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7.7
本周看了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强调了社会学研究应当遵循的方法和原则。他指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这种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征。我们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意志去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而应将其视为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研究。这一观点让我深刻认识到，在观察社会时，要摆脱先入为主的偏见和个人情感的干扰，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去探寻社会运行的规律。同时，涂尔干提出的“比较方法”和“共变法”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异同，以及观察社会现象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变化关系，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这使我明白，在研究社会问题时，要善于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以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而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涂尔干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和仪式，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团结和整合的重要力量。涂尔干通过对原始宗教的研究，揭示了宗教在塑造社会道德、规范社会行为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这让我重新审视了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宗教并非仅仅是一种精神寄托，它在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维护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让我思考到，在现代社会中，尽管宗教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它所蕴含的对于社会团结和共同价值观的追求，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涂尔干的这两部著作让我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现象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7.8-7.14
本周看了涂尔干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涂尔干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以其深邃的理论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理解人类社会中这一重要禁忌现象的大门，阅读之后，令我深受启发且感触良多。
      在书中，涂尔干摒弃了将乱伦禁忌视为个体本能厌恶或自然法则的传统观点，而是从社会层面出发，将乱伦禁忌视为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的产物。他指出，人类最开始的社会群体规模很小，如果仅依循本能冲动而不加以限制，近亲繁殖必将普遍发生，这样的繁衍方式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极为不利。因此，为了社会的团结、秩序和发展，社会通过集体意识的力量建立了乱伦禁忌这一规则。这种观点让我深刻认识到社会对于个体行为和观念塑造的强大影响力。涂尔干通过对原始部落社会的研究，运用丰富的民族志资料进行论证，这种跨文化、跨地域的比较研究方法，为其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更加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共性与特性，更加体会到比较研究对于深入理解社会现象的重要性。此外，涂尔干的理论也让我对禁忌这一社会现象有了全新的认识。禁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行为限制，更是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体现，它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传承文化传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乱伦禁忌作为最基本、最古老的禁忌之一，它的起源和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对涂尔干的某些观点和论证产生了一些疑问。例如，他对于社会力量如何具体作用于个体意识形成乱伦禁忌的过程，在解释上似乎还不够详尽；对于其他可能影响乱伦禁忌形成的因素，如生物本能、个体心理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忽略。
      总的来说，涂尔干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乱伦禁忌这一现象的全新理论解释，也为我们研究社会现象、理解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7.15-7.21
本周看了涂尔干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是涂尔干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受启发，也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思考。涂尔干在书中深入探讨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的本质、起源以及它们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作用。他指出，职业伦理是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一套规范和准则，这些规范和准则不仅约束着个体的职业行为，也保障了职业群体的利益和声誉。在现代社会，职业分工日益精细，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职业伦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职业伦理使得每个职业都有了明确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有助于提高职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信任度。而公民道德则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它是社会团结和整合的基础。涂尔干认为，公民道德的形成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国家作为社会的最高权威，有责任培养公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个体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个体只有在履行公民道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涂尔干强调了社会分工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分工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也催生了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然而，社会分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个体之间的疏离、社会失范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涂尔干提出了重建社会团结的理论，他认为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是重建社会团结的重要途径。
      阅读这本书让我深刻认识到，伦理道德并非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与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紧密相连的。在当今社会，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社会道德面临着诸多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重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的建设。对于个体而言，我们应该在自己的职业领域中遵循职业伦理，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做到敬业、诚信、公正。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履行公民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关心公共事务，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于社会而言，需要加强道德教育，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建立健全的道德监督和奖惩机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八月
首先是这两个月的读书书单。其实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感觉阅读的有些迷茫，在用了一个多月读了八本书，一口气将涂尔干的推荐书目读完之后，我发现能记下的并没有多少。好多书目都是囫囵吞枣，在一知半解的时候就翻到了下一页，对书中内容只是了解个大概，真正能理解透彻并且记到心里的并没有多少。我意识到读书不应该是这样，读书不是翻书，我这样子并不像是读书，反而更像是在翻书。于是我又回看之前看过的书，目前已经看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乱伦禁忌及其起源》、《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等几本书。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我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事实”，也懂得了“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了解到“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这种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征。我们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意志去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而应将其视为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研究。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我了解到宗教的定义、起源与功能。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我了解到乱伦禁忌的起源和表现形式，以及它有着维持社会秩序，建立社会关系的作用。阅读《职业理论与公民道德》这本书让我深刻认识到，伦理道德并非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与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紧密相连的。

9.10-10.13
首先是这个月的读书书单。这个月我阅读了韦伯的《学术与政治》《社会学基本概念》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正在读《支配社会学》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对学术和政治生涯的深刻剖析，让我对这两个领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提到，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赌博”，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学术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知识和真理不懈追求的执着。在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着信息的爆炸和知识的快速更新，韦伯的这些观点让我开始反思，如何在学术的海洋中保持自己的方向和热情，如何在学术研究中寻找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在《社会学基本概念》中，韦伯对社会行动的分析，让我对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对社会关系的探讨，让我意识到，社会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是个体行为背后的意图和意义的体现。这让我思考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他人的行为动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韦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阐述，让我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提出的“理解性社会学”，强调了对社会现象背后个体行为意义的理解，这让我意识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更是对人类行为深层次动机的探索。这种研究方法让我更加坚信，社会科学研究应该贴近现实，关注人的主观体验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通过阅读韦伯的著作，我最深的感悟是，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社会实践中，我们都需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和对知识的热情。在前段时间的一门专业课上，老师曾问过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普通人和专家是否能有同样的思想、想法？老师当时给出的答案是不行，他说如果是专家就不叫专家，如果你有这种思想你就是专家了。好巧不巧，没过几天，我就读到了韦伯对于业余人士和专家的看法。韦伯认为，业余人士的想法可以有着同专家见解完全一样甚至更大的意义。业余与专家的不同，只在于他的工作方法缺乏严整的确定性，因此他通常做不到对他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贯彻到底。这是普通人和专家的区别。只是缺乏专业的技术，并不是缺乏思想。在另一门课上，老师讲到专业化的问题，也提到了专家。她说以前专家的一些言论，随着时代的改变，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了。我不懂，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是立于不同的观点和视角，还是社会思潮悄然改变？    韦伯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这句话让我深思，在这个看似理性化的世界里，我们是否失去了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和对高贵理想的信仰。希望我能在这个“除魅”的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信仰和价值，坚守自己的学术追求和社会责任感。在这个月里，我基本可以每天保持7小时以上的睡眠，晚上大概12点前睡觉，早上7点多起床，但这个月的运动情况相较于之前几个月来说稍逊一筹。主要也是因为上课了，时间显得不是那么充足。偶尔会和舍友打几次羽毛球。不过国庆期间运动量明显提升，和朋友打了好几次篮球。同时也和同学朋友去爬了太白山。算是弥补了这个月的运动空白。这个月的读书和前几个月的感受完全不同。开学了事情变得多了，像以前那种有着大块时间阅读的机会少了。有时候刚刚阅读进入状态，又被其他事情打断，像是在忙碌的间隙中见缝插针的进行。但这个月的读书也让我对时间管理有了更深的认识，让我知道了怎样才能更加合理的分配时间，积极主动的去适应新的阅读节奏。这个月的阅读体验让我明白，阅读不应该被时间和环境所束缚，只要愿意，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时光。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更加合理的安排时间去阅读。

10.13-11.24
这个月的读书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上次13号汇报完之后，我发现对于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本书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所以又花了三天再读了一遍。第二部分是从17号开始读资本论第一卷。这个月我阅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三部分是阅读了《如何有尊严地离去？：关于临终、死亡与安宁疗护的社会学研究》，第四部分是目前正在读《资本论第二卷》。
      因为资本论二三卷还没有读完，所以对于资本论的感受思考我放在下个月再讲，这次主要分享一下《如何有尊严地离去》这本书。
      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回避谈论死亡，仿佛这是一个禁忌。然而，死亡是每个生命不可避免的终点，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死亡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一系列经历和现象的集合。《如何有尊严地离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勇敢地揭开了这个话题的面纱，引导我们以一种更加理性、平和的态度去面对生命的最后阶段。
      初拿到这本书，感觉有些奇异。因为和我们平时读的这些著作不同，很少见一本书的开篇是介绍研究背景、问题与思路、研究设计与方法。说是一本书，给我的感觉倒像是一篇论文。果不其然，后面通过阅读也知道，这本书最早的研究就始于涂炯老师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的田野调查。书中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临终和死亡的社会学研究，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死亡与临终照护的研究问题与思路。当今社会，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生命的终点，与此同时，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虽然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但也改变了人们死亡的方式和时间，使得死亡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如何让老年人以及临终患者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涂炯老师通过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案例，探讨了如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保持尊严，以及如何为亲人提供一个平和、有尊严的告别。书中不仅涉及了医疗、法律和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还触及了个人情感和心理层面的挑战。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我们如何理解和应对死亡与临终照护，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
      全书所涉及的两个部分，一个是离去；另一个是离去的特定方式。与内容相对应的，我认为两个部分的部分核心观点也可以加以探讨：前者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情境下的死亡问题；后者则是对安宁疗护体制的一些思考。
      “死亡自主性”似乎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来概括患者的死亡体验过程。很多时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终”存在于普遍社会情境之中，更多时候被用于社会评价或安抚性的互动，因为衍生出诸多类似的标准，这些标准对死亡时间、死亡方式、死亡情境等都作了或详或略的指认。对于社会学的分析而言，与其讨论如何从伦理意义上评价死亡，不如分析影响死亡的因素。作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意味着将伦理评价纳入到影响死亡的因素之中。死亡自主性首先意味着死亡对将死之人而言的意义定位，即死亡是否是其可以接受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1.临终前的体验（主要是身体方面的）；2.临终患者对死亡的理解（受到其本人的生命历程体验和社会文化规范影响）；3.临终患者对家属状况（包括伦理、情感、经济）等方面的考虑。这些因素都会综合起来影响患者对自身死亡的理解。与之相对的，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家庭对临终亲人的看法、医疗制度与医疗技术状况、医护人员对临终患者的社会评价等，也都会影响死亡的自主性。由此可见，影响死亡自主性的因素应当是互动着存在的，如果互动被阻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严重影响死亡的自主性水平。在这些互动中，最主要的两组互动要数家庭内互动和医患互动了。这可能也是作者能够进一步有所发挥的空间，因为通读下来，对这两组互动的分析还是稍显单薄，因而在保证因素全面的同时，没能实现特定的解释：影响死亡自主性的因素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死亡自主性究竟该如何被定义呢？
      对于安宁疗护制度而言，我认为医护的视角非常可取，作者的考察也比较完善，分别从医疗技术与实践和医护主观体验两个角度分析了安宁疗护制度在实践中的状况，其中又分为多种情境下的多个维度。但总的来说，还有需要进一步归纳的地方，即如何将医护培训教育中的技术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惯常观念，如追求治愈、挽救生命等同进行安宁疗护的医护主体间的感受与观念间的张力关联起来。尽管作者也归纳出社会价值、治疗成效、工作绩效、医患关系等多重指标，但这些论述还是过于情境化，尚未形成可以说明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的，需要探究这些张力表现中哪些是可以维持的、哪些是不可持续而需要转化的。这样做就可以使参与安宁疗护实践的医护在处理自身问题的情况下，不止依靠心理层面或追寻工作意义感来解决问题，而是应当从有潜在冲突的多种情况入手，给出更有条理的分析，而不仅仅是从微观到宏观的思路进行罗列。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点我的思考。 在关于面对死亡的观念与态度的一章中，作者讨论了善终理念，但没有强调正确性，这大概是社科人研究中时刻需要警惕的陷阱，所谓“美好”，作为一种理想追求，本身极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和标准，形成一种“正确的暴力”而对多样化的选择形成限制，有悖初衷，那么我想问，在探索阶段，这种自我反噬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