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书单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 乔治·拉伦
后现代社会理论 [美]乔治·瑞泽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美]丹尼尔·贝尔
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 约翰·史都瑞
后现代主义理论及其相关 [美]戴维斯·R.肯迪斯；安德烈亚·方坦纳
本月主要阅读后现代相关文化著作，思索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关联。丹尼尔·贝尔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三个领域受三个相互对抗的轴心原则所统治：对经济来说，是效益；对政治来说，是平等；对文化来说，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由此造成的分裂构成了西方社会过去150年来的紧张关系和社会冲突，这构成了后续学者探讨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基础。劳伦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帮助掩盖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现实矛盾，客观上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转译到稀薄的幻象和超现实世界……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及对理性的怀疑，使任何人都无法相信存在着更好的未来，无法相信社会的主要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有意识地追求普遍的变革和政治也似乎毫无意义了。最终，现实和机构本身解体了，在技术革命不断加速、前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不断加剧、资本主义西方和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激化的时刻，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更适合维护整个体系了，因为它把混乱、令人困惑的变化以及无尽的碎片化说成是正常的和自然的社会状态。
这是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似乎自相矛盾，与新自由主义和谐共处：市场力不再受到约束，总是制造着混乱的变化，变革一切生活领域，甚至能深入艺术和文化生产，使之商品化。后现代主义所迷恋的那个全新的超现实世界实际是市场力获得解放的结果。确实，新自由主义与后现代性似乎来自完全对立的哲学前提，前者具有普适性，相信理性，一般接受启蒙运动的进步思想；后者攻击理性，不相信进步，强调局域性和特殊性。不过通常未被承认的是，在提倡市场里的自由游戏，以此作为理论基石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同时赞成和支持个体生产者的个人理性，以及体系或整体结果的全面的无理性。后现代主义与后一情况相关，与市场结果的无理性的关系要比与企业家的理性的关系更密切，因此可以说，只有当新自由主义成为后现代社会的经济法则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哲学法则。
读书书单：
轻文明 利波维茨基
独自打保龄球 帕特南
恶俗——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 福赛尔
格调——生活品味与社会等级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 布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上下册）
布迪厄与文化资本理论
布迪厄所关心的问题，是古典社会学家们所关心的问题，即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换言之，社会秩序是如何生成，人们何以知道自己改按什么样的规则行事，现行秩序的合法性何而来。
布迪厄认为，分类图式不仅是社会世界的呈现,更是社会世界对自身进行合法化的巧妙方式。其实，涂尔干那里早已呈现出来了,在涂尔干和莫斯写作的《原始分类》中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用涂尔干的话来说，分类的依据就来源于社会结构本身。但布迪厄试图推进的是,上述假设中如何彰显出现代社会独特的特征。这便集中在布迪厄对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所发挥的政治作用的分析之上
分类行为是一种由制度所实行的权力行为,因此，制度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分类行为,一种划定界限的行为,一种赋予能力的行为。而所谓的界限,实质上又是强加对社会世界的看法的权力载体。界限打破了自然连续性,而经由制度将任意性合法化为自然性。社会世界中存在各式各样分类图式,它们能够强加各种各样的原则与价值,而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此强加过程。它们直接构成了我们的心智图式 ,它又与社会结构相互契合。社会仪式的作用,使得信念关系分类图式被知晓、被了解并呈现出来,强化着我们对于价值准则的确知。
现代社会世界不再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权力运作基础之上,也不再是建立在堂皇的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信念关系”(doxa)之上。这种“信念状态”将社会世界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不证自明的。信念在理性之外发挥着作用，而所谓信念，是以惯习这一概念呈现出来。
惯习在文化资本理论中的到了最好的阐释。首先，布迪厄认为，社会界是一个积累的世界,为了理解社会界的积累性,必须引入资本的概念。“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界的内在结构,即包含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后者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掌控了资本所产生的影响并决定了实践能否成功。在社会界中,资本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布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类型 :(1)经济资本 ,这种资本可以立即直接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2)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这种资本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3)社会资本，它由社会义务(“联系”)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 ,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在现代社会，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最为隐蔽，它经常以合法化的形式实现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所以，布迪厄对文化资本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客观的文化资本，以及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它是指行动者通过家庭及学校教育获得并内化为个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表现为习惯、爱好、交往方式、操作技能、认知判断、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
由于这种文化资本已内化为精神与身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借用布迪厄本人的话说就是一种“惯习化”因此可以把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理解为惯习，并且必须是行动者本人亲历亲为，他人无法代替。正如行动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物质财富那样，他同样也能够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提高文化修养。惯习的形成与特定的阶级紧密相关。由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和资本在时间上的延续状况三个向度所决定的行动者的阶级背景，内化成为人们独特的阶级惯习。带着独特的阶级惯习,行动者以自身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以及经济资本)作为消费基础,追求着自身所向往的消费品,从而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消费品味。文化消费的同时,也实现了与同阶级或阶层成员的趋同,并与其他行动者的相区隔,从而达到了改变自身社会空间位置的结果。阶级惯习,影响着阶级成员的 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构建了不同阶级之间以及同一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之间独特的消费品位。
从生产的角度看，首先，它是由生产者建构出来的趣味。由于生产者承载着将生存体验客观化的使命，因此，文化商品是一种源自个体无意识的欲望，并使其客观性趋于完美的趣味。其次，文化商品也是一种隐含着“合法化，正统化和强化”的权力。此类权力通过结构的相同性逻辑，使生产物归属于特权阶层，当各种以集体认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性情倾向作为权威发挥作用的时候，客观化行为本身便演变为一种权力。另一方面，当趣味被置于建构各种生存状态的消费社会空间内时，其本身便成为一种分类体系。此类体系具有强制的作用。它们不仅支配着由客观化资本所构成的各种社 会关系，而且也支配着由阶层化，或由阶层化的对象物交织而成的符号世界所构成的象征关系。
从消费的角度看，“品位是分配的实践性控制 ,它让个体感受到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位置可能发生什么,由此知道怎么去适应。它就好像一个社会引导器,指导着处于不同社会空间位置上的行动者选择自身地位的实践与商品”。消费品位在反映区隔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阶级的区分:一方面达成本群体的社会认同 ,另一方面与其他品味的外群体相区隔,更进一步实现阶级区分。布迪厄在《区分》中区分出了三种品位:1、合法品位,即支配阶级的品味;2、中间阶级品位,普遍存在于新兴的中间阶级;3、大众品位,存在于普通阶级中,是一种被统治的美学秉性。
显然，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之间形成的这种“奇迹般”的对应关系，权力与时尚再生产既不能解释为是生产者对消费者“至高品味”的迎合，也不能解释为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强加。对于布迪厄而言，此类对应关系源自“生产者们 与其他生产者的竞争逻辑，以及与他们在生产场域内所处位置相关的利害关注（即将他们指引到此位置的惯习）。而商品则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在文化层面的多重利害关注邂逅的产物，这些利害关注反映了消费者的生存状态及其所处的阶级位置。他们（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了能够满足其需求，也有能力购买的产品”
齐美尔讲的品味，凡勃仑讲的炫耀性消费，福赛尔讲的格调，布迪厄以惯习这一概念为工具，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文化资本理论，是处于消费社会的我们，重新理解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工具。
读书报告（5.15-6.30）
读书书单
男性统治
性别符号学
低欲望社会
无缘社会
亲密关系的购买
读书报告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探讨，早在19世纪末2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齐美尔把“货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交往形式来讨论，即不仅视货币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而且还重视货币与行动者的关系，以及货币对整个客观文化中各类现象的影响。”韦伯则认为新教伦理支撑着资本主义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繁荣。20世纪晚期，凡勃仑对炫耀性消费的探讨，同样使用了文化(制度)与经济相交融的视角。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大师对文化与经济关系探讨并没有被很好的继承下来。泽利泽认为，经济社会学家虽然意识到了文化的存在，但是为了和专业经济学家对话，有意无意的忽视了文化这一要素，使文化在经济社会学中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因此，她十分强调文化在经济中的地位。从《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到《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再到《货币的社会意义》与《亲密关系的购买》，泽利泽始终如一的坚持从社会生活中的细节着手，分析文化在与经济的关系。而笔者认为，从《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中，就能一窥泽利泽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全貌。因此，本文是基于精读《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泛读泽利泽的几本主要著作与其思想评论而写成的。
泽利泽是作为一名历史社会学家进入经济社会学的，她长期对美国社会生活历史的关注，为她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方式和理论视角。泽利泽通过对历史文献研究的梳理和归纳，认为学界对于“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相互独立的领域与相互敌对的世界”，认为“一方面存在一个情感与团结的领域；另一方面存在一个计算与效率的领域。他们各自独立，遵循各自的领域和规则，自足地、良性地运行。而且，这两个领域还是彼此敌对的。他们之间的联系会产生对道德的侵蚀”；第二种是“除此而无他”，这是一种还原论的观点，认为表面上独立存在的亲密社会关系世界，实际上受着某一普适性原则的支配；第三种则是“各种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泽利泽认为自己属于第三种。
因为目前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数最多，所以本书主要是通过反驳批判“相互独立的领域与相互敌对的世界”这一观点，论述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是如何联系的，它们为何会产生相互联系，以及认识到这一点有何意义而展开的。第三、四、五章中，通过对两性关系、看护关系、家庭内部交易的具体探讨，作者用法律的视角清晰的告诉读者，生活中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是如何发生联系的。
首先，必须重视作者对“购买”与“亲密关系”两大关键词的定义，弄不清楚这一点很容易出现理解偏差。泽利泽主要从两层意义上使用“购买”一词：其一，假定人们常常会用金钱来购买亲密关系；其二，亲密关系会深刻影响和控制经济关系——即购买——的形式意义。关于“亲密关系”她则有更加细致的界定与辨析，也更加值得关注。她认为“亲密关系是指双方的交往互动必须依赖于具体、特殊的知识，以及至少其中一个人提供照料才能进行的关系，第三方不能广泛、公开地获得这样的熟知、理解与照料”。所以亲密关系包括两种，一是日常生活中各种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二是专业性的服务。基于这一划分，亲密关系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它和照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第二、它负有道义上“真实”的责任因不同类型的关系而不同。第一点是帮助人们消除对亲密关系的误解，而第二点则是后续法律探讨的出发点所在。
其次，作者通过广泛的例证，力图证明亲密关系与经济行动的确是密不可分的，她将这种借助亲密关系来实现经济交易的行为称为“关系性的工作”，这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在书中多次出现。人们通过创造、实施、重新商谈和形成各种社会联系以及他们之间的边界，通过适当地把商业媒介与商品交易、消费、分配匹配到一起，来实现经济活动与亲密关系交叉混合的管理与控制。同时她进一步叙述“关系性的工作”的重要性“如果对这类亲密交易涉及的金钱数额总和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交易并非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小视的。他们会产生大规模的宏观后果……正如财富在代际之间的转移所标明的，亲密交易还产生和维持着宏观的阶层、种群和族群。甚至性别的不平等。”
再次，顺着作者的逻辑，她回答了为何“关系性的工作”会如此普遍。原因有如下几点：交易涉及信任和风险，亲密关系发挥作用时，理性积极的计算能够更加精确和富有结果；第二，报酬或支付常常是在亲密关系中进行的，并从它们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他们的意义。换句话而言，货币与亲密关系常常是共存的，货币对社会关系具有维持意义。
人们通过把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彼此区分开来，根据日常生活实践在那些不同关系之间划定便捷，创造了各种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并通过共同的行动（包括共同的经济行动）来维持这些关系。这里包含三个基本事实：其一、我们与他人进行协商并采用有意义的关系，来构建最为一致的各种社会世界；其二，我们用不同的名称、符号、时间和交换媒介来表明各种关系之间的差异；其三，在绝大多数这类亲密关系中，生产、消费、分配和资产转移等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后，作者阐明了弄清楚货币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她认为，当各种政策把加之赋予亲密关系情境中的“关系性的工作”时，如果政府制订者没有认识到这些政策对第三方、实践理性式的互惠、长期保障与命运共同体的影响，他们的估价就会出现扭曲，政策干预的后果也会出现扭曲。当然，她更强调的是亲密关系对于经济参与者的全新意义。哪种经济活动匹配那种亲密关系，对参与者至关重要，人们的意义正是通过这种关系的匹配与他人之间的意义紧密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决定着人们应该如何行动。
将本书的基本假设、核心概念、论证逻辑和结论进行梳理以后，我们才能对作者的观点进行检验和评价。
1、关系的制度支持：共同意义
梳理完本书的逻辑线索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她对亲密关系与经济贸易相互交叉的分析，她认为这种交叉根源于一种更为一般的个人关系观。即所有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不管亲密性或者非亲密性的——都至少包括最低程度的共同意义、运行规则、把一种关系与另一种关系分离开来的各种边界。从关系最本质的东西出发，泽利泽的观点无疑是具有洞见性的。
人和社会关系的长期维持，都有赖于人们创造的在文化上有意义的制度支持。那些在文化上一一丰富的制度支持，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基础。实际上这种关系必须获得制度支持才能存在和延续下去。各种形式的市场关系也是如此，同样依赖于广泛的、有意义的制度支持，只不过依赖的是一种不同的制度支持。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作者所谓的制度支持呢？我认为这是一种附着在某一对社会关系上的关于权利、义务的社会期待与认同。社会关于妻子与丈夫，嫖客与妓女的性行为的期待就不同，特别是对后者，很多时候都是否定性的。离婚后妻子可以主张丈夫的财产，而妓女则不具有这样的权利。如果婚姻不具有社会建构的意义，不包含一套责任和义务，那么妻子与丈夫的关系与妓女与嫖客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也正是泽利泽不厌其烦，反复用法律的角度去分析各种案例的原因——法律必须界定社会关系，分清义务与责任。
那么我们需要追问意义是如何获得的呢？其实，意义获得的过程就就是关系维持的过程。在社会建立起的一套制度支持之上，人们通过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来获得意义。夫妻拥有共同的资产，房子、银行卡，这确立了他们共同生活的基础，很难想象一对夫妻如果没有任何共同财产可以长期一起生活；朋友们通过相互赠送礼物，获得好感与认同，维持彼此间的关系。经济行动维持亲密关系的长期存在，而经济行动的发生本身又建立在亲密关系的匹配之上，不同的亲密关系类型以及其类型的转化会深刻影响经济行动。
泽利泽从中微观去理解经济行动与亲密关系的联系，而回到卡尔·波兰尼则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去叙述，不过，这时候话题已经转变为了“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波兰尼认为经济制度、市场只能在社会中运转，他用“嵌入（embeddedness）”这一词描述两者的关系（这个词最原本的来源于煤炭产业中，描述煤炭与矿井的关系）。一旦市场希望超越社会，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的运动出现（脱嵌），一个相反方向的保护性运动便会兴起，人类社会正是在双向运动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转型。他同时也认为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彻头彻底的乌托邦”建构，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当然，他也有微观角度的精彩论述，如“人的经济是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资产 ”。
虽然泽利泽并没有直接使用“嵌入”这个词，但是从她理论逻辑来看，她无疑是继承了波兰尼的思想的。
2、礼物与商品
从某种角度来讲，泽利泽关于经济与文化的探讨和马林诺夫斯基、莫斯关于早期交换制度的探讨、布劳的社会交换论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泽利泽更强调，经济对亲密关系的维系互构（经济活动维持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支撑经济活动），而其他人则更多的强调交换背后的人类学意义，并未意识到了它本身是一个互构的过程。因此，我觉得泽利泽的思想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在这里我希望具体讨论的是萨林斯的观点与泽利泽的贯通之处，认为从人类学对于“礼物”的探讨中更能引人思考。
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换间的区分不应该被视作一种两极对立，而应视作一个连续谱上的两个终端。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亲属关系距离：“近亲关系导致（短期内不求回报的）一般性互惠；随着亲属关系的疏远，互惠类型也会成比例地向消极（互惠）一端发展”换句话说，人们倾向于在亲属间交换礼物而在非亲属间交换商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两者没有清晰而明确的界限。正是基于此，“礼物经济”才成为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
这些礼物的往来取决于双方的关系的远近亲属，一件礼物的流动要与双方在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相勾连。然而，从礼物的购买，再到受礼者对礼物价值的衡量，都少不了经济的介入。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等价交换原则，但是长期而言是一个均衡互惠的局面。当然，根据关系的种类的不同，这种均衡有时候是以亲密关系的方式进行回报。比如，女儿答应帮助父母照顾弟弟，得到父母赠送的芭比娃娃。我们不能说这个芭比娃娃是纯粹意义上的礼物（因为她不照顾弟弟可能就得不到这个礼物），也不能会说这个礼物是作为商品的报酬，如果请专业人员照料，那么他得到的就不可能是芭比娃娃，而是金钱。出现这种形式的差别是因为，两者关系地位的不同。当然，这只是由“礼物”这一概念所引发出来的一点粗略的思考，还需要进一步的考究和分析。
3、经济行动与道德
关于经济行动是否会侵害亲密关系或者道德？泽利泽给出了不同于齐美尔的回答。她认为，商品化意味着人们的福利将日益取决于他们的市场地位。货币化本身并不会侵蚀道德生活，但它会把现金和记账用于道德问题。这纠正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建立在相互独立领域思维之上错误的看法，货币是对道德的腐蚀。出现所谓道德问题的根源在于，当人们用货币运用道德领域，人们很容易因为这一不可计算性而产生冲突。所以我们应当做的不是不切实际的妄图将货币排斥在道德领域之外，而是应当寻找更加更公平的、更容易接受的衡量方式。而且，随着各种私人服务的市场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享受服务的程度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市场的地位。
可以说，泽利泽的观点是对早期社会学大家关于经济与文化思想的继承，并将它放置于微观领域，重新理解了货币的社会意义，这奠定了她在经济社会学中独特的地位。泽利泽重新诠释了亲密关系与经济行动的匹配，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
妻子或丈夫做家务，政府应当提供补贴吗？父母照看儿女是否可以获得金钱？反过来，成年子女看护父母是一份市场性的工作吗？把亲密关系放入市场中，是合理的、可行性的吗？的确我们看到，家庭内部货币转移确实普遍，但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把这些行为放入亲密关系的权利与义务体系当中去理解，而不是所谓市场的购买逻辑。一旦如此做了，人们的关于亲密关系的权利义务体系理解也许会发生改变。看护父母到底是是因为可以获得报酬，还是因为出于子女的义务呢？不得不说，这是对人们思维的全新挑战，而且很可能危及亲密关系的权利义务体系。亲密关系与经济行动的互构，可能变成经济行动逻辑对亲密关系体系的全面侵蚀。如何处理经济行动对于亲密关系中权利义务的损害，泽利泽似乎没有给出答案。因此，这也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
读书感悟：
临近期末考试周，课程论文数量比较多，看的内容比较分散，关于性别和经济社会学的内容为主。希望进入暑假，能够以一个更好的状态迎接挑战。
读书报告（4.10-5.15）
读书书单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
包容他者
后形而上学思想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
中国隐形农业革命
读书报告
一、导论
本书通过采用从“经验——概念——经验”的研究路径，对明清以来中国经济的实践历史的梳理，发现其中存在大量与西方理论相悖的地方。作者指出这种悖论出现的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思维习惯问题，即认识论问题。它坚信自己学科的前提和信念是科学的、普世的真理，遵循从理论前提出发，要求把一切知识凭演绎逻辑纳入其自我封闭和整合的体系当中。在这种逻辑下，现实只是理论的填充物，更严重的是，这种现实主要来源于西方经验。由此而产生的西方理论，往往不能解释中国现实，甚至与现实截然相反。因此，作者提出要打破西方经济学认识论的桎梏，超越意识形态“左与右”的对立，从经济实践出发，在扎实的经验上构造理论，最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样有助于解释清楚中国的历史、现实，并且找到中国农村发展的真正出路。最后，作者提出“实践经济学”的概念，希望发掘中国实践的独特经验，由此带动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创新。
通览全书，尽管内容十分丰富，但是作者的论证线条十分清晰、流畅。作者首先回顾了明清小农经济时期与集体经济时期的内卷化，这部分论证在《华北》、《长三角》两本书中已经完成；其次，沿着内卷化这一概念，作者关注到改革时期的三大变化，可能引起农业隐性革命的趋势；再次，作者仅仅抓住中国非正规经济占主导地位（人口比例上）的社会现实，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当代中国这一重要特征，所以他们不能解释中国，也难以为中国提供正确的出路；最后，作者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和重庆经验的总结，提出了“为公平而盈利，为发展而公平”的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把握，作者提炼、总结出了“实践经济学”，在认识论层面实现了突破和创新，完成了整个论证。
二、农业内卷化及其影响
首先，作者的第一个核心概念是，内卷（又称过密）。内卷是指，总产值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条件的扩展。它在中国农村主要体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对于节约劳动力的资本化和劳动规模效益的抵制。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作者在中国历史中发现的悖论现象，由此引发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
按照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商品化会改造小农经济。亚当·斯密认为，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致富追求会导致劳动分工、资本积累，由此引发社会变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重点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他认为随着商品化、专业化劳动分工，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雇佣关系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社会随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两种相似认识都是基于英国经验而形成的，作者对明清时期经济史的梳理，发现中国并没有按照经典理论的预测发展。作者观察到，无论是华北地区，还是长三角地区，都没有随着商品化的发展，或者雇佣关系的产生，而出现生产力的变革。与此相反，出现了虽然农业总量增长了，但是单位工作日的劳动效率并没有增长的情况，作者用“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概念来概括这种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在于主流西方经济学家忽视了农业与工业经济的区别，中国与英国生态系统的不同。农业的有机要素主要依靠劳力和土地，其产出的可能扩大和增幅与工业无机要素——科技和资本十分不同。抓住地力这一概念意味着，农业产出不可能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无限增多，而是严格遵循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地力限制了农业产出，也限制了农业单位劳动力产出。认识到这一基本是时候，作者比较了中国和英国的生态系统的差异，与英国“地多人少”不同，中国最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人多地少”。在人多地少和土地自然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单位土地面积上越来越多的人力投入只可能导致其边际报酬的递减。正如博赛拉普研究显示的，从一年一茬到两茬，甚至三茬，每茬产出相对投入的效益递减。中国的小农经济就是通过不断增加农业劳力投入，采用“精耕细作”的方式，提高农业产出，由此而来，单位劳动效率自然会下降。
那么为什么小农会继续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呢？原因在于对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农来说，把农业劳力投入到如此高的地步，对他来说只需要很低的“机会成本”。因为缺乏其他的就业可能，这种高投入的报酬，对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生存的效用逻辑，而非最大利益支配者小农的行动。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农业亩产如此之高，而单位工作日的效率如此之低，高土地生产率与低劳动生产率的结合，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家庭手工业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以家庭生产为核心的农业内卷化将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对节约劳动力的机器抵制，另一方面是对经营农场规模化的抵制。
作者将中国的小农形象的描述为，生活在齐颈深的水中，任何一阵风浪都可能将他们淹没。在生产消费一体化的小农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参与劳动，农业和手工业就像两个拐杖，支撑着他们的生存。这种家庭农业投入不计成本，劳动存量巨大，自然会抵制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三锭纺车的效率是单锭纺车的两倍，但是便宜的家庭扶助劳动力投入于此，使得装置价格较高的多锭纺车不划算，加上三锭纺车必须有成年劳动力操作，因此劳动效率较高的三锭纺车并没有得到推广。
在对经营式农场的抵制方面，作者在《华北》、《长三角》两本书中都做了详细的比较和论述。在华北，经营农场的生产效率比家庭农场高，不是由于其规模效应，而是由于它的雇佣性质使得其不存在劳动力过剩，家庭农场则不能解雇过剩劳动力。但是，经营农场始终限制在100亩到200亩的规模之间，因为一旦超过200亩，对劳动的监督就会成为问题，雇佣专门的监工会侵蚀掉规模劳动带来的收益。而另一方面，出于生存考虑，家庭农场能够接受极高的贷款率。高利贷是追逐利润的经营农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超过200亩的经营农场主，更倾向于转为出租的地主，收租、放贷。而在人地关系更紧张的长三角地区更加明显。家庭农场将老人、儿童都吸纳到劳动力市场中男性不愿从事的劳动，这类成本极低的副业，比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大“资本主义”农场，更具有竞争力。由于运作成本较低，家庭农场实际上得以维持比经营农场更高的地租，从而排挤了后者。所以，17世纪以后，明代早期曾存在的使用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在长江三角洲消失殆尽。
农业集体化时期，农业内卷化问题同样存在。这进一步证明作者的论点，问题不在于小规模农业本身效率不高，而是在于劳动力的过剩。在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上，集体和家庭存在着同样的逻辑。一是起劳动力是给定的，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解雇劳动力，而且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下，劳动力过剩问题更加严重。二是两者都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因此，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需求。在这两点基本前提下，农民为了生存压力，几乎可以无限度的加强农业内卷化生产，同时将大量辅助劳动力投入手工副业，依靠两根拐杖，勉强维持生计。以四倍的劳动力投入，换取三倍的产出增长，集体农业高度的内卷化，实际上使得新技术投入带来的发展被蚕食殆尽。
三、隐性农业革命与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进入改革时期，中国农业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呢？农业内卷化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彻底解决呢？作者通过观察提出了第二个重要概念“隐性农业革命”。这一概念《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一书中已有详细论述，它主要是指，随着高值蔬菜和肉食新农业总量上升以及农业劳动力减低的交汇导致了单位劳动力产出的显著增长，伴随而来的则是农场平均面积和收入的上升。这一概念不同于传统的“绿色革命”中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而主要表现在农业结构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新农业”的生产。之所以说是“隐性”是因为一般的观察都没有突出食品消费和农业结构的转化，这正是体现作者的洞见之处。
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隐性农业革命的发生。第一，乡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镇打工和就业。其实，在户籍制度控制放缓的集体农业后期，就已经有部分地区出现了“没有增长的发展”的现象，即尽管劳动力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是劳动产出并没有下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一把去过密化的钥匙。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打工，农村农业内卷化得到了有效的缓解；第二，人民食品消费结构逐步从过去的8分粮—1分肉—1分蔬菜的结构转为4分粮—3分肉—3分蔬菜转化。消费结构的转型拉动了农村生产结构转型，农民的收入也随之逐步提升，而且从前景来看，这种结构转型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三，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率减缓并导致就业人员总数趋向水平线。这将进一步减少农业的劳动供给，推动去过密化进程和隐性农业革命的发生。
但是这里更加核心的问题在于，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大农业，还是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这里学界分成了两派意见，前者认为，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注定效率低下，农民始终只能维持糊口水平，大规模农场的规模化效益才是农业发展的趋势，所以他们积极主张土地私有化，依赖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他们认为，西方经验和东亚模式已经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而另一派则坚持维持土地承包制度，避免大批农民失地流离，农业发展应该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这就是学界关于土地产权的“左右”之争。
作者中和两方观点，一方面支持土地承包制度，另一方面也提倡土地经营权的进一步流转，让不愿意种地的农民将土地经营权以市场价格转租给其他人，借此适度提高小规模农场的规模，减少土地抛荒。依据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作者认为中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依旧是小规模家庭农场。对中国而言，不是西方、也不是日本，而是印度经验最具有参考价值，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口大国，同样都面临着人多地少的问题。印度的发展方向正如右派所言，土地私有化程度极高，但是目前印度已经有45%的农业劳动力是无地的农业雇工，他们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中国农业的雇佣比例极低，这正是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家庭农业的维持。和印度“无产化的资本化”不同，中国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这是由中国发展的历史决定的。
在农业隐性革命的趋势下，大量农业劳动力进程谋生。然而，家庭依旧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并且带有主要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结合的特点，过去“半耕半副”转为了现在的“半工半耕”。不变的是两类家庭劳动力共同维护着家庭的生存。这是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维持低廉工资的原因，也是农村地区低收入农业的家庭农场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撑。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家庭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于这些认识，作者认为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的未来，并展开了与新制度主义的对话。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交易构建为平等自愿的个人间契约关系，也不同于新制度主义把其设想为公司间的平等契约，在中国，是无数分散的小农，面对着举足轻重的大批发商和企业。交易过程中，存在着极不平等的流通关系，大企业握有充分的主动权，而小农根本没有议价的可能。对于企业来说，成本最低的不是高效率的生产和合同执行，而是垄断性价格的控制，甚至是对小农的欺压。所以，作者认为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大面积扶持龙头企业，而是支持内生性合作社的发展，提高小农生产的纵深性和议价能力。高效、廉价的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最重要的主体，也是中国发展的方向。
四、“发现”中国的非正规经济
紧接着第二部分的“半工半耕”农业，作者第三部分论证，将视角转到了城市。顺着农民工进城，这种视角的转换很自然，但却发现了极其重要的事实。他发现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中国的法律，所关注到的都是正规经济，而忽略了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口占中国经济的83.2%这一根本性的事实，这是引发作者对于西方理论的批判。
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是指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障的劳工。非正规经济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在中国则格外突出。数以亿计的“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员工和个体户，更包括农村就业人员（他们和农民工密不可分），这些群体没有国家劳动法规保护和基本没有（或只有低等）社会福利。2010年，这类“半工半农”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已经占到了83.2%，而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只占到了16.8%。
由上述这一根本性事实，作者展开了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质疑。刘易斯区分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由于关注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剩、“无限的人口供应”成为二元经济的出发点。前者的“工资”徘徊于糊口水平，后者则相应伴随着资本的投入、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方式，形成了更多的劳动需求。这一个过程中，现代劳动部门不断吸收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直至不再过剩而达到一个“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此后，劳动力就和其他生产要素状态一样，成为了稀缺资源，工资迅速上升。因此，经济发展基本是一个减少过剩劳动力而达到整合现代劳动市场的过程。
这一简单清晰的理论却与中国现实严重不符。在1978到2010年将三十多年间，正规经济人口只增加了0.33亿，而中国的非正规经济人口则达到了6.33亿。从现实来看，我们几乎无法相信正规经济会完全整合非正规经济，即使刘易斯拐点可能到来，也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宣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变成了“橄榄型”。 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完全被经济学的术语所曲解，本应该指企业创业人才，高端技术人才的“人力资本”被放到农民和农民工身上。经济学又一次抹平了每一个人能力上的差异，将人口和阶级问题有意排除在外。在这种意识形态话语之下，西方经济学不能理解为何历史上中国的家庭农业能够承担比个体化工人更低的价格，借此消灭了资本主义型的雇工和规模化农业；也不能解释为何今天中国非正规经济能够占到80%以上。
作者最终得出结论，只有认识到人口压力下的家庭经济的特殊逻辑，才能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看到其严峻的社会不公。对 “人口压力+家庭经济”组织结合所形成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和社会的“发现”，使得我们认识到一个与西方不同的中国。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经济原理上，同样也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因此，我们应当从实践出发，构建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科学体系，并用恰当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
五、中国发展的展望
本书最后一部分展现了作者的价值关怀，与冷冰冰的经济学家不同，作者希望突破左与右的对立，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出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在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话语下，对市场经济无限神话，而对计划经济全盘否定，出现了非此即彼，矫枉过正的情况。作者紧紧抓住了中国公有制经济的特点，提出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的核心在于，作为“第三只手”的国有企业，以及其利润所构成的“第三财政”。区别于大多数地方在一级市场（完成基建）出让土地，形成土地财政，重庆利用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优势，将土地开发一直运作到土地二级市场（完成开发）。二级土地市场的价值数倍，乃至数百倍于一级土地市场，这一收益为政府所得，实现了孙中山所讲的“涨价归公”。以土地收益为支点，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运作，赚取利润和增值，所得的财政用以推动社会公平。比如兴建廉租房，为非正规经济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等等。社会公平的发展，反过来也能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关于重庆模式是否具有独特性，是否可持续，作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地方的经验，是否具有可推广性，还需要更多试点实践进行检验。但是，重庆模式带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国有资产的市场增值可以被用于公共利益。这一点其实本就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只是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下，逐步被湮没了。在形成这样一种基本的共识后，问题就可以转入到新的阶段，如何保证国有企业的效率，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六、启示与反思
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相对问题的规模和重要性来说，深觉自己做的太少，知道得太少，对诸多问题考虑得不够仔细、深入、全面。仅凭一己之力和有限的研究而提出涉及面如此广阔的想法，确实有点不自量力”，一方面可见作者的自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本书的内容，有多么丰富和宏大。它不仅涉及到如何解释明清以来经济史的问题，也是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现实，把握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而对笔者而言，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认识论层面的问题。
作为一名历史学教授，作者严格遵循“经验——概念——经验”的研究路径，从经济实践出发，在扎实的经验上构造理论，最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作者所有的理论概念，都有丰富的经验材料作为支撑，因此，在解释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时候，都显得特别有解释力。也正因为此，作者发现了经济学家看不见的事实，社会学家虚构的社会结构。注重经验事实（史料）这是历史学的传统，一旦将这一传统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就将产生巨大影响。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坚信自己学科的前提和信念是科学的、普世的真理，遵循从理论前提出发，要求把一切知识凭演绎逻辑纳入其自我封闭和整合的体系当中。通过演绎法推演出来的理论往往非常漂亮，但是复杂的现实是不能通过漂亮的理论来解释的。尽管有时候，这种理论构建方式能够启发思维，但大多是时候都沦为了学者的智力游戏，专业学术圈的自说自话，不仅不能解释现实，反而形成了意识形态的遮蔽。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确认，人们构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实，甚至指导现实。第二步，就将涉及到理论的抽象度与解释力的问题。一般而言，理论越抽象，对于现实的解释力越弱，理论越具体，就越贴近现实。希望追求永恒真理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虚妄，后现代主义者们，早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解构。真正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当中，需要我们用敏锐的思维和丰富的经验去把握它。
最后，回到当代的中国，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文明传统的国度，又是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在当代又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这都决定了中国的实践道路与别国有所不同。作为学者，不应当无视中国实践的独特性而盲目跟从西方的各种理论。构建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最根本的要点就是牢牢抓住中国独特而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从中提炼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指导中国发展的理论。
读书报告（1.12-2.8）
读书书单：
知识社会学的问题
知识与社会意向
真实社会的建构
知识社会史
理论与实践
历史、现实与理论（黄宗智三卷本）
从意识形态到知识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路径下知识社会学的产生
知识是什么？知识是如何产生的？人们何以相信知识是真的？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关注知识或思想的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联系的学科，希望对这些问题作出有效回答。这里“知识”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法学观念、伦理观念、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观念。从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与社会关系的旨趣来看，它既是社会学的一支，又是认识论的一部分。
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或思想的产生，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这一观点，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并不新颖 。但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这种观念本身，又是如何被广泛接受的呢？从哲学认识论层面来看，无论是早期的弗朗西斯·培根、还是稍晚的马克斯·舍勒对这一问题都有了细致的探讨。笔者通过对马克思、卢卡奇、曼海姆等人著作的阅读，希望从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思想路径出发，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概念，梳理知识社会学的形成过程。
一、唯物史观与意识形态
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中，黑格尔学派大行其道，“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全部的历史过程都是绝对精神的运动”。马克思针锋相对，认为这些不过是哲学家的玄想和意识形态的幻想。他从根本上批判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基于此，意识形态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真实面目也呈现了出来。
1.意识的产生与唯物史观的确立
首先，马克思找到了历史的真正的主体——人。马克思论述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同时，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在明确到这一基本事实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对劳动分工和生产资料所有形式展开了分析。在生产力发展、劳动分工的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从“部落所有制”、到“国家、公社所有制”，再到“封建等级所有制”的变迁，说明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紧接着，马克思开始转入了对“意识”的探讨。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最后，马克思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论述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他说“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样。”
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完全忽略了意识的形成过程。在完成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停下脚步，开始统治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2.意识形态与人的异化
马克思从“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出发，认为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自然分工与普遍的社会分工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即是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由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阶级。” 而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则把他们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并形成一种维护他们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最终得出结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物质关系。
正是在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当中，人被异化了。因为在这种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所谓的普遍利益对无产阶级来说，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利益”。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马克思以分工为例。进一步论述道：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
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异化，和其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讲的异化的侧重并不完全相同。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别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劳动过程、人类本质与人、人与人阐述劳动的异化概念。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则从更抽象的意识形态角度，讲述人的异化，乃至阶级的异化。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阶级关系之间的分析是极具洞见性的。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实际上伴随马克思而出现，它的深刻的富于启发的洞察，深入到了事情的本质 。
二、物化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他也清晰的看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由它的出发点和目标始终是为事物的现存秩序作辩护或为这一秩序的不变性作证明”。然而，由于较多受到了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卢卡奇并没有沿着马克思的道路从经济社会条件出发展开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已经赤裸裸的表现了出来，“经济因素不再隐藏在意识背后，而是就存在意识之中……并且进入到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所以，卢卡奇的注重挖掘 “历史中人们行动的动机背后存在的真正的推动力。”
1.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
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状况之中。从历史方面来看，资产阶级在尚未打败它的敌人——封建主义之前，它的新敌人无产阶级已经出现；从政治方面看，用“自由”的名义进行的反对社会等级制组织的斗争在取得胜利的时刻，就必然变成了一种新的压迫；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尽管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首先使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确定为事实，然而，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是千方百计的想把阶级斗争的事实从社会意识中抹去；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当资产阶级一方面一方面赋予个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的同时，另一方面，它有通过这种个人主义的经济条件，通过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物化取消了任何一种个性 。而从根本上来讲，出现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少数人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对立。卢卡奇认为，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达到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这种对立和随之而来的物化才可能被克服。
2、人的全面异化及其克服
卢卡奇凭借着其敏锐的思维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把握，成为20世纪最早，最系统公开提出人异化理论的人。这比《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的公开发表，还要早上十年。卢卡奇沿着马克思的路径，从商品展开分析。“商品结构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 。从客观方面来说，人通过劳动创造出了一个庞大异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庞大而不可控制的，而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个人的活动又离不开附属于商品的客观规律。人自己也变成了商品，变得不由自己了。特别是随着商品的普遍化，社会沿着机械化和合理化的道路前进。一方面，是向着更加精确计算的方向发展。把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分都变成了最简单、最节约的数字统计；另一个方面，生产过程又被分解成各个单位，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都成为了工业体系上的一颗螺丝钉。所谓科学管理的泰勒制就是这种典型。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被切断了与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联系，他们的活动越来越多的失去了主动性，更多的变成了一种直觉，从而失去了意志 。精细化生产和分工，使得陷入孤立和原子化的状态，彻底沦为了机器的附庸。而在人贬值之时，商品的价值却在不断提升，商品拜物教开始逐渐支配着整个社会。卢卡奇认为这不仅应该被视为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必须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主要结构问题。这种物化的现象，广泛的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切都彻底异化了。
如何解决这种全面异化呢？卢卡奇想到了阶级意识。他将阶级意识定义为“对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做出的恰当的和合理的反应。因此，阶级意识既不是这个阶级里的单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综合，也不是它的平均数”。从这里，我们看到阶级意识的两个特点，第一，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意识，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整体的意识；第二，它不是个体意识，而是处于一个阶级中的人的共同意识。它是社会总体性的表现。
卢卡奇首先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意识，他认为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意识缺少作为一个阶级的明确性，缺少本阶级的鲜明态度和立场，因此不可能得到支持。接着，卢卡奇又分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从哲学来看，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中，古典哲学当中形式与内容、事物与概念、主体与客体的矛盾都是这种阶级意识的体现。而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资产阶级一方面依赖于生产体系，另一方面又无法把握这一体系。因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遇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个出卖商品的特殊性质给他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者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们为买者的权利，他要求将工作日限定在一个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对抗，两种权利同样都为商品减缓规律所承认”。 所以，卢卡奇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悲剧性性质……他必然是要自取灭亡”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最后的阶级，他们能够把心理状态提升到一种归属意识，进而克服社会的物化问题。这是由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立场；“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行动。”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等着无产阶级自身的觉醒呢？这正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最后一章详细探讨的问题，他认为共产党人应该通过策略和组织的方式，引导广大无产阶级撕碎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意识上的物化的面纱，走向“自由王国”。
卢卡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比马克思更进了一步，他将意识形态与阶级紧密联系起来，不仅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更通过意识形态内在逻辑分析，找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性矛盾。所以他强调，无产阶级需要对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有清晰而准确的认识，并把它上升到归属意识的高度，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以阶级作为载体，卢卡奇对意识形态的阐述更加具体和细致了，但是他仍然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的区别，而这一点最终在卡尔·曼海姆那里得到了解决。
三、从意识形态到知识社会学的过渡
尽管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早就已经出现，但是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概念的详尽论述，才使得这个概念广为人知，其背后隐藏的思想与存在的关系，才逐渐被人意识到。曼海姆用特殊概念与总体概念、特殊概念与一般概念这两对概念搭建起了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的连接。
1、特殊概念与总体概念
在马克思的经典定义中，意识形态是某一特定利益集团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宣扬的一套思想体系。在这里利益集团并不固定，可以是一小群人，也可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的概念相对宽泛。而卢卡奇认为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阶级意识，意识形态紧紧地与阶级绑定在一起。因此，卢卡奇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是历史的推动力，无产阶级就是这场历史革命的真正主人。他鼓动工人们起来进行革命，反对这个使他们物化的社会。以卢卡奇为代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成效。
正如曼海姆论述到的“在这个词（意识形态）发展的后期阶段，无产阶级利用它作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集团。简而言之，这种由意识形态观念提供的解释思想基础的洞见，从长远来看仍然是一个阶层独占的特权。但正是意识形态方法的这种扩展和蔓延，才最终导致这样一个结合点，在这一点上，一个观点和解释方法不再有可能把所有其他观点攻击为意识形态，而自己却被置于免于受到同样被攻击的地位。以这种方式，我们在总的思想分析中无意地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论阶段。”
曼海姆这里说的新的方法论层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曼海姆分别用两对概念进行区分和阐述。
“特殊概念与总体概念”这对概念关注的核心在于，“单个孤立的观念还是整个思想应该被看做是意识形态，以及是否社会形式的状况仅仅是概念的心理现象或是否它甚至陷入了本体论的含义。” 而“特殊概念与一般概念”这对概念关注的核心则在于“是所有群体（包括我们自己）的思想，还是仅仅我们的敌对者的思想才可以被承认为是由社会决定的。”
曼海姆的这种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第一对概念来看，由“特殊概念”到“总体概念”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的是意识哲学的建立，它在一个无限多样和混乱无序的世界确立了有领悟力的主体的地位，实现了世界客观和本体论的统一；第二阶段则是对这种唯心主义哲学的克服，阶级取代而来民族，极度抽象而含糊的“民族精神”让位给了更加具体的阶级意识形态概念， 这种变化使得意识形态概念在以无限多变的世界里确立了一个单一的中心，而且在整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具有灵活性，也更加具有穿透力。“先前，作为某种社会—政治代表的某人的论敌，被谴责为有意无意地伪装。而现在批评更彻底了，由于不信任我们的政敌的总体意识结构，我们认为他不再能正确的思维……先前试图发现谬误根源时，只是试图指出个人根源，才在心里层面进行了扭曲。这种揭露现在更为彻底，通过指出论敌的理论知识普遍占优势的社会状况的一种功能，这样来削弱其理论效力。由此，思维方式中的一个新的，也许最有决定性的阶段到来了。”
那么这种针对论敌的总体概念的意识形态，是否可以用于我们自身呢？曼海姆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不把意识形态分析用在自己身上。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是被社会所决定的，没有人可以享受这种豁免权。这正是“特殊概念与一般概念”这对概念所要揭示的内容。
经过这两对概念的辨析，这时候我们发现，一切思想都要面临对其产生背景及方式的拷问，一种关于思想的方法论也就逐渐浮出了水面。随着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方式的出现，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成为知识社会学 。
2、从非评价性意识形态到评价性意识形态
然而，一种思想体系的建立绝非如此容易，它同样要面临着其他思想体系的挑战。曼海姆率先对所谓非评价性的客观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
在客观主义的逻辑下，真理是客观的、唯一的，因而也是永恒的。事物发展遵循着固定不变的规律，人们要做的只是通过科学的手段，去“发现”这些规律。在寻找真理的这一整个过程中，人应该是绝对客观中立的，不应该掺杂任何评价性的意见。
然而，曼海姆认为，这种客观主义看似客观，世界上却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这种非评价性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束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曼海姆继承了卢卡奇对“历史”这一概念的强调，他认为一旦我们看到了历史这个概念，发展变化的内涵，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什么是绝对，永恒的，一切都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事件，而客观主义却只承认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所谓真理就像传统主义当中的上帝一样，是一种虚幻，一种神秘的体验而已。从根本上来说，这种非评价性意识形态包含着本体论的判断。这个本体不是历史的本体，而是“神秘体验”的精神，永恒的客观的真理。
在客观主义的逻辑下，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毫无疑问是静止的、片面的。客观主义坚信真理的永恒，不过是人们力图把握无序世界的浪漫主义与坚持神秘体验的神秘主义的结合。这种认识论方式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制约着我们对整个社会的动态认知。只要传统的理论框架的特殊性仍然无人怀疑，我们就将继续处于静态思维模式的束缚之中，而这种思维模式不适宜与现阶段的历史和思想的发展 。
曼海姆认为，我们要超脱出这种传统的非评价性的束缚，从我们能够把握的历史条件出发，尽管这有时候看起来离真理更远了，但是这种朴实求真的态度确实我们更容易把握真理。正因为我们不确信，所以我们能比过去更好的接近现实。
3、评价性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
作为一种评价性意识形态，它如何使得我们能够更接近现实呢？这是曼海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曼海姆重新梳理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指“维护现存秩序的思想体系”，而乌托邦则是“旨在改变现状，超越现实的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的内在一致性都在于，每一种思想都以它是否必须与现实一致来检验。现实的多样性，决定了思维模式的多样性。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思维产生的两个具体阶段，去分析知识的产生。
首先，从思维的产生来看，人是通过概念经验事实，把握整个世界的。各种事实之所以能够被理解和界定，是因为人的脑海里已经存在着某种概念体系。这种概念体系为同一个集团的人所共同理解、接受。“我们的概念强加给我们的独特看法，它同一事物因我们看待它的一套概念的不同而显得不同”。这里曼海姆对概念的探讨和阿多诺所强调的“非同一性”哲学如出一辙。我们关于概念的定义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后者反过来又受到了我们思维中许多无意识进程的影响。
其次，事实总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当中。人类的思维不是在社会真空当中，而是在确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并活动的。对于某种事实，每个时代的人总有其独特的态度，这是由总体的思维结构决定的。而站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人们对待这种事实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样，某一种思想也只是某个时代的产物。
最后，每一种知识背后都存在着立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最根本之处在于，它不仅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等实然的问题，更无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每一种思想都有其价值立场，立场背后可能是利益，可能是信念，但是不可能全然的价值无涉，客观中立的。这正是知识社会学所强调的核心内容。
四、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与启示
“什么是真理”一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曼海姆则对这种“真正的知识”表示怀疑。他试图瓦解的就是这样一个观念：
一个命题的起源在一切情况下都与其真理性无关。
作为一门探索知识与存在关系的学科，知识社会学不仅需要通过描绘和结构分析的方法，展示出社会关系具体怎样影响思想的，它还需要站在认识论的高度，揭示这种相互关系的有效性问题。
曼海姆认为，存在不仅影响思维的发源，还构成着思想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三个要素，从根本上制约着绝对真理的正确性：
①对生活环境进行论述的过程的性质和结构
②主体本身的组成
③生活状况的独特性
知识社会学将认知活动看作一种在某种生活条件下由某些有生命的生物支配生活环境的工具。思维者的地位和观点，所有这一切都影响思想的结果，但是他们也制约着真理的理想，后者是这种有生命的生物思维结果的代价。
曼海姆对真理绝对性的毁灭，对于那些希望从混乱无序的世界里找到真理的人，似乎是一个灾难。但是从曼海姆看来，摆脱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反而让我们能离事实更近一步。一旦我们不再迷信绝对的客观真理，问题就不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不受视角限制的景象，而在于怎样可以通过把各种观点并列起来，把每一视角都看作是视角本身，由此获得新水平的客观性。
曼海姆认为，视角的获得是知识社会学的前提，视角在这种意义下表示一个人观察事物的方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怎样在思想中构造这种东西，所以视角不仅仅是思想的外形决定，它也指思想结构中质的成分，而纯粹的形式逻辑必然忽视这些成分。两个人即使以同样的方式，采用同样的形式逻辑法则，也可能对同一事物作出极不相同的判断。
至此，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相对主义的立场已然合盘托出。这种不带预设的相对主义，并不在论断本身的层次上批评思想，而是在结构学上或认识论的层次上检验它们。所以，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没有办法获得天然的正确性，而且关于正确性的争论，也不会有结果。
在这种相对主义立场下，我们是否没有办法对各种思想作出比较和判断呢？知识社会学又给了我们那些启示呢？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路径来看，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当各种思想体系发生争论的时候，我们可以试图从知识产生的背景寻找到分歧的根源，把整个观点和把它看做是某种社会立场的作用。这个过程中免不了对整个思想体系的梳理与回溯，人们为何会作出这样的判断。一旦意识到问题争论的原因无非是价值判断与立场之上的差异，理解与宽容也成为可能。这是整个文明世界沟通和发展的基础。“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这一精神的内核。每个人平等地有权利为自己发声。
第二、评价一种思想体系，需要从外部批判转向内部批判。所谓外部批判即使站在既有的立场上，对其他思想体系的最初评价；内部批判则是指站在一个思想体系内部，检验其价值、逻辑的一致性，进而提出批评。得益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每一种思想观点都有其立场。任何人无权认为自己的价值和立场高于其他人。所以，毫无疑问，内在批判比外在批判更加深刻，有力。
回顾马克思主义路径下知识社会学诞生的过程，可以发现，问题重心从意识形态理论中“注重揭示思想歪曲事实，异化人类”，逐步过渡到了知识社会学对于知识生产的追问，从主观社会批判上升到了客观的认识论。由此，它逐渐发展成了一种视角，每一种思想体系都要在认识论层面上，接受它的拷问。
参考文献：
1.[英]彼得·伯克著，陈志宏、王婉旎译：《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2.[英]彼得·伯克、托马斯·卢克曼著，汪涌译：《现实的社会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德]马克斯·舍勒著，艾彦译：《知识社会学问题》，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
4. 张建忠：《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6. 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三联书店1997年
读书报告（12.12-1.12）
读书书单：
德意志意识形态
历史与阶级意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文化社会学论要
货币哲学（重读）
儒家角色伦理学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卢卡奇是一位举足轻重而又引起争议最多的人物。他几乎是处于20世纪理论斗争的漩涡中心。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少的人还会对这位躺在故纸堆里的人物感兴趣了。正如日本学者初见基说的那样：在关心思想和哲学的人们中间，迄今仍以热切的目光关注卢卡奇的人大约很少，没有读过其著作，不，就连他是何许人也全然不知道，出现这样的一代人并不奇怪，因为即使纵观如火如荼的最新的思想和学术发展，主要不是事关重大，人们大概也不会接触到他的名字。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是科尔施、葛兰西，尽管一直存有争议），卢卡奇的成名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要想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绕不开卢卡奇的。所以，我开始重新重视卢卡奇，希望通过对卢卡奇著作的阅读和相关文献的梳理，加深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演变脉络的理解。
在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里，要充分理解一个人必须要从他生存的社会背景，面对的理论对手出发，弄清楚他为何会这样说。《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写于1919年—1922年，由八篇各有侧重的论文组成。20世纪前半叶，正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激情岁月。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德国、匈牙利等国也相继发生革命。伴随着革命的发展，人们也开始逐步对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第二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者占据上风。伯恩斯坦、考茨基以经验、逻辑的科学为尺度来衡量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自然科学成为了一切事物的标准，历史则沦为了附庸。面对共产国际中自然主义、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卢卡奇以历史概念为核心，愤然发起了反击。另一方面，卢卡奇也认为，在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里，主体与客体、人和自然，自由与必然，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局面，唯有历史这一概念，方能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首先，卢卡奇重新明确唯物史观当中，历史是由人的历史这一核心观念。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意味着历史是由主体创造出来的客体，而非纯粹“自然的客体”。这就摆脱了思维创造客体的形而上学，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了勾连，克服了形式与内容、事物与概念的对立。同时，历史又是主体，它始终处于一个能动变化的过程当中，人能够控制并把握它。历史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是卢卡奇针对西方古典哲学的回答，“历史”就是解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的钥匙。紧接着，一旦卢卡奇把历史看作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人就成为了“一切社会事物的标准” 。这是针对伯恩斯坦认为“科学是判断事物的一切标准”而发言的。他认为，所谓自然主义、科学主义都忽略了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人的重要性，他要重新把通过历史把人带了回来，使人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中心位置。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科学的，而且还是革命的，忘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义只会使得马克思主义沦为教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这就是卢卡奇形成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源。
那么，卢卡奇的历史概念与恩格斯又有何区别呢？为何恩格斯主张“自然辩证法”，而他主张“历史辩证法”呢？恩格斯将世界分成客观层面、社会层面和主观层面、并“辩证法”应用到自然界当中。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里“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是统一的”。但是卢卡奇受维科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除此之外没有历史，因此，他认为辩证法只能被运用于有历史的社会层面。可以看到，卢卡奇在这里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一个切割，忽视了自然的历史，只强调了关于人的历史。所以，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批判是有失公允的。卢卡奇晚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强调“三种类型的存在”，认为人的有机物的历史，也是由无机物发展的历史演变而来。尽管如此，卢卡奇对于自然主义，科学主义很容易滑向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批判，仍值得我们时时谨记于心。
总而言之，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社会）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的辩证法。历史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但是这种实践又被阶级意识所决定。 因此，我们需要细致讨论作为实践主体的阶级及其阶级意识。
卢卡奇凭借着其敏锐的思维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把握，成为20世纪最早，最系统公开提出人异化理论的人。这比《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的公开发表，还要早上十年。卢卡奇沿着马克思的路径，从商品展开分析。“商品结构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 。从客观方面来说，人通过劳动创造出了一个庞大异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庞大而不可控制的，而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个人的活动又离不开附属于商品的客观规律。人自己也变成了商品，变得不由自己了。特别是随着商品的普遍化，社会沿着机械化和合理化的道路前进。一方面，是向着更加精确计算的方向发展。把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分都变成了最简单、最节约的数字统计；另一个方面，生产过程又被分解成各个单位，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都成为了工业体系上的一颗螺丝钉。所谓科学管理的泰勒制就是这种典型。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被切断了与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联系，他们的活动越来越多的失去了主动性，更多的变成了一种直觉，从而失去了意志 。精细化生产和分工，使得陷入孤立和原子化的状态，彻底沦为了机器的附庸。而在人贬值之时，商品的价值却在不断提升，商品拜物教开始逐渐支配着整个社会。卢卡奇认为这不仅应该被视为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必须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主要结构问题。这种物化的现象，广泛的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切都彻底异化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卢卡奇想到了阶级意识。他将阶级意识定义为“对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做出的恰当的和合理的反应。因此，阶级意识既不是这个阶级里的单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综合，也不是它的平均数”。从这里，我们看到阶级意识的两个特点，第一，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意识，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整体的意识；第二，它不是个体意识，而是处于一个阶级中的人的共同意识。它是社会总体性的表现。
卢卡奇首先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意识，他认为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意识缺少作为一个阶级的明确性，缺少本阶级的鲜明态度和立场，因此不可能得到支持。接着，卢卡奇又分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从哲学来看，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中，古典哲学当中形式与内容、事物与概念、主体与客体的矛盾都是这种阶级意识的体现。而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资产阶级一方面依赖于生产体系，另一方面又无法把握这一体系。因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遇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个出卖商品的特殊性质给他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者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们为买者的权利，他要求将工作日限定在一个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对抗，两种权利同样都为商品减缓规律所承认”。 所以，卢卡奇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悲剧性性质……他必然是要自取灭亡”。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最后的阶级，他们能够把心理状态提升到一种归属意识，进而克服社会的物化问题。这是由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立场；“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行动。”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等着无产阶级自身的觉醒呢？这正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最后一章详细探讨的问题，他认为共产党人应该通过策略和组织的方式，引导广大无产阶级撕碎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意识上的物化的面纱，走向“自由王国”。
总的来看，卢卡奇是20世纪一位有着原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也逐步趋向完善。他以历史这一概念为出发点，着重强调劳动与实践的地位，将人重新带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心位置，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虽然他的论述中充满着黑格尔式的推演，但是他对辩证法的深刻把握，对物化概念的精彩分析，都深深地影响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读书报告（11.11-12.12日）
读书书单
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 彼得.赫斯特罗姆
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 彼得.什托姆普卡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哈贝马斯
虚构的犹太民族（重读） 桑德
中国社会的宗教 杨庆埅
圣贤与圣徒 黄进兴
人伦 卡西尔
传统与变迁 周晓虹
这个月读书状态不佳，困扰在课堂展示当中，没有专心去读经典著作。但个人觉得也正好是一个反思，消化的机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前面我看书太快，遇到了许多问题没有消化完，就匆匆开始下一本书。读书不是赶进度，而是做到真正让自己有收获。希望在12月，还有寒假期间，自己能够沉下心来，把读书坚持下去！
人民公社制度嵌入：意识形态与小农传统的互构
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整整生活了26年。在这个“政社一体”的制度下，人民所有的生活，希望或者苦难都与之息息相关。甚至直到今天，人民公社留下的权力结构、组织体制、文化观念等内容还影响着人们。整个当代中国都打上了人民公社的烙印，如张乐天断言的那样：人民公社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研究中国，绕不过人民公社。所以，如果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不能不“伸出挖土机的铲子”，去寻找被埋藏的历史。
一、问题的提出
重新回顾1958-1985年这段历史，仿佛整个人民公社时期都笼罩在意识形态的狂热当中。无论从官方话语，还是从民间宣传，甚至部分“有幸”被记录下来的农民的言辞，都表明意识形态是这个时期的主流，无数个体在这股浪潮中任其摆布。这一时期的人们正像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一样，盲目而渺小，时而狂躁，时而冷漠。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当我们对已有的解读模式保持足够的警惕，穿透意识形态的迷障，我们会发现一种全新的历史。
问题从一个需要解释的奇迹开始。从1958年8月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到这一年10月，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有99.1%的农民加入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数量达265000个。一个政党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领导着数以亿计、保守内向的农民开展政治运动，在不到100天里就大获成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但是，这种奇迹需要社会科学的解释。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是如何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迅速建立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乌托邦实验，为何又在26年后，凄凄惨惨地落幕？
二、一种主流的解释模式：强国家与弱社会
关于人民公社兴起的原因，一直是相关研究的热点之一。虽然学界目前众说纷纭，但是也有一种主流的解释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二元对立，始终处于冲突与对抗当中。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当中，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传统村社当中的各种组织关系都被打散，人们沦为一种原子化的状态，社会的空间则为国家所占据。人民公社就是强国家以其自身逻辑出发，对社会进行重塑。在这一过程当中，零散原子化的个体，直接面对国家权力的支配，显得毫无抵抗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国家对社会的改造行为显得畅通无阻，轰轰烈烈。
目前，学界主要的三种观点：“毛泽东创造说”、“社会发展说”、“苏联影响说”，均支持这一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吴帆的一项全新的实证研究成果。他通过对大冶地区的原始档案材料的整理，发现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农民早就意识到集体化的各种问题。1951年到1957年，这八年集体化运动期间，从合作社，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农民通过亲身实践，发现集体化并没有使得产量提高，反而引发了生产效率低下、分配不均等问题。全国诸多地方出现了从高级社倒退到初级社的局面，在浙江、四川等地甚至引发了“包产到户”的大胆试验。这种状况在“大鸣大放”运动中，就是农民对集体化的普遍不满。然而，短短半年后，人民公社还是勃然兴起。他得出一种新的结论，认为反右整风运动作为一种规训机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人们出于生存理性的考虑，对人民公社选择了顺从甚至迎合的态度。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政治运动，成为维护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手段，在高压下人们除了顺从，别无选择。这种研究思路背后恰恰凸显的是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冲突模式。在他的研究中，很容易看到个体面对国家的无力感，除了服从毫无选择。
应该说，吴帆的研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通过实证研究，给复杂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顺着它的逻辑，将时间线拉长到人民公社从建立到瓦解的26年，我们发现它的解释力可能略显不足。首先，后者的解释假定，人是理性的个体，会根据条件的做出不同选择。人们在人民公社期间的选择就是“温饱线上的挣扎与政治性的伤害，哪种紧迫性强，人们就被哪种理性所支配”。然而，这种基于生存理性的被动行为，很难解释历次政治运动出现的狂热。此研究并没有揭示出被动理性与全民狂热之间的运作机制。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恐怕不是被动的理性能及时得清楚的；其次，吴在文章预测“整风运动使得人民公社体制无法从基层突破”，这符合他文章的一贯逻辑。然而，事实证明，这种预测最终失败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突破恰恰来自最基层。上层从“不许”，到“有条件允许”，到“完全放开”，只不过是一种顺势而为。最后，很明显这是一种粗线条的解释，人变成了理性的傀儡，只会消极应付，而忽视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积极行为。比如，人民公社期间人们关上门偷偷祭祖，“以公肥私”等行为，都被忽略了。
在这种解释框架当中，行动者完全被遮蔽了。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个体要么是理性的傀儡，要么是一盘散沙。但是，正如吴的研究一样，这种模式的解释都无法说明为什么人民公社最后的松动都是从社会底层开始的。我们更要惊醒的是，在人民公社制度嵌入之前，虽然社会阶层倒置，社会关系被打散、重构，但是残留在人们脑细胞里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被清除干净，特别是土地改革相对缓和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当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之后，人们依旧按照原有的生活方式行动，只是披上了现代化的外衣。
一项制度的嵌入，并不是面对一张白纸可以随意图画，而是面对着一个坚实的底座。同样，制度的维持也是“那些欢迎他的人和不欢迎他的人斗争的结果”。如果想要弄清楚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和维持，我们不能忽略数以亿计的行动者们的选择。在农业社会生活了几千年的农民，是如何接受社会主义这种全新的意识形态，这正是想要本文探讨的关键问题。
互动模式
从官方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而在部分学者看来，人民群众是在伟大领袖的政治动员下，出现了一种政治狂热和盲目跟从。其中，周晓虹先生的观点比较全面。他认为在集体化过程中，政府利用小农追求平均主义、胆小自私分散等特点，通过经济引导、政治压力、行政考核三大杠杆，使得农民人民公社建立的过程中出现了你追我赶，一拥而上的局面。周先生认为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当中，农民的人格特征和社会心理并未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了其传统的一面。他在文章的最后不无惋惜的总结道：
这场悲剧的导火索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和策划者发热的头脑，它的助燃剂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产生的“新事物”，然而它最终点燃的仍然是中国这有着千百年小农传统的这梱柴草。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传统与现代的脱节，以及传统与现代本质上的对峙，决定这场革命只能以轰轰烈烈始，冷冷清清终。
周先生的研究全面而有说服力，始终紧紧围绕着政策如何调动农民心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他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启发，就是在人民公社期间，尽管到处笼罩着意识形态，农民的心理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了其传统的一面。卢晖临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证实了周先生的基本观点。
卢晖临从一项传统的文化观念出发，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人们以全新的方式诠释的。周晓虹先生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有四种思想倾向，分别是平均主义、保守主义、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内向压抑的封闭主义。平均主义排在最首要的地位。
卢晖临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士、农、工、商”，人分“三六九等”，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充满了这样的等级观念，并用“命”这一概念维护这种等级的合法性。农民和地主去比较，甚至斗富，在传统社会是不可想的。在这种主流的等级观念下，平均主义只能是配合主旋律的伴奏，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只有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才会爆发出普遍不满情绪，平均主义又会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成为农民战争“均贫富”的口号。而合作化，直至共产风，也正是这样一个贫富拉平的故事。
在传统模式的叙事中，国家采用意识形态的一套话语，开始对整个社会进行重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剥削、斗争等一系列全新的概念，也随之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并被广泛的使用。可是农民真的能够真正理解这些完全陌生的概念吗？卢晖临做出了否定回答。他认为，在意识形态进入乡村之时，农民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中加以理解，即社会主义就是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就是应该人人平等，谁富裕谁就是剥削阶级，贫穷才是光荣的无产阶级。正是通过国家行政权力的强大机制，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平均主义通过与意识形态结合，重新成为主流的话语。均贫富，共产风，是维系人民公社制度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观念持续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甚至持续到了今天。农村家家户户争相盖楼房，越建越高、越建越奢华，谁也不肯比别人低一头。
在汪家村的研究中，反复出现一个故事：魏家和章家是邻居，碰巧同一天开始建新房，两家谁都不愿意对方低，所以都拼命垒墙，最后实在垒不上去了，才共同约定一个差不多的高度才停手。这两栋房子一直保持着村内建筑的最高记录。不过这场竞赛使得两家元气大伤。为了还债，两家都得吃稀饭，过苦日子，偶尔煮一顿干饭。由于两家住得太近，一家煮干饭总是飘到另一家。两家于是约定，每个星期住一次干饭，要煮就一起煮，免得孩子们嘴馋。
这个故事并非个案，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农民工们宁愿吃咸菜，啃馒头，也要把楼房建得高大、气派，尽管上面几层根本用不上。卢晖临的解释框架，为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它们只是在平均主义逻辑支配下的地位仪式竞争。
读书报告（10.10-11.11日）
读书书单
西方现代思想史 斯特龙伯格
社会生活的意义 亚历山大
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
基督教的诞生 斯塔克
儒家式现代秩序 秋风
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 张德胜
通往集体之路 卢晖临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张乐天
历史不再徘徊 凌志军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张鸣
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 冯尔康
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 钱杭
这一周读书没有一个完整的主线，是三门课的老师要求读书的产物。通过阅读的体会，我把它归纳为权力秩序的变迁，希望通过这个为主线，将他们串联起来。但是很明显，这只是一个大体的梳理并不完整。
商周时期，整个社会按照宗法原则，采用分封建制的方式，设立诸多诸侯国，帮助王室治理天下。王族通过世袭的方式把握着种种权力，几乎不存在社会流动的可能。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广泛使用，各诸侯国生产力大增，开始逐步挑战王族的权力。孔子开创私人教育，士族阶层的崛起，开启了第一次平民化的历程。社会权力逐步从王族转移到士族手上。两汉，魏晋时期，士族阶层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如何传承权力的问题。由于，虽然官吏仍需要君主来任命，但是士族阶层拥有着广泛的权力，通过土地兼并，教育垄断的方式，实现代际传承，以至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整个上层社会按照家族的方式，组织起来，实现了权力的垄断。隋唐两朝不断打击士族，但是收效甚微，皇族公主希望下嫁臣下之时，却遭到拒绝。统治者只能通过重修谱牒的方式，重新定义家族声望，这是一种权力的妥协。
但是，隋唐科举制度设立之后，也给士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诸子均分的财产分配制度，士族财产注定会走向细碎化。更严重的是，科举制度打破了士族对权力的垄断，使得士族权力没有办法世袭的传承下来。所以五代以后，士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与之同时退出的还有家庙。北宋是第二次平民化时期，科举制的正式确立和完善，权力的分配又一次下沉。乡绅宗族，平民宗族纷纷开始兴起，他们开始想要分享权力。这些阶层的组织原则依旧和前代相似，都是通过宗族的方式组织起来，核心原则依旧宗法制。如何维系宗族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正如涂尔干所说，仪式能带来集体凝聚力。自周以来，宗族和祭祀就分不开，整个宗族通过祭祀实现了宗族认同。但是在北宋之前，庶民是不得立庙的，这与平民阶层的需求产生了冲突。南宋二程，朱熹按照品级，都没有资格立家庙祭祀，但是他们却违法而行，明目张胆的在著作中制定了家礼的规则，认为祭祀祖先乃是天理。明代士大夫按照他们的论述，开始祭祀的改革。祠堂在明中叶以后，开始兴起，并逐步扩散至全国，成为中国人组织起来的最重要的方式。祠堂的普及化，意味着权力已经下沉到最基层当中，但是这种权力并不等于国家政权，而是在权力下沉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政权与族权的分裂。正是这种分裂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自治空间。
其实，在北魏时期，统治者们就注意到了，族权与皇权分裂的问题。于是他们试图采用宗主督护制，保甲制等方式，实现权力的下沉。一种是妥协式的，直接将族长任命为甲长，赋予他们正式的身份，进行治理。一种是直接从外部，直接任命进入乡村。但是两种制度效果都不佳，一直出现了“皇权不下县”的局面。
近代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试图对农村进行改革。但是国民政府的改革，出现了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希望权力下沉剥夺族权，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族权进行统治。所以，他们的改革根本没有触动任何阶层。而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通过根据地的建设，实现了整个乡村权力结构的倒置，彻底一竿子插到了底部。所有乡村事务，都通过党支部进行管理，族权彻底消失了，国家政权实现了对社会的全方位把控。而这种把控的代价，就是全能主义的政府。
这个月课程压力很大，三位老师都布置了许多读书任务，而且还需要逐个当堂汇报，所以我没能够按照自己原来的规划来读书。觉得很烦恼，希望下个月能够安安心心的读书。
9.2-10.10读书报告
刺猬的正义（重读） 德沃金
爱欲与文明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
历史与阶级意识（重读）
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张西平
单行街 本雅明
本雅明的肖像 刘北成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
性学三论及爱情心理学
图腾与禁忌
摩西与一神教
精神分析引论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自我与本我
文明及其不满
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 伊利.扎列茨基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安德森
反思现代性 艾森斯塔特
枪炮、钢铁与文明 戴蒙德
本月主要读的是弗洛伊德，虽然书目看起来很多（他的书大多是论文，所以薄），但是我自己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刚开学，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一切都需要重新适应。我在适应环境上面，花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读书时断时续的，没有形成像暑假那样的、全身心投入的状态。好在这边比较自由，所以适应环境以后能够更加自主的安排自己的时间。下个月计划读好好读哈贝马斯，争取勾勒出法兰克福学派，一个完整的思想脉络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这个概念以后，在这个社会领域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休斯用“意识大发现”来描述精神分析学说兴起的意义。
初看弗洛伊德，发现他的研究对象都很奇特，比如梦、失误、臆想症等等，让我联想到了福柯，研究的都是社会边缘的东西（虽然福柯远在其后，并深受其影响）。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精神分析的科学性是有所欠缺的，它的真正贡献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文化阐释的视角，所以理解弗洛伊德的学说需要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脉络当中去。
启蒙运动驱逐了上帝，把主体当作安身立命的场所，这个主体是理性的，而理性是普遍的、必然的真理。这股理性主义思潮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的口号，深深的影响了西方社会。与这股思潮相呼应是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在美国），挣钱、禁欲成为新教徒的天职。总之，人拿着理想的蓝图，成为社会的构建者。
但是正如福柯所以言，这个“理性人”是建构出来的，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感知到，或者可以触摸到的人。虽然人成为了万物的尺度，但是这个“人”里面是没有“自我”这个概念存在的。直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的出现，梦和无意识成为了研究的对象，自我才逐步被发现了。弗洛伊德认为，梦的显意，只是以另一种表达的方式将梦的隐意出来，所以他详细讨论了梦的凝缩、转换、象征、润饰的过程，并提出了“梦是通往无意识的大道”的著名论点。梦的形成，或者无意识的形成，与每一个人早期的经历紧密相关，而与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与理性无关。所以梦的发现，意味着人的发现，那个隐藏在理性阴影背后的、非理性的人被挖掘出来了。这个“人”，则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的，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当中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无意识则是容纳个体独特性的场所。但是这样的人同样是可以被阐释和理解的，这也正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目标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早期弗洛伊德理论里，人是缺乏社会性的，即人的无意识都可以通过他早期的经历，通过性的生物进行解释的。在精神分析理论里，社会和人是脱节的，形成了一种个人与社会文化的断裂。作为社会与个人连接点的家庭，同样也成为精神分析抨击的对象。精神分析的目标是去家庭化，也就是使个人摆脱控制无意识的权威。这种权威来源于家庭，而且主要来源于父亲。俄狄浦斯情结成为精神分析最常见的概念之一。这种个体化，和广泛的社会背景是紧密相连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迅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商品被生产出来，人们开始逐步进入大众消费社会。此时，早期的清教伦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消费主义成为一股新的浪潮。而这种又是消费和休闲是个体化的。因为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进程使人们从传统农村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家庭的生产功能完全丧失，而家庭的消费功能也在逐步衰弱。人们开始构建超出之外的个人生活，而大众消费社会使这种诉求成为可能。精神分析由于注重个体的感知，在大众消费社会里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是问题在于，这种高度的个体化学说，并没有办法解释集体性的思潮，于是弗洛伊德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随着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兴起，精神分析学说受到了挑战。弗洛伊德发展出自恋理论。他认为，人对集体的认同来源于他对父亲形象的理想化认同，在这个过程当中洋溢着激情，人人平等，排除取代了屈从成为新的控制方法。在《图腾与禁忌》、《摩西与一神教》这两本书当中，弗洛伊德详细的展示了他的分析过程。在前一本书当中，他认为是父亲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对女性的占有，将成年的儿子逐出部落（类似于狮子）。儿子们结成同盟最终杀死了父亲，取代了他的地位（吃圣餐象征瓜分父亲）。儿子们为了避免冲突，用图腾来区分彼此的身份，并且针对某些强烈的欲望强通过原始的权威，形成了禁忌。弗洛伊德这种建立在生物进化论基础之上的论述与涂尔干的论述截然不同。在第二本书当中，他重新建构了摩西的形象，认为作为埃及人的主张一神教的摩西虽然塑造出了犹太民族的基本特征，但是还是被犹太人所杀。作为父亲宗教的犹太教最终变成了普遍的、适合所有人的儿子宗教——基督教。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也发明了“超我”这一概念，用来体现社会道德对个体的影响。本我意味着本能的欲望，受到快乐原则的驱使。但是这种快乐是短暂的，所以很快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所支配。自我在超我的作用下，运用理性压抑自己的快乐，但是这种压抑是为了更长久的快乐。在《文明及其不满》当中，弗洛伊德认为“本能压抑构成人类文明中所有最宝贵财富的基础”、“文明必须以本能强烈的不满为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人的社会存在受到压抑，生物存在也同样受到压抑，人的历史，即人被压抑的历史。这直接为新左派领袖马尔库塞的分析奠定了基调。马尔库塞认为，唯有强大的爱欲才能有效的约束破坏本能，但是恰恰是发达文明无法做到的，因为文明的存在正是依赖于对爱欲广泛的、强化的管理和控制。他提出，必要性压抑和非必要性压抑的区别，唯有减少进行阶级统治的非必要性压抑，人类才可能走向解放。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注重集体，而精神分析注重具体的个体，在本质上是反乌托邦的。而法兰克福学派却把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潮糅合到了一起。这意味着，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支当中，个体的体验和反抗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这与卢卡奇的路径又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对卢卡奇的小结中论述。最后，用马尔库塞的一句话总结：弗洛伊德理论中人的概念是对西方文明的最无可辩驳的控告，同时又是对它最坚定的捍卫。
暑假读书书单（7.5-8.25）
社会理论的构成 帕森斯
社会理论与社会行动 墨顿
社会的构成 吉登斯
临床医学的诞生 福柯
规训与惩罚（重读） 福柯
词与物 福柯
知识考古学 福柯
性经验史 福柯
福柯主体结构之旅 刘永谋
福柯思想肖像 刘北成
科学革命的结构 库恩
货币哲学 齐美尔
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 奥尔森
权力与繁荣 奥尔森
启蒙辩证法 阿多诺/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
霍克海默文集 霍克海默
导读阿多诺 威尔逊
道德哲学的问题 阿多诺
否定辩证法 阿多诺
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 细见和之
杂书：
房间里的大象 巴维尔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波茨曼
乌托邦之死 雅各比
福柯总结
福柯始终关注的是：知识是如何建构的，话语如何被表达的。通过沉默的，挖掘那些未被表达的话语，福柯发现现代知识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之上，非理性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受到压抑，渐渐失去了和理性对话的权力。而作为知识主体的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的规训和奴役，被现代知识-权力体系的全面控制，人失去了多样性和异质性，变成统一化的“现代人”。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建立在有限理性上的知识不是绝对真理，对知识的盲从会让人类社会面临巨大的风险；二是，知识的统一化是对人类多样性的压制，类似于同性恋、疯子这些边缘群体始终难以得到认可。福柯所要做的就是解构知识变成权力的过程，通过局部斗争，实现人的最终解放。
首先，我们将福柯的研究放到哲学史中来看。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家们以“人本”取代了“神本”，主题哲学赋予人以尊严，坚定了人摆脱神的自信，为人的解放和时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绝对拔高的一面是，陷入了主体的迷信或者说人的迷信。第一，失去了从人之外的角度，看待世界，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可能，只能局限于片面的眼光。第二，迷信的这种“人”并不是具体的、历史的人，而是抽象的、确定的、普遍的人。对抽象人（理性）的盲目拔高，是不符合真实状况的。因为，人是生活在历史当中的人，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人的存在是有生命的，劳动着的和说着话的），所以人是有限的。主体迷信的可怕之处在于，将以人为中心的，并且基于人的有限性的知识体系拔高成绝对正确的真理，开始压制各种非理性的东西，来统一化现代人。所以福柯认为，人类学陷入了沉睡，在关于人的哲学中，找不到人（具体的人）的位置，这是非常荒谬的，他力图通过揭示现代人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来解构主体哲学。
福柯的论证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他首先回答什么是人的问题（由康德三大批判引出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福柯认为人是具体的，生活在历史中的人。福柯从具体的三大学科（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出发，论证出人的存在是有生命的，劳动着的和说着话的。因此也是具体的，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确定的，普遍的，真理的人。第二，他从哲学的三对主要关系，“先验-经验”，“我思-非思”，”起源-退回“矛盾出发，找到主体哲学混乱的根源。进而，福柯开始否定主体性，宣布“人之死”。
其次，再来看福柯的分析方法。福柯的分析方法被称为，考古学。考古学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去理解陈述，话语的方式，包含一整套完整的话语形成分析和陈述描述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和结构主义十分相似，但福柯的特点在于加入了实践性和历史性的内容，把话语的形成看成一个历史时间的过程。通过描述，话语形成分析的过程（对象形成，陈述方式形成、概念形成和主题形成），陈述如何发挥功能（陈述对象，陈述主体，共存范围，物质性领域），福柯发现知识和话语都是一步步建构起来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不连续性（断裂、扩散、错位），连续性是知识掌握权力之后建构消除差异的结果。考古学的目的，就是将这个差异被掩盖的过程重现出来。福柯用“知识型”这个概念，来揭示这种不连续性。
“知识型”这个概念和库恩的“范式”概念比较相似，讲的都是知识建立的基础，但是福柯“知识型”的概念更多的是针对人文科学而言的。就我理解，知识型指的是特定时代人们认知的方式，它是一种普遍的认知结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但往往很难被人所察觉。比如福柯划分了三种知识型。文艺复兴知识型（相似性），古典知识型（同一性和差异性），现代知识型（连续性）。在这三种知识型发生转变，即人们的认知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人们看待世界的格式塔也发生了改变，所以建立在前一种知识型之上的知识和后一种知识型之上的知识之间，是断裂的。所以，福柯认为近现代以来，知识发生了两次巨大的断裂。
再次，知识不是真理，是带着特定时代气息的，历史的，并且是断裂的。知识的确定性来源于知识型。到此，知识考古学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知识如何发挥作用的，却仍是一个未回答的问题。福柯根据尼采提示，提出又了“谱系学”，开始探讨非话语实践，即知识是如何与权力勾连的。从知识，话语的角度来关照社会实践，反过来也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分析知识与话语。
福柯认为“权力-知识”是一种共生关系，权力生产（规范化）知识，知识则让权力实现话语的垄断（科学基础）。福柯颠覆了人们对权力的看法，权力不再是绝对的暴力，而是知识化，技术化的权力，权力的运转与知识密不可分。国家干预知识的生产，通过知识的纪律化（挑选，规范化，等级化，集中控制），逐步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知识纪律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多样性知识被压制的过程，因此知识的产生也是一个局部斗争的历史，是权力意志的冒险，其中充满了历史性和偶然性。因此，从福柯的权力观来看，权力无处不在，也是无中心，无主体、匿名的，同时权力与局部反抗相连，那里有权力，那里就有抵制。
以福柯对“生命的权力”的讨论来说。通过对身体，对性的研究，福柯发现“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力已经被让人活或者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经历启蒙时代之后，左右人生死的神权，王权都逐步衰落了，但是人们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注，引发了一种新的管理生命的权力，即健康权。如何过的健康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从现代医学，生物学那里才能找到答案。由此，知识开始介入身体，这是肉体规训的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则是国家的人口调整策略，个人从生到死都成为现代国家关注的问题。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的两极，从头到尾控制了生命。
福柯通过关注疯子，同性恋之类的边缘群体，发现了大量沉默的，未被表达的话语，这些话语被冠以非理性之名，处于被压制，被排斥的状态。于是，福柯开始重新反思理性，发现有限的理性已经被拔高到绝对真理的角度，这不仅是一种拒绝对话的自负，更是一种对人多样性的压制。在这种被当作绝对正确的理性（主体哲学）当中，根本看不到具体的，历史的个人，福柯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理性的独占局面，解构主体。通过知识的考古学，福柯探讨出“人”这个概念如何形成的，已经由此引发的矛盾和混乱，并预言了“人之死”。到了权力谱系学，福柯开始关注非话语实践，通过“知识-权力”的分析方法展示出，知识是如何一步步控制个人的。由于“知识-权力”无处不在的，无中心，无主体的，要实现人的解放，最终只能通过局部斗争的办法。福柯的权力观无疑是新颖的，但是希望通过个人的局部斗争实现人类解放，则是不切实际的。
福柯拿起手术刀，剖开了现代人，一点点分析了人的构造，然后宣布“人死了”。解构一切之后，剩下的只是虚无。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悲观，解构只是为了打破自负，让我们换一种眼光重新关注自身，给那些被排斥，被压制的知识一个新的定位。解构是为了更加清晰的看清楚，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办。
霍克海默小结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他深深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旨趣和研究方法。霍克海默探究的是：经历启蒙之后的欧洲，理性和科学逐渐获得主导性地位，在看似进步的历史当中，技术已经逐渐实现了对人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总体管理”。人和阶级都消解在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人只能以理论去批判的认识世界。
霍克海默首先将矛头对准了”理性“。每个社会都有特定的权威结构，在取代神权，君权之后，理性成为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在康德那里被称为”自由意志“，后续哲学家则称为自由。但是这个缺乏先验标准的自由，只是软弱无力的自由。失去价值的支撑，所谓理性只能沦为工具理性，如何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成为自由意志最关注的问题。面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技术管理，所谓理性（自由）也成为了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霍克海默这种哲学的批判和韦伯的历史批判如出一辙。
紧接着，霍克海默开启了对逻辑经验主义（科学）的批判。科学的知识是片面的，机械的，无法解决科学之外的任何问题。在纯粹的逻辑命题和客观知识当中，人退隐了。而且按照其逻辑，人们只能无法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科学沦为资本主义的帮凶。霍克海默认为人们需要理论的指导，对现实进行批判，由此他发现了形而上学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遵循了马克思的方法，引入了整体批判和社会实践，这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特征。所谓整体批判是指，社会批判理论是针对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发言的，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践同马克思的实践有所不同，马克思讲的是整体的人的历史实践，而霍克海默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体验与斗争。这也决定了霍克海默最终滑入以美学方式从事社会批判以及回归心灵拯救的道路。霍克海默的哲学是悲伤的，正如它所尊崇的叔本华一样。
总体来讲，霍克海默是反实证主义的，通过唯物主义下的个人向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方位批判。“正对客观科学，既批判传统科学的理论对象，又批判其研究方法。”
阿多诺小结
阿多诺通过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解剖，发现看似逻辑完整，自洽的宏达体系，实质上是对经验，特别是特殊事物的忽视，乃至排斥的结果。阿多诺通过“非同一性”这一基轴展开了其哲学批判。
同一性指，概念与事实的一致性。但是很明显，用概念的普遍性去把握经验客体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与概念不相适应的特殊事物。同一性是不真实的，概念不能穷尽被表达的事物，这是矛盾辩证法的第一性，即同一性与异质性的对立。概念很容易成为先验的，概念的使用必然意味着对客体的压制。例如：如果将爱定义为”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那么同性恋就不属于爱的概念之下。主体通过概念对对象强行同一化的行为，蕴含着暴力排斥的因素，由此建立的体系也是片面，偏执的。所以，阿多诺是反体系哲学的。
由此，阿朵诺认为将非同一性事物从同一性的压制下解救出来，展现出事物本来的特性与差异，是哲学的任务。（改变概念的方向，使其面向”非同一性“事物，这是否定辩证法的关键）从批判概念的非同一性开始，阿多诺逐步上升到对康德，黑格尔，存在主义的批判，并认为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之上的唯心主义哲学不可能使人们充分认识这个世界。它们是非经验的，与现实世界脱离的。因此，阿多诺反对一切同一性体系，强调客体有限，如此主体方可经验客体。主体的第一性被解构了，从哲学内部的内在批判，转入了社会批判。（待续）
关键词：非同一性，内在批判
暑假50天，整体读书状态都比较良好，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很庆幸能够拥有这么一段专注，纯粹的时光。希望后面读书的过程中，能够更加体系一些，也能够更加重视读书总结。
[ 此贴被陈小伟在2019-01-01 23:29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