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琐谈
摘要：卖淫把性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换，在不同的社会构造中有不同的社会学意义。卖淫活动在社会变迁中的嬗变，是人的生命形而上意义在社会与经济学网络的体现。卖淫行为从前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学特征到现代性语境中的经济学特征，从原始的社会行为元素到现代的碎片的化个体元素的转变，是我们关注它的深层原因。从对卖淫历史的梳理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人类社会的概貌。

关键词： 卖淫活动  社会学特征  经济学特征  生命完整统一性

女性的卖淫活动属于性别间的感性关系。它作为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是一种微弱的短暂的为获取报酬而出卖自己，无选择地同其他有要求的男性进行性交的活动。卖淫活动从远古绵延至今，是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种两性病态现象，但在任何一种社会形式中，这种两性间的畸形关系都不可避免，它社会历史进程的“常态”。托马斯•阿奎那曾说过，卖淫相当于一个宫殿的下水道，如果缺了它，整个华美宫殿将被污秽所玷污；如果没有妓女的存在，两性间纯洁的性关系也许就不再是个真命题，整个世界将是兽性横行的“杂交”地狱。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社会整体对卖淫活动的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从原来的怒气冲冲、不问青红皂白的亢奋，到现今的冷漠忽视，不闻不问。这其中的“奥秘”实在令许多“明眼人”费解。卖淫作为一种交换行为，它是与社会网络结构息息相关的。卖淫在为妓女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中附带的间接社会稳定和人的“自由发展”，这其中多少“玄机”，多少矛盾。当然，其中经济社会学的价值也不言自明的。作为一个有些叛逆，有些“异端”思想的学生，我总想弄清其中的始末，以此解惑，同时也晓喻世人，揭露社会冷暖的真实。
其实早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买卖妇女的行为就出现了，同时也偶有职业卖淫现象。在原始的未分化的社会里，妇女作为一种商品，在男人和部落间被交换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在远古时期，无论是部落或者氏族，人类一律生活在斯宾塞所谓的“共同体”中，那时的人是“无我”状态的，是同质的，彼此可相互替代的。当妇女作为一种交换和流通手段在部落间流行的时候，妇女本身并没有感到多少屈辱和愤懑，相反，她还有一种获得人的尊严的骄傲和自得。这种在无个性的未分化的社会里首先把妇女从千篇一律的个体中解放出来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为女性争得了发展的空间，因为它凸显了女性的个体的价值。当然，这种类似于倾向价值的等价物并是以个人主义的经济方式进行的。女性作为一种另类的商品在家族部落间参与交换，背后多携带的是家族部落的利益。在用女人进行交换时，一定要详细说明支付的数额，支付方式和协议，这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特征和意义。虽然在整个过程中，女人是被作为一种商品，一种供给物，采取原始的非个性化的方式进行交换，但这同原始粗蛮社会的男女杂居，抢亲，无视女人的存在相比，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在买卖女人的规则性和社会性中有对女性个体的“性”的压抑，但这是整个人类社会个性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女人被倒买转手的背后加强了氏族部落的社会团结，同时可以带来某种对群体有利的收益，从 而促进群体内部的整合和发展。简言之，当女人被氏族部落挑出来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易时，女性是被社会暗许为有个体价值，对“社会”有用的。
在上述的梳理中，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女性作商品在各部落间的流转，很多时候是和“货币”打交道的。众所周知，在原始落后社会，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难得的，因而是弥足珍贵的，有个性价值的。当时女人的价值不及铜和铁币的价值是自然的，女人作为等价物和金银铜比起来没有后者更一般和更方便。
但是，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后，卖淫活动本身开始变质，越来越以个体化的方式进行，只为个体舒适生活而出卖肉身了。人类的进步意味着社会的个体化程度提高，个性价值彰显。为集体谋福利的意义从女性身体领域抽离。于是，在表面的妓女打破家庭的宁静，扰乱社会秩序的背景中，人们对卖淫活动表现出的怒气冲冲的谩骂，警察也开始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不洁身自好的轻薄女子了。似乎女人的卖淫，出卖自己最隐秘最珍贵的东西是她自愿的，是她浪荡和劣根性所致。然而，人们哪里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理解），所谓的烟花女子委身于青楼多半是出于生活的贫困，孤苦无依，缺乏良好教育和家庭环境的无奈选择。当女人第一次以个体的脆弱来直面庞大的社会网络结构时，她是可怜而的，无助的。而货币在此时的社会中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已经上升为一般等价物，几乎可以无所不能了。那些沦落风尘的女子为免于疾病的威胁，贫困的困扰而供作男人射精的机器，哪有享乐可言。从事卖淫，处在社会最底层，在牺牲肉体时又被社会所诟病，这样的景状哪里是女性自由选择的结果。当然，这只是社会学意味上的空谈，更深层次的哲学和道德的逻辑充斥在其中。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金钱和个体也各自发展而获得了相对性的自主存在，金钱从先前社会中的难得和珍贵的特殊等价物沦为一般等价物，货币不再如以前那般至高无上了。它在此时的社会学意义是一种普遍的无个性价值的冷冰冰的的使用价值和货币价值。货币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客观和一般性，它用金钱抵消所有个性的价值，把任何高水平的物质拉到低水平层次上进行交换，从而保障交换和流通的顺利进行。而此时人类属性也因为文明的进程越来越个体的价值。个体不可忽视，个体具有人的主观和客观的合目的性，不可残缺。因为人格和货币价值的分离，特殊和一般的不对称，人在当时社会里获得了高于货币的价值。而当女性被迫以最深刻的，最隐秘的，最珍贵的，最有价值的私处同男人进行媾合，换来冷冰冰的货币时，这就成了本质的形而上的对女性个体价值的剥夺。它不仅破坏了女性作为个体的主观的完整性，而且在身体上和心理上抹去了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尊严和人格。于是，当货币因为自身的无特征的冷漠而享有的瞬时性与卖淫这一瞬时行为相遇时，卖淫找到了最好的买家。现世的人的尊严也相应地被贬低了。女性卖淫客观上暗示了女人不把最个人最隐私的本性看得更有价值些，就凭这一点可以证实卖淫活动的被道德愤慨的合理性。
货币经济时代的货币不仅仅具有如此功能。我们看到，低贱的卖淫活动总是时时受到社会道义的谴责，从而使不幸的人更加不幸。当那些一般的地位较低下的妓女在街边为拉客而逡巡，言笑晏晏，不畏酷暑严寒，风雨交加天气而抛头露面时，一面受到所谓“正人君子”的不屑，一面还要遭到法制暴力机器的威胁，他们既得不到个体的尊严，更得不到社会的安全保障。而境况稍好的——因容貌的姣好，因懂得卖弄风骚和拒绝等行为艺术的女子似乎更能将自己卖得好价钱时，社会对这种“高级”卖淫活动的印象似乎就要好一些。很多风尘女子因以高价相卖，受到男人的吹捧而名声大振。这时的妓女似乎就不再只是简单的自卑的形象了，很多女人因为卖身价钱之高而重拾尊严而自我感觉良好，似乎又恢复了女人的完整和价值性。这其中就牵扯到货币中量与质的关系。一般说来，量的积累会促成质的飞跃。这个世界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相对和绝对的统一。女性作为人类中的一类，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当主体的，绝对的个体的价值不再时，就要能过客体的，相对的价值来证明自我的存在价值。于是，主观上统一的女人因为出卖自己最个人的，最隐秘的部位而变得残缺时，客观的相对的量的积累就会涌上来，通过这种积累而获取的质的客体价值来补充个体主体性缺陷。于是，女人出售自己的价格的不同，就具有不同的社会学意义。当货她被卖得高价钱时，货币本身因量的积累而有了质的稀有性，于是，相对意义上货币作为等价物就被涂上了更加个性化的主观的色彩，与人的这种稀有的个体人格暗合，从而也提升了高级色情服务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卖淫活动本身在哲学意义的社会学内涵展示了妓女在出售自己时的社会合理性和道德哲学上的合理性。
我们也应该看到，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货币充当万事万物衡量标准的时代，货币成了这个社会万能的上帝。不过，不可忽视的是，这一切也发生在社会整体相对有机团结的基础上，即道德形式是作为公德而嵌入个体身上的。社会是一个集体，对个体有法制和公德意义上的约束意义，各人都是以社会标准为标准为人处事。这个社会建构本身并没有坍塌，社会是一体的，相整合的。因此，卖淫活动虽在前现代社会备受争议，可是在道德意义和社会学义上却是统一的。我们对卖淫活动的态度夹杂这两种元素或批判或忧虑。可是，当时间的车轮将我们带到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卖淫活动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又有了新的变化。所谓的贫困的，环境的，社会结构的因素突然之间或消逝或远去，只剩下经济因素的无所不为驱使女性进行新一轮的卖淫。而卖淫本身也越来越个体化，正当化了。当然，这与经济元素和社会元素的对峙并且经济因素的新一轮胜出，从而主导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无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各地相继被纳入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一商品经济体系的主打就是市场，市场无所不在，能包容一切、变革一切的力量对原来主观的，绝对物质进行更进一步的客观化和一般化。市场经济将劳动生产商品化，使它从属于客观的运行规律，逐渐发展成客观的东西。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劳动产品摆脱了整体生命而客观运作，劳动者越来越将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己的劳动看作一种事实的匿名性和客观性，个体不再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生产，而只有货币这种等价物才能和它相等同。这种人与劳动产品的相脱离，是市场经济最恶毒的产物，它产生现代性语境中的“异化”人，市场经济中人的全面商品化。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具有了商品的价值和属性，整体的个性的人遭到市场经济的野蛮掠夺。个体不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生命统一性，而被夷平为商品化的存在。女性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从事卖淫活动，将不再有道德意义上的自卑或忧虑，生命原有的羞耻感缺失了。卖淫本身变成了一种生活形式，它既不影响生活的统一性，也不触及女性生命系统的根底。女性从商品化、市场化的角度为自己开脱，开始“宽容”自己。
上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哲学意义上绝对的主观的统一在被打破后，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对的客观的合目的性会天然地补充。然而，这要求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动态均衡，社会系统从高处整合经济活动的分散化、客观化，制衡经济活力的流溢才会达到整个社会的平衡。但是，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却打破了社会原有的统一存在，社会本身成了“断裂”的实存。社会系统的约束力和整合力消失了。整个社会为经济力量所掌控，变为“生产——消费”型社会。这种社会的逻辑是，生产的东西越客观化，越无个性，越适合更多的人，越易被人们消费。这种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消费文化取决于客观文化的增长。在这种生产——消费型关系中，商品只是一种客观给定物，消费者与它只有外在关系，我们可以拥有无数产品，却不再把它同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商品的意义在于它始终与我们是外在的，相对的。这种社会逻辑的结果是，男人可以拥有女人的身体，女人也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因为，他们彼此都是在“生产——消费”关系链中。这种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投射到男女关系上，就演变为现代形式中的卖淫活动：不仅女性自我本身没有丝毫羞耻感，而且社会大众、社会舆论对此也是冷漠的，不闻不问，甚至忽视的。法制的力量退缩到有限的领域，除非卖淫本身对社会造成重大恶果，否则就淡漠这种存在。卖淫本身变为越来越个体的事，不再具有明显的社会学意义，相反，与经济学的相关度越来越高了。
卖淫活动在经济因素的单向度鼓动下，开始驾驶欲望号列车，向人类生活的高地进军了。一方面，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欲望和本能因为劳动的异化逐渐受到压抑，即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加剧，人们的劳动生产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越来越千篇一律，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人们似乎不是在为自己而生活，而只是为生产制造某种商品而功能化。而人的本质并不是一种意向度的工具性功能，他是感性和理性，主体和世界的统一。人的哲学上的诗意生存受到压抑的后果是闲暇时间释放力比多的能量增多，拼命挣钱，拼命消费。而这种对性的放纵，也是感官意义上的一种较好的放纵。从而在生存危机减缓后，一种生活危机使“卖淫活动”有了市场，实现了卖淫女地新时期复兴。这种卖淫的新时期再造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因而不仅有经济市场还有生存空间。更加可怕的是，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以及人的进化。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性冲动都在相对较早的年龄段开始萌动。但社会进步要求我们接受教育的期限拉长，我们生理的成熟和性别社会化，成长为一个有个体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成熟心智间产生了冲突。婚姻作为男女两性无论是纯粹关系还是性的结合，都要求男女主体为婚姻负责。对婚姻限制又是必要的，它可以有效防止因轻率造成的不良后果，保证后代的健康成长。但这意味着婚姻的实现只有在性冲动已经存在多年后的法定年龄段才允许被实行。在市场经济侵袭人的心灵，对人的形而上的生命主体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进行吞噬后，这种哲学意义上的道德自律就消亡了，如何合发情合理释放过剩的力比多，满足欲望突然有一天就在人们的心中蹦出来。而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当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的疲软无力开始显现时，“合法的”潜规则成了公众心中的潜规则——只要不造成重大社会伤害，政府也不会太过压制……如此，卖淫活动似乎因满足了两性的生理需要而具有了社会合目的性。女性在生理上比男性早熟，当女性缺乏道德底线的自我约束时，这种女性的自我堕落就不可避免。（说明一下，道德从前现代社会里实现了公德到私德的转化，也就是公众和舆论的力量转变为个体的自我道德感）。卖淫活动从原始的社会学特征开始转向经济学特征。从社会行为转向个体行动。这种把性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换在社会变迁中的深刻嬗变，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构造的“内在秩序”。
卖淫之于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其中包含太多社会构成要素。在形而上意义上对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探讨，交织在卖淫行动中，多少使我们对人类的未来有一种悲观的意味。不过，也许人类自己能从中醒悟，实现齐美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但这种哲学上的悲观态度，也许要靠宗教来拯救。

这是十月读《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齐美尔）时根据其思想整理出来的，其中有些社会学意义上的探讨是他阐释的，有的是自己的思考。齐美尔行文“幽雅的厌倦”风格和作文的碎片化特征使得对他的思想精华有时难以把握。我不揣冒昧，把他的一篇“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卖淫琐谈”拿来发挥敷衍，遂成这篇读书心得。其中借鉴他思想的地方也没标出，见谅！

你这种洋洋洒洒的功夫让人惊叹！！你的思想体系已经完全打通了。

哈哈，有想法很好，但是逻辑太过强大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诉求难道今天就不存在了么？对没有经验的事情，写作和思考只能做到逻辑通顺。

呵呵，鄢老师说的极是。我在“构想”这个论题时，也有种逻辑不太严密，力不从心的感觉，希望通过读书再深化认识！

呵呵，很好啊。不过我觉得逻辑不错，逻辑的链条都比较通顺，但是不可以逻辑的推理代替事物本身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