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康德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
潘恩 《常识》
《潘恩选集》
边沁 《政府片论》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贡斯当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论美国的民主》
密尔 《代议制政府》
《论自由》
《功利主义》
沃拉斯 《政治中的人性》
巴枯宁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这个月主要读的是自由主义的相关著作。这次主要想从整体上对自由主义做一个简单概括，自由主义不是从天而降的，其是社会实践和理论引导的诉求和产物，是一个新观念取代旧观念的过程，新观念取代旧观念至少要具备两大优势：一是要具备旧观念所固有的基本的社会维持功能，二是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弥补已有的不足并发展出新的展望，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内含于第一个问题之中，反映在自由主义思潮中即自由主义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自由与秩序的相容性和支撑性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探讨与自由主义紧密相关的平等与民主。
一、自由与秩序:从外部规范到内部弥合
自由与秩序的冲突性和相容性是一个困扰性难题，不同的作者都从不同角度或直接或侧面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形成了以霍布斯和卢梭为代表的两条线。尽管霍布斯也崇尚自由，但其认为为了安全即社会不陷入野蛮的战争状态理性的人应该放弃部分自由，过一种有权威的社会生活，因此这里的自由是与社会妥协的产物，是一种消极自由，霍布斯两权相害取其轻，通过此构建起来的秩序得以从外部保障个体的剩余自由，从而解决了困扰他的自由与秩序问题；卢梭则以极其简单的方式处理这个难题，在卢梭看来，人们可以同时既是自由的，又是被统治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神奇方案就是采纳一种独特的社会契约。这一契约的实质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在这种契约中，每个人都转让了自己的天然自由，普遍意志是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这样当个人服从普遍意志时，他“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像以往一样地自由”。由此卢梭通过他的积极自由从内部解决了自由与秩序问题。后期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社会契约论这一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法则来取代统治当前社会复杂传统的自然理性观，但是从内部解决自由与秩序的相容性问题并使二者互为促进这一目的却愈发清晰并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基础与支柱。
二、内部弥合的关键：自由与法律
如何由抽象的内部弥合过度到实际的可操作的自由制度，法律成为自由主义者们的不二选择，一句话概括就是说让外在于人的法律成为自在自为的法律，这里的法律不仅仅指法律的执行更包括法律的源头，法律的制定。
判断法律是外在于人还是内在于人的标准在于看法律是不是由人的自由行为导出的，依据这个准则自然法，宗教法也即神学律法甚至包括在人民主权论原则下的立法行为虽然会考虑公民的天赋或人赋权利以及人的秉性及情感因素，但从其根本上讲还是属于外部立法，以上三者的区别在于形式的民主性和规则的科学性的程度不同，但是却共同缺乏内部根本性支撑即法律从自由意志和自由行为中自然导出，这就是自由主义法学的根本性支撑，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之前所讲的形式也就有了实践基础，自由也就有了其自身性的保障由此才能真正实现由内而外的迸发。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康德和黑格尔从哲学角度对自由主义法学进行了论证，从而将法律从外在性推到了形而上学最后发展到成为自在自为的规定性存在；另一方面边沁则从功利主义角度了自由主义法律提供了道德原则支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最大幸福原理”推动了法律的科学化和经济化，从而在实践角度为自由主义法学提供了践行标准与执行原则，尤其是他的伦理观和法律观，为自由民主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康德这里将法律发展成为一种先验理性，实现了法的外在性到局部内在性的转变，这一局部内在性一是指康德的法律思想的一个支点在于权利观念，而权利又是通过对外在物的占有中实现的，法律的作用则在于可以使经验上的占有转变为纯粹理性的占有，也就是说法律发展成了一种抽象权利，但是这一抽象权利是从外在性逐步发展过来的，因此其具有局部的内在性，另一方面则是其相对与黑格尔从纯粹理性导出的自由意志法学而言其完全内在化程度不够深入。这一先验理性是内含于行为和意志的自由行使的，具体而言就是康德认为我们对人的权利和权限的认知已经全部包含于天赋自由的原则之内，而这些权限或者权利并非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理性的公设和本质，也就是说在孟德斯鸠那里“自由也要自律”到这里已经发展成为“自由就是自律”法律在这里从规范性、引导性和限制性变成了先验性和自在性，这就是康德的目的所在即让法律成为一种先验的理性和崇高的形而上学原则。黑格尔在这一逻辑线路上走的更彻底，其对法律的论证完全是从法的内部即法的概念开始推进的，黑格尔认为法哲学就是关于法的理念的科学，法的理念就是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因此法的真正本质在于法的概念，那么法的概念是什么？在黑格尔这里法就是自由意志（法的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法的规定性和实体性就构成了自由，法的体系就是从精神中产生出来并实现了的自由，因此在黑格尔这里法的发展阶段就是意志的发展阶段，意志在其自在自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大领域：第一个为抽象法阶段，在此阶段意志借助外物即通过占有权得以规定性实现，实现一定的自由（和康德的占有物的所有权类似），此阶段法律是外在的，表现在意志中就是自在意志与特殊意志是相对立的；自在的普遍意志通过否定和扬弃特殊意志最终进入第二个阶段即道德领域，在此阶段意志不仅仅借助外物，而是在意志本身内实现自我，从而达到意志的自为性，这也是主观意志与概念趋向一致进而达到理念的过程也就是说从外在的普遍意志发展到现阶段的内在特殊意志的融合倾向，但是仍不可避免的受到主观意志的影响；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即伦理领域才能实现自在意志与特殊意志的真正的统一，也就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不断扬弃实现的抽象的法与道德的统一。这一统一经过家庭的直接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的分化的伦理精神从而发展到国家这一统一的伦理精神，也可以说发展成为一种客观精神，这一客观精神又外显为国家制度和法律，由此黑格尔实现了由内而外的法律的哲学论证，其是意志从抽象性、直接性和自在性发展到自为性的产物，是自由意志辩证发展的结果。
自由主义法学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的发展接下来面临的直接工作就是操作化即如何导出的问题，这也是基于当时的关于社会秩序的强烈诉求，启蒙运动时期国家权威的正当性和所基于的原则都逐步被世俗化，而有关保持社会秩序的宗教观念也被启蒙运动的观点淡化，因此在关于替代和补充旧秩序方面，急需一种新的价值系统，而边沁则承担了这一工作，边沁工作的重心无疑是放在了法律上面，他的伟大梦想就是：建立一种完善、全面的法律体系，一种“万能法”，力图让普遍、完善的法律之眼洞察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边沁通过对自然法和普通法进行了澄清和批判（逻辑虚构），主张只有借助于彻底的法律改革，才能建设真正理性的法律秩序。但是边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提出了很多法律和社会改革，更阐明了这些法律所基于的潜在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就是“功利主义”即：按照势必增大或者减小利益有关这的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者非难任何一项行动。边沁不仅把功利原理当作现存政治制度的检验标准和新规范的制度，而且把该原理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进而建立严密科学的法律体系，推动了法的目的的转向（最小惩罚原则），为自由民主制度奠定了法律、伦理和社会基础。
三、自由主义的反思：自由与民主
自由主义在近代是与民主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发展到现代代议制政府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况下却从中衍生出了两个不同的倾向：一方面自由和民主制紧密相连甚至很难区分谁是第一性，自由是民主制的前提，民主制则是自由的制度保障；但是从另一方面民主制通过代议这一体制直接导向了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功利主义原则主导）的意见成为社会主导性舆论，进而先是对少数人压制进而发展到社会集权和个体独立精神也就是自由的丧失，当自由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时对于自由主义的保障成为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主要命题。
对自由主义进行系统反思的大多数思想观念都可以在贡斯当那里找到源头，其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进行对比发现：古代人的是公共事务中的主权者，私人关系中的奴隶；现代人则是表面上的自由或有限主权，但是在私人生活却具有独立的制度性保障，古人的危险在于轻视个人权利与享有的价值，现代人的危险则在于容易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从而形成一种无权力的权利，其更是直接批评了人民主权下多数人的统治扼杀个人自由，以集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贡斯当的这些思想直接影响托克维尔，其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在肯定民主制优势的同时却也表达了对普遍平等所导致的多数的暴政以及为追求形式的平等而达到一种“奴役”的平等的担忧，密尔则将托克维尔的担忧直接变成了现实并进一步指出民主制是让人类普遍趋同化，平庸化的主力量，一个明显标志是公共舆论的支配性地位在自由国家的全面确立，进一步将多数人的暴政明确为社会的暴虐。经过以上论述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个问题为何如此和何以解决，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即为何如此？首先可肯定的是错不在民主代议制更不在人民主权原则，贡斯当认为问题出在我们很难去解决区分在政治权力的权限与政治权力的归属与行使问题。这里分开来看，政治权力的归属豪无疑问的是人民主权原则，但是政治权力的行使呢？人民是不可能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因此这里自然而然地民选代议制政府，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赋予其权力代替他们进行统治，于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转换，从抽象的主权者到实际的操作人，一旦实现了这一个转换抽象的主权自己的性质就会部分或全部丧失，就会很容易形成主权者形式下的少数人利益，这是民主代议制的固有弊端，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多数人的暴政就应该拆开来理解即多数人形式下的也可以说是人民的名义上的少数人利益与意志的合法体现，这里很自然就过度到另一个点即政治权力的权限，暴政就是没有对政治权力进行明确的限制进而造成权力的肆虐，这一肆虐必然会涉及个人的独立与存在。密尔笔下的社会舆论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也就是对政治权力的权限的直观反思并指出了要对社会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与密度进行探讨。
问题的解决就包含在问题的产生中，无可否认的是代议制尽管有其固有弊端，但是在目前来讲却是自由主义所能够选择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因此密尔甚至贡斯当都是站在改良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贡斯当似乎视政治权力为一种无法避免的罪恶，因此主张对权力进行限制，这一限制既有内部的宪法以及分权与制衡，更有外部的限制即明确划分政府权限的范围以及个人在社会中不可侵犯的权力。密尔也有相同的逻辑即依据“伤害原则（内包括涉己与涉他行为之分）”对个人的自由范围与社会的权力范围进行了划分，并赋予个体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作为纠错机制与达致个性与真理的手段。如果说以上的措施都是属于防卫性的消极行为，那么就必须得提及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论述的对代议制上民主暴政以及阶级立法的积极干预，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密尔认为民主代议制政府的两种弊端即无知和阶级立法应该可以通过代议制本身来解决，即回到选民本身，从选举入手进行干预，规划了复数投票权、两个选举阶段等措施以此提高代议政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代表的普遍性。
民主社会中如何保障和彰显自由这一问题的思考可能会导出一个自由与平等之间的一个不对等状态即自由可以很好的促进平等，但是平等的自然发展倾向中却会导出对个体的自由的压制。那么首先在这里需要反问自由的发展倾向中有没有蕴含有对平等不利的因素呢？只要我们能够明白自由不是无序，自由是具备理性的，那么自由的过度发展很有可能会导致个体主义，但是这一个体主义却不会危及平等原理，反过来正如上文讲的平等内部蕴含有对自由的破坏分子，这是不对等状态的一个自然化倾向，既然自由很有可能会受平等的威胁与压制那么我们应该更执着更理性的去追求一种真正的自由，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我们却发现人们更执着的追求平等而非自由，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平等与自由的好处的显现性和即时性下的效益有区别，也就是说平等哪怕仅仅前进了一小步可是却能很好或者扩大的方式体现于社会实践活动中，但是自由有时候尽管前进了一大步，却很有可能在现实中收效甚微，这不仅仅和自由与平等本身的价值有关更多的原因在于个体和社会的感受力差异；另一方面在于人们取得自由与平等的难易程度不同，比如身份平等就是一个首要的福利，但是对自由而言其所取得的每一个成效却却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行动。那么很明显如何去克服或者去调和这一不对等状态实现一种真正的平等和理性的自由是自由主义本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感想：
1.这个月读政治学比上个月读的感觉要好，主要是因为经过了上一阶段有所积累，加上这个阶段所读的书更具有深度和可探讨性，所以收获要好一点，目前就是打算剩下的时间把政治哲学的最后一部分看完。
2.要迈入新阶段，感觉充满期待与力量。
【书单】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下）
《理想国》
《会饮篇》
《法律篇》
《政治学》
《雅典政制》
《论共和国》
《论法律》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乌托邦》
《太阳城》
《和平的保卫者》
《君主论》
《神学政治论》
《利维坦》
《政府论》
《论法的精神》（上、下）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社会契约论》
《法国革命论》
《人性论》
政治共同体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从自然本性到政治社会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可以归结为：个体如何更好的生存？政治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在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即个体能在政治共同体中实现更好的发展，由此其至少要回答两个问题即政治共同体是如何建立的、秩序的维持性原则，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讨政治共同体的导向。
一、政治共同体的建立：自然状态—公民社会
政治共同体如何建立内在的包含了政治共同体的合理性问题即为什么要建立，其合理性概括为自然理性。政治共同体在历史维度下其典型表现方式为城邦和国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人是政治的动物”表明了政治性是人的类属性，政治共同体即城邦的建立和目的都是合自然本性的；阿奎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动物”，揭示出国家的存在与政治义务的基础不仅仅在于自然本性，更具有社会性，霍布斯与洛克继续在这条路上通过自然状态下“理性人”的假设，借助自然理性，实现了个体的自然本性与政治的社会性之间的有效联结，通过此公民社会取代了自然社会，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共同体取代了零散的个体和原子化的城邦，在此过程中自然本性和契约精神推动了国家的建立，前者是原动力。需要说明的是自然本性是具备极强的区分性和阶级属性的，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本性在于合自然的由内而外的社会分工，各司其职就是政治社会的美德和城邦的至善。到了中世纪，自然本性由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自然要服从于上帝和圣经甚至于基督教，反映在现实层面一个典型结果就是自然本性和世俗政权的分离性问题且后者从属于前者，这一分离的结果直接导向了另一种弥合倾向即世俗政权的主权再造（马希利乌斯和马基雅维利）；社会契约论的著作家们除了霍布斯主张人性恶外都把自然本性定义为自由和平等自然权利，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公意建立国家。
二、秩序的维持性原则—主权与法律
秩序的维持性原则就是政治社会的运行机制，主权归属和法律实施是组织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包含后者，二者综合于统治权之中。自古希腊始，不同的学者关于秩序的维持性原则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按照柏拉图的划分，前苏格拉底时代人类社会是处在荷马史诗所构建的神人自然三层价值体系下的，在此阶段是存在三重秩序的，三者各行其道人处于最低层其主权和法律是从属于前两者的秩序的，这一体系被赫拉克里特的“原子论”打破后，社会秩序体系发生阶段性混乱，柏拉图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以自然人性（理性）为导向，再造阶层系统，构建理想城邦，强调社会分工，主张“哲学王”治国，这一主张在相当程度上结合了智者学派的自然胜利论和传统的道德体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柏拉图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即从思辨理性转向实践理性，从“人治”走向“法治”，从“哲学王”变为“法律的奴隶”，亚里士多德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主张以自然主义方式处理政治学，主张法律主治，并用轮流统治处理平等公民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法律的目的在与谋被服从法律者之福。这个阶段的政治维持性原则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人国一体，国家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共通美德与善，主权和法律虽不如近代明确但是也不存在明显的区分性，统治权出于自然很好的概括出来政治体制的运行原则。城邦政治的破灭到世界大一统的出现的使这一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从罗马的西塞罗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甚至于到孟德斯鸠洛克等人的著述中看到强烈的合的自然法色彩，但是这里的自然法要区分两个部分，一是自然化规律，这一部分被阿奎那称为神律或永恒法，另一部分则称为人的自然本性，前者作用于人被称为自然法，旨在改变或导向人的理性法被称为人法。简而言之，不变的是通识性的自然化规律而自然法中的人的自然本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由此也对应于主权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好的反映在斯多葛主义的主要思想中，在其思想中诞生出的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正是这一变化的产物，前者诞生出了“行为哲学”，后者诞生出了“普世思想”。
阿奎那结合奥古斯丁神学思想中“上帝之城”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想中世俗
秩序的自然优先性，赋予世俗政权以合理性的同时通过政治共同体和基督教神学的目的共同性，成功的导出了国家之法律，人间之理性全部依于上帝，以此构建了神学的统治秩序，在此秩序下法律和主权尽归于上帝以及为上帝服务的基督教，世俗君主虽有统治权和执行权以及制定人法的权利但是却要服从自然法和上帝，在这个基础上马斯利乌斯和马基雅维利发展出了主权再造思想，马希利乌斯强调主权在民这里的民只是和神相对应的并强化世俗君主的权利，马基雅维利则主张用人的眼光观察世界并强调权力作为法的基础，政治理论观念独立于道德伦理，紧随其后的斯宾诺莎更进一步主张上帝的圣经与宗教的圣经分离，信仰与哲学与普通知识分离，前者在虔诚后者在于理性，并提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在此阶段政治共同体的运行机制集中在与主权的归属问题，而主权归属有直接涉及到法律的制定，执行权利，主权再造就是将基督教神学的权利转移到世俗政权中，主权的再造过程也伴随着自然法如何体现于国家的实证法之中，这一转化过程在社会契约论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
社会契约论下世俗国家已经发展完善，主权和法律也已经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其面临的一个重要之争在于主权和法律在统治者还是国民，社会契约论就是这样一个争论的产物。社会契约论想要通过探究政治权利的原理来解决以上问题，于是其作者们选择回归到原点即人的自然状态，通过“理性人”的假设实现了由自然状态向公民社会的过度，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了分别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两条路线。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是从人性观和自然法学说中发展出来的，其指出争斗是由人类天性中竞争猜疑和荣誉引起的，因此人在自然状态中处于战争状态，想要避免此状态就需要把人置于共同权力的管制下，人们通过权利的互相转让签订契约，法律则是这一共同权力的执行手段，以此霍布斯构建了他的国家权力说。洛克的国家虽然也是通过自然状态下的个体通过自然理性放弃部分自然权利构建的，但是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于自然状态的假设不同，洛克笔下自然状态中的个体是自由平等的，公民政府的建立只是为了自然状态的不方面而设置的“正当”的救济办法，卢梭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出了他的自然权利论和人民主权论并在洛克的基础上往前推了一大步即政府是人民意志的产物，一旦政府违背公意人民可以选择推翻或者更换。由此通过溯源式的学说霍布斯主张主权在统治者手中并提倡绝对主权，以此对应主权者也是立法者、执法者以及监督者。到了洛克这里主张主权在民，国家的必要性减弱，但是在统治方式上其主张代议制政府，这里的有限权力论兼顾了主权在民和公民社会的利益，反映在法律问题上则是三权分立的雏形出现；洛克之后的孟德斯鸠探讨了法的精神具有强烈的实证色彩，强调法律与事物性质和政体原则的匹配性问题，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将人置于法律的统治之下，主张自由也要自律并推动了法的实证化进程，使法律尤其是法律的制定成为一个科学考量的产物，在孟德斯鸠这里法的制定和执行就是主权的行使。卢梭则是绝对的人民主权论，主权就是自由和普遍意志，主权的行使就是公意的运用，公民毫无疑问享有立法权和委托或者剥夺执法的权利。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政治共同体的组织原则即主权和法律自古希腊到到18世纪不论从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总体来说主权和法律构建的统治权重心是逐渐往下发展的。柏拉图，西塞罗甚至莫尔所假设的国家建立都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而到了社会契约论时候对国家的假设则是自下而上的，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这一观点逐步明确，政治共同体作为一个实体逐步独立出来。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自然本性在于至善，阿奎那认为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幸福，洛克认为政治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公共福利，卢梭认为政治权力的最终目的在于全体最大的幸福，集中表现为自由和平等，政治共同体的目的的不论有怎样的表述其核心内核不会发生变化即最大群体的幸福。或许这里可以借鉴西塞罗和孟德斯鸠以及柏克的观点，西塞罗在致敬柏拉图的的《论国家》中谈及正义就是合自然本性而非自然发展；孟德斯鸠主张的“自由也要自律”柏克认为“有秩序才有自由”在我看来这就是政治共同体的定位即在底部给拉了我们一张网，让社会中的个体可以克服自然的不平等进而全部达到政治上的平等，有了平等就会有自由和权利；但是于此同时也在顶部给了我们一个盖子，使得我们不至于侵犯别人的权利和危及公共幸福。
感受
1.对一定要读原著有了更深入的体会。
2.经典不仅仅在于读更在于改造本身。
社会学是什么？
社会学是什么？跳出来看，其经历了从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转变成为专门性的社会科学，从内部展开又可以从不同侧面，如果我们沿着涂尔干的研究思路，要先界定研究对象，给出一定的定义，以此为基础展开系列探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因作者的不同导向而呈现不同的着力点，孔德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涂尔干紧随其后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社会学是和他的历史唯物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其对在社会进化论视角下对社会结构，阶级动力等做出分析性说明使其与社会学关系密切且发展出了相对于涂尔干而言的另一社会学传统，如果要界定马克思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偏向于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我们不能进一步将其概括为社会关系，与涂尔干的同龄人开玩笑的讲二者几乎做到了同生共死的齐美尔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形式，之后的马克思韦伯则以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并进一步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以上除了孔德这个创始人，齐美尔不被主流“学院派”接纳，剩余三人被称为社会学的古典三大家，更被赋予了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称号，分别代表了社会学的三大流派即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其重要之处在于构建了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后来者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社会秩序的扩展进而对先前社会学或是做了拓展、修正甚至颠覆但是前者的奠基性作用不会减弱，启发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从社会现象到社会事实再到社会行为，共性在于社会，但是在此三者连接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转变，我们至少明白在涂尔干尤其是孔德那里的社会和韦伯那里的社会是有区分性的，这个过程是从“大社会”到“小社会”是从“现象”和“事实”到“行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现在所指称的社会学，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有三点概括性的说明：一是社会学自发轫之初就是一个纵向和横向交叉过程，纵向上经历了从向自然科学看齐追求协调一致的逻辑贯通性到发展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横向上即表现为发展之初的两大传统，又表现为三大流派的批判继承式发展；二是古典三大家对对社会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共同不仅仅体现在时间维度上，更是体现在社会性质上，进一步做拓展性说明即他们的著述都建立在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道德的批判之上，这也进一步引出了社会学是诊断性和批判性的，批判性不是指责而是批判性的重建；三是虽然社会学的元问题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性问题，但是我们能够有所侧重的看到古典三大家都是立在“社会”一端的，这里要区分研究方法或者说分析工具和研究重心对应性关系，马克思以真实的人为其社会学分析的起点，涂尔干也集中探讨了社会秩序下个人失范和道德个人主义问题，韦伯也是以个体行为为基点，以上三者都是研究的切入点，很大程度上就是说社会学所直接研究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社会学的使命不仅仅在于发现问题，而是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不同程度的建议和措施，那社会问题就既是研究的触发点可落脚点也就是研究目的所在，但是古典三大家是通过社会层面的改良或者革命也解决个体的适应性问题的，具体体现就是马克思虽然立足于真实的人，但是其所对应的人的“异化”和“物化”是社会产物即资本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产物，这一矛盾又集中体现为“阶级”，以此马克思从历史角度分析了“阶级”的形成，现阶段“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从而得出我们这个社会包括统治关系（国家）是一种颠倒性的存在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这种颠倒不能够通过资产阶级的妥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改良来完成，其只是将剥削内化或者局部让步来完成，但是不会触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统治基础，我们只能通过革命消灭阶级来完成，马克思所反对的只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对称关系，而极度赞成生产力的发展其所构想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其通过消灭阶级消除剥削就是为了调整生产关系，使之回归正途，这一调整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强制分工的消失，将人从职业关系中解脱，从而成为平等，自主、充分适应的真实的社会层面和道德层面的有机个体，由此其实现了一个循环，为了真实的个体—通过社会层面的革命——到达自主自由的个体；同样的逻辑出现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其所开始分析的“失范”和“失序”个体是因为社会层面一体化力量的衰落或者说更新未完成，其继承了孔德只有共同的信念才可维系彼此间的一致性，这个使命之前是由宗教来承担的，科学的发展减弱或者消灭了宗教的一体化的维系力量，而科学自身又没有或者说不足以承担起这个重任，社会处于新旧交接的过度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涂尔干不是在否认科学，其认为社会学也是科学发展的产物，科学也是能够作为一体化的力量存在，只是存在时间过度和新旧交替的空白时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旧的未走，新的没有成长起来，我们要为社会过度时期的个体找到依靠和寄托，孔德所强烈推崇的道德在其看来是具有普遍的极强大生命力了，纵向来看，无论宗教还是以后的科学作为一体化力量道德作为维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存在，也就是其存在更新换代的内容性问题，但是其形式和作用却绝不会消逝，另一个层面涂尔干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出现的个人主义问题是强烈的道德个人崇拜主义的结果，通过此一分析，即说明了道德广泛基础性存在，又提出了指涉性方向即我们缺乏的不是道德，而是将道德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层面的道德并作为集体意识的存在，补充性说明的是这种道德既是社会层面的道德也是受科学启示的道德，以此实现了传统与科学的和解，涂尔干认为这是现阶段一体化的力量最好形态，具体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发展教育，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体化力量的感受性问题，也就是说解决现时代的个体和社会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重新树立起一体化的统一力量，营造集体情感，二是社会和个体的连接性问题，涂尔干还是延续了异质性中寻找共性的思路，赋予职业团体相当的重要性，其重要性体现在一为上文体到的共性，二是其本身原本就是道德意识的重要载体，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解决涂尔干实现了“游离”的个体—一体化力量的重塑—紧密团结的个体；韦伯与以上二者存在些许不同，这些不同即体现在分析方法和体系上也体现在对所处时代的态度，韦伯的分析逻辑虽然还是从社会行为入手，但是其目的在于从人类的各种制度中找出逻辑性的东西来，并且运用各种概念了解这些制度的特点使各种现象系统化，正如其属于人文主义（解释学派）其似乎真的是在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进而更好的理解和解释社会，对于所处时代的态度也似乎是中立性的，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是激进的和革命的，涂尔干则是乐观的，韦伯虽然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其是理性发展的产物，但是社会下的个体似乎持悲观态度；韦伯对社会的分析是从社会行为分析开始的，行为又是态度的反应和表现，单个的行为或者态度彼此接触就会衍生出带着强烈的社会性，在这个基础上社会行为组成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有规律的，进一步衍生出秩序尤其是法律秩序，存在秩序就存在冲突从而发展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权力二是统治，二者又内化于统治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以此韦伯实现了行为分类与统治类型的对应性关系，目的和价值理性行为对应理性统治，情感行为归于卡里斯马型统治，习惯行为归于传统的统治，这样就实现了从行为到秩序到统治连接，背后纵横交叉着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支撑性问题。这样韦伯是从个体行为—社会秩序和制度的运行逻辑—无所适从的个体，通过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梳理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在逻辑上存在闭合性循环，虽然在在韦伯那里指向性不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将其著作限于我们的主题再加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个人适应问题的综合把握，其基本上是符合上述的逻辑范式的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个人—社会—个人，既然通过我们的梳理发现按三者甚至大部分社会学分析都是在这个路子上推进，那我们为什么在上文中说古典三大家都是站在社会层面上呢？究其根本，在三大家的笔下个体是被动性，是依附于社会存在的，联系到上文的逻辑循环就是三者的分析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一是个人—社会，这是三者逻辑起点的共性之一，但是更大的共性在于忽视从社会—个人的过度化阶段和操作化手段，如马克思认为消灭了阶级就消灭了社会问题，那么我们之前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涂尔干认为重新树立起了一体化力量，个体的失范和失序就不是问题了，我们这种分析不是说明他们的著作中缺乏对个体的关怀和分析，而是在他们这里社会是第一位的，个体是第二位的，因此在他们的著作者关于从个体到社会的分析过程是有决定性作用的，这种共性的分析是源于社会学发展之初的以诊断社会改变社会的使命取向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紧密关系。
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在已有的基础上呈两个维度发展即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宏观社会学侧重于社会结构理论，微观社会学则侧重于有关互动和行为的人际理论 ，在社会学中，宏观现象和微观现象的区分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两者在社会学把握“整体社会现象”上是互相补充的。古典三大家在这个维度上区分无疑是宏观社会学，实际上社会学所处的过度时期的发展是基于古典时期社会学发展的已有基础的，古典三大家在大方向是宏观社会学，但是其直接催生出了微观社会学，其对微观社会学作用有两方面一是其从个人—社会的分析本身就是微观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是研究方向的突破性问题即在社会第一性的研究趋向下返身去研究关于主体的微观社会学。宏观社会学在过渡时期并非停滞不前或者说在已有路子继续前进，其所面临的就是整合取向，寻找一种“一”即社会结构的通用的和普遍的一般模式，这一取向早帕森斯那里达到顶峰并提出了“宏大理论”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发展了韦伯在《科学论文集》提出的著名论断：要想考察任何有意义的人类行动的根本成分，首先应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入手，也就是“是什么”“怎么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帕森斯这里则被进一步囊括在包括行动者、目的、处境、关系在内的行动理论，在此基础上其进行了行动结构研究，得出了行动的一般图式，从而完成了其宏大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行动理论；另一方面微观社会学也在此取得了大幅度的发展，也可以做出两点区分，一是以米德，戈夫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带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学色彩， 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从主我、客我等角度对自我展开分析；并过渡到自我呈现和社会互动另一个则是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以上二者共性在于从个体层面对社会互动展开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社会结构理论；对于宏观和围观的分析当然避不开莫顿的中层理论，其并没有跳出功能主义和色还会学追求的宏大叙事取向影响，因此其随着起到了中和和拓展作用，但是中层理论仍旧属于低度整合的宏大理论。
社会学总体上还是呈线性发展的，这一线性发展即体现在从个人到社会在进而返回自身，批判重建社会也就是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中又体现在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重新审视宏观，二者如果不做区分性说明，实际上就是一条线这条线也可以体现在结构理论与行动理论的互动中，依据这条线进行我们就很好的理解了我们在读书过程中所做的区分性的“现代四大家”的研究渊源和目标指向，具有辩证性说明的是看起来四大家所处的位置是逻辑循环链上的后半段，但是社会学绝不是一滩死水，我们可以看作这是一个小循环的后半段，但是其从属于大循环式发展逻辑，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其不仅仅面临更新换代的知识性更替问题，所以社会学大有可为更体现在社会中，这个社会即表现为现代世界主义秩序中，更体现在个体日常生活实践中。
正如上文所说，社会学发展到后现代一个主要视角就是微观社会学，也就是不再同古典三大家一样将社会放在第一性，无论我们用个体成为第一性来进行侧重性分析是否合适，但是其无疑占了很大一个比重，如果要强调对应性关系，二者基本上是呈此状态分布的。个体成为第一性是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也是社会充分发展的结果，如果按照涂尔干所处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那么尤其是现代四大家则处于资本主义的成熟和高度发展期，资本主义初期个体是矛盾的，无所适从的，那么资本主义成熟期个体则处于压制期和依附期，个人与社会的适应性问题到此成为了个体的生存的无意义性，也就是韦伯笔下的“手工劳动曾经是清教徒梦寐以求的，到我们这里则是不得不为的”从一件轻飘飘的外衣成为了钢铁般沉重的铠甲。“主体的觉醒”和“重建”成为社会的重要诉求，这也是后四大家的共性所在。
后四大家福柯和哈贝马斯形成一个解构和建构的回路，布迪厄在一定程度上和福柯拥有相同的动机和取向，但是存在着揭露的深浅，应用的主体不同的区别，吉登斯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综合体，一方面是因为其站在巨人的肩旁上，一方面与其思想中强烈的中和倾向有巨大关系。
为什么说福柯和布迪厄存在相同的动机和取向呢？我们可以明显性的看出其著作中很注重历史维度的分析，这里构成了生成性原则，通过此二者想要揭示出个体现状的前因，从而树立其一种批判性思维的后果。福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和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的说其是在关注是考察权力在人和机构之间的日常关系的运作，以此即可以观察处权力的作用方式，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出监控机制所代表的分主体性的权力是如何普泛化并进一步制度化进而形成对个体的压制，因此权力的谱系学是一种历史的陈述，其背后被建构为不同的话语生产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是福柯想做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还原，权力的谱系学更是被作为一种方法即我们可以立足于局部微观的分析把一些普遍性问题联系起来，在这个层面上讲，围观权力与宏观权力不存在断裂面，权力的历史也可以立足于自然（社会性自然）描写，立足于人们实践本身，立足于人们所作所为和所思所考来进行，福柯在提供方法但同时也给我们遗留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保护被解救出来的碎片？这些知识的碎片面对着三种结局：一是有可能被重新编码和殖民，另一个则是“边缘性”和“主体性”的结构性互换亦或是最后我们统一的沉默？福柯对此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可能只是想提供了一种批判的思维，这也是福柯“解构”思想也是“去中心化”的产物；同样的思路出现在布迪厄的著述中，要讲布迪厄首先很容易想到其几个主要概念：资本、惯习、场域，但正如布迪厄做倡导的理论如果不放在经验现实中就失去了其根本性意义，因此不仅要了解其所构建的为经验实践服务的概念体系，更要明白其外在决定性因素和内在运行逻辑。外在的决定性因素指的是在布迪厄眼中这些概念偏向于一种研究方法也就是其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思到反思最终指向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主体的客观性性与自主性的具体操作化手段。内在运行逻辑则体现为资本+惯习+场域=实践，这一内在运行逻辑回答了“在社会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即社会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两者结合既体现了历史的有效性在场，又表明了生成性原则，更提出了指涉性方向（认识论断裂）从而指出社会学的任务在与揭示结构及其再生产的转化机制。生成性原则就是最好的揭示机制，这也是福柯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福柯所表明的“中心与边缘性”与布迪厄所阐述的“主观的客观化”都是社会结构的有意识的产物，区分性的是布迪厄笔下的怀疑精神主体不仅仅泛指社会上的个体，其更注重社会的再生产机制，因此对于怀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普及性的，而是生产性的，这和其所分析的无意识的惯习的塑造是一个逻辑，简而言之，布迪厄对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学家给予重任，对大学场域额外关注，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场域和意识形态的超越性，以此推动怀疑精神的扩展并在形成良性循环机制。以此福柯和布迪厄的揭示机制和批判怀疑主义得以清楚的说明，在揭示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权力的运行形式下，也清楚的说明了有区分的社会对个体的统治，从而提出无主体的权力和有反思性的个体，这是解构的结果和重构的基础。
哈贝马斯提出了建构的重要设想：哈贝马斯主张从合理化角度考察现代社会进程，也就是合理性与现代化的问题，合理性集中表现为交往理性，现代性在哲学层面表现为自我确证的困境，在现实层面则对应于生活世界的脱节即现代性危机，其主张用交往理性来解决现代性危机即通过交往行为理论重建独立的公共领域以此使个体回归生活世界，此举可以说比福柯和布迪厄多走了一步，由此我们看到其实现了社会结构的再建构，最后的吉登斯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构建了双向性关系，通过结构的二重性从内部实现了结构和行动的双重塑造即结构对行动既是制约也是促进，用吉登斯自己的话说之前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结构理论是是典型的“强结构弱行动”，结构化理论通过主体理论，能动性理论和行动理论三大理论表明了行动的能动性和主体的反思性，以此弥补了行动哲学的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不足，其花了很大笔墨分析行动者及主体并不是反过来赞同“强行动弱结构”，实际上吉登斯的立足点在于批判强结构弱行动，通过分析行动强调行动并不是忽视结构，正是在扶弱正强，从而达到行动—结构的双向构建关系，二者又集中体现在社会再生产和制度再生产中。似乎按照已有的脉络体系社会学到了吉登斯这里已经实现了矫正和一定的发展，其突破了古典三大家的不足，批判继承了现代三大家关于个体性的探讨和分析，到达了社会下的能动个体，个体之上的结构化社会，社会还是个体的第一性问题在这里也实现了在某种程度上为所有人接受的结果，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学科的成熟发展必然有经历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发展过程，但是这并不代表解决了社会学发展的大部分问题，我们只是解决了社会学理论层面的原有的框架性和历史性的发展问题，具体来讲吉登斯虽然中和了社会和个人的优先性问题，实现了结构和行动的互动塑造，分析了世界主义的秩序性问题，但是分析其著作的结构存在很明显的头重脚轻的失衡，在其著作的措施性方面除了要充分考虑外生性因素的世界体系的影响之外措施的重点全部放在了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个体的积极信任的建立问题，在积极信任基础上可以看到解放政治、生活政治和对话政治、预设了积极福利国家的建立，指出了超越左与右的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方向，但是其关键的基点：积极信任如何建立？除了告诉我们要开放自己，重视差异，缺乏了具体的操作化过程，如何将理论进一步与实践相联系？这都是社会学发展要必须面临的问题。
古典社会学家注重对社会结构的分析，现代社会学家重视个体的能动性的扩展进而与社会结构形成互动性关系，这都是对社会学是什么不同侧面的回答，各自有各自的关注点更无对错上下之分，但是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回答，毕竟勤学奋进在于能动实践，抛却好高骛远和妄自菲薄之嫌，毕竟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我还是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一、社会学是一门启示性的学科，这里不是说其他学科不具备启示性，实际上但凡知识性的存在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启示性，但是社会学在这一点上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小到人际关系大到社会结构，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所处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所觉知的生活就要有意识去了解我们这个社会，诊断这个时代，社会学就是诊断和了解社会并且能够有所指向的重要工具。了解是改造或者用一个中性化的词来讲就是完善的前提，这是社会学的最低目标即给人以启发，这里还是要提一下社会学的最高目标，社会学在引入之初被翻译为“群学”这一翻译本身就是其目标所在，这又是一个个人和社会的循环性问题。
二、社会学是一种志业，很难想象一个整日浸在一个与社会学经典大家对话或者确切的说只是单方面的聆听的环境中学生没有追求与使命担当，如果没有那就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发生了单纯的知识性的积累，二是丧失了主体性沦为经典的附庸和理论的鼓吹者。读经典的过程是痛苦的和感动的，痛苦是共性的和短暂性的震惊失意，也就是说内容难以理解和通过著作你突然有所辨别的进一步了解了社会的一些本质存在，但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因为痛苦也是提升，失意更是激励；我要说的主要是感动，这种感动的强烈感觉是在我读完吉登斯的时候到达顶峰，可能是源于突然看完了社会学的冲击感，为什么感动呢？因为你能通过一本本经典著作以马克思为典型代表感受到一位位社会学大家从你脑海中飘过，他们不在于个人之得失，有的不被主流学派所接受，有的一生穷困潦倒，有的疾病缠身不管其具体动机如何但是却站立成了一个伟人形象，用心去感受社会，诊断社会，致力于社会的更好发展，他们所著的经典以不同的方式或在当时或在后世助力了一代又一代人发展，这就是社会学的特殊魅力所在，两年的相处不知不觉已经内化于心，我们要做的就是继承发展，所以我说社会学对我来说基础是启示性的，志业则是使我改变的重要目标导向，这是读社会学经典给我的最大的收获，我更相信这是一粒种子，汲取养分的同时也时时刻刻在为撑起一片绿茵做准备。
最后分享一下读完吉登斯当天发的一个朋友圈：经世致用，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与追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这个社会，不去诊断这个社会，那我们就不算是生活在社会，我们最多只是社会的附庸；我们有责任去努力，大则改变社会之弊端，小则褪尽人性之私我，志在追求后者但绝不可止步于前者。
社会学书单：
2016年11月10日——2017年12月10日
涂尔干：《原始分类》
《社会分工论》
《自杀论》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2016.12.10——2017.1.15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教育思想的演进》
《道德教育》 （正在读）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社会科学方法论》
2017.1.16——2017.3.12
涂尔干：《道德教育》
《孟德斯鸠与卢梭》
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重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2018.3.12—2018.4.12
韦伯：《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
《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2017.4.12——2017.5.12
韦伯： 《支配社会学》
《支配的类型》
《非正当性支配》
2017.7.10—2017.9.10
韦伯：《学术与政治》
《法律社会学》
《支配的类型》
《经济与历史》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卷一 卷二
2017.9.10—2017.10.10
《雾月十八》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得起源》
《资本论》卷三
2017.10.10—2017.11.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
2017.11.10—2017.12.10
齐美尔：《货币哲学》 （三卷）
《生命直观》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2017.12.10—2018.1.10
《宗教社会学》
《时尚的哲学》
《现代人与宗教》
《齐美尔与现代性》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2018.1.10—2018.2.8
《尼采与叔本华》
曼海姆：《历史哲学的主要问题》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卡尔曼海姆精粹》
《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论稿》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
2018.3.8—2018.4.10
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舍 勒：《知识社会学问题》
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2018.4.10—2018.5.15
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
舒茨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福科 ：《疯颠与文明》
《规训与惩罚》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
《临床医学的诞生》
《不正常的人》
《必须保卫社会》
2018.5.15—2018.6.28
《必须保卫社会》
《安全、领土与人口》
《生命政治的诞生》
《性经验史》
《主体解释学》
《这不是一只烟斗》
《词与物》
《知识考古学》
《福柯导读》
2018.6.28—2018.10.8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一 二）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后民族结构》
《合法化危机》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2018.10.6—2018.11.20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后形而上学思想》
《包容他者》
布迪厄 ： 《实践感》
《实践理论大纲》
《继承人》
《关于电视》
《单身者舞会》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下]
《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的交换经济学》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男性统治》
《自我分析纲要》
《反思社会学导引》
2018.11.20—2019.1.11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的构成》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民族—国家暴力》
《现代性自我认同》
《现代性的后果》
《超越左与右》
《第三条道路》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社会学》
雷蒙·阿隆《社会学的主要思潮》
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卷一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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