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将此文发于校内网，得到朋友的评论，有一朋友的意见很特别，往来交错数回合，深感有所裨益，特将原文帖来：
朋友意见：
粪土当年万户侯，自己却做了万户侯；风流人物已矣，自己却成了秦皇汉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
在平庸的时代，独创是少有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自由精神，而这精神，更多地存在于可生可死的大时代里。有鉴于此，可以推断伟大的事物不可能出现。中国为什么会有鲁迅呢？因为‘五四’前后有一种自由的空气，在他周围，有一个较为庞大的优秀的知识群体。平庸的时代形成了自由精神的匮乏，自由精神的匮乏又会使这个时代变得更加平庸，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而我们的学术如果没有自由精神的引领，它就只能匍匐在地上爬行，它折断了飞翔的翅膀。
看来，华哥还是那么年轻气盛，带有浓厚的士大夫心态。我倒很赞同荀子的话，“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
“读书励志，修学储能，以求建功立业于来日”，悠悠六十载，无数想设计国家、民族出路的青年耗尽心力，可真正拿得出手的东西寥寥无几。坚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不制造假历史、假政治，假大空的官话、套话骗人就是对时代最大的贡献。“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
我的回复：
呵呵，看来，汪兄的批判精神果然不同凡响。其实，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应该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必备的素质之一，但当今社会，最不缺的恐怕就是愤青式的批判，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更需要更有深度和更有意义的建设性批判。
你的这两段文字中牵涉到几个问题，小弟在此不揣鄙陋，也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以与汪兄切磋交流：
1、关于毛泽东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还是应该分阶段的辨证的评价其功过比较全面和妥当。你所说的“粪土当年万户侯，自己却做了万户侯；风流人物已矣，自己却成了秦皇汉武。”，很是精辟，放在其整个人生历程中来看，确实不无道理。但我们不能因为其晚年犯了重大错误，就将其整个人否定掉，更不能无视其建国前及建国初年所作出的非凡贡献。再说，他在早年求学期间所表现出的非凡伟气，以及为“读书励志，修学储能”所付出的努力，与后来所犯的错误也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反倒是为其在革命中的成就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我这篇拙文所称颂和推许的正是他在“一师”期间所秉持的远大志趣以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短文无意对毛泽东作一全面评价。现在社会上，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一提到毛泽东，就抓住他的错误不放，这与那些只看到其伟业而对其失误避而不谈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于毛有失公允，于己毫无益处。我觉得，对其做一分为二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批判的继承，才是公正和有益的。
2、关于士大夫心态
从今天的立场上看，士大夫自有其不足和弊病，对此也是应该扬弃的（在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时，最好还是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中）。但是，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却是其世代相传的美德，也是吾辈不应该丢弃的传家宝。“修齐治平”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下简称“四为”），正是本文的立论基础。至于你所说的古代社会事实上“势强于道”，而不是理论上的“道尊于势”，其形成原因和维系机制，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不是很了解，但有一点可以确知——“四为”也许在实际操作中为最高统治者所利用以维护其专制，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为生民着想，为绝学延传，为万世太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了制约皇权的作用，这一点可参见《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在此不再赘述。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你所说，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而实际上却是“势强于道”，如若可以假设（历史不容假设），士大夫连“道”都不去追求，不知情况会多么严重。
今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都大异于古人，在发扬前人美德时自然就会有所不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所指都应有相应的变和守，但家国情怀是百变不离其宗的“宗”。我想这一点与年龄没有关系，更不是“年轻气盛”使然，而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对这块热土有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和责任。
很纳闷的是，我什么时候给荀老夫子和你老兄坐上了对？你赞同荀子的话，我也是一样，荀子所坚持的君子之道，与我所讲的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完全是两个并行不悖的问题。爱国志士文天祥同样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先生同样是位抱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士大夫。
3、关于自由精神
不难看出，汪兄是言必称自由，可以理解，也很赞同。自由是每个人应享有的基本人权，也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必备条件。当今社会固然自由度还远远不够，但历史地看却又有了巨大进步，并且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还会继续走向前进。这个时代也正在变得平庸、世俗和浮躁，但有志之士理应拒绝平庸，追求卓越；拒绝世俗，追求崇高；拒绝浮躁，追求宁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抱有静止的观点、悲观的态度，那么，正如你所说“伟大的事物不可能出现”，不仅如此，情况可能还会更糟。“读书励志，修学储能”，就是为了抵制平庸，成就卓越，以及身心的自由，从而实现“四为”的理想。虽然不一定能够成就伟大，但是正如美国广告大师李奥•贝纳（Leo Burnett）所说“伸手摘星，即使徒劳无功，亦不至于一手污泥！”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胡适之先生的这句话，针对的是当时盛行的国家主义所鼓吹的“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是有其针对性的。而我在文中倡导的“为国家（民族）而读书”也是有针对性的，并且与胡适之先生针对的国家主义完全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对一个普通人而言，正像胡适之先生所言，只要争取自己的自由和人格，就是为国家的自由和人格做了莫大的贡献，但对于社会的精英来说，这一要求难道不觉得太低了吗？我觉得，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去像胡先生一般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自由和人格而去奔走呼号，这就是我所说的具有家国情怀的人。如果每个人心里只有个人而无国家和社会，那么可能就会出问题的——正在蔓延的经济危机就发端于此。
汪兄回复：关于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造成政治独裁、经济贫困、社会动乱、文化灭绝、人性堕落，当然是政治体制的缘故，但他负有最重要的责任。他的功绩不可否认，现在能做的是直面过去那个饥饿、死亡的年代，把历史的真实告诉国人，引起反思和警醒，而不是一味的粉饰、逃避；对待专制的态度，不应该绝对的以暴制暴，更多的是开展建设性的批评，告别革命不是过多的迎合，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
建国后，是官僚当家作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大于内容，民选未做到，监督不力，从来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党政不分，权力集中，大包大揽，决定一切、干预一切；司法不独立，听命于政府；地方政府寡头化、部门寡头化是最大的腐败源头，用公权力直接滋养垄断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借公营机构之壳，最终把公权力才能提供的公共资源、公共机会，转到了个人手上。中国的政治体系距离制度化还很远，其统治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约束，而且由于多数决策是秘密进行的，很难实施公众监督。即使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某些正式化 （formalization ）、制度化的做法，但也仅触及到中下层官僚体制，上层决策、尤其是最高层的决策仍是高度非正式的。如果实际与书上说的完全不同，我们不是在一直撒谎、骗人吗？
士大夫心态是以精英自居，为民之父母，最终只能使知识人附属于政治，并不能当上王者师，多数是王者奴，在一人之下为奴，众人之上为霸。这样，知识人就会变依附于某些政治权力集团或本身就是政治权力集团的一部分，和政治权力中心没有距离，变成皇统和道统的中心代言人，从而失去对社会的批评功能和反省精神。我们应该培养一种现代公民精神，当然不是同国家对抗，而是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学术的前提，回归正常的价值，弘扬健康的人性、追求。现在，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世俗化，而在于大学是官本位治校，权力本位，等级控制，党化教育，一元思想，学术驯化；学术制度是“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等级观念。我觉得这套管理方式是毁灭学术的。”（易中天）不是通过政治直接扼杀学术，而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 正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对这块热土有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和责任。”，我们才应该有不依附权力，献媚权力的精神。 六十年了，我们思想是如此的苍白，精神是如此的萎靡，既没有产生堪称经典的学术作品，又没有产生一流的大学，更没有顶天立地的大师，正是我们没有反思现实、改变现实的韧性和努力。
改革其实是和革命赛跑，如果改革真的死了，我们可能逃脱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兴亡周期律的宿命。到那时不仅仅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难么简单，可能中华民族就此丧失了追赶世界的机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以，我说，自由是这个时代最匮乏的东西。
大学被阉割了，学术失去了应有的直面现实的勇气；网络被控制了，我们只能看到称功颂德的谎言和假话；“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这个失真的世界真的很无奈。
真正的爱国者，“拒绝平庸，追求卓越；拒绝世俗，追求崇高；拒绝浮躁，追求宁静。”的同时，还应有鲁迅般激浊扬清、铮铮傲骨直面惨淡人生，不向权力摇尾乞怜的一腔正气，不做精神的侏儒。
那个红太阳光芒万丈、照临中国每个角落的时代，恰恰是最黑暗的时代，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无疑就是死亡与饥饿的故事，大量的来自作者亲身经历的细节，那些与他的血肉、生命融化在一起的细节，是血淋淋、赤裸裸的，超越了一切专业作家的文学创造，也是一切历史学家翻阅档案、爬梳史料所不能企及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对黑暗时代的有力证词，绝不仅仅是甩在蔑视人权的专制政权之上的一层蛋黄。
我们可以宽恕罪恶，可以容忍苦难，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曾经发生的一切。98%知识分子被平反，不是“扩大化”（反右)所能容纳的；三千万生灵饿死，不是“自然灾害”所能涵盖的；数亿人被批斗、挨整，不是“彻底否定”所能承受的。处处设禁区，事事搞和谐，无孔不入、草木皆兵，这样只会把灾难往后推迟，造成更大的祸患。如果大家失去了维护自身权利的诉求，任官僚横行不法、贪污腐败，最后的结果是对政府绝望，唯一的结果是暴力维权，革命成了唯一的选择。这，是最可怕的！
我的回复：汪兄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是独到，也很到位，由衷敬佩，很多问题也有同感。你的回复给我的感觉不是在针锋相对的讨论，而是两位好友在漫无边际的无所不谈，这种感觉很妙，也期待着有机会在一块毫无顾忌的聊侃。
在这里，只想针对你讲的士大夫心态谈些我的看法。士大夫是不是以精英自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是不是精英以及作为精英怎么做，如若毫不顾忌国人的实际状况和真实想法，通过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为其做主，那么这是有问题的，如果利用自己的学识和远见根据国情和国人意愿为民谋利，又有什么不妥呢！
以民之父母之居的知识分子在古代很普遍，今天也还不少，但我不赞同。前些日子，于建嵘先生针对福建一位政协委员提出的“谁家的孩子谁抱”写了一篇文章——《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5239 我很赞同于先生的观点。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官员应该不是以民之父母自居而是民之子女自居才是，邓小平就曾向世人宣称：“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不仅没有丝毫贬低他的尊严，反而使其更加伟大。即使不能如此，也应该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之，当然，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关键是看行动。
至于你说的——“士大夫心态是以精英自居，为民之父母，最终只能使知识人附属于政治，并不能当上王者师，多数是王者奴，在一人之下为奴，众人之上为霸。”我觉得，士大夫“以精英自居，为民之父母” 并不能直接导致“最终只能使知识人附属于政治”，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实际上传统社会中多数士大夫只能附属于政治，这是由时代和体制所决定的，读书人的主要出路只能是是“学而优则仕”，最终成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份子，并且努力向权力中心看齐、靠拢，变成皇统和道统代言人，当然也就“失去对社会的批评功能和反省精神。”但当今的时代大异于古代，读书人的处境当然有所不同，我们的认识和看法也应“与时具进”。仕途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这就为其远离政治、保持批判功能和矫正作用提供了相对的可能性。当然，客观的讲，读书人的独立性还很有限，这不仅来自政治方面的限制，还有经济等各方的压力。但我们绝不能放弃对独立性的追求，一方面做好内功——提高自己的抗干扰能力，另一方面从外部着手——争取改变大环境。
当然这里只是泛泛而谈，但大致表达了我的一些想法。希望汪兄提出批评！
汪兄回复：
五四之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保持同政治权力的距离，坚持学者的操守提出批评建议但不从政，故能在外敌入侵、内有战乱的险恶环境中，一批批大师级人物脱颖而出。近十几年，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官员）、经济精英（老板）、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阶层联手分赃的格局。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八十年代曾经出现的小中兴，已经成了远去的风景。如浙江学者刘明说，中国学术界整体上不是土崩，而是鱼烂。表现光鲜，里头腐烂发臭。中国每年的本科生世界第一，硕博士生世界第一，工程技术人才世界第一，原创能力却极度匮乏，始终没有改变中国产业链的低端位置，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教育界的急功近利和浮躁表现在评估和检查太多”“我们国家的技术人才都要濒临灭绝了”（朱清时）。
文天祥坚持的是忠君思想，忠贞不二；但陈寅恪先生把学术当作生命，是对中华文化的深挚的爱，拒绝学马列就是他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家事、国事第二位。王国维死难，也是殉清文化。每个人都应该坚持自己，治国平天下也可以升华为一种学习的动力，未尝不是好事。如果学者终极目标都是治国、平天下，最佳选择就是做官，现在公务员热一浪高过一浪就是这样，但这就偏离了学术轨道。荀子说的是理想状态，但是一旦为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形势比人强必须保持双重人格在坚持打官腔、写官文保住官位的同时尽可能做些有利于民的事。这样，就失去了自我，成了统治阶级一分子，不敢直面真问题表达真创见。废科举士大夫心态开始转型，很多学者以学术为志业，实现了文化传播者与官员身份的分离，故有陈寅恪求独立之言。建国后，独尊毛术，御用学者大行其道，学者成为政治宣传工具。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严密结合，学术失去独立性。每个人都选择逃避问题，泯灭个性、扼杀智能，自由得不到保障，身心得不到舒展，向民众撒谎、蒙骗，只知道媚上、媚俗，这才是民族的悲剧。所以，真正的学者，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学者不做官、做官不为学，相互分立、互不干涉，坚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形成政府、公民个人的良性互动才能健康发展。显然，华哥理解的个人自由，就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考虑国家与社会安危的破坏性人格。恰恰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是敢说敢为，言行如一具有独特个性的，拥有现代独立人格、自由、平等、民主、权利义务意识的，而不是一味驯服、恭顺，唯唯诺诺，各扫门前瓦上霜。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言，“在这个时代，做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真的期待中国的文艺复兴，虽然还很遥远、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