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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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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行读书会2025级分论坛(更新至第一期)

2025.11.15
知行读书会论坛2025级研究生第一期1组
主持人:王瑞玲
主讲人:丁红旗
评议人:闫熙旨
整理人:张馨怡
参与人员:庄玲、王傲、王瑞玲、张馨怡、闫熙旨、田小丫、丁红旗
主题: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产生
参考书目:《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
王瑞玲: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读书论坛。我们常常会好奇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有纪律、有规划的资本主义,偏偏诞生在了欧洲,而不是经济也曾高度发达的中国或印度?  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关于“精神力量”的深刻探讨。今天,丁红旗同学将带领我们走进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世界,通过对比新教、中国儒教、印度教和古犹太教的伦理精神,为我们揭示:一种独特的“工作伦理”和“财富观念”,如何像一双看不见的手,塑造了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话不多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红旗同学开始他的精彩分享!
丁红旗:
  发言稿: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基于各宗教伦理的比较 
  1.引言.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特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明确定义韦伯探究是基于理性的可计算的资本主义,近代资本主义只在欧洲出现发展,并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这是韦伯后面研究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所要回答的问题,今天我的分享内容主要参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这四本书。    
   理性的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稳定可计算的规则制度,接受专业训练的自由劳动力,平等的个体身份与关系,禁欲节俭的财富观念,核心在于宗教伦理的理性化,制度的产生是偶然的,而背后的关键是所在环境中所充斥的社会精神,古代中国是一种儒家的官僚理性,印度的与轮回业报结合的仪式理性,古犹太教的是自我隔离的贱民理性,只有在欧洲在加尔文宗清教徒中诞生了理性的禁欲的资本主义精神,可能的思想源头早在基督教兴起是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我们后面谈到古犹太教是在说。 
  2.欧洲新教伦理中所特有的禁欲理性精神    
  首先探究第一个问题理性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欧洲出现,关于资本主义的诞生马克思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新的生产工具促进生产力飞跃,摆脱了旧的封建体制,资本主义确立后发展在于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韦伯的观点是新教伦理中独有的一种禁欲的理性的节俭的天职观精神,具有这一精神的新教教徒恪守戒律,以财富的获得积聚作为上帝恩宠和救赎的确证,这一精神与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相契合,由此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壮大,其他因素比如市民共同体有权力制定适合城市法律,比较发达的形式法律,旺盛的盈利欲……这些都是促进理性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有利因素。内在的关系在于理性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与之适合的资本主义制度,制度受益者是以市民阶级为核心资本主义新贵,这些人的成为资本主义诞生的领导者,共性特征在于是新教教徒,由此转向对新教伦理的研究,依次考察了路德教,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派的主要伦理观念,其中的天职观和禁欲主义是产出理性化伦理的关键,加尔文宗的宗教伦理的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具亲和性,还有基督教伦理的爱仇敌爱弟兄的观念,使得诚信的交易可行,最初的伦理是排斥富人,怜爱贫困者的,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显然再次做出让步,对世俗的接受妥协不断重新定义救赎思想,上帝预选显然不能满足信徒的救赎需求,救赎的确证需要显现,逐渐与天职观结合,完成自己的工作就是增加上帝的荣耀,也是能否的救赎的考量,公平交易,诚信勤劳,节俭理性,以增加财富为荣耀上帝的手段,这一超世俗的观念必定使得大量财富积聚,在禁欲精神的引导下才能在保持盈利欲而不在财富中迷失。“时光弥足珍贵,虚度一寸光阴就是虚度一寸为上帝的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可靠的法律体系,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行政机关,需要训练有素的专职人员,这些与资本主义发展适应的社会结构是在追求资本主义利益过程中塑造的,对于资本主义利益的追求在中国,印度等其他地区都是存在的,其中决定的因素是各国文化中伦理精神大有不同   
  3.中国家产制官僚统治下的官僚理性或关系理性    
  逐个来看,中国在封建时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为什么近代没有自发产理性的资本主义呢?外在的社会结构上,中国人有旺盛的盈利欲,比如明清的江南豪族都有大量的财富积聚,也有理性的官僚化行政制度,官员也大多都是接受科考训练的专业官员,法律上中国的审判重视实质轻形式,中国的货币制度赋税是在不断崩坏的,王朝后期第一大问题就是国库亏空,中央丧失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可能这中间有较深层的矛盾,比如官僚阶层形成共同体,君主利国家但不利官员的政令完全无法落实,权力空浮在执行上没有支点。也就是韦伯说的中央权力的不断弱化,还有中国的城市不过是有城墙的乡村聚落,更多是行政功能,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市场交易始终在行政管控之下,想像西方一样市民阶层作为共同体控制城市,自主制定法律政策如同天方夜谭;中国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社会由官僚阶层主导,即家产官僚制,在秦朝完成大一统之后,与封建小农经济适应的政治制度就未曾改变,君主依靠理性的官僚制取代贵族的分权,实现权力的集中和统治的稳定,秦国家产官僚制作为战国时最先进的制度是在各国争霸,变法强国中诞生的,并且韦伯没有提到这是法家的思想,后面逐渐融入儒家的统治理论中去,一起包含在韦伯所说的儒教中,随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直统治中国,显然有其与中央集权统治亲和的地方,首先,儒教的伦理建立在对现世的肯定的基础上,当下的可能比不过上古圣贤,但是儒生有责任辅佐君主向成为尧舜的方向去努力,即所谓忠,其次人与人之间天然因血缘而相近,对于最亲近的父母要尽孝,后面还有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伦理要求,这些就是儒教的宗教伦理,作为第一性要求不可违背,显然是与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统治要求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要求如同宗教的戒律一样被严格执行,并且在传统的长老权威下成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它塑造的人机关系是以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为纽带,以自己为核心的不断向外展开的差序格局,蕴藏其中的私的观念是对君主集权统治的最大敌人,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大阻碍,科举作为伟大的发明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稳固统治的工具,但是科举考试是以经典知识理解掌握为标准,对于专业化知识技能并不看重,获取功名后外放担任官职,作为名义上的行政长官,大多数并不拥有权力,政务主要依靠当地具体工作人员执行,如县丞,衙役,胥吏等,征粮收税征兵多依据惯例,祖宗之法不可变,税款在上下其手打点贪污后,余下的交到国库,在战时或饥荒必然国库亏空,入不敷出,官员在掠夺国家财富的行为被韦伯称为政治资本主义,财富会流转到家族共同体,用于置田产,办家族私塾供后代考取功名,维持家族的昌盛繁荣,这与韦伯要求的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理性的追求财富,节制消费相去甚远。举例明末的东林党的官官相护和党派倾轧,儒教统治使得人与人之间有一层伦理要求的隔膜,每个人知道自己的位置,接受自己的位置,在既有的框架下维持伦理要求的体面。   在一种对人不对事,关系大于规则的社会精神下,根本无法诞生可计算的理性的资本主义。   
  4.印度强大的仪式理性和彼世追求     
  转过头来看印度的宗教,主导的印度教在与君权的对抗中获得决定性得胜利,通过种姓制度使得婆罗门的高种姓地位永久维持直到现在,印度作为与中国一样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依然保留着现在看来落后野蛮的宗教习惯呢?首先印度地理上是纵向长,横向短,中国的文明是从西往东,在由北往南的,横跨的纬度对人种影响不大,印度则不同,肤色的明显差异显然是形成统一的认同感的根本阻碍,历史上印度多次被异族占领,国家统一的时间远远少于分裂战争的时间,对人种进行高低划分是有内在的原因的,这是大的历史背景。历史上印度由发达的经济制度,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也有理性的法律,为什么没有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呢,原因首要可能回想到种姓制度的阻碍,但是对人群进行高低划分在欧洲也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招募劳动力进行工业化大生产是很难实现的,但这不是不可客服的,宗教伦理中的禁忌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印度的宗教伦理中没有与之亲和的理性化精神,印度的宗教的全面扩张是在佛教的全面衰败下完成的,它将伦理观念下移,承认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并接纳民间的偶像为印度教的正神,由此完成对底层人民的吸纳完成复兴,显然民间的狂迷崇拜和神秘巫术在合理化过程中没有消退,这也是印度教各个教派林立的原因,它们的救赎技术各不相同,救赎目标也不同,最大的共识是对核心教义的认同,世间唯有生死是不可超越的,每一次轮回都会重新感受世间万物,此世的业报决定来世的轮回的好坏,业报的增加与各个种姓的义务履行有关,严格遵守种姓义务,在各自的种姓职业做好工作依次积攒业报来世获得更好的种姓,这一套轮回业报机制将彼世希望与现世的种姓职责连接,成为印度教核心教义,不同种姓之间不能接触,尤其是婆罗门与不洁种姓之间,所以职业分工是明确的,世袭的种姓职业不可更改,这一机制使得对来世轮回及当事救赎的追求成为存在意义,不同种姓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完整的普世的价值伦理根本无法产生,新技术的运用首要阻碍是传统的种姓职业的抵制,他们是传统的技术工人,理性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相符合的劳动分工是对他们职业的挤压,这与来事的业报转世是息息相关的,内在的技术创新只在特定的职业中产生,特定的发达产业只能影响所在的地区氏族,无法突破种姓的壁垒连接全社会,从而真正的确立理性的资本主义。这一由业报轮回机制所塑造的离散的,彼世向的,相互仇恨的社会精神才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     其他的宗教如佛教,在从印度全面衰退后逐渐分化,较世俗化的一派是大乘佛教,固守原始教义的小乘佛教,最初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救赎思想,追求此世的救赎,恪守戒律,通过冥思修炼获得知识,达到心灵的超脱,要破除生死轮回的无尽苦楚,唯有断绝一切欲望诉求,清除与无常世间的联系,也就是出家,佛教教义中拒绝灵魂的概念,没有任何的神圣崇拜,对于彼岸的执着与对现世的渴求一样是不得解脱。对于俗众除了基本的戒律没有任何的伦理要求,供养游方僧侣的俗众会获得此世的祝福,仅此而已,原始从未真正的成为底层民众的救赎宗教,这与底层人民要求的来世的希望和更好的转世相违背,也是其最终被印度教取代的原因,这一宗教也不可能产生理性的宗教伦理,对于财富持一种不可贪恋的态度,同时也没有禁欲的救赎手段,唯有冥思修炼四圣谛:苦谛、集谛(苦的原因)、灭谛(苦的止灭及手段)、道谛;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p304)这些救赎阶段是逐层递进的,最终肉体存在当时,精神已到达彼岸,任何世俗行为都不会对他产生影响,由此西方的理性行为、任何带有目的导向的行为都是被佛教教义拒斥的。    耆那教教徒以作为印度理性商业的代表而出名,和佛教一起被婆罗门拒斥为异端是因为教义中不承认种姓礼仪和婆罗门的地位,而提倡主智主义,禁欲,反狂迷,提倡通过禁欲苦行获得知识得到救赎,完满的禁欲达到究极的状态就是涅槃,佛教是从精神上的“存在”解脱达到涅槃,耆那教则从肉体的解脱中达到涅槃,在断绝世俗关系上二者的要求相同,“我就是我”,不求生不求死,不抵抗恶,所受之罪是得救赎的确证。断绝对住所得依恋鼓励游方,不同于佛教在于僧侣导师的绝对以来于信任,旅行的路线、时间都是导师在出发是定好的,每到一地都会受到审查,没有导师指定的旅行会遇到不可知的危险的,俗众不被允许去外出旅行,他们没有加入教团,没有导师的指引会犯下罪过。俗众戒律中可能利好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是限制获得更多的财产,只取所需,但是赚取财富不被禁止,严禁欺诈和不信任交易,大量财富被捐到寺院和慈善事业,这些伦理造就了耆那教徒的诚实守信的商业名声,唯有商人才能做到绝对的不杀生,教团共同体必须依附于其他职业才能生存,礼仪上的孤立,跨区域商业交易的旅行禁止,以及传统印度教的种姓隔离使得理性的资本主义难以产生,这与犹太教的伦理相似。 
5.犹太教自我隔离的“贱民理性”   
  下面我们来看古犹太教。  犹太人因掌握大量商业财富而闻名,但犹太财团更多从事是金融服务业,比如借贷、证券、股票,在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中他们也没有成为领导者,这是有内在的宗教原因的,对于古犹太教的起源演化自我隔离韦伯介绍的非常详细。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到尼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为第一阶段,称为俘囚前期,俘囚被困巴比伦到居鲁士大帝允许俘囚回到耶路撒冷,视为第二阶段俘囚期,耶和华圣殿重建到罗马皇帝再次摧毁耶路撒冷,为第三阶段俘囚后期。    
  摩西在西奈山上代表以色列与耶和华定下契约,顺从耶和华的命令遵从它的旨意,不侍奉别神,这是以色列信仰的源头,最初的以色列是由诸多部族立约形成的契约共同体,战争作为头等大事主导阶层是农民阶层,周边存在游牧的贝都因人和半农耕半畜牧的其他部落,耶和华的最初形象是战争之神,在契约共同体处于战争时对其信仰会达到最强,这也是耶和华与周围诸多信仰不同的原因,禁止偶像、崇拜血肉祭祀这些戒律是在与崇尚死亡狂迷的巴力神信仰对抗中确立的,最初的戒律执行并不严格,北部农业地区一直有农业祭典的狂迷崇拜,显然通过巫术和祭祀仪式祈求农业丰收比遵守一位战争不可琢磨的神的指令更符合农民要求。    
  生产力的进步使得君主制取代了部落联盟,开始建立家产官僚制,向人民征收赋税,这是历史上以色列的辉煌时刻,以所罗门修建耶和华圣殿为繁荣的标志,此后王国分裂为北国称为以色列,南国称为犹大。繁荣的背后是对共同体兄弟的压榨,农民因新的战争需要不能自备武器不在是军事的领导阶层,取代的是拿细耳人为代表的职业战士。战争的成本来自收缴的赋税,圣战的收货却与底层人民无关,城市贵族通过商业获得大量财富,农民饱受盘剥,称为债务奴隶,阶级的严重对立在俘囚前期一直存在,这显然违背以色列人与耶和华所立的约,“不可向你的邻人取息”。对立的社会显然会有反对的声音,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对王国不敬耶和华非常不满,他们潜心研习律法契约,撰写小册子希望培养虔诚的耶和华信徒,另外神在其仆人身上显现,通过他传递灾祸的预言,即先知,这些预言都是对王国统治不利的。先知依靠神的灵在公共场合讲神的话语绘声绘色的或极为夸张的方式表达出来,且都是灾祸。著名的先知如撒母耳,耶利米,但以理等,他们往往都会遭到君主逮捕,又畏惧其可能的卡里斯玛不敢处死,先知的灾难预言与利未人研习撰写的小册子使得有遵守神的指令传统的以色列人产生自我反省与赎罪的需求,这由擅长经文解释受过专业训练的利未人来满足,利未人由此一直保持着的优越祭司地位。总得来看俘囚前期后期的诸多思想依然显现,如经济的内外二分伦理,遵守礼仪戒律的要求,安息日制度等,宗教力量在与政治力量的对抗中并不占上风,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先知的预言一切出发点都是宗教性的,使的耶和华的旨意被广泛遵守。如果神的旨意全是灾祸,那么信仰必然会崩塌,必须有灾难后得救赎,是否得到救赎取决于对神的指令的遵守,有无犯罪,这样才会使遵守神的约的观念深入人心。     
  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后,祭司贵族财富被掳到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先知的话语回荡在每个人的脑海,若没有历代先知的频繁的灾难预言,和律法书的对耶和华救赎的展示介绍,无法想象在灭国后以色列教团反而更紧密得团结在一起,预言灾难的恐怖与来临时坚如磐石的信心一样强大,异国他乡之地唯有耶和华是爱以色列的,严格的遵守戒律变为现实需要,这是他们得到的唯一的信心来源。俘囚们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宗教迫害,反而有营利权利。长老祭司与先知是他们的领导者,君主不在是神委任的领导者,在结束俘囚期后祭司借宗教纯洁为由打压先知和其律法解释者,独自垄断进入圣殿敬拜的和举办特定仪式的权力。与俘囚期前的变化在于仪式纯洁的要求变得更激进,先知以西结对于俘囚回归的预言并得到实现,使得宗教性彻底主导以色列,禁止与异族通婚,耶和华只在乎以色列,其他民族都是神完成旨意的工具,包括借外族的力量对以色列进行灭国警醒,使他回到神的怀抱,也就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这是后俘囚期思想变化的主要基础,对内对外道德的二元论得到强化成为教团的基本要求,耶和华信仰得到坚实的下层支持,兄弟同胞之间禁止取息,内外有别,这是阻碍理性禁欲资本主义的最大因素。由此俘囚期后以色列成为一个贱民民族,他们自我隔离与各国家民族,展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城居成为唯一选择,律法书严密的戒律和安息日制度对于从事生产的农民来说根本无法实现,事实上只有商业贸易满足戒律的要求。 
  后期祭司控制预言的使用,一切先知都被认定为假先知,神谕的解释固定化,先知预言的时代结束,整体的伦理开始偏向市民阶层,原始的基于共同体契约的犯罪共受处罚的要求变为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祖先的罪同胞的罪不会联系的相关人,后期出现的法利赛运动代表纯洁教义的激进力量的兴起,信仰最虔诚最纯洁的教徒不断传承下来。犹太拉比成为俘囚期之后的宗教知识诠释者,在祭司成为领导者中,拉比取代了俘囚期前利未人的角色并延续至今,不同的他们是在市民精神下塑造的,一般出生在平门阶层,显而易见,宗教知识是在被压缩后下沉的,思想凝结的规则成为团体的常识。  最后谈下艾赛尼派,艾赛尼派是比法利赛团体更极端的信仰团体,他们拒斥一切不洁净者,严厉拒绝通婚,同桌共食和近身接触,实行彻底的自我隔离,在兄弟之间推行全无等差的爱,财产共有,工具共用,是一种极端化的共产生活,他们远离世俗进入山林,对于一切不洁避之不及。在以色列与外人之间他们自己建立了一层壁垒,里面的人自诩高贵,外面的人看他们做贱民。    
  犹太教除了先天血缘入教外,允许外族改宗,因犹太教团占据大量财富和对内对外道德二分论,加入犹太教有内在的吸引力,分为三阶段:半改宗者,信仰耶和华为唯一的神和基本的犹太教伦理;入门改宗者,除不行割礼外,遵守所有犹太教礼仪戒律;义认的改宗者,完成割礼后被接纳为教团成员,子孙第三代成为具有完全资格的犹太人。犹太教的伦理吸引大量小市民阶层的加入,反犹风波使改宗者数量下降,因罗马的官职法的要求,完全改宗者丧失为官的优先权,犹太伦理使的成员无法参加国家祭典。保罗在未受割礼的改宗者中进行基督教布道,突破禁止异教徒同桌共食的禁令,“只有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入口的的不能污秽人”,由此将犹太教的仪式洁净伦理提升到心灵伦理的升华,由此打破犹太伦理的如同种姓制度般的仪式戒律,无疑是伦理理性化的巨大进步,最终在千年后造就了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最后总结下各个宗教的主要阻碍,亚洲的宗教按照现世和彼世进行划分,现世的代表是中国的儒教伦理,与家产官僚制结合以人际纲常为纽带束缚人民于现世,彼世代表是印度教,通过轮回业报机制与现世的地位高低进行永居性划分,将非理性的种姓制度进行永久的合理化,犹太教最大的阻碍在于其贱民身份和内外二分的伦理观念。
王瑞玲: 非常感谢丁红旗同学的精彩分享!信息量非常大,也让我们非常受启发。为了能更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有请闫熙旨同学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评述。
评议
闫熙旨:  非常感谢主讲人带来的这场极具思想深度与历史视野的精彩发言。你以韦伯的经典命题为经纬,进行了一场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精神溯源之旅。你的阐述不仅是对韦伯文本的忠实梳理,更是一种富有见地的重构,其系统性、清晰度和学术勇气都令人印象深刻。  你发言最核心的贡献,在于你精准地捕捉并有力地呈现了韦伯思想中那个最为深刻的洞见: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其根源不仅在于技术与制度,更在于一种独特的、难以复制的“社会精神气质”或“心态”。 你通过“宗教伦理的理性化”这一核心机制,将这一抽象概念变得清晰可辨。  尤为精彩的是你在比较研究部分展现的分析功力。在分析中国时,你超越了“重农抑商”的表面解释,深刻揭示了儒教“差序格局”与“家产官僚制”相结合所衍生的“政治资本主义”,是如何在一种“对人不对事”的特殊主义伦理中,系统地扼杀了普遍性规则与可计算性的可能。在剖析印度时,你没有被纷繁的宗教现象迷惑,而是直指印度教“轮回业报”机制与种姓制度的相互锁定,如何将社会精神导向一种彼世化的、职业世袭的、因而在根本上反创新的僵化状态。而对古犹太教从“契约共同体”到“贱民民族”的演变分析,你清晰地勾勒出其“对内对外道德二分法”如何成为一种强大的内在枷锁。这些比较,不仅是在说明“为什么它们没有”,更是在反向照亮新教伦理那种入世而不属世、禁欲而积极牟利的独特性与革命性。  在你所搭建的这座坚实而宏伟的思想平台上,我的思绪被引向了一些更根本的、或许略带悖论性的问题上。在此提出两个方向,希望能引发你与在座各位更深的思辨:你的发言清晰地展示了,是新教伦理中的价值理性(为荣耀上帝而工作)催生了资本主义强大的工具理性(精于计算、勤勉从业)。但韦伯最深刻的悲观论调也在于此:他预见到,当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这具由它滋养的、日益强大的工具理性“铁笼”将反过来囚禁人类自身。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内含了一个自我否定的种子? 我们今天在追溯其光荣的“诞生”时,是否也必须同时审视其与生俱来的内在危机与异化本质?
丁红旗:就如韦伯所说的,最开始的话他其实明显的就是一种悲观的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展现。在最开始他是与新教徒的一种建立结合,然后他迅速脱离了这种新教的伦理,然后转而投投向了这种财富。对于财富的一种追求的怀抱。作为机器理性,机器成为了代替了那种新教徒最开始的一种伦理的要求。然后人们被财富所囚禁,成为困住我们的铁笼子。在美国看来,可能自从诞生那一刻起,他就与理性的资本主义那种伦理上脱离了。也就是现在的社会里面,他后面所说的是在一种宗教的祛魅的时代,他没有一种先天的最高的一种思想的指引下,然后他们只能会在无尽追求财富的情况下,在追求财富的铁笼中迷失。但这是否是一种否定的因素呢,可能这只是一种解释,以至于韦伯对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后期发展比较悲观的一种看法。
分享讨论
王瑞玲:非常感谢闫熙旨同学的精彩评述,这也为我们打开了更广阔的思路。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座的每一位书友。思想的魅力在于交流与碰撞,相信大家听完分享,都有自己独特的感悟、疑问或想补充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依次发言环节。为了为了确保每位书友都有机会,请将您的发言时间控制在2分钟左右。
王傲:我想讨论一下为什么理性的资本主义没有在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中自发产生。就我看来可以分我以下三个部分:  首先儒教的“理性主义”是适应世界的“秩序理性”:与清教徒“改造世界”的张力不同,儒教精英追求的是通过修养和教育,在既定的宇宙与社会秩序中优雅地适应和安身立命。其目标是成为有教养的“君子”,而非打造“上帝的工具”。这种思想缺乏一种与世俗世界对抗、从而系统性地改造世界的内在驱动力。其次宗族血缘纽带阻碍了普遍主义伦理:在中国,强大的宗族组织是社会的基础。它提供了互助和信任,但也将个人牢牢束缚在亲缘关系的“特殊主义”网络中。这与清教主义所倡导的、超越血缘的、面向所有信徒的“普遍主义”博爱伦理形成对比。后者更有利于形成抽象、非人格化的市场信任和商业法律。最后是道教的“出世”倾向与巫术传统:道教作为主要的本土补充,其神秘主义的“出世”倾向和保留了大量巫术色彩的民间传统,与追求系统性地支配世界的“工具理性”背道而驰。它无法像新教那样,彻底“祛魅”世界,并为理性的经济行为提供伦理支持。  韦伯认为,中国拥有无数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条件(如繁荣的贸易、劳动力市场、技术),但占主导地位的儒教-道教文化复合体,及其所强化的宗族传统主义,共同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量”。它们缺乏那种能够打破传统主义、将工作系统性地神圣化为“天职”,并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定宗教张力。因此,在韦伯看来,中国停留在一种高度发达但本质上属于“传统主义”的经济形态中。

张馨怡:在丁红旗的讲述中我们对儒教、佛教以及犹太教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我最熟知的可能还是儒教。在丁红旗同学论述中提到了科举制阻碍了理性主义的发展。而我之前在看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中也提到了科举制的发展。韦伯是比较提倡官僚制,而且强调培养专业化的人才,具有一种切事化的特征。关于科举制是否阻碍社会发展,我的观点可能还是阻碍了社会的一个发展。尽管科举制它确实提供了一个阶层流动的机会,但是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以及中国的人情社会的特征,他在后期的阶层流动的作用就更少了,可他的缺陷就一直存在,还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我认为科举制的缺点主要体现在首先它培养一个“万事通”的门外汉,而不是专业人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通过科举当上地方官的人,他今天要判案,明天要治水,后天要管税收。但他之前只学过四书五经和写诗,他对于这些问题其实根本都不了解,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能过去有效的解决民生问题呢?这就只能靠他自己的个人的模糊经验,这必然导致管理靠感觉,决策拍脑袋。其次,它用“道德文章”挡住了“科学技术”。整个社会所培养的最聪明的人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在钻研“之乎者也”,琢磨怎么写八股文才能对仗工整、合乎圣人之意。没有人去研究数学、物理、化学。这就很可悲,在西方国家都在进入工业化的时代,火车和汽车都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知乎者也。最后,它还是导致了腐败关系网的建立。只要有一个人中举做官了,那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他背后是整个家族和同乡的期望。利用权力为自家人谋利,在那个系统里几乎是一种道德义务,这就已经是科举官僚体系的常态了。  科举制就像一场设定好程序的游戏。它给了底层人一条向上的通道,维持了社会稳定。但它的规则,把所有人的精力都引向了“读古书、考功名”这一个目标,而彻底荒芜了科技、专业知识和法治这些真正能推动社会进步的领域。

柏雨晴:我想从思想层面讲讲我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一样形成资本主义的看法。中华文明在早期就形成了以“世俗伦理”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独特文化体系,而政治权力始终高于宗教权力。这种强大的世俗框架,使得任何试图凌驾于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之上的宗教都难以成为绝对主流。儒家思想认为人通过教育和修养可以成为君子、圣人。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儒家思想提供了一套极其成熟和有效的世俗伦理体系,满足了社会对秩序和道德的需求,不需要一个外在的上帝。而多种信仰使得中国人可以同时拜佛、拜道、拜祖先、拜地方神祇。一个中国人走进孔庙、佛寺、道观,可能怀着同样的虔诚。中国文化中的信仰更多体现为一种基于血缘的“祖先崇拜”和文化的“道德律令”,而不是对某个超验神的无条件信奉。

庄玲:我主要是想谈一下加尔文教对理性资本主义的启蒙。加尔文教禁欲的天职观通过价值合法化、行为理性化、动力持久化,为理性逐利提供精神根基。思想上打破天主教“逐利即贪婪”的认知,将经商、致富定义为“践行上帝天职”,让理性逐利从“不道德”变成“最高道德行为”。行为上倡导克制享乐欲望、拒绝奢侈消费,要求财富用于再投资而非挥霍,催生了“节俭积累、精准核算、长期规划”的行为习惯,切合理性资本主义“可计算、重长期”的核心特质。最后加尔文“选民预定论”让信徒需通过世俗成功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这种必须通过理性努力获得救赎的信念,转化为持续优化职业、追求效率、规避风险的内在动力。总之,加尔文教禁欲的天职观,既让逐利获得道德合法性,又为理性化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内核。
王瑞玲:今天的主题提到了不同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那我就针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这本书补充一下我的想法。这本书有一些部分自然地让我联想到马克思,并让我不禁把两者的想法进行比较。  理性主义好像存在于各种西方艺术形式中。无论是音乐,美术,还是法律宗教,西方的古典艺术,以及自然和人文科学都贯彻了这一点。追求从根本上理性化对象,从根本上描绘/艺术对象解释。可以说理性化、专业化是近代西方的显著特点。  既然韦伯说追逐利润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特征,那比如提倡勤俭、劳动,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特征,比如古代儒家也提倡勤俭提倡劳作(《增广贤文》里)所以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在导致资本主义能否产生上的真正区别是是什么?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看法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资本主义是否产生。而韦伯的思想可以总结为,资本主义的精髓在于理性,在于对不合理行为的克制,在于对一切事物合理的调节。而儒教崇尚传统和“礼”,私大于公,专权大于法理。  所以如果用一个字概括资本主义精神,不是利,而是理。通过理性来追求利润,理性是获取金钱和利润的手段。我不禁想这是否代表一种现代性的精神?比如,现代人一贯提倡克制不合理的欲望来达到真正的目标和舒适,最经典的,比如在教育中强调“现在不吃学习的苦,以后就要吃生活的苦”,就相当于用持续理性和克制的痛苦谋求某种意义上的更大幸福。在资本主义中可能表现为用克制理性的痛苦,谋求更大利润的幸福。但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也背离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剥夺了过程的感受。某种情形下,造成对人的异化和压迫。比如,当不追求享乐和不那么关注本身的感受,那么人就成了追求目标的机器,赚钱的机器。  现代人在生活条件上比过去可谓好得多,但却时常有精神疾病,抑郁症以及自杀现象的发生,这反映出科技的发展如果不伴随人文社科的发展,并不能带来人类生活的幸福。因为科技做大的是蛋糕,人文社科做的是怎么分蛋糕。就算蛋糕做得再大,有人分不了,或大部分人分的很小,那对于集体而言还是失败的。  这里还补充一点,韦伯似乎把暴力、殖民扩张的资本主义看作两个不同的类别。他说,前一种类别世界各地都有,而后一种类别只有近代西方拥有。但马克思把他们看作资本主义的两个阶段。暴力阶段是资本积累,有了资本积累,才能进入所谓文明、温文尔雅的阶段。以上就是我的思考和分享。
王瑞玲:感谢刚才几位书友的真诚分享!这些都让我们对这个话题有了更立体、更当下的认识。
王瑞玲: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环节就暂时到这里。再次感谢丁红旗同学和闫熙旨同学。希望今天的论坛,能像一把钥匙,为大家打开一扇重新观察世界、反思自身的新窗口。论坛至此圆满结束。我们下次再会!
Posted: 2025-11-17 22:33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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