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韦伯《城市的类型 非正当支配》
韦伯《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韦伯《支配社会学》
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孔飞力《叫魂》
马克思《资本论》

读书笔记
1、韦伯的支配
韦伯认为，广义上的支配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基于利害状况的支配，主要表现为市场支配；另一种是基于权威的支配，韦伯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支配概念的。所谓支配就是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或所有命令的可能性，其中支配者对被支配者拥有某种权威（or命令权力。权力就是一种强制力，支配是政治权力的运用，权力是支配的方式。）；
而任何支配想要持续性运作，都必须要诉诸某种正当性，所谓正当性就是支配者行使命令权力的内在依据，如何让被支配者自愿服从支配者；
在此基础上韦伯着重介绍了官僚制支配、传统型支配和卡里斯玛支配三种理想类型，他们分别建立在三种正当性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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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官僚制支配。官僚制支配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支配形式，它具有一些特征，比如，依法确定权限范围，实行职务等级制权力等级化，组织运作按章办事，组织管理排斥个人情感，管理人员专职专业，拥有合理的人事行政制度等。可以发现，官僚制支配的正当性来源于合理的规则与程序，支配者的权威建立在正式规则与法律的基础上，被支配者的忠诚也是以非人格的、即事化的目的为导向的，而非设定在一种对人的关系上。
简单来说，支配者，即“上级”，自身也得服从于一套无私的法令和程序。服从支配的人，这些下级，是以组织的“成员”身份而服从的，他所服从的，也只是该组织的“法律”。因此，韦伯认为官僚制支配也是一种“即事性”支配。
韦伯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理性不断增加的过程，官僚制支配的产生是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在韦伯的理想类型中，官僚制是最有效率的技术工具，精准、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统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以及物质与人员费用的节省，所有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里达到最理想状态，国家政治的运行必须依赖于一个高度有效的官僚组织，政治支配者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才能够顺利贯彻自己的意志，官僚制支配必然会取代其它支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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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传统型支配，其正当性来自于“历代相传”的规则及权力的神圣性。传统型支配与官僚制支配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皆从 被支配者对“规范”的顺从中 来取得内在的支持，但是传统型支配“并非奠基于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关系”，支配者的权力是由传统所神圣化，并非切事的制定而来，而被支配者之所以服从也是由于统治者因袭的身份。（卡里斯玛的崇拜人是非常状态下的，突发的，但是传统型的顺从是传承下来的，依附于历代相传的身份）
传统型支配最具代表性的类型是家父长制和家产制（还有长老制，望族支配，封建制：西欧，不是中国那种，血缘纽带大为削弱，互相宣誓效忠建立人身依附，建立在契约之上。还有苏丹制啥的）。家父长制是指，在通常以经济及亲属为基础的团体中，有一特殊的个人经由固定的继承规则产生来统治。家产制支配是家父长制支配结构的一种特殊变形，通过分配土地（或者其他资料）给家中年轻男子及其他依附者的方式，将家权力分散化。存在于支配者与服从者之间的内在与外在诸关系，只能以支配者本身的利害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内在结构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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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卡里斯玛支配，卡里斯玛指的是超凡能力。卡里斯玛支配通常产生于非常的状态下，或是政治非常状态，或是宗教非常状态（政治，教权支配），比较突发。被支配者对卡理斯玛之承认与否，是卡理斯玛正当性的决定因素，卡里斯玛需要具体事实的持续确证，来得到被支配者的承认，否则其支配的正当性就会衰退。
可以看到，卡里斯玛支配的社会关系完全是私人性的，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它被人民信服是由于他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因此，卡理斯玛支配注定要改变其基本特质，走向日常化和稳定化，或是被传统化，或是被官僚化，所以韦伯也将其称为一种“必然过渡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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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类型实际上并不存在，是韦伯为理解和说明世界而建构的精确有效的概念体系，历史中所出现的支配类型往往是以上三种理想类型的结合、混合或者变形。
比如我们传统社会的支配形式（家产官僚制），传统中国有官僚制，层层级级，有工资，会考核，但这却不同于韦伯所说的，因为中国官僚制政府多出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皇帝。皇帝有绝对的权威，代表国家的意志。然而，他的权威并不是由法理确定的，根本来源确是家产制（其权力从原始社会时代的氏族的“家长”进化而来），“家长”（皇帝）有着至高绝对权力，即皇帝有着干预官僚体制任何层次和过程的“专断权力”。另外，借助君权神授等儒学建构，皇帝统治百姓是顺应上天的意愿。因此皇权又带有个人的卡里斯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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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当性支配相对应，韦伯也介绍了非正当支配。韦伯用“非正当性的支配”来形容西方的城市，这些城市共同体可自主的行使支配权力，攫取了上层的权力，对地区产生实际控制。
（为什么又要谈非正当支配，现代性特点是现代的官僚制发展以及民主的宪政国家，中世纪的封建制，教权制是如何过渡到这种现代支配来的呢？就要提到这种非正当支配，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城市共同体建立自身支配体系，与传统决裂。）
这种自主性之所以可以实现，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以经济为导向，可以吸引各种力量来城市谋利，摆脱传统氏族的羁绊和土地的束缚，超越农村，对农村进行支配。另一方面，城市共同体成员所自行建构的政治团体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展自己的法律与制度，这种力量反过来又维护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相对于西方，
中国的城市缺少一套像西方那样适用于市民的法律，以及由市民自主任命的法庭；中国的城市也缺乏自主的行政管理体系（城市职业团体控制居民，因成员身份有相对明确的权利义务，他们没有自由的权利）。除此之外，中国的城市还缺少“城市团体的性格，以及相对于乡下人的城市人的概念”。我们看影视剧，官员要告老还乡，商人要叶落归根，置办房与地都是在农村，城市看起来只是一个短暂的落脚点，中国的城市居民其实都只是其原籍村落里氏族的成员，他们也不热心于城市的公共事务。
由于不存在有其政治特权的城市共同体和真正意义的城市市民，中国难以孕育出西方的那种现代性力量。（去实现西方那样真正官僚制和民主国家，一直固守传统的家产官僚制）

2、乱伦禁忌
一提到乱伦，我们明确知道这是有违常理的事，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反对乱伦呢？乱伦禁忌从何起源呢？涂尔干给出了他的答案：原始人对同一氏族成员之间的性禁忌和他们对血的敬畏有关。
氏族定义了亲属关系，由具有相同图腾的一群个体组成，而外婚制就是禁止同一氏族的成员彼此媾和的规则。乱伦就是亲属关系密切到了要禁止其结合的程度的个体之间的性结合，所以，外婚制就是乱伦禁忌。
那么为什么要娶外族的女子呢？涂尔干认为要在低级社会的宗教信仰中去寻找外婚制的原因。所有宗教基础中都存在的“塔布”，塔布是一整套仪式禁忌，其目的在于阻止和某个事物或某个范畴的事物之间的任何接触，以避免某种巫术传染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外婚制也是一种塔布，防范同一氏族男女之间的性亲近，而有关这种禁忌的惩罚，有时是社会的介入，有时自然降到有罪者头上，这一种情况尤其体现了作为外婚制基础的那些情感的宗教性。所以，外婚制很可能是由某种宗教特性引起的，两性中的一性被加上了这种宗教特性的印记，使另一性别的人感到畏惧，从而造成了两性的隔绝。
原始人视血液为神圣之物，氏族图腾之神就栖身于血液之中，一旦鲜血流出，图腾之神也就散溢开来，沾染上血的物品必须经过隔离，否则氏族成员将会遭受灭顶之灾。当女性的经期与这种神秘力量相联时，禁忌与隔离也就牵连到女性身上，以此，同一氏族的男性与女性不得随意交往，性关系更被视为最大的禁忌。但外族的女性跟本族的图腾之神无关，她们的血液不带有本族人视为神圣的力量，所以迎娶外族的女性是合法的，这就是乱伦禁忌的起源。

【书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二卷）》
四大家分工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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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①涂尔干指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社会容量指的是人口的数量和关系，社会密度指的是人们之间交往的频率和强度。资源是有限的，社会的成员越多，成员的关系越密切，他们的竞争就越残酷，当一个领域趋于饱和时，人们就会转向另一个领域来避免竞争的压力，获取更多的利益，由此各种专门领域迅速地产生出来，分工得以实现。
        分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由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口的流动、和大城市的发展 引起的集体意识的退化，在集体意识强烈的社会，法律和道德严格的将人限制在同一集体之中，集体意识对个人意识的压制，使个人难以做出改变，个人的特殊活动也是很少见的。
②涂尔干并没有强调劳动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与马克思不同），而是把关注点放到分工的整合功能上。社会分工削弱了集体意识，为个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创造空间，使社会产生功能上的相互依赖，从而促使社会发生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
        机械团结产生在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中，其建立的基础是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和相似性特质，由于相互依赖性低，这种社会整合度不高。压制性制裁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或至少要给犯人带来一定的损失，带有明显的报复性、惩罚性特征，其典型形式是刑法。刑法是表征、判断集体意识强弱的根本指标，对应于的社会团结类型就是机械团结。在机械团结社会中，强烈的集体意识使得法律具有明显的压制性特点，这种法律将凡是触犯集体意识的行为视为犯罪而加以惩罚。惩罚的目的不是使犯罪的人遵守社会规范，而是对犯罪行为施行报复来安慰被伤害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情感，这种惩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是集体意识和社会普遍道德情感的直接宣泄。在低级社会形态里，所有法律几乎都是一种刑法，并且总是固定不变。由此可以理解，原始刑法发达的原因正在于当时的集体意识影响面极广，影响力极大，而劳动分工还没有产生出来。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其建立的基础是异质性和社会分工。由于人和人之间差异很大，社会分工变得十分复杂，人与人之间依赖性增加，因此，社会整合度也较高。恢复性制裁的目的在于拨乱反正，即把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的关系重新恢复到正常状态，不是为了给人痛苦，具有恢复性、补偿性特征，它主要包括民法、商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与恢复性法律相对应的，是分工所致的社会团结，即有机团结。在有机团结的社会里，分工发展所带来的职业分化、个人意识和个性的增强以及集体意识的减弱，使得机械团结社会中以维护集体意识为目的的压制法走向衰落，同时使得以维护个人、群体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促进社会合作为目的的恢复性法律崛起并占据主导地位。
③涂尔干认为正是“病态”的社会分工，才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涂尔干总结了三种反常形式的分工：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不适当的分工。失范的分工的“失范”，主要是指缺乏有效的社会规范，从而使分工的各个机构部门难以调节；强制的分工主要指分工违背了劳动者的本性和意愿，个人的爱好和能力与所分配的分工不匹配；不适当的分工指的是要让每种分工的每个人都能保有活力，不能有些分工工作过多，有些分工没有什么劳动需求。三种反常形式的分工，构成了现代社会失范的主要根源，要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就必须重建社会秩序，以调节个人私欲的增长与道德的缺失所产生的矛盾，而人们的欲望只能靠他们所遵从的道德来遏制，所以，涂尔干认为消除现代性问题，还是要从重建道德秩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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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①与涂尔干不同，韦伯认为，理性化精神是推动分工发展的不竭动力。韦伯认为经济行动必须符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前者将被用来指在技术上可能的，唯一目标就是追求利润；后者则是指按照某种终极价值观的标准，旨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韦伯把新教徒一切行动的价值理性都归结于上帝的指示，新教徒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天职，一种对上帝的承诺，他们会以一种节俭、勤奋和理智的态度追求自身利益。这种行动的价值理性会辐射到每一个新教徒的生活当中，进而导致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符合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标准。分工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必然要受到理性化精神的主导，向更加细致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
②韦伯在合理性的经济行动的论述过程中分析社会分工。他首先对劳动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分类：技术层面、社会层面与经济层面。技术劳动指劳动者分工合作及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过程；社会劳动指由个别劳务、物质性的生产手段及营利机会 决定的职业分化与市场组织形态，前者是一种社会现象，后者是经济现象；经济劳动包括劳务的彼此结合及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结合，劳务被经济主体所分配和占有等等。随之将经济劳动并入社会劳动，将劳动分为技术劳动和社会劳动，在此基础上，韦伯提出了社会分工的类型，技术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
（技术分工从不同角度可进行细化分类，（一）根据劳动分配与结合方式，可分为：1、同一个人承担不同类型的服务或工作，这时的分工缺乏功能分化与专业化；2、两个人以上的劳动结合起来以达到合作的结果。一方面为劳动的积累，即将多个人的同质性劳动在技术上结合起来合并成总的操作，例如平行作业的伐木工或铺路工、多人共同搬运巨石，马克思将这种情形不称为分工而是简单协作；另一方面为劳动的结合，即将异质性的、专门化的劳动从技术上结合起来达到共同过程或结果，这种劳动可相互独立，也可连续进行，并且可以体现为技术上的互补性及有组织地合作，近代以来的工厂是这种方式的典型。（二）根据劳动与补充性物质生产手段结合的程度与方式划分，可分为纯粹对人的服务和对物的制造或改造，也可分为利用不同动力设备进行的劳务。
       韦伯对社会性分工也进行了分类，一类为单一经济体内部的分工，劳动的结合是非自主性的，取决于技术；另一类为自主的经济体之间的分工，包括以协议或强制秩序将经济主体功能专门化，或者以自身利益为取向的自主自律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韦伯研究社会性分工着重于社会分工的经济成果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涉及到各经济组织的利益、预算、竞争、调节等。）
③韦伯认为，分工的正作用就是实现理性化。比如现代社会理性化分工的典型形式—官僚制，在韦伯看来，官僚组织能够取得最大效率，是进行社会管理最合理的手段，官僚制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技术性、高效性以及可靠性诸多方面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更具优势，并且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企业、行政组织以及法律系统的维系与运转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其他社会层面，分工追求的就是一种理性化状态，分工的作用就是为了让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活动和安排变得理性化。
        但是韦伯对分工的未来并不看好。韦伯认为，当今社会形式理性急剧膨胀，工具理性已经几乎吞噬掉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人们开始变得彷徨，使得人们失去了以前新教徒曾经持守的道德感：对于宗教伦理的虔诚感、对于职业工作的天职感、对于世俗生活的责任感等。但是韦伯相对来说忽视了历史发展，虽然看到了当下人们信仰的缺失和心灵被奴役的现状，却没有看到生产力对分工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资本论）：
①马克思认为，分工的产生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使分工更加细化，更加复杂。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依靠集体力量生存，这个时期的分工是基于性别的自然分工。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剩余产品出现，进而产生了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商品流通的不断发展，生产工具的不断升级以及资本的不断积累使得分工进一步发展，人类进入了商品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时候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作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作特殊的分工；把工厂内部的分工，叫作个别的分工。
②马克思强调社会分工有两个重要作用。首先，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原因有四点：一是分工协作可以摆脱个人能力的限制，产生出新的生产力，一种集体力；二是劳动者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包括厂房和机械设备等，可以节约生产条件；三是分工协作会产生竞争进而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四是分工之后使得单个工人操作专业化、简单化，可以熟能生巧，有助于劳动者技能的提升。其次，社会分工有利于新工具的发明和技术进步。原因有三点：其一是分工以后工人使用的工具更加专门化，有助于工人进一步改进其生产工具；其二是劳动分工的专门化和专业化为机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因为机器是由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其三是社会分工可以产生足够多的熟练工人，为新机器和新技术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③虽然分工有益，但在对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与发展：首先，分工造成工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工人在资本家的指挥下分别从事着简单的、不需要太多智力投入的机械化操作，人不再享受劳动，而是被迫劳动；二是工人与其生产产品的异化，也就是与控制劳动过程结果的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再者，分工使工人只需掌握片面的劳动技能，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
        但是也可以看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工的性质也会逐渐改变，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当人们迈入共产主义社会时，根据自身愿望和兴趣选择自己的位置将不再是一种奢望，分工由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转变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再到共产主义的自愿分工。
⭐齐美尔
        齐美尔认为货币报酬促进劳动分工，因为一般只有单一的劳动成绩用货币支付报酬；这种无质量的、抽象的等价物只和客观的、从个性中解放出来的单个产品相当。对多才多艺的整个人——在没有奴役的地方——不用货币支付，相反货币只用来支付分工劳动。除此之外，货币经济都导致在人和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的事物之间出现了货币和货币价值这种完全客观的、自身无任何性质可言的媒介。
        齐美尔对于分工后果的论述和马克思有相似之处，和马克思一样，齐美尔也看到了分工使生产过程片段化，人们成为流水线工人，成为片面的人。在此基础上，齐美尔进一步强调，劳动分工使得劳动者难以独立地把握整个生产过程，难以将个体精神融入产品之中，劳动及其产品被劳动者认为是纯客观的，不再触及其生活体系，产品的个性荡然无存，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产生分歧。同样，齐美尔也提到了分工的优点，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功能的分化，他们相互依赖，矫正了同质性工作过于密集而形成的竞争，个体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内安身立命，一定程度上利于社会的整合。虽然这种社会的完善是以个人的不完善为代价的，违背自然把个人束缚在专门的劳动上，以人们丧失无限的可能性为代价。

【书单】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共产党宣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意志意识形态》
齐美尔《货币哲学》《宗教社会学》
⭐涂尔干
        涂尔干的宗教理论主要集中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乱伦禁忌及其起源》、《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等著作，涂尔干主要探讨了宗教的起源与本质问题。
        涂尔干开篇就对宗教进行了定义（涂尔干认为宗教不是超自然的观念，也不是某种神性，而是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信仰是舆论的状态，是由各种表现构成的；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事实上，巫术也由信仰和仪式构成，那么怎么区分巫术和宗教呢？涂尔干指出，宗教活动构成了教会共同体，而巫术仅仅是个体间的非正式互动。最后，涂尔干给宗教下了定义）宗教是一种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
       接下来，涂尔干在批驳了泛灵论和自然崇拜的观点，认为宗教起源于图腾崇拜。涂尔干指出，图腾并非实体，而是具有神性内涵的、作为氏族社会象征的神圣标志，而图腾的神性就是来源于氏族社会，来源于氏族社会中个体对图腾的神秘性的恐惧与崇拜，由此产生了图腾信仰和仪式，而后世宗教的信仰仪式便由此演变而来。进一步，涂尔干指出，在任何时代，信仰者的一致情感都不可能出于纯粹的幻觉，构成宗教经验的各种感觉的客观原因是社会，社会是宗教的根基。因此，在涂尔干看来，图腾膜拜使个体聚集起来，他们共同行动，逐渐产生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而由图腾崇拜演变而来的宗教也具有一定的整合功能，维系了社会中个体之间的情感，促进社会团结。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产生种种问题，陷入“失范”状态，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展，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打破了原来的宗教集体，宗教约束），宗教所承担的道德功能趋于消亡，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日趋减弱，但是新的道德并未重建。那么谁能承担重塑公民道德，解决社会危机的重任？唯有现代的职业团体。
⭐韦伯
       韦伯对世界上的宗教进行了比较研究，凸显西方基督教文明异于其他文明的特质所在，构建了关于宗教与经济的关系。
       韦伯开篇就提到想要对宗教进行定义，但是最终也没有明确。对于宗教的起源，韦伯认为“相信所有群体、所有宗教实际上都是派生于图腾崇拜是极端的夸大其词”。他提到，最初对某些人或物所具有的卡理斯玛表达崇敬是经验性的，后来具体经验被逐渐抽象化、神圣化，当人们基于理性的意图去礼神时，宗教才真正实现。因此，宗教的起源与发展是一个走向“价值理性化”的过程。
     韦伯宗教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究宗教伦理对于经济的影响。他考察并且对比了各种宗教及其社会功能，突出并且肯定了新教对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推动作用，基于天职观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人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源自于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精神。然而，获得胜利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禁欲主义的支持了，因为它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根基——机器，但是，现代工具理性的膨胀会使传统价值理性衰落，使人们陷入多元价值冲突而不能被崇高精神感召，不能作出理性的判断。
⭐马克思
       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描述比较少，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学习以及他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他对宗教的研究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马克思并不关注宗教到底是什么，他更强调“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力量中产生的”，强调宗教起源于社会、起源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其他三大家不同，马克思始终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否定宗教，因而，在对宗教功能的论述上，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是剥削阶级为剥削制度辩护的工具。教会实质上也成了国家统治的一个庞大机构，它拥有众多的权力，他反对违背教会和统治者的任何行为，并运用手中的权力对叛逆者施以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惩罚，从而维护教会和统治者的利益。所以，若想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必须进行宗教革命。
⭐齐美尔
       齐美尔认为，宗教起源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互动。在他看来，人们在相互接触中，在精神互动中奠定了某种基调，这种基调逐步提高直至脱颖而出，就成为一种独立客观的存在——宗教。
       齐美尔就“宗教”与“宗教天性”进行了区分，“宗教天性”来源于人的灵魂，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先验形式，就像人的情欲天性一样与生俱来。“宗教天性”不一定会演化为实存的建制宗教，只有当宗教天性觅得合适的社会化形式，例如具体的知识体系诸神，或者专职从事传播的神职人员时，实存宗教才成型。“不是宗教创造了宗教虔诚，而是宗教虔诚创造了宗教。”由于人具有这种宗教天性，使得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都包含着一种宗教因素，一种创造宗教的潜力，因此，社会关系是孕育宗教的土壤，人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宗教的起源，宗教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之中的超越形式。而当宗教一旦真的实现，便会回过头来回报这些关系的养育之恩，使人们建立起紧密的精神联系，使个体之间互动形成的情感转化为个体与某种超越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建立在个体对他者的理解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任和忠诚的基础上。因此，齐美尔认为宗教具有一定社会整合的功能，使得个人克服原子化，团结为一个整体，寻得归属感和人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