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份书目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韦伯《儒教与道教》
《经济与社会》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林肯传》
涂尔干、韦伯、齐美尔、马克思,是社会学公认的几位奠基人,他们的著作也被公认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我想,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是因为那不多的几十本书,是我们一次次出发的起点,我们每完成一次学术探险后,最终抵达的结论和终点又好像早已被它们所预示,总有似曾相识之感。所以它们既是我们眺望的地平线,又是我们走得过远时可以回望的学术故乡。基本上每一个分支学科,甚至每一个具体研究的最初命题,都能在他们的论述中找到原型,后代的学者又总是试图和他们对话,回答他们未竟的问题,隔着遥远的时空和他们辩论,反驳他们、超越他们,最后又不约而同地向他们致敬。它们是我们这一门学科海域的航标,又是我们学术之船的舵和锚,让我们的研究和文章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大一时,我读过;大三时,我读过;研究生时,我又一次次读。虽然每一次读的著作不同,理解不同,但每一次我都有新的收获。涂尔干的严谨,韦伯的深刻,齐美尔的诗意,让我在每一阶段的阅读之后都会无意识地模仿他们的文风,有时追求简洁有力,有时充满了辩证的不轻易下结论的长句,有时又喜欢各种形象的优美的隐喻。
涂尔干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的思想,究竟能在哪一个层面上作比较呢?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试图解释宗教这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和长久存在的事实,他试图解开宗教之谜。宗教是他的谜面,而他得到的谜底是——社会。涂尔干是从解释图腾开始,他反驳了宗教的“万物有灵论”的解释、宗教是原始人对未知自然现象的恐惧的解释、宗教是对神的崇拜的解释等等。涂尔干认为,我们崇拜的不是祖先、不是灵魂、不是喜怒无常的大自然、不是至高无上的神,而是社会。人们感受到了社会巨大的、无所不在的、个人必须依附才能生存的力量,感受到了社会对人先在性的决定性的力量,人们对这种宏大的力量无以名状,用宗教的形式来崇拜它、顺服它,通过过宗教生活的方式来强化人们之间的社会纽带,巩固社会整体的团结。所以宗教不过是社会的化身,是社会的面具,是社会的隐喻。而对于韦伯来说,《儒教与道教》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延续,它要论述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同样具有理性的东方古国中国发展起来。韦伯提出的谜面是“资本主义”这一宏大的社会体系,而他得到的谜底是——宗教。韦伯认为,西方社会发展起资本主义所依靠的人们的那种入世禁欲主义和天职观,都可以在新教中找到源头,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虽然也提供了一套理性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意义,却提供不了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然而韦伯止步于此,他没有回答,人们为什么会信奉新教,各种不同的宗教形式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所以韦伯抵达的地方,恰是涂尔干开始的地方。韦伯得出的答案,正是涂尔干向我们抛出的问题。
可是我所迷惘的地方还不止于此。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明确提出社会学的任务是理解个人赋予意义并指向他人的行为,个人是意义的最高载体,“国家”、“集体”、“民族”这些概念都是不可理解的。然而韦伯最为人们所知的著名概念,如“科层制”、“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等等,都是整体性的概念。韦伯并没有像霍曼斯的社会交换论那样,从简单的个人层面的行为规则出发,推演出整个社会体系的规律。而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曾明确提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是客观的、具体的,必须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而不能陷入目的论的解释。但是他在解释宗教时,提出的“社会”的概念却是抽象的、宏大的,甚至神秘的,这和涂尔干那种一贯的力图使社会学成为科学的态度似乎并不符合。我想,也许这两位伟大的人物,在思想发展历程中,似乎都越发察觉到社会世界的复杂和微妙,隐隐感觉到用单一向度去解释社会是行不通的。
书目: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吉登斯
《亲密关系的变革》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吉登斯
《解读福柯》李银河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苏国勋
《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阐释》施路赫特
读书感想:
在读吉登斯的著作时,感觉他从很多前辈的思想家那里获得了灵感,比如说他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就有很多米德的思想痕迹。和实验心理学家将心灵和自我作为具有稳定特征的超文化和超历史的实体进行研究的方法不同,社会学家更重视自我的社会属性,比如米德就将自我视为一个过程而非实体,是“主我”和“概念化他人”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宏观的社会得以构建的过程,可以说,自我与社会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吉登斯继承了这个思想,他认为自我是社会的“反思性投射”,“自我成长的精神风貌显示的是在整个晚期现代性中的主要社会转型”。
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变革》则有很多福柯的思想痕迹,但是他没有福柯走得那样远,比如他和福柯一样,反对“性本质”论,“性”不是某个人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属性,而是一种选择,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所以那种用有关“性”的特征来给人分类的思想是行不通的,从自我到亲密关系,都是可以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地去改变和塑造,充满了人的自主选择,福柯甚至说“从自我不是给定的这一观点出发,我想只有一种可行的结果:我们必须把自己创造成艺术品。”当然,吉登斯没有福柯走得那样远,他认为在自我的形成中,各种风险、存封的经验、抽象系统中的专家系统以及社会道德感的影响始终穿插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吉登斯从最微观、最私人的领域,比如自我、亲密关系,到最宏观的领域,比如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对于现代性的论述一以贯之,他让我们看到现代性的特征是如何从社会系统渗透进人格系统,这一点又有点像帕森斯。
由于上个月读了福柯的原著,这个月选择阅读李银河的《解读福柯》,感觉福柯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的颠覆性和解放性让我深感折服。虽然按照他的看法,在权力微观化和富于生产性的时代,我们永远都身处权力之网中无法逃脱,但是意识到这种束缚,总比无视这种束缚要好得多。根据福柯的看法,人生在世并非为了使自己变成为符合某种身份标准的所谓“理性”的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把自身界定或确定在一个固定的身份框框之内,而是要透过生存美学,发现人生的“诗性美”的特征,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人生历程。
个人感受:
这个月因为很多作业读书状态不是很好,下个月要争取有所改进。读书最大的一个感觉是,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种种束缚,无法实现绝对的自由,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精神上保有一片自由的领地。而且很多思想家会给我们鼓舞,这种鼓舞的力量并不会因为重重的时空阻拦而有丝毫减少。通过阅读经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清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也许是阅读在学术研究之外带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了。
刘倩读书报告(更新至10月8日)
书目:(第一次发帖,包括以前读的几本经典著作)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社会的构成》吉登斯
《新结构功能主义及其后》J.C.亚历山大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赵鼎新
《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于建嵘
新人发帖……
我刚刚加入研究生二年级的读书会,读书会的很多传统和规则都不清楚,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上次开过读书会后,贺老师指出,我应该多读基础类的经典著作,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有关中国的经验研究之上。所以这次的读书报告主要汇报我以前读过的一些经典著作的感想。坦白地说,我现在读书还没有找到感觉,每读一本书,首先想到的是:这本书有什么用?能否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去?抱着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是很难真正读进去的。所以我现在正在努力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繁就简,尽量减少和读书不相关的活动,把日常生活围绕读书这一中心任务安排,使自己能够专注地投入到书中的世界中去。
经过上次的读书会,以及阅读了2009级的读书经验总结,我发现自己在读书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规划,没有系统。但是我听了同学们的报告,心里也存在着一点疑问,在此提出来和大家交流。其实在上次读书会的最后,有一位同学也提出来了,那就是读书的广度和读书的纵深问题。这两者需要兼顾,但总有一个偏重问题。读书会上,我发现,有的同学是按照学术大师的主要著作来阅读,一段时间集中读一个人,争取搞清楚这位大师的学术传承和思想脉络;也有的同学是按照学科分类来阅读,一段时间只研究一门学科,争取把本学科的主要概念、重要观点、基本方法都弄明白。还有同学是按照某一主题,博览众家,中西兼顾,当然,这个主题只是大概的范围,真正的目的还是要迅速扩展视野,争取最大的见识。那么,“广撒网”和“深挖井”哪一个更好呢?我想,注重了阅读的广度,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见识到多种思想流派的碰撞,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各种思想的优势和不足,同时常常产生跨学科的联想,在边缘和交叉地带找到启发,锻炼思维的发散;而注重了阅读的纵深,就能够更完整地认识到某种思想流派的连贯性,欣赏到大师的思想体系的宏大和精美,锻炼自身思维的严密。当然都很好啦。这只是我一点点胡思乱想,我马上就会着手设计自己的读书计划,希望向大家学习!
下面就几本书特别谈谈感想: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社会的构成》吉登斯
如何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社会与个人、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是当代思想、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当代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对此,布迪厄和吉登斯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布迪厄不是通过形成一套严格限定的理论,而是通过系统地发展一种社会学方法,来实现超越二元对立的这一目的。这一方法主要包括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一套十分简明的概念工具,建构研究对象的程序以及将在一个研究领域业已发现的知识转用到另一个领域的程序。和布迪厄从方法论上超越二元对立的努力稍有不同的是,吉登斯更注重从本体论上重新梳理社会、行动者、结构、行动、系统、制度等基本概念。布迪厄的思想强调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吉登斯主张结构的二重性;布迪厄和吉登斯的理论都强调实践的取向,布迪厄更重视不同场域中截然不同的资本等级秩序和实践逻辑的不可通约性,吉登斯则强调规则和资源的“转化性”潜力;布迪厄在利用“惯习”超越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中仍然有决定论的倾向,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中仍然赋予客观主义某种优先的地位,而吉登斯更强调结构作为资源和规则可被行动利用的特性,以及行动者的能动性特征。
《新结构功能主义及其后》J.C.亚历山大
这本书最有启发性的一个观点是:社会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不能视为一种线性发展的模式,或者一种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不同的思想流派随着时间的流逝轮流支配着我们的注意力。阐发、衍化、修正、重新建构、解构描绘出了最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把我们带回到社会学传统的循环始端。
随着时间的变化,竞争使学科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已确立的,颇受重视的传统可能备受指责,有时甚至消失了;而地位较低的学派则取得了显赫地位。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传统必须发生变化,而那些持续了一代以上的传统总是经历了实质性的修正与重新建构。有人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曾经周期性地宣布思想的破产,结果却使自己重组更新,使自己在学科舞台上涅槃重生。
这本书提醒我们,我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有时候返回传统,回到最初,重新阅读社会学奠基者的著作,比如《自杀论》,或者关注某种看似没落的思想流派,比如结构功能主义,往往能得到新的启发。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詹姆斯•科尔曼
作者一开始就说,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是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然而,迄今为止的许多社会研究,不是把社会系统作为整体来观察,而只是观察其中的某些部分。
系统水平的现象产生于个人之间的互动,但是这种现象既非凭借个人意愿产生,也不能依据个人行动进行预测。总之,要去除一切“还原论”的思想。
在很多理论中,微观到宏观的转变都曾被认为是个人倾向性、态度和信仰的简单拼凑,然而微观到宏观的转变绝非是个人行为的简单拼凑。
科尔曼具体分析了六种微观水平的行为以各种方式结合,从而形成了宏观行为:
个别行动者的独立行动给其他行动者造成了某种外部影响;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双边交换;双边交换扩大为市场竞争;集体决定或社会选择;一种相互依赖的行动结构,其表现形式是正式组织;一种集体权利的建立。
科尔曼在书中还批判了韦伯著名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一书中的观点,在此不赘述。我感觉,他认为韦伯犯了我们常说的“系统谬误”。
科尔曼的研究,使我们在个体特征解释、心理解释、文化解释之外又多了一条路,特别适合解释个体形成集体行动的动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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