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人口原理》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菊与刀》 《万历十五年》
《人口原理》是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代表作。英国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上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大提高，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成就与问题共生，英国在取得经济成果的同时，以失业和贫困为代表性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恶化，要求控制人口增长、进行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无疑激励了英国劳动群众的斗争。马尔萨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人口理论”，目的在于反对法国大革命和社会改良，为英国资产阶级开脱——英国社会问题的严重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而是人口规律的必然结果。他从食欲（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和性欲（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继续保持现状）这两条法则出发，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因为在没有限制的条件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这两种增长无法相提并论。同时他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论证了受土地生产潜力的制约，生活资料先增长逐渐达到饱和最后减少的模式，食物无法和人口的增加相协调。因此，人口过快增长，产生的人口过剩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只有对人口加强控制，使人口增长保持一定的限度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他提出了积极抑制(现实的抑制)和道德抑制（预防性抑制）两种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的方式，他鼓励人们采用道德抑制，即让人们通过各种主观努力在道德上抑制生殖的本能，降低出生率，如通过预见婚后生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选择晚婚晚育或者独身，提倡女子未婚前保持贞洁等等。相对于道德抑制的温和，积极抑制要残酷得多。积极抑制即利用提高人口死亡率的方法来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和生产资料达到相对平衡状态。这种抑制起决定作用，一般表现为恶习（好逸恶劳）、贫困、罪恶（战争）、疾病（瘟疫）、繁重劳动、饥荒等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为现代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时关注人口问题提供了视角。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就提出了“新人口论”，他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我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后来的计划生育国策就是这一理论的产物。马克思说：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革新。马尔萨斯以人性（食欲和性欲）为出发点的抽象人口规律代替了历史的人口规律，他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还有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具体阐释也没有说清楚。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知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进而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同时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不断上升并得到保障，这些都为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提供了条件。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传统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主张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但是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萧条、失业问题严重，传统的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凯恩斯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研究经济现象、寻找解决危机的有效措施，提出了崭新的经济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他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的新经济体系被誉为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革命”。他认为经济失调和失业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一个国家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所以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者有效需求。凯恩斯重新解释了充分就业的概念，充分就业是指在某一工资水平之下，所有愿意接受工作的人，都获得了就业机会，充分就业并不等于全部就业或者完全就业，它并不排除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的存在。摩擦性失业是指在非静态的社会中造成一部分资源在“变换职业”的过程中失业；自愿性失业是指由于立法、社会风俗、集体议价、反应迟钝或者人性的固执等诸多因素，工人拒绝或者不能接受相当于其边际生产力的产出价值为工资而导致的失业。凯恩斯在经济大萧条中还发现了第三种失业的存在——非自愿性失业，指工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与工作条件，但是仍然找不到工作而形成的失业。本书由于是一本经济学性质的经典，许多概念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读的不是很到位。
《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美国为了更好地在战后管制日本、推行针对性的对日政策，因此需要了解日本文化、解读日本人的真实面目，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作了这一关于日本文化的调查报告。作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菊（恬淡静美）与刀（凶狠决绝）两个方面揭示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既好斗又非常温和；尚武又非常爱美；粗暴又非常有礼貌；刻板又非常懂得变通；温顺又非常叛逆；高贵又非常粗俗；勇敢又非常怯懦；保守又热心于新鲜事物。日本民族是一个追求狂热精神信仰的民族，相信精神的力量高于物质的力量，日本军人作战不在乎敌我力量的量化悬殊，他们相信为天皇效忠的勇气可以赋予他们力量，二战中日本空军神风特攻队以自杀式的方式攻击美国军舰正体现了这一点。天皇和日本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之象征、宗教生活之核心，天皇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日本强调严格的等级秩序，书中介绍了日本家庭中的生活礼节，譬如敬语、鞠躬和跪拜之类的，这些也会因为性别、年龄和辈分的差异而在家庭生活中有不同的表现程度和形式。作者从恩、情义和名誉等维度描绘了日本人的德行规范，最后提出了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人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注重礼义廉耻，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形象，依靠外部约束力来行善。日本人的自杀行为（切腹）和发动对外战争就是这一文化极端性的具体表现。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罪感文化，该文化认为有一个评判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因此劝人向善，内心的自我约束力对个体做出善行起主导作用。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研究明史的一部专著。作者在书末指出了主旨：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以前学习历史的时候，很少留意明代万历皇帝，通过该书增长了历史知识。该书诚如作者所言是一部历史失败的总记录，书中依次介绍了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等人的人生经历，以及附带提到了一些侧面人物，所有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把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我们会发现不同人物的双重性格，同时抛开当代教科书对历史人物或褒或贬的评价，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的另外一面从而领悟到社会环境对于个人社会化的重要作用。万历十五年表面上平平淡淡，尊卑有序，实际上混乱荒谬不堪，作者以人物为线索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层面烘托出了社会隐藏的乱迹。中国儒家所倡导的原则可以作为道德要求的根基，但是在治理国家时确实远远行不通的。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和法律，许多能先用道德和技术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先牵涉到道德问题。黄仁宇以自己独特的“大历史观”研究历史，强调国际性，在一个长时间历史段内对比中西方不同的得失兴衰。西方强国都完成了道德核心化，作为奠定社会的基石，再用商业法律来组织运营社会生产的文明进程。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造成民穷国弱的局面，根本原因是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作者认为中国发展应该借鉴西方强国的经验，对外开放，注重法律和技术建设，实行数目字管理。
读经典有时候情趣高昂，爱不释手；有时候却枯燥无味。这种矛盾的感受让读书效率降低，建议读书还是得有一个较长的空闲时间，一气呵成，才对书的内容有连续性的感觉，同时边读边记下自己的见解，这样比较有时效性，不然时间一长就连贯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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