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常讲常新的古老命题。古希腊、罗马有个人主义与城邦主义之间的摇摆，中世纪则有市民的自由精神与神权、皇权的对抗，而近现代则有资本主义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博弈以及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关系的平衡。
    《论美国的民主》在第二十一章详细阐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声称是民主自由的社会中的个人究竟是不是真正自由的，答案是否定的。在那样的社会中，个人思想受文化环境模式及对外界经验感受的匿名操控，个人主义虽提倡个性的发展和发挥，但也使个人在群体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当他的意见与众议不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孤立感和落魄感则导致了他的抑郁失望，于是只得屈从众议以求得安全感。他被公众意志所捆绑，被迫校正自己的观点以迎合众议来缓解群体压力，在这种环境之下想要保全个人人格的主体性和完整性着实不易。而当压倒性的众议尚未形成之时，人人都以自己为权威，则整个社会无绝对权威、无公认的大师，平等使民众的怀疑和批判力大增，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任性的情绪化，趋于偏激甚至走向极端，种种指向自身利益的心理驱策创造了社会价值的多元，而民众价值取向的不稳定性又容易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不过这也是社会民众民主素质得到提升而在实践中必须付出的学费。然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给出了民主社会中个人达到积极自由所需的药方，这是一种对民主社会的弊端进行修补和完善的尝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主自由平等所导致的多元价值社会，同样也是一个价值混乱的社会。这种混乱和处理重大事件的政治无力，召唤着反自由主义极权主义的复活，即导致一种自由竞争被消灭、国家全权干预社会运行的政治全能主义社会。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给予充分探讨的实质就是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关系的平衡问题。
    在“权利、自由是个体人追求的最高目标”、“个人权利、自由不可侵犯”、“自发放任的自由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趋势”这些理论前设下，哈耶克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反凯恩斯主义，他对于政府职能方面的见解其实和老子的无为观点相近，皆是倡导一种给予基层民众以主体性以期其自然化育的管理原则。市场及其他非主观设计制度中的“自发秩序”是哈耶克所推崇的，人民应在政府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同时，他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这一点很容易被那些对哈耶克观点持批判态度的人所忽略。他极力强调，社会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非人为设计的后果，警告说追求有意识地计划的经济的后果必然是走向极权主义。哈耶克1944年写的这本书，言中了未来苏联和中国发展几十年的历史走向。他所阐明的关于何谓“极权主义”的定义、特点和逻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如今有些西方学者仍认为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二 
    有计划难道不合理吗？计划的意义就在于尽可能有所预见地合理处理问题。自由主义社会并不是毫无计划，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只要不是彻底的宿命论者都可以算作一个计划者。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是一种以国家名义为基本单位的计划，它剥夺了自由主义社会中那种社会公众自我管理自我计划的权力，它意味着根据一个单一的永久性框架对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资源加以集中且有意识的管理、有意识的社会控制和强制性的组织和干预。   
    这种干预容易造成社会价值的极端单一，任何与计划者利益相悖的利益表达都被冠之以反社会的政治名义而加以残酷的抹杀，计划者宣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或“公共福利”只不过是用来蛊惑民众的政治宣传手段而已，社会发展原本自然滋生的利益群体之复杂性和价值多元难道是一个本身就带有利益视角局限性的某个计划者能够全权掌握得住的吗？不极权怎么统一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实施计划？为了将整个国家纳入自己的可计划能力范围之内，中央必然将自己的利益强加于每个社会阶层的民众之上，采取统一调配、统一管理，民众仅仅是计划者操纵全国实现一个单一目标的工具而已。国家的计划者阶级是自由的，这种极权主义制度被运用来达成何种目的是完全取决于独裁者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作恶，并且力量无比。而民众呢？《停滞的帝国》将毛时代的中国与乾隆时代的中国进行对比，制度的压抑下个性的泯灭和思想的捆绑以及对统治权威的顶礼膜拜和敬畏丝毫不减当年。在制度束缚下的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民众，在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有意识的努力下，主动放弃个人权利而代之以国家利益，个人沉醉在集体的整体运转当中，也许并不会感到被国家奴役，那近乎是一种宗教性的革命狂热，他们并不会因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和灵魂被计划者以国家的名义剥夺而悲哀，他们被强大的政治权力集团洗脑了，而少数对权威提出质疑的声音也被暴力清洗和压制下去。这真真是一种中世纪式的黑暗景象，民众被计划者所宣传的理想主义的虚幻光照所欺骗，但我们却不能否认这在置身于其中的他们看来是多么幸福。
    如今的中国依然有计划，不过具有了更大的柔性空间和自由度，政策的所谓“规划”中量化的指标越来越少，决策指向现实，各方意见的吸纳性更强。不同群体利益配置的诉求和力量博弈促使中央在作出公共决策时只作方向性的指导，具体政策落实的自主性交给了地方，理想主义向直面现实情况复杂性的理性回归将使国家管理更加趋向合理。
三
    对“自发秩序”的强调是哈耶克理论的核心。自由主义认为，运用竞争力作为协调工具，并不等于放任自流。竞争力有可调节的法律框架确保，防止利用无知的欺诈、诡骗。
    现代工业文明复杂性突生了许多社会新问题，条理分明的了解愈越困难。因素复杂，且变化太快，难以把握，无人能有意识地权衡所有须顾及的因素，宣称能够“有意识的控制”更是非理性的。如何解决？分权。处于竞争各段的人员进行自我调节，因其最了解自己。竞争之下的价格体系可作为调整行动的指南。自由主义经济保证了协调的多样性、复杂性、灵活性，这是有意识的控制所不及的。
    诚然，自由主义体制没有“有意识的社会控制”和强制性干预，但是经济领域的商人心态中无止境的利益欲求却是法律框架难以制衡的。自由主义竞争如果没有道德律节制的支撑，其无序和混乱以及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无疑又是对自由主义竞争自我调控这一社会功能的否证。
四
    政治化是一种可怕的东西，那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和变态，倘若渗透进科学、哲学和历史，一切本该指向个人灵魂和个人生活的东西都被迫拉进国家权力和利益的争斗场，个人的积极自由和人格的整全性被国家权力践踏和鞭笞，真理之光变色，权力下的精神性剥削比资本势力下的奴役更加可怕，反抗和质疑全被强迫性禁止，整个社会只剩下控制、计划和组织，只剩下无生命的思想和无思想的国民。
    哈耶克说，精神自由，根本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异议不受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提出新的意见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这一点我很同意。寻找大师也许就是在寻找思想的专制，如果对大师唯唯诺诺、不存一种客观审视的态度的话。
  “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点意义。”这听起来似乎是令人沮丧的一句话。饮食男女是不会触碰那个与现实有一定距离而对现实有所超越和预想的领域的，那些领域的东西他们不会主动去想，但不主动去想并不意味着思维场域的空白，这种被动填充的状态极易被社会势力所左右，所以不管是极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都会存在乌合之众。对社会进行公义的建设性批判和怀疑，与政治相对保持距离，这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
五
    纳粹、苏俄的帝国主义扩张性思维是极权主义对外排他性、毁灭性、吞没性的典型代表，在国际上它们扮演的角色都有一种“重其异不重其同”的特点。它们希望在国际范围内实行计划，通过赤裸裸的强力统治，小集团将计划者认为适合于其他国家或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那种标准或目标强加在其他国家或群体身上。
    这种强迫趋同的霸权性质在历史上多次出现，不毁灭、不吞没，就不能把霸权强制对象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与自身的内循环相接轨，排异反应是任何强权势力集团都不愿意见到的。在国家层面，比如：德国法西斯的“大区经济”构想、日本法西斯的“东亚共荣圈”计划。在国家内部，比如：反右派斗争，以及对怀疑毛思想或社会主义体制等言论或力量的禁止或镇压。另外，宗教信仰都具有那种排他性和吞没性，特别是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其不宽容的一面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更是巨大。
    “和而不同”能够保持文化的多元，多元一体格局比大同世界更具有现实意义。“一体”只是一个需要上升一个层次才会显明的框架，寻求绝对“一体”的手段必然与极权主义政治无异。
六
    “计划中平衡各权利要求的先后性是不可避免的”，某利益群体或区域优先发展，就注定意味着其他社会部分的服从、等待和忍耐，进而产生弱势群体资源与机会的让渡和被剥夺，李昌平所谓“自我殖民”运动滥觞，社会不公平和异质性扩大注定导致社会的失衡和断裂。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并没有出现社会阶层差距拉大的事实，它反而出现在计划调控为市场经济竞争服务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否是一个悖论？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是在通过行政手段刻意求得分配的不公平的平等？竞争中实现各自利益可能的同时性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都有机会争取竞争的一席之地，自主性在社会中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中国却出现了两极分化，政府又要来扮演调整社会利益分配的管理者角色。
    计划的先后性可能导致社会失衡，这是政策倾向的后果；自由竞争也可能导致社会失衡，这是优胜劣汰自然法则中的合理状态，抑或是由于政策干预没有彻底退出等结构性问题导向的结果？但弱势群体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自强的机会吗？似乎也不可能，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将机会让渡给弱势群体，除非他有社会责任感。由此观之，不平等是自然法则的一般属性，是自然进化优胜劣汰的必要条件，对弱势群体的掠夺理所当然，这又似乎是帝国主义者为疯狂掠夺弱国财富资源寻找合理性的借口。机会的均等可以保证，只要有机会，弱势群体就有向上流动的可能，资质天生的不平等可以通过改良和奋斗来弥补。但是机会的均等在自然状态是不能长久维持的，这就需要政府的适当引导，促进社会发展的相对平等和公平，但从社会实体的角度来看，不平等是不可能消灭的。
七
    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想是：在国际法框架下建立“联邦制”（超国家机构），实行地方自治管理。国际范围内的法制保障原则是“国家不对个人施行暴政，超级国家不对各民族国家施行暴政”。这种理想的目标不是建立无限权利的超级国家，也不是建立“自由国家”的散漫联合体，而是建立一个自由人的国家共同体。
    那么，中国可以实行联邦制吗？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衡，需要一个强力的中央来调控，这是我国的国情，也是中央集权延续几千年至今的地理历史条件使然。从美国新奥尔良大水和中国四川地震的对比就能看出，虽然中央集权的问题很多，但是关键时刻是有用的，中央可以强制各省市对口支援受灾地区的各乡镇，“自由”有时会引起小视的利己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不利于人类的整体发展进步。美国总统只能号召，至于美国其他地区愿不愿意支援新奥尔良，需要他们的地方政府作出决定，中央不能强令。所以自由主义的应急性调配资源的能力欠缺。中国的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部开发等等，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进行分配调控，否则都自顾自的，复杂的区域利益协调工作把工程计划搁置起来，中国的发展速度很难不受影响。

很有质感。

书读得好，写得也好。。。

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