩戒的纪律在这种学校在几乎看不到。
2.空间设置的问题&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教室的空间设置，造成了听讲，消极的接收与依赖，而非儿童主动的学习，将儿童视为个体的集合，机械聚集，忽视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差异性，这种旧式教育转变为现代教育中，儿童变为中心，在儿童学习的过程中，用刺激和兴趣与通过指导实现教育的目的与意义，这种经验、实验、观察，亲力亲为的学习更具有教育意义；学校和儿童的生活间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是否让儿童的自然天性自由发挥并获得满足，如果自然和社会可以融入课堂，那么实现儿童生活与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融为一体也就获得了机会，文化修养也就成为民主的通行证。典型的：中美间的教育体系差异
要实现学校实践在社会方面与校外生活的联系，将学校与生活联系起来，便于儿童将知识与生活联系，使学校成为有机的整体。（类似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使儿童理解社会生活的价值。同时也指出，经验情景联系的重要性（当下教室的设置缺少这种联系），教育的目标变为积累知识，束缚了思维的发展，在规划前从未被理解的思维对象时，一切思维都是原创性的，传授的是事实，而非观念。
3.知识获得（被动）vs自发学习（主动）
缺乏鲜明的社会动机只是为了获取知识的学习，即使有了成绩，也仅反映在学校的考试结果中，对社会的益处并不明显，发展社会合作精神和共同体生活精神（无序中的有序，活力 ）vs课程的背诵与考试（互相帮助不是自然的合作联合关系，而是一种秘密的行为，如作弊现象），通才教育vs技术性教育，文化人（社会意义，终极意义）vs工人（谋生的手段，教育的工具性）；学校的实践教学活动不只是让儿童获得技术技能，更重要的是作为科学理解自然的材质和过程的活动中心，从实践活动中自发的学习，这一过程也需要教师的指导。（强调个体的主体性）
4.被区分的教育（布迪厄，福柯，文化符号暴力垄断）
首先是劳动（实用主义）与闲暇（文雅，自由教养）的分离，如脑力劳动vs体力劳动（凡勃伦），都体现出教育价值的文化与效用的分离。
在旧秩序中是精英式的教育，教育是不从事体力劳动（为他人服务），只是脑力劳动（斯文），等级意味，随着民主教育思想的发展，大众教育，但也出现了新的教育隔离。
机会平等（曾经出现过）与阶级差异、隔离（区隔），因素：家庭背景，种族，性别；阶级的不平等，不同经济背景的人能否获得平等的人生机会，在一个社会流动较低，先赋性的资本高于自致性的社会，阶级壁垒，社会断裂。
A：家庭：经济鸿沟引发的居住隔离，富人区与穷人区，儿童在生活机遇中的天壤之别，机会鸿沟，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家庭结构内，父辈的经济资本拥有量的影响，财富为子女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与可能性，可以营造一个好的家庭环境让儿童以放松的态度良好的成长；父代的受教育水平也会影响子代的到来、培养与发展、自身婚姻状况、人生规划、为子代提供的家庭环境，教育模式也从放任教育（天分与自主）变为精密教育，这类父母一开始便投入了许多经济、时间等成本深谋远虑的为子女考虑、做打算，有意识的培养子代各方面的能力，促使其取得成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资本拥有量越丰富，异质性也越强，这种良性的弱关系（圈子）更有助于促进其子女的社会流动，且对子女的独立要求高于服从（低教育水平父母的目标），以培养、温暖、关爱、慈爱为主的教育风格。两阶家庭（父代高的教育程度子代也会幸福优秀的成长，反之，底层家庭的孩子更容易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复制再生产。
B：家庭结构、经济情况、种族出生和学校条件交织的影响塑造儿童的人生机会。贵族学校，父母的各类资本量较高，帮助子女获得成功，特别在选择学校时，如学区房，学校的差异更多在于学生群体的父母的资源与习气，你的同学是谁？（同辈群体）近朱者赤，贫困社区的社会病症在低层次的学校的缩影，学校教师资源的差异。
C：邻里社区的社会关系对儿童成长的影响。经济、社会和制度资源如安全气囊，熟人社会，相互关照，相互信任，低成本的交易等，良师益友（人生机会中的贵人）的指导，安全健康积极广泛的社会网络（邻里环境）保护着儿童健康成长，这种公共关系网也是一种集体的责任，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反之，代际的恶性影响积累及再生产，负面影响的加剧，这也是集体效应，社区越富有，正能量，社区越贫困，负能量。
这种阶级鸿沟破坏了政治平等，影响着政治稳定，瓦解了民主的正当性，经济鸿沟与道德鸿沟。要推动低收入工人阶级的经济持续复苏；父母应有工作更充裕的弹性，更多的选择以陪伴儿童成长，且应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专业儿童幼教机构服务；在不同的学校之间实现学生、资金和教师的再分配，政府出资补助推动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的社区杂居，并向低层次的学校注入更多的资金与师资力量，缩小这种阶级（机会）鸿沟，同时，创建学校――社区共建的，扎根本地社区的社会组织，创办邻里社区的特许学校，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社区复兴，集体意识以缩小机会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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