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赵芳读书报告3（更新至2022.5.30）

2022.4.21------2020.5.21
【书单】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福利经济学》
《改造传统农业》
【感想】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
资本主义源于资本，原指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即：私人业主占有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力生产，以获取利润，也即常说的雇佣关系。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观点迭出、视角多样。本文主要对我们比较熟悉的几种学说作简要的介绍。
一、马克思对《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是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的，对于该问题的论述，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资本论》一卷结尾“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的内容。作者运用大量的资料，否定了亚当·斯密“田园诗式”的原始积累方法，论证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是靠着“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暴力手段实现的。
一方面是用武力征服殖民地、抢劫财物、贩卖奴隶等手段聚敛财富，在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先后组织海上商船，用武力打开各国门户，对亚洲国家和美洲大陆进行殖民掠夺，攫取财富。同时在16至17世纪初进行罪恶的黑奴贸易，把非洲变为猎捕黑奴的场所。此外，还通过向战败国索取战争赔款，以及用代销国债、包收国税、专卖制度、保护关税、贸易管制和出口补贴等手段，积累了大量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是强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社会的生产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同时迫使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这一历史过程是国家通过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实现的，耕地越来越少，大批的农民被驱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贫民，与此同时，国家又颁布一系列血腥的惩治法令迫使他们从农村走向资本主义的工厂，进入雇佣劳动市场。这种剥夺的历史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英国为例，国家通过立法、宗教改革、“圈地运动”等方式实现了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剥离，造就了大批的破产农民，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产业后备军；同时国家力量与殖民制度、税收制度、信贷制度相结合造成货币财富的迅速集中，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充满了罪恶，是血与火写成的历史。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二、韦伯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兴起视作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思路是“理性主义”精神向合理性的扩张。因此，他挖掘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背后的精神因素，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把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之解。
韦伯认为传统经济的目的是赚取足够满足人生存生活的既定资本，所以引入计件工资后工人干的实际比以前更少了，他们并不追求赚取最高的日工资，赚取货币仅是为了购买物质上的愉悦。而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包含有纪律的劳动力和有规则的资本投入，积累财富是为了财富本身，而不是为了它带来的物质满足。所以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通过理性、严格的经济核算，追求合理、长期的获益与成功。“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经济活动不再是作为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的手段而从属于人。”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韦伯在富兰克林的著述中发现了这种精神的存在证据，“时间就是金钱”，“节约一便士就是赚了一便士”，“勤俭节约、吃穿不缺”，也就是尽量赚钱，规避一切本能享受，赚钱、获利支配着人，成为人一生的目标。
在这种精神中，世俗禁欲主义与经济获利行为获得了统一，人们的经济获利行为不仅获得了道德的认可，而且具有内在的伦理张力。新教伦理将世俗的劳作与神圣的“天职”结合起来，“使劳动本身成为目的，成为人的一种愿望，成为一种伦理责任，甚至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通过把个人在尘世的劳作和劳绩赋予一种宗教的意义，“将世俗职业里的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俗世的道德，反而是端赖切实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职’，明确指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惟一手段，告诫人们勤勉劳作，积极投身于世俗的经济活动之中。
此外，清教提倡的世俗的禁欲主义对消费也存在着限制，新教徒们只有努力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获取财富，并克制或压抑浪费这些财富的非理性消耗的冲动才是正当的，“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禁欲主义的节俭禁止新教徒浪费所累积的财富，所以通过辛勤劳动和克制消费所积累的财富反过来又可以作为获取更多财富的手段，使得资本主义得以迅猛发展。
所以，韦伯从精神层面来论述资本主义的起源，在他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内在一致性，这才促使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
三、奢侈与资本主义
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较少涉及理论阐述，桑巴特借助大量的资料和文献揭示了奢侈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桑巴特认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但对于什么是必要开支，他没有给出回答，接着他又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奢侈更进一步说明。在数量上，奢侈就是挥霍、浪费，消费数目远远超出需要；在质量上，奢侈就是对于优质品的使用，要求外观的精美和物品的经久耐用。可以看出奢侈是相对性的，它是奢侈品的消费，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认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的消费原则。中世纪晚期，随着宫廷的兴起，欧洲各国政治和军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产阶级通过殖民掠夺、放高利贷、强制贸易、抢劫、黄金交易、战争等方式进行财富积累，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种巨额财富的出现，使得传统封建贵族以外的一些人拥有了大量财富，这一部分的暴发户通过金钱交易或者与贵族联姻获取贵族身份，成为新贵族，奢侈最初只是在宫廷贵族中蔓延，但获取了财富之后的中产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开始模仿奢侈消费。奢侈弥漫于以宫廷为中心的整个富有阶层，奢侈具有了文雅的贵族特征，贵族也决定了奢侈的演进路线，奢侈朝着家庭化、客观化、官能化、精致化、消费频率提高的趋势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财富流向的变化与社会结构重组、阶级分化的情况。
拥有了财富的传统封建贵族与新兴的富商们消费的场所便是城市，这些场所是以宫廷为核心逐渐聚集起来的，消费的集中带动了城市的发展，这类繁华的消费城市迅速的吸引财富。17世纪时，贵族为了追求更加适宜人的环境、不受约束的消费，开始由城市迁往近郊，城市的财富也同时向四周辐射，带动周边的集镇，郊区的发展，奢侈也向这些地区蔓延。
桑巴特论述了财富的来源以及消费的场所，那什么是促使消费的原因和动力呢？他认为是爱情的世俗化。早期的爱情与宗教相联系，人们讴歌赞美人间忠贞、纯真的爱情，赋予爱情超越世俗的深刻内容。但是随着人们爱情观的变化，爱情、女人与快乐相联系，成了人们享受生活的一种极致感官体验，这一时期，爱女人就等于追求美好等于热爱生活，寻找爱情生活成了热爱生活的唯一表现，婚姻、宗教与这种自由过度的爱情开始对立。奢侈也是人们追求纯粹的感官快乐的方式，而性生活正好成为了增加感官刺激的手段的根源。接下来作者揭示了女人与奢侈现象风行之间的必然联系。从宫廷到整个上层社会，女性，尤其是宫廷情妇、高级妓女等在为追求居室、饮食、服饰、出行等众多方面的享受而付出的高昂费用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奢侈消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侈发展的集体模式代替了个人模式。
奢侈是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的？桑巴特分别从贸易、农业、工业这三方面来论述。首先在商品贸易方面奢侈推动了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完善，促使商品生产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对更加精致的商品和完善的服务有了一定的要求。其次在农业方面通过“圈地运动”导致了一场以农业资本主义经营为取向的运动，促推动使农产品的改进和精细化，引发了农业技术经济的进步。最后在工业方面，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影响工工业生产组织，从而导致了工业的根本变革。奢侈对这些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最终导致了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产生了资本主义。所以他得出结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产了资本主义。
奢侈可以看作是消费的一种，所以桑巴特是从经济视角的消费层面来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认为奢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四、总结和反思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它是多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各方面都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因此马克思、韦伯、桑巴特从不同的视角的论述各有千秋。
从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历史考察可以认识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是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国家的暴力推动作用下产生的。同时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和对抗，这种对抗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延续，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积累，通过阶段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而释放出来，这也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可消除的。面对当今经济全球化、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联合，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进一步盘剥，资本主义再度显示出扩张性和野蛮性，我们更应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用以指导实践。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受到多方质疑，桑巴特反驳最为激烈，他说: “清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资本主义是某种世俗的东西，某种为地球的生命而存在的东西……资本主义将受到所有认为现世生活只是来世生活准备阶段的人的憎恶和谴责。”虽然韦伯的观点具有一定片面性，但他创造性地从精神对物质的能动性与决定力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并且依据韦伯的这一理论又衍生出了“企业伦理”的概念，文化因素作为精神动力贯穿于企业的日常运营之中，这种企业精神、道德规范是现代企业的灵魂，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些支撑企业运转的企业文化或许就是韦伯所表达的“资本主义精神”。
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的分析逻辑性不够严密，作者经常运用简单的假定或自己的猜测，让人分不清楚到底是奢侈产生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奢侈消费。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引用了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例证，特别是对奢侈与贸易、奢侈与农业、奢侈与工业的分析，充分地为他的奢侈产生资本主义的论点提供论据。同时重视奢侈消费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奢侈品无论是在生产、流通各个环节都代表着行业的高标准和高技术，所以有利于推动技术改良和专业分工。




2022.2.9-----2022.4.20
【书单】
《国富论》上下卷
《赋税论》
《人口原理》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经济学》上下卷
《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
【感想】

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鼻祖，其作品具有很深远的意义，性经验史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福柯将性作为研究对象，借此研究了施加于性之上的权力，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权力的多种形态、它与知识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权力关系运作的场所、策略和技术。尤其在现代，它作为生产性的实践，把对个体进行呵护、操纵的牧师权力整合进国家权力中，成为针对个体的国家权力形式，构建了身体政治。
一、认知的意志
在《性经验史》第一卷中，福柯进一步以“性经验”作为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关注性经验与权力机制的关系，并试图提出一套新的权力理论。
首先，作者从性压抑假说开始论述，在17世纪初叶，人们对性还相对比较坦诚，那个时候，“性生活不需要什么隐秘，言谈之间也毫无顾忌，行事没有太多的掩饰。人们举止袒露，言而无羞，公然违法礼仪规范，裸体示人和随意做爱，对此，成年人开怀大笑，夹杂在大人中间的小机灵鬼们也毫无羞耻和局促之感。这个时代是肉体‘展示’的时代，“这个宽松的时代之后，性便迅速被小心翼翼的贴上了封条，” 一切没有被纳入生育和繁衍活动的性活动都是毫无立足之地的。对这种现象，人们给出的结论是：性被压抑了。并且，给出了论据：“当人们系统地使用劳动力时，除了为自身的繁衍需要最低限度的快感之外，人们可能会容忍劳动力为各种快感而浪费精力吗”。但福柯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性压抑是很狭溢的，他认为“比经济影响更为本质的是我们时代的话语存在，其中性、真相的展现、世界法律的颠覆、另一个时代的宣示和对一种最大幸福的承诺联成一体。”另一方面，福柯对性被压抑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接下来福柯发现，17世纪人们还受到“维多利亚清教主义“的影响对性抱有羞耻感，把肉体的欲望当成一种罪恶进行坦白，谈性成为了一件更加困难和要付出更高代价的事情。他认为如果要观察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变化，围绕着性，发生了一次话语爆炸。语言都经过了检查，表达也受到了控制。福柯认为，现代性经验史是与基督教教士守则一起形成的，他否定了性压抑说，提出从 16 世纪以来，性不仅被压抑，而且被激活起来，不断被生产和繁殖出来，形成“话语的爆炸”。这种话语的刺激、煽动起源于基督教教士守则中的忏悔机制。在这里产生了全套有关性的知识和话语，成为欲望和净化欲望的解释学的源头。到了18世纪，则出现了政治、经济、技术等对性的煽动，使得性不再仅仅是惩罚或者宽容的对象，而是管理的对象。并且，也慢慢成了治安的对象，性治安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禁忌，而是通过各种有用的公共话语对性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样一来，性不仅仅是批判的对象，而是被纳入管理和治安范围，并要求由相关的话语来承担这些任务。通过如此多的话语，人们增加了对一些小小的性倒错的法律判决；人们把不合法的性行为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人们给从儿童时期到老年时期性的发展提出了一整套的规范；精心规定了所有可能的性异常的特征。福柯也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其实是性话语增强的时代：各种性经验四处扩散，他们不协调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各种性倒错成倍的插入进来。福柯指出19世界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倒错的社会，性倒错更明显的被话语和社会机构所控制。经过诸种分析，福柯判定性和性态不是自然或生物概念，而是文化、历史意义上的概念，是各种权力关系（如对肉体的惩戒权力和政府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在性经验中运作的结果。权力引诱人相信在这个身体中隐秘的角落里不仅能获得快感，而且能获得知识。这不仅是关于性真相的知识，还是关于主体的真相的知识。性被用来解释一切，尤其是判断一个人的凭据。因此福柯说“我们的文明，至少从表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性爱艺术可言。相反，它却毫无疑问是唯一进行性科学实践的文明，或者可以说，它是唯一在过去几个世纪之中发展出讲述性的真相的种种程序的文明。”
最后福柯提出要分析权力及其具体的和历史的运作，人们必须摆脱法律和君权的理论特权，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其实不是以法律和君权的方式管理性经验的，其中存在着另一种权力观。所以从权力出发分析，不应把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体系视为原始给予，因为国家主权之类的只是权力的终极形式，作者认为应该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与它们运作的领域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因此权力是无处不在的，蕴涵在生活的琐碎之中，这种权力用目的观取代了法律的特权，用策略有效性的观点取代了禁忌的特权，用对多元和变动的力量关系领域来分析取代君主的特权。传统君权的最高权力的典型特征之一是生杀大权，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17世纪以来，肉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表明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彻底的控制生命，以君权为代表的旧的死亡权力被肉体的管理和对生命的有分寸小心翼翼的取代了。生命权力是积极的和生产性的，一极是以人体为中心，它对人体进行训练，使人体的能力提高，同时也使人体驯服，这种权力生产出既有用又驯服的人体。这一种生命权力形式被福柯称为人体的解剖－政治学，它运用的程序是训练，人体最终被纳入经济系统中得以检验。另一极生命权力形式是以人口－生命为中心的，它形成于18世纪，它关注作为生物过程的人体，将人体作为繁殖生命的基础。福柯称这种生命权力为人口的生命政治学，这种权力以生命为对象，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一方面，对人体的规训机器纷纷建立，它们旨在生产和训练出有利资本主义发展的劳动力，这些规训机器是工厂、学校、军营、社团。另一方面，在政治实践和经济观察领域，对人口和资源的关系也作了研究，出现了人口学，观念学派的哲学等等。二者相辅相成，促进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性这个在权力关系中最沉闷的因素，正处于身体规训和人口调节的这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控制性经验的权力也是紧贴着身体的，不仅使得权力在运作中被给予了一种冲动，也使得身体的激动让权力扩张的更远。所以性是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质料、力量、能量、感觉和快感而组织的性经验机制中最思辨的、最理想和最内在的因素。
二、快感的享用
在这一卷中，作者认为现代个体自身是一种“性经验”主体，本卷主要围绕“以身体为主题的养生法、以婚姻为主题的家政学、以男童为主题的性爱论以及有关真理的哲学”这四种性行为的风格化的主要形式展开。
首先福柯明确了希腊人关心性快感的几个方面和他们探询“快感”的一般道德方式。我们假定希腊人更容易接受性、对性有更大包容度，同时他们对性活动时关心的，在享受这种性快感的方式中认识到一种道德问题。希腊人关注的性活动是引起某种形式的快感的活动、举止和接触，在有关性活动的经验中，性行为、性欲与性快感组成整体，各要素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将性行为、性欲与性快感三者联系起来的运动（是希腊人认为在性行为方面成为道德反思的对象）可以根据两个主要变量来分析：一是数量，用性行为次数与频率表示性活动程度，二是“角色”或极性，人们在性快感实践中明确区分出两种角色和两极，性活动也被认为是一种包括两个各有自身角色与作用的活动者的活动。以上的伦理是关于希腊男人的道德，他们认为性活动是旨在恢复人们最完善的存在方式，一般被认为是自然的，又易于放纵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关于性快感的反思道德是为了阐述“享用”快感的各种条件和中，认识到样式，对性快感享用的反思中认识到对需求战略、确定恰当时机和关注享用者的身份地位这三重战略的关注。希腊思想认为，那些在自己对别人的权力可以让他随时享用快感却能控制自己的欲望的男人、领袖与主人更能代表一种节制德性的典范。总之，古代对快感的道德反思不是旨在规范行为或形成一种主体解释学，而是达到一种态度风格化和一种生态美学。
接下来作者论述了养生法的相关内容，养生法是人们用来认识人类行为的基本范畴，它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可以为行为确定一整套准则，是一种生活艺术，一种构思得当的养生法应该包括的范围有一个目录，且具有一种几近宗教规范的价值。在需要养生法的不同领域里，养生法必须确定种尺度，它是一种生存技术，是一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恰当的、必要的和充分关心的主体的方式，这种关心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使得各种重要或普遍的生存活动同时成了健康和道德的目标。它在身体与其周遭各种因素间界定恶劣一种环境战略，最终旨在赋予个人一种合理行为。性行为是一种需要反思和审慎的实践，应该服从管理，所以人们求助于养生法，一方面与性行为对个人身体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后代的关心促使人们对性快感的享用保持警惕。希腊人甚至认为性行为由于其激烈性威胁到了人对自我的恰当控制与节制，耗尽了个人应该保存和维护的体力，且表明个人在确保人类延续的同时必定会死亡。因此为性活动提供一种养生法就是预防将来的各种疾病，把自己培养、锻炼和考验为一个有能力控制激烈性行为，让它在恰当的范围内进行，把它的能量来源保留在自身中并预见到自己后代降世的同时接受死亡的个人。于是性行为构成了一个优先考虑公民的伦理塑造领域：这一公民必须有能力控制自身爆发出来的各种力量和自由分布的精力，使得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件在自己短暂一生之后仍存在的作品，快感的肉体养生法及其节制是整个自我艺术的一部分。
最后是关于婚姻和丈夫德性的反思，这一部分总是与家庭和家政的反思联系在一起。婚姻关系是带有原始不对等和双重目的的特点，男女之间的自然对立和他们才能的不同是与家庭秩序密不可分的，它们是为这个秩序而产生，而这个秩序反过来又把它们当做强制性的义务。在婚姻中丈夫的忠诚表现在维护婚姻所认可的妻子的各种特权、地位、对其他女人的优势，所以在婚姻伦理中，丈夫的忠诚不同于婚姻强加给妻子的性专一，这是一种不对等的风格化。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道德家们规定婚姻生活中的双方都要节制，但双方的节制属于两种不同的与自我发生关系的方式，妻子的美德构成了一种顺从行为的相关物和保证，男方的节制则属于一种自我约束的统治伦理。从本质上看。家政学讨论的是一种权力问题，即人们在对妻子行使权力的实践中应该控制自我。性爱论从男童的观点出发，去了解他在不向其他人让步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保证对自己的控制，人不应该节制他自己的权力，而是在确保对自我的控制的同时能够以最佳的方式与其他人的权力进行较量。希腊人对男童之爱与真理关系进行了反思：不仅指出这一爱情出于可以想见的理由怎样构成了一个要求行为明确和让“性快感”的享用极尽风格化的难点，而且在它的主体中，衍生出了快感的享用与真理的关系问题。这一反思中出现了“无限节制”的原则、拒斥快感的理想及其内含一种崇高精神价值的主题。
三、关注自我
本卷作者从阿尔泰米多尔的著作入手，这部文献展示了非常接近古典时代快感道德经验所遵循的一般原则的种种普遍接受的判断图式。它不是以有关梦的预言奇迹为中心，而是关注能够让梦说出自身意义的手段。著作中对性梦的有关分析有两个特征：一做梦的人总是出现在梦中，二是很少出现作为所指要素或预兆要素的性行为和性快感。阿尔泰米多尔的解释处在性行为的活动者和做梦者之间的分界线上，赋予梦中性行为以意义的，正是做梦者的性作用和社会作用之间的关系。
随着希腊和罗马的“个人主义”增长愈来愈着重“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人行为的价值和人对自我的兴趣，哲学家们建议人们关注自我，是对一切人、一切时间和整个人生都有效的。关注自我的活动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实践，是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强化。自我反省运动也愈来愈抬高了个人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价值。同时自我教化更多是建立一种自我关系原则，这种原则可以确定一种政治活动，政治活动建立了一套伦理，使人与社会、公民和政治的各种不同活动保持一定距离，把自己塑造成道德主体。自我实践的本质原则就是为了控制自我，要用一种“乐于助人的话语”武装起来，人们很早就要学会这种话语，经常重复和思考它。





2021.10.17-----11.21
【书单】
《亲密关系的变革》
《疯癫与文明》
《性经验史》
《规训与惩罚》
《不正常的人》
《临床医学的诞生》

【感想】

现代人与西方文化边界的极端体验

一、疯癫与文明
        作者全面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所体现出的疯癫对现代人的意义，用西方文化边界的极端体验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
        中世纪之后麻风病越来越少，麻风病院也闲置了，但是附着在麻风病人身上的社会排斥的意义依然在延续，甚至开始扩散到罪犯、穷人、精神病人等群体中，所以在当时的文化艺术作品中，疯人是被驱逐、被排斥的对象。中世纪的疯癫在罪恶体系中占一席之地，它不是与现实世界及其各种隐秘形式相联系，而是与人、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是一种人类与自身所维持的微妙关系。15世纪的疯癫具有了诱惑的意义，体现了不可能之事，不可思议、非人之事，以及一切暗示大地表面上的某种非自然的、令人不安的荒诞存在的东西。这时的疯癫已经完全进入了道德领域，反映出人类的各种想象、遐想。到了17世纪，现实中的疯癫失去了令人瞩目的严重性，只是因为错误而受到惩罚或引起的绝望，但是在戏剧中，它却占据着重要位置，往往利用疯癫的形象对某种关键问题进行揭示，用风言风语说出真相。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种重要的制度，即禁闭，它对疯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世的禁闭是一种经济制度、社会防范措施。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人们开始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众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认识疯癫，疯癫也被从想象的王国拖出，理性开始对它实行绝对统治，在禁闭形势下听命与理性，受制于道德。
        到了18世纪，疯癫被搬上了舞台，公开娱乐公众，这时的疯癫借用了野兽的面孔，越过了包容其最脆弱形态的道德失常范围，借助某种突出力量与纯粹的兽性发作结合在一起。非理性被禁闭隐匿起来，反而泄露了非理性的耻辱，收容院也具有了一种囚笼的形象、动物园的外观，这是一种完全的非理性的泄露。种种措施反映了疯人完全被当作野兽般对待，把他们关在笼子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疯人回归兽性的同时也拥有了大自然赋予的免疫力，比如经常能看到疯人在寒冷的冬天的雪地里依然裸露着，丝毫感觉不到寒冷，他们完全拥有了动物的能力，肉体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事实上，这种极端疯癫与医学、改造教养是有联系的，疯癫在还原为兽性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真相，也获得了治疗，当人变成野兽时，人本身已经消失了，医生通过各种治疗手段，使得变成野兽的疯人屈服，消灭了他的兽性，也就是所谓的得到了治疗。这就是非理性屈服于理智与命令，使得疯癫被治愈了，同时它的某种东西也被异化了，这东西就是它的真相。
        虽然疯癫是物理性的，但对疯癫的理性把握却是可能和必要的。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知识体系的扩充，研究者对疯癫的具体形态有了区分，分别有：躁狂症和忧郁症，歇斯底里和疑病症。同时也出现了种种治疗方法，这时物理疗法和道德疗法并没有明显区分。到了19世纪，神经应激性与生理学和病理学产生了联系，预示着科学的“精神病学”即将产生，治疗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心理疗法和物理疗法同时得到应用。
        禁闭是各种滥用权力的大杂烩，18世纪的禁闭地成了邪恶的发源地，这种邪恶既是物质的，又是道德的，而且正是这种双重性中包含着侵蚀和恐吓的混合力量，非理性以一种想象的疾病的形象再次出场，反而增添了恐怖力量，引起了公众的恐慌。在18世纪下半叶，疯癫不再被视为接近于原始兽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新秩序。这一时期，将罪犯和疯人关在一起，这种可耻做法既是一种野蛮的对待受惩罚者的巧妙工具，又是专制主义施展淫威的象征，人们只认识到这种做法对罪犯是不公的，但没有警觉这两类人是完全不同的，疯人需要的是治疗而非和罪犯一样的改造。直到19世纪，才开始筹建精神病院，组织对疯癫的专门治疗和具体体验，之前支配一切的恐怖是古典时期疏离疯癫的最明显标志，而现在恐惧具有消除疏离的力量，这使它能恢复疯癫者和有理性的人之间的原始共谋关系，重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相互性，现在疯癫已不再会引起恐惧。这时疯人作为一个原初有理性的人，不再为成为疯人而有负罪感，但作为疯人， 他的内心深处对可能造成道德和社会骚扰的一切事情感到负有责任感，他把这种罪过变成秩序中的一部分，使负罪感成为疯人本人的一种意识，使疯人永远成为惩罚对象。疯人院成为一个宗教领域和道德领域，随着皮内尔和图克的改革，精神治疗实践也在医学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精神病医学几乎具有了独立地位。
二、不正常的人
        《不正常的人》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的合集，是根据他的授课内容整理而成的，为我们建立了“不正常的人”谱系，。福柯认为不正常的人是法律、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的知识和权力的对象，他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分别是由历史上的“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和“手淫的儿童”转变而来。
        畸形人在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罗马法是他产生的背景。福柯认为畸形人的概念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完全是生物学或医学的概念，畸形人之所以被分离出来，当作单独的一个范畴，是因为他对法律提出了挑战,构成了法律的障碍。古代人不认为有某些残疾的人例如瘸子、聋子或瞎子是畸形，因为他们在法律上都有确定的地位，他们虽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但是法律预见到了这种现象，法律在处理他们的时候没有根本的困难。然而，畸形则“是法律的极限”畸形在法律之外，是法律所没有预见到的因此这个自然的混乱引起了法律的混乱。双体人、阴阳同体的人严重地违背了法律，法律无法容纳这些罕见的现象。畸形对法律提出了许多令人难以解决的何题例如,对宗教法来说，“是否应当为一个有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脑袋,或者有动物的身体和人的脑袋的个体进行洗礼”，这类问题在教会中引起许多没有任何最终结果的争论。对世俗法律来说,畸形同样使法律陷人困境，有两个连体兄弟，其中一个犯了罪，问题是如果处死一个另一个也会死掉，如果让那个无辜的活着,就必须让另一一个也活着，畸形人就被当作对社会的某种威胁分离成一个单独的范畴。后来人们对畸形生理的关注变成对畸形行为的关注,精神病学把这种行为编码为社会的危险。
        第二种人“需要改造的人”出现在17和18世纪。需要改造的人比起畸形人的参照范围（自然和社会）则小得多，他出现在权力的纪律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家庭、车间、街道、教堂、警察局等等。它出现的频率也高于畸形人，畸形人是例外，而它则是普遍现象。当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需要用纪律对个人从肉体、行为和能力上加以训练，以使他们符合经济的需要，这时出来了一些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的人。最后，他们被纪律或改造机关宣布为“不可改造的人”，权力机关把“不可改造的人”或“需要改造的人”纳人不正常的人的范畴。
        第三种人“手淫的儿童”是福柯另一个重点分析的对象。对儿童手淫的重视出现得很晚，但是其前史却很长。在18世纪反手淫的运动从英国发端，接着是德国，然后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发展起来，而且这场运动所针为的儿童都是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上层社会家庭中的儿童。手淫成了对儿童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最大威胁，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于是反手淫的运动通过社会运动在家庭中展开并且通过医学的介人，使家庭完成了一个医学化过程。从此，医学知识和权力开始把家庭作为自己运转的领地。实际上，福柯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儿童的性，而是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这个系统制造出儿童手淫的神话，通过这个神话对儿童的身体和家庭的组织进行投资和干预。也就是说，在建构手淫儿童的危险的时候，真正的赌注不是儿童的身体,而是家庭的组织，是家庭的医学化，是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权力和知识在家庭中的运转。在这一过程中，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扩张了它们的势力范围，获取了新的对象和新的知识。
        19世纪，这三种人合流建构为“不正常的人”，这是一种受歧视和隔离的对象是在精神上、在生理上被贬低的人的新种族主义。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福柯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对现存秩序和知识体系的质疑，他所要做的，与其说是建立学科史的体系，不如说是制造“谱系学的碎片”，从而能够尽可能地站在“边缘”对“中心”发动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