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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中国读书论坛 » 本科生读书报告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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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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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概述：

综合来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这样一部经典：它是对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在宗教层次上精神动力的追根溯源，是一次复杂化、精细化后再理论化的论述。马克斯·韦伯用严谨而又逻辑化的语言在论述这样一个观点——近代以来西方资本国家的宗教（新教诸教派），无论是路德派、卡尔文派、虔敬派、卫理公会、还是再洗礼派，虽然它们的最终旨趣是为了达到个人信仰的纯正，从而完成个人的解脱和救赎，但是这些教徒苦修的方法，与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不谋而合，具有客观的历史进步性；韦伯通过这种对新教诸派伦理观和教义考察，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先于本主义制度框架而发生，它发生的基础是新教诸派。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和结果逻辑：

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内在契合性的论述，是从对一个现象的关注开始的，即：在近代资本主义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者商业上受过交稿教育的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教新教主义的色彩，成为了资本的拥有者和领导者，占据了工业经理阶层的高阶为之；而与此同时，天主教的雇工则显示出一直留在手工业里的强烈愿望，从而较多的成为了产业工人和工匠师傅。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规律，但是规律的发现，既不能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不能作为研究现象的结论。韦伯的目的，是找出为什么二者分布中，天主教徒无经济理性主义倾向，新教徒却将经济理性主义倾向作为了经济生活的支配形式。

韦伯采取的分析框架是比较分析，包括横断面比较和时间序列的比较。横断面上，包括新教诸派别（路德派、卡尔文派、虔敬派、卫理公会、再洗礼派），包括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时间序列上，韦伯从富兰克林的美国时代写到20世纪初的美国时代，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向前、也向后研究了数百年。

韦伯注意到的是一个变革（宗教改革），这种变革在世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甚至变革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此，我先把韦伯分析宗教变革的原因、结果展示给大家，然后再顺着马克斯·韦伯——这个犹太社会学家的思维逻辑解释这一变革的现象到本质。

1、原因：

近代宗教改革之前，人们（教徒）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世人之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蒙召得到救赎。《新约圣经》将神的旨命固化——所赐予的不能失去，所拒绝的也不能获得——既悲壮，也不近人情。

这种状态造成个人内在的孤独感，并且在路德改革之前演绎到了极致——个人的永恒救赎之道甚至难于今天的考公务员：牧师不能提供帮助，因为唯有蒙召之人才能在内心读懂神（上帝）的话语；圣礼无用，圣礼只是增加神荣耀的手段而非获得神恩的手段；教诲不能有所助益，因为“教会之外无救赎”；甚至，神也不能提供帮助，因为基督也只是为了挑拣者而死。

就这样，教会——圣礼的救赎之路断绝。

2、结果：

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徒具有一种异常坚韧的性格，始终保持着清醒冷静的自制，避免道德与经济上的沉船灭顶；他们眼光敏锐，行动力具足，具有一种极度坚决且高度突出的“伦理”资质，让这样一种革新获得客户和劳工不可或缺的信任，保持张力以克服对抗，尤其担负得起紧迫而密集的压力。

这种特质，谓之“资本主义精神”。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逻辑过程分析：

通过对宗教改革原因和结果的描述，我们知道：新教的发展和传播，使田园牧歌的场景在激烈的竞争苦斗下全面崩解，让位于劳动成为天职的、享乐主义的伦理。

这种伦理，抑或说“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的。

1、路德的职业观：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马丁·路德并不具备在此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他以“教理的纯粹性”作为判别教会唯一无误的标准，也阻碍了伦理领域新观点的发展。新教伦理的结果是，在伦理外衣下、规范束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其目标是反对传统主义。其风格是“若不跟进，就得退场”。马丁·路德的职业观要求信徒满于现状，接受神所安排的注定的事，从而无从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

但是马丁·路德毕竟提出了“天职观”，他认为“履行神喜欢的义务乃是讨神喜欢的唯一之道，乃各人之‘天职’”。其意义在于：（1）“因信称义”认为灵魂获救只须靠个人信仰的虔诚，不需要教会的繁琐仪式，从而否定了教会和僧侣阶层的特权。从此，教会通过散发赎罪券、征收十一税等手段敛财的行为成为非法，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解除了一部分压迫。（2）路德的圣经翻译活动，不光是“创造了德语”，更重要的是，这种“天职观”，使职业具有宗教和经济的双重意义,即职业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更包含一种神圣的宗教使命--上帝安排给个人的角色 ,所以从事某种事业的人必须接受上帝的安排，恪尽职守、完美地履行其职责,完成上帝交给的任务。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探寻路德的“天职观”，就是探寻文化发展之网中宗教提供了什么样的丝线，进而寻求这种文化特色归因于宗教改革的历史原因。

路德的“天职观”，其宗教影响力，无疑对资本主义精神在质的形成和量的扩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丁·路德的新教教义伦理首开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契合性。

2、禁欲宗教的职业伦理：

为了论述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马克斯·韦伯在对马丁·路德宗教教义教旨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的框架，对卡尔文教派、虔敬派、卫理公会和再洗礼派的教义进行了分析评判。

（1）卡尔文教派：

卡尔文教真正引发政治文化斗争的宗教信仰，在于它所说的“上帝预选论”。

在《学术与政治》的阅读和讲述中，我论证了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涵义：①除魅；②助益清明。同样，巫术救赎被“除魅”，“教会——圣礼”的救赎之道也被封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陷入传统主义的泥潭，卡尔文宗的教徒们在卡尔文宗教改革之前，没有其他的道路去除魅、去助益清明。所以他们需要改革。

于是，卡尔文提出“上帝预选论”：人一出生，上帝便已经确定了谁是罪人，谁是无罪的；上帝不是作为引导人们赎罪的偶像存在，人们只能自救。上帝预选了人们，人们应该用一生的善行增添上帝的荣耀。这种观点，如闪电再次击中由路德撕开的封建天主教的伤口。路德只告诉人们要“好好安于天职”；卡尔文却激进地告诉人们上帝只选择了你们中一部分，这一部分人要努力做“善功”以增加上帝的荣耀；而上帝没有告诉信徒哪一部分已经被抛弃，信徒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扩大这种“善功”，因为“善功”是被选的表征。

卡尔文的“上帝预选论”充满了“天机不可泄露”的意味，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不透明、未知，但愿景就在眼前；既传播了信仰，又避免了分裂。这是他的保守之处，也是聪明之处。

“善功”——既然“善功”是个人可能获得最终救赎的唯一之道，那么就增加这种“善功”吧：“善功”应该是普适的、也应该是有用的，于是，财富——成为判别“善功”多少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因素。在一个社会中，剔除历史因素的既得利益者，谁最容易获得财富呢？——自然是那些最“狠”的人。比如厌弃一切感官文化的清教徒。

清教徒对“信仰之默示”极为重视，拒斥一切享乐行为：人，为了增加“善功”，成为了攫取利益的工具，其价值理性在于蒙召。清教徒成为了心怀宗教虔诚的“夏洛克”、“阿巴贡”、“葛朗台”和“泼留希金”。（世界文学名著中的“四大吝啬鬼”）

卡尔文的新教教义居然造成了这样的效果，但是它确实造成了。人们不知道哪些人被“预选”，但人们确信“救赎”——“救赎”的手段就是“天助自助者”——“善功得救”。就这样，富兰克林描述的“勤奋、节俭、信用”的拜金主义行为和原则，在卡尔文的教义中得到鼓励，虽然不是主观上的。这样，卡尔文改革后的教义思想，如此程度上改造了一般信徒的日常生活；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了助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精神改造。

为了完成“善功”，为了达到可观的“善功“，受到卡尔文教义影响的清教徒把“禁欲”作为一种手段，某种程度上也是资本主义的早期原始积累，虽然信仰层面上比这高尚得多、也虔诚得多。

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做这样一种联想，早期的清教徒为了宗教虔诚，确切说为了得到“救赎”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取得巨大的收益（“善功”），他们此感到无限的荣耀和踏实。敢于虐待自己的人自然不会害怕虐待别人，当激进的卡尔文教派消退的时候，这种因为无限虔诚而获得的“善功”却不会消逝，他们获得“善功”的冲动还在，这种冲动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从最初的“虐己”获得“善功”到后来的“虐人”获得“善功”，都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了得到神的救赎。

不管怎么说，卡尔文的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殊途同归，虽然它不是这个目的。

（2）虔敬派、卫理公会和再洗礼派：

虔敬派把“恩宠预选”作为其出发点，和卡尔文派教义不同的是，这种“恩宠预选”是普遍施与的，有并且仅有一次。信徒有可能失去，或者在“忏悔苦斗”之后有所“突破”而获得。

卫理公会结合了感情与禁欲的宗教意识，且愈来愈无视卡尔文教派禁欲的教义基础。

再洗礼派认为，“唯有个人于内在已经获得信仰并加以告白的那些成年人才能给与施行洗礼。

这三者的教义，不妨看作是对卡尔文派教义的扬弃。扬弃的原因：一者因为资本主义在后来有所发展，自然需要更加贴切的教义；二者因为卡尔文的教义实在太过于激进。绝对的禁欲，攫取大量财富之后，必然引起享乐主义的反弹；虔敬派、卫理公会和再洗礼派的教义，不妨看作是二者的折中。

但是三者毕竟继承了卡尔文宗的“禁欲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在信徒心里产生的、想在生活样式里讲求方法地审视自己恩宠状态的动机，以及将生活禁欲化的驱动力；是一种试图以神的意志为取向，理智建构一己的整体存在。

三、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斯·韦伯探讨的宗教改革诸派仅是从其教义，而不是从教规的角度出发，他分析的是新教诸派（主要是天主教、路德派、加尔文派、清教徒等）的教义所导引出的世俗行为后果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导引出的行为后果的相容性。即，马克斯·韦伯探讨的是宗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相容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相互作用问题。资本主义精神是否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问题。1

在韦伯的第二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文关于美国再洗礼派信徒洗礼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宗教改革对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影响：人们戴上具有教派标识的的纽扣表达自己的身份，以获得认同感；资产阶级需要获得再洗礼派教诲的承认、成为其教徒，以标识自己的诚信。在此，新教的伦理，已经不仅仅是保有、经营乃至增值神的财产，更是嵌入到经济获利本身，成为获利的要素和助力——新教伦理，在它产生的一百年、两百年之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其作用，虽由当初发展而来，但已远胜当初。

至此，神定的天职观，已经不仅仅只是有规律地完成工作、避免混乱的状态。利益成为选取职业。市民的经营与组织劳动，已经具有理性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