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五月份 所读书目：《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
《制度之外》 鲁哲
《民主的细节》 刘瑜
《民主四讲》 王绍光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赵鼎新
因为从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当中获得了较多的信息量，可能也因为属于经验研究的书，所以读起来很有兴致，也比较有感觉，简单的说明一下这本书中作者的一些看法。
这本书中，作者的出发点避开了宏观的传统伦理下的家庭模式研究，或者中国家庭的公共层面，例如经济、政治、法律等层面，而是从家庭内部出发，探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个人的观念、态度等发生的改变。当然，即使把观察视角放到微观的家庭内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所在的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
作者主要从农村青年的择偶观、爱情观及表达方式、家庭关系的结构变化、私人空间的隐私权、家庭财产分割及彩礼、老年人的生活、生育变化等几个大的方面来研究的，通过作者自身的差不多10年的田野跟踪调查得出的经验研究。
从60年代开始，农村青年已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父母包办婚姻的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50年代新婚姻法的正式施行，他们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榜样来反对父母为自己包办的婚姻，并通过各种手段来争取自己想要的婚姻，这些手段包括私奔。婚前孕等方式，而到了80年代、90年代，青年人的自主权更是持续增长，同时包办婚姻逐渐减少。随着青年在婚姻方面自主权的增加，婚前性行为的开放态度自然也就而变成了一种相伴而生的产物。在80年代，性关系发生在未婚青年之间已逐渐被看做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对于青年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由于是女子，她们可以在和之前的男友发生性关系之后，继续坦然的再交男朋友，并不认为这是阻碍她们的因素，至于发生在订婚的青年之间就和发生在夫妻之间一样正常。
在爱情方面的态度，自然不能离开对理想的配偶的看法。父母和子女之间对理想配偶的看法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也是青年人开始反抗“父母之命”，独立争取自己婚姻的重要原因。父母一代看重的是一个人“老实”的成分，因为在父母生活的年代，“老实”被看做是评价一个人重要的因素，因为在熟人的交际圈内，老实人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大大降低交易的成本，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影响，青年一代看重的是一个人是不是能挣钱，而老实却是意味着不会说话，不够灵活，容易吃亏。女子看重不再是一个男人有多老实，力气有多大，而是更加欣赏那些显得圆滑的精明的人；至于男子，也不再看重一个女人能够在家庭中承担的家务或者农业劳动，他们开始选择那些会打扮的女人。
青年人自主权的增加和父母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是作者想要在这本书中突出的主题。这种家庭关系的结构变化，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前面提到的对理想配偶的看法，社会的巨大变迁使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不再是“老实”，而是足够灵活，懂得处理人际关系。无疑从这方面来讲，青年一代比父母更加具有优势，和外人打交道，给干部送礼等父母不得不让贤于自己的子女。还有就是妻子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使青年一代更倾向于生活在核心家庭之中，而不愿意与父母共同生活和打交道，妻子地位的上升一个客观的因素就是离婚成本的上升，使很多农村青年不愿意承担离婚的成本，还有就是妻子在家庭中发挥的作用无足轻重，给家庭中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尤其是男子外出打工的家庭，妻子更是忙里忙外。老年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导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老年人的赡养问题，之前我以为老年人在家庭中受到虐待只是绝对的个案，但是作者在书中用实际调查和统计数据告诉我，这种现象在农村，至少是调查的地点下岬村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而受虐待导致的极端现象老年人自杀情况更是呈增加的趋势。在分析这种老年人受虐待情况产生的原因时，作者几方面的视角分析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种情况的产生和升温，在宏观上，国家是脱不了干系的。国家为了确立自己“国家为大”的观念，对于传统文化是批判利用的。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孝道，国家一方面鼓励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优良美德，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予以批判，开始提倡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父母为尊，在实际的做法上就是，即使有青年不愿意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相关部门的避重就轻的态度并不能拯救老年人的命运。再者，我们知道，农村社区的舆论文化对于村民行为的约束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差序格局”的乡土文化所发挥的功效。但是作者一直强调的青年隐私权和独立自主权的意识的上升，以及人们对隐私权的尊重，使得以前的公共舆论能够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熟人社会”变成了“七家不知八家事”的“半熟人社会”，另外，传统祭祀仪式的衰落，使得祖宗会给与惩罚的这种明确的意识也开始模糊化，以至最后不再具有震慑作用，父母的身份也不再神圣化。
到80年代、90年代，下岬人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家庭开始出生了独立子女的现象，甚至是独女现象。当然，这一趋势所形成的就是下岬的生育记录也就越来越完美，因为超生现象越来越少，年轻夫妇们开始按照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调整自己的生育计划。这一好的趋势在某些程度上不得不说是得益于有着双刃剑作用的“传统观念”的衰落。“养儿防老”的观念由于老年人受虐待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多子女的家庭还会甚于独生子女家庭，已经由之前的根深蒂固变得遭到质疑，所以更多的年轻夫妇不再依靠多生孩子来为自己的老年提供保障。另外，抚育孩子所花费的成本越来越大，使年轻夫妇也不得不去理智的考虑经济成本问题。开始更多的重视生活质量和生活素质的提高的年轻夫妇，学会了为自己的生活留下资本，这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相对于传统的一味的将金钱投资于生孩子和交罚款的循环，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年青一代个性的发展，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封建束缚，比如说摆脱了父母包办婚姻的命运，开始独立自主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青年一代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尤其是妻子的地位，使得年轻妇女不再受制于大家族中不平等的家庭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作者也看到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蔓延到中国，并没有与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完美的结合，产生一种中和的状态，而是年轻人在追求个人权利的过程中产生了畸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并没有带动起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和对个人义务的履行，比如说结婚时对父母彩礼的要求和婚后对老年人的虐待。作者把这种个人的极端自我中心化归咎于国家所推行的家庭革命。国家通过摧毁传统地方权力的方式使家庭的私人化的以实现。80年代开始，公共生活衰落，传统的乡村社区模式解体，国家将原有的传统的集体状态打碎为原子化的个人单位，国家政权深入到乡村社内部，即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原有的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生活衰落，而新的政治公共生活农民也无法参与其中，最后只好把目光局限于自身，这种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的断裂和矛盾也就导致了个人难以在个人权利和公共义务之间取得平衡。在传统的社会主义道德观解题之际，市场经济的影响、信息的流动又无时无刻不在侵入和影响着乡村社区，电视等媒体上宣扬的消费主义，以及外出打工者带回来的城市文化进一步催生了转型时期道德和义务在个人权利成长的同时出现的真空。
作者从确定研究视角到收集资料的过程，对我而言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这本书提供了很多的可能被他人忽视的信息量，书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值得再探讨、再研究，我一方面庆幸自己的“坐享其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提醒自己，当一名学者实属不易，当从现在做起。
已读书目 《文化权利与国家》 杜赞奇
《黄河边的中国》 曹锦清
《中国绅士》 费孝通
《西方社会学理论》 张小山
《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
《被围困的社会》 鲍曼
在读： 《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
“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起因是国家政府对乡村地区赋税的大量征收。在19世纪末之前的时间，国家对乡村地区赋税的征收主要依靠乡村领袖，这类领袖往往是当地民众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乡村领袖往往起着平衡上层国家政权和下层民众的重要地位，他们自愿组织起来完成国家指派的任务。这类税收方式被作者称为“保护型经纪”，而之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为支付列强的巨额赔款和用于政权建设，国家开始增加了赋税，而这也就给各级政府征收税收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同时急剧增长的税收数量也给农民带来了较重的负担，导致国家与下层民众的矛盾出现。而在征收赋税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乡村领袖在这个时候的角色亦开始发生变化，在文化网络的体系中，出任乡村领袖往往是由于威望、社会地位和本着向大众负责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因为追求经济利益，在国家政权与下层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乡村领袖的立场毋庸置疑是站在民众的角度的。在国家政权要求的征收大量税收的这一任务下，乡村领袖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需要完成国家交付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不能违背民众的意愿，不能在当地的乡村社区失去自己的威望。他们征收赋税的过程往往是直接损害了乡民与领袖的和谐关系，同时也导致了国家的任务不能迅速而有效地完成。这个时候，与“保护型经纪”相对的另一种模式“盈利型经纪”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将国家政权延伸到下层乡村地区，依靠国家政权模式下的知县和衙役征收赋税这一方法对于完成任务往往是快速见效的，因为他们执行这一任务的优势便是他们不用像乡村领袖一样顾及民众的心声和自己与民众的关系，但是这一现象也同时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国家征收赋税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也在威胁着国家政权。因为执行任务的地方衙役在最初是没有划入国家的正规化政权体系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国家提供的固定的薪金和俸禄，也不能受到国家政权严格的监督，那么在赋税征收和报解过程中的贪污中报，从百姓身上收受礼物便在所难免。
在国家下层权力机构与乡村精英对乡村地区控制权争夺的过程当中，无疑是下层权力机构占据了上风，这导致了代表社区利益的乡村精英纷纷下台。而未能将盈利型经纪，即县以下的区乡行政官员官僚化始终是国家在19世纪末期在进行国家政权建设时举措的重大失误。而这一失误的转型直到日本入侵建立大乡制以后才大体完成，但是却未能彻底淘汰盈利型经纪，国家政权在这个时候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官僚化半官僚化雇员丛生，财政需求增大；另一方面是这些官员贪污中饱不断，而国家却无力控制。在乡村当中中担任公职的不再是具备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权威代表，而是变成了与政府有关系的贪求名利的政客手中，村中正直之人退位，而地痞流氓充斥于乡村政权，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大。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网络体系和旧有的价值权威，也就导致了下层民众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政权的合法化遭到质疑而不得人心。
下层民众在一个政权取得合法地位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看到了这一点，共产党在建立合法政权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看重宏观层面上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封建主义，而是他能够了解民间疾苦并且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赋费负担，从而调动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但是在国家政权稳定以后，作者所陈述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避免，现在处于国家与村民之间的乡村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盈利型经纪”的角色，他们所收取的费用超出国家的要求和范围之外，而这些额外收入自然是装入这些乡村干部的腰包，他们一手“拥护国家领导”，“为村民服务”的旗帜，一手却在通过不合理手段从村民手中争取钱财，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行政主导的体制限制，这种现象的腐败很难受到监督，自然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而如何使国家下层政权合理化和民主化也是当前中国体制需要重视的重大问题。
在书中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之前的较长时间内，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网络都是国家在推行自己政权合理化过程中的重要依靠力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乡村精英的支持，就如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多次强调的，一个乡村社区的富裕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该社区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利用传统文化价值的突出表现是宗教体系，或者说，是宗教迷信。官僚体系常利用民众所景仰的“鬼神”来装饰自己，使自己本身与民众的信仰相契合，从而使国家政权与乡村社区发生联系，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也曾提到，官员们通过参与领导祭祀活动来充分表现自己的领导才能和与民众的亲密关系，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在华北地区极为受到尊重的关帝，关羽这一凡人在往后的发展中逐渐被视作了无所不能的神，而他的既能保护国家又能关照百姓的这一伟大能力以及忠心爱国的形象无疑使得下层民众通过关帝这一中介在某种程度上自愿服从着国家的命令，但是“盈利型经纪”的逐渐伸入直接影响到了民众的切身利益，也导致了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发生破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之间的问题一直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传统文化网络及价值观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可能不与现代化的要求相契合，但是通过传统文化价值观来实现国家政权的影响力和国家政权的合法化却是始终不该被忽视的问题。如何使国家与乡村拥有一个合理的沟通渠道和协调的沟通关系最终也是要归于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继承与创新这一大的主题上去的。
读了关于农村研究的书，我才发现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多么的重要，自己身在农村，长在农村，自认为对农村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但是事实是，有很多的事实和情况我从来没有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去观察、去思考过，所以读书的时候对我来说，最可悲的事情时我连恍然大悟的感觉都没有，想来，还是自己的积累少了，思考少了，这也不断激励着自己即使身边的东西，也常常有着研究的价值，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
最新读书：
《发现社会之旅》，
《社会分工论》
《自反性现代化》（未完）
在继《自杀论》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两本著作之后，再读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已不知不觉的脱了半个月之久的战线，等终于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不是那种像接受完洗礼一样神清气爽茅塞顿开的感觉，更多的是终于读完了如释重负的轻松，想来真是惭愧至极。当再把这本外表很是沧桑的书拿在手里再回首的时候，真的并非一件不痛苦的事，但这本的好我却又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它，实不忍心就这样放下。
这本书的结构就像作者所着重论述的有机社会一样，一层一层的往下论证，互相依赖，密不可分。一个不认真就要追回去很远，才能搞懂作者再说什么，同时也更能深刻的感受到作者思维的广博和深远，不可企及，只好略挑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二。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是本书的两个核心概念，在比较中论述更能凸显这两种社会形态各自的特点。机械团结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相似性的基础之上，社会成员直接依赖整个社会，并在压制性制裁的条件和保障下，形成一种共同信仰和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当一种行为触碰或侵犯到这种既已形成的共同信仰的时候，那就必然会受到压制性制裁的惩罚。这种惩罚是为集体情感而服务的，所以对犯罪的严重程度的界定也是依据对集体意识的侵犯程度，而非现在所依据的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原始宗教中任何不同程度的违反规定的行为，都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不唱赞歌，弄灭圣火，在现在看来只是皮毛之事，但在宗教统治的社会里，不允许任何触犯人们共同信仰的行为出现。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本书里，作者说道集体仪式可以加强社会团结，而在这本书中，作者把犯罪行为也归为了一种集体仪式，当在审判这种对共同信仰大逆不道的行为的时候，无疑我们更加强了自己对所属群体的认同。这种说法无疑会被看作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积极评价，难服众口，但是仔细想想作者的观点也并非不无道理，当某个社会丑闻在网络上不胫而走的时候，大家竞相跟帖，对这种行为加以指责，放到更小的范围之内，相信每个人都曾有过类似的体会。和自己的同学朋友聊聊刚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中发现和自己的想法相同或相似的人，不也正好可以加强这个小范围的团结度吗？
机械团结的社会有共同信仰和集体情感，但是这种形式是一种极端的社会形态，个人意识几乎完全被淹没，个性被抑制，人与人之间的意识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只能单纯的追随群体的意志，当任何与集体情感不相符合的想法或行为出现的时候，都只能遭到压迫性制裁的遏制。这种形态类似于勒庞的《乌合之众》里所讲述的群体，在群体当中忽略了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始终追随大众的步伐。二者的不同在于，机械团结社会里的这种现象更强调是靠外在的压制强迫实现的。共同信仰神圣不可侵犯，但凡违反者必遭惩罚来做警示，这样的社会看似更容易发生团结，不会有破坏者出现，但是靠外在压制实现的团结是不可能长久的，当首领过于专制，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个人的理想和漂泊的心也逐渐膨胀起来的时候，这样的团结显得非常脆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整个社会链条的断裂并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是相似的，个人之间并不互相依赖，脱离了社会他也是一个能够正常生活的整体。
相对于机械团结，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作者提倡的有机团结，这种形态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建立在个人异质性的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各有千秋，并不需要完全服从于整个社会的具体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并且死板到任何违背集体意识都会遭到严重惩罚的规定，每个人的意识得到发展，个性得到解放，神圣的社会规范不再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具有人性化的恢复性制裁代替了压制性制裁，即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恢复到破坏之前，不一定再受到额外的惩罚。社会分工下的有机团结就像一个有机体的各个器官，各司其职，但又互相依赖，缺少任何一个，整个有机体就无法正常运转，器官本身也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个人越是专门化，越是具体化，他就越能成为他自己本身，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充分发挥其所长，在自己的领域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个人意识的增长，共同意识的减弱，并不等同于社会的涣散程度增加，相反，每个人都要遵守自己职业团体的规范和习惯，这种规范的强度虽然远不如压制性制裁，但是一旦它发挥作用，个人的损失便很是突出。因为个人的生活，价值和地位都是在这种分工中得到实现的。这样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无疑是使多数人得利的，因为个人的地位不再依赖于与首领和长老的亲疏远近关系，而是看自己在分工中所发挥的功能。这样的一种进步，让我想到了中国的世袭制和科举制，从世袭到科举，不得不说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它使无数普通人实现了当时的大梦想，并使小人物的能力得到彰显，虽然后来科举制的废除也显示了这个制度本身的弊端，但是它却是截止到当时那个时代为止，最为优越的选拔制度，一如我们现在常被骂的狗血淋头的高考和民主制度。分工在呈现着自己高级社会形态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在暴露着自己的弊端，但是这并不影响作者的赞许和期待。
分工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其优点和弊端自然会同时呈现出来。社会分工能够使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互不冲突，形成一种团结，但这毕竟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有机体的一些方面，冲突是无法调和的，这样的分工就会导致失范，造成不同器官之间的冲突，这是在当今社会显而易见的现象，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冲突，工人之间的冲突，都是分工失范的表现，个人意识逐渐增强，有可能超出了雇主团体意识的界限；工人忙碌于自己的领域，也可能导致淡化了与身边其他人的交流，利己主义的增长导致与其他工人之间的冲突，社会分工所遭到的另一个争议就是单调重复的工作，自身的这个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分工以后，虽然成员都各有所长，但是却只能工作在固定的领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工作中的新鲜和成就感也会逐渐变成无聊单调的重复。这个特点也并不难理解，当今社会的各行各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如何能最长时间的保持对工作的热爱和激情也是每个成员所关心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就这一问题提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依靠认识的转变，在有机团结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足够的意识，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并主动的加强与临近功能的联系。作者提出的这种解决措施看起来不需要任何成本，简单易行，只需要个人观念的转变。但是反过来看看如今，就知道操作起来又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当社会的道德并不能真正的保证实现个人的完善时，个人观念的转变和在工作中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动力就无法产生。
分工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它在不断发挥自身的功能的同时，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不足。有机团结的世界里，个人意识的提高固然是高级社会形态的表现，但当社会分工继续发展，个人意识也无限提高的时候，就自然会产生一些列的问题，当个人意识对于整个社会功能来说逐渐扭曲的时候，又必须要有群体来加以控制，这似乎是一种悖论，群体意识和个人意识此消彼长，又如何达到互相制约？这也正是作者所关心的问题，社会形态的逐渐转变，旧的道德体制逐渐衰落下去，而新的道德制约又尚未建立完善，一种合理的分工，一种完美的社会形态建立的任务显得极其的任重道远。但是我们不得不去努力实现，不得不去慢慢根除自己的病根，从自身出发，去建立一种道德和规范，这样的道德，既是人情化合理化，又能保证这个社会的公平。如何去建立这样的一种道德，这样一个社会，是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它也更应该成为一百多年后的我们每个人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一个日渐发展却又不曾完美的社会里，身在其中，身不由己。
几次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一个月的读书情况发上来，因为情况实在糟糕的可怜，但上个月又与自己立下契约，以后每月读书情况必作总结，便有了上面一篇。不怕学长学姐和同级的批评，但是更盼指正，你们的鼓励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嘿嘿~~
10月 读书情况：《现代化新论》，罗荣渠
《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郑也夫
《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李少春
《裸猿》，莫利斯
在读：《发现社会之旅》
看看读书论坛上自己的帖子，好像已经是很久之前，读书没有停止过，但是一心一意的状态却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以至于之后的读书总是一味追求数量，而忽略了稍微停下来整理回顾。大三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觉悟，读书的内容可以广泛，可以暂时没有明确的系统，但是自己的思路不能没有系统，我不能说这样做的结果是没有效果，但我知道，自己心里的那种充实感无法得到满足。在稍作总结之前，想略表决心，也望以此可以督促自己，以后每一个月的读书情况即使感悟较少，也必作总结。
《现代化新论》这本书内容丰富，叙述详尽，尽管自己也花费了不少时间来读这本书，但始终没有真正完整的读完，书中的发人深省的叙述也多因自己知识储备尚浅，而无法完全领会。在这里，只好把自己认为印象较深的东西搬出来，稍加自己的观点，以求指证批评。
关于现代化，接触最浅最多的也无非是现代化的两种类型，即内源和外源。内源的国家内部已经形成了促成现代化发展的内部积累，生产力和技术的保障，所以发展起来就会如鱼得水，而外源的由于是在外力的冲击下被迫发展，所以内部机制尚不完善，生产力和技术尚不发达，发展不平稳。虽然外部的力量开启了现代化之门，但却由于没有内因，使在发展的过程中充满矛盾和冲突，甚至出现倒退。我们把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主要归结于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是否提供了条件。书中，作者特别强调了常被忽视的外因的作用。“任何一种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明形态都具有历史稳定性，单靠本身内部孕育的对抗运动很难突破”，并尤其指出了使封建主义变成资本主义，仅仅依靠母体自身，不可能实现。其中，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运动有利的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在其他地区内部因素具备的情况下，却往往缺少这样的外因，而与首先发展的机会失之交臂。作者的观点及举出的一系列例子让人忍不住怀疑“内因占主导地位”这个绝对正确的哲学原理，但是作者紧接着解释道，并非要否定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只是为了破除历史的宿命进化观，突出强调长期被忽视的外因作用。这令我想到社会行政里的一个专业用语“触发机制”，一项新的社会政策的出台，往往并非是针对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和需求，而是一个触碰到人们的底线和原则终于被揭露出来赤裸裸的放在所有人面前的的问题和需求。但是这样的代价也会是巨大的，就像新的城市收容法案的出台，要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要以一次世界大战为代价。
中学时代的历史课本带给我的知识是世界要经历的五种形态是：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而且马克思还说，资本主义终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规律性的，由一个制度向规律中的下一个制度过渡。还记得高中政治课本上说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马克思的观点总让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世界的现世下依然憧憬着一点点的期待，现在美国的危机仿佛验证着马克思的预言在开始实现，下一个命运的转折点，下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仿佛就在前方。但是不被人重视的是马克斯曾在马恩选集19卷中提出“我明确的把这一运动的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虽然提出了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但是并没有说这是各种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公式”，一种社会形态是建立在一种占主导的多种生产方式之上的，也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当然，人类的历史始终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在此基础上，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平衡规律。例如，农业文明首先在埃及、印度、中国等地区发展起来，但是小商业的发展又是在希腊、罗马，而工业革命的兴起却是在英国。坚持这样的一种“历史唯物论”，也许不仅仅是价值观上的纠正，对于一国的领导人来说，也许对国家的生死存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始终停留在文化层次，长时间内在东西文化谁更先进的问题上兜圈子，试图寻找一种既不威胁传统根基又吸取西方精华的文化之路，而经济的发展则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这一表现的高峰即是毛时代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目的在于彻底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全然不顾经济生产遭到的巨大的破坏。那种“落后的先进性”的观点，即认为可以由制度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虽是一种积极精神的体现，但一个国家的强盛绝不是仅仅靠精神就能取胜，乐观在了错误的方向，只会在与现代化相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从紧急性还是重要性的角度，都应该被首先提上日程。
接触《裸猿》这本书，全是出于老师的推荐，这本书与社会学看起来没有丝毫相连之处，而且许多观点看来都是作者的一面之词，并不被自己所接受，但是从另一方面品味，你又会发现很多你不知道但是应该知道的东西。虽然我并不太赞同作者的那种将几乎将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归于是从“祖先”那里继承得来的动物本性，只是形式有所变化而已，例如，作者将人装饰自己的房屋作为是自己的所有的标志，就像一些哺乳动物在自己的领地撒一泡尿来划清自己的地域等等。但是我又能体会作者的那种用心良苦。人类自身高大自负，自以为在方方面面都高于其他被发现的物种，是绝对的统治者，其他的一切生物都应该为自己服务。但是人始终脱离不了与其他生物相似的那种干系，甚至在一些方面不及动物，（例如，动物之中的“丛林法则”使同类动物之间不会互相残杀，即使发生争斗，只要有一方愿意表现出臣服和弱者的态度，则强者一定会就此罢休，而人却不见其如此。）人的生存更离开不了与动物的相处，而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很有可能猎杀动物来夺取限有的资源。都更好的自信是前进的动力和保障，但是盲目的自信也同样会让我们认不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在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我们已开始无力掌控它的走势的时候，改变世界只能先改变自己，而改变自己的前提无疑是认识自己。
看着读书文件夹里的写过的文章，发现自己的想法总是小心翼翼的一点点的挤出来，思路不连贯，更没有那种自信之下的洋洋洒洒。我想除了与个人性格有关之外，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知识储备还太少，思路还不成系统。大三这一年背后的意义太重大，只能努力！
这个学期开学以后对读书会的活动一直都不积极，上次的读书会没有去，读书帖子也没有发，开学以后的很长时间以后才进入读书的状态，在这里先做一个检讨，这个学期自己确实做得很不好。因为从寒假开始都没有认真总结自己的读书情况，所以在这里，就把读书情况从寒假起到现在的情况一并算上。
寒假到现在的读书情况：（寒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你不知道的美国》，）《儒教与道教》，《形而上学的国家论》，涂尔干：（《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在读的书是：《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读书的情况很散很杂，但是还是稍微集中读了涂尔干的三本书。现在读他的书貌似有些落后，而且只读了三本，但是还是想谈谈自己的想法，也顾不得有几分正确了。
刚读他的一本书的时候，也许无法完全看出他的本质意图以及想要探讨的问题，但是当读到第三本的时候，他的社会学视角的出发点已经显而易见，从始至终，他都在探讨一个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最终得出社会与个人是一个怎样的影响关系，这虽然貌似是所有社会学家要研究的问题，但是涂尔干最后的结论是已经严格给出了社会对个人的强制力和高于个人的品性，这或许才是需要争论和探讨的关键之处。
在《自杀论》中，他认为自杀除了自然和个人的促使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影响结果，无论是利己主义的自杀，还是利他主义的自杀，都是在个人与社会无法达到一种平衡协调的情况下，也就是社会使个人处在了一种无法适应和无法逃避的境况，是社会支配了个人的这一行为，而并非是自然、种族、遗传等我们这些通常认为的。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常被我们忽略的一些方面，即那些不易被发现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的内心活动，刚刚读罢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感觉是任何事物的背后都可能有着另一套与表面似乎毫不相关的复杂的系统，而这套没有呈现出来的系统恰恰不是被我们忽视的事物的本质。涂尔干和其他所有的社会学家一样，正是在这条揭开事物表面被粉饰的符号的路上不断探索。虽然对涂尔干的很多结论我们不易或者说暂时不方便证实，但是却给我们的理所当然的惯常思维给了当头一棒，是一个大大的启示。
从社会这一更深层的角度去探究个人的行为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涂尔干似乎在把社会的影响力无限扩大，以至于容易让人产生个人的社会并非互相影响的关系，而只是社会影响和控制个人的感觉。涂尔干强调，社会群体是完全不同于个人，存在于个人事实之外的重新组合，更具稳定性和丰富性。他虽然指出社会由个人表现，但是似乎又不主张通过个人表现来探究一个群体和社会的事实，因为，他始终强调，个人和社会的异性，个人的多变以及个体能量的微弱，不应该称其为研究整个社会的基础，而是应该通过一些规范化的概念范畴，例如宗教制度、法律法规等。“构成社会事实的，是团体的信仰、倾向和习俗这类东西，至于以集体形式表现在个人身上的那些状态，则是另一种东西”。
他的这种社会事实外在与个人行为和表现的观点，与很多大家的思想形成对立，包括与他齐名的韦伯，韦伯强调个人规则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社会规则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个人，韦伯提出，社会规范的持久效力必须以它获得人们的自愿支持为基础，与涂尔干指出的社会对个人形成的那种强制力形成对立之势。至于那些日常生活行为理论的思想家，更是提出了诸多不同见解。涂尔干的中心思想虽然始终在强调集体和社会的优越和主导之处，但是只要稍微留意，就不难发现，他并非把个人的价值和独创贬低的一文不值，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他指出，“要使道德意识能够向前发展，就必须使个人的独创精神能够实现”。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他指出，“对社会而言，神仅仅是他的符号表达，而没有个体就没有社会，一如没有社会也就没有个人”。这些虽然相对于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只是九牛一毛，但是也不应该被忽视，涂尔干虽然一直强调社会外在于个人，但是他又不得不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承认，群体行为是通过各种形式激起了成员内心的狂热状态，使个人在群体中得到了一种超脱自身的精神享受，得到了一种拥有无穷力量的价值性的东西，这应该也算是社会强制力在个人中的内化表现吧。个人表现的确如涂尔干所说，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并且容易变动和受到自身生理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从个人的表现入手，那便看不到社会事实的真实表现。我想涂尔干的真实意图，并非是完全割裂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而是为社会事实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加科学可靠的准则，就是从固定化的社会规范、习俗和道德入手，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在个人身上的表现。但是即使是一种范畴式的研究，莫非就不该从个人的角度入手吗？即使个人身上的表现可能包含了种种复杂的影响因素，但是研究的过程不是就应该包含这个去伪存真、层层剥茧，最终取出那可能只是星星点点的有用的资源的过程吗？
霍布豪斯在与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时，有一场争论，我更倾向于霍布豪斯的强调个人的权利是社会美好生活的条件，在韦伯关于支配类型的理论中，我也更同意他强调的正当化的统治，也许是对刚刚接触涂尔干的著作，对他的思想见解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来仔细品味和深刻剖析，更或许是，还如他说过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个人只注重自己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虽然社会也在时时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社会的情感无时无刻不受到日常生活的牵制与抵抗，在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我们也开始已经慢慢忽视了社会的强大的力量，可能只有当我们试图去反抗和抵制的时候，才会发现个人在社会的强制力下是显得多么渺小~，还或许，社会事实被各种媒体、舆论等包装的看不出了本来面目，我们明明身在其中随着它晃来晃去，却不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社会事实和生活总是呈现不断的向前发展，而探索和揭秘的脚步却始终满了一拍~~~或许~~~只能自己搜肠刮肚毫无逻辑的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权当还是稍稍读懂了涂尔干的一些什么，姑且来聊以自慰吧。
6月读书
书目：《卢梭传》，《卢梭与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 上》，《孟德斯鸠评传》。
因为小组制订了主题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学著作，所以就选定了卢梭和孟德斯鸠为切入点，而在读书之前和读书的过程中，一直有畏难情绪，害怕200多年以前的政治学著作放到今天会比较难读，所以就读了大部分的导读和书评。在这里，主要想谈一下自己对于卢梭和孟德斯鸠在两点问题上不同论述的总结。
首先，在关于保障公民自由，维护公民权利方面，虽然二者都表示主权应该有人民享有，要维护公民的利益。但是稍稍比较，即可发现二者不同之处。卢梭提出的是主权归全体人民享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政府的权利是全体人民赋予的，从属于主权，而非对主权的分割。卢梭始终强调的是全体人民，即使后面的章节提出了选举的多数原则，但始终针对全体人民的权利进行展开，强调即使下层人民也应不分阶级的享有相同的权利。而孟德斯鸠是颂扬英国的君主立宪，认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才是公民自由的保障。而对于下层人民群众，具有鄙视之意，甚至认为一无所有的人在什么政体下生活都是一样的。
二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之源我想可以在二者不同的环境入手，虽然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二者前后生活的年代相差无几，但是家庭环境却有着莫大的不同。卢梭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一生没有正当职业，命运多舛，在他生活的年代，教士和贵族处于上层，广大的下层民众饱受艰苦，他的思想观点更多的是想为这些下层群众争回利益。而孟德斯鸠是出生于普通贵族家庭，他具有看到资产阶级必定兴起的前瞻眼光，主要为与民众同样处于下层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由于它自身阶级的限制，始终不忘维持贵族阶级的利益，所以提出三权分立，这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分权，而对于普通民主，也是由于他的贵族出身，始终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至于在后来提出寻找人民的各种代言人。
二，二者都提出了法律是对自由和品德的保障。卢梭提出“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把权利和义务结合在一起，并使正义能符合于它的目的”，孟德斯鸠也提出“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事情”，用法律来限制自由。但是，在程度上，卢梭是认为“人性善”，他更多的是强调主权者内部达成的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每个成员都能将自身的一切权力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每个人都是以公意的利益出发的，所以公意是公正并趋近于完美的，而这种契约，更是靠着一种道德力量维持的。孟德斯鸠则主张“人性恶”，每个人都有滥用权利的本能，所以才要分权来限制权利的滥用。他强调利用权力、法律来限制权力。
二者的分歧并没有孰对孰错之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哪种才是最优的。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发展的历程中，相继建立了不同的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最终打败了封建贵族，超出了孟德斯鸠认为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会达成妥协，事实是资产阶级最终采用了卢梭的“主权学说”，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专政。而这里的“人民”，就被当权者定义为了“资产阶级”。卢梭的“全体人民”是一种完美的民主理想，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这又是一个难定义的概念，今天的民主，虽然只是“多数民主”，也可以说在朝着卢梭的完美民主发展，但是实际上，由于定义的难度，造成的很多事实不是“多数暴政”，就是“虚伪的民主”。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发展了200多年到今天，虽然时间地点主要参加者都不同了，但是主要的思想并没有变化。无论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权，还是总统国会法院的分权，都无疑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的好的方式。 但是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迟早会代替资本主义，我们是不是会更多的倾向一种“绝对的主权”，如果事实真的会朝着伟人预言的那样发展。
最后，想再谈谈卢梭的渗透出的关于“理想国”，“主权归全体人民享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目前看来，必须承认是一种理想的政治，虽然任何大家的思想都是源于现实，即使理想国也不例外，但是当他高出现实一大步，并在经过了200多年的发展以后，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时，不得不承认是一种理想，甚至是空想。“理想国”的真正意义并非是透过他的理想看到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从而剖析现实，那样的话，直接看关于历史的书籍就好了。我更愿意不恰当的把涂尔干的观点填充进来，把“理想国”看成是一棵大树的主干，在发展的过程中，各种事实和阻碍即是它的枝枝杈杈，为了使大树能更好的生长，必须清楚去掉哪些枝杈，又要增加什么肥料。这里的比喻可能更多显得佶屈聱牙，并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但是我一直确信，前人的政治理想应该成为我们今天人不断前进的动力。但是记起《社会契约论》里前言译者的一句话“一个传统的政权是可以或者应该彻底砸烂的，但一种思想文化的传统，确实不应该，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彻底砸烂的”，拿出这句话，权当是为自己的见解提供权威论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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