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孙立平先生《失衡》一书，其中谈到中国当代利益的群体性失衡，想就此群体性略舒己见，遑论之处，还望诸位不吝赐教。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群体性利益失衡问题，恐怕西方国家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其中大致得到解决者有，化为痼疾延存至今者也有，通观中外，博览古今，剧烈变动中的社会结构所滋发的制度性原因自然是群体利益失衡的普遍原因之一，但在这里我还是想站在另一个传统与文化的视角上体察一下中国式失衡的特点。
  文明伊始，中国因黄河流域的黄土，大片森林覆盖和水利福利的需求而决定了中华文明发展模式是倾向于积累式农耕的，其较之西方由游牧徙来的农耕文明不同，缺乏一种适于商业植根的冒险精神。在这样一种文明模式下，家庭及作为其扩展形式的家族，都因集体劳作的需求而以绝对的控制力翦灭个人英雄主义的萌芽，将个人湮没在集体主义的强大理念与运作逻辑中。（可以在同样是农耕主导型文明的日本，朝鲜中得以印证）
  日后，相对独立的小农经济虽得以发展，但农耕文明奠定的祖先崇拜，家族意识却并没有因生产模式的转变而消褪出历史的卷轴，而是通过血亲的自然连接扩展延伸到尚无其它有神论宗教涉足的文化意识层面，并随着社会成员面对家族以外事物的过程进一步扩散到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中去。在这样的过程中，家族的文化模式被映射到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依靠仿血亲关系进行连接与整合的文化主义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作为文化主义载体的群体———商人及商帮，读书人与仕官，汉文化民族，在应对其范畴外的的诸如小民耕农，宦官外戚，反中国文化游牧民族之类群体时，便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充分展现出其渗入潜意识的家族性残忍与灭绝欲———家族在争夺有限生存资源时总是把本群体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神圣地位的，可以堂而皇之的戕害敌对和蔑视人性。
  文化模式下，无论是家族还是其他的社会组织在面临对手时，唯一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最大限度的削弱甚至毁灭对方。这样一来，对于文化主义组织来说，为竞争对手提供现代社会认可的双方都能遵守的普遍规则与制度化标准变成了无稽之谈，在文化主义组织看来，他们不是要制度规范中冲突成本最小的妥协退让与获利双赢，而是要穷尽手段的史诗般胜利。
  当代，我认为，在纷繁利益群体的对抗与博弈中，许多利益群体都浸淫着些许文化主义的传统。群体在冲突与对抗中谋求完胜，而作为群体的成员，个体的人不是考虑如何维护正当的博弈原则，而是考虑如何进可以获利的那个利益群体———许多弱势群体者拼命挤进钱是群体的圈子，之后便反过来和强势一起损害自己出身群体的利益。
  这种文化主义的文化心理与只跟与民族性的传统，和当社会转型变更造成的许多制度性原因一起，构成了强势群体机制性压迫弱者的逻辑起点，并使之具有浓烈的中国特色，以此为起点，造成了不公平压制下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而弱势群体的存在，又为机制性压迫提供了其天赋并不具有的显示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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