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有闲阶级》
《货币、信用与商业》
《实践与反思》

三种不同的劳动：凡勃仑、马克思与韦伯思想对比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都离不开对“劳动”的研究。然而，不同的学者基于自身经验和立场的不同，对“劳动”的看法和性质也就不同，最终得出的观点自然也南辕北辙。本文以凡勃仑的理论为主，稍加总结马克思和韦伯的对于劳动的看法，来看待这些学者为何会有这些分歧？这些分歧是否能够有所统一呢？
一、不同的劳动观
（一）凡勃仑的劳动观：劳动是贫贱的象征
凡勃仑的著作《有闲阶级论》集中表现力他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对于“劳动”的看法。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凡勃仑并不关心“劳动”同“财富”的关系，而是更加看重“劳动”背后的心理和不平等。他认为，“劳动”是划分人与人之间的标志。人们通过“劳动”的强弱来判断彼此地位的高低，越是贫贱的人，他们越从事辛苦、肮脏、难闻、没有什么价值的体力工作；越是富贵的人，他们的工作越轻松、高雅、主要从事脑力和创造工作。从原始社会开始，不同的劳动就会创造不同的价值，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任何人都本能的不愿从事劳动，厌恶劳动，渴望成为无需痛苦劳动就能拥有自由生活的“有闲阶级”。如果他们不能依靠自身努力成为“有闲阶级”，就不得不效仿“有闲阶级”，学习他们的口音、服饰、礼仪等等，以期通过这些来改变社会对自身的评价。而社会上主要的消费也是由这种“有闲阶级”创造的。因为贫苦的劳动只能创造有限的价值，其消费是有限的。而“有闲阶级”能够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凡勃仑的这套理论同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更近了一步。桑巴特仅仅只是从“奢侈品”出发，讨论“奢侈”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凡勃仑则是进一步，讨论出了“奢侈”背后的“消费能力”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因此，凡勃仑的“有闲阶级”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有着深厚的影响：对于经济学而言，凡勃仑改变了古典经济学对“生产”的注重，更加注重“消费能力”，成为了后来凯恩斯理论的基础思想之一；在社会学方面，凡勃仑则准确把握住了人们“攀比”的心理，以及人们为了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努力的动因。这些观点在艾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戈夫曼的拟剧论中都留下了影子。
（二）马克思的劳动观：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同凡勃仑不同，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了人的“本质”，是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这种“本质”同样存在于两个维度：一是劳动是一切物质财富的基础。二是劳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劳动是马克思思想的原点之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本质是劳动效率的提升；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不断将劳动者的劳动同劳动产品相分离，并且不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劳动异化”，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来源。
（三）韦伯的劳动观：劳动是致富的工具
相较于马克思将劳动和生产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韦伯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的力量。而劳
动是这种精神力量的结果。在韦伯看来，劳动是服务于特定的文化精神，怎样的精神文化就会有怎样的劳动形式。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是自然形成的，劳动也遵循传统习惯。在新教伦理的刺激下，人将劳动视为对上帝的“天职”，从而形成了新的劳动观，劳动是服务于精神力量的。
二、不同的劳动观：时代与视角的不同
在主要介绍过凡勃仑的思想，稍加整理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后，我们发现：三者对于劳动的看法天差地别。
凡勃仑作为资产阶级，其经济思想无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被马克思批判为“庸俗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只关心如何构建“挣钱”的理论，而并不考虑经济学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凡勃仑所在的年代已经是19-20世纪之交。在这个年代，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资本主义生产逐渐进入了消费过剩的时代（最终引发了一战和二战）。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已经愈演愈烈。凡勃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由此提倡要提高人的消费能力。然而，尽管凡勃仑提倡消费的观点符合当时的时代，其作为一名资产阶级，却并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消费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为了回答为什么要“消费”，凡勃仑认为消费源于攀比，而攀比则源于阶级分化，底层劳动自然同高层劳动是不一样的，劳动也是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自然而然的提出了此类想法。
同凡勃仑所处的时代不同，马克思和韦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相较于资本主义消费阶段，整个西方国家的奢靡成风，当时的时代环境依然是一个“勤俭肯干”的时代风气。马克思和韦伯从两个视角要回答不同的问题。马克思迫切的需要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和韦伯则要回答：“资本主义的动力又是什么？”由此可见，从不同的视角回答，劳动被赋予了不同的性质。在马克思眼里，劳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来源，也是人的本质；劳动性质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而韦伯则认为，劳动的本质是一致的，只不过有些人辛勤，有些人懒惰。辛勤的人，矜矜业业勤俭的人，发展出了资本主义。那么既然劳动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人勤奋有人懒惰，那么原因是什么呢?韦伯给出了答案“精神文化”。
三、总结
由此可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角，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在资本主
义生产阶段，马克思和韦伯分别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动力这两个问题，分别阐述了不同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消费阶段，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更多的关注如何进一步发展，而不再追究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凡勃仑仅仅只在经济这一个维度展开了对“劳动”的讨论。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说谁对谁错，甚至“劳动”这个词在这三位学者口中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围绕其组建的框架也完全不同，他们都反映出了“劳动”在某一个方面的特性。
但是，尽管我们不能轻易的评判三者的对错，但是却可以比较三者思想的层次。显而易见的是，凡勃仑对于“劳动”的结论仅仅只是针对特定时代、特定条件下的才符合的，其对于劳动的态度也是不能持久的。当今世界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全球性的不平等等的问题愈演愈烈，人们迫切的需要寻找到一条新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按照凡勃仑的态度进一步走下去。而单凭思想文化的力量，也很难重新带给人新的价值。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任何精神文化，都必须依附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离开了这一现实的基础，人不可能产生出新的思想意识。人的本质依然要回归一个健康的劳动形态，通过劳动创造实现自身价值，建立健康的劳动观。或许我们就会产生出一个截然不同于凡勃仑所处时代的观念，即“平等、积极的劳动”，而非“区别、奢侈的劳动”，才能带领社会继续繁荣发展下去。
   

《经济学原理》下
《货币、信用与商业 》
《制度经济学》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德国李斯特思想总结

一、自由贸易：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
要谈李斯特，就不得不谈到以亚当斯密和萨伊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李斯特可以说全文都紧紧围绕着批判这两位的经济自由主义论点展开，甚至到了情绪激烈的程度。因此，想要理解李斯特，就必须先理解英国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贸易政策。而自由贸易政策立足于如下假设：
1.分工能够大大提高经济效率。在《国富论》，亚当斯密对用“钉子”为例，反复强调劳动分工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如果一个人只用做一道工序，每个人都是这道工序的专家。
2.私人财富等同于国家财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中，“政治”应该是为“经济”所服务的。国家的经济财富就是个人财富的总和。因此，一国的国民越富有，创造的物质财富越多，那么国家也就越富有。
3.工业、农业和商业同样重要，并且是相互独立的经济部门，彼此之间没有决定性影响。
4.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以和平和谈判的方式进行解决，无需借助武力。
在这几个假设下，英国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自由贸易”的理论。他们认为，国家就跟个人一样，也有擅长和不擅长的。有些国家，比如意大利联邦擅长商业；有些国家比如俄罗斯、波兰，农业发达；有些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工业基础强盛。在长期的自由竞争之中，国家擅长的部门会越来越有优势，不擅长的部门虽然不会发展，但是只用通过贸易实现国际贸易均衡，反而能够促进财富的增长。
比如波兰作为农业国，英国作为工业国，在自由贸易下，虽然波兰无法发展工业，英国无法发展农业，但是两国会逐渐分别在农业和工业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波兰和英国之间农业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的国际贸易是均衡的，那么总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富足，两国人民生活水平也会逐渐提高。
而正是对这套理论，李斯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全文都充满了“愤慨”之情。在他看来，英国经济学家的理论放在国内，尚有可取之处；但是在国际贸易中，可以说一文不值。
二、工业与生产力：财富的真正源泉
在李斯特看来，英国经济学家的其实是混淆了财富真正的来源。亚当斯密继承了太多重农主义的观点，将土地和劳动视为财富的源泉。但是财富真正的来源是物质的生产创造能力，李斯特认为，工业才是真正的生产能力，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和发展的基础。在李斯特看来，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相互独立是极不科学的。
首先，农业只有工业的发展才能发展。工业对农业原材料的需求，远比农业自身的消耗要大得多。在自然经济下，小农经济满足于自给自足，不会考虑如何过多的改良土地提升产量；但是工业不同，由于工业需要大量的农业原材料，这必然激发土地所有者为了获取效益，尽可能改善土地，提高生产。而工业产品反过头来又可以反哺农业，为农业提供更先进的生产工具，提高农业产量。
其次，工业也为商业创造了巨大的便利。工业使得道路交通、公共基础设施成为了可能，这无疑加剧了商业的繁荣和流转速度。
不仅如此，工业还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业需要大量接受教育的人口，提升了国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国家的科技与创新；工业的巨大生产力，使得国家的军事国防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从而能够向外扩张，拥有更多的殖民地；工业让国民拥有勤奋、节俭、吃苦耐劳的国民性格，让国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业需要大量的人口，可以充分消化农业人口，创造消费........总之，工业能够带来私人所无法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能够带动国家的所有经济部门。私人的财富必须依赖于国家整体的生产能力和政治保护，才能得到充足的发展。
三、自由贸易下的陷阱：工业能力的萎缩
李斯特基于工业生产力的作用，指出了英国经济学家的理论三大缺点：1.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它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国家利益。2.死板的唯物主义，处处只是顾到事物的单纯交换价值，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国家生产力。3.支离破碎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只是把人类想象成没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社会所有人自由进行交换。
李斯特认为，如果世界中不存在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么自由竞争还有几分道理可言，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一旦一个国家遵从了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那么其工业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工业相比较其他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时间和市场。假若对工业不加以保护，一旦遵循自由贸易原则，由于成本过高，落后的工业国就很容易被先进工业国的产品占领市场，从而使落后工业国的工业受到毁灭性打击。
李斯特举例了法国和英国的例子：在拿破仑之后，法国受英国自由贸易的影响，同英国签订了条约：法国的葡萄酒可以与英国的毛呢在两国可以自由贸易，无需关税。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这能使两国获得同等的好处；然而事实是，由于法国的毛呢工业远远落后于英国，使其无法在市场上竞争，英国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毛呢工艺，让法国长期依赖英国产品，本国毛呢工业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工人下岗，税收锐减，一片萧条；而法国的葡萄酒作为农产品，随时可以被其他国家的葡萄酒所替换。
在李斯特看来，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是赤裸裸的陷阱。他写道：“英国一向的做法是劝诱别国遵守自由贸易原则，它自己则厉行禁止制度，到那个时候他就会采取与现在完全相反的商业政策，他就不会不管外国保护制度的存在，而主动容许竞争；他就会主动把普遍实行自由贸易这一愿望暂时搁置起来，直等到别的国家不再害怕自由竞争的结果会毁灭他们自己的工业时为止”。在李斯特看来，英国就是想利用自己工业上的优势，破坏他国的工业，“想让世界各国服从它”。一旦工业受到了破坏，不仅难以再建立，同时也会带动农业效率的大大降低，甚至使其赶不上英国本身的农业。
四、关税：保护工业的必要之举
李斯特认为，自由竞争只有在国内，或者两国的工业生产力相近的情况下，才有值得考虑的空间，而欧洲各国都无法同英国的工业能力相比较。要想实现国家的富强，就必须保护本国的工业不受英国的冲击，关税就是最有用的方法。通过关税拉高英国工业品的售价，使得本国工业品不会因成本过高而无法竞争。
但是关税并不是永远存在的，一旦本国的工业产品能够同英国向抗衡，关税就需要进行调整；同时也不是所有工业部门都需要保护，应予以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即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量机械设备、为数众多知识经验丰富的工人，这些产业无法依赖于个人资本，而需要国家进行扶持。
五、德国经济的“圣经”
如果说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自由贸易经济理论是英国的“圣经”，那么彼时李斯特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毫无疑问就是德国发展的“圣经”。可以看到，日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几乎都是按照李斯特的理论，采取国家干预，保护国内工业，集中国家力量进行了工业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成就。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经济学如何标榜自身的“普适性”，或是将其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学的国家属性都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彼时的英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最强盛的工业生产能力，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发展英国的生产，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自由贸易”。而李斯特所处的德意志地区，彼时就像一个婴儿，虽然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但是国内国家尚未统一，境内关税林立，境外法国英国虎视眈眈，这不能不让李斯特心急如焚，对英国的政策提起十二分警惕。为了说明英国政策的荒谬，他采用了大量的历史实证，表示了英国自由贸易在其他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以及国家采取关税能够有效规避这一危害。
但是李斯特的理论同样只能视为德国社会的经验，决不能视为普遍的经验，尽管他标榜自己的理论是基于英国经济理论，具有普适性，但实际上仍然具有强烈的侵略色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认为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比如德国、俄国、法国需要进行关税壁垒，英国这样强大的工业国则不需要。但是像奥斯曼、印度、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同样需要采取自由贸易。他解释道，由于这些农业国完全没有工业，一旦工业国的工业品进入本国，其高额的利润就会激发本国的农业资本投入到工业上，建立起本国的工业，这个时候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关税政策了。
事后的发展我们已经知晓：东方的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农业国被迫打开国门后，跟西方列强“自由通商”，结果不仅没有在刺激下建立起民族工业，反而被掠夺了大量农业资本，整个社会国家彻底陷入衰败。李斯特对英国经济学的指责“不考虑国家”，“把世界想象成和平”等等这些，放在他对农业国的分析上，同样适用。正是由于西方经济理论天然的侵略性，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了争取独立，发展经济，认清西方帝国主义的本质，才采取了马克思的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古典自由主义”又卷土重来，背后的是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他们急切的需要“自由贸易”为自己的侵略进行辩解。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英美的产业空心化和去工业化，中国工业品充斥着西方市场，美国迫不及待的跑开了自由贸易的理论，采纳了李斯特的理论，大打“贸易战”，试图重建自己的工业体系。各种缘由，实在是妙不可言。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2.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册在读）

西斯蒙第总结
一、西斯蒙第思想的社会背景：大工业时代的降临
在阅读西斯蒙第作品后，我明显的感觉到西斯蒙第同亚当斯密等早期政治经济学家有所不同。如果说亚当斯密是“万物竞发，勃勃生机，如在眼前”，那么西斯蒙第就是“左右为难，前人所难”。“别扭”和“拧巴”是我对西斯蒙第的直观感觉，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异呢？我特意去查了一下亚当斯密、西斯蒙第和马克思的生卒年份。亚当斯密，1723—1790，当时欧洲正值工业革命，整个社会都处在打破旧制度的革命边缘。西斯蒙第1773～1842，当时工业革命业逐渐完成，市场开始出现集中趋势。马克思1818－1883，工业生产已经成为西欧社会的主流，欧洲国家开始对内剥削，对外扩张。由此可以看见，这三个人分别处于资本主义的开创期、发展期、矛盾期，因此相比于亚当斯的“万物竞发”和马克思的“万物齐喑”，西斯蒙第就像是一个左右为难的人，既看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壮大，又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危机，而他解决的办法依然左右为难，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二、西斯蒙第的思想特点
不同于早期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病，提出来了经济发展并不是为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为了让人们感受到享受和快乐。不是让少数人占据了财富，而是让大多数人都能因为财富感到由衷的幸福。相比于萨伊和亚当斯密大力鼓吹物质财富的增加，仿佛世界市场是无穷无尽的，西斯蒙第则根据现实指出，市场所能消费的物质财富并不是无穷无尽，而是有限的。少数富人的穷奢极欲只是有限的，如果社会生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这些财富就很难被消费，货币也无法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不能被消费的商品决不能称之为“财富”，而只能被丢弃。这个时候，决定社会财富数量的，并不是“生产”，而是“消费”，只有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了收入，消费了物品，劳动力才能源源不断生产，从而创造更大的财富。
可以说，西斯蒙第所有的论证逻辑都是围绕这样一个链条来的：生产的物质产品—被广大人民所消费—社会中普遍感觉到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幸福—出生更多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新的领域和生产力得到开发—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被更多的人消费......按照西斯蒙第自己的说法就是，这就是一个循环不断地链条，链条中的每个齿轮都要相互配合，经济才能健康发展。如果链条断了，就会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西斯蒙第基于这一逻辑，对经济现象的一切分析，都立足于“均衡下的增长”，强调经济一定要保证均衡，反对专权，保证经济成果要惠及普罗大众。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1.生产力要跟消费水平相挂钩，最典型的就是生产力的提高，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固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如果新技术带来了大量失业人口，而这些人口有没有其他领域可以去，他们就只能沦为赤贫的无收入者，也无法繁衍后代提供更多的劳动力，社会也就少了一大批消费者，那样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没有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反而孕育出了贫困和动乱。
2.货币跟纸币、票据的比例要匹配。货币代表着的是实物的价值，而纸币、票据本身没有价值，它是政府、企业银行的信用。货币的缺点在于，损耗大、运费大、成本高，纸币、票据的优点在于流转快，方便，供应无限。在过去，市场上有多少商品流转，就需要多少货币；但是现在，原来的货币可以被取代，那么以前一份商品的流转就可以变为两份商品在流转。
尽管纸币和票据有这样的好处，但是它本质上是政府和企业银行的信誉；如果这份信誉不能保障，或者发行主体滥用这份信誉，那么一旦出现信誉危机，所有人纷纷挤兑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危机。可以说，西斯蒙第这里已经触碰到了金融危机的本质，因此他认为，要保证货币和纸币都要流通在市场，起到相互稳定的作用。
3.人口是跟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西斯蒙第批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观点，认为人是有意识、有能力控制人口数量的，并不会被物质财富所限制。西斯蒙第说，如果人口真的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以指数级增长，这在历史上从没有得到验证，反而是动物和植物的繁衍水平是这样的。当经济发展水平较快时，人们对未来有预期，也能够得到充沛的物质供养，那么人口必然上涨；反之亦然。
4.资本的数量要保证相应的平衡。如果资本过多，那么资本和利润率就会下降，资本家就必须克扣工人工资，大量工人就会失去工作，那么社会经济就会下滑；如果资本过少，那么资本利润率就会上涨，利息也会上涨，但是劳动供给跟不上，工资就会涨价，人们就会预期生产更多子女，这反而又会造成劳动力过剩。
这里只列出几个印象深刻的观点，西斯蒙第几乎所有的论证都是如此，带有鲜明的“辩证”点。可以说，西斯蒙第已经充分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绝不是亚当斯密和萨伊所讴歌的那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三、西斯蒙第的解决方案
那么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西斯蒙第认为，是由于人的“贪欲”所造成的。这里以他分析的一个经济现象为例：永久继承权。
在他看来，永久继承权是是贪欲的体现。那些贵族希望将财富永远的传承下去，因此立下了地契和托管人，让自己的子女永远不能出卖土地。政府的要员们为了维护这些贵族的利益，而不是市场大众的利益，确定了这一荒唐的法令。但是事实上，永久继承权反而加速了贵族门庭的衰落。贵族的子女往往没有学到父辈挣取财富的手段，而是学到了父辈的奢靡与荒淫。一块地必须要经过大量成本的投入和开发，才能够获取满意的效益。而这些后代们只想着如何得到现钱，丝毫不考虑长久的投资。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荒淫的贵族急于卖出土地，继续奢侈的消费，市场也急需良好的土地进行开发，但是由于永久继承权的存在，土地不能卖出，一片片良田最后杂草丛生，这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那么如何规范这一问题呢？西斯蒙第认为，单靠人是无法改变的，每个人都有贪欲，都希望过着比他人强的奢侈生活。因此这种市场的无序必须要由政府来管控。西斯蒙第表示，相较于萨伊和亚当斯密追捧的自由贸易，他认为政府管控是极为必要的，必不可少的。只不过政府要么只看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大贵族、大资本家，将少数人的利益当成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要么就是极为短视，只追求短期的效益，而忽视了长期的效益，因此政府必须要站在全体人民的角度，由专业的、谨慎的经济专家来制订经济政策。
而政府调控的方式也有不同。一种就是前面提到的，取消“永久继承权”这样荒唐的法令，制订更有效的法律；其次就是赋税。西斯蒙第对于赋税调节经济的看法非常重视：他认为，税收对于生产和消费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他继承了亚当斯密，认为税收作为国家公共品的支撑，能够为商业提供基本的外部环境。其次，税收对商业资本有着调控作用。他区分了征税对象，也就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如果征收对象是“资本”，那么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必然减少，就会影响生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对“资本”进行征税的。“收入”只是个人开销，不进行再生产，因此征税对象是“收入”。最后，应该对富有的人多征，对贫困的无产者少征或者不征，贫困者的收入全部都用于必要的生活用品，对他们多征税只能是变相的劫富济贫。因此税率应该进行累进征税。
四、西斯蒙第的思想点评：“浪漫”的思想不会有浪漫的结果
初看上去，西斯蒙第的理论言之有理，逻辑严谨，并且充满了人文关怀，极具浪漫性。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缺陷，并且意识到这些矛盾和缺陷的关键在于普通百姓，因此他不断的大声疾呼，希望在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中找到一条平衡之路，他的理论也曾名噪一时。
然而现实就是，他的种种理想化的举措，却并不能改变什么，他关注的工人农民不仅没有更好的改善生活条件，反而愈发艰苦，他追求经济发展的平衡，也完全没有实现。他希望政府能够进行不偏不倚的对社会的管理，而政府却始终服务于大资产阶级。
这里的原因在于，西斯蒙第对于经济的看法，始终只停留在“经济”这一个层面，他希望用纯粹的经济方案来解决经济问题，但是他分析的社会早已超出了经济的范畴。他对于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基于经济学前提的立场。例如他表示“等价交换”就是不言自明的原则，“交易自由”也是不言自明的经济学原则，但是这些经济学原则怎么来的，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他理想的政府，应该是通过制度和税收手段调节国民经济，但是政府的组成是怎样的，政府代表的人的利益又是怎样的，他没有考虑，也无法考虑那么深。因此必然的，他想用纯粹的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也只能得到不浪漫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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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论》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国富论》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论美国的民主》
《政治经济学概论》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分野：经济学经典入门浅谈
一、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是同根同源又截然不同的学科
在本科读经济学的时候，第二学期我们微观经济学老师有一句玩笑：“同学们现在你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上学期的‘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一切概念内容全部忘掉，否则肯定不及格，当然政治经济学老师也是这么要求的。”政治经济学当然主要讲马克思，讲述资本运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经济学的学习全篇围绕供需和生产要素，首当其冲就必然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由于本科的学习只涉及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概念和逻辑，并不强调知识演化历史，加上国内西方经济学普遍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忽视，长期以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对我而言就像一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一样，以一己之力代表了“政治经济学”，而亚当斯密也只剩下了“理性人”，是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和亚当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劳动还是供需、价值还是价格，就是两套独立的体系，两者水火不容，阶级对立。
然而直到我这个月系统的阅读了亚当斯密、威廉配第、李嘉图、萨伊这四位的著作，加上之前的《资本论》，才让我重新认识到了经济学不是相互独立，而是有着漫长的演化历史，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局面。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固然是完全独立的学科，但是他们却是“一根藤上七朵花”，同根同源，都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绝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以一己之力独创了整个政治经济学。而伴随着各自的立场，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最终让他们分道扬镳。
二、经济学的首要概念
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要高效调动市场的生产和分配，充分实现最大收益；在政治经济学看来，则是要最大的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对于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概念是什么，恐怕二者都不会怀疑，就是“价值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先确定这个概念？因为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商品之间交换的标准是什么，这是现代经济学必须解释的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之前，人们自给自足，交换有限，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伴随着西方商品社会日益发展繁盛，人们自发的采用金银进行交换，货物与货物之间已经自然的存在不同的交换比例。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原本毫不相关的货物不彼此能够进行交换呢？只有“价值”这个概念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商品有价值，价值才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商品之间才能进行比较。社会学的小伙伴熟读《资本论》，必然会毫不犹豫的认为“价值”就是“劳动”。但是这只是我们先入为主的概念；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批守旧的经济学者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工业生产只不过对原材料的形态和功效进行了加工，因此土地的价值才是商品价值。这批人就是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很显然，“重农学派”是经济学中的“礼乐制度”。伴随着封建关系的“礼乐崩坏”，重农学派是不能回答18世纪西方剧烈的社会变化的，于是围绕“价值”，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给出了新的答案。
三、不同的“价值”
威廉配第是第一个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人。随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亚当斯密将商品的价值区分为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极大地贡献。亚当斯密认为，商品是有用，所以能够被交换，商品的首要属性是有用性，所以具有使用价值。但是有用，也就是“效用”是不能作为衡量标准的，亚当斯提出了“水和钻石”的对比。水有用，但是没有价值，也不能被交换，钻石没有用，但是却非常之前。
既然效用不能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那么什么是无差别的、普世的、所有商品都必不可少而又有区别的衡量物呢？很自然的，亚当斯提出了“劳动”。有且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创造商品。如果没有劳动，任何商品都不可能存在，也无法被交换。劳动是物质产生的唯一源泉。
当时与此同时，亚当斯密又分析了商品生产的要素，即劳动、土地、资本，因此商品的价格必然包含工资、地租和利润。他认为，无论是有形的商品还是无形的服务，只要是交换产品，都必须包含这三个部分。这样一来，亚当斯密的论述就存在两套“价值体系”：一是劳动价值论，因为商品是劳动塑造的，由于不同的商品包含着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效率是不同的，因此商品是可以比较和交换的。所以国家要想富裕，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平均劳动时间，将资本投入到实体工业领域，这样国家就能生产出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国家就能够日益繁荣。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品蕴含地租、工资、利润，因此国家要想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就必须考虑成本和生产效率，要让商人有利可图，在市场上获得最大的收益，要能够使这三者成本尽可能降低，并加快商品的流转。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这两套价值理论可以相安无事。无论是国内生产还是国际贸易，这两套理论都就有说服力，都能帮助国家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国家的繁荣，最后的结论都指向了亚当斯密对于国家的要求：推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但是对于后人而言，就成了天大的麻烦。亚当斯并没有充分解释“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商品不可能既是劳动决定又不由劳动唯一决定，这显然存在矛盾。亚当斯主要分析的是宏观国家问题，一旦这种问题落实到微观的社会交换，就会无法解释。
正是如此，后来的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阐述这一前提。我们知道，马克思《资本论》开篇就是通过分工和货币，阐述“劳动价值论”，否定了“要素价值论”。而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肯定了“要素价值论”，并发展了“效用价值论”
四、萨伊的“要素论”和“效用论”
至此，我们已经初步的看到，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分道扬镳，就在于对“价值”到底取决于什么。那么萨伊又是怎么思考的呢？
同《资本论》一样，萨伊也首先讨论“商品的价值”。他否定了“劳动价值论”，确立了“要素价值论”。萨伊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取决于地球，劳动只不过是借助了不同的工具，改变了地球物质的形态，因此劳动只是生产环节必要的一环，但不是生产产品的唯一源泉。萨伊从这一点出发，否认了亚当的劳动论，并发扬他了“要素论”，也就是生产必须依赖土地、劳动和资本，产品的价格也必须考虑地租、工资和利润。
而在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以后，“效用论”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了。我们回顾一下《资本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后，认为生产就是为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而“要素论”掩盖了资本主义运转和剥削关系之后，资本家生产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消费”，而商品之所以能够被“消费”，是因为他有“效用”。如果一个商品没有了效用，那么不管要素投入多少，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并实现扩大再生产；萨伊则从要素价值论出发，认为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并卖出商品，以获取最大的利润。基于生产和消费的“要素论”和“效用论”，西方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们不妨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艺术，来说明萨伊和马克思之间的分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所带来的物质生产，构成了社会财富的源泉。资本家通过劳动的剩余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人们只有物质财富丰富了，发展了，才会有艺术，娱乐，而艺术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但是在萨伊看来，艺术，服务业的兴起是因为他们有市场需求，有“效用”。因为服务和艺术能够更好的促进生产。萨伊表示：艺术能够给人带来喜悦，能够让人感觉到欢愉，这样一来无疑是能够帮助他更好的从事生产工作，是有人需要的。只要需要，他就是物质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而艺术的成本，同样包括土地、劳动、利润这几个要素。
所以，我们很难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看到对于服务业的考察：在马克思理论中，艺术或者服务业这样的劳动，并不能用于物质的再生产，他只是作为一种人际关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但是在萨伊这里，市场只要有需求，就有生产。经济关系并不完全是物质财富生产。基于这两种差异，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马克思和萨伊甚至连队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看法都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的运转必然会带来相对生产过剩，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萨伊则认为，资本家是根据当前生产和消费关系进行的，资本家如果生产过多或者过少都会导致利益的受损，因此生产和需求不存在矛盾，在市场中自发的调解下资本主义不存在生产过剩危机，也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
五、“庸俗经济学？”“物质决定论”
我们怎么看待萨伊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萨伊开启了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的先河。萨伊的“要素论”和“效用论”，是用单纯的经济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资产阶级谋取私利的“圣经”。事实也确实如此，萨伊基于土地、资本、劳动在价格中的构成分析“三位一体分配法”，时至今日依旧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面的根本原则。西方经济学学者和商人都必须要考虑商品的成本，考虑如何提高商品流转的效率。但是对于现代经济中愈演愈烈阶级矛盾视而不见。
相对应的，马克思在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立的概念时，在《资本论》里只着重分析物质生产和物质财富的价格，却并没有向萨伊那样对无形的“生产关系”价格构成进行分析，这也导致了时至今日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批评停留在“物质决定论”的维度。
现代经济学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开始，以不同的角度被分为了两派：一派是李嘉图、马克思在继续坚持劳动价值论方面，将经济与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将经济关系视为社会关系延续的政治经济学；而另一派则是萨伊开始，继续要素价值论，坚持把经济学视为脱离于社会的独立部门，经过后来不断发展，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而逐渐演化的西方经济学。这两种观点的斗争甚至不再局限于学术经济领域，而是延伸到了社会、政治、国家斗争领域，一部经济学史，甚至可以看成半部现代社会发展史。而这一切的起源，就源于李嘉图和萨伊。抛开阶级和政治立场，为什么萨伊放弃了劳动价值论？
六、“富人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
这个问题，萨伊在一开始就进行了阐释。在萨伊看来,经济学效仿的对象是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的特性就在于客观性、普适性、可操作性。萨伊表示：经济学不应当作为一种纯理论，不应当把经济学与政治社会关系扯上关系，而应该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技术，一门如同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衡量、可以操作、可以实用的科学。换句话说，经济学应当是与社会相对应的一个独立部门，而不是社会权力的延续。在萨伊看来，任何政治与社会力量对经济的干预，都必然导致市场违背经济规律，最终导致了结果事与愿违。
如此以来，萨伊的观点立场便不难理解了。相比较要素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必然要考虑政治权力关系，而政治与权力很难进行定量研究，只能用以分析性质。而要素价值论中，工资、地租和利润，则非常容易通过货币加以衡量，推导出明确的数字关系和模型。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彻底的用数学模型所替代，人们对于社会的判断完全定义为数字的判断，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
因此，我们很难从阶级的立场上，批判萨伊的观点。在人文社科发展的早期阶段，始终有两股思潮不断交叉影响着学者们的立场：一类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家门蕴含的思辨与人文主义传统，一类是理性主义运动兴起自然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理性主义客观主义传统，这在社会学中同样也是有所体现的。“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争论，是经济学发展早期阶段对经济现象视角的不同，从而演化出来的两条不同的经济学路线，我们不必轻易地下结论“谁对谁错”。只不过，原本的学说与权力相结合，最终演变为了意识形态之争，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说，萨伊是“富人经济学”，马克思是“穷人经济学”，这是一个非常形象和贴切的说法，而伴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这之间的分歧与冲突能够更好地解决，还要拭目以待。

一如既往地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