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倩（10.23—12.3）
书单：
《叫魂》
《大转型》
《在野之学》
《支配社会学》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皇权的控制与官僚的抵抗
——《叫魂》背后的权力运行与博弈
1768年，一场关于叫魂的妖术恐慌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百姓人人自危，官僚上下奔走，皇帝也担忧焦虑。在这场关于叫魂案的组织动员活动中，中国君主官僚制政治体制中信息沟通不畅，君主专制，官僚体制欺上瞒下，贪污腐败，相互勾结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暴露无遗。封建社会晚期的权力运行实际上是一场君主和官僚的合作与对抗，皇权的控制与官僚的反抗共同构成了君主官僚制下的政治组织图景。
一、问题的提出
1768年，弘历在位的第33年，康乾盛世的顶峰，一场有关“叫魂”巫术的恐慌从江南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从平民百姓到政府官僚，最后甚至惊动了皇帝，引起了一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而这场声势浩大的捉妖记，最后却不了了之，悄然收场。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盛世妖术”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皇帝、官僚和普通民众三种社会主体对妖术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行动。
作为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面对妖术传言表现出极大的恐惧不安，并采取了一系列自我保护运动，而官僚们不管是否相信妖术的真实存在，首先考虑到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安抚百姓的恐慌情绪，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将这件事压下来不必被皇帝知道，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将叫魂和剪发辫的妖术活动与政治罪联想到一起。而作为这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面临着两个棘手的问题，谋反与汉化。因此他十分敏感地将削发与政治问题联想到一起，一方面出于自身政治安全的考虑，他竭力督促各地方官员逮捕妖术犯，另一方面出于对满人汉化腐败以及政治常规运转体制的不满，他以此为“事件”动员各层级官员组织行动，并趁此机会把自己关心的问题和官员们摊牌。
叫魂恐慌作为一场民间妖术的谣言为什么会惊动乾隆皇帝？叫魂案何以比肩谋反罪扮演着政治罪的角色？在这一案件的参与过程中，君主和官僚们分别采取了哪些行动？君主官僚制下君主专制和官僚体系又是怎样一种权力的运行与博弈？
二、帝国的逻辑：中国官僚君主制下的权力运作模式
对于中国帝国晚期政治制度的研究呈现出两大流派和学术研究传统，一种着眼于中国封建晚期的行政官僚制，包括制度结构、人事任命和价值，而另一种则注重对帝国机制的研究，特别是帝国通讯制度的发展。孔飞力认为，君主作为帝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非远离这一制度且具有无限权力。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假定专制权力和官僚常规在同一体制内的长期互动关系是此消彼长相互排斥的：其中一种权力的增长膨胀意味着另一种权力的萎缩削弱。从长远的角度看，专制君主最终会屈从于官僚。但孔飞力始终相信，在中国的制度下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和常规权力并非扦格不入，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持表现为一种均衡态势。
孔飞力认为，在韦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中，其实是回避了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之间的关系互动，他认为中国的君主制度是一种不完全的中央集权，政治运作规则也是不成文的。虽然韦伯虽然用“官僚制”一词来讨论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官僚制”，他的“官僚制”只专用于现代层级分明、照章办事、分工明确的科层体制，而中的制度则属于“家父长制和世袭统治”一类。韦伯认为中国的官僚也受到了“法典化常规”的制约与控制，君主能够通过对官僚的频繁调动来防止他们发展地方性的权力基础和小团体，从而对他们建立起一种“专制的与内在的控制”。
汉斯·罗森伯格在对普鲁士的经典分析中，对“王朝专制主义”和“官僚专制主义”作了区分。按照他的定义，“专制主义”指的是未经宪政制衡或与有影响的社会阶级分享的权力；而“王朝”则强调君主个人对整个社会、以及对应召来执行他命令的“王家仆从”的支配。罗森伯格“王朝专制主义”制度刻画成一种“君主独裁政治的实验”。尽管他没有对君主与官僚之间的关系作详细的描述，但他却暗示了官僚们自身的思想状况，即“出于恐惧而屈从于权威的丑恶性格。”
周雪光则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角度分析了叫魂中体现的中国国家治理逻辑。他认为叫魂事件的特殊意义在于乾隆皇帝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即采用运动型治理模式，叫停和整顿常规治理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反映了特定制度环境背景下的国家治理逻辑。运动型治理模式的出现原因在于国家治理的规模以及多样性，常规型治理机制在处理某些事件时可能会出现力不从心，无法解决的现象，进而导致组织失控或失败，此时就需要运动型治理进行替代和纠正。
孔飞力在《叫魂》详细刻画了叫魂案中君主和官僚们面对常规政治机制的失败分别是怎样采取行动的，乾隆皇帝为何如此重视叫魂事件，以及叫魂事件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叫魂》从历史角度出发，独特性的展现了常规与动员双重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研究价值。
三、叫魂故事的始末
乾隆年间，浙江省德清县有两座寺庙，分别是慈相寺和观音殿。慈相寺的几个贫困潦倒的和尚因该寺香火冷落而萌生了不道德的念头，利用时下人们对叫魂的恐惧，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香客们如果去观音殿进香非但不能得到庇佑，反而会遭到毒害。而为什么会选择石匠作为妖术谣言的主角呢？一方面与人们对建筑风水的信仰，中国人自古就相信，房屋等建筑的风水会对居住者的吉凶运势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许是源于德清水门修筑工程的恶意竞标。当时德清水门的吴石匠竞标成功，负责当地水门建筑工程，而竞标失败者可能因此而沮丧怨恨，进而设法传播谣言以造谣自己的对手。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有关妖术的谣言不胫而走，进而逐渐扩大化，引起了人们对妖术的恐惧。叫魂案的最先起源就是德清水门事件，一个名叫沈士良的屠夫因为两个侄子拐骗他的钱财并且虐待他的母亲而愤恨于心，决定诉诸阴间的力量以寻求正义。便将两个侄子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请求吴石匠将它打入石桩，因为时人相信这样会给人带来不利的影响，致人生病甚至死亡。胆小的吴石匠害怕自己被牵扯进叫魂的罪恶勾当，于是将沈士良送入县衙，最终沈士良被打二十五大板后释放。
4月3日，一个名为计兆美的德清人，因为多喝了几杯被叔叔怀疑在外赌钱而被打了一顿，他又羞又怕，便逃到了杭州以乞讨为生，当天晚上他在外闲逛时他的口音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怀疑。一些人将他围住，并质问他是否来自德清，是否为叫魂而来，并殴打恐吓他，试图将他送至官府。由于害怕，计兆美便胡诌出一个故事，但是在被审问的过程中他胡编乱造的故事不攻自破。但是此时，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已经引发了好几起扰乱人心而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
同样是4月，几个来自萧山县的和尚到杭州化缘，在化缘的路上，巨成和净心碰到了一个识字的孩子，和他说了几句闲话他们便继续上路，没想到走了片刻，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和焦虑不安的村民将他们围了起来，并生气地责问他们是不是来叫魂的，为什么要打听他们孩子的名字。原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听到这些天从外地来了一批叫魂的术士，他们四处游荡，专门对孩子施展叫魂法术，使他们生病或者死去。公众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愤怒，巨成和净心被送到了县衙接受审问。而此时他们发现，他的另外两个伙伴也已经被拘捕，并且受到了刑事审问。原来在超凡和正一的化缘过程中，因为拒绝给蔡捕役塞钱而被他栽赃陷害，诬告他们是来叫魂的，结果引起了围观民众的愤怒，于是这两位和尚也被抓入官府，并且收到了刑讯逼供。
有关剪发、叫魂的妖术谣言，快速地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包括苏州、山东、河南、山西，甚至北京。容易轻信的民众受到叫魂传言的侵扰，造成了大范围的恐慌，甚至引发了一系列公众动乱。民间的恐惧超出了各地官员们的想象，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地方上拉响戒备状态，抓捕叫魂犯来平息公众的怒火与恐慌。而此时的弘历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也得知此事并对叫魂案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在7月传令各省督抚密切查询此案，对叫魂犯进行抓捕，并加以惩治，以儆效尤。
然而两个月过去，各省并没有传来关于妖术案件的消息，弘历十分失望，他认为叫魂案件有可能和谋反有关，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因此他以严厉的口吻极力督促各省官员对叫魂案的搜查进展，为了表现对皇帝的热忱与效忠，一直缓慢行动的各省官僚开始卖力逮捕、搜寻，并对叫魂嫌疑犯进行刑讯审问。然而随着清剿的进一步升级，案件的进展却并不理想，各地更多的故事和证据的浮出使得叫魂案迷雾重重，令人怀疑。从弘历对各省官员案件汇报的朱批中，可以看出皇帝对各省官员办事的不满。
然而故事的最后，真相浮出水面，朝廷在各地叫魂犯的供词中发现，从春天持续到冬天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叫魂案，不过是奸邪之徒利用民间妖术信念逞其私欲而制造的一场恐慌，公众的无知，卑劣的官僚腐败与严苛的刑讯逼供，捏造了非常离奇的叫魂传闻，并被大众误以为真，影响范围持续扩大化，最终造成了一系列惨死狱中的冤案。然而这个案例甚至还赌上了皇帝的尊严。当冤狱的肆虐变得越来越明显，官方停止清剿并对嫌犯予以释放。朝廷始终没有承认叫魂案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它坚信叫魂案的妖首正犯确实存在，而各省官员的失职则导致了他们的逍遥法外。最终弘历寻找替罪羊，与官僚机器算总账，惩罚了相关的失职官员，这场轰轰烈烈的叫魂案最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四、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博弈
（一）妖术活动演化为政治罪：来自皇权的担忧
那么妖术恐慌这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呢？在帝国的政治制度中，妖术实际上扮演的是一种“政治罪”的角色。所谓的政治罪，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谋反、宗教文字异端、文字的诽谤或公开的造反。它与腐败不同，腐败影响的只是官僚机构的效率，而政治罪在皇帝的眼中，是能够动摇国家的制度根基的。弘历对叫魂案的关注以及对妖术的清剿是与他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对官僚体制常规化与汉化的担忧影响着他对妖术恐慌的判断与态度。
削发的要求起源于满族政权的建立时代，为了确立政权地位，满人虽然承袭了明朝的政治机制，但是却将剃光前额，采取满洲发式作为民众臣服的象征以及对新政权的认可，头发具有了某种政治色彩。因此弘历从盛行民间的叫魂妖术背后，看到的是有人可能利用剪辨妖术制造恐慌煽动叛乱，动摇帝国的合法性基础。此外，令弘历头疼的还有满人官僚汉化的势不可挡，一方面政权的稳固需要满人和汉人减少对立与排斥，融洽相处，另一方面，他认为满人官员沾染了汉人官员不好的品质，腐败贪污、官官相护、沆瀣一气，这种恶习正是以江南为中心快速扩散，不断毒化和侵蚀着满人勇敢、简朴与坚毅的美好品德。从弘历对江南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又排斥的态度可以体现出这位统治者的矛盾与忧虑。因此他以叫魂案为契机，他试图用这场动员对官僚体制予以整肃。
（二）中央与地方官僚集团的相互制衡
君主官僚制下，君主与官僚被嵌入程序化的行政体制中，君主面对着一系列的文件事务，以及为数不多的有限选择，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避免自身的官僚化，并使得官员们都按照他的要求行事成了君主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就官僚本身而言，他们始终受到规章条例的制约，如果违反就要被弹劾、罚俸或撤职处分，但同时这些条例也为他们的职责界限划定了明确的范围，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并得以反抗上司或君主的专职要求。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和运行的呢？
1.考绩制度
在帝国的政治体制中，君主往往对官僚们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往往加大对专制权力的诉求，往往通过干预的方法将专制权力注入官僚机器的运作过程之中。君主控制和对官僚们监督的主要形式就是三年考绩制度。然而弘历在登基后很快就发现，这一制度的最终效果并不能让他满意。对官员考绩的基本程序主要包括京察和大计。在上级官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中，他们对下属并没有多少了解，评分呆板固定，官员素质难以区分，劣员不受纠察。举荐官员悉出个人喜好，对丑闻秽行一味迁就。而京察也只是在敷衍塞责。常规考评彷佛只是形式，并没有达到考核选拔人才的作用。相反，上级官员因避免承担推举错人而受到责罚的风险，评价含糊其辞，充满了陈词滥调、空言套语，皇帝和吏部难以据此来区分官员的优劣。
面对常规考评制度的失败，弘历抓住一切机会让专制权力介入用人制度，为此，他力图通过官厅秘密报告的方式从各省获得秘密的人事评定。然而他却发现，行省官僚们在考评属下时会碰头会上以弥合意见之间的差距，最后达成大体相似的评价，这就剥夺了皇上本人获知不同意见的机会，这其实也是官僚常规权力对专制权力一种无声的反抗。
因此君主要实现对下层官僚更有效的控制，就必须打破常规的官僚办事程序和制度，觐见制度、现场的机要考评制度等都是出于这一目的，但是看起来这些举措并没有使得君主或官僚更进一步。
2.非常规动员
叫魂案的出现为弘历对官吏个人纪律的整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这样一个政治罪的出现甚至扩大化也与官僚制度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特点是分不开的。叫魂案始终都是建立在荒谬的妖术传言的基础上，案件故事离奇，证据疑点重重，供词反复改变。尽管弘历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叫魂案的妖首并不存在，但是弘历在督促这一案件进展的过程中却含有整治官僚集团纪律的深层意味。面对当各省官僚的毫无任何有益进展的奏报中，弘历的朱批中或是严厉批评，或是无情嘲笑，“吾未想，汝竟如此废物矣。”他将各省官员在缉拿妖首上的失职归咎于他们的怠惰、无能和对下属的轻信，也归因于他们在江南沾染的腐败陋习，官官庇护以及官员个人的忘恩负义，并且叱责了他们督饬不严。
在这一过程中，官员们发现职务的界定和辖区的边界并不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保护。当浙江巡抚冯钤向上报告说他让省臬司去调查妖术嫌犯，这在寻常情况下本是很合理的做法，但弘历却呵斥他推诿卸责。君主的压力使得官员们不得不突破常规机制，积极开展逮捕叫魂犯的工作，以满足上级的指令。
尽管叫魂这场运动型治理动员了部分官僚们的积极行动和参与。但是官僚机器也做出了一部分难以体察的抵制。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协调一致的，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要抵制专制权力并不需要像作弊一样苦心经营。官僚机器本身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抵制专权的诡计得逞。总结起来，各地对专制权力的抵制大致有四种方式，一是忙而不动，在先前的奏章中表现出自己的忧心忡忡以及对案件的查缉精心布置，但这其实只是装模做样；二是转移君主视线，寻找相应的替代性的重大事件而逃避责罚或者得到象征性的处罚。三是统一步调以及将案件调查常规化，官员们用人数来赌安全，以逃避办案不利或出错而导致的君主盛怒的惩罚；四是转移到安全的行政轨道中，叫魂案中的许多例子中都可以看到官僚们试图将君主紧急而又非常规的要求导入他们更为熟悉和习惯的日常轨道，不论最后办案的结果如何，恪尽职守总是可以得到不功不过的目的。
君主和官僚集团，中央和地方官员之间权力运作的都是是一场有关君主专制与官僚常规权力的平衡与失衡，在常规化行政事件和非常规的紧急动员之间体现的君权与官僚权力的博弈，君主企图通过对官僚精英的控制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而官僚集团面对君主的非常规的要求，同样也会采取降低行政效率来进行抵制和反抗。
五、结论与讨论
叫魂谣言的产生是从下而上不断被扩大化，腐败的官僚、严厉的刑讯逼供、编造的证词，都被作为叫魂案的燃料使得这一案件愈演愈烈，同时也导致一批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冤死狱中。而叫魂案的消失却是从上而下的，当朝廷从各地再三审问得出的证词中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民间出于私欲而编造的一场谣言和污蔑时，沮丧之余，弘历下令停止清剿，这场闹剧也就这样黯然收场了。叫魂案能够成为政治罪而被如此声势浩大地全国动员起来进行清剿，除了叫魂妖术中的剪辫暗藏政治谋反的动机，更是弘历对于常规政治体制长期的不满与担忧的趁机发泄。在叫魂案的组织行动中，官僚君主制的弊端，如欺上瞒下、颟顸怠惰、相互庇护等暴露无遗。例行化的行政事务和非常规的动员行动过程中，体现的是君主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权力的博弈。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弘历想要通过对各地官员的督促，以非常规的形式介入官僚机器中，甚至努力打破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以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但是官员们只是利用官僚机器缓慢的工作方式，就足以无声地抵制与反抗。
同样，在整个事件中，我们也能看到君主官僚制的困境。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皇帝想法设法获取更真实的信息，而地方官僚则相互沟通，官官相护，沆瀣一气，形成自己的庇护关系网络。同时遇到事情他们会第一时间选择瞒住上听，形成一致的口径向上汇报，直到最后难以兜住才会抢先汇报给皇帝，以使自身免于失职的惩罚。此外，官僚制的常规运转模式长期维持下去会导致组织失败，因此常规与动员的双重运动过程就十分必要。但是这一方式并不能解决君主官僚制的危机，其困境也许是结构性。叫魂事件不只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民间妖术恐慌的故事，其背后的组织意义、上层权力、官僚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的互动也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与讨论。
2020.9.21-2020.10.23
【书单】
《社会学与哲学》
《西方的没落》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
《现代性与大屠杀》
《非正当性支配》（在读）
《经济与社会》（在读）
理性的困境
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理性化。从16世纪开始向全球蔓延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西方的社会理性化运动。韦伯主要从宗教学方面阐释了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这种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积极进取，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财富的精神。
一、资本主义精神的滥觞
1.新教伦理
韦伯认为新教出现以后，西方才产生了资本主义，在这之前只是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他从文化方面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寻找了一个全新的阐释，从宗教和神学思想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1）“天职”观念
“天职”观念阐释了所有新教教条的核心信条，那就是摒除天主教伦理戒律中的“命令”和劝勉。上帝唯一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 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在道德上证明了尘世活动所起的道德意义，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和进一步发展。
（2）加尔文宗的恩宠论和预定论
而加尔文教的恩宠论和预定说更是为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行为找到了答案，他使世俗的日常生活合理化了。这种教义宣称，一个人甚至在他出生前就已被上帝判决了他的来世命运。而且，作为尘世中的人，他无法获得对上帝这种判决的了解，因为采取任何世俗的手段都无法窥知天意。整个世界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世上唯一的任务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履行上帝的戒律，从而增添上帝的荣耀。他们把在尘世中尽职尽责，追求财富堪称荣耀上帝的行为。
（3）清教的禁欲主义
这种入世的新教禁欲主义，一方面它强烈地反对任意享用财富并且对消费进行限制，尤其是奢侈品消费。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将财富的获取从传统伦理观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影响。它将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解禁相结合，凭借禁欲主义的节俭来实现资本的积累。
2.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概念是“职业责任”，即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堪称一种尽职尽责的活动。正是这种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劳动者将劳动作为自己的天职来看待，他们具有高度的劳动自觉性和责任感。这种精神在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
但同时韦伯也警告，由禁欲主义而发展出的理性主义精神已经获得了一种强大的动力，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已经成为囚禁人的铁牢笼。而获得全胜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禁欲主义的支持了，他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根基——机器。剥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的财富追逐，变得越发具有纯粹的世俗激情。
（二）现代性的悲剧
在鲍曼看来，所谓现代性，在精神层面指的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和控制的欲望，而制度层面则指的是高度有序的现代社会组织形态。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认为，大屠杀不是一次反犹行为或德意志的反常行动，而是现代性的表现，在大部分情况下理性精神和高效组织被认为是文明进步的象征，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催化出大屠杀这样的悲剧。
他从思想、制度、技术方面指出了现代性使得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条件。
首先是思想方面，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绝不仅是一种传统的反犹主义，而是一种现代的思想。
犹太人可以说是一种三棱镜群体，他们没有土地，财产，帮贵族做事 但是在贵族眼里，他们是粗野的，未驯化的，野蛮的下层群体，对于农民、市民而言，他们是冷酷而傲慢的社会上层，是剥削者。因此德意志人民普遍对犹太人充满了厌恶的情感取向。
现代性具有园艺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的特点就是对杂草和害虫会消灭，在纳粹人眼中，犹太人就是杂草和害虫，因此必须被控制和消灭。
在思想上，种族主义的倾向提供了思想动机，但只有这一点还不足以产生大屠杀。
现代官僚制度为大屠杀提供了制度可能。现代官僚制度具有分工合理，等级分明，照章办事的特点，它的核心是理性和效率。在这种理性精神的指导下，一开始这些官僚们只是区分犹太人然后对他们驱逐和进行隔离，他们一开始并没有种族灭绝的计划，随着犹太人越来越多，没有更多的接收地，于是肉体消灭成为可行的方式。正是这种讲究效率的官僚管理制度催化产生了屠杀犹太人的方案。
此外，现代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集中营和毒气室，为大屠杀提供了技术的可行性。大工业厂的设施和流程提高了大屠杀的效率。现代性的分工和管理方式维系着大屠杀的进行。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
现代性使得纳粹摆脱了道德上的自责。根据米格拉姆的发现，和受害者在身体上与心灵上的距离越远，就越容易变得残酷。因此，行动的组织越理性，行为越容易制造痛苦，而个人却保持着平静。现代官僚制度具有等级分明的行政权利体系。官僚组织中的每个人听从上级的命令，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人们在工作中考虑的不是后果，而是有没有完成上级的指令。
受害者方的现代性
犹太人是纳粹的帮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屠杀的进行。因为他们受理性的支配。比如由犹太人精英组成的犹太委员会，为纳粹提供名单，组织犹太人住进隔离区，帮助管理自治区的秩序。他们希望德国人相信犹太人是行为得体，可以信任的现代公民。将犹太人分批送上火车，他们决定了什么时间送多少犹太人并且负责管理秩序。其实这么多犹太人如果奋起反抗，纳粹就不会那么容易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然而他们中的精英选择的是自我保全，即服从理性原则：牺牲少数来拯救多数。
最后鲍曼也提出了组织大屠杀这类悲剧的可行办法，那就是依靠道德，因为道德不是现代性的产物，它诞生于人类萌芽期。本质上是对他人无条件的责任。但这种方法能不能行，还需要更多的探讨。
2020.8.13-2020.9.26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学术与政治》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一、学术与政治——指引青年知识分子前行的灯塔
（一）引言
《学术与政治》是由韦伯1917-1919年在慕尼黑大学发表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篇演讲稿构成。理性化“祛魅”的时代下，思想丧失自信，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生活的通则，官僚组织膨胀，普世性的价值体系崩溃，统一的世界变成了“文明的碎片”。韦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青年人传达了他对过往学术生涯的反思、对学术地位的定位和自己的社会伦理观，书中所体现的思想对当今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各种思想碰撞，对自身理想和未来仍然迷茫无措的青年人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内容概要
1.以学术为志业
（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成为一名讲师
以学术为业，教师是一个极佳的选择，志趣和职业合一。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他任务的两重性，不仅需要具备学者的资格，还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而衡量老师的优劣标准则是由决定赏光来听他的课的学生人数决定的。因此某些纯粹表面的因素，如讲师的性情，甚至嗓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涌向某位教师，其程度比人们想象的更大。
此外教师和学生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教师不应该成为领袖。韦伯认为，教师应该给学生传授的更多的传授经验知识类的内容而非价值观和政治立场，而后者应该到能够听到批评意见的地方去说话。在课堂上，学生与老师处于不对等的关系地位，学生必须沉默，老师必须说话，而且课堂上没人能够批评老师。因此如果他不尽自己的职责，用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韦伯对学术人的定位，即价值中立原则。
（2）对学术的内在志向——作为一名学者
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的一部分，而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而是含有另一种含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意味着一种“除魅”的过程，人们不必再像野蛮人一样相信某种神秘力量的存在，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的使用意味着理智化。
现代人的个人生活已经被嵌入“理性化”中，进步和无限使得文明生活也没有了意义。于是韦伯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人的生命整体中，科学的职业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然而科学并没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科学只能回答，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结果，从“值得知道”这个角度，应当是重要的。
2.以政治为志业
（1）支配权的内在依据和外在手段
韦伯指出，国家是一种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的暴力手段来支持的。要让国家存在被支配着就必须服从权力全程它所具有的权威。人们什么时候服从，为什么服从？这种支配权有什么内在的依据和外在的手段呢？
支配权的内在依据，即基本的正当支配类型有三种，分别是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制型。传统型的支配是“永恒的昨日”的权威，即通过源头的渺不可及的古人的承认和人们的习于遵从，而被神圣化了的习俗的权威。传统的家族族长制和世袭君主所实行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支配。而超凡魅力型权威，来自于极端的个人献身精神，个人对救赎、对英雄业绩的信念或其他一些个人领袖的素质。这种类型的支配，是由民众认可和推选出的战争头领、统治者、群众煽动家或政党领袖所实行。法制型的支配是依靠“法制”，依靠对法律条纹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这些法律，是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
那么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威们，如何维持其支配呢？韦伯提供了两种方式，一是持续的行政管理，使人的行为服从于拥有正当权力的权威们，另一方面要通过这种服从，控制行驶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即居于统治地位的权威们想要维持其统治，必须同时控制着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2）以政治为业的两种方式
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而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将政治当作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形式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而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的人，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而想要成为“为”政治而活着的职业政治家，则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他不必在经济上依赖政治给他带来的收入，即他必须很富有，或者在生活中必须具有某种提供足够收入的个人地位。其次，他还必须有经济上的“闲暇”，也就是说，他的收入不必依靠他本人持续不断地将精力和头脑完全用于，或至少主要用于经济收益地经营上。只有食利者才是完全具有“闲暇”条件的人。
（3）以政治为业的含义
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那么职业政治家们应当具备怎样的素质，才能正确行使这种权力呢？韦伯提出了对政知见具有决定性的三种前提性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激情是指不脱离实际的激情，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的、献身于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但是仅有激情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对此项事业的责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这方面所需要的，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使他能够在显示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这也表现在他与人与事都能保持激情。此外，他还需要在内心征服一个十分无聊，有十分符合人情的敌人：一种十分庸俗的虚荣。
（4）政治和道德的关系
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指导行为的准则分别是“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并不等于不负责任，责任伦理也不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对立。韦伯认为，任何像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相结合。
（三）总结与反思
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涉及的价值中立、伦理信念、责任和价值等问题，对所有的企图寻找志业的迷茫中的年轻人都具有普适性。读完此书，让我想到了前两天风靡朋友圈的一篇文章，《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该文章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上。文章中作者指出了当前高校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双重困境，在大学里，学生因“内卷”而迷茫，教师因找不到潜心治学的学生而苦恼，学生们的一切学习生活都以绩点为导向。所谓的“卷”，简言之就是一种因竞争而起的精力消耗和浪费。在各大顶尖高校中，人人都处于囚徒困境之中，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关注绩点。因为绩点意味着出路，无论是日后选择读研、出国还是工作，高绩点都会让你拥有更大的选择权。
因此对绩点的追求使得知识的学习退居其次，韦伯在书中谈到当时学生选课的标准是老师个人的感召力，如性情、声音等，而现在中国高校教育中，学生选课的标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能不能学到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哪门课程给分高，看起来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利己主义的导向，因此外界往往评价，现在高校培养的都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背后绝不只是学生的原因，更是制度或考核标准的弊病。当然也可以用韦伯的理性化理论来解释，工具理性主导着学生们的思维，以绩点为目标，通过各种手段使自己达到最终的目的。利用规则，计算各种利弊得失来做出自己认为最有利的选择。
这样看来，青年人应该拥有的关于理想、兴趣的热情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了，代之以合理计算出最优解并努力追求，这似乎是非常可怕的。制度、社会和个人共同造就了这一现象，其原因复杂也就不在此赘述了。但还是希望一如一百多年前韦伯的演讲中所包含的对青年人的期待一样，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唤醒现在因处于时代洪流中而迷茫的年轻人。最后以韦伯的“以政治为业”的最后一段话来告诫自己也唤醒他人。“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不可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2020.7.7-8.12（其中放假休息15天）
《原始分类》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道德教育》
一、原始分类——建构社会秩序的分类图式
在研究分类之前，涂尔干首先给分类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即“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是指各有所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逻辑学家和心理学家将其视为简单的、先天的东西，而涂尔干则认为分类图式不是抽象理解的自发产物，而是某一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是由各种各样的外来因素组成的。
接着他通过探究澳洲分类体系、祖尼人和苏人对世界的划分以及中国的分类方式来原始人的逻辑观念是怎样的，以及这种逻辑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1.分类观念和社会秩序的双向建构
涂尔干指出，原始分类不仅仅是个别的或例外的，也不仅是未开化民族的分类，它与最初的科学分类一脉相通。事物的分类原则再现了人的分类，原始分类也具有等级观念，分类所依赖的条件，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它是以最切近、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模型的，不仅类别的外在形式具有社会的起源，而且把这些类别相互联系起来的关系也源于社会。
同时分类的逻辑秩序极其严格，对人的心灵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以致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看见一整套按照这些原则加以安排的行动、记号和事物。比如澳洲部落传送消息的方式。人们将分类的逻辑秩序应用在事物上，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动规则，并进而建构和规范整个社会秩序。由此分类观念和社会秩序在双向建构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和发展。
2.原始分类的形成动力
分类所划分的不可能是概念，分类所依据的也不可能是纯粹知性的法则。决定事物分类方式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感而不是理智。事物本性之所以在不同的社会中会发生改变，是因为它们对群体情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很多民族认为，区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别，这是因为每个区域都有它自己的情感价值，在不同的情感影响下，每个区域都与一定的宗教本源联系起来，因而也就赋有了区别于其他所有区域的独具一格的品行。正是这种观念的情感价值，决定了观念联系或分离的方式，它是分类中的支配角色。
二、职业伦理——维护现代社会团结的集体意识
宗教是维护传统社会机械团结的集体意识，那么现代社会宗教的世俗替代物应该向何处探寻呢？涂尔干在多本书中都有答案，即职业伦理。涂尔干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详细的阐发了何为职业伦理，它的起源、发展以及在现代社会中成为集体意识的优势。“前三讲从法团演进的角度考察了职业伦理的公共精神的社会起源，及其在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奠基性作用，接着从个人和国家关系的角度讨论了政治形式和公共道德的特殊关系，以及职业群体在协调和建构这一关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最后涂尔干有关财产权和契约权的历史研究中，深刻揭示了这两种权利的神圣起源，进而批驳了自然权利的学说和功利主义学派有关天赋人权和利益最大的假设。”（引自编者说明）
1.经济社会的无序源于道德力的缺失
涂尔干并没有对职业伦理做出明确定义，而是从规范入手，指出规范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适于所有相似的人，即对所有的人而言，这些规范都无一例外地同样有效（涂尔干，2000：5）。另一类则并不是建立在我们天生的人性的基础上，而是能够随个体的变化而变化的规范，如家庭义务、公民义务和职业伦理等（涂尔干,2000:6)。因此，规范不仅包含着职业伦理，职业伦理在道德形式上也是一种规范。职业伦理的每个分支都是职业群体的产物，那么它们必然带有群体的性质。一般而言，所有的事物都是平等的，群体的结构越牢固，适用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就越多，群体统摄其成员的权威就越大。群体越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个体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越频繁，这些联系越频繁、越亲密，观念和情感的交流就越多，舆论也越容易扩散并覆盖更多的事物。显然，这就是大量事物都能各就其位的缘故。……所以可以说，职业伦理越发达，它们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涂尔干，2000：9-10）。职业伦理的一整套纪律规定着所有功能活动的细节，同时也在强化这种活动。然而产业和等经济的功能却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涂尔干，2000：11）。企业家之间的联系并不稳定，它们只是偶然地聚集在一起，只与个体有关。因此在这一种职业的所有成员之上，还没有法团可以维持某种统一性。
商业职业缺乏组织的状况，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在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里，根本就没有职业伦理，或者非常初级的。于是出现许多游离于道德领域之外的集体活动，它们几乎完全摆脱了各种规定的调节作用。（涂尔干，2000：11-12）没有道德纪律的压制，就只剩个体的欲求，这种欲求是无限的且无法满足，因此欧洲社会才会出现危机。（涂尔干，2000：12）
通过追溯法团演进的历史，他指出，法团或法团体系的必要性并非基于经济基础，而是源于道德的理由，惟有借助法团体系，经济生活的道德标准才能形成。（涂尔干，2000：32）
2.作为社会中间组织的职业团体的优势
在个体和国家关系的介绍中，涂尔干指出了职业团体作为社会中介组织所起到的连接作用。他认为国家的性质是政治社会，国家自身的意志并不是与个人截然对立的，只有通过国家，个人主义才能形成（涂尔干，2000：69）。而国家的基本义务是促使个人以一种道德的方式生活（涂尔干，2000：74）。但是当国家与个体非常接近时，国家会在个体的支配下衰落，并同时为个体左右，这种近似性也会使国家紧密地依赖个人，因为个人的数量很大，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国家（涂尔干，2000：100）。
所以，政治疾病和社会疾病同出一源，即缺少能够将个人与国家连接起来地次级组织。什么样地群体能够使国家摆脱个人呢？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只有两类群体，意识地方群体，二是职业群体。两者相比，职业群体更适于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向。因为地方群体具有外在的和人为的特点，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它们很容易构成也很容易接替。而职业群体作为个人可以为其奉献一生的永久群体来说，个人总是最紧密地依附着它。因此职业群体作为未来的政治代表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具有较强的优势性和可行性（涂尔干，2000：101-102）。
2020.6.7-7.7
【书单】
《儒教与道教》
《自杀论》
《社会分工论》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自杀论》
自杀论是涂尔干的代表性著作，在这本书中，涂尔干将现象自杀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以自杀为研究对象，利用大量的官方资料和调查数据，严谨地论证了自杀并非一种心理变态（个人精神病或偏执狂），而是作为一种集体现象取决于社会原因。涂尔干不仅在经验层次上验证、深化和发展了他的社会学理论，而且也为后来的反常行为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自杀的定义
涂尔干在开篇首先对自杀的概念进行界定，即“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而涂尔干所研究的并不是个别的自杀，而是社会在某一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明确的自杀倾向，也就是自杀率。
二、自杀与非社会因素
1.精神错乱、精神衰弱与酗酒
传统的精神病学家认为自杀是精神错乱的结果，并对自杀进行了病理学的分类。
（1）躁狂性自杀：这种自杀或是出于幻觉，或是出于妄诞性观念。病人自杀或是为了躲避某种危险或某种想象的耻辱，或是为了服从他从上面接受到的一道神秘命令。这是一种持久性的精神错乱，一种意识刚刚出现就被另一种意识所取代。
（2）忧郁性自杀：这种自杀与极度的忧郁和过分忧伤的综合状态有关，这种疾病使病人不再正确地评价周围的事物。一切事物对他都缺乏吸引力，并认为生活充满烦恼和痛苦，这种心情经常存在，自杀的念头也就经常存在。
（3）强迫性自杀：自杀不是任何实际或想象的动机引起的，而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死的念头引起的，这种念头毫无明显理由地完全控制了病人的思想。
（4）冲动性或不由自主的自杀：这种自杀不是由一种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折磨精神的念头所引起的，而是一种突然的、一时无法抗拒的冲动的结果。
然而涂尔干认为，精神错乱并不能与自杀相联系，首先精神上的缺陷不能被局部化，因此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偏执狂，其次精神病医生的观察有限，认为所有的精神错乱的自杀都没有任何动机，或者是纯粹想象的动机引起的。然而许多自愿死亡并不属于这一范畴，而且大部分都有动机，因此不能把任何自杀者都看成疯子，否则会引起经验层次上的谬误。
而对于精神上的衰弱与自杀是否有关呢？涂尔干利用统计数据对此进行了共变研究，并进行归纳推理，发现社会自杀率和神经衰弱的倾向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关系。
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各种社会弊病归咎于酗酒这一特殊的精神状态，那么酗酒对自杀的增加有无影响呢？涂尔干分别以法国和德意志为例比较研究，发现自杀率并非取决于酗酒者。没有任何精神变态和自杀能够保持某种有规律的和不容置疑的关系，因此自杀并不是取决于各种心理变态，仍然存在其他原因。
2.种族与遗传
涂尔干提出假设，即不同种族有不同的自杀率，然后进行了证伪。同一个种族的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自杀也不具有遗传性，遗传的只是精神疾病和各种生理特征。
3.自然环境
涂尔干首先假设自杀和气候、气温相关，随后发现，气候带相同的国家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地区组成的，另外意大利的北、中、南部地区自杀率的变化也没有与气候变化相匹配。而对气温的影响发现，自杀数量夏季>春季>秋季>冬季，自杀率和气温并没有必然关系，并提出解释，昼长的变化与自杀率呈现一种共变关系，主要原因是白天长社会活动密集。
4.仿效
模仿是否是另一种自杀的心理原因呢？假设仿效与自杀率确定有联系的话，那么自杀率就不是取决于社会原因而是个人原因。这与事实并不相符。
三、自杀类型与社会原因
社会的自杀倾向既不能用个人的心理器质结构来解释，也不能用自然环境来解释，由此，通过排除法，这种倾向必然取决于社会因素。因此他区分了自杀的四种类型并分析了每种自杀类型背后的社会原因。
1.利己主义的自杀
涂尔干首先考察了利己主义的自杀，从不同的宗教入手他发现，新教徒的自杀人数大大超过了天主教徒，而犹太教徒的自杀倾向普遍地小于天主教徒。他指出，新教与天主教的区别在于，前者在更大程度上允许自由思考，因此新教徒自杀较多是因为新教是一个不像天主教会那样非常整体化的教会。而犹太教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解释，基督教长期以来对犹太教的谴责已经在犹太人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团结一致的情感，群体的整合性较强。
涂尔干指出，宗教之所以能使人避免自杀的欲望，并非是信仰和教规的劝告和规定，而是牢固的集体状态使得宗教社会的整体化越牢固，因此具有预防的功效。
从同样的角度，涂尔干观察了家庭和政治社会。在家庭方面，引入了免疫力系数来说明不同婚姻和家庭状态的人在自杀方面的的差异，即“已婚者自杀率和丧偶者以及独身者自杀率之比”。他证伪了婚姻选择的先天素质、丧偶性质等假设，指出婚姻对自杀的影响作用不大，主关键在于家庭的构成，家庭人口越多，家庭构成越牢固就越能避免自杀。在政治社会中，社会的分崩离析也会增加自杀者的数量。涂尔干由此得出一般结论，自杀人数的多少与个人所属群体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因为一体化程度高的群体能够对个人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使个人从属于群体，不至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过度的个人主义使得个人与集体脱节，社会联系的松弛使得个人丧失生活的目标，陷入忧郁的状态而导致利己主义的自杀。
2.利他主义的自杀
当个人过分与社会融为一体时，他也容易自杀。老人、寡妇和仆从的自杀是一种义务型自杀，如果他们不履行这种义务，就要受到侮辱或宗教的惩罚。毫无疑问，这种自杀也是社会干预的结果。社会为了能够迫使它的某些成员去自杀，就必须贬低个人的人格。个体在集体生活中微不足道，缺乏个性，集体的整合性太强，个人因此而过分地与社会融为一体。利他主义的自杀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义务性利他主义的自杀、非强制性利他主义自杀和强烈的利他主义。前两种自杀性质相同，区别在于非强制性利他主义自杀并非明确地强迫个体自杀，而强烈的利他主义的自杀是新教忠实信徒的狂热表现，他们为了自己虔信的思想，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的个性。
利他主义的自杀常见于低级社会和整合程度较高的军队，这种自杀在表现自杀特点的同时，非常接近于我们习惯于尊重甚至钦佩的某些范畴的行为，因此我们常常拒绝把它看成一种自杀。但是过度的利他主义自杀可能是某种美德的夸张形式或变形，在利他主义自杀盛行的地方，人们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他们可能也不会更重视他人的生命。
3.反常的自杀
社会中还存在一种调节的力量，也会影响社会自杀率。在社会动荡的时候，社会规范松弛，社会的约束力无法及时使人适应这种剧烈的变化，人们的欲望得不到调节，原有的集体秩序被破坏，个体容易自杀。涂尔干通过不同经济状况下自杀的差异证明了这一点，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使自杀人数增加，是由于这些危机打乱了集体的秩序。对平衡的任何破坏，哪怕导致更大的富裕和生活的普遍提高，也会引起自杀。
感想：这本书体现了涂尔干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主张，利用大量的数据分析，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信仰、性别和婚姻状况的人们的自杀状况，反驳了非社会因素决定社会自杀的传统观点，得出自杀作为一种集体现象，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为社会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社会学可以独立地分析社会问题。作者介绍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自杀，可以看出作者对自杀行为是否定的，尤其对利己主义的自杀是强烈谴责的，不同类型的自杀与社会一体化程度和社会规范调节有关。在文章最后，涂尔干提出要想防止和消除自杀，可以通过教育，或者发挥家庭的预防作用，或是恢复行会，建立职业团体，使个体和集体组织联系起来。虽然涂尔干对一体化（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等并没有做出可操作化的概念界定，而是十分笼统地抽象出这些概念，后人很难对此进行验证。但是《自杀论》确以经验研究的形式给后世的研究提供了样本，不失为一本经典。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认为，分工并不是经济生活特有的现象，它在大多数的社会领域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政治、行政、司法和科学、艺术等领域领域的只能也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
一、分工的作用
1.社会分工的作用：劳动分工的作用在于创造文明，并且能够将人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
2.社会团结的形式：社会团结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群体和群体和群体之间的联结纽带。它主要有两种团结形式，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者建立在集体意识的基础上，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在信仰和情感上的高度同质性，主要而后者则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在分工的基础上他们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
3.两种法律形式：
压制性法律：压制性法律主要适用于环节社会（由彼此相似的同质环节构成），它建立在犯人的损失和痛苦之上，具有压制性，这种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刑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羞辱罪犯，发泄集体愤怒情感，从而维护共同意识和社会凝聚力。
恢复性法律：恢复性法律不涉及惩罚，只是将事物“恢复原貌”，这种法律主要表现为民法、诉讼法、商法等形式，和压制性法律一样，其目标也是为了维护集体秩序。
二、分工的原因
通常的理论认为，分工的来源就是人们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人们对幸福的需要驱使个人日益走上专业化的道路，涂尔干驳斥了这种理论。他认为，分工不断发展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环节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分割了各个环节的壁垒被打破了，各个环节连接起来，使社会实体变得自由了，进入到全新的组合关系中。而人口分工增长的趋势最终决定了劳动分工的发展。社会的成员越多，这些成员的关系越密切，他们的竞争就越残酷，各种专门领域就会迅速而又完备地生产出来。一旦整个社会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各种冲突就会爆发出来，只有依靠更加先进的分工形式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分工也是进步的动力所在。
三、分工的类型
正常情况而言，分工可以带来社会的团结，但在某些时候，分工也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
因此社会分工存在两种类型，即正常的分工和反常的分工。而反常的分工又存在三种形式：
1.失范的分工：分工是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强制的分工转型的必然结果，分工使得集体意识削弱，机械团结的力量削弱，但是还没有达到形成有机团结的条件，产生有机团结，各机构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规定，陷入失范的状态。
2.强制的分工：这种反常分工形式并不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特殊情况，即外部强制力量带来的结果。这种分工不是人们自发确定的，而是迫于强力产生的，因此这种分工形式不会长久。
3.不协调的分工：这种分工是分工的松散和混乱现象。劳动分工过于细致，不同的职业和部门各自拥有独立的功能，缺乏相互之间的联系，工人的活力也得不到有效激发，忽略了个人的兴趣和愿望。因此必须要保证个人的活力的以充分的发挥，各部门之间也要更多的交流协作，建立联系。
感想：本文解释了为什么社会越分化，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密切。随着人口的增加，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减少相似性带来的冲突，社会分工也更为细致，职业专门化趋势显著，个人很难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生活所必须的一切，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其他人的劳动，因此，社会分工越细致，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高。这本书作为涂尔干的博士论文，可以看出涂尔干已初步形成了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方法的观点，书中关于社会团结类型、集体意识和失范的分析对后世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在阅读的过程中，虽然能够对整体内容有所把握，但是对作者在法律、道德方面的论述仍然存有疑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细读一遍，从而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1.社会事实：一切行为方式，不管它四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 ，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它具有普遍性、强制性和外在性的特点。
2.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
这个基本准则下包括三个亚定理：
（1）必须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
（2）关于确定研究对象的方法：根据其共同的外在特征对社会事实进行分类。只应取一组预先根据一些共同的外在特征而定义的现象，并把符合这一定义的全部现象收在同一研究中。而划分事物的方法，取决于事物的本性。
（3）外在特征应该尽可能客观。
3.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
正常现象是指应该是什么就表现为什么的事实，而病态现象指应该是什么而未表现为什么的事实。涂尔干以健康和生病为例来探讨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标准，并得出三条准则：（1）一个社会事实一般发生在进化的一定阶段出现的一定种的时候里时，对于出现在这个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定的社会类型来说是正常的。
（2）指出现象的普遍性是与所研究的社会类型中集体生活的一般条件有联系的，就可以检验上述方法的结果。
（3）当这个事实与尚未完成其全部进化过程社会种有关时，这种检验就是必不可少的。
4.关于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
涂尔干认为，只有将社会事实放在一定的社会种下考察，才能确定它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那么如何划分社会种呢？分类的原则是，根据社会的结合程度对社会进行分类，而分类的目的是以数量有限的类型代替数量无限的个体进行研究和作全面的分析，分类的作用是使我们掌握能与那些本身不能提供分类标准的观察联系起来的标准。因此分类必须根据从中仔细选择出来的少数特性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分类不仅使我们能把已有的全部知识初步条理化，而且有助于我们形成新的知识。涂尔干把社会学中以构成和划分社会类型为任务的部分称为社会形态学。社会类型由简单到复杂，由简单的多环节社会（如斡尔朵这种氏族联合）到简单合成的多环节社会到双重合成的多环节社会。
最后涂尔干归纳总结出了分类的原则，首先，以最简单的社会或单环节社会为基础，根据社会表现的融合程度对社会分类，其次，再在各类社会的内部根据最初的多环节是否完全融合为一体来区分出各类变种。
5.关于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则
社会事实只能由社会事实来解释，必须从社会本身的性质中去寻找对社会生活的解释。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因素，应该到先于他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此外涂尔干还对这一原则做了补充，一种社会事实的功能应该永远到它与某一社会目的关系之中去寻找。
6.关于求证的准则
怎样来证明一个现象是另一个现象的原因呢？涂尔干指出比较法和间接的实验法是社会学的求证方法，比较的基础是同样的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虽然很多的方法都能应用于社会学，但是剩余法、契合法和差异法并不和共变法一样具有同样的证明力。共变法的优越性在于：事物的因果关系可以在事物内部得到证明。这种方法所确定的规律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因果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存的关系来因于这两个现象是同一原因造成的结果，或者还可能来因于在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第三现象。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演绎法来证明。
感想：本书脉络清晰地展现了涂尔干这位社会学的奠基人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原则和方法等的思考，并且以本书为指引，我们可以更容易了解《自杀论》、《社会分工论》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书的论证体系和解释原则。由此，涂尔干开创了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第一次明确了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使得社会学摆脱了实证哲学的色彩，真正成为一门社会科学。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根据引言中译者对涂尔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发展阶段的简要介绍，可以看出写作本书时，涂尔干的研究志趣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从社会学转向了人类学（或者说民族学、宗教学）。在这本书中，涂尔干明确界定了宗教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内。”接着他对传统的宗教起源学说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论进行了批判，这两种学说都把宗教当成了一种想象的产物，但涂尔干认为如果宗教只作为一种幻觉系统是不可能在历史上存在这么长时间，并且有着如此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因此他认为宗教是一种真实的事物，并主张在更基本、更原始的图腾崇拜中去寻找宗教的实在之物。于是涂尔干以澳大利亚部落为例开展对图腾制度的研究来说明宗教的本质和起源。
虽然以往并没有怎么接触宗教学的知识，而且由于自己是无神论者并没有信仰宗教的经历，对宗教学的书目一直缺乏兴趣，但是此书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么无趣，而且可以与之前阅读的书目有所联系，即宗教是群体生活的必然产物，是社会整合不可或缺的力量，这种宗教意识不可能或消灭，因为形成宗教的基础——群体经验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它会以新形式产生新的宗教意识，一直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我们任然能够看到宗教的存在，因为宗教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本身就是社会。
[ 此贴被社会学林倩在2021-01-23 14:23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