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6
随笔1：脱域机制与电子媒介
“现代性”一词老生常谈，常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并在后来对整个世界产生着影响。现代性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结构层面，二是个人层面。现代性的影响深远持久，推动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现代性主要有三种动力来源：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以及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时空分离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将社会关系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和地域化情境中“解放”出来，脱域机制反过来使这种时空延伸成为可能。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本身包含一种不确定性，而由此产生的未预期后果渗透于连接时空的巨大跨距中。
这里感触最深的是脱域机制。吉登斯将“脱域”定义为：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社会行动由此摆脱具体的地域限制，空间得以从地点中分离。吉登斯区分了脱域机制的两种类型，其一是象征标志，其二是专家系统。前者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诸如货币、语言、权力等。后者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家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
在脱域机制的运作过程中，传统媒介和电子媒介的发展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而电子媒介的发展直接在虚拟时空中构建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社会，打造出一个个信息系统，传递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进而影响人们的决策和社会行动。以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为例，该理论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以物质场所和精神场所为界限的传播，能最大限度的传播来自整个“地球村”的信息，实现多个场景的重组与融合，打破物理空间的禁锢，拉近社会距离。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展现了一种脱域状态，即个体身处区隔化的不同场域，却能借助电子媒介及时了解另一场域在不同时段发生的一切，也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电子媒介与脱域机制如何相互作用？
一方面，电子媒介自身即为信息系统，通过文字、声音、图片、视频、音频等各种象征符号传递多样化的信息；个体共享符号系统，通过解构符码发送和接受信息，由此建立新型社会关系——从具体化的情境中抽离出来，个体行为也可能因此改变；脱域机制的发展对信息和交流结构完善的要求提上日程，因而对传播媒介的规范性要求增加，既要保证信息的多样性、及时性和有效性，还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知识往往分为经验知识和科学知识，两者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正如吉登斯所说，只有在科学知识与外行大众的各种形态的知识相分隔的情况下，科学权威才能得到保护，专家才能脱颖而出。而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创立之初，仅在小范围内为人所知，唯有电子媒介特别是互联网，才能满足专业知识在最大范围内的传播要求，扩大其影响力，反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本就能推动传播媒介的发展。
随笔2：自反性现代化背景下的阶级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根据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占有的不同，马克思将阶级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所谓无产阶级，即除却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因而为获得生活资料只能进入工厂，在大机器生产发展、劳动分工的细化和协作的要求下从事简单的流水线工作，可替代性极强，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唯一的生产条件就是劳动力。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保证了产量，但样式单一。工业主义是吉登斯谈及的现代性的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之一，在工业文明极盛时期主要表现为生产的迅速发展以及产量的提高，这个阶段的现代性是一种简单现代性；到二十世纪末，两次工业革命早已完成，市场进一步发展，消费者日益特殊化的消费要求增加，工业化道路上产生的威胁亦开始占主导地位，人类进入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性登上历史舞台。
拉什指出，自反性现代化论题的核心假设是解脱作用，或曰能动作用不断从结构中解脱出来，在生产上体现为公司生产某种特定的商品，增加所供商品的种类。要达成此目的，要求公司和工人加快创新和新产品的设计速度，同时也要求知识密集型的“设计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占更大比例，而物质的“劳动过程”只能占很小比例，这要求以自我自反性为条件。拉什还指出，自反性以非社会结构——连成一张网的全球和地方信息和交流结构网络的存在为条件。信息结构的组成首先是可供信息流动的网络化渠道，其次是信息处理能力习得发生的空间，而信息处理能力要求习得知识。这些信息结构是当代简单工人阶级的一个生存条件，通过培训和信息流的获取，工人阶级得到改良，形成新“自反性”工人阶级，从事自反性生产。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消亡后，随之而来的自反性工人阶级以三种方式与信息和交流结构相联系：作为新近个体化的消费者，作为生产信息化手段（如计算机数字控制工具）的使用者，以及作为在信息和交流结构内部起生产和消费手段作用的消费物资和生产物资（如电视机、传真机、光缆）的生产者。总而言之，自反性工人阶级为这些结构工作并使用这些结构进行工作。
除了被改良的工人阶级，拉什还提到新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新中产阶级工作于信息和交流结构的内部，主要以专家系统内的专家的身份工作，生产信息商品，而信息商品的生产也取代生产资本，成为资本积累的新的轴心原则。综上，自反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与信息和交流结构密切相关，而自反性现代性中还有第三阶级，这个阶级被根本性地排除在信息和交流结构之外，是21世纪初底层的、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的“多数社会”。拉什将自反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成为“自反性赢家”，将这个新的下层阶级称为“自反性输家”。文明社会和公共领域越来越被叠置于信息和交流结构之上，而“自反性输家”被排除在外即是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是一个“属于文明社会但却不在其中的阶级”，它的形成有三种模式。其一是工人阶级的沦落，如美国的黑人贫民区和英国的公有住房区；其二是大批的移民，他们创业于或工作于非正式的部分，如在西方大城市中经营小商店的亚洲人；第三是系统性地被排除在信息和交流结构之外的妇女。贫民和妇女可以通过某些特定的途径避免被排除在信息和交流结构之外：一种途径是通过利用相对开放的教育系统；另一条途径是通过电视，包括卫星、电缆、广播、录像机等，新的下层阶级处于信息和交流结构（特别是符号和图像交流）的接受端，获取信息和交流结构中的信息流。
马克思以对生产方式的利用为划分标准，将阶级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而拉什则发现了信息社会中阶级的新变化，以对信息方式的利用为标准，界定了自反性工人阶级、自反性中产阶级和新的下层阶级。
2021.10.22
资本的运行逻辑及其后果
打开微博会发现，五十条热搜里有一半以上都是娱乐新闻，而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少之又少。不少网友感慨，“资本又在暗箱操作了，就是为了捧xx明星，割粉丝的韭菜”。网友提到的资本像是一把推手，一头连接荧幕上的大明星，另一头连接的是观众，而收视率、点击量、粉丝应援等代表的是当今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形式，是利润和盈利额的又一呈现。那么，到底什么是资本？资本从何而来？又将通往何处？
马克思系统论述了资本的产生、发展过程，揭露了资本的本质。
一、资本的前世今生
（一）资本的缘起
资本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资本的起点是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商品和货币是什么？又从何而来？
1.商品与货币
商品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它的生产存在有赖于社会分工。这里暗含商品的二重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表明了商品的有用性，对应人的不同需要；交换价值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商品交换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分工使商品占有者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互不依赖，由此而来的商品互相对立，要想满足人的多重需要，就必须进行交换。一方面，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另一方面，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每一种商品形态各异，千差万别，交换何以可能？
商品作为一种有用物，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衡量。在商品的二重属性里，使用价值首先体现了商品质的区别，而交换价值体现的是商品量的区别。因此，要进行商品交换，就要考察商品的数量。马克思认为，商品具有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抽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的差别被抹平，全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或物化才使商品具有价值，故商品的价值量要用劳动的量来计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商品价值最终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因凝结了人类劳动而具有价值，交换商品毋宁说是交换价值，而商品共同的价值形式是货币形式，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通过货币表现出来，货币根植于商品之中。不同商品的生产消耗不同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生产出不同价值量的商品，通过比较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成为可能。随着历史过程的发展，会出现这样一种取得特权地位的商品，它反映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处于一般价值形式，成为货币商品，执行货币的职能，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此时商品的价值借这种货币商品表现为一种价格形式，货币得以脱胎于商品，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贮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A、价值尺度: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展现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商品价值作为一种观念或想象的形式，要表现出来，不需要非得把商品转化为金，而是可以用想象或观念的金。因而，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或观念的货币。
B、流通手段:商品的交换过程，也就是简单商品流通的形式表现为W-G-W。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货币并非商品占有者的目的，他仅仅借助货币形式获得所需商品，货币扮演商品流通中介的角色。
C、货币贮藏:第一、商品是一种物质财富，可以衡量商品占有者的社会财富。货币能直接转化成一般商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而货币额有限，只是有限的购买手段，因而需要货币贮藏者不断积累。第二、占有金银制成的商品，代表一种美的贮藏形式，此时金银并非作为货币旅行职能。第三、面对动荡而具有不确定性的市场，贮藏货币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
D、支付手段:由于商品生产的时间、商品的产地离市场所在地的市场不同等条件的限制，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之间并不是钱货两清的，而是产生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
E、世界货币:货币越出国内流通领域，进入世界贸易，在世界市场上执行职能。
2.货币与资本
既然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有何区别？
二者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货币在这里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商品的占有者只是为买而卖，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满足需要，获得使用价值。而商品流通的另一种形式是G-W-G，与前一种形式相反，在这一场合起中介作用的反而是商品，货币占有者是为卖而买，最终是为了获得货币，货币通过这一流通过程成为资本，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而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实际上，G-W-G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G'=G+ΔG，初始货币和终点的货币没有质的区别，但存在量上的区别，后者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这个超过原价值的增殖额也即剩余价值。因而，货币转变为资本，是因为原预付价值在流通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实现了增殖。
需要注意的是，商品价值的增殖，即剩余价值的产生不是商品流通的结果。换句话说，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是一种等价物的交换，无法增大价值，它引起的只是商品价值的形式变换，同一价值在同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经历的是商品-货币-商品的变换，价值量并未发生变化。
3.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
商品流通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剩余价值源于何处？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何以可能？
如上所述，商品的价值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商品的价值量通过劳动的量计算，因此商品价值的增殖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的扩大。货币占有者要想让转化为资本的货币价值增加，就要使消耗在相应商品中的劳动量增加，而商品交换也就是商品价值的交换是一种等价交换，未实现价值的增殖，故商品价值的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中产生，这种使用价值本身是价值的源泉，它的消费就是劳动的对象化，是价值的创造，而具有这种独特属性的商品只有劳动力。因此，货币占有者必须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也就是自由的工人。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与之相反，货币占有者，即资本家占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与工人对立。
（二）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产业资本、商人资本、生息资本
商品流通不能使价值增殖，价值增殖是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劳动过程也就是商品生产的过程，也是价值形成的过程。因此，价值增殖的整个过程都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流通只是为之做准备。这样的生产过程，也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家谋求无休止的价值增殖，追求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而在19世纪工业蓬勃发展的社会，马克思所研究的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资本主要指产业资本，资本无休止地运动其实质是产业资本的循环。产业资本的循环包括三个阶段:（1）拥有货币的资本家作为买者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一阶段的资本形态体现了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变。（2）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商品和剩余价值由此产生，这一阶段的资本形态是从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3）资本家作为卖者重新回到市场上出售已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形态从商品资本重新转化为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形态经历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变化。
需要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资本形式中，产业资本不是资本的惟一形式，它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资本的最古老形式，形成于产业资本之前，与产业资本联系密切。商人资本包括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是产业资本的买卖职能独立化的结果，其实质是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由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而来。商业资本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早出现，只需要商业批发存在就可以发展起来。它的存在与发展不仅促进了货币财产的集中，还增大了贸易范围和销售规模，使劳动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生息资本以货币被看做独立的价值额为前提，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能转化为资本，实现价值的自行增殖，获得剩余价值。货币表现为一种特殊商品，它的出售方式有别于普通商品，不是永远出让，而是贷放，在一定时间内带着利息流回。高利贷资本是生息资本的古老形式，在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货币同时随之发展时就可以存在，在古罗马时期达到顶峰。高利贷资本使地主和小生产者破产，不仅造成了大货车资本的形成和集中，还促进了劳动条件和生产者之间的分离，是产业资本形成的有利条件。
二、资本的积累与发展
马克思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运转，资本主义生产从何而来？资本积累指的是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如何实现最大化？又如何转化为资本？
（一）资本主义生产形成的条件
1.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的原始积累，自由劳动者/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
2.协作与分工
3.机器和大工业
（二）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三、资本无休止运转的后果
（一）异化
（二）贫困和人口的再生产（人口过剩）
（三）家庭结构的变迁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五）弱者的反抗——工人运动的兴起
四、讨论与反思
（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低构成的资本，可变资本占比低，不变资本占比高）
（二）异化的终结（马尔库塞）
（三）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的来临（贝克）
（四）当今社会——被资本支配的社会
未完待续......
2021.09
社会科学的归处
从本科时起，老师就开始强调要培养问题意识，要有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的敏锐度，要有透过社会现象发掘其本质的能力，而在分析问题时所应具备的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一词老生常谈，笔者一开始对它的理解是能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社会事实，自然有些狭隘。那么，社会学的想象力到底是什么？
米尔斯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在于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起对于整个社会及其组成要素的充分关照。它的任务和承诺在于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这是所有经典社会分析家的标志。
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需要区分 “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前者与个人直接相关，涉及他的切身情境，是一种私人事务，即某个人觉得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后者超出个体所置身的局部环境，涉及多种情境，乃至社会制度和结构，是一种公共事务，即公众觉得自己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而当人们找不到自己所珍视的价值，也体验不到任何威胁时，就体验到一种漠然乃至麻木，但当他们不知道自己珍视什么价值却能清楚地意识到威胁的存在时，就会体验到一种不安和焦虑，更有甚者感到不适。面对时代弥漫着的不安和漠然，社会科学家在政治和学术两个维度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当代的不安和漠然都包括哪些成分。
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朝一到三个整体方向发展，其中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偏离正轨，有失偏颇。趋势一:趋向一种历史理论。社会学关注人的整个社会生活，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系统性的，前者是因为它处理并运用过去的材料，后者是为了识别出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识别出社会生活的规律。而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一旦扭曲，就会变成诸多跨历史素材的堆砌，琐碎繁杂，也忽视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趋势二:趋向一种有关“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理论。这种理论注重在非常高的概括层次上，以相当静态和抽象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结构诸要素。歪曲下的有关人和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可能彻底舍弃历史，变成精致而乏味的形式论，核心任务就是没完没了地对各个“概念”进行拆分与重组。趋势三:趋向针对当代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而有关当代事实的研究很容易沦为罗列有关情境的一系列事实，彼此互不关联，往往也无关紧要。这些趋势各自的关注零零散散，只是为了方法而打磨方法。
事实上，社会科学中确实存在一些久而成习的偏向，或多或少体现了对以上趋向的偏离。第一种偏向是宏大理论。宏大理论强调一般化的思考层次，使其践行者逻辑上无法下降到观察层次，缺乏对真切问题的坚实把握，容易走向对概念的盲目崇拜。第二种偏向是抽象经验主义。抽象经验主义是一种社会科学风格，在研究实践中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这种研究模式属于一种认识论建构，囿于方法论上的约束，即所谓的“科学方法”严格限制了所要研究的问题。而囿于方法论上约束的人，往往不愿意谈论任何有关现代社会的事情，除非经过“统计仪式”的精致打磨，然而用统计数据得来的结果可能精确，却不一定真实。第一种偏向在对“概念”的盲目崇拜下，使人们被困于相当高的概括层次上，无法触及事实；第二种偏向使人们被囿于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方法问题上，大多数人因不熟悉认识论而把这些典范视为教条，失去研究的自主性，成为方法论的附庸。两者都讲究形式，前者晦涩难懂，后者精确而空洞。
第三种偏向是各种实用取向。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偏向于细碎散落的研究，偏向于事实性的调查，以及与此相伴的信条:多元主义立场下的多因混融观。这种取向关注社会底层，往往从“情境”的角度考虑问题，无法超越“个案”层面，忽视制度框架。随着社会的变迁，自由主义越来越不成为一种改良思潮，而是福利国家中对于各项社会服务的管理，“实用”之意发生改变，新型实用取向登上历史舞台。新型的非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下，社会科学转而关注社会顶层，社会科学家把自己的定位从学院转向科层，面向的公众从改良运动转到决策集团，研究的问题从自己的选择转为新主顾的要求，思想上的叛逆对抗趋于和缓，更加迎合行政管理的实用考虑，接受体制现状，服务于大制度大机构。
第二种偏向和第三种偏向结合形成“新社会科学”，即抽象经验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新型实用取向融为一体，由此导致科层式社会科学的发展，广泛运用于文化生活、道德生活和思想生活等领域。抽象经验主义具有一定规模，而个体的社会科学家无力承担，因此其践行要求研究机构和大笔的资金支持，而这样的研究机构是一种科层组织，容纳的是知识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家逐渐丧失个体的自主性，其研究一般是统计性的，用于行政管理的目的，体现为一种科层制气质。
以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偏向要么重视理论，要么关注方法，容易沦为方法或理论的奴仆，而无法自如地去工作，去尝试，也无法去探察世事的现状。而经典分析的社会科学家确是“方法”和“理论”的主人，是具备自觉意识的思想家，力图在同一个研究过程中统筹微观经验与宏观概念，真正聚焦于实质问题。因此，梳理问题时，既要陈述到具体情境和私人困扰，又要将这些情境置于更大的历史结构和社会结构中，说清楚这些问题蕴含的价值和面临的明显威胁，即同时关注公共议题和个人困扰，并探究情境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联，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合理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 研究人生，研究历史，研究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交织的相关问题。而对于“社会结构”的关注不局限于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等某个学科，学科之间的互动也随着各自的发展而增强，学科边界的流动性越来越高，同一问题可能涉及多个学科，因此，社会科学家的重点在于搞清楚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恪守学科边界；也要充分运用史料，关注社会结构的动态变迁，捕捉其更为长远的发展态势。那么，要如何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
第一，重新梳理档案。档案也就是一种日记、笔记、对自身经历和想法的一种记录，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写下来，还要及时分类整理，找到不同问题之间的关联。第二，以轻松嬉戏的态度对待界定各式议题的词汇和短语，释放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在字典和专业书籍里查找核心术语的同义词，了解其含义的全部范围，刺激自己精细琢磨问题的各个角度。既要学会将高层级的陈述化约得更具体，也要学会调高概括层级，由此深究相关观念的丰富意涵。第三，思考自己想到的一般性观念，并对其重新分类。分类要有明晰而系统的标准，不能仅满足于常识，而是要探寻各分类体系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为此要养成交互分类的习惯，借助图表等工具想象和构筑类型。第四，考虑极端情况，思考自身直接关注的东西的对立面，学会用比较的方法把握材料。第五，合理安排材料，整合主题和话题。
2021.4.12-5.11
《自然辩证法》
《社会达尔文主义》
《共产党宣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现代性与大屠杀》
现代性与大屠杀:理性与道德的博弈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留给世人的印象是惨绝人寰，是种族歧视的极端表现，容易忽视其内在机理。鲍曼认为，“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毋宁说，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是现代性的一种验证。
一、问题的提出:理性化的后果
韦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动，他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即目的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的或情绪的行动以及传统的行动。理性是韦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里主要是想对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做出区分。目的合理的行动和价值合理的行动实际上区分了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目的合理性行动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它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忽视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换句话说，工具合理性重视功能和效率，容易在追求功利目的的驱使下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忽视人的道德属性。而价值合理性行动关注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不计行动可能引出的后果，具有非功利性特征。两者都属于理想类型，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行动则既包括工具合理性的因素，又有价值合理性的成分。
三种社会类型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韦伯将三种纯粹的统治类型分为:卡里斯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以及法理型统治，而法理型统治可以采取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其中官僚制（科层制）是最纯粹的形式。韦伯指出，科层制是一种只追求技术效益，不受任何个性因素干扰的组织管理形式，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缺乏人情味，技术统治和专家治理是其重要表现。现代人如同资本主义大机器中的小零件，在严密组织的官僚制体系里循规蹈矩地运转，体现出理性中的非理性成分。因此，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最基本和最明显的现实就是“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也就是“理性化导致了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在韦伯看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是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个理性化和官僚制化的过程。人们普遍关注效益、效率和功能，理想、信仰等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体现了目的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萎缩。一旦目的理性过度膨胀，压倒价值理性，现代人可能陷入意义危机中，而这样的理性化会给西方社会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重要表现。
二、大屠杀何以合理化
反犹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存在，因此仅把大屠杀理解为几个世纪以来宗教、经济、文化和民族仇恨发展史上的顶峰站不住脚。那么，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是如何被公众接受？又是如何成功的？
（一）理想类型:创造一个完美社会
鲍曼认为，种族主义不同于异类恐惧症，也不同于竞争者敌意，而是设想通过切除不符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现实要素，以服务于人为社会秩序的建造，种族主义即宣称有某个人类种群无法融入这样的理性秩序之中，且无法消除或矫正已经存在着的某些缺陷，因此，种族主义会疏远这样的人群。疏远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驱逐，另一种是毁灭。
在大屠杀的例子中，德国纳粹设计了一个完美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千年德意志帝国——自由的日耳曼精神王国。日耳曼精神王国里只允许日耳曼精神的存在，而日耳曼精神是遗传或血统的特性，犹太人则没有多余的空间。犹太人扮演了异质性种群的角色，他们没有生气、反基督教和实利主义，希特勒甚至把犹太人说成是细菌、分解病菌或害虫，称发现了犹太病毒。面对这样的犹太人，无法通过教育手段教化他们，也无法通过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影响他们，因而唯一的出路就是消灭他们。为此，纳粹分子将人类生命分为有价值的生命和无价值的生命，前者指日耳曼民族，而后者则指犹太人。为了彻底消除犹太人可能对其他种族带来的破坏，希特勒以全部种族的名义，以按人种组织的全人类做贡献的名义，发动了灭绝犹太人的战争。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做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在现代社会，社会是一个花园，现代种族灭绝的发起人和管理者是园丁，而犹太人相当于杂草，杂草破坏了美丽而井然有序的花园，因而要被清除，以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更道德的、更美丽的社会。
（二）工具理性:官僚体系的作用
上文提到，种族主义对异质种群的态度是疏远，而毁灭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标准支配并因此与目的的道德评价脱节，而这种脱节是官僚体系的专长，是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产物。
劳动分工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该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在官僚体系等级中，公务员可能在不了解其指令结果的前提下发出命令，他们自身很难看见实际具有冲击性的结果，因为他们所了解到的后果被量化，可能只是一串数字，一个图表，缺乏实质性的内容，故难以做出价值判断。而具体执行任务的人有服从权威命令的义务，在权力等级中要对他的直接上级负责，再加上功能划分和任务分离，官员能看到的只是自身的行动，而忘记了该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此时手段也就成为目的，技术责任也就代替了道德责任。
官僚制寻求最佳解决方案，注重效率和降低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它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因而在官僚体系的背景下行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即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达这些对象。一方面，作为官僚机构的管理对象，犹太人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失去其独特性和主体性，被简化为零，同时也失去了道德需求和道德评价的意义，最终所面对的就是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另一方面，因为非人化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因素”，执行任务的公务员群体反而成为遭受痛苦的人，在镇压受害者的反抗中获得了自己尊严的荣誉和信念，有些比较高的道德自我评价。站在这个角度，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在忠实地履行职责的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的道德良知不受损害。
官僚体系不仅对公务员的道德评价产生了影响，还形成了出色的清理技能——清除犹太人。官僚体系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清洗德国的初期，犹太人的命运是被驱逐出境。官僚体系将对象进行精确定义，将符合定义的人进行登记并为其建立档案，进而将档案上的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接到的指令不实施于后者，最后将被隔离的群体驱逐出雅利安领土。在大屠杀阶段，希特勒清洗德国的想法被庞大的、理性的官僚化机器接手并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常规程序，清洗德国的目标逐渐被忽视，而实现目标的手段成了焦点，因此屠杀机器形成了自己的推动力:它清洗、控制的犹太人地区的工作越出色，越积极地追寻新的领地以实验它新获得的技能。在此前提下，即使目标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屠杀机器也会由于自身的惯性和动力继续运转。
如鲍曼所言，“官僚体系有执行种族灭绝行动的内在能力”。要进行这个行动，官僚体系还需与现代性的另一个创造相遇，即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更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大胆设计，以及绘制这些设计的能力和使它们运作起来的决心，两者相遇产生了大屠杀。
（三）个人理性:作为同谋的受害者
鲍曼在书里提及，“哪里有选择，哪里就有理性行动的机会”，而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德国纳粹是如何做到把犹太人的理性当做实现他们自己目标的一项资源来调动的？
德国纳粹成功地“封锁”了受害者，其实质是将受害者和其他人区隔开，这种区隔包括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区隔，最终造成一种社会隔离。身体上，纳粹划分出一个专门的犹太人区，将与犹太人相关的一切都打上标记，犹太人所能接触到的仅仅只有同属一个种群的其他犹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犹太人个体逐渐淡出其他德国人世界，“犹太人”成为活在其他人脑海里的抽象概念与范畴，或者说，仅仅作为符号而存在。精神上，纳粹精确定义犹太人，不断加强反犹宣传，只要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与其他人无涉，其他人的态度就是支持或者冷漠的。最终的结果是，德国的犹太人被彻底孤立，生活在一个没有邻里的世界，纳粹权力成为他们世界里的惟一他者。对此，作为理性的携带者，犹太人惟一能做的就是根据所预期的纳粹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由此为纳粹利用受害者达成自身的目标提供了契机。
纳粹和犹太人玩了一个生与死的游戏，即“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戏。于犹太人而言，增加逃生的机会或者限制死亡的范围既是理性行动的目标，也是衡量的标尺，继续活下去成为惟一的价值。纳粹将犹太人分为几类，官方规定了不同的各类群体的权利和被剥夺程度，激起犹太人重新分类的热情。理性原则的驱使下，生存策略的个人化导致了普遍争夺被认为有利或者有特权的角色和地位，而总是以别的受害者为代价。也有个体和群体希冀拯救能被拯救者，保护能被保护者，赦免能被赦免者，换句话说，他们是附带地与纳粹合作。以犹太委员会为例，他们被安排来负责屠杀所需要的一切准备工作，提供将遭到放逐的犹太人区居民的详细名单，在进行选择后将这些人送上通往死亡之路的火车车厢。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行为是逻辑思考和理性计算的结果，是符合道德义务的，受害者的理性由此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手中的武器。
（四）一种道德的社会学初探:社会距离与道德冷漠
在鲍曼的观点里，犹太人被非人性化以及道德压抑的失效是大屠杀形成的重要原因，故有必要讨论社会学理论中的道德观。
以涂尔干为例，他的道德观是社会学成就中的经典。那么，他的道德观何以形成？
从某种程度上讲，涂尔干道德观的形成也是法国现代性问题的产物。当时的法国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下，陷入了混乱失序状态。对此，他认为重构社会秩序的解决之道在于确立一种道德，规范性公共生活也就是要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有效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道德源于社会整合的需要。涂尔干又明确指出，群体是道德的载体，群体其实算是一个个缩小的社会，因此道德源于社会，社会是一个生产道德的工厂。在此意义上，社会在道德面前是具有绝对权威的，道德行为也极易被理解为社会对大多数人遵守的规范的顺从，与社会规范、社会纪律同义。而鲍曼认为，大屠杀的事实对涂尔干道德规范及其约束效力来源的传统解释提出了挑战。
上文提到，实施暴行的纳粹群体遵循着自己社会的道德规范，因此没有正当理由控诉他们是不道德的，而实际上受到审判的纳粹分子的行为就是不道德行为，因此道德服从社会所持的选择也就受到了挑战。鲍曼认为，社会化的进程在于操纵道德能力，而不在于生产道德能力，道德反过来受社会操纵、更改和挤压。那么，道德究竟源于何处？
鲍曼认为，道德有一个前社会来源，道德行为只有在共同存在、在“与他人相处”的背景下，也即在一种社交的背景下才得以存在。这里本应强调有人性的人自身，强调他人的主体性，但鲍曼批判一般的社会学研究只看到行动者处境与环境等概念，没有给予他人一种特殊意义，他人湮灭于情境之中。对于行动者而言，为了实现目标，他们需要尽可能地控制情境，控制住“他人”这种不确定因素，因而他们也不会赋予“他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地位。一方面，行动者任务的执行面临的也就不会是一种道德评价，而是技术评价；另一方面，行动者与他人之间的非正式人际关系转变为理性与非理性的选择关系，而道德考虑却被归为非理性因素。鲍曼还通过萨特的自我——他人关系的论述以及列维纳斯“与他人相处”的生存状况的描述指出，责任是人类主体的存在模式，道德的内容是对他人的一种优先于所有利益要求的职责，道德的最朴素的形式就是主体间关系的基本结构，不受任何非道德因素影响。
鲍曼进而指出，道德责任本质上最原始的起源在于对他人的责任，以他人的接近为基础。接近的另一面是社会距离，接近的道德属性是责任，而社会距离的道德属性则是缺乏道德联系或者是异类恐惧症。因此，大屠杀中，纳粹所做的就是生产社会距离，而现代理性社会在技术上和官僚体系上的成就成为支撑。责任的消解以及道德冲动的淡化必然包括了以身体或者精神的隔绝来代替接近，其实质是一种社会隔绝。我们已经论述过官僚体系是如何将工具理性与道德评价隔离开，说白了就是营造一种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的氛围——任务执行者的不在场，只要受害者不在施害者的视线范围内，施害者就更加心安理得，不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而多样化的现代技术和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增强了这一影响。举例来说，负责射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远距离射杀和与受害者面对面接触受到的冲击不同，近距离接触能让施害者直面结果，有可能唤醒良知，将犹太人当人看，而远距离执行任务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先进的现代化武器恰好提供了技术支持，拉大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使道德责任被技术责任所取代。
三、小结与启示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的成功归根结底是现代性的问题，深入挖掘会发现，现代社会受理性的驱使，这个理性更多是指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在现代文明（官僚制，现代技术，专家权威、专业知识等）中过度发展，超过价值理性，致使行动者将对他人的道德责任抛之脑后，解释了大屠杀中的施害者如何持续性地执行任务——屠杀犹太人，甚至以高效完成任务为荣，也解释了专业化地定义人群对德国普通民众以及犹太人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的影响——通过生产社会距离（犹太人于普通民众而言是齐美尔意义上的陌生人，是“没有民族的民族”，没有专属的民族聚居地），深层逻辑是受自我保全的个人理性的驱使。
鲍曼为读者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反思理性，大屠杀的成功因此也可以归因为理性造成的道德危机。现代性代表了一种陌生人的状态，大都市冷漠的精神状态即为典型，而人际关系也多表现为经济交换关系，社会中的个体不仅仅是在科层体系下被迫异化，还自我异化，以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财富积累，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的发生并不是偶然，值得我们警醒。现代性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便利和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诸如信任危机、道德冷漠等，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持住人的社会属性是我们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
[ 此贴被王斌书在2021-11-26 20:3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