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月书单
书单：
《信任》尼克拉斯·卢曼
《污名》欧文 戈夫曼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彼得·M·布劳
《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乔尔·s·米格代尔
《政党：组织与权力》安德鲁·帕尼比昂克
《权力与繁荣》曼森 奥尔森
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
一、国家权力
国家的形态创造和激活了社会。如果说社会是人们身份的最表层边界，那么最初确定那些边界或社会边界的就是国家。事实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双向转化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赋权的，同时也是一场争夺代理权的斗争，以取得特定领域最终的东仪和决策自主权，表现为各自目标的相互排斥。国际各部分和其他社会势力之间在交集时产生的斗争和妥协，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作者认为：第一是全面转型；第二是国家的对既有社会势力的吸纳；第三是既有社会势力吸纳国家。
公民社会理论假定，在社会势力之间，甚至在竞争团体之间，存在着规范性共识或主导性观念；这一公式体现了普遍的道德秩序或社会秩序。人们是在小范围冲突发生之后才开始构建自己通国家的关系、调和或解决利益冲突并且从政治着眼顺应更大的社会压力的。任何势力，包括国家，要培养凝聚力、提高获得物质和象征性资源的能力并用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展示自己的正面形象，都取决于其在更小领域的表现。在小范围领域中，它必须十分成功地取得支配地位，适应在其他领域乃至最终全社会的斗争中有足够的资源。
权力确保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能力——在单独行动时难以获得。为了增强权利行使的可能性，人们必须与他人联合起来；因此，权力是在政治组织的框架内得以累计和行使的。因为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它往往内化于数量有限的此类组织。在所有的政治组织中，国家是最大、最正式和最有势力的。然而，国家只是众多组织形式中的一种：它是社会内部的一种组织，与其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治组织共存互动。现代国家的独特置换出在于，控制国家权力的精英通过宣称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来规范社会行为而寻求霸权。鉴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每种模式都充满了内部张力，社会行动者总有空间以发挥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总体上，双向影响的缺乏，起因于国家内部和农民阶级内部的组织虽然都拥有政治自主权，但都缺乏政治能力。农民可以在非国家的社会领域里积攒足够的实力，赋予他们自己的组织一种新的政治能力。通过这些组织，农民或许最终能够采取强制性主动行为，使形成回应大众需求的国家政策。通过这种类型的政治接触，社会行动者将为政府当局增添合法性，进而促进一种相互赋权的建设性过程，这不仅将强化社会，而且将巩固国家。
二、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
将国家和社会的形成及转变作为递归过程而不是自主过程来处理。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它们的社会；同时，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构建了它们的国家。国家对社会的脱节或绝缘有助于国家精英完成其政治目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日益脱嵌，并没有释放而是相反降低了国家深入社会、超越社会引导变革的能力。社会组织是存在于国家与社会脱嵌之中的，它们的形成不可避免地留有其形成时期的烙印。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一是地域渗透、地域扩张以及二者的结合；二是有无卡里司马型领袖；三是合法性问题，包括内生合法性、一国之内的合法性外生、一国之外的合法性外生三种。
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有四种困境:第一种困境：理性模型与自然体系模型，根据理性模型，组织主要是实现特定目标的工具。组织的内部安排只有根据其目标才可理解。第二种困境：集体性激励与选择性激励。在组织的支持者来看，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固有功能是维持组织认同。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固有功能是掩盖选择性激励的分配，这不仅也是组织内不能获益的那些人看来是如此，而且在那些可以获益的人看来也是如此。第三种困境：适应环境与主导环境。
三、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政党的形成
政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执政党往往掌握着一定的国家权力。权力一再被定义为一种交换关系，因而使互惠的，但是在这一个定义上看，交换可能对参与的某些部分更加有益。它是一个强力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种，一方优于另一方，但是绝不会有一方对另一方完全不防备。权力，在一个行为者比另一个行为者得到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下的“不平衡协商”中，证明了其本身的存在。
社会组织所拥有的权力往往受到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双重约束，制度化与组织化是二元对立的，制度化较强的组织往往组织化较弱，组织化较强的组织往往制度化较弱。制度化需要“克里斯马型领袖的常规化，”权威从领袖转移至政党，很少有克里斯马型政党能经历这一转移而幸存。制度化水平会塑造政党的主导联盟，特别是影响党内团结程度。政党制度化程度越高，党内集团的组织化程度越低。政党面对着不同的环境条件，它们是在政党的起源模式与制度化程度之间起作用的干预变量，这些变量证实了非常不同于之前假设的结果。这些因素在建构类型学时派出的因素，在我们对假设进行历史比较的控制时，必须被考虑进来。
在韦伯的概念中，克里斯马不仅仅是声望和权威的同义词，事实上，克里斯马包括了多项内容。
（1）“革命的”与“超经济的”组织合法性原则。
（2）组织以排他性的私人纽带为基础，并且以“信徒”对领袖的直接重称为基础——就像在传统家长制的权力关系中的那样。
（3）与其他形式的权力不同，克里斯玛权力产生了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这种孚的特征是缺乏“规则”，缺乏内部的“职业发展模式”以积极缺乏明确的劳动分工。
（4）作为一种超经济力量，克里斯玛组织回避了正常的筹资形式，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是通过“庇护”和战利品分肥来筹集资金的（有助于延缓组织的官僚化）。
（5）克里斯玛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而且迟早会被常规的行政需求所摒弃。
组织的诞生与巩固极大地影响它之后的组织“形态”。政党必须回到政党的形成阶段，并重点介绍其历史唯独。主导联盟的团结程度和稳定程度，以及组织权力图，产生了对政党主导联盟的一种分类法，也产生了对政党本身的一种分类法。组织规模、环境以及技术是影响组织动力最重要的因素，后来发现这一观点在其他的组织环境下同样适用，因而，组织面相的变化取决于，在与环境上、在技术状态上或在组织规模上产生的偶然的变化。
11月——12月书单
书目：
《社会的构成》安东尼··吉登斯
《自反性现代化》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斯科特·拉什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安东尼·吉登斯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安东尼·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安东尼·吉登斯
传统话语体系的新解
2017051343马锐
学界通常将吉登斯归为后现代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后现代是现代社会的延续和继承。他认为现代性这一概念是不断发展和变迁的。变迁是现代性的特质，当代社会学家应该在其中不断发掘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并且通过自身的理解赋予这些魅力以解释。现代性的解释体系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在社会学规范的框架之下，以批判前代社会学家思想为手段，逐渐建立后现代社会学话语体系，为社会学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的是吉登斯的思想来源于古典三大社会学家。他对于前辈的批判力度也是最为激烈和深刻。同样吉登斯也怀有充分的包容心对待同时期社会学思想。例如：在论述后传统社会的生活时，他引用了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在论述暴力与民主的兼容问题他引用了哈贝马斯对于合理性、合法性的看法。可以看出吉登斯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广泛的，在此之下，对于传统社会学话语体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区别于哈贝马斯的纯理论思辨，吉登斯的这些见解有着较为可靠的实证支撑。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哈贝马斯是思辨的巨人，那么吉登斯可以称为实证的巨人。
一、现代性的重新定义
现代是什么？现代性有何特征？这两个问题是后现代思想家所逃避不了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对该问题的回答如何决定后现代社会学家自身理论建构的方向。在传统社会学话语体系中，现代的出现是对于封建社会的承袭和延续，传统社会学家对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是建立在对于古典西方政治学、哲学、宗教学的批判基础之上的。而对于新的社会构成要素的洞见是传统社会学家得以立足的关键。例如韦伯对于天职观的解读、马克思对于阶级冲突的强调以及涂尔干对于法团建立的重视等等。
吉登斯认为现代的出现是以民族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的兴起、权力与支配（科层制）的出现为标志。而这些是后现代性出现的基础形态。吉登斯认为后现代性具有四个维度，分别为：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监视系统、军事力量。现代是后现代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以及他所论述的时间膨胀与空间压缩。
在后弦代三部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超越左与右》、《民族国家与暴力》中，他对于后现代为何进行了详细论述。从认识论的角度，吉登斯对主体理解力的分析实际上是反驳了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二元分化论。他积极的评价了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吉登斯将它的观点放在时间、空间、结构三种维度进行讨论的，可以认为我们在思考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必须将其定为于时空关系之中。在这里吉登斯提出了许多的观点，如在场与缺席，历史时刻与世界时刻等等。
以我的观点，吉登斯的论述是以破除传统观点为主旨。后现代需要思考的不仅是建设的问题，更需要思考如何去保护已经发展得当的现代产物。按贝克的话来说，后现代性是自反性现代化。以自反性现代化来理解后现代性，或者理解当前现代性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自反性现代化值得是创造性的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现代化归根到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它与现代社会对于传统社会的自反性相同。可以认为社会的进步是一种不断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后现代社会中会出现许多新的社会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往往成为新的社会组成部分的粘合点。例如全球化。全球化是自二战之后被提出的概念。全球化这一概念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仅是当前术的发展阶段，它的出现将资本全球化（跨国公司）、信息全球化（数字技术）、军事全球化（导弹技术）等相连接。也就是在全球化的体系之下，经济、信息、军事等多方因素相互关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状。
当然，当前现代性需要反思的更多是它的负面，也就是风险。前文提到的后现代性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风险性质。吉登斯论述的风险有很多，例如：生态问题、政治的私人入侵、暴力问题、贫困问题等等。以贫困问题为例。全球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实质的解决贫困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贫困反而急剧的加剧。不仅如此，相较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贫困地区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反而出现问题。例如，由于无法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某些国家无法抵御他国生产垃圾的倾销，往往这部分生产垃圾带有强烈的辐射与毒性。吉登斯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的不断补充与创新，例如起源于90年代的环境社会学，主旨即在建立新的研究范式以区别生态学与环境学。
二、结构化理论纲要
在中国，吉登斯被人所接纳最广的理论莫属结构化理论。他提出结构性二重性理论的原因在于其认为，社会学理论中有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后经验注意科学哲学的兴起。所产生的后果在于社会学界所产生的争论点大多偏向于相对主义、证实、证伪的问题。吉登斯认为这种现状容易使得社会学基础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哲学化，从而忽略了社会学理论更为“本体性”的关怀，而后者正是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的探求者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重新构造有关人的存在与行为。因此，吉登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试图构建有关结构的二重性理论学说，使得社会结构免于出现主体与客体相互矛盾的现状。
从社会系统的构成角度，结构二重性概念作为一种假设，体现在社会实践的循环往复这一基本性质上。实践的连续性是以反思性为假设前提的，但反过来，事件之所以可能具有反思性，又恰恰是由于它存在的连续性，使得实践在时空向度上体现出独特的“类同性”。登斯认为结构即是实践形构了社会系统的媒介，也是其结果。例如在教育体系之中，学历获取难易程度的划分是一种自上而下逐渐简单的结构，而在其中的人们的实践也在构成该种社会系统，所授予学历程度越高的教师所匹配的教育水平也就越高，而所能获得学历的人数却与之相反。这反应教育结构对于教育系统的规制，教育系统通过自身实践维护者结构的运转。
结构二重性把社会互动的生产，体现为其具有大量知识者行动的偶然性。具体来说，在行动互动过程，行动者即利用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即意义，以及支配和合法化，同时又相应的再生产了它们，从而构成支配结构的资源。这体现了结构二重性在资源再生产过程中所构成的支配性资源。资源在吉登斯认为是行动者在具体互动过程中所利用道德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要素。支配指的是利用和重构这种权利关系的过程中的资源和不对称关系。
在结构化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吉登斯认为结构化理论的构建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借助它自身的“内部批判”，即批判性地评估目前彼此对抗的诸多社会思想流派。
8月——10月书单
书单：
《福柯文选1，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
《福柯文选2，什么是批判》，福柯
《福柯文选3，自我技术》，福柯
《知识考古学》，福柯
《词与物》，福柯
《实践理论大纲》，布尔迪厄
《男性统治》，布尔迪厄
《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布尔迪厄
《自我分析纲要》，布尔迪厄
《实践感》，布尔迪厄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布尔迪厄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布尔迪厄
《单身者舞会》，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布尔迪厄
《国家精英》，布尔迪厄
《社会学：批判的导论》，吉登斯
后现代性思想
——以哈贝马斯、福柯、布尔迪厄的著作为例
后现代是以现代时间为基点而划分的时间段落。在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赋予了后现代诸多特殊的意义。其中以哈贝马斯、福柯、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20世纪中后期通过发表、著述论章、刊物的形式试图建立后现代话语体系。后现代性思想因其新颖性、批判性、反思性受了到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对于后现代性思想本身的思考也有很多。虽然每位学者关注的社会学问题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思想都逃离不了支撑社会学发展的几个关键要素。本篇文章将比较哈贝马斯、福柯以及布尔迪厄的思想理论，通过对于权力、阶层以及合法性在后现代思想语境之中的细察,试图解释后现代性思想的维度。
一、权力
无论是古典社会学三大家：涂尔干、韦伯、马克思，还是后现代四大家：哈贝马斯、福柯、布尔迪厄和吉登斯。他们的思想无一例外的逃离不了权力这一社会学论述的主体。后现代思想家对于权力的思考是继承和发展的。例如：哈贝马斯对于权力主体所拥有的绝对话语权以及这种权力所衍生出来的行为、言语行为和互动的思考继承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特别的是他所书写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继承与再生产。他在书中提到：“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于更好的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对于权力解释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权力与合法性的建立相联系，当二者在逻辑正确的前提之下会共同建立公民行动上的合理性，即公民在行动过程中会受到权力所带来的潜意识影响以及受到合法性条约的约束。这种权力结构所带来的社会是稳定的，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法律的建设需要考虑权力以及合法性相适应的问题。
相较于哈贝马斯以及布尔迪厄，福柯对于权力思考的角度选取更加的独特。福柯以知识或者文化考古学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多种社会行动中蕴含的权力以及权力之下对于社会行动者的影响。例如：性经验史中通过对于从中世纪以来插入权力的调查研究，福柯认为该种权力是与社会形态所适应的。对于性的压抑或者热衷反映了时代性的要求，而插入权力的转移更是如此。他分析认为“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将性隐藏起来，而强调性是一种“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性经验史：认知的意志，福柯）”这种对于性以及其所具有的权力态度充分表明现代社会中所对于欲望的肯定，当然这种认可是潜藏人心的。人们希望自己具有一种支配权（插入权）以用来支配“物”与“人”。当前性的机制是带有财富和社会阶层的表征。特别的是福克认为，男人在享用快感的过程之中是一种具有男子气概的，这种男子气概是他在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德行（性经验史：快感的享用）。在《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以及《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是无处不在的。它存在于监狱、精神病的判断、精神病的医治甚至是临床医学的发展。福柯是认同权力的这种存在方式的。他将其他学者忽视的权力对于社会行动者身体本身的影响展现在公众视角之下。而在《什么是批判种》他对于知识的形式进行了分析，认为知识的形成离不开交流、注册、积累和替换的体系，这个体系本身是一种权力的形式，其存在和运转斗鱼其他各种权力形式相联系。因此知识体系在于权力体系，是权力体系的附属品。
布尔迪厄对于权力的思考是将权力赋予在其他社会要素之中。例如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布尔迪厄将权力与电视媒体相联系，认为电视媒体天生就具有对于人产生影响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媒体所本身具有的，权力主体所拥有权力的大小是由电视收视率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布尔迪厄提出权力的传递的方式（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指引，布尔迪厄），认为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是一种文化资本的传递更是权力的再生产。权力的再生产需要权力场域的支撑。权力场是行动者或机构之间的力量关系空间，这些行动者或机构的共同点是资本，以在不同厂中占据统治位置。可以认为权力场是权力在不同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这种占据是否是统治的。而空间位置可以认为是每个空间位置在客观上都被它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所决定，空间位置包含一种系统有效性属性，这些属性准许这个位置处在属性的总体分布结构中并与其他一切关系位置具有相关性。不同于福柯的是，布尔迪厄对于权力的理解可以认为是从旁观者角度出发的，收集资料的手段也多为无结构式访谈，而福柯则偏向于对于历史资料的整理。这种方式使得福柯对于权力的理解更加充满客观性，他能够有效的使用自己所创立的理解范式对权力进行解释。
总的来说，对于权力的解释，后现代学者更加偏向于具有消极色彩的规制，是对于现代人的一种规制，是上层精英有权阶层对于下层的无情打压，以及自身可通过多种生产方式对于权力的再生产。
二、阶层
古典社会学家对于阶层的讨论有很多。韦伯在其《古印度教》对于印度种姓制的描述显示了印度阶层固化的现象。涂尔干通过描绘原始族群社会分类、权力分化、信仰差异，以揭示原始族群的阶级分化（原始分类、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马克思则通过对于19世纪欧洲国家资本再生性的考察，认为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对于普通劳动者具有一种天生的权力，这种权力使得资本家能够通过剥削与压榨的方式攫取高额的利润，实现资本的再生。同时由于自身生活的富足，使其拥有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财力接触政治，从而在多个方面提升自身阶层。而普通劳动者由于只能通过自身劳动获得财富的复制，无法获得财富积累和财富升值。这就使得普通劳动者无法分出精力、时间、金钱参与其他的公共生活，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只能永久的处在下层阶级，无法实现向上攀越。
后现代社会学家对于阶级的探讨则更加具体化。布尔迪厄从教育角度出发，探讨精英教育如何实现对于个人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实现个人的阶级上升（国家精英，布尔迪厄）。通过研究法国乡村舞会现象的流行，认为婚姻是一种下层阶级向上流动与上层阶级稳固自身阶层的有效手段。同时他认为婚姻对象的选取十分的考究（单身者舞会，布尔迪厄）。他将婚姻比作打牌，获得的牌是由自己的儿女数量以及儿子数量决定的，当生了儿子时意味着获得一张好牌，而生了女儿则意味拿到一张坏牌，是否选择再去生育需要牌手的仔细思考。当一个家庭要想获得更多的资源，出牌者需要让长子去迎娶贫穷人家的女孩，而次子尽量去迎娶富足家庭的长女。在《世界的苦难》中，他选取了不同街道的不同住户及租户。认为人类个体必然居于某一场域之中，占据某一位置。场域可以在绝对意义上规定为一个主体或物体所在、发生和生存的一个物理点，也是一种定位，或从关系上来说这是一种序列中的排位。阶层从根本上来说可以认为是场的排列，以及关系的确立。社会主体存在于社会空间里，这使得必须与他者实现关系上的联系，构成某种结构。场域在社会空间中能够通过与其他位置的距离和相互联系、排斥，实现自身的说明。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他对于文化资本进行了社会学建构，消费者对于消费品的消费反映着其的社会阶级，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与社会所认可的艺术等级相符，并且在没种艺术品的内部，与社会认可的载体、流派或时代的等级相符。
福柯对于阶层的思考，是从符号暴力角度出发的。认为上层阶级对于下层的压制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体现在知识、技术、科技等诸多方面。例如，在医疗中，医院逐渐成为一种工具，是一种身体的规制所，下层阶级能够使用的工具远不如上层阶级。特别是严重的疾病会使工具意味更为明显。在政治方面，政治被当作一种技术手段，需要被各阶层进行学习。当这种技术在运用时，会产生斗争与冲突。斗争的主要对象又会回到阶层本身，不同阶层攻击其他群体所拥有的权力技术和权力形式。
另一方面，同布尔迪厄一样，福柯对于阶层的论述还集中于不同阶级所拥有的话语权力。在福柯笔下，话语是一个矛盾到另一个矛盾的过程。话语拥有两个层次，一是话语中存在的统一的表面层，表现为话语者的身份与其所拥有的话语体系是为统一；二是产生话语本身的基础层，可以理解为话语者本生所具有的文化教育、生活阅历，对其的话语具有基础的建构。那么对于不同阶层的群体来说，他们所具有的话语必然会发生区别，这种区别会产生布尔迪厄笔下的区隔，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
哈贝马斯认为阶级的划分最为直接的表现在于交往行为中，交往行为是社会所塑造的，而不同阶层所塑造的交往行为具有明显的不同（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现代化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合理化的过程，阶级所蕴含的文化因素直接影响交往行为的偏差。不同阶层需要对自身阶层惊醒合理性的塑造，合理性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题素质，它表现为总能够得到充分证明的行为方式当中。哈贝马斯对于阶级文化合理性塑造的思想来源于韦伯，认为：一个行为需要满足手段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的条件，韦伯称其为“目的合理性”；而如果满足规范合理性的要求，韦伯则称为“价值合理性”。因此阶级的划分必然是价值合理性的划分，阶层内部需要达成“共识有效性”。共同体行为的共识特征在于：集体成员承认他们的行为规范，他们相互之间也知道，必须要承担其遵守规范的义务。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动领域中，阶层的划分也非常的明显（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着转型，例如：结构组织偏向于分散化，由科层制逐渐转为去科层化，同时对于私人领域的侵入更加严重。公共领域所担负的政治功能逐渐转为某一特殊阶级的任务，并且会对于其他阶层塑造壁垒。整体社会公共领域中的观念与意识形态会发生分离的现象。
在合法性问题上，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合法性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危机来源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所拥有的功能和采用的行政手段所创造的社会物质不断扩大，超过了合法性的需要并且分配不均。同时，当公民的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相融合时，个体的收入差异会无限的放大，这加具了对于国家合法性的挑战。
三、总结
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所论述的思想更加的具体与贴近生活，他们会从生活的诸多方面选取角度进行分析。多种视角之下的看法虽存在着争议，但为后人提供了思考的角度和资料。可以认为后现代社会学是建立在反思思想与批判思想之上的理论学说。
6月——7月书单
本月书单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
福柯 《性经验史》一卷、二卷、三卷
福柯 《疯癫与文明》
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读书笔记
通过历史的纵观比较研究，福柯通过描述“疯癫”的面貌向我们阐释了“文明”。毫无疑问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另一面是缺乏研究的，福柯的研究正好是对此地一种补充。通过描述疯癫把整个人类文明时间链接起来。人们对于此问题是陌生的，但是要想研究现代社会，历史中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疯癫问题却是绕不开的。本文想阐述的是福柯笔下疯癫与文明的关系。
疯癫与文明具有相生性，二者伴生存在。疯癫与文明是一组关于道德信念立场的关键词。文明的产生是基于公民建立了具有共同道德信念的国家，是对于理性的共同理解，对于非理性的共同排斥。对于我们来说，“无理智的”只是疯癫的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对于古典主义来说，非理性具有一种名义的价值，它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想象力的，具有普遍思想之外的思维架构。对于疯癫的理解，只有相对于非理性才能被理解。
在福柯梳理的过程中，对于人们对于疯癫的认知是不同的，从刚开始的一种身体物理的疾病到一种精神感知的疾病再到认为疯癫是更具有知识的象征。毫无疑问，对于疯癫的认知是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与社会实践成果的发展。
从十四世纪开始，疯癫问题便出现在了人类社会，例如“麻风病”的出现。当时人们采取的解决措施是集中与隔离的手段，麻风病病人被排斥在文明的社会之外。在解决麻风病问题当中人类发现了排斥、隔离是一种保护自身的有效手段。那么如何将这种手段合理化。人们借用宗教的名义。通过宗教，信教者认为这种疾病是上帝的愤怒和恩宠的象征。患病者被遗弃恰好是一种上帝对他的拯救，人们对病人的排斥是另一种圣餐。人们通过赋予排斥与隔离合法性获得自身的文明，认为将不文明的所排斥出社会，那么留存的将是文明的。但是在排斥与隔离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很难区隔何为疯癫，何为文明。再比如，16世纪初期，宗教对于科学知识的排斥。又如在17世纪中，通过展示“疯人”，人们获得娱乐，这种兽性模式在当时的收容所十分的流行，从而使收容所具有一种囚笼的形象，一种动物园的外观。此时人们认为自己以该种方式对待他们认为“兽性”的“疯人”是一种文明且合乎身份的现象。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何等的荒蛮与无知，这就是理性的发展与对待非理性的包容。一步一步将是否是疯癫的所接纳，一步一步将是否是文明的所排离。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当前所共同具有的道德社会。
所以说，疯癫与文明是伴生存在的，犹如鸡生蛋与蛋生鸡，我们通过合适的名词场域赋予我们所接受的事物以合理的解释，那么对于不合理的事物我们区隔来对待，在这一过程中权力与利益赋予了文明以力量，控制着非文明——疯癫的传播。
疯癫与文明必须受到明确的区分。如何区分文明与疯癫，以何种手段区分文明与疯癫的问题一直伴随着文明的发展。福柯以较长的篇幅展示了近400年来对于疯癫区隔的手段。从流放到禁闭再到精神病医院的诞生。对于手段方式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两者的关系。
首先，中世纪以前人们对于疯癫人群主要持流放的态度。可以认为这只是对于自身的最原始的保护。在这一时期， 人们认为疯癫的人群主要是患病的、精神出现问题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甚至是贫困的人群。由于没有合适的科学手段，人们无法对其进行社会的纠正，并且很难判断出该类疯癫人群会对他者产生何种的影响。于是只能通过驱逐的手段。同时该时期的人们寄希望于自然或者某些本社区人群所不具备的因素能够治愈那些被流放、驱逐的疯癫人群。
其次中世纪时期人们对于疯癫人群主要持禁闭的态度。疯癫的人群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精神出现某种问题，或者血液中存在有某种污秽，导致其如野兽般的嘶吼。产生这种判断，一部分原因在于此时科学的发展处于萌芽状态，人们寄希望于对于疯癫人群的研究能够推动某些学科的发展；同时萌芽状态的科学发展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前，认为疯癫的人群依然是不可接近的、异类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此时教权与皇权的冲突导致着社会的不稳定性，维系人们理性的道德观念随时处于崩塌的阶段。人性在这一阶段是薄弱的，出现对于疯癫人群兽性的发泄。可以认为此时的人们希望通过自身的某些手段对于疯癫人群进行治疗，或者认为疯癫的人群对于社会还具有某些有用的价值，如前文所说的将他们如动物园的动物一般展出，或者用来做实验。
最后，近代精神病医院的诞生。此时期，人们将疯癫的人群区分为多类，只是将存在精神错乱的人放在精神病医院。这种活动表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疯癫中都存在有理性成分。精神病院的产生是一种禁闭、恐惧的符号，是中世纪的流放所、监狱的继承。这种禁闭的恐惧是从外面包围着疯癫，标志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界，而且具有双重的力量：一方面是制止狂暴的产生，另一方面是控制理性本身，将其置于一定距离之外；此时期的人民不再担心疯癫的出现，反而是疯癫的人群恐慌自己何时会被精神病院所规训。
可以看到，对于疯癫与文明的界限的划分，一直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疯癫的演变与基本社会制度的发展汇聚在一起。只有通过划分的方式，理性与非理性，观察与被观察才能被区分；道德国家的建设才能被完成。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思想的开始。福柯认为，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于是在本书中福柯从未对于疯癫进行界定。原因在于如前文所述，不同时期的文明会产生或者排离出不同的疯癫。对于疯癫该如何的进行理解，可以从一下几点来论述。
首先可以从福柯的研究思路入手。如前文所说，福柯所采用了历史纵贯的资料整理方式，采用比较分析的手段研究疯癫与文明在不同社会背景是如何划分的。通过对于空间、时间、环境的整体把握，掌握所梳理资料产生时期的背景与场域。将疯癫的发生放在了较为宽广的政治、文化、经济的环境之中。对于被规训的疯癫病人，福柯更愿意从权力、社会地位、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认为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之中，现象的产生源于权力阶层的诉求。另一方面，对于禁闭措施的不断改进，文明、疯癫界限的不断划分的论述，使人感受到福柯将这种规训体制内化为习以为常的现象。封闭的精神病院将带有攻击性的疯癫病人所规训，那么那些不具攻击性的病人则融入进了我们生活的日常。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出现着疯癫病人，有时我们使用我们的话语体系对其进行着批判，有时我们又会崇拜那些疯癫病人，因为他们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智力条件。
其次疯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异己感。异己感产生于文明与疯癫的“沟壑”。这种异己感可以是由社会公共权力所塑造的。在这个塑造过程中，公共权力希望保持自身的稳定，所必须的要求是排除与自身利益价值不同的权力。于是社会开始建立一种与自身权力相符的理性思维。这种理性思维逐渐被公民所接纳理解，形成了道德。对于道德规则的承认，使得公民必须参与道德的建设并且需要从自身角度对其进行论证。道德可以说是应对伤害人格的特殊保护装置。我们称一些人的行为不道德，这正是对于自身的保护。可以认为道德是一种理性对于非理性的约束，疯癫则是将非理性放大。康德认为，只有受那些理性约束的意志才是“自由的”。
最后，从合理性角度来看。我们所说的异己感的出现是文明与疯癫二元对立的产物，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合理性选择。可以将文明、疯癫视为两个行动领域，行动领域所依靠的是它们的合法性。文明拥有着合法性话语权，而疯癫则面对着话语权的危机。一个行为系统只要依靠它们的合法性，它们所立足的实际上就是“共识有效性”。这种共识效应是对于异己感的描述——即公共群体共有的异己感，而共同体行为的共识特征在于：集体成员承认他们的行为规范，他们相互之间都知道，必须要承担起遵守规范的义务，这又回到了我们前文所论述的道德。同时我们是否能够将二者视为符合韦伯所论述的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前者指由宗教、伦理、道德、审美一类价值意识决定的行为；后者指有预期的目的和实现目的所用的工具、手段的一类行为）文明与疯癫的区分是一种文化价值领域的区分，而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本身又是内在历史的产物，是世界观合理化的历史产物。
4月——5月书单
读书报告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哈贝马斯
《规训与惩罚》 福柯
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微观理论的推论——以哈贝马斯与福柯的对比分析为例
2017051343马锐
上世纪中旬，社会学各个学派对于社会学是否需要建立自己的宏观理论做出了探讨。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提出了中层理论，认为当前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还没有达到同其他学科一般能够提出自身的一般性的宏观理论，应该着重发展中层理论。本文选取了哈贝马斯与福柯，通过对二者的对比，探讨宏观理论建构的必要性和中层理论推论的效用性。
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哈贝马斯认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必要的。原因在于，如前文所示当前位置，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不能够全面的解释社会进化或着提出社会进化的构思，他们只能够单一的描绘某一社会现象领域。历史唯物主义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只能适用与解释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以宏观的叙述方式提出或建立宏观的理论，对于解释社会现象具有积极的影响。
在哈贝马斯对于自身方法论的思考中，他认为自己继承于马克思的哲学历史唯物史观。
但是与马克思具有不同的地方，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当前社会现象问题解释力下降，于是出于此目的，他希望能够重建历史唯物史观。重建是一种理论的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的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在认识哈贝马斯所述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我们需要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进行必要的回顾。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所有事件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物资的丰富与发展，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物资的丰富与发展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均，阶级于是产生。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对于利益的追求导致阶级间容易产生冲突与矛盾。冲突与矛盾引发社会革命，进而夺取政权。生产方式的五种划分，标志着社会进化的全部阶段。这种学说确立了宏观主体的单线的、必然的、连续的和上升的发展，即旧生产方式必然会被新生产方式所替代。
但在哈贝马斯所处的20世纪中，资本主义依然拥有其合理性，因此马克思所推崇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问题。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中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组织的一般原则，因为资本主义确立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是对于前社会形态的一种演进。阶级形态第一次以纯粹的，即经济的形态出现。阶级的确立虽然带来了对立，但是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机制在冲突的过程中对于暴力交往进行了矫正。矫正的逻辑在于合法性机制与行为规范相联系。体现在合法性的渗入机制。在行为规范中，资本主义合法性往往较强的渗入暴力交往行动关系部分。在暴力交往过程中，暴力行动的承担者相互具有共同的共识认知。这种共识可以是法律、道德或者其他影响因素。
其次由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不断分离，带来了合理性对于共识行动领域的不断扩张。这里的合理性指人们对于社会事实的应然性看待。哈贝马斯认为行动的合理性不仅表现在生产中，而且借助于社会运动的动力，表现在社会一体化的形式中。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分歧。这种分歧来自于两者对于宏观叙事的不同表现。马克思将社会的发展原因简单的归于了物质资料。这种方式过于片面。而哈贝马斯则对此问题归于一种“合理化”的解读。合理化过程要求一种既是历史的又是唯物主义的说明。从哈贝马斯的角度来看，他所遵循的是一种“合理化”的叙述手段。体现在：只有对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中产生危机的体制问题相联系时，才是“唯物的”；只有对于可能发生变化的范围中找到进化的意义和变化的原因时，才是“历史的”。
以这种方式看社会的发展问题，我们可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技术上可以运用的知识的使用；一个社会的基本设施和制度、，体现了道德的、实践的知识。这两个领域的进步体现了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合法性渗入与合理性扩张。
另一方面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假说，上层建筑理论和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哈贝马斯对其进行了简要论述。哈贝马斯同涂尔干一样都将社会的一体化理解为社会的生活世界关于价值和规范的统一保障。在此前提下，当出现对社会一体化进行革命的现状时，社会的同一性就出现了矛盾（同一性：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因素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性的因素。人类不仅在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领域中进行学习。人类通过交往行动对社会一体化的变革做出回应。
可以看出，通过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建构，哈贝马斯建立了一种具有宏观叙述性的宏观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在此书中回归了中层理论。以民主理论的视角对于公共领域历史性的发展进行分析，阐释其他诸要素对于公共领域的影响，对于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探讨，以及阐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及其在社会福利国家层面上的转型。
毫无疑问，宏观理论对于中层理论具有指导的意义。体现在，哈贝马斯将经济和国家机器视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行动领域。在这个行动领域中，合理性的不断扩展导致了公共领域对于私人领域的不断侵占，合法性的渗入导致了大众民主自身的合法化过程。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所采用的写作方式与涂尔干的自杀论有相同之处。切入点都是选取某一社会现象（福柯的是监狱与惩罚），这种社会现象带有隐密、消极的色彩，往往被人所忽视。但是这类社会现象的推论性效度较强，能够上升到中观理论的层次。
首先福柯认为，惩罚的出现除了镇压、防范、排斥和消灭的“消极”机制，还具有一系列积极的，有益的效果，为他人提供了一种符号，一种持续不断的效应。同时惩罚历史的发展逐渐由残忍性、展示性、暴力性，力量悬殊变为精细的仪式。变化的原因可以是惩罚目的的改变，由国王的复仇变为公民的自觉。这种改变可以用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也可以用合法化的渗透来解释。社会的现代化，所带来的是公民的担忧，人人希望肩负一种责任，是一种对于未来的责任。因此，对于罪行，人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过去的罪行，而是这种罪行带来的未来效应。（是否能够推动一种制度、一种法律的产生）
其次，福柯认为惩罚所对应的是犯罪，人们不应用大量的刑法来对付大量犯罪，而应该按照犯罪的效果与刑法的效果使两者呼应，没有可复制的犯罪不应该被惩罚。只有这样，惩罚所带来的更多为符号的色彩，使权力能够更加合理的分布。
同时通过对于惩罚的论述，福柯认为，惩罚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息息相关的。它带来了对于他人的规训。社会的制度、法律的显示不是通过其条文而是通过一桩桩事实的案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惩罚应该是一所学校，而不应该是一场节目，是一本永远打开的书，而不是一种仪式。通过现代社会的无处不在的惩罚，我们获得了身体上的规训，规训的主要功能在于训练，而不是挑选，或者可以说是为更好的挑选而训练。
通过福柯的论述我们可以推论，社会的发展可以认为是训练场所的发展。为了训练出不同的人才，社会建立了不同场所来帮助我们进行“训练”，家庭、学校、企业、监狱等都是此种类型。
福柯的论述是一种现代性的阐释，通过惩罚，福柯展示了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惩罚的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身的效应，却更加遮掩了自身的独特性，并且为大众所接受。这是现代性法治的一种内涵的渗透，通过惩罚的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规训在今天以致未来将会更加的普遍和集中，人们会更加习惯这种方式，他的合理性将会更加的扩展。
通过福柯和哈贝马斯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显不同的两种思考方式，宏观与微观如何选择，是我们所面对的。宏观应该以建构性为主并具有普遍的解释力，而微观则应以推论性为主并具有上升的潜力。
3月——4月书单
书目：《社会冲突论》达伦多夫
《社会变动论》索罗金
《古典思想的现代重构：塔尔科特.帕森斯》亚历山大
《政府论》约翰.洛克
《后形而上学》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特征
2017051343马锐
现代性是一种固有的说法，同时在不同学者口中这一词有着不同的名称。在韦伯看来，现代与他所描述的理性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开始是自工业革命，宗教改革而来的。在技术理性化的背景下，宗教思想被赋予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与工业社会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宗教思想的重新建构和解释，韦伯得出了他的结论或者说一种理解范式，即合理化。通过“合理化的”，在欧中导致了宗教世界图景的土崩瓦解，并因此形成了范世俗化。现代性的社会，必须拥有其独特的性质。这一性质区别于古典社会。韦伯认为新的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在于，围绕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而形成的、功能上相互纠缠的两大系统开始分化。这种分化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形式。以科层制为管理主体，目的盈利导向的现代性企业和现代性国家开始出现。黑格尔对于现代性的定义为新的时代，哈贝马斯对于改论述的考究为，“纵观十八世纪，1500年这个时代分水岭一直都被追溯为现代的源头。”现代性除了韦伯论述的两点之外。他的性质是全方位的，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艺术、文学等各个领域。在市民阶层，出现了弥赛亚主义，传统社会的语境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改变，语境的连续性被现代新起的技术冲击，愚昧逐渐退散，文明逐渐建立。人们开始注意自身的责任，这种责任意识是要将将来人的命运承担的责任，而且要为前辈们在无意识中所遭遇的命运承担责任。这种意识的产生可以归结为韦伯对与新教与犹太教的神秘主义信仰观的阐述：人们对在创世中为人类的自由而放弃自己的万能、使我们与他并肩而立的上帝的命运承担责任。
在1500年以后世界每一年的改变都比前现代社会十年甚至百年的都多。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现代性的社会变迁来描述。前文主要描述了学者从宏观认为的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从中观来看我认为现代性是包涵冲突性质和变动性质的。首先是冲突性质。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存在是必要的。他认为社会的基本形式就是冲突性质，冲突性质赋予了社会可被考察的这一特征。对于社会的测量问题可以通过对于冲突问题加以衡量。其次通过对于一战、二战以及美苏冷战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之间的对立冲突可以缓解该社会的某些矛盾，而该社会的某些矛盾同样会缓解社会间的一般冲突。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在前现代社会是不显现的或者可以说是受到更多的压制的。并且我们可以认为前现代社会的社会冲突对于缓解社会紧张的作用很小，更多的是为了稳固当前的社会阶层分布。在前现代社会中，阶层的分化规模较小，流动性较弱，流动渠道较为单一。上层阶级可以通过简单的手段有效的封闭单一的流通渠道。此时的市民阶层没有出现或者并不能够对自己的身份有较为合理的认同。这导致了下层阶层对于流动向上层阶层或者统治阶层的意愿很少。此种社会中个人更加愿意选择栖身而不是流动。而现代的社会冲突的形式更加的多元化、普及化，通过社会冲突能够带来社会流动的机会，个人在该社会中更多的选择流动。另一方面，在社会冲突过程中对于社会各个构成要素的整合程度也进行了压力性的测试。社会各组成要素在社会冲突下可以重组和重聚。社会成员间的共同情感在社会冲突中也更加的凝聚。但是社会冲突对于组织度较弱的社会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达伦多夫特别指出了前现代社会的一些例子加以论证。当然现代社会依然能够找出类似的例子。但较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不同国家抗冲突能力已经显著提高。
现代性的另一特征就是变动性。索罗金通过社会变动学说对于现代性做了自己的评述。变动性在索罗金的论述中赋予了其更加广阔的内涵。索罗金认为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古代社会的发展是单向的，而现代社会是循环的，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同时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分工的出现，职业的分化带来了收入的差距，社会阶层相较古代更加的多元化。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更加强烈，这种流动多指阶层之间的流动。社会在构建其内部阶层的同时往往注重构建流动的基本方式。当社会阶层流动的基本方式受到了某种阻塞，社会的冲突便会发生。社会冲突的一种作用在于使社会开始建立或扩展流通的基本方式，而避免发生阻塞。索罗金认为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社会。相较于前将此类社会流动称为纵面流动。纵面流动的途径主要有：军队、教会、学校、政府团体和政治组织、政党、政业团体、盈利团体还有较为特殊的通过婚姻达到阶层流动目的。同时他还提出了横面流动。索罗金认为横面流动多出现在现代社会，主要体现在职业间的横向流动与地域间的横向流动。这种流动是基于交通工具的改进缩短了地域之间的差异，传播行业的发展推动了信息的流通。在横面流动中同一阶层的人群的互动交流，能够使得信息得到传播，信息的交流还带来了社会成员信息的丰富，社会中所蕴含的信息成几何倍的增长。
社会不断变动的加速使得现代性特征显现。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从哲学、语言学等角度对于现代性的特征进行了论述。首先从19世纪对现代性话语的三种划分开始。哈贝马斯认为对于现代性话语存在三种划分视角。分别是：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他首先提出了现代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创立了启蒙辩证法原则。青年黑格尔派使得现代性话语永久化，通过对于现代性精神的再批判使得从黑格尔理性框架中解放出来。他们赋予了现代性话语的特征:由于历史常常被认为是充满危机的过程，现在被认为是需要批判的分裂现象，而未来则被看做是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所施加的压力。人们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对于未来充满着担忧，并且认可自身对于未来肩负责任。这种责任是由简单“劳动”转向“自我意识”而产生的。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学派进行了继承。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求助于启蒙辩证法的动力，认为现代社会的成就和矛盾源于同样的原则，而且同样应该使用这一原则来看待理性变迁的过程。但是不同于黑格尔的是，马克思把社会现代化和日益提高的自然资源开发能力以及日扩张的全球贸易和交通网络联系起来。正是源于上述两者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解放，生产逐渐产业化和规模化。在考察这两种现代性产业类型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合理内涵以及其中蕴含的倒退因素，看到了资产阶级在未来衰败的必然性。这种衰败的必然性，马克思以雇佣劳动来进行分析。在雇佣劳动中，社会生产财富的私人占有打破了实践的正常循环。雇佣劳动关系把具体劳动变为了抽象劳动，也就是说，转变成了自我实现的积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逐渐脱离了能够带给自己显现成果的劳动过程。
尼采不同于黑格尔学派，他更加的注重人的发展和个人在现代性过程中发生的改变。现代性的首要特征在于主体的自由。主体的自由在社会力表现为主体受到法律的保护，合理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国家范围里表现为原则上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构建政治意志的权力。在每个人身上表现为道德自助和自我的实现。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上，尼采认为个人作为资产的所有者、公民、以及个人处于不同的生活领域，它们相互分离切各自独立。对于现代性的批判问题。尼采从艺术角度对其进行了考察。哈贝马斯认为，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从尼采开始诸哲学家开始认识，现代性社会中权力与科学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为，权力无法满足科学客观性的要求，但是能够通过自身的压迫性对于科学称述的客观性的真值产生影响。
在现代性规范内容上，哈贝马斯所引用的理论体系是卢曼的系统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前者无论是马克思、黑格尔还是韦伯，他们的话语体系都对于现代生活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合理性进行了拒绝。所以想要阐释现代性规范，就需要引入中介原则对于不同文化价值领域进行系统整合。哈贝马斯认为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就把专门知识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当中，一方面会危机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会破坏生活世界语境的完整性。对于某一有效知识，如果不安于自己的特定范围，转而正对整个日常生活事件的有效范围，就会打破生活世界交往的平衡基础。现代性规范就是要将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不同价值领域进行区分和整理。使用规范原则，将合理知识用正确的引用方式引用的他者领域。
1月——2月书单
《社会行动的结构》 塔尔科特.帕森斯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罗伯特.金.默顿
《科学社会学》罗伯特.金.默顿
社会学的一般行动问题
2017051343马锐
社会学的一般行动问题是帕森斯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假设。通过对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等人理论的总结和演化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图示，即我们所熟知的结构——功能理论框架，但是在本书中帕森斯并没有直接的将此所展现给读者，而是通过对前人的种种评述隐晦的表述自己的意图。
在开篇帕森斯引用了韦伯在《科学论文集》中的一句话。“要想考察任何有意义的人类行动的根本成分，首先应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入手”。很明显全书的立论方式如同该句所描述的一样从目的和手段，对先前社会学研究的突出或者具有开拓的学者进行了剖析。帕森斯当然在著述过程中也保有自身的目的。可以认为通过对前辈的剖析起到了一种“拉拢”的效果，使得自身的经验性探索更加具有意义。
下面将从帕森斯所提出的四种分析角度即：功利主义体系、实证主义的行动理论、经验主义、行动理论中的个人主义，试述涂尔干、韦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关联。并分析结构——功能主义是如何从其所产生的。四种分析角度按照帕森斯的论述可以称作行动理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保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模式，在各个分析阶段尽管差异较大，某些方面保持不变。
功利主义体系：功利主义体系起源于19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在于某种“原子论”。功利主义具有原子论、合理性、经验主义和目的随意性的四种特性。这种行动理论体系将社会事件的形成原因归为一种强烈的、互不关联的单位行动的特性，并且通过这些特性来推断行动体系的特性。这种论述方式按帕森斯的分析是受到了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和宗教发展的双层影响。所带来的影响例如：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单一的认为了自杀率差别所形成的原因为“功利主义的”因素。而对人类个体遗传属性、心理机制差异、环境等等因素进行了排斥与批判。断然的否定了以外部环境、种族、精神病理学因素和模仿等等作为自杀的原因。毫无疑问这种论断有违我们所接触的常识性理论。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涂尔干在方法论上将社会和个人两种形成原因进行了彻底区分。韦伯在讨论资本主义形成中也同涂尔干一般将新教这一宗教行为与企业主个人、社会团体、国家政策等影响因素做出了区隔。很明显韦伯和涂尔干在论述问题过程中将单一原因的作用所看重。这种方式较易推到，在当时数据收集难度较大的时代，所需成本较低。但是通过对于社会即成结果的分析来反推事件形成原因很容易走入“原因、结果”倒置的理论怪圈。
实证主义的行动理论：行动者在此行动理论图示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一定分量的理性科学知识。但是在某些方面又存在着明显不足。于是在此情况下，行动者将使用自己所拥有的理性科学知识 而积极回避自己所不足的方面。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涂尔干将信仰与仪式作为社会行动者所必备的理论知识，社会成员受这种理论知识的支配，即信仰是一种思想方式，仪式是一种行动方式。社会成员在行动过程中会对事物进行指涉，例如涂尔干认为圣神性的产生是一种叠加的属性，叠加于事物固有属性之上，通过观察研究者可以认为有些东西对社会成员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而具有圣神性。他试图将宗教符号看做为一种科学性命题所具有的符号，而成为一种事实。通过主观的判断将经验领域的符号建构为虚想的客体。这种方式是存在于实证主义理论体系之中的。另一方面在《社会分工论》中他建立了自己明确的理论推演，从基本问题——秩序问题——社会分化问题相结合，通过将法律分成两类“压制性”和“复原性”。在这种过程里，社会成员的不同工作和社会生活被认为是具有一定的理性科学知识的，在行动过程中遵照着社会一般规则，存在涂尔干所称的集体良知。
在韦伯的论述中同样存在此种行动理论。例如：对于理想类型的论述中，韦伯的此种认识是借助经济学理论的规范性成分——即一般所谓的经济合理性的设定。理想类型存在于一般规律之中，同样的设定社会行动者掌握这些理性的科学知识，如果没有赋予这些客观规律或者没有这些客观规律，一切合理行动本身都确实将是无法想象的。这些规律可以与科学规律相提并论。就它们的目的而言，它们本省就是十分充分的科学规律。但是同样的这种实证主义行动理论具有弊端，以理想类型为例。帕森斯认为，理想类型把行动的主成分按照特定的组合拴在一起，如同木板拼接一般。历史中所存在单位的理想类型时隐时现，这时的理想类型并不能直接的反映出单位所具有的一般理论性质。结果理想类型不能够成为一种有用的虚构，反而被当做漫长过程中存在的一种恒定的单位。这种恒定的单位束缚着后来研究者的思维范式。容易使得理论的发展陷入僵局。那么如何对其进行改变。帕森斯认为，要打破这种拼版理论的僵局而又不陷入怀疑论，唯一的方式就是将理论一般化，通过打破理想类型中的特定成分组合，转变为更加灵活、同时也更加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去认识一些问题。
经验主义：帕森斯所认为的经验主义是，明确或隐含地认为，特定理论体系的范畴本身就足以解释有关这个理论体系所研究的具体现象的全部有科学意义的重要事实。经验主义产生于古典力学体系，具有可简化性。涂尔干与韦伯在素材选取的过程中具有很案子的。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通过对于材料经验性的认识，将自己的论点赋予其中，社会现实被认为是个人对之做出反应或作用于个人的一种环境和外部现实。行动者所必须的是适应这种现实。作为一种科学，两人同时认为对社会进行经验性的观察是一种保证普遍性的标准。经验主义是社会科学得以发展最根本的必然要求之一。
行动理论中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先前功利主义中谈到的原子论是存在于一个体系之中的。个人主义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单位行动作为。帕森斯认为，涂尔干和韦伯在论述过程中都在不断摒弃这种个人主义，涂尔干将大多数问题归结为社会环境的因素，而不是具体个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希望保持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性质。但是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往往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例如涂尔干所提出的自杀三种类型。涂尔干希望这三种类型是可以反复应验的，但是在提出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是个人主义的色彩以及唯心主义的存在。因此是否是实证的要看其所描绘的现实性的多少，就是其的现实解释度。既然社会科学可以被称作科学，那么所描绘的探讨方式一定是可以应用手段——目的的关系方面的，可以通过对现有的资料而预测可能用以改变处境的各种可行办法的大致效果。在这一过程中所必须的是避免个人主义与唯心主义色彩。
那么帕森斯所要表述的是什么。是贯穿于全书的一种认识论的观点——分析的实在论。采用分析的手段将事实进行分类，以一般化的行动体系作为研究的焦点，通过结构分析，选取分析性成分或变量的异质性，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如果说帕森斯所做的工作是试图合理化的借助前辈得手，那么默顿的工作则是使用这些手去描绘自己的画。默顿提出了许许多多新颖的概念，这些概念有些是在前辈基础上的创新，而更多的是对于当前时代所具有的自己的见解。默顿试图通过自身的才智而对于社会学进行实证化的改变。
首先默顿对于社会学元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论事，展现了自己的理论取向，这种理论取向为后面的研究作着导向的作用。默顿认为当前的社会学理论依然是从先前社会学家所继承而来的。其次当前的社会学理论的应用性质更强，正是因为这种应用性质的需求，所以社会学所需要的更多是一种“中层理论”。在理论的继替过程中，默顿希望自己扮演的更多是一种中介的角色，即将19世纪的社会学知识转换为20世纪可以使用的。此外通过功能分析框架（结构——功能）（一种整合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诸多发展出来的功能阐释的理论框架）来发现诸多领域所关注的问题。
具体而言，默顿相较于帕森斯更加的具体。他所提出了中层理论、显功能与潜功能、社会学理论的一般推到原则、经验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等等就不一一赘述了。
12月——1月书单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西美尔
《货币哲学》 西美尔
《互动仪式链》 柯林斯
《礼物的流动》 闫云翔
《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
西美尔从货币出发，探讨产生货币过程中的宗教、法律、道德、阶层、社会传统、礼俗、等社会学相关命题。这些命题影响着货币的发展，同时也受到货币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由《货币哲学》一书，西美尔奠定了其社会学的地位。但是与韦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对于社会的研究偏离了当时的主流。韦伯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诸要素，更多的将目光投入到政治领域中，探索维系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合法性支配权威。而马克思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论述，将注意力放置在经济领域中，论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对于资本劳动力的压榨与剥夺。反观西美尔，更多的贴近生活。通过自身感受或者查阅文献，感受资本主义产生以及货币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是人们生活的变迁。货币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多种角色。如同不同舞台剧中，无论剧本如何不同都需要设定男女主角一般。货币在不同舞台上如同男女主角一样，永恒的出现着。例如：西美尔在人群身份的形成中认为，在原始社会中，货币的形式是以装饰品（动物的牙齿串成的项链）的样子出现，并不是当时人们亟需的生活物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当时货币流通缓慢的社会中，骨质项链能够直接反映特定人群的身份，因此被用作货币。拥有此种货币代表着高贵的身份。所以一个社会群体中能够认可“项链”作为该群体能够流通的货币。而随着时间的演变，货物类型的丰富，以及人们渴望能够以自身所拥有的物品换取更多的货物。在此时，身体装饰品的种类也更为丰富，人们开始期望此时货币能够购买更多的物品，而不是仅仅在于彰显自身身份。
在现代的社会中，货币能够扮演更多的角色，同时对于所有者来说，货币将人的行动和关系置于作为主体的人之外。例如：社会阶层的划分。我们很容易通过个人衣着、使用的交通工具、所居住的住宅等外显的形式判断此人的社会阶层，这些外显的判断标准与货币数量的拥有程度紧密相连，我们不必像原始人再将货币挂在自己的脖前。这是货币流通方式进步带来的便捷。在闫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书中，谈到了农村社会礼物交换过程中产生的阶级划分。西美尔在自己的论述体系中也对其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他认为，礼物的交换形式以及礼物的贵重区分反映着社会的发展程度。例如：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中，身份越位显贵的人群更加偏向于送出贵重的礼品来彰显自身的价值。而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中，身份越位显贵的人群偏向于送出花费自身劳动力的礼物。例如自己做的手工制品、或者自己书写的画作。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互动的机会与交流的机会更加普遍，对于身份的认同已经不需要简单的通过贵重的礼物来表达。贵重的礼物会显得送礼者“俗套”，而花费自身劳动的礼物则更加能获得认可。这种转变按照西美尔的话称作现代性的“精致化”。即精致化的形式、精致化的生活、精致化的劳动，在此种社会中，我们希望自身的劳动都与文化所挂钩，我们将我们的价值看作是文化的内容，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自然性质的发展、内涵。从现代文化的角度，我们的生活价值就是文明化的自然。这种现状通过我们日渐符号化的货币可以看出。货币从贵重金属物到纸质证券到纸币到现如今的无纸化交易。这种变迁模式正是代表着货币日趋符号化。从文化角度来解释，西美尔认为此种现象与现代性信任的建构有关。货币的变迁伴随现代性社会的信任建构，现代社会通过健全法律、制度、社会道德等诸多手段构建现代社会信任体系。这种体系为货币增快流通速度构建平台或机会。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快推动信任体系的健全。我们很难分清两者的先后顺序。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现代性的构成。使得货币按西美尔的预想越发的符号化。
按照西美尔的思路。想要搞清货币发展的过程，必须将其放置其时代背景之中。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文化赋予了货币某种意义，货币嫣然成为了整个客观利益世界的灵魂。货币带给人们与商品世界距离的拉近，但是却使得人们价值越难通过其表现。例如我们很难评判一个拥有很多钱财的人是成功的。可以说，现代文化使货币抹杀了个人价值，他压制了个人的主张，我们很难通过钱财真正的实现个人的价值。西美尔通过男女婚姻的发展、女子卖淫等社会事实解释着这一观点。现代社会中钱对于婚姻实质是卖淫的一种转换形式。通过结婚的这种形式，女人在绝大多数实践中将自己的全部兴趣和精力交给了婚姻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女子在分工过程中的劣势地位。这种劣势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减弱。另一方面在于建立婚姻的过程中妻子对于丈夫的依赖度。现代梯度婚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此观点的形成。男性在婚姻关系中始终是高于女性的。在货币与社会学的关系中。西美尔认为货币形成的过程与社会的发展存在联系。金属货币更多代表着一种承诺的形式，它的受众面积更加的广泛，并且不记名形式使得流通方式受到时代制约性更小。货币的拥有者及商品销售者在货币流通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支票都扮演服务的角色。服务购买者与售出者。前者声称对某项服务存在需求并且相信通过一定货币的损失能过获得该权利，而后者通过交换服务来获得货币。西美尔认为这种共同的关系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任何形式的物物交换可以实现。人们能够通过交换自身存在价值的产品换的所需要的任何产品。在现代性的社会中，如前文所说，金属货币经由发展更多的转化为一种符号的形式，符号则代表一种信用——即被接受的货币能够再次使用。现代人可以毫无顾虑的接受这一事实，就在于当前现代性的建设。 柯林斯则在其《互动仪式链》中从微观的层面论述了符号与情感补充之间的关系。相比于西美尔整体论述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逻辑问题，柯林斯则直接将货币替换为符号。更加微观与理性化论述互动产生的条件与互动的开展。
首先互动仪式链的提出基于涂尔干提出的社会学核心问题——是什么形成了社会成员身份、道德信仰以及人们进行交流和思考的观念。柯林斯不赞同涂尔干简单的归为社会的道德整合观点，认为形成社会成员交互性最重要的在于仪式性机制。他认为组织中的各个成员之间存在的对于特定符号公共的认知，这种认知能够维系组织团结。对于认知，团体成员需要表达的方式，于是通过建立仪式成员间得以建立联系。这种仪式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原因在于符号通过仪式传递首先需要相匹配的过程。通俗说，我们如何直到自身和谁是同一团体的。匹配过程主要是作为一种市场出现的，在这种过程中容易结成网络，拥有特定符号的成员在认知彼此过程会产生亲近感，例如：相同语言、相同肤色、使用某一相同货币等。个体成员在符号的储备与其生活环境、先前际遇有关。符号的循环（西美尔的货币）一般是通过人们之间其他相似符号的匹配互动而产生的。符号与互动是同一时刻产生的，通过交换彼此的符号，互动才能够开展。 柯林斯借助了戈夫曼的术语，互动仪式（IR）。通过对于社会事实的验证，柯林斯逐步完善、论证其互动仪式链理论。
总体来说互动仪式链理论是微观社会学的一种理论范式，核心机制在于，通过高度的相互关注与高度的情感纽带，从而导致形成一种与认知符号相关连的成员身份认同感，通过这种认同感，成员会感到信心、热情和愿望的去从事某一种事情。通过分析目标群体交流、互动方式，寻找目标群体存在仪式性情景，把握这种情景下的互动仪式链条，将较为难以把握的群体性事件缩小到更小的领域，便于我们研究与分析。柯林斯认为在寻找的过程之中，我们需要拥有较为敏锐的观察力，去寻找所有情境、所有情感、所有符号、所有思维、所有的主观性和互动性认知。
11月——12月书单
保守主义 卡尔 曼海姆
思维的结构 卡尔 曼海姆
文化社会学论要 卡尔 曼海姆
宗教社会学 格尔奥格 西美尔
生命直观 格尔奥格 西美尔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
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蒂
在《保守主义》中，曼海姆就三个问题展开了论述分别为“一般性问题，保守主义的概念和本性，德国早期的保守主义。”
在“一般性问题”中，曼海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限定，“通过现象学的描述和类型学的分类对这种独特的结构进行说明”。对于思维与认识过程中的哲学问题，他认为哲学的建立往往能够脱离时间的限制进行建构而不会减少理性的基础。我认为哲学的建构是一种人类升维的尝试，通过理性逻辑的推演和转变达到对事物升为的认识。同时曼海姆提出了知识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特点性质。他认为知识社会学是经验性和已经专业化了的科学学科。知识社会学存在于自然界与历史学分离的地带中，这种存在于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区别，本身是作为存在于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的、更加彻底的对立的某种前哨而显示出来的，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则植根于不同的世界观。在这里曼海姆将自然界与历史（所代表的是人文社科）所做了二元的对立区隔。这样做的意味在于建立知识社会学这一连接二者的桥梁，其次提出自由主义思维和保守主义思维之间的分离状况。知识社会学所感兴趣的往往是具有历史性的思维。历史性思维曼海姆认为尤其是一种与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思维——在我们来看，他只是一种境遇，这种境遇并不会降低它所获得的知识的有效性，而只不过是把理智性领域的这个部分所具有的机构和本性，与把技艺方面的关注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关注联系起来的思维区别开来而已。
在第二部份中曼海姆对于保守主义的概念和本性进行分析。首先是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比。传统主义是形式心理学范畴的“传统主义”，具有人类普遍特征的可以称作传统主义。而保守主义是作为特定的历史学——社会学范畴的。传
统主义者指的是一种在任何一个个体心目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的形式方面的心理特性，而以保守主义的方式进行的积极活动所指的，则是根据某种从客观角度出发来看现有的结构性脉络进行的行动。传统主义者的行动几乎是纯粹的反应性行为。保守主义者的行动则是取向各种意义的行动，而且，它是一种取向由各种意义组成的复合体的行动——这样的复合体不仅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包含着不同的客观内容，而且始终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我认为保守主义更多的倾向在于导致某种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政治取向。同时曼海姆笔下的保守主义更具有哲学性质的思辨成分，保守主义对于特殊事物进行的称述都具有走向某种对总体性进行的直观的倾向，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的范围更加规范并且具有具体的总体性。
在第三部分中曼海姆论述了德国早期的保守主义思想。曼海姆认为德国最初的保守主义在于：浪漫主义和等级制。 早期普鲁士拥有封建势力和旧的等级制所具有的各种报复，同作为另一个方面的官僚——专制主义理性主义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过成动摇了专制君主和贵族之间的精神联盟和政治联盟。并且受到同一时期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各阶层的矛盾日益显现。在这种内外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保守主义内发产生了现代性因素，同当时浪漫主义相结合，产生了从发展的角度预见存在的经验性和思维性的世界意志。曼海姆看来，现代理性主义是保守主义的变种。
在《思维的结构》与《文化社会学论要》中曼海姆论述了文化——社会学知识的独特特征和关于文化及其可认识性的社会学理论两个主要方面。全书大体论及文化社会学理论在生活中的发展及作用。文化社会学并不是一门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和已经完成的学科。曼海姆认为从历史哲学的立场来思考，他的源头存在于当前的时代。今天的人文社科都受到文化社会学的影响并且都在努力理解文化现象的作用。那么在曼海姆的定义中文化社会学更多的担当的是一种理论建构的职能，连接着文化社会中的社会学与哲学，这意味着，文化社会学更多作为面对现实与思辨的桥梁。对于社会功能的解释力上，文化社会学具有内在的直觉和逻辑结构，通过自身的逻辑框架对于客观事实进行梳理与分析，即通过文化现象本身，通过它的自制状态，以及通过从历史实在出发进行的抽象过程，对于文化现象进行调查研究。
西美尔的《生命直观——形而上学四轮》、《宗教社会学》
在宗教社会学中，他将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与宗教是如何可能这两个问题进行融合，从宗教是如何可能的回答看待他是如何解释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在对于宗教的解释中，西美尔认为宗教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于超越神性的认识，创造出神的个别人性特征。 神不仅是个人的个性、活了、合乎道德或缺乏道德的秉性以及爱好和需要的理想化，而且很多情况下是个体之间的社会生活形式富裕了宗教观念以内容。这意味着，神的产生更多源于社会因素以及人类交往过程中的交换、互动与冲突。因此有了宗教的神，社会关系形式便从经验内容中摆脱出来而获得独立，并且拥有自己的实质。同时西美尔认为宗教的产生从发生学角度来说，更多源于宗教的继承性质，意味着通过宗教我们才能从父辈那里把宗教遗产继承过来，并化为己有。这里体现的是宗教的文化传递性，宗教更多的为文化隔代继承搭建了桥梁。更为重要的一点，宗教拥有情感的意义，宗教通过教会这一实体组织树立集体性情感连接教众，具有整合作用。教众通过历史——心里学角度追溯宗教，便能维护宗教尊严。
在宗教的地位问题上，西美尔认为，对于个人来说，宗教毫无疑问是支柱性质的，这是由宗教本质上和情欲上的天性所决定的，同时宗教的基本存在旨在满足不同人的精神需求。 对于社会来说，西美尔认为宗教容纳或占据了超验世界、教会教义学、福祉盛世等，由于宗教虔诚几乎都被这种纯培养所垄断，所以，它可以同生命分离开来，并能够把其作为一切生命内容的一切体验形式和机构形式的能力，转换成其他生命内容之外的个别生命内容。
在论及宗教问题上，西美尔，分析了宗教中信仰的产生及影响。认为信仰更多给人以至善的感受，信仰过程的整个形式其实根本是自我信仰。人们将外在的宗教神引入自身，在内心中建立所谓的仪式崇拜，仪式崇拜实质上只是对于内心神的肯定。这样自我最终会感到安宁和安全，表现在观念中就是说，人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功的保持和贯彻这个自我。信仰产生了乐观的自信，即对自我永远充满信任，在这里充当的是容器，依照组织思想，无论社会实体，还是其宗教结构都得进入其中。
另一方面，当社会现实与个人发展产生冲突时，宗教能够在此时通过形而上的教义起到调节作用。书中西美尔还谈到了宗教的约束性质，在法律的身旁，宗教也约束着社会行动者。
《生命直观，形而上学四论》。西美尔认为，生命的过程更多带有先验色彩，（演员的例子）生命每走一步，不仅表明在时间上更加的接近死亡，而且还通过死亡这一生命的现实要素证明自己的形态是实在的和先验。我们的行动的产生必须是有必要的需要对我们的生命进行负责。行动的连续性是产生生命高度的必要条件。对于幸福的定义，认为，幸福所缺少了血多快感的分散，正因为有了这种分散，幸福才能变成生命连贯性的纯粹要素，我们所称的幸福，这种连贯性就其整体而言便有了一种根本无法限制的色彩。可以说快乐特有的感情激动离开我们生命的瞬间，就已经完成了作用，幸福的产生是这些感情瞬间通过合作所达到的。因此纯粹的幸福是不存在的，就像理性在其他领域一样，按照其属性只是一种新东西，是同我们以往的幸福经历相去甚远的东西。生命的产生及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一种追求幸福的过程，为了获得这一形式，投入整个生命，并且能够忍受多次的牺牲。
《论美国的民主》分为上下两卷，是不同时期所创作的。上卷首先论述了美国国情的基本要素以及美国政治思想的来源，其次开始论述民主政府如何能够只在美国出现以及政府是如何维护这种脆弱的民主制度。下卷，论述了民主对于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例如智力、情感、民情、政治社会）。为什么民主思想能够在美国出现，托克维尔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情所致，即：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原则。而美国的民情扎根于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托克维尔认为维护当前民主的很大一部分职责在于政府，政府所肩负的任务是：对于民主的充分引导；如果有可能还需要唤醒民主性的宗教信仰。意味托克维尔希望民主能做为美国人民所毕生的信仰被代代传递。另一方面希望政府能够净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为；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即使用科学的民主管理手段代替经验主义的人治。
对于人民主权原则，托克维尔认为，人民主权原则意味人们服从它，但是又不承认：即使有时它在片刻之间出现，人们也会立刻赶忙把它送回到圣殿的幽暗角落。人民对于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于人民，并用于人民。这里作者人为人民应该凌驾于任何权力之上，权力是由人民所赋予的，人民能够拥有赋予权力的意识就是源于美国民情。
10月——11月书单
国富论 亚当斯密
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卡尔曼海姆
社会的运转诸要素的分析
首先曼海姆提出了民族特性这一论述中心。“恒久的民族特性和缓慢变化的习惯，只有在静态或缓慢变迁的社会，才会被发现。只有当社会结构满足协调发展的某些条件时，才会有理性的进步和混乱力量受到控制。”民族性是存在与时代之中的，身处时代的人，在获得刺激时才能感悟时代所孕育的民族性质，理性与混乱在平稳的时代中能够获得社会结构的控制制约。“无论如何，民族特性的教条总是为那些希望保持现状的人所珍爱，另一方面，进步的信念主要同人与社会之可变性的积极态度相关”民族性具有一脉相承的特性，这种特性蕴含在于不同国家的法律、政策、法规、文化、宗教信仰之中，条约化的民族性能够利于国民对其的感悟和思考。这种民族性在社会中起到团结社会功能的作用。
随后曼海姆开始对于现代理性进行探讨。他认为“人类能够利用发明才能的最现代产物满足原始的冲动和动机。...现代技术对于自然进行控制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人的道德力量的发展及其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的知识的发展。”这是人类理性发展过程中不平衡的现象之一。对于由理性发展出来的科学技术的前置性，以及使用者理性的后置性，两者的错位发展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所在。往往对于使用者理性的要求远低于科学技术发展中所需要的理性因素。“如果理性的社会控制和个人对自身冲动的驾驭没有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那么当代社会的秩序必然要崩溃。”理性的第二种不平衡，曼海姆称其为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和能力分配上的“社会不平衡。”他认为“理性的展开、冲动的指导以及道德所采取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它们也不仅仅主要牵涉单一的个人及其碰巧所具有的特性。相反，这取决于现存社会秩序所引发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的道德是形成于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之中，“偏袒某些群体和迫使其他群体处于被动状态的正是社会结构，因为社会结构把需要某些思维和决策活动的任务分派给某一群体，而其他群体只有通过放弃所有的洞见或独创性才能适应其地位。”可以认为社会结构的稳定形成对于创造性的发展是消极的，结构性质的压迫导致着道德的分配原则的出现，即不同社会群体所能接纳的道德原则是不同的。随后曼海姆提出了第三条论点：早期存在的社会能够经得起某种理性与道德力量分配中的不平衡，因为该社会本身正是以理性要素与道德之间的这种社会不均衡为基础的。（君主制）
曼海姆又提出了基本民主化的原则：垄断；洞悉社会的实在运作；发布命令；动用武力的三种机会倾向。通过这三种原则，民主产生的政治领袖以及其所处阶级能够假定大众的无知会使其脱离政治，那么在智力上控制此类群体是存在可能的。在获得领导阶级前，他们通过动员大众获得升迁能量，随后利用权力，以削弱的方式巩固自身阶级。判断是否为伪民主，曼海姆认为：“就其在开始只把政治权力授予一小撮有产的和受过教育的集团，然后又逐步的至授予无产者这一意义上讲——它就会导致理性的成长，即使此时这是几上仅仅等同于自己利益的理性体现。但是，自从明珠变得有效以来，亦即自从所有得阶层全都积极参与民主制以来，它变成为“情绪的民主”就此而论，它很少导致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表达，而更多地招致大众群体的突然爆发”。以法西斯为例。“实质的道德是由某些信念命令和各种各样的情感那样的具体价值观，以及在品质上可以完全是非理性的准则构成。”“现代大众社会在功能上喻是区域使实质的道德无效，或使其转入“私人的”范围。”宽容的思想仅仅是对把所有的主观或宗派信仰从公众的讨论中排除出去的倾向，亦即消除实质非理性，而仅仅保留那些有助于社会关系平稳。现当大众社会在功能上愈是合理化，它变愈是趋于使实质的道德无效，或使其转入“私人的”范围。社会学对于这种社会行为的解释是，整个群体使自己适应于集体生活的条例和环境，因此个人只有作为这种集体适应过程的必要部分才能保全自身：他必须与他的群体共存亡。
其次对于当代文化危机的社会原因，曼海姆认为，在稳定和高度分化的社会，权力集中者与公众在其制度的固定性和传统的独立性上变得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他们往往没有领悟我们今天全都正在经历的大震荡的真实意义。恰如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与调节者两大相互对立的原则在经济领域进行斗争一样，我们的文化生活也正在受到两方面的威胁：只要民主的大众社会在自由主义的意义上被允许无知道或不受控制地发挥功能，文化生活便面临某些一定的危险；但是独裁的形式一取代了自由的形式，文化生活还会面临更大的危险。（民国文化繁荣）。对于现代、自由的大众社会中的文化生活，主要受未加调节的社会秩序所特有的规律所支配，而在独裁统治的大众社会，正是制度对社会生活有着最大的影响。曼海姆对于精英类型进行了区分：政治的、组织的、智力的、艺术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在所有文化生活领域，这些精英德的功能就是一初级形式表现文化和心理力量，知道集体的外倾与内倾；他们对文化首创和文化传统负有责任。自由民主社会的文化危机首先归于这样的事实：以前有助于创造性精英发展的社会过程，现在有着相反的作用，亦即变成精英形成的障碍，因为更为光玩的仍处在不利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们积极地参与了文化活动。在对于精英的论述过程中，曼海姆提出了精英变化的四种过程：（1）精英群体的数量日益增多以及由此造成的它的权力的下降。（2）精英群体的排他性土崩瓦解。（3）这些精英德选拔原则的变化。（4）精英德内部构成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曼海姆认为现代的、通过教育扩大社会升迁机会的第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智力文化的社会价值是那些产它的人的社会身份的功能，是一种社会原则。
民主与计划是曼海姆分析的又一方面，在这个分析过程中，他提出“固恋”一词。“固恋”是一个心理学名词，由弗洛伊德提出。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接受心理分析的人在分析迁建会表露一些态度，其中包括“固恋”。如果儿童在五个发展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中的不到适当的发展，那么他们以后的行为模式，甚至成年以后的行为模式往往与这个阶段相联系，或者固定在这个阶段。
曼海姆于《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中引入“固恋”一词，用于表述国家中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主体意识形态与国家乌托邦的时空继承性质。曼海姆指出国家在时间历史上发展过程往往是一脉相承，如同人类发展。先天往往对于后天产生巨大的影响。曼海姆认为：“人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和精神体验的诸特征可以看做是绝对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时空相对凝固的阶段，这种客观性要素决定着社会中的人们只能视见同时代的社会与精神。往往“知道我们认识到转变过程包括思维本身之后，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才能被领会。”“形象地讲，重建一个正在变迁的社会很像替换正处于运动的火车的轮子，而不像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一所房子。”这种时代的继替性是绝对化得，是符合客观事实得。
计划与民众往往为大众所认为是不能够相容的，但是从实质上我们往往“为民主而计划”。民主制度的设计实现是依托计划的实践。民主在实施过程中依托计划的进行。对公民的民主教育开展依然伴随着一步步的计划。那么“固恋”的国家政治体制下的计划与民主的关联是如何的，以及国家在上述问题中是否存在于现代性的桎梏之中？先天不足的国家政治体制其发展出来的固恋的病变色彩是如何对后天发展所产生影响以及从何种角度去克服这种病变色擦，这两个问题是本文所着重探讨的。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民主与自由仅仅被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或者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这些紧迫的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我们所探讨的“民主和自由”是存在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中的。当意识形态不可能实现时我们称其为乌托邦，乌托邦与意识形态都是思想与现实所不符合的一种精神结构。所以只有将民主与自由同意识形态相融合而不仅仅视其为先决条件，这时民主的要素才能为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认为“如果计划一词包括每一种调节，而又没有区分任意干预与协调控制的化，它便太过于含混，以致没有提供任何这样的线索：为什么恰巧在这一带中计划开始具有了真正的意义。”所以计划对于民主、自由的指导是一种调节色彩的，这种调节色彩不应该存在有干预与协调控制，我们所称之权力在其中往往必须是制度结构赋予的，不能够包含有政治色彩“一个人愈是习惯于把政治问题既部分的看做是权力问题，有部分的当做成功或不成功的社会组织问题，便似乎愈少带有乌托邦色彩——不仅会强调一方面，而且也会强调另一方面”。所以权力在民主、自由调控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从政治与国家组织双重方面开展的。
9月——10月所读书目
1、《君主论》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2、《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涂尔干
3、《利维坦》 霍布斯
4、《原始分类》 涂尔干、莫斯
5、《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
6、《教育思想的演进》 涂尔干
7、《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涂尔干
8、《共产党宣言》 卡尔.马克思、恩格斯
9、《资本论》 卡尔.马克思
国家观
——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
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社会制度下，对自身国家的思虑总萦绕在那些思想伟人的脑海中。于是一部部反映其自身国家观的作品应运而生。
本文首先将从1469年出生的马基雅维利谈起，途径后时代的霍布斯，再到18中叶的思想、政治巨人托克维尔，最后谈谈18世纪末期的社会学思想巨人。
一、马基雅维利
15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是聚变的欧洲，文艺复兴为欧洲带来了思想的革命。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化，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君主论.译者序言）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之作，书中开篇便阐明了其创作意图——为了重新获得新殿下洛伦佐.梅迪奇的信任以及重用。同时另一方面也是马基雅维利对于自我人格的自我鉴定。
书中内容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于如何让国家能够统御新的疆土或如何获得更多的疆土。第二个部分是不同出身的国家君主应该如何统御国家而避免受到蔑视与憎恨。
那么马基雅维利在书中所蕴含的国家观念是如何呢？首先是君主即国家元首置于国家之下，人民拥有权利选择是否将自己的权利赋予国家元首。这一点在书中的体现在于书中大篇幅的对于如何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进行论述，同时
将国家公民的选择权力置于很高的位置。其次从国家组织形式来说，他认为君主拥有较高的权利同时赋予于此对应的责任。在宗教与国家问题上，认为宗教与国家的形式并不冲突，当宗教能够有机会统御国家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对公民的态度上，君主有权利使公民畏惧自己从而更好的统御国家。选择残酷和仁慈往往由国家自身情况而定。总的来说将君主置于国家利益之下，对于公民来说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公民可以通过投叛敌国、推翻现有君主等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
二、霍布斯
《利维坦》一书是对君权神授和教会大加批判的一本著作。当时英国由克伦威尔任护国公，集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霍布斯则认为如此大权独揽，消弭战事，是他理想的政治状态。由此可见他的政治主张是非常的反动的。他思想上的种种矛盾，正是新时代的呼唤和旧时代的烙印的直接反映。所谓“利维坦”是圣经《约伯记》中的一种力大无穷的海中怪兽，与沙漠怪兽比蒙共同为上帝创世第六日所造。霍布斯以此为命名，意味比喻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利维坦》一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论人类；第二部分为国家；第三部分为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第四部分为论黑暗的王国。霍布斯对于国家的理解更多意义上是一种栖身之所，同时有维护国家的义务，臣民拥有自身的自由，他认为自由一词值得是在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的去做他想去做的事情。另一方面自由是与畏惧、必然所向融的。人们为了保全生命因此制造了一个人为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这种国家是一种共同体的象征，维护者每位维护他的共同体成员。为了更加富有效率，人们创造了一种国家的人格具体形象，这就是议会或者说是赋予主权的个人即君主。将签订契约的锁链联系在一会的嘴唇和自己的耳朵之上。
霍布斯的这种描述，代表着他将国家整体视为公民整体的共同体象征。公民为了能够更有效的管理国家而产生出君主或者是议会。君主、议会位于公民之下，其言行受公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在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上，霍布斯认为教权是独立于国家权利的。教会有权利开除拥有教籍的门徒，开除教籍的权利不能超出救主赋予使徒和教会牧师的使命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不能用命令和强制手段来实现，而只能够用教会和指引人们再来是中获救的办法来实现。教会没有干涉门徒世俗权利的权利。
总的来说霍布斯将国家公民的地位置于国家整体之中，议会和君主只能够成为公民的代表者，政府需为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所服务，受到公民的监督。
三、托克维尔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的变迁根本是不可能通过一次革命或一次改革而一蹴而就的，他根本上是循序渐进的，社会制度的遍前必然是拥有一定的规律。法国人民希望旧制度的灭亡，但是新制度中却依然包含着旧制度的影子，同时，新制度的产生并没有使的人民的生活过得根好，反而通过压缩旧制度中消极的一面使人民生活更加的艰难。当然大革命所带来的依然是拥有积极地一方面，积极地一方面体现在对君主制的一次勇敢推翻的尝试，法国人民希望知道，现有的生产力是否能够推动出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即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没有同旧制度中的君主制产生不可调节的矛盾。新制度和旧制度之间的鸿沟看似很大，但托克维尔认为，这种变化已经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所集中的反应，人们已经能够感觉到社会制度即将发生改变。
所以托克维尔带给我们一种新的思路，革命能够带给我们社会以什么样的启示。毫无疑问革命是一次勇敢的尝试，革命的出现是检验新制度是否能够适应现有的生产关系。同时革命往往还是对旧制度的一次重新洗礼。经过革命洗礼后的旧制度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带有其本身的色彩并且能够与新制度所相适应。
那么托克维尔对于国家一词的理解又如何呢。书中他认为，国家的发展在一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家对于国家发展的理解，同时国家制度的设计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政治人物代表着社会精英力量，但精英式的人物来自于人民公众之中，所以精英式人物在做出政治考量时需要站在国家大体发展上。对于各式精英人物的态度我们可以持褒贬不一的态度。同时在革命的过程中一部分是历史规律的推动作用，而另一部分却是精英人物对于历史规律的展开性思考。展开性思考意味他们能够凭借自身丰富的个人阅历站在一定的高度俯瞰历史规律。从而通过自身努力带动公民对社会制度进行有益的改革或革命。
四、马克思
《资本论》是马克思论述一般经济规律的代表著作。站在马克思所处的历史角度来看这本著作，无疑是完美的，它揭示着一般客观规律同时富有逻辑性的推理。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无疑是超越时代的，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后期的社会变迁，但是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论述依然存在许多的问题。另一方面
从现今来看其中一部分内容是过时的。因为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述及推理依然存在当时的时代性质，并不符合当前历史的演进。
首先来看《资本论》所论述积极的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于一般规律性，无疑是肯定的。由货币这种中介手段，物物交换变得更加便捷，同时使得生产物的增值更加的直观，在这种条件之下，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工厂主们意识到，通过汲取劳工剩余价值能够扩大资本的再生产与再发展，同时将这部分剩余价值由劳工转移置商品，无疑提升着商品的价值。在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向我们展示出物在生产过程之中如何逐渐增加自身价值，并且如何通过工厂分工和机器大工业生产获得超额价值。
在这种生产过程中毫无疑问会出现许多问题。马克思论述中最直接的就是对于劳工的压榨，通过马克思对于历史资料的展现，当时工厂主对于劳工的压榨是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例如“其中有几位先生雇佣12-15岁的儿童5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的下午四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的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初期的劳工与奴隶主义时机的庄园奴隶进行对比，发现劳工在某些地方的生活比奴隶还要差，例如工作的时间、拥有的土地、一定的自由程度、最自己休息时间的分配等等方面。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现实因素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这种论述展现了一名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感。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中，他谈到这种历史趋势就是生产者的直接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物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经一部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他认为这种历史趋势必然导致掠夺和垄断使得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于是就有了他与恩格斯所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即号召无产阶级统一起来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对于马克思的这种认识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呢。首先，我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共产社会的产生。但是这种共产社会与马克思所论及的共产并不相同，这种共产并不反对私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可以如火车铁轨并驾齐驱，共产只是在社会公共物品之上的，例如现在北欧的福利制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共有财产的共有。这种共有必然基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后，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必然增加，国家通过税收调解社会共同财富，通过教育提升公民整体的素质。此时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持相同速度的，并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共产程度的不断加深可以使公民拥有充分实现自己个人目标和充分发展个人自身的机会。
7月——9月所读书目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马克斯.韦伯
《经济通史》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斯.韦伯
《伦理之业》 马克斯.韦伯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马克斯.韦伯
《罗雪儿与克尼斯》 马克斯.韦伯
《韦伯政治著作选》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第一、二卷 马克斯.韦伯
《中国的宗教》 马克斯.韦伯
《宗教社会学.宗教世界》 马克斯.韦伯
《古犹太教》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 沃尔夫冈J.蒙森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传》 玛丽安妮.韦伯
《君主论》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社会分工论》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埃米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埃米尔.涂尔干
《死亡与右手》 罗伯特.赫尔兹
浅谈马克斯.韦伯的基本写作形式
——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到《经济与社会》
马克思.韦伯是我自读书会开始通读的第一位作者，十分庆幸当初的选择。究其原因在于韦伯浩瀚的思想体系令我赞叹与沉迷，同时使我对自己浅薄的学识有了一个客观清晰深刻的认识。可以说韦伯是我研究生生活的第一位正式的引路人。首先在文章的开头有必要对韦伯表示至深的感谢与尊敬。其次我在通读韦伯作品的过程中不禁感受到了其写作形式具有其独特的个人色彩，这种独特的写作形式使我陷入思考，其特殊性首先可以借助其妻子：玛丽安妮.韦伯的话来简单表述。“（韦伯）对于洞察力评价甚高，在阐明感知具体问题的可能性时把它们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他并不重视用什么形式陈述自己的丰富思想这样的问题。一旦他开始出发，往往就会有大量的素材从他的头脑中涌现出来，以致很难用清晰的句式结构进行表述。由于现实领域总有许多新的问题不断涌入他面前，他希望能够做出迅速的反应，并尽可能简要的表述出来。对他来说，这种散漫的思考有一个重大的局限，就是无法同时表述几条关键的思想路线。因此，他不得不把许多内容匆匆塞进一些复杂的长句之中，塞不进去的放到脚注里，这让读者也和他一样‘由衷地’不辞辛劳！”（马克斯.韦伯传）可以看出作为韦伯身后资料的整理者与普通读者的玛丽安妮也深受韦伯的“毒害”并“苦不堪言”。那么韦伯的作品是否拥有其一般的叙事逻辑可以让读者所把握。毫无疑问是拥有的。那么本文主旨皆在探讨韦伯式写作的形式类型，帮助读者更加清晰容易的掌握韦伯作品的核心思想，将阐释作品一般的叙事逻辑作为文章的核心。最后在开头的末尾处我想援引韦伯的一句话来结束“凡有分歧处，我希望听到尽可能尖锐的辩驳。”
一、价值中立与价值判断
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韦伯详细阐述了作为其整体思想方法论核心的两种原则。韦伯指出“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那么作为此种思想的提出者，韦伯在其作品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一般价值原则。例如：
“此种资本主义‘精神’在世界上的质的形式与量的扩张，宗教影响力是否曾参与发挥作用，并且发挥到何种程度？奠定于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这种文化的哪些具体层面可以溯源于此一力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几乎不容置疑的是：中国人的心态——在这里意只面对世界的实际态度——的各种基本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是深受政治与经济的命运所共同的影响；只要看看此一心态的固有法则性，也就不难指出这是强烈阻碍资本主义之发展的一个有利的因素了”（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法律的编篡有助于产生这样道德局面：学者型的法律活动要么更多地找安于罗马法，要么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更多地着眼于旧事日耳曼的法律制度，目的是借助历史法，一两者本来的‘纯粹’形式使他们体现”（经济与社会）
从书中截取的片段中，通过对资料的整理成熟、思考问题的抛出、以及保持价值中立的叙述手段，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韦伯在写作的过程中极力保持自身的价值中立，同时在资料的选取过程之中保持自身的价值判断。作为概念的提出者韦伯深知作为学者当混淆价值关联和价值判断后会出现怎样的意味。同时我们可以看出韦伯坚持进行价值无涉的判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防范那些表面上客观但实际上是强加给主观的价值以保护学术，二是反对那些戴着伪客观面具的学术侵犯价值领域。“.....但是运用这些概念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人们不仅会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实然之物，而且会理解为某种应然之物，换句话说，从叙事者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某些侧面就会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只要在一个概念的应用过程中出现了超科学的成分，这个概念遍会丧失价值，因为理论上的‘价值关联’和实践上的‘价值判断’这时就会不知不觉就会搅在一起。......其结果就是在逻辑上混淆主观与客观，信仰与知识，从而削弱历史叙述的认识价值”。（马克斯.韦伯传）这就是韦伯极力抗拒由于作者自身而影响读者本人的思考理解的原因。虽说如此，但是作者本人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逻辑的关联性依然可以为读者所理解利用，那么读者将如何利用于此以更好的读懂韦伯。
必须强调的是价值中立与价值判断必须结合的来看。就写作形式这一方面来说，价值中立往往是一种写作的态度、一种价值理念，价值判断则与价值关联所联系，是收集资料的一般思维模式，所涉及到的往往是作者的个人经历、个人学术背景甚至是个人兴趣爱好等。在写作初期我们往往会涉及到收集和阅读不同的资料，对于普遍资料的取舍就牵扯到了不同人的价值判断。而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对于不同资料的整理、关联则更多的涉及价值关联。可以说价值判断深入每个人的内心，是由于不同的成长、生活、学习经历而塑造的。
那么对于韦伯来说他的价值判断也必定与他的个人成长保持着一致性和连贯性。所以在当我们把握住韦伯具有个人风格的价值判断依据时，我们能够更简便、快速的读懂韦伯的思想。那么韦伯的价值判断是什么？
首先将从其早期的个人经历谈起。在1877年，14岁的韦伯写出了早慧的论文，论及皇帝和教皇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并且评论了从君士坦丁到民族迁移时期的罗马皇帝。这是第一篇韦伯所写的随笔性质的论文。我们有理由相信少年时期的论文必定会对未来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这篇论文是如何产生的？
根据玛丽安妮的记载：“处在青春期，但他们已被准许在午餐时为议员们分发雪茄，并且耳濡目染了让他们能够碰上的政治辩论......早年时候就已经对政治问题耳熟能详，并且直接观察到了政治生活的特殊性”。（马克斯韦伯传）1870年战争的爆发对小韦伯留下了不衰的印象，“......势不可当的胜利，举国欢庆，以及终于实现了帝国统一而引发的充满自豪的狂欢——那个孩子对所有这一切都无不留意在心，由此而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影响”。“马克斯很早就开始研读他能够弄到手的书籍，尤其是历史和古典著作。不过他也读哲学。在sekunda他读过斯宾诺莎和叔本华；在prima他专门读了康德。12岁时他告诉母亲有人借给他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且他还要去读《反马基雅维利》，并且要去看路德的著作。”（马克斯韦伯传）从上述来自玛丽安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关键因素：1870年的战争胜利、较早接触政治、历史、哲学的书籍以及最为重要的是能够有机会参与时为帝国要员们的政治辩论。
这些因素带给了韦伯（1）对政治、历史的极大兴趣。这在他的写作方面体现在了选题的代表性，以及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偏向于对古代政治、历史方面的广泛阅读和援引，特别是对古代罗马文化政治的个人崇拜的特征。（2）资料援引的广泛度。将众多庞杂的资料进行整理之后融入文章是韦伯式写作的一个明显的特征，这种方式的优势不言而喻，但劣势也较为明显，体现在韦伯往往较难用较为简练的语言来驾驭这些资料，并且在论述过程中由于资料的庞杂而容易脱离中心论点。（3）批判性的思维。在他的作品中批判性的论述往往占据很大的部分，同时批判的内容往往指向中心论点。
那么作为读者的我们如何利用作者本身的这些写作形式？
我们首先要明白，写作逻辑与写作形式是抽象化的作品内容，是通过分析作品内容而一般化的逻辑思维模式，其基础必定来源于作品内容。其次庞杂的资料必须服务于对文章中心论点的把握，逻辑的思辨产生出中心论点。中心论点在文章中毫无疑问占有重要的作用。那么韦伯几部作品的中心论点在于以下几方面。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即拥有条件的追求价值的最大化，也就是“收益性”。产生此种价值的一般源头，即韦伯归类出的几种新教精神以及几种新教精神的核心原则（韦伯通过比较分析的方式归类为单一禁欲的因素）。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否与一般常识中的经济社会因素拥有一般关联性。
《中国的宗教》：中国拥有何种经济、社会基础，并同西方做出比较，认为在某些方面中国强于西方。中国统治阶级、一般阶级的思想状态是什么，产生这种思想状态，并维持他的因素有哪些，认为一部分来源于中国宗教的神秘主义性质和其“天性实然”，另一部分来源于官僚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与中国宗教的抗衡结果。
在韦伯著作的阅读过程中我们不妨首先抓住文章的中心论点，其次将中心论点套回庞杂的资料中，最后在资料与逻辑的思辨和阐述过程中产生中心论点。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循环过程，而中心论点则是这个循环过程的始末。
但是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拥有局限性质的，当作者不提出中心论点时这种方式就是荒废的，在韦伯的某些著作中我们无法抓住其中心论点，原因就是在于作者往往只是对所表述的资料进行陈述式的表达，并没有提出所想探讨的论点，以韦伯的社会学著作《经济与社会》最为典型，全书以教科书式的写法陈述了韦伯所关注、发现的对社会能够产生影响的不同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起源、表现形式以及作用。
二、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分析法是韦伯创立并运用的一般研究方法。“就是说，过去某些事情和关系被统和进了一个没有冲突的秩序中，组成这个秩序的是想象出来的因果关系。可以想象，它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而是一个乌托邦”（马克斯韦伯传）理想类型化了的名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它只是人们臆想出来的社会生活综合体。例如“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名词，在我们生活中并没有事实的存在着，我们摸不到也吃不着，但是我们能时常听到这个名词。究其原因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经济关系形式所组成的社会一般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直观的认识其所蕴含的一般内容，并且这种内容为社会共同体所共识。
对于读者来说理想类型化的名词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率的理解韦伯的主旨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将纷繁复杂的叙述概念整理为一个单一的有效名词，可以简略语言叙述内容，使读者更易理解读者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首先韦伯对于大量基础性概念作了理想化处理，其次在后文的书写中往往简略了叙述内容，减少了作者和读者的书写、阅读压力。读者阅读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充分理解韦伯式的理想概念，这些概念往往使用我们熟悉的名词，但其实际意义则由韦伯对其重新定义。对于读者来说难点在于要抛弃惯有的理解内容，替换上韦伯对其的定义。有一种较为简便的方式，可以将这些理想性质的内容自己定义，抛弃韦伯对其理想类型化。当读者充分理解这些概念之后，通过索引式的手段方式将其存入脑中，在阅读后文的过程中可以更加迅捷的理解韦伯的思想脉络。从写作角度来看理想类型，可以认为理想类型是一种工具，如同一把剪刀，帮助我们更好剪裁韦伯庞杂的思想内容。（2）理想类型化得名词往往指向文章的中心内容。从逻辑角度来分析。创造出一个理想化名词时必须要包含当前社会所出现的大概率客观事实，也就是说理想类型名词所指代的内容，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因为缺少普遍性的要求就容易出现逻辑上的漏洞，无法说服读者承认其定义具有科学性。其次需要一定的原创性质，因为既有名词所包含的内容可以满足作者所想表达内容时，作者没有必要再创造新的理想概念。当一篇文章的某一段中出现了大量带理想类型化得名词时，说明韦伯该段的内容并不是简单的逻辑推演和事实罗列，而是韦伯所想表达新的发现内容，即为文章的中心内容。从韦伯书中举例来看：“在日常生活中，正如其它人际关系，受习惯和物质利益的考虑所决定。可是作为支配基础，单靠习惯、个人利害、纯感情或理性动机来结合仍不够坚实。除了这些之外，通常还需要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正当性的信念。”（支配的类型，正当性的基础）在这个例子中出现了该章的首个理想类型化名词“正当性”以及其他理想类型化名词“支配基础”“理性动机”等，所以在通读全章后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文字涵盖了重要的内容。
三、类型比较法
类型比较法，顾名思义即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政治基础、文化脉络、历史渊源，得出较为普遍性的一般结论的一种科学经验研究方法。韦伯可以说是此种研究方法的集大成者。类型比较法将文献资料的广泛收集、整理、阅读视作此种方式的理论经验基础，将逻辑的推导、素材的比较视为方法的重点。“韦伯的学术工作堪称不可计量，吸收其中的任何内容，都必须循着他思考的过程去处理那些棘手的素材......”（马克斯.韦伯传）。从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到《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再到《经济与社会》其中文献的援引量无不体现着如其妻所述的“不可计量”。在多元化类型收集的基础之上如何对其进行比较分析，韦伯遵循着其一贯的逻辑体系为我们呈现着。
在其宗教社会学理论中，例如《中国的宗教》、《古犹太教》。韦伯往往首先对所探讨宗教实体的文化、社会、经济背景做出详细的资料罗列。在资料罗列的过程中引入对问题新的认识和思考，这种思考往往独具新意，例如在《中国的宗教》中广泛对氏族、家庭、官僚制进行详细的思考论证；而在《古犹太教》中则转向了对契约、卡里斯马式的神义论、仪式，甚至是种族；在《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中却对布教方式、种性的分裂、救赎的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这种思考并不仅仅限制在所探讨宗教之中。特别的，在此过程中引入其他宗教的成因、当前状态、背后所蕴含的宗教支配逻辑，已成为韦伯所惯用的写作形式。以此相互比较，交替论证，循环上升式的逻辑推演，不仅有利于拓展作者自身的思维结构，也使得单一的文献多元化，并不只局限于简单的陈列，而变得更具说服力。
此种写作形式对于读者来说好处也很多。首先最直观的，读者可以从一本书中收获更加多元化的知识，丰富着读者的知识储备；其次，头脑风暴式的阐述模式，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逻辑思维跟随作者的脚步，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最后，最重要的是文章中由于使用相互比较的手法而产生所论证的问题，所以涉及资料选取的范围较广，读者很容易在其中找到自身的位置，使得读者更加身临其境的从自身宗教文化入手，体会其他宗教。例如在《中国的宗教》中韦伯在论证的过程之中普遍的引如了基督教、欧洲政治历史的相关论证资料，假设是一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欧洲人，那么他就可以设身处地的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韦伯正在论证的问题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在韦伯其他的著作中也可以得到体现。
作为读者的我们如何阅读此种写作形式的作品。以《中国的宗教》为例。全书首先从中国的社会学基础开始分析，再到分析士人阶级、儒教的生活状态，最后阐述比较了中国的其他宗教思想。毫无疑问韦伯主旨是分析为何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很明显他认为是中国本土宗教没有出现如西方新教般以世俗克己、盈利为最终原则的根本因素以及士人阶级阻碍的直接因素。当核心主旨确定后，读者在读到不理解的地方时都可以以此作为解释。当然这种方式具有片面性质，但是却不失为一种好的途径。
四、写作形式的其他方面
以下是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方面：
（一）以点散面：通过大量的客观事实论据，论证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汇在其中心思想中的关键意义，由此意义推导出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一般规律。例如：《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的“氏族”、“担纲者”、“性格”、“理想”；《经济通史》中的“行会”、“占有制度”、“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中的“社会行动”、“社会关系”、“正当性”、“支配性”；《古犹太教》中的“共同体”、“教团”、“贱民”、“先知”等等。韦伯对名词词组往往情有独钟，从他作品中的标题可以看出，使用大量的名词词组作为标题。有理由相信，这种命题方式对于作者本身的束缚较少，同时可以大致规范出章节目标，减少思想的偏离。这种方式符合以点散面的形式。
（二）历史叙事时间的混乱：韦伯作品在引用历史方面资料时，给人以直观感受在于对历史时间梳理的混乱，在一章中可以从6世纪随意跳至14世纪。
（三）语句逻辑性的不明确：在于涂尔干的作品的比较中发现。相较涂尔干，韦伯的逻辑性可以用混乱来形容，读者很难在一段中读出韦伯真正想要说明的问题。
五、结语
在读韦伯的作品的过程之中，很容易沉迷于其思想洪流之中，而无法自拔。当然也很容易被韦伯独特的写作形式所困扰，于是便有仔细思考其独特写作形式的想法，他的写作形式是可以被借鉴的，毫无疑问是拥有很多的优势。
最后，说下这一个月的读书感悟。蒙森曾说过韦伯是近代的最后一位通材，我很认同他的说法。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位文科生都可以尝试去做一位通材，我认为这是文科培养的终极目标。理工科注重培养人的专门学问，而文科则更加注重培养人的人文情怀，培养人文情怀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读更多地书籍，读更广的书。当我看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近200多页的注释时，敬佩韦伯对学术严谨、细致的态度。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稿中，一句“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以学术为业）十分的打动我，我希望我无论在做人、做学问都能够像韦伯学习。最后以《伦理职业》中的一句话来结束，“高以为基，洪由纤起，这不仅是治学之道，而是学术之史。”（伦理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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