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05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技术与生活世界》
《为社会学辩护》
《游戏的人》
《游客的凝视》
《游戏的人》
首先是关于游戏的定义：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于游戏的定义的倾向都是不同的。游戏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游戏是自愿的，实际上游戏本身就是自愿的。第二个特征和第一个特征关系密切，游戏并非‘平常的’或‘真实的’生活，它步出了‘真实的’生活，进入一个暂时的活动领域。
“文明正在玩虚假的游戏”赫伊津哈如是说。真正的、纯粹的游戏是文明的基础之一。
游戏是目的还是手段？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假设倾向于认为游戏是一种手段，宣泄精力与满足愿望。作者认为的是游戏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但是在出现文化之前游戏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不局限与人类。
通常而言人们认为的是游戏和严肃是对立的，实际上存在着严肃的游戏，play chess就是严肃的双方智力之间的对决。游戏插足生活，成为一种暂时的活动，寻求自足，并止步于此。至少这是游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第一景观，它是生活的插曲，是日常生活的幕间表演，但是作为周期性心旷神怡的活动，它成为社会的伴奏、补充，实际上成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游戏的重复性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与生活相比游戏要简单得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之中付出的成本只有游玩者与设备的使用时间。在不断的挫折之中，只要不断吸取经验都可以解决游戏中的困局。
是在游戏场地内，一种绝对而独特的秩序居主导地位。在这里，我们看到另一个非常积极的游戏特征：游戏创造秩序，游戏就是秩序。游戏给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带来一种暂时的、有局限的完美。
仪庆庆典与游戏一样都有着非平常性的特点，如果我们过分泛化游戏的概念，那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表面上看，仪式从属于游戏的范畴，实际上仪式的神圣价值并没有失去。
赫伊津哈在第二章用语言的来佐证游戏的观念，希腊人生活里的竞赛，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竞赛，都具有游戏的形态特征；从功能方面来看，竞赛几乎完全属于节庆的范围，也就是游戏的范围。们已经看到，一个总体上涵盖一切、逻辑上同质的游戏概念，在语言里是很晚的发明。然而，很早很早以前，宗教的和世俗的竞赛，已经在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已经获得了极其重要的价值，所以他们再也无缘意识到竞赛的游戏性质。希腊语、梵语和汉语这三种语言，它们表达竞赛的词语和表达游戏的词语是不一样的。
Don Ihde 《技术与生活世界》
伊德首先区分了两种“身体”，即他所谓的“身体一”和“身体二”。“身体一”是梅洛·庞蒂现象学意义上“能动的、知觉的和情感性的在世存在的”身体，这样的身体是“第一人称”的身体或“主动的身体”( active body) ;“身体二”是福柯意义上的被社会和文化所建构的身体，这样的身体是“第三人称”的身体或“被动的身体”( passive body) 26。在伊德看来，贯穿“身体一”和“身体二”的是“第三个维度”，即技术的维度。伊德试图讨论的是现象学的身体和社会与文化建构下的身体是如何与技术发生关联并受到技术之影响的。在人与技术之关系的探讨中，伊德已然指出“具身关系”乃是人与技术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但是，像“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等科技虚幻的出现则对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科技虚幻代表了晚期现代性或者说后现代性的特殊力量，从更根本的现象学意义上讲，虚拟现实的现实性恰恰就在于其“虚拟性”，这种虚拟性包含着诸如语言、文化、习俗、制度、伦理、科技等等把现实 “虚拟化”的手段，从而成就我们的生活世界。
De-skilled 去除技术技术一旦被发明出来，它所遵循的发展路径差不多是脱离情境的。
在不以技术为中介的经验和以技术为中介的经验中，与环境的直接的身体⼀知觉的接触可以算作其中的⼀⽅，成为进⼊对人⼀技术关系的分析的焦点。《存在与时间》说明的是⼈在世界中的空间性、⼈在世界中的时间性、⼊⼀世界关系的各种结构和纬度。
交流中技术的成分是变化的，交流发生的环境、交流的内容、交流的媒介都可以有技术成分的介入。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使⽤事物的现象和它们特定的“知识”之所以被忽视，恰恰是因为在这些技术的使⽤中，使⽤者被“消散”了。
亚当与伽利略：技术与生活世界
关于时间，钟表的发明让人们对于时间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社会。芒福德认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钟表。钟表与一种变化了的社会时间联系起来。它使得社会活动更有秩序和统一，海德格尔在《存在于时间》中将，技术以某种方式“考虑到”了自然。海德格尔认为，时间从根本上来说是⽣存性的。它奠基于⼈对有限性的感觉，⽽时间的计算就是计算我们⽤有限时间能做什么；因此，时间性（temporality）起源于操劳（concern)。
他认为这构成了钟表⽂化和没有钟表的⽂化的基础，但是在这两种⽂化中，时间都是根据⼈在世界中具体遇到什么东⻄来计算的。在没有钟表的⽂化中，主要遇到的现象是太阳的起落和季节的变换。在⾃然的运动和钟表之间，⼏乎有⼀种天然的类似之处。“⽽因为必须为⾃⼰获取时间的此在的时间性是有限的，所以它的⽇⼦也已是有数的。
从伊甸园中的离去是时间和技术的，告别了依据阳光温度等的变化来感受时间，仅仅依据钟表指针的转动就能了解时间变化。钟表不仅改变了时间时间计算中的变量，而且开启了部分脱离“自然”地自主性。大教堂与大本钟等西方建筑都将钟表放在显著的位置之上，时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航海历史上，时间技术嵌入到航海的过程之中，在航海实践中时间与空间位置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没有现在这般精确的世界地图与区域地图，面对未知的海域风险是非常大的。哥伦布并没有说他只是在“这⾥”（身体在甲板上，处于当下知觉的环境中）。相反的，他把⾃⼰“解读”(read）为在航海图的某个位置上——就好像他处在他驾驶的船的上空，从⼀个他实际上没有占据的脱离具身的（disembodied）或想象性的视⻆来判断船的位置。
2022.03-04 读书报告
《都市革命》
《自然契约》
《幻想的瘟疫》
《象征交换与死亡》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社会学的先驱者》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
审美之维—异化的再异化
1.何谓审美之维
马尔库塞的美学问题是通过对于弗罗伊德的心理学考察得出的。人的本能的解放依靠审美，美学在根本上是感性的科学。马尔库塞将人的解放归于审美的解放，这也是他在《单向度的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必然结果。马尔库塞运用审美这一概念关乎于康德与席勒，审美通向的是乌托邦，通向的是自由与解放，重建创造力、否定力与可能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忽略了人的功能与对于艺术的发掘与批判，在具体运用中弱化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认识功能。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激情。艺术的激进性质是以更基本的维度为基础的，超越了其社会决定性。艺术在这一个维度创造了一个王国，艺术作品从内在的逻辑中产生另一种理性与感性，与滋生在统治的社会制度公开对抗。艺术对于现实的超越，打碎了现存社会关系中物化了的客观性，开启了崭新的经验层面，造就了具有反抗性的主体性的再生。
艺术的使命是在所有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领域之中，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假如不植根于个体的本能结构，社会团结的基础就是脆弱的。艺术与实践的分离和异在程度，构成了它的解放价值。艺术应该投身于人民的这一概念是粗糙的，人民是什么？假如艺术被看做是为了人民本身而非特定的人民，那么人们就不明白艺术家只能以特定的人民的语言来写作，而且这种语言尚未成为解放的语言。布莱希特指出现存体系中艺术越是表现着世界，就越容易受到控制，艺术与实践的根本冲突消解于作为审美形式的艺术和作为技巧的艺术。
马尔库塞对于艺术的讨论集中于文学，对于音乐我们则要转向于阿多诺。阿多诺指出艺术的特性为非实在性与异在性，他认为音乐具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价值与意义，音乐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体。越是在是在商品化盛行的社会，音乐的自律性就显得十分重要。无调性音乐，在大众看来并不能够称之为“音乐”，审美能力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就会更多的认为是噪声。其在审美上呈现出对于旋律与和声的破坏，但这正是对于工业社会技术理性控制个人的批判。
2.否定文化
马尔库塞认为的现时代的资产阶级文化是肯定的文化。肯定的文化概念是资产阶级时代按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的世界。人们可以不改变现实世界而走向内心、发掘内心而得到幸福。这种幸福是一种幻像，但它有真实的满足的效果。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幸福没有普遍性，只有少数人才有为保证幸福的维系所需的产品数量的购买力。社会整体上的物质极大丰富亦不会使每个人都幸福，肯定文化将社会的对立变为抽象的内在联合体，在肯定的文化中个体被塞进一种虚假的集体性之中。肯定文化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反应，人们投身于物质生活的再生产而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发展美学的生存领域.
艺术的进步并不拘泥于超越本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从和谐到分离与对立，这体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这个时候艺术与现实是一种对抗关系。肯定文化与艺术存在着天然冲突，艺术在非实在性的深处，是一种批判与革命力量，保存着人在低劣的现实中最热切的渴望。文化王国实际是灵魂的王国，肯定文化大行其道就会破坏灵魂王国。艺术关于灵魂与精神，灵魂像它逃避价值规律一样逃避着物化。经由灵魂的作用，所有物化关系都消解为人的关系，进而被否定。个体的灵魂首先出自和依赖于他的肉体，肯定文化在它所奉献的幸福当中，永恒化了美的时刻，使得短促的人生变得不朽，肯定文化在人格的观念当中重建和赞颂着个体的社会性孤独与贫困。在肯定的文化中，克制与个人的外在堕落，向低劣的现实秩序的屈从相联系。人们同短暂的生命的斗争，并未解放性而是贬低它。
在审美的层面上，自由的现实中保留感官的真理与和谐性，保留人低级与高级的能力。判断的能力使自然与自由，欲望与知识联系起来，判断的运用领域就是艺术。在康德的哲学当中，审美维度在感性和道德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感性为客观的秩序创造出普遍适用的原则，界定这种秩序的两个范畴是形式的目的性和无法则的法则性。只要想象力成为人心灵的核心能力，美成为人性的必要条件，审美的功用才能在重构文明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审美书简》中提到人理所应当自由，文明的病症就在于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对立，以及对这种对立的残暴解决。
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技术合理性侵蚀着“高级文化”当中的对立和超越因素。艺术只是作为一种否定的力量才发挥其魔力，只有在拒绝和否定现存秩序的生机勃勃的时候，才能叙说自身的语言。保留在艺术的异在性中的艺术与日常秩序的根本裂痕，逐步被发达技术社会所弥合，艺术为商品服务或者成为了商品。性同样也被整合到工作和公共关系当中，性相较于之前更加容易达到，这种社会也有助于环境的非爱欲化。
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相比较，艺术的异在化是对异化了的生存的自觉超越，是一种中介了的异化。艺术并不能还原于现实，即使存在一些写实的逼真的作品如绘画、戏剧等。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决裂，神奇或者合理的冒范是即使最肯定的艺术都具有的根本性质。而这种异化被弥合了，艺术的异在性屈从于技术的合理性中。人们摧毁了贵族制度，高雅的音乐和艰深的思想能够放到路边的书摊与做饭的厨房。在屈从中，成为塑造他们内干的文化机器的螺钉。
3.艺术与革命.
马尔库塞认为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革命的，它们更新了知觉和知性的方式，批判着社会现实，展示着自由解放的图景。
艺术之所以是感性的，就在于它包含对人感觉经验和接受性的根本变革。文化革命远超出了艺术革命的范围，撞击到在个体中的资本主义根基。资产阶级文化内在出现了分崩离析，垄断资本主义自身使这种文化不再适应它生长和生活的要求。表现是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禁欲主义被颠倒过来；统治阶级对于消费社会的在生产的依赖于把异化劳动永恒化的资本主义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实证主义的教育使得“僵硬的”自然科学方法，愈发侵入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当中；语言世界遭到破坏，奥威尔主义成为标准的交流方式等等。
文化具有历史性，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反映着现时代的思想或者状况。但是古希腊或者中世纪的艺术作品在今天栩栩如生的原因在于审美形式反映了人类理智或者想象的某些永恒性质，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人性在未经异化时都是相似的。同时审美包含着另一种压抑的力量，把人和事物附属国家利益或者现存社会的理性。艺术能够并且将会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革命中吸取灵感和它自身的形式，革命是艺术的实质。艺术与革命的连接点就在于审美之维度，存在于艺术本身的拒绝与否定性。
界定资产阶级艺术是困难的，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都为商品，甚至就是作为卖出商品的一种手段。我们能够发现广告的无孔不入，它并不是简单的广告牌而是渗透到视频音频等侵占了人类的五官。在资产阶级艺术中，存在着一些特定的阶级内容，资产阶级的背景与问题支配着舞台，但是这种事实并不能确证艺术作品的形式、内容与真实性。再真实还原地艺术终究是虚构世界，模仿是通过意识的异在性和倾覆性表现出来的，如果将一书中与现实的联系部分简单局部的还原，那么就会损害艺术的乌托邦性质。
结语
马尔库塞写下这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考察，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存在于艺术本身，存在于审美形式。艺术并不是因为描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它就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而是在于把内容转化成形式才富有革命意义。马尔库塞强调人的主体性，人们倾向于把现实主义当成进步艺术而把浪漫主义是做反动派。发达资本主义把阶级社会建造成一个由腐败和全副武装的垄断阶级所操纵的天地。只有艺术按自身的法则去反对现实的法则的时候才能保持自身的真理性。艺术本身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人的主体性想象力与理性。艺术是与生产劳动有别的生产力，它在根本上的主体性使它不同于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客观性。
2022.01-2022.02
《走向社会批判理论》
《网络社会的崛起》
《认同的力量》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一、
走向社会批判理论这本书的主题是政治的重要性所在，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马尔库塞关注哲学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于唯物主义的认识在于对社会实践和人类的需要和幸福的关注。
人类的幸福源于自由，技术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环境，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人们仍然没有获得幸福的能力。制度主导性的快乐是虚假的，马尔库塞在这里将他的社会主义概念与现有社会中被压抑或限制的自由和幸福的潜力联系起来。他认为，这种对人类状况及其潜力的关注将批判理论与阐明人类自由、幸福和个性的条件和特征的伟大哲学联系起来。批判理论是定义人类的最高潜能，并批评社会是否促进了这些潜能的发展和实现，或者限制和压制这些潜能。
社会变革的动力源于“什么是”和什么可以是”之间的矛盾，想象未来是现代哲学所忽视的方面。在马尔库塞的概念中，批判性理论既要保持哲学的批判性和解放性维度，又要展开一种使其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指导思想。
《单向度的人》理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潜力的下降，和新的社会控制形式的发展。先进的工业的社会创造了虚假的需求，将个人融入现有的生产服务体系。大众媒体和文化、广告、工业管理和当代思维方式都复制了现有的系统，并试图消除消极、批评和反对。其结果是一个思想和行为的“一维”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批判性思维和对立行为的天赋和能力正在枯萎。最后，尽管像鲍德里亚这样的后现代理论版本已经放弃了激进政治，马尔库塞却一直试图将他的批判理论与当时最激进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从而将他的哲学和社会理论政治化。
在技术社会的社会变革问题。现在，也许先进工业社会最独特的成就是它在整合和调和敌对团体和利益方面的成功：两党政策、对国家目标的接受、企业和劳工的合作都证明了这一成就。工业文明不断地“训化了”大部分的劳动阶级，他们从绝对的否定到对于制度的顺从甚至于肯定。
技术社会中的社会变革
在技术和科学征服、生产设备的规模和效率以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下，反对既定社会基本机构的政治反对派屈服了，并在可接受的条件下变成了反对派。
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贯穿于历史关系之中，因此由社会的变化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意识形态”包括一种比它所面对的现实更先进的意识——先进的意义是，它投射出的思想（例如，自由、平等、幸福）已经成为可能，但同时又被社会发展所阻碍。意识形态意识本身无法改变这种情况，也无法屈从于社会现实，因此它是“虚假意识”，但它以理想主义的形式预测了既定现实所包含的历史可能性。
然而，这个概念似乎不适用于先进的工业社会。这个社会已经超越了它的意识形态，将其转化为政治机构、郊区住宅、核电站、超市、药店和精神科办公室的现实。在这些制度中，理性、平等、幸福、人格等观念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了价值。翻译过程通过呼吁“终结”自我推动的生产力，即生命不再是手段、人不再由劳动工具决定的人类存在，压制或篡改了那些有可能破坏这些关系的意识形态内容。
2021.11-2021.12
《甜与权力》
《互动仪式链》
《科学革命的结构》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我们所真正反对的——读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齐泽克的全部理论都来自拉康，分析的角度不同。强调分析比理论更加重要，如果某种理论被用来思考，对应不到现实中那么就会成为形而上学或者是宗教。齐泽克对于弗洛伊德的阐释是在性生活的时候人们会想什么，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想到性。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让人们爱不释手，更加地接近普通人。主观的暴力同时包含另外两种暴力（符号暴力与“系统暴力”）。主观的暴力是肉眼可见的混乱状态，而客观暴力是隐藏在事物的正常状态之中。
资本主义无法只凭借经济市场实现在生产，需要各种社会的举措来实现再生产。资本主义通过自我否定的姿态，帮助其无休止的扩张生产。顶级富豪的慈善行为无论是否出自于真心，都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建立起新的平衡。意识形态的最纯粹的状态与其反面一致，那些我们认为是非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注入了意识形态。
第一与第三世界的裂痕，第一世界的人们难以想象一个我们愿意为之牺牲生命的理想信念。
当代政治为生命政治，在根本上是一种恐惧政治。佛教从感同身受中出离开来以一种冷漠的态度观看众生，实际上对于自身群体内的人越亲密，那么对于群体外的人就会越排斥。
对于他者的过度亲近的恐惧，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社会化的基石和结构，语言交流基于一些潜在的原则，这些是非暴力的。人是否是一种非暴力的动物？齐泽克提出假设事实如果恰好相反，语言具有先天的暴力。是什么令人向善？死亡与善良还是邪恶有关？人们一般认为善良的品德是不朽的，而邪恶与自我中心追求最大快乐满足而牺牲他人相关。将思维倒转就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吸血鬼追求自身生命的不朽，在被正义的力量所击败之后，邪恶力量离去了，自身也随之粉碎。人类的善，无限精神性的善，最终是邪恶的面具。
当抗议与反对一类群体时，是何以建立“我们必须反对其他人，必须消灭异己”的呢？情感倾泻的真实目标是由语言所构建的幻想，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并不重要。海德格尔认为本质取决于历史背景，也取决于语言的建构作用。语言在“成为本质”的过程中具有了基础性的暴力，
黑人/有色族群如何低人一等？
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一种功效，这不单是解释黑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一种决定了被解释者存在和社会生存的解释。齐泽克从意识形态中的恐惧中来看，从语言的暴力角度来看，黑人实际上受到了一种并不影响他们存在内核所强加的影响。“污名化”是社会学上的解释，戈夫曼从符号的角度来解释。对于中国来说，种族歧视是不作为紧要的情况受关注的。经过几千年的文化融合，我们似乎并没有“外来者”，此外民族团结政策并没有让少数族群受到歧视，反而增加了一些优惠政策来平衡本身地区分布带来的差距。那么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汉人是否低人一等？这些都需要被讨论。
我们对系统的反抗，无法以可行的替代性选择或者至少是有意义的乌托邦计划为自己发声，而只能采用无意义爆发的形式。通过损毁自身引得他人的主义，齐泽克认为我们要抵抗的是诠释学诱惑的东西，在抗议的背后是一种无法在意义整体之中定位自身处境经验的无能。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提供了一种确定性与希望，科学取代了宗教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谈的。“我们可以欣赏艺术和宗教，但不再向他们下跪，我们的心也不再与它们同在”——Hegel
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与科学话语霸权的结合体对人们的身份源于符号认同的方式产生巨大冲击，引发了意义与真理同一性的解体。欧洲人通过Kulturarbeit缓和现代性的冲击，伊斯兰社会则显得是突然暴露于现代性之下，失去了自身的符号阵地，为了避免解体而竖起了原教旨主义的大旗。但是真正的原教旨主义是什么？狂热的暴乱者正是展现了真正信仰的缺席。虚假对立在世界上众多地方可见，self-love的反面不是利他主义，而是让人做出损害自身利益行动的妒忌与愤慨。
拉康指出的人的欲望的问题，资本主义对于不公平的解释是机遇的不同，成功与失败都是偶然的，市场是不可解释的，失败则由市场所解释。公平、正义、共产主义。
禁欲主义与享乐主义。尼采和弗洛伊德认为公平源于妒忌，自身要求与他人做到同样的享受，平等的快感施行起来是很难的，而下禁令是相对容易的。在尼采对The Last Man进行阐述时，指向了禁欲式的规训。妒忌需要被放在妒忌、节俭与忧郁这三者的关系之中。
调控生活的意识形态机制，在圣诞老人的故事，家长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他们的孩子选择假装相信。那么自己孩子到底是否相信是不重要的，听说相信，有人相信就足够进行圣诞礼物的仪式。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人们生活在一个商品交易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之中，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认识、认同自己，同时认同他们遇上的商品、普世概念的偶然化身。
当我们面对潜在的或是已经发生的灾难时，关键是对于意义的抵抗。宽恕但不忘却的“仁慈”逻辑更具有压迫性，被原谅的罪犯将永远被犯下的罪行所缠绕。罪行并没有消失，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人们并不能通过行动得到救赎，只能祈求上帝的仁慈，基督教将人永远困于罪孽之中。
了解主观暴力和系统暴力之间的关系的意义在于：暴力并非某些行动的直接属性，它分布在静止与活动之间，行动与背景之间。量子力学中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概念是“希格斯场”（Higgs Field），在物理系统中抽取越多的质量就越能降低它的能量，知道真空的状态。一些现象表明必然存在某些东西，除非增加一个特定系统的能量、否则就无法从系统中拿走的东西。因此悖论就是希格斯场比空无一物更加“空”，齐泽克做出比喻：社会系统的“空无一物”（平衡状态）要比付出某些东西（改变）更大的代价。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引发系统改变的第一个动作是撤回所有的活动——什么都不做。
《看见》中描绘了选举中出现了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弃权票的现象，这让执政党与其他党派恐慌不已，实际上这是人民对于整个制度的不信任，否定了整个决策框架，通过放弃选票人民消解了政府。政府的存在与权力要让人民支持，或者反对才是可能的。在最后齐泽克说什么都不做是最暴力的行动，比屠杀几百万人的历史怪物更加暴力。
2021.10-11
【书单】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格兰诺维特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资本论》第一卷
《行为的结构》 梅洛庞蒂
《有闲阶级论》 凡伯伦
关于时尚一、时尚的哲学
提起时尚，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齐美尔这一大家写的《时尚的哲学》，他以生命为源头阐释时尚是一种展示，是生命力的扩展。在生物遗传中个体的差异随着变异而变得互相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我们不去探讨一般动物是否存在模仿行为，而是进入到人类社会中分析时尚的社会心理根源。
齐美尔认为模仿行为存在遗传因素，模仿不存在创新但有着一定的意义。在现代工厂中的一些岗位只需要模仿行为，不需要创新。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模仿，从牙牙学语到垂垂老矣。模仿给予个体不会孤独地处于他行为中的保证，好像自身置于坚实的基础。模仿是我们放弃了对于创造性的追求同时也放弃了对我们自己以及起他们的行为责任。
时尚行为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模仿行为，时尚由高阶层开始，向下影响，当下层普遍模仿时，上层又开始寻找新的时尚。单纯的外在模仿最为容易，时尚的目标接近于纯粹的金钱拥有。借由金钱达到的表面阶级攀升。而货币经济会加快这一进程。
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它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时尚是一种复杂的结构，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表现着灵魂的主要对立性倾向。民主平等的社会当中，时尚很大程度地表达了个性。
二、时尚与有闲
奢侈永远属于少数人，而时尚似乎比其低一级，既要特别，又要引领。对于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表现自己的独特性的人来说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有闲阶级类似于这一阶层，他们的某些人会成为时尚的引领者。
历史上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由中产阶级造成，中产与生俱来易变。它不像上层贵族的历史特权，晋升有着很大限制，也不像底层终日要为生存而花费全身的气力。
有闲阶级的保守性，是不是出于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凡认为他们是出于本能，思想与生活习惯的改变不管是对于富人还是普通人来说都有着本能的抗拒。之所以他们之间会有差别，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非要屈服不可的压制。力图改革的也不是最下层阶级，他们的生活资料被剥夺，精力被消耗没有时间去学习新的习惯，所以对于思想的变革必定是循序的，简单的颠补不破的真理才能成为底层人们反抗的理由。
十五世纪宴会作为一种实现权力与权威的象征形式变得愈加重要，宴会作为展示的重要手段被人们所重视。有闲阶级要学着如何消费，举办宴会、馈赠礼物。人们的礼服、社交礼仪、食物的享用等都蕴含了诸多信息。起始于宫廷，这样的细节被一点点规定、精细化与传播。庆典与仪式，曾经的目的在于张珊短期或长期权利和权威运作，在缺少了他们原本象征的那种力量支持的情况下，沿着社会等级的阶梯向下流动。重要的是消费能力而非身份权力。糖是这一转化的卓越中介，相对贫困的人们通过消费糖来彰显他们的好客之道，装点仪式排场，确立社会关系。即使唐不再昂贵，却仍然貌似有一种奢侈品的光环。时尚浪潮波及到下层，糖的意义来源于统治阶级而实际上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能力尝到甜味。
社会生活像一个寸土必争的战场，各种社会机构作为调和性的力量使得个人与社会在表面上以合作的形式出现。
有闲阶级可以追溯到文明初发生时，它的出现与掠夺占有密切相关。直到中世纪的抢劫、战争、对人和野兽进行追捕等等一切都符合社会结构。整个社会是尚武的，武士热爱战争并以此为生，城市市民阶级也随时准备战斗。他们的攻击欲、仇恨和从折磨别人中得到的快感，比以后各阶段表现得更为赤裸。艾利亚斯也指出在长久和平的社会中攻击欲望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他满足了社会调试的需要，提供了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同时又满足了对于差异性变化的要求。时尚的内容是经常变化的同时也具有等级性。
时尚并不以现实的美学与物质标准为基本条件，只要是上层圈子普遍认同的。有力量的人会从容地顺从包括时尚在内的各种普遍性时，因为他有自信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不会被同化。
三、时尚与女性
女性追求时尚，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在其他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是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妇女执行着明显有闲与明显消费，她们不从事生产活动，转而转向提高家庭或家长的荣誉。而时尚一方面彰显着社会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如何时尚的过程既代表着女性的有闲属性。
在历史的长期阶段，妻妾处于从属地位。在上层阶级妻子往往不从事生产工作，从事家务以及消费等其他东西，这其中就包括追求时尚。仆役或从属的妻子的有闲并非真正的有闲，他们为真正的有闲服务。仆人代表了主人的财富，它的劳动技能越是精进代表要投入的越多，越能证明其所有者的优越。作者提出现代为整个家庭的荣誉而执行的非生产劳动，依然应当看作是代理有闲。
所有的羞耻感都与个人的引人注目有关，当自我受到特别看重时，这些方式让个体觉得不怎么恰当，尤其是美好与高尚。时尚的社会性可以压倒羞耻感，
当属于上层阶级的主妇的职务，在惯常的方式下逐渐转变成只是执行代理有闲时，女性美的典型就发生了变化。她们的典型特征都要避免一切的实用工作，追求五官的精致与腰身的纤细。女子的束腰与缠足都是毁伤肢体的行为，制造人为的病态在当时看是动人的，这代表着供养者的金钱实力足够。进入到发达工业社会中，女性的身体美又有着复古的倾向，追求健美。
四、时尚与奢侈
桑巴特论述的是1200-1800年的奢侈，在这期间奢侈发展的总趋势可以被分为家庭化、客观化、官能化与精致、奢侈频率的提高。
糖与奢侈与女权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在桑巴特与西敏斯的著作中都能够窥见一斑。糖在十二世纪传入欧洲作为香料，受到权贵的喜爱。糖在十五世纪以后得到流行，没有一个宴会不以各种方式使用大量地糖。但是在当时有很多人面临着饿肚子的情况，“蔗糖进口量的增长只是满足特权阶层的消费，而不是向下层社会广泛传播的结果”。富人和权贵从蔗糖的身上获取了极大地快乐，购买、展示、消费、浪费——这些设计了社会合法性，社会从属关系以及社会区隔。到了十七八世纪糖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充裕，它代表的阶级身份也在逐渐下降。权力阶层虽然可以控制新事物的获得，但新的使用者们却能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到今天各种各样的“高级”西餐，甜品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到今天甜变得处处都是，除了蔗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糖以及甜味剂，甜走进了各个阶层，于是出现了追求“不甜”现象，人们评价一个甜品“不甜”说明它的品质高。
凡伯伦讲到任何贵重的物品要引起美感就必须同时适应美感与高价的两种要求。
进入现代，时尚有昂贵奢侈向下的转向。商品的紧跟潮流迅速变化就会要求商品的低价，不然即使是社会上层也难以承受。时尚因为媒体的进步有着更进一步转变的趋势，时尚风向的转变从年代到年度，再到季度。这使得人们不断地关注时尚的迅速转向，然后消费、展示。在考虑生活用品时一方面要求它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时尚。
金钱的美与艺术的美相互补充，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也拉开了差距。审美的培养往往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可以轻松找到那些陡然而富的人，衣着华贵一掷千金，但他们与长期富有的人在修养、谈吐、与审美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2021.09-10
【书单】
1.《生命直观》齐美尔
2.《文明的进程》艾利亚斯
3.《共同体与社会》滕尼斯
4.《社会与经济》格兰诺维特
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与经济行动格兰诺维特试图用中观层次来创新社会学视角，人情圈子等中国的概念亦与其社会网有着相同之处，比较研究也有很多的思路。从《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到《社会与经济》体现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整合与对时代的思考。
首先是镶嵌问题，相关的是人的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的假设，传统的经济学家往往采取“理性人”的观点，关注人的经济行为与劳动而忽视余暇。在经济学的模型当中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与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个人的决定会受到他人的影响但仍仍是社会性孤立的决定。经济学分析的一组个体的话往往是游离于社会脉络之外，他们的行为孤立于其他团体以及自己内部关系的历史之外。孤立问题并没有因为分析的是群体而消失，而过度社会化的观点认为行动者完全遵照社会角色来应对低度社会化的观点。格兰诺维特认为应该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问题，行动者的行动镶嵌在真实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
历史上，经济学家就很少注意信任问题，信任的观念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受到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的关注，海量的讨论信任的文献都大致认为信任是一种信念，相信对方即使在能够伤害你的情况下也不会伤害你。信任他人或制度是承担风险的行为，背后可能是利益的预期。那么信任如何衡量？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可以将信任分为几种类型，理性工具理论仿佛不能够解释欺诈问题，有一种说法是韦伯的情感行动。讨论信任和可信赖行为如何被个人关系所影响是微观层面的研究，是建立在关系性嵌入的理论上的。然而两两之间的关系却交织成为更复杂的社会网结构，同属于一个群体的人的群体身份会促使信任的形成。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或者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如果将信任放限于某些具体的情境当中定义会导向更复杂的问题，在什么情境下，别人可信赖行为是事先可以完全预测到的，没有任何不确定性？只有在利益预期得到完全保证的情况才会信任的话就会简化成动机导向理论，“吹哨人”的案例在疫情的情况下更加得到讨论，他们为了不确定性而遭受严重的损失。对“吹哨人”的平衡损益的方法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格兰诺维特认为政府提供可观的补偿给错误报警者是有可能的，一般的预设总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补偿，吹哨者的利润表上显然是负的。
心智观念、信任与权力。它们深度地相互依存，且其重要性没有明显的次序之分。因为规则和价值是典型的心智观念，涉及个人对经济条件的意义和重要性的主观理解，它们在经济中确实很重要，纯粹行为主义的方法和前提预设因而变得更加难以为继。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的说法建立在社会的外在强制性而对于人的心智有着忽视。信任这个概念适用的范围既不该限定在每个人都相互认识的小尺度的情境中，也不该只适用于基本发生在陌生人或认识的人之间的大范围情境中。那么如何连接两个层次成为了问题，规范影响行为的情境因素源于社会行动的结构嵌入，而社会认同则是它对规范产生影响的中介因素。
正如涂尔干指出的那样，社会上存在着我们现在可称为“实践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的情形，在其中，有大量的劳动分工，其界定不在于空间邻近，而在于共同行为。甚至可能更关键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经济规则是与其他规则相隔离的，而且每个规则都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和经济背景下演化发展，成为某种复杂规则的一部分，而它们只有汇聚在一起，才能被认为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力。福山所不看好家族集团在现代经济中的发展，但是事实证明在东亚圈层家族集团规模变大并没有发生类似的问题。家族能够成功地融入到大型经济网络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讲信任关系布向复杂的经济关系网络中。和中心的家族群体有着强信任关系的家族成员被委派到各公司持股，从而以此方式将整个集团结构紧密联结在一起。把值得信任的家族成员战略性地放在家族控制企业集团中的各个位置上，提供了一种利用人际关系创造大型、可有效运作的经济结构的方式。
许多企业集团是稳定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没有那么亲密。没有法律法规规定他们的互动原则或者个人对于不同集团的控制权。
在20世纪90年代，复杂网络（complex network）研究开始兴起，部分原因在于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大多数研究人员的书桌上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尤其是沃茨和斯托加茨（1998），通过引入更精确的构思，让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米尔格兰姆发现的结果需要何种环境条件，从而为“小世界问题”注入了新活力并提供了新视角。
中间人业务的研究与那些“引入身份和制度背景颇为重要”的小群体交易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中间人业务重要的原因所在。
纽带结构无论是极度分散，还是非常密集编织，都使个人不太可能运用太多的经济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因为没有办法将完全彼此断开的网片拼接在一起，使之一致行动；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和其他人建立了联系，没有行动者可以通过中间人业务获得权。
社会制度从更大的范围去探讨要素的交互和聚合，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范式的转变。这一结构功能主义的论点隐而未谈却很重要的前提是，假设社会是连贯的社会体系，它的各个部分可以顺利地组合在一起，而且参与者对“要探求的目标”达成了普遍的共识。
格兰诺维特是偏向实证主义的学者，但是在最后他也指出“除了更为典型的数据统计分析（它无疑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详细的历史、文化和有时是民族志式的工作也特别必要，其困难程度更甚于如下工作，即从抽象原则中提取抽象模型，然后断言来自某案例的相关数据，经由恰当的数学技巧的调试，能与该模型相匹配。我并不低估富有想象力和精心设计的模型在解释经济生活方面的价值，因为这么做看起来逻辑脉络非常清楚且能被详细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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