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
维塞尔《自然价值》
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
欧文.费雪《利息理论》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
庇古《福利经济学》上下卷
李特尔《福利经济学评述》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
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效用、均衡与边际分析
正如我们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古典、过渡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可以划分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这次汇报主要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在开展上述工作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概括性比较，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相较古典经济学的特别之处。
古典经济学的典型特征是客观化倾向。它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作为研究对象，以劳动决定价值作为逻辑起点，借由劳动价值论发展出来的生产成本论，进而形成了“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和土地-地租”公式，确立了商品的价格，并以商品的生产也即供给作为经济过程的轴，在交换经济中考察商品的相对价值（价格）的变动和商品的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客观化循环过程。在古典经济学这里，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受一自然化法则支配，个人的主观因素包括个人的消费只是经济过程的构成要素，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经济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古典经济学看做是客观化的供给取向。
新古典经济学具有明显的主观化倾向，当然这主要体现在早期的边际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身上。早期边际革命经济学家，拾起了被古典经济学忽视了的消费，试图以此为基点建构主观化取向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以最小努力获得欲望的最大满足，因之商品的价值就在于它对人的欲望（需求），这就是物品的效用。而且，物品价值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影响。因之，边际革命经济学家创立了需求导向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供给取向的生产成本价值论。由于早期边际主义集中在需求理论而忽视了供给，后来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将边际效用价值论中的边际分析扩展，发展出边际生产力理论，以此对厂商的供给及生产要素分配进行分析，新古典经济学主观化倾向不足得到了缓解。边际分析的方法，使得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发生了彻底的反转：边际效用决定商品的价值，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的价值和分配，前者定义了需求，后者定义了供给。以需求为导向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以供给为导向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供需均衡理论最终得以构建起来。
通过对比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我们已经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脉络梳理清楚了，下面我将从研究方法和核心理论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详细阐述。
一、边际革命：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转向
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开创了边际主义的革命，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颠覆。这种颠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的转向。古典经济学将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作为研究对象，并力图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中确立一套自然化的法则。新古典经济学一致认为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人的学问，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以最小努力获得欲望最大满足，门格尔将人类欲望的最大满足作为研究对象，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满欲望与活动的学问。新古典经济学将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经济学的视野之中。
第二，理论基础的转向。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围绕着商品生产和劳动价值论展开经济分析，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需求和消费，人的欲望和需求能通过商品满足就在于商品具有效用。由于具有效用的商品与支配量之间对等，商品才有了价值。因之，价值不过是经济人对于物品具有的满足人类欲望的判断，它由物品的效用决定。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发现，效用变化遵从一条法则：边际效用递减，因此价值最终决定于边际效用。新古典经济学家由此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以此作为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重新理解商品交换、分配与再生产、价格形成和货币职能。
第三，研究方法的转向。在经济学研究中，斯密将分析法和历史方法结合了起来。他有时对事实进行科学分析以获得普遍性法则，有时又在丰富的历史知识中抹去这种普遍性，他的研究方法夹杂了抽象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叙述。但是之后的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李嘉图，运用抽象的分析方法，孤立地观察事实，用抽象的方法研究事实。新古典经济学都将个人纳入经济学范围，关注资源如何通过交换在个人间进行配置，但是他们在方法论上出现了分歧。杰文斯认为经济学要以数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为经济学探讨的是量，他主张应用微分法说明财富、效用、价值、需求供给等概念，瓦尔拉斯大致也持此观点。门格尔则主张抽象演绎，一方面将前人见解作为精神财产，但同时不惮加以检验，证之于经验，从人类思想证之于事物的本质。换句话说，门格尔努力使人类经济的复杂现象还原为可进行单纯而确定观察的各种要素，并对其加以适合性质的衡量，再根据这个标准从要素中探索复杂经济现象的规律性变化。马歇尔的经济学方法可以看作为综合的方法，他说经济学不过是常识的运用，再加上有组织的分析和一般推理的方法，归纳和演绎都是科学的思想必须采用的方法，当然数学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叙述事实，使经济学研究更加便利。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边际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发生了很多变化，关注的重点也从供给转向需求，进而转向供需均衡。在这一变化中，经济学的讨论紧紧围绕着一个重要问题展开：决定价值（价格）的力量。在对这一重要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中，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工具就是边际分析。边际分析的核心原理是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即物品的最后一单位加量的效用程度递减。
边际分析早先运用于需求理论，以此解释价值或价格的决定。古典经济学家很少谈论需求，而将其看作是给定的，并假设需求的均等化和无限性，他们围绕着商品生产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价值。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反对这种做法，试图从需求的角度理解价值。要从需求角度理解价值，首先要考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和需求的基础。杰文斯把效用看作是能引起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东西，仅表示物品对人的快乐和痛苦的关系，它由一个人的幸福的增加计算的，它遵循最后效用递减原理。个人为了追求最大效用，通过交换获得他种物品，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商品的价值问题。杰文斯把价值看作是两种商品的交换率，它其实是一种主观价值的估价，交换的自然趋势是增加效用。门格尔从财货的出发理解价值。财货是与人类欲望的满足有因果关系的物，财货分为经济财货和费经济财货，当需求量大于支配的财货数量时财货就成为了经济财货，具有了价值。所以财货价值的本质是经济人依存于某财货的一定量支配以满足欲望时的意义，也就是说财货的价值是一种主观价值，这一价值随着欲望的满足程度发生变化：起初增加，随后饱和，最后递减。瓦尔拉斯直接提出商品的价值起源于稀缺，它的实体是边际效用，即消费者消费最后一个商品获得的满足感。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交换经济中价格决定力量的解释。但是毫无疑问，边际效用价值论仅从需求角度考虑，将供给视为给定的，存在着天然的缺陷。
虽然在价值问题上局限于需求一维，但是在价格的决定力量上，门格尔还是是或多或少地讨论了供给，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价格的影响因素，并形成了早期的厂商理论和一般均衡分析。门格尔对供给的探讨不多，他的厂商理论也十分粗糙，主要是关于需求价格的考察，在供给方面的考察，仅仅限于商品的销售力。门格尔认为，厂商的经济活动能够成功，依存于他们对商品的销售力有无正确认识。商品的销售力受销售对象、销售领域、数量和时间的限制，因此商品并非总能以适合于一般经济状况的价格出售，只有竞争越完全，产生的价格越适合于一般经济状况。
三、边际分析的革新与演进：供给、分配与均衡分析
早期的边际分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不仅局限于需求层面的讨论，很少关注供给，因此缺少对生产要素和收入分配的讨论。后来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一方面开始将边际分析运用于对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的考察，另一方面着手确立新的价格形成体系。
1、边际分析的扩展
维塞尔在门格尔的基础上，将边际分析运用于供给分析与收入分配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边际主义理论。维塞尔对边际主义的发展集中在两点：将成本定律引导了边际定律范围内；将边际效用价值论应用到了分配。维塞尔认为，生产也受收益递减原理的支配，以此提出边际生产力原理。借此维塞尔对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理论进行了“边际改造”：生产财物的价值来自于其产品，非独占的生产财物从边际产品中获得价值，生产财物获得价值后将其保持在产品中，这些财物的价值（成本）才近似地决定着产品价值。所以说，决定生产财物价值的是产品的边际效用，生产成本定律不过是价值边际定律的特殊情况。在分配理论方面，维塞尔认为，消费财货提供效用，生产财货也提供效用，而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有用消费品即在间接提供效用。生产财货的预期效用，间接地通过其生产的消费财货边际效用衡量，因此生产财货的价值由其产品价值决定，生产财货的价值分配原则按“归属”原理分配，也就是说生产要素按生产贡献在总收入中分得归属于它的份额。
克拉克则将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发展，运用于分配论。克拉克认为社会收入可分为工资、利息和利润，它们的分配以自然规律为根据，这个规律就是最后生产力规律。工资等于最后单位的劳动产量，利息等于最后单位的资本产出。在静态社会中由于竞争，利润是不存在的。按照上述理论，收入的分配决定于劳动和资本在量上的关系，分配的方式为竞争和流动，最终趋向于平衡。社会收入的分配顺序按照规律产业部门的分配，由市场价格决定；产业团体的分配，由市场价格决定；以及小团体内部的分配，由资本与劳动的最后生产力决定。当然，克拉克对分配的分析主要是在一种静态假设下展开的。
2、新价格形成体系：供需均衡
古典经济学强调供给，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需求，并以此确定他们在价值理论或价格理论中的重要性。相比于上述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同时期的瓦尔拉斯走的更远一些，他以边际效用价值论分析需求，以边际生产力分配分析供给，建构了一套供求均衡的价格分析框架。从需求角度来看，商品的价值起源于稀缺，稀缺的产生源于两点：物品对人有用，并且只能以限定的数量供人使用，而商品的价值实体是边际效用，决定于消费的最后一单位获得的满足感。从供给角度来看，生产同样受边际递减原理的限制，这就要求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配置。边际效用价值论决定了商品的需求价格，边际生产力决定了企业家需求生产要素、提供产品的动机。瓦尔拉斯认为，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当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相等时，购买者收支平衡、消费效用最大化，企业家利润最大化，一般均衡市场形成，此时商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马歇尔也认为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来支配的。对于需求与供给的意义，马歇尔是这样说的：“在人类发展初期，人类的欲望引起了人类的活动，但之后新活动的发展引起了新的欲望”。在考察供需与价格之前，马歇尔首先考察了需求和生产。需求，本质上是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人的欲望的衡量标准是，一个人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愿意付出的价格，人的欲望可用效用递减规律说明。马歇尔重点关注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因素：货币的边际效用，一个人资产越多，货币的边际效用越小，愿意付出的价格越高；需求弹性，随着需要量在价格的一定程度下跌时增加的多寡和在一定程度上上涨时减少的多寡决定；时间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供给方面，马歇尔考察了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供给主要是克服不愿遭受负商品的心理，这种负商品包括劳动和减缓消费引起的损失。马歇尔认为，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作和牺牲构成了实际成本，对这些成本支付的货币额就是生产费用，这就是商品的供给价格。在商品市场上，商品各种数量都有需求价格，按照这个价格，商品总能找到不同买主。假设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当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等时，产量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处于均衡状态。这种均衡是稳定的均衡，供需如钟摆一样变化并趋于恢复均衡。但是在现实中，这种变动很少奏效，实际需求和供给不断变化，尤其是时间因素使得商品的供给价格经常偏离其生产价格。因此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总是与实际的消费和生产不一致。而且，现实条件下也不是始终处于竞争。因此在短期均衡中，需求变化决定供给价格。而在长期均衡中，正常供给价格趋同于生产成本。
维克塞尔和费雪也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前者主要是将货币因素引入价格分析之中，建立了货币均衡模型。维克赛尔对于价格的变动，从相对变动和一般变动两方面进行分析，相对变动起因于不同生产部门生产件等的变化，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条件，一般变动与货币市场有关。当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相等，商品的价格保持稳定，货币均衡就会实现，此时实际利息率等于自然利息率。后者主要在庞巴维克的基础上对利息进行了探讨。费雪在效用论的时间差异的基础上发现了利率的决定因素，即时间偏好和投资机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利息理论。
四、新古典经济学小结
新古典经济学经常使用静态分析的方法，它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方法，它假设某些因素给定，考察特定因素发生变化时供需及价格的变动，以此建立一种资源配置的理想均衡模型，进而使用这种方法对照动态变化以理解现实中的经济现象。这种静态分析有两大缺陷：一个是有很多限定条件，比如预设供求均衡的现实可能性，市场自由竞争，个人的理性选择，个人喜好不变等等，然而现实中这些假设都无法成立；另一个是这种静态分析着重分析微观经济学，侧重寻找促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的均衡条件，忽视了对生产周期、危机和经济增长的考察。
企业组织开始成为生产要素。在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只是生产的组织形式或者说是工业内部的安排。新古典经济学后期的学者把企业组织作为生产要素来考察，并以此分析价格与成本的关系。马歇尔认为企业组织的存在，使得报酬具有了递增倾向，这是对古典经济学以及早期新古典主义理论基础的进一步发展。
感想：
1、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2、精准自信
书单：
《包容他者》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哈贝马斯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托马斯.孟
《赋税论》威廉.配第
《经济表及其著作选》魁奈
《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杜尔哥
《国富论》亚当.斯密
《政治经济学概论》萨伊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西斯.蒙第
《人口原理》马尔萨斯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原理》上下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政治经济学理论》杰文斯
《国民经济学原理》门格尔
《经济思想简史》
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理
经济学按照历史时期可以划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古典政治学产生自十七世纪中期，期间历经两百余年的发展，最终于19世纪初完成。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为逻辑起点的，因此它的主要考察内容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价值与价格的变动，以此解释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增长原因。因此这次汇报，我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思考，以图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财富是如何可能的，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逐步完善；第二，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性质与来源 对财富的理解在古典经济学分析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认识。财富的性质及其来源问题，自重商主义以来一直被反复讨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城乡出差异性认识，但整体来看对其认识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探索也愈加深刻。 1、重商主义的谬误：贵金属与对外贸易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的三百年里，重商主义思想长期占据着支配地位。重商主义者的核心议题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增长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重商主义内部也存在两个重要阶段。在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的本质在于货币，在于贵金属，这是因为贵金属货币具有双重属性：交易媒介和价值标准，因此货币保证了人们对全球商品、资源和劳动的控制。因此，早期重商主义者提出：财富的增长在于积累金银。可以看出，重商主义的财富是一个存量概念，那么增加国民财富的方式就是让金银流入和阻止金银流出，以增加金银的国际储备。在后期，由于国家商业化，商人和重商主义者发现对外贸易不仅不会减少国内金银数量，反而会增加金银。因此后期的重商主义者将财富的来源看作是贸易盈余的结果，而作为对外贸易对象的商品，此时也被重商主义看做为财富。可以发现，重商主义者将财富的增长看作是流通的结果。
重商主义思想是伴随着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贸易而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早期商业思想，这一套思想代表了资本主义商业阶级的利益，重商主义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国民财富原因的分析。但是重商主义对财富性质和增长原因的理解是成问题的，因而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 2、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共识：劳动与生产节约
对国民财富性质和来源的认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观点有所不同。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的观点不同于重商主义。配第认为，一国的财富是其所生产的产品。财富的生产是土地和劳动的结果。由于农业产品可以提供剩余，因而为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配第将社会群体区分为四类：必需品生产者、出口品生产者、奢侈品生产者、管理人员与商人。第四类不从事具体活动，就是因为农业剩余的存在。劳动分工和剩余的提出，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在大洋彼岸的法国，其主要的经济问题集中在农村，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业生产技术和组织落后。基于此，魁奈认为，只有纯产品才属于财富，所谓的纯产品其实就是农业生产必要支出后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就来自于农业生产的剩余提高，提高剩余的方式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土地改良。魁奈虽然对于财富的定义过于狭隘，但是他对财富增长的认识毫无疑问是准确的。在魁奈之后，杜尔哥对魁奈开创的重农主义进行了发展和修正。杜尔哥的思想存在着对立的成分，他一方面认为财富是农产品的剩余，因此农夫是所有财富的唯一源泉，不承认工业和商业的生产性。另一方面，他将资本看作是积累的可动财富，扩大了财富的定义，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魁奈的三阶级论，将工业中的工薪阶级又分为资本家和纯粹工人，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劳动以此获得利润，间接地承认了工业的生产性。重农主义者将财富看作是土地和劳动的结果，已经区别于重商主义了。
虽然重农主义已经揭示了财富的本质并非货币，但是直到斯密才明确打破重商主义的财富观，由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斯密继承了配第的观点，在《国富论》中反对将财富看做是货币，他认为财富在于货币所购买的东西，货币必然追逐货物，而货物不一定追逐钱币，货币只是作为交易工具，至此货币的真实面目被揭示。但是斯密对于财富的观点是矛盾的。他有时认为财富取决于物品的充裕程度，有时又认为贫富状况取决于他能支配或购买别人劳动的数量，作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具有这种支配的力量。但是在财富增长方面的分析斯密是正确的，他认为财富的增加在于两个方面：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因此经济活动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促进劳动分工以提高生产率，增加资本积累。斯密的财富观被后来的萨伊、西斯蒙第以及李嘉图所继承。
李嘉图赞同斯密的前一种看法，他认为一国的贫富取决于他所能支配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足程度。由此一国财富的增加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增加劳动量，生产更多的商品，而劳动量投入的增加，来自于将节俭所得用于再生产；一种是提高生产效率。两种方式都可以增加财富，但是对于商品价值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而这正是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忽视的。
萨伊认为财富与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成比例，如土地、金属、以及货物。组成财富的价值总计越大，财富便越多。因此增加财富就意味着增加有价值的物品。萨伊把这种价值看作是物品的效用，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由此，萨伊提出财富的创造在于创造效用，即生产。但是生产效用是为了消费，消费总会减少财富，因此萨伊提出如果财富更多地用于生产性消费，也就是通过节约和积蓄将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以创造新的价值，财富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
西斯蒙第区分了个人财富和公共财富。西斯蒙第认为个人财富是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能为人所使用，同时能够保存以供日后消费的物品。社会的财富是个人财富的总和，个人财富和公共财富都是通过劳动产生，财富的积累是由于劳动所得存在剩余，财富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但是公共财富与个人财富有所区别的是，公共财富需要在交换中形成。因此财富的积累在这样的范围：创造财富的劳动、积累财富的节约、消耗财富的消费。因此，西斯蒙第认为财富来源于生产和节约。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自斯密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都将财富看作是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有用物品，财富来源于劳动；增加财富的方式不外乎生产和节约，进而言之为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 二、财富的本质：劳动价值论与剩余理论
上文对财富性质和来源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财富的生产和积累的说明。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财富生产和积累的本质含义。
1、财富的生产原理：财富=价值？
我们已经知道，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财富的生产也即商品的生产在于劳动和节约，而劳动又决定了商品的价值。那么是否可以说财富的生产就是价值的生产？换言之，财富的生产本质上是否是价值的生产？在李嘉图以前，政治经济学确实是这样等同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劳动价值论”。
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拥有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充裕程度，但是在分工的情况下个人需要交换得到他人劳动生产的物品。因此，贫富便取决于他能够用来购买的物品，也即可以购买的劳动数量。所以，劳动可以看做测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标准。斯密发现了商品价值的真理，但与此同时也无意识地将财富与价值等同了起来：一个人花费的劳动越多，商品越有价值，他的财富也就越多，劳动创造的价值增加也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这一观点，影响了后来很多政治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穆勒等人。
当然，萨伊认为财富是由协助自然力和促进自然力的人类劳动给予的东西之价值组成，他认为越增加所有物的价值，人就越有能力支配大量商品，他就越富有。但是他不赞同劳动价值论，而认为效用是价值的基础。那么效用由什么测量呢？萨伊的观点是“价格是测量物品价值的尺度，物品的价值是测量效用的尺度”，所以效用以价值测量，更进一步地以价格来测量。但是问题仍未解决，价格由什么决定呢？是供求关系，而且生产成本是价格的基础和最低限度。所以价值的基础是生产成本与供求关系，归根结底是生产成本。成产成本又是由生产要素决定的，由此萨伊又引出了他的生产三要素论，即劳动、自然力和资本。这样，决定商品价值的就是劳动、资本与自然力。而且，说明了价值由劳动、自然力和资本决定，又必须回过头来说明三要素的价值问题，萨伊对此的解释又回到了效用论上来了。萨伊的论证是成问题的，带有明显循环论证的色彩，永远没有出路。
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功勋人物，厘清了斯密以来的混乱和萨伊的偏差。李嘉图认识到，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产品的充裕程度，即拥有的产品数量。价值取决于生产的困难程度，即投入该商品生产的劳动量。因而，财富生产的本质在于提高可供使用物品的丰裕程度。而价值生产的本质则是生产所需的劳动量，随着劳动量的变化价值会随之变化。一国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两种方式，但是第一种方式不会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第二种方式则会降低商品的价值，因为前者投入商品生产的劳动不变，后者劳动量相对生产的商品而言减少了。基于此，李嘉图批评了萨伊对商品价值的错误理解，并给出了相当有力的回击：自然力极大的增加了使用价值，但是不能给商品增加交换价值。 2、商品的价值与价格
由上文我们可以得知，价值被生产出来，同时以劳动为尺度。然而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商品需要进行交换，那么商品在交换中的相对价值（即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这就是说，我们需要确定商品交换价值的表达形式。
配第将影响交换价值的原因区分为持久原因和暂时原因，前者指商品生产的条件，后者指市场状况。二者分别表明了商品的价值（天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魁奈与配第一样，也进行了相似的区分，但魁奈将价值称为“基本价格”，并将市场价格细分为买方价格和卖方价格。杜尔哥则区分了基本价格和当前价格。虽然这些古典经济学家都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决定因素，也是测量价值的尺度，但此时他们并未认识到价值决定交换价值，因此陷入了混乱。
相比之下，斯密对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效用，交换价值是取得他物的购买力，来自于劳动量。斯密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两种价格衡量，真实价格指的是交换价值的真正标准，用“支配的劳动”评估。名义价格指的是在日常买卖中商品按照货币衡量的交换价值即价格，名义价格又包括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自然价格由生产者的成本，包括工资、利润与地租决定，市场价格则由有效需求决定。萨伊与斯密的不同在于，他按照生产要素论分离出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工资、利息和地租，这是商品的成本价格。价值的变动被萨伊称为价格的实际变动，而受市场影响的价格变动被称为价格的相对变动。李嘉图则用自然价格表示价值，用市场价格表示因供需而变化的价格。
3、财富积累的原理：剩余理论与财富的分配
我们已经说明了财富生产的本质，下面要做的是说明财富积累的本质。在第一部分中已经说过，财富的积累来源生产和节约。无论是生产还是节约，都在于劳动可以生产超过多于自身需求的物品，也即有剩余。当然，在财富积累之前还需要考察剩余的分配，分配决定了剩余能否被积累。可以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剩余理论用以解释财富的积累本质。魁奈和杜尔哥从农业纯产品的角度已经说明了剩余，在此不作详细说明。接下来我主要说明斯密和李嘉图的剩余理论与分配理论。
斯密已经指出，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地租和利润构成，工资是雇佣劳动的报酬，地租是获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费用，利润是商品价格支付了地租和劳动工资后的剩余，因此财富的积累就在于增加这部分剩余。剩余的增加有两种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资本投入，这二者又存在着相关关系。斯密认为必需品的实物剩余，为劳动的社会分工提供了可能性。社会分工的发展，又促进了劳动的技术分工，这使得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同量劳动能够生产的商品增多。与此同时，生产出来的剩余如果未被全部消费而是被储蓄，那么被储蓄的剩余就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来。积累的资本投入生产，既可以推动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增加生产性工人的数量，以此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财富的生产和积累不断增加。李嘉图与斯密不同的是，他将工资看作是补偿劳动者及其家庭所必须的食品及必需品的数量，而将地租和利润都看做是剩余。因此，在李嘉图看来商品的价格中不包含地租。地租是扣除劳动报酬、资本利润后的剩余。在讨论地租时，李嘉图提出了等级地租，并准确地指出了地租由土地的相对肥力决定，最差土地不提供地租。在讨论利润时，李嘉图认识到了利润与工资的对立关系，工人得到的工资越多，资本家的利润就会减少。
斯密和李嘉图虽然都看到了价值的剩余，李嘉图甚至看到了地租来自剩余，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关系，但是他们都认为利润是资本的偿付，是资本家投入资本的价值回报以及风险费用，而工资是劳动者的劳动价格，从而将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合理化，这当然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的积累，但是也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关系。 只有西斯蒙第在考察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剥削关系。西斯蒙第认为要说清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收入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与收入很难区分，资本可以转化为收入，收入也能成为资本。西斯蒙第将社会年产品价值分解为工资与利润，后来又分解为收入。因此西斯蒙第认为生产应由收入决定，生产要适应消费，只要不再获得收入，生产就要停止。随着生产的增长，收入会按比例减少，因为生产的扩展以缩减工资和利润为基础，这时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在此西斯蒙第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一个重要矛盾：财富增长的同时，人民贫困也在增长。就是说，社会生产力在发展，但是人民的消费没有增长，生产与收入的比例被破坏，这样的结果便是生产的过剩危机。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认识是准确的，但是他却借助调整生产、收入与消费的比例解决这一矛盾，甚至希望恢复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实在是开倒车。最后，他对于生产过剩危机的理解也是成问题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只是一种相对过剩危机，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不平等。 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做出了批判：马克思批判了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价值与剩余的理论，并且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根本规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掩盖，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
1、对价值与剩余的再认识
马克思对斯密等人关于价值与剩余理论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在于投入的资本总能生产更多的价值。斯密将劳动产品的价值是工人的劳动加到原料价值上的东西，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一部分支付地租。地租和利润的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的无酬劳动构成。所以斯密已经知道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来源。但是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作为一个单纯范畴同利润和地租区别开来。此外，斯密认为商品价格都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斯密在这里把投入劳动产品的原有价值漏掉了。李嘉图比斯密前进了一大步，他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价值量决定，引申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也就是分割为工资和利润（剩余价值）。李嘉图甚至确立了工资和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规律，但是李嘉图的理论也有根本的缺陷：按照李嘉图的新价值理论，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但是活劳动和资本交换时，它的价值小于交换的对象化劳动。也就是说，工资小于劳动产品中包含的对象化劳动的价值。斯密和李嘉图虽然确定了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也明确提出这部分价值的构成，但是从未以绝对形式把它确立下来。不能充分揭示剩余价值的规律，使得斯密和李嘉图观点的不彻底性，使其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规律，因而造成了很多混乱。马克思认为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这种事实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被揭示。
2、对生产关系剥削性质的批判
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过程的分析，同时使得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要么将资本家的利润合理化为资本的利息，要么合理化为对资本家的补偿。然而，包括了资本家利润的商品价值，全部来自于工人加在生产资料上的劳动，资本家的利润本质上是对工人无酬劳动的私人占有。而且，由于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着零和博弈，付给工人的工资越少，利润就会增加，工人劳动越多，利润也会随之增加。因此，资本家必然倾向于压低工人的工资，想法设法使工人增加无酬劳动，比如延长工作时间等。资本家所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工人的血汗。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批判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资产阶级立场。
四、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资本主义经济原理与阶级立场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解释，经济学家可能会由于对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而产生谬误，进而偏离了真实的经济规律和原理。但是也有很多时候，经济学家对于问题的判断和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会受到阶级立场的影响，从而使经济原理蒙上了一层阶级色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家与工人的剥削关系，但同时也指出了资本家应当享有属于自身资本投入的补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无视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不平等地位，以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马克思虽然深刻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本质规律和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但是他不承认资本家的资本投入回报的合理性，只将其看作是资本家对于工人无酬劳动的占有。这是因为，马克思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资本家的资本投入，工人甚至无法生产能够获得自身必需品的产品以维持生活。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倾向必然会影响到其对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分析和判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摒弃这种主观价值倾向，而在于我们能否站在最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认识问题。
社会学与哲学
历经一年又三个月，终于完成了对社会学主要经典著作的重读。重读社会学经典的心理体验是美妙和有趣的，每一次重读都会颠覆早期阅读时形成的片面理解，对经典大家的理解也能精进许多，当然也会很在读不懂、理不清的时候深感郁闷和失望。不管重读的过程夹杂怎样的酸甜苦辣，那已然成为过去，时间翻着跟斗向前，我只能停留片刻，把这一年多的阅读所得支离破碎地呈现出来，以为反思。这次总结，我想谈谈如何“认识”。我要谈的认识问题，不是哲学意义上关于认识的源始确证和认识如何形成的问题，而是社会学家如何审视自我与外在世界、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社会学家如何“认识”？
18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工人运动与阶级冲突方兴未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宗教和传统不断解构并失去作用，欧洲社会处于剧烈动荡和失序之中。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哲学由于其超验性特性而无处着力，社会学则应运而生。社会学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及社会秩序进行关注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传统：实证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传统和批判主义传统。社会学经历古典四大家的发展和铺垫，以及现代社会学家的专业化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问题。但是上世纪中叶以后，一方面社会学向着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以及现代性的问题无法解决，社会学的发展“腹背受敌”。正是遭遇了这种境遇，社会学开始在欧洲思想传统中寻求帮助，因而有了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重建。
基于社会学思想的发展特点，我认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辩证法的发展阶段有及其相似之处。辩证法是由正题、反题和合题组成的，社会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围绕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我想借用福柯认识型的概念，依据社会学不同阶段的理论特点，区分四种叙述过程，以此说明社会学理论的辩证发展。
1、建构的宏大叙事——个人上移（正题）
在古典时期，社会学形成了三大社会传统。三大传统的创立，为社会学建构出宏大的理论体系，这为解释现代社会整体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实证主义传统以实证的手段，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起源。涂尔干超越了哲学的普遍性和自然科学的决定论，“放弃对总体社会实在最初的和全面的承诺”，转而理解社会，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涂尔干创造了一套实证的社会学研究准则，以解释社会现象的因果关联和起源，目的在于将社会学改造为更加实证主义的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社会事实，只能用社会事实解释”。 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涂尔干重点对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问题进行了研究。涂尔干从法律类型的实在角度对社会整合这一社会事实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整合有两种形式，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现代社会正处于机械团结瓦解、有机团结建立的过渡时期，由于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并未建立起来，社会才处于失范状态，危机不断。韦伯认为，实证主义的取向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主义，不仅依然未脱离哲学的形而上学，同时忽视了人的重要性和主观性。韦伯意在建立社会科学中人的主观价值的重要性，走上了与实证主义截然不同的人文主义路径。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应以文化事件为研究对象，因为文化事件是对行动者有意义的实在。社会科学研究涉及的就是价值与意义。对意义与价值的理解，无疑要从行动者的社会行动出发。韦伯还断然反对决定论，他认为社会现象的成因是多元的、复杂的，在因果之间建立直接、必然而无争议的关联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运用经验来表明，某一现象与另一个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存在。这样经过因果推断过程，将某些现象归诸于某些原因，方能建立因果关系。正是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韦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考察上给予了个体行动者及其内心世界很大的关注，并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维度多方面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理性化的过程，是人的世界观的理性化之外延于各个制度层面的结果。批判主义的传统，力图要做的是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反思中，寻求变革和革命，推翻不合理的制度设置。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及其制度，他的主要武器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这两件武器，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他也利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案。
三大传统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建构对于社会整体的解释框架，按照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建构自己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的整体理解和解释。这种建构性的宏大叙事，不管是以社会为基础，还是以个体行动为基础，都具有普遍化的认识社会整体的趋向：涂尔干强调社会的实在性，将个体纳入社会整体结构中理解，韦伯虽然把在方法论上进行了倒置，将个体置于基础性地位，把社会看作是个体的组织化结果，但最终仍然服务于对社会整体的研究，逻辑的重点通向了社会。马克思则试图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辩证化，但是仍然强调社会存在的优先性。可以看到，古典三大家在认识层面通过将个体上移至社会，对社会进行宏观认识。但是在分析层面上，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
2、综合化与微观化的极化叙事——社会下沉（反题）
社会学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试图在个体行动层面对宏大社会理论进行综合，而作为帕森斯批判者的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则试图发掘被帕森斯忽视的主观意义世界。
帕森斯试图在古典社会学家的基础上建立基于个体行动层面的一般社会学解释框架，即唯意志论的社会行动结构。帕森斯将社会行动看做单位行动，单位行动四种结构要素组成：手段/条件，目的，规范和行动者。帕森斯力图将结构性成分与主观性成分统合一单位行动之中，以此克服古典社会学家留下的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问题。但是帕森斯的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个体设置了一套行为框架。而且社会行动理论这种追求普遍性解释力的抽象理论无法与实践经验有效结合。因而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帕森斯的宏大体系就衰落了。帕森斯的学生墨顿，在其导师的宏大叙事基础上，进行了实际有效地改造。墨顿不再追求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和把握，而是开创了一种中层理论，以一种结构功能分析的范式理解现实中多样化的经验，将社会学理论从神圣殿堂带入现实经验之中，使其具有了更多的实用性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如果说结构功能主义最终走向了实证主义，那么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则属于人文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更加关注社会和结构而忽略个体的主观性及其行动的意义，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则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从主观性的角度重新梳理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米德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分析了自我的形成，并在互动的层面上实现了从个体到社会的过渡。舒茨则发展了韦伯的行动意义，从意义的产生和意义的表达角度，构建出意义的社会世界。符号互动论、现象学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化趋势，共同推动了现代社会学由宏大叙事走向了专业化发展。
这一阶段的社会学表现出了与宏观叙事的古典社会学不同的取向，我将其概括为社会下沉。帕森斯将社会下沉到了个体的行动结构，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则更为彻底，将社会下沉至个体的主观世界。社会下沉的目的在于理解社会中的个体，而非古典时期的社会整体。
3、解构的后现代经验叙事——解中心化（认识论的反题）
大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西方思潮发生了后现代转向，社会学也深受后现代转向的影响。后现代转向的主要特征在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即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批判）。
福柯不承认自己属于后现代主义，不过他的理性批判无疑是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现代理性即主体理性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理性统治和理性的秩序得以确立；连续性成为知识的构建原则。早期的福柯明显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他以考古学的方法对知识的生成和话语实践进行了分析，在历史的片段和断裂的地方寻找出口，以反对主体理性基础上的连续性的历史，并在知识的形成层面上揭露理性对非理性的压抑。后来福柯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以谱系学的方式揭示权力过程，从权力意志这一理性他者的角度构建现代社会，以此以理性所构建的现代社会进行抗衡。德里达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理性批判，他在方法论上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因此德里达认为现代性就是对一种书写踪迹的寻找，在语音中心论中寻找西方的逻各斯中心论。然而德里达的批判仅限于对符号学的思考，贬低对于语言表达的交往表达。而且德里达的文本解构目的在于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德里达沿袭着胡塞尔的老路，从先验哲 学角度把主体性的内在因素和建构世界的能力区分，在主体性内部反抗理想直观的本质统治。对于现代理性的批判和解构，鲍德里亚、贝克、贝尔等人从文化、消费和风险等多个角度切入对现代社会进行解构，使得现代理性所建构起来的解释体系受到强烈地冲击。
在古典时期与现代时期，社会学家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对社会的理解总是逃不开主体性的个人。围绕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而对社会进行理解的方法论，反映的是主体理性的认识论范式。后现代对主体理性的批判，也意味着他们抛弃了主体理性认识论基础上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核问题的讨论，转而关注作为理性的他者，以此建构出全新的社会面貌。
4、重构的整体叙事——个人与社会、理性与他者的合一（合题）
后现代的个体经验叙事，将现代理性进行了深刻地解构，后现代社会学家虽然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但是这种理解又是破碎的，无法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对于给予现代社会以完满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人展开了对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和重建，
布迪厄是从一种实践取向出发的。布迪厄认为一门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必须摒弃那种与原初经验决裂的，并且将客观关系当做外在事物并使其实体化的结构主义，也必须杜绝不能阐明社会世界必然性的主观主义。因此，必须回到实践中来，因为实践是实施结果和实施方法、历史实践的客观化产物和身体化产物、结构和习性的辩证所在。布迪厄将结构与个体主观性全部溶于实践，并以实践感为结构与个人的统一的表达形式。实践中的个人既受早已身体化的结构之影响，也拥有一定的策略性和开放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的个体之特性才是布迪厄理论的关键所在。
吉登斯批判了解释学和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主张“强行动而弱结构”，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则主张“强结构而弱行动。”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对立的二元理论应该被抛弃，个体和社会都应该被解构。个体是主体同时也是能动者，因此行动必定是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与此同时，行动还是社会组织和集体生活的要素，与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为了在行动和结构之间实现架通，吉登斯提出了结构化理论，以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立场，以解释社会系统与个人行动的关系。
哈贝马斯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对认识论和社会理论两个维度进行重建的。在认识论层面上，哈贝马斯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交往范式。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以此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在社会理论层面上，韦伯走向了一条工具主义理性的道路，涂尔干和米德虽然坚持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展开社会分析，以此为突破主体理性提供了基础，但是涂尔干最终探寻的是主体间的规范的神圣性基础，忽视了规范的建立过程。米德则站在个体发生学的角度，以期个人通过互动形成社会，没有从整体发生学的角度探讨社会整体的互动。因此在社会理论层面，哈贝马斯基于认识论层面交往范式的指导，试图建立一种良好沟通所达致的共识基础上的规范，这种规范能够应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因而，在哈贝马斯这里，达成个体与社会统一的方式是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共识。
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力图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解决社会学内部存在的对立。布迪厄、吉登斯和哈贝马斯，都通过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寻找中间地带，以此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布迪厄和吉登斯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着手的，布迪厄将结构与个人的对立消解在结构化的身体之中，吉登斯则将其消解在结构化的进程之中。但是二人都未能再进一步：仍然在主体理性的基础上寻找主体理性与结构的统一，未能跳出主体的行动者的视域范围。哈贝马斯则在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方法论冲突之外，理清并突破了认识论层面的冲突与对立，他通过交往理性连通了主体理性和理性的他者，使得主体理性与理性他者实现了融合，实现了认识论层面主体理性与理性他者的合一。以此在方法论层面，将个人置于公共领域，通过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协商共识与规范，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真正完成了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合题。
虽然吉登斯与布迪厄未能在认识论层面解决根本的对立，但是同哈贝马斯一样，他们已经触碰到了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实践，可惜的是二人与此擦肩而过。实践同时包含主体与结构，但又不属于绝对的主体或绝对的结构。不管是身体的实践还是结构化的实践，都和交往理性层面的实践，既超越了主体也超越了绝对的结构，实现了动态过程中主体与结构良性互动，实现了个体、社会的再生产。
二、怎样理解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关系？
从以上对社会学叙事的梳理，我们能够发现：社会学理论长久以来暗含着二元性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关系，也即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二元关系？在我看来，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其实是哲学中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对立的变种。换言之，哲学的根本问题在社会学视野中以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关系问题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是哲学问题的社会学化。由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始终萦绕在社会学理论范畴之中，所以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又可以回到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层次。
1、哲学问题的社会学化
二元性关系的产生在社会学初创时期，社会学尽力与哲学划清界限，专注于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虽然社会学有自己的理论与现实关怀，也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三大研究传统，但是毫无疑问社会学与哲学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学中的元问题即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引发的二元主义立场，本质上来源于近代哲学。近代哲学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确立了认识主体的理性。近代哲学确立主体理性的同时，也造成了主体理性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分离和二元对立。康德之后的哲学着力点都在这上面。从康德开始，理性成为哲学的主要讨论问题。康德将理性区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区分出实践理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纯粹理性对整个世界的控制。理性不仅自身成为问题，也加剧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随着更多的理性造物出现，理性更加以外在之物为载体从而客观化，与人性、主体价值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康德哲学在理性自身中作出区分的做法，实际上仍然使其停留于主体理性之中，而且纯粹理性的增长带来的工具主义控制更加剧了个体的紧张。黑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进行了推进，但是最终走向了失败。哲学中的理性问题是伴随现代社会而来的，当然这也是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问题。社会学产生自现代社会，社会学的理论关怀也集中在现代性和现代社会上，因而理性问题本质上也是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因为在很大意义上，理性问题包含着社会学家关于个体与社会二元关系的基本观点。
2、社会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
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关系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个体与社会何者为本源；如何认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一个问题属于本体论问题，第二个问题属于认识论问题。在本体论层面，因个体与社会何者为本源的讨论，形成了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唯名论认为真正存在的是个体的行动者，社会只是一分析概念而不非实体。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是实在的实体，个体的人是社会的产物。基于本体论的分殊，社会学家们在认识个体与社会的过程中各有偏重，产生了认识论上的差异。
韦伯作为新康德主义的门徒，采取一种主体理性的立场，从个体行动出发分析社会发展的历史。韦伯将康德的两个理性发展为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它在历史西方社会演进的历程中发现了这两种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他将这种不平衡称为理性的牢笼，理性的牢笼最终将个体束缚在自身之中。涂尔干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主体理性，在主体间性和社会实在论的基础上将理性的二重性问题转化为人性的两重性，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在他那里是现代社会中人性的个性表达，价值理性则是人性中的社会性表达。现代社会中社会性随着宗教、道德等价值领域的衰微而弱化，人性走向了病态的个性。现代社会病态的个性就在于社会正处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时，有机团结还未建立起来。现代社会要做的就是建立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恢复人性中的社会性。齐美尔在社会生活的细微之处看到了主观价值客观化以及工具和手段目的化（实际上这是工具理性的张扬），他认为这意味着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分离。齐美尔希望以一种主体信仰克服工具理性的魔魇。马克思在思考现代社会商品拜物教时关注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在分析阶级问题时又将工具理性对于人的压制结合起来，并将这种工具理性看做一种本质的非理性。马克思希望以一种革命的形式，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不正常的理性方式和制度设置代之以价值至上、众生平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社会，个人在自由自主的实践实现统一。在帕森斯那里，主体理性的内在矛盾，或者说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并融合进了意志论（这是因为帕森斯的理论产生于一个相对稳定、没有冲突的环境中）。帕森斯构建了一套社会行动理论，他将社会行动分解为四个要素：意志，手段和条件，规范。手段和条件是从实证主义的那种工具理性中吸收来的，规范是从韦伯的价值观念体系吸收来的。这样，社会行动就是在目的性的意志自主性基础上，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体系的考虑产生的。显然，两种理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都出现在社会行动中。但是帕森斯建构的社会行动结构，本质上将个体的主观性深深地埋藏起来。到了符号互动论、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人们重新关注个体，即非理性的意识、个人的微观心理和主体意义。然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家，开始对主体理性大加批判。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在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理解社会，解构着主体理性建构的社会秩序。他们希望在理性他者的基础上，重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新理解现代社会。后现代之后，是哈贝马斯等人的建构主义。哈贝马斯围绕理性问题开始了大量讨论。他认为现代工具理性的后果之一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所以哈贝马斯提出要以一种交往合理性来弥补工具理性的不足。这种交往理性超出了个人，同时又实现了一种社会层面整合和统一，以此重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重建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吉登斯的思路也大致如此。
三、社会学家在做什么？
社会学自创立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都紧紧围绕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展开了无限的思考和争论。不管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复杂，也不管社会学家各自的追求是分析社会结构还是解释社会现象，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工作最终要达到的目的，都可以看作是再造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社会秩序。
涂尔干在现代社会的团结形式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范问题。原有的道德规范无法协调现代社会中个体主义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提出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以此唤起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在个体主义的道德融入集体意识，以此来建立一种现代社会的规范秩序。韦伯，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悲观的。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秩序由一种工具主义理性所维持，但是这种工具主义理性的发展最终将导致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问题，人将在工具主义的理性牢笼中丧失自我。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面目和压迫本质。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推翻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在马克思这里，既有的社会秩序将被彻底颠覆，一个公平自由的社会主义秩序将会形成。帕森斯将社会秩序与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即社会行动与系统，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帕森斯弥合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方式吧。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设定了规范，这个规范就是个体行动者所处的环境的秩序的体现。此外，帕森斯从系统的角度设立了系统的规则。现代社会被帕森斯区分为四种系统，系统之间存在边界，系统内部有其运行规则，个体行动者按照系统要求展开行动。布迪厄那里，社会秩序以场域规则的形式出现，并身体化于行动者的习性之中。行动者的习性中包含着结构性的因素和结构性规则。实践中的行动者，受习性的影响，潜移默化地遵照着身体化于自身的规则，并在实践中以规则为基础展开一系列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感。可以看到，布迪厄将秩序深深植根于个体心灵和身体之中。哈贝马斯突破了主体哲学和理性批判的窠臼，走向了交往理性。他将社会秩序的建立安置于有认识和话语能力的主体沟通基础上的共识，主体之间通过这种共识建立起规范。哈贝马斯在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发现，现代社会出现了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冲突，系统的扩张侵占了生活世界，使得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即交往过程受到影响，因而一种共识基础上的规范无法持续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危机。哈贝马斯认为，需要在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中间地带重建一种规范结构，这种规范结构产生自生活世界，但是能够应对系统要求。这种规范结构的建立，在个人层面依靠的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普遍主义伦理学，在制度层面依靠的是程序主义民主以及保障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的制度。吉登斯与哈贝马斯一样，关注到了全球化浪潮下社会的剧烈变动，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这无疑加剧了社会危机与个人危机。吉登斯认为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个体层面，积极发挥个人的作用，进入生活政治。在制度层面，走第三条道路，吉登斯此提出了温和的激进政治六点框架，以建立社会秩序。
从以上各位社会学家的观点中可以看到，这种社会秩序主要为两种：内生的心灵秩序和外生的制度秩序。内生的心灵秩序在于塑造个体的道德和伦理，外生的制度在于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维持提供强力保障。无论哪种秩序，都在于维护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的有序开展，维护社会的整体和谐和团结。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与哲学的追求是相通的：真、善、美。哲学的真、善、美，通过知识、道德和艺术来体现，它们虽然是事物的本性，但是相关于人的认识、意志和情感。因此，真、善、美本质上反映的就是个体与外在事物的联系。在社会学语境中，真善美转化为个体与社会的联系中介：真，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合目的性和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善，体现在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美，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感想：
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让我有了一个体会：我们在成长阶段应该考虑的是舍得而非得失。因为“舍得”是基于发展性的考量，得失是基于功利性的考量。很多人应该也会有这个体会，这是可以得到生活经验验证的。我们在学习生活中形成的认识和体会，肯定和我们的读了那么多的书有关系，这个关系只能抽象地表达为：读书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思维水平，以此助于提升我们对生活事件的认识和分析能力。我最近看经济学的时候就在想，能不能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体现读书和生活的关系。后来我想到了一点：我可以对自己的认识进行学理上的论证，既然我已经读了几个学科的著作，那就以几个学科的思维方式来论证一下好了。
首先以经济学的方式。我们先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化，使其可以进行理性计算。假设舍为1，得为1，失为1.那么舍得与得失之间的差额相等，都为1.但是舍得的盈余为1，而得失的盈余只有0。举个穆勒关于两个不同工厂的例子。有一个工厂是合作制工厂，工人作为工厂的股东，自负盈亏。这种工厂前景很好，但是在初期的一两年里需要工人把大部分工资拿出来作为发展资本，因此这一两年工人的生活相对艰苦。另一个工厂是资本家的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很多工人都可以过上很舒适的生活。如果你是工人，你会怎么选呢？
社会学的方式。当我们同时面对“舍”与“得”时，如果只看到表象而忽视影响“舍”与“得”的复杂社会性因素比如人力资本、结构性限制，我们可能会以为“得”很容易实现。如果看不到“舍”与“得”这一现象的完整逻辑和历时性变迁，即“舍之后即是得”以及“得到后会失去”，那么我们会认为选择“得”对于行动者而言是合乎理性的。在舍与得之间，经常会发生结构性冲突，冲突的解决就在于我们对充分认识到“舍”与“得”何者对于个体行动者更好地适应结构。
哲学的方式，我们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论证。辩证法有三个发展阶段，正、反、合，“舍得”的内心体验正好经历了正反合的三阶段，在舍之前，主体的精神仅停留在自我意识的层面，当主体必须舍弃时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产生联系，但此时主体与客观自然是分离的。但是在经历“得”之后，精神实现了从外在向自我的回归，也实现了自我和外在的统一，自我成为了绝对自我，主体自由以此实现。但是精神在“得失”中的循环是“客观世界—自我——客观世界”，外在世界先进入了自我之中，主体形成了关于客观世界的意识，但是外在之物又会失去因为不受主体的控制，主体无法实现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统一。
政治学的方式，在这里我想通过讨论与个体有关的制度设计进行论证。我们永远不能脱离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一般制度谈舍得或者得失。我们假设有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个人充分自由和平等，依靠自身的特长和差异性以获得各自的利益、公共的利益以及在这一体制下所处的位置，制度将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和平等权，以及不受偶然因素的干扰。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遵守制度设计的规则，这一规则要求个人不能因眼前的私利而破坏规则，进而破坏整体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看上去个人舍弃了一些自由和私人利得，但是这种舍弃却保证了整体利益和个人的长远利益，而且这种舍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舍弃，而是一种契约和共识。如果没有契约和共识，个人之间就会陷入斗争状态，社会陷入失序状态，结果是大家都不能实现自己的长远利益。读书会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让我们先不考虑一城一池的得失，先舍弃一些所谓的利得和自由（其实是恣意放纵），先静下心来成长自己，再去实现个人与集体的长远利益。
[ 此贴被梁伟在2019-06-28 12:43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