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问题丛生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混乱和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失范。我们急需重构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道德体系，因为在市场经济泛滥的今天，我们感受到了公序良俗节节败退之后所导致的种种悲哀。伦理体系不能架空于历史和文化的实情之上，在了解西方的道德伦理如何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反观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对如何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大有裨益。
“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这是福音书中的一句教导。整个世俗化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追求财富进路转向的过程呢？      这是一个从追求天上的财富、心灵的财富到纯粹追求物质财富的人的异化过程。韦伯从西方历史文化的宗教语境出发，通过解析新教思想、观念和精神因素，从文化论的角度严谨细密地探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它要求有思考集中的能力、“对工作负有义务”的绝对专心态度、积极计算获利多寡的严密经济性、冷静的克己自制、妥善的计划、不断的自我检视、以劳动为“天职”的态度，以及追求合法利得过程中的系统性和理性。这些精神要素如何与新教伦理相关联？对基督新教的基本教义有所认识是必要的。
在基督新教的教义中，创造主是一位处于时空之外的自有永有全知全能的充满理性和恩慈的人格神，作为受造物的人类本源于那个终极实在，在圣灵的浇灌下感受着被造物主白白赐予的大爱。神就是爱，就是那最高的善，新教徒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道德伦理的标杆。在社会福音派看来，人的价值就在于在现世世界通过人的自由意志和行为彰显上帝的荣耀，将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这是社会福音派的教义，新教的不同派别在基督论和宇宙论等方面存在争论，在具体的宗教仪式上存在分歧，比如强调婴儿不应受罪的惩罚、惟成年受洗的再洗礼派，强调灵性的内在之光、憎恨仪式传统和权威的教友派，等等。但它们的总体精神是一致的，都承认万人祭司论，倡导回归圣经、高举圣经。韦伯论述的新教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滥觞之时的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各派。
基督教是信实的，新教徒将灵界看成是与物质世界齐同的存在，人跨越了灵界和物质世界，来自于神的道德律应该在虔诚教徒的行为中得以显明。为了“荣神”，他们“益人”。如何显明上帝的荣耀，途径就是要甘愿接受且“顺从”神的“善”的旨意，做符合神的旨意的事，这就是“天职”，就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所说的“志业”的语源。卡尔文派认定人是为神而存在的，最大程度的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他们在工作中由内心向外生发出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企业家视营利为天职，劳动者视劳动为天职，这两者使得他们之间的剥削—利用关系在信仰的体系下正当化。
新教的禁欲主义同时也配合了这种“天职”的责任感，它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然而，在今天看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似乎与人类普遍的利己心和无尽的欲望相关，禁欲精神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似乎是历史的吊诡。真是如此吗？这是韦伯论证的中心命题，他从理念—行为的向度，说明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1.新教伦理认为一定程度上的坚持并取得与身份相应生活所“必要的”外在财富是“善”的，而一但超过这个“必要的”程度，即是贪欲和罪过。财富享受会带来怠惰和肉欲，以致离弃对“神圣”生活的追求——追求财富要有度，这是一种“禁欲主义”精神，它其实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宗教传统的信仰框架下提供了一条基本的道德底线。这个“必要的”如何理解？他们认为，财富唯有当其可诱人于怠惰安息与罪恶享乐之时才可疑，财富的追求唯有当其仅只是为了日后的生活安逸无忧而计时方不足取。而作为职业义务的履行，财富的追求不仅是道德上允许的，而且正是神的命令。职业是属社会的，禁欲是属个人的。个人遵照神的意旨创造无尽财富，满足肉体必要的需求是必须的，否则人将成为肉体的努力，而过分追求属于自己的财富的欲望是被“禁”的，“凡为个人的目的而花费，都是袖手不顾侍奉神的荣光的”，而通过职业工作向社会奉献自己创造的财富是受鼓励的。
2.新教伦理认为人生在世为了确证自己的恩宠状态，须“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唯有行动才能增耀神的荣光。他们因此禁胡思乱想之欲，孜孜不倦的工作，讲求方法和工作效率，在职业劳动里积极实行神的意旨。他们把浪费时间的行为当作首恶，认为冥思默想难以讨神欢喜，挥霍时间者便是瞧不起自己的灵魂。信仰下产生的责任感和道德感的内在压力，促使他们在自己的职业里刻苦劳动。随着财产数量的增多，人的责任感也随之上升，他们自觉有责任为荣耀神一直保有这财产，并借无休止的劳动来增益这财产，带来财产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于是构成一个“宗教使命---心理驱策---创造财富----宗教使命”的循环，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巨大财富。
3.新教的入世禁欲抵制财产的自由享乐。财产的使用方式被“禁欲”并受到严格控制，消费口径被伦理价值观勒紧，他们尤其反对奢侈消费，指向财产的理性配置和使用，要求有产者将财产运用在必要的实际上有用的事情上，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然而，禁欲主义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瓦解着自身，使人不再跟随神的脚步，人性的弱点极大的暴露在财富的面前。一切还是从宗教“禁欲”说起：
    新教教义认为，“必须勉励所有基督徒赚取一切他们所能赚取的，节省一切他们所能节省的”。前者带来了“勤劳”而后者促成的“节俭”，“勤劳”创造了社会财富，而“节俭”抑制了消费，这种阻止收入消费的“消费禁欲”，其强制节约性导致了资本的形成和投资的充斥，促使资本积累的增加。而那条“禁欲”主张的后半段——“也应给予一切他们所能给予的，如此才能添加神的恩宠，并累积天上的财富”——与前半段相制衡，创造的财富要奉献给社会，而不是据为己有，富者愈富。新教的入世禁欲本是强调“断念”和“事功”的，但随着人的自由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世界被改造，伟大的“事功”层出不穷，而“断念”却随着物资财货的激增而消解了。在傲慢、激情和各形各色的现世爱执面前，既得利益者志得意满，无法从这种迷狂之态中逃脱，他们成了“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应给予一切他们所能给予的”的信条被抛在脑后，宗教沉沦，营利带上了运动比赛那样的追逐性格，成了纯粹的功利主义行为。
    新教是对基督教的传统——天主教——的一种世俗化改造，它本身只是对基督教及其经典的一种回归，可是一但这种世俗化中应有的神圣的“禁欲”无效，世界被除魅的过了头，人们便开始在世俗的世界中立出新的偶像来崇拜，开始纵欲，无所谓道德伦理和客观规律地去敬拜它，因为它和道德律与客观规律的终极本体是敌对不和的。
    经济发展是需要内心的价值认定驱策的，其稳定也是需要一定的道德伦理的底线来维持的，社会心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欧美的资本家们因为贪婪，不顾经济规律和道德律，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和战争，遭到了经济规律和道德律的抱负。相比之下，中庸和谐的传统价值观保证了中国的稳定发展态势。稳而不进，进则不稳，这是一种需要解决的发展困境。传统文化要回归，却不要一味复古；西方理论要学习，却不可一味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思想要解放，却不可不切实际的瞎想； “私有”的合法性和补充促进作用要承认，却不可全盘彻底实行“私有化”——有所“纵”，更要有所“禁”，稳重求变，这当是中国社会转型应当保持的基本态势。

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