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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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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瑞玲的读书报告(更新至2025.12.14)

10.25-12.30
书单: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社会科学方法论》

读书报告: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如何塑造个体、经济与现代性
——从涂尔干与韦伯的宗教理论看社会秩序与变革的精神动力

在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两位社会学家均将宗教视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关键,但他们切入的角度和得出的结论却各有不同,共同为我们揭示了宗教如何作为核心社会力量,塑造从个体心智到宏观历史进程。

一、涂尔干:宗教作为社会整合与神圣化的核心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部落图腾制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论点:宗教的本质是社会对自身的崇拜。
1.  宗教是社会的神圣化。涂尔干认为,宗教信仰将世界划分为“神圣”与“凡俗”两个领域。神圣物(如图腾)之所以神圣,并非因其内在属性,而是因为它们象征着社会本身。社会通过宗教仪式,将自身的集体力量、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赋予神圣的色彩,从而使其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
2.  宗教塑造集体意识与个体精神力量。宗教仪式(如集体欢腾)是产生和再生产“集体意识”的关键机制。在这种集体活动中,个体感受到一种超越自身的力量,从而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道德义务。因此,对涂尔干而言,宗教的首要功能是整合社会,它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一个道德共同体,并为社会秩序提供终极的合法性基础。
3.  核心结论:宗教是社会性的,它是社会巩固自身、维持稳定和延续的手段。它面向的是社会的存续与团结。

二、 韦伯:宗教作为世界观与经济社会变革的驱动力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与涂尔干截然不同,但又互补的视角。他关注的是特定的宗教观念如何能成为引发巨大社会经济变革的驱动力。
1.  观念驱动历史:韦伯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理性精神在西方,而不是世界其他文明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他的答案是,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的伦理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
2.  新教伦理的意外后果:加尔文宗的预定论给信徒带来了巨大的救赎不确定性焦虑。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信徒将世俗职业中的成功视为上帝恩宠的象征,从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入世禁欲主义”伦理:勤奋工作、理性组织生活、节俭积累、反对奢侈享乐。这种伦理精神,在韦伯看来,恰好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必要的心理驱动力和道德正当性。
3.  核心结论:宗教观念并非总是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它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变革性的力量,塑造出新的“社会行动”类型(在这里是工具理性行动),并最终催生新的经济制度。它面向的是历史的变革与个体的内在动机。

三、 比较与综合:以中国宗教为镜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将其理论框架应用于一个反面案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比较视角,以深化对涂尔干和韦伯理论的理解。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韦伯详细考察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别是儒家正统思想(以及他眼中的“异端”道家思想)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经济行为倾向。通过比较,韦伯得出结论:儒家伦理的特质并不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1)儒教:韦伯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并非一种超越现世的宗教伦理,而是一种入世的伦理体系。儒家思想重视现世的和谐与礼俗秩序,强调长幼尊卑和家庭伦理(忠孝)等价值。在宗教观念上,典型的儒者并不关注个人来世的救赎:“信奉儒教的正统中国人……祭祀时为自己祈求多福多寿多子,却丝毫不为自己来世的命运祈祷……儒教中没有来世说、救世说,没有对超验命运和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说,儒教缺乏一种关于彼岸世界救赎的强烈关切,没有像新教那样关于原罪和得救的神学观念。儒家关注的是在现世中恪守伦理纲常以维持社会长治久安,崇尚传统和谐的秩序,并没有鼓励人们为了来世或宗教使命而刻意改变世俗生活。这种维护传统的倾向在韦伯看来恰恰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因为资本主义需要打破传统束缚、鼓励创新和积累的精神动力。
除了宗教理念上的差异,韦伯还分析了中西方社会组织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他强调中国的科举官僚体制和宗族结构使得社会精英(“士”阶层)追求的是政治地位而非经济创新。中国的士人以做官入仕为人生理想,奉行的是受礼教约束的经济思想:各人安守本分,遵循等级分配,不能逾越僭越。这种思想与西方倡导个人竞争和冒险进取的理念截然不同。儒家的伦理理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和道德修养(修身养性以求他人尊重),而不是鼓励个人积极改造世界来荣耀神或证明自我。相比之下,新教伦理强调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工作被视为对上帝尽义务的方式,信徒之间形成高度的相互信任和诚信网络,从而有利于商业合作和信用体系的发展。韦伯特别提到,儒家文化中由于缺乏宗教上的共同救赎信念,社会成员之间难以形成超出家族宗族之外的普遍信任;而清教徒社群内强烈的道德纪律和彼此信任则便利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如信贷贸易)的开展。此外,儒家士人崇尚的是传统经典和文雅辞藻,往往缺乏经世致用的科技理性训练;相形之下,新教文化鼓励信徒通过理性研究自然以荣耀上帝,重视世俗职业教育和科学知识,将其视为履行天职的手段。这些对比都揭示出:儒教的理性主义与新教的理性主义存在重大区别,前者倾向于调适顺从于既定秩序,后者则内在地孕育出变革世俗、追求超越的动力。
(2)道教:则更加倾向于神秘主义和对世界的“适应”与“逃避”,同样不具备推动系统理性化经济行为的潜力。
2.  与涂尔干理论的对话:
a. 从涂尔干视角看,中国的儒教成功地扮演了整合社会的角色。它通过科举制、祖先崇拜和家族伦理,将帝国、士绅阶层与基层社会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高度稳定的“神圣”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儒教是成功的“社会整合剂”。
b.从韦伯视角看,正是这种过于成功的、以维护既定秩序为目标的整合,抑制了能够引发革命性变革的张力。新教与世界的紧张关系被儒教与世界的和谐关系所取代。

    四、理论视角与解释路径的比较
韦伯和涂尔干都重视宗教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但他们在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1. 问题意识与关注重点:韦伯关心的是宗教如何带来社会经济的变迁,特别是宗教观念如何成为经济行为的动力。他以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命题为代表,揭示宗教可以成为社会变化(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相反,涂尔干关注宗教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强调宗教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机制如何保障群体的团结与稳定。用一句话概括,韦伯将宗教视为促成经济行为和制度变革的力量,而涂尔干将宗教视为塑造社会凝聚和道德秩序的基石。因此,前者更关注宗教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联,后者更关注宗教与社会结构的功能关联。
2. 理论视角与方法论取向:韦伯采用的是理解社会学的方法,偏重“主观意义”的分析,属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取向。他倾向于从个体行为者的动机和意义出发,分析宗教伦理如何内化为个人行动准则,再汇聚成社会经济现象。例如,他通过阐释清教徒如何理解“天职”来说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这种分析注重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和多因性。相对而言,涂尔干奉行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方法论,主张从整体出发考察“社会事实”,属于方法论集体主义阵营。他把宗教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来研究,通过比较原始社会来寻求宗教的普遍形式和功能规律。他更强调结构和集体力量对个体的制约,注重寻找社会现象(如宗教)对维系社会系统的功能解释。简单说,韦伯从个体行动意义切入,涂尔干从集体结构功能切入,这一差异导致他们对宗教与经济关系的解释路径明显不同。

五、 总结:两种模式的社会力量
通过对三本书的阅读,我们可以提炼出宗教作为社会力量的两种基本模式:
1.  涂尔干的“整合模式”:宗教是社会的象征与巩固者。它通过创造神圣、举行仪式来强化集体情感,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延续。它解释了社会何以可能,以及道德权威的来源。
2.  韦伯的“变革模式”:宗教是历史进程的精神驱动力。特定的宗教观念能够内化于个体,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活导引,从而催生新的社会行为与经济形态,最终改变历史轨道。它解释了社会为何变迁,以及现代性的文化起源。
将韦伯对中国宗教的分析纳入,我们看到了这两种模式的交织:一个社会(传统中国)可能因其主导宗教(儒教)强大的“整合”功能,而抑制了可能引发内部“变革”的宗教观念的出现。而西方则因基督教内部的裂变(宗教改革),意外地释放了具有变革力量的“新教伦理”。
结论:涂尔干和韦伯分别揭示了宗教力量的一体两面——维系秩序与驱动变革。理解任何复杂的文明,无论是西方的崛起还是东方的路径,都必须深入探究其宗教文化内核,因为正是这些看似“非理性”的信仰与仪式,在最深层次上理性地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

现代性的双重面孔:制度断裂与心理激荡
——吉登斯与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比较

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与齐美尔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面貌提供了相互补充的理论视角。这三部作品分别从宏观制度结构、自我认同机制以及都市心理体验的不同维度,描绘了现代性如何同时塑造了社会的外在形态与个体的内在世界。本报告旨在梳理并比较两位思想家的核心观点,探讨其理论之间的联系与不同。

一:模糊描绘与清晰勾勒:不同时期对现代社会的理解
    吉登斯与齐美尔都关注现代社会的特殊性质,但立场有所不同。齐美尔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将现代性的典型场域定位在大都市,通过分析都市生活来折射现代性的特征。他眼中的现代性更多体现为一种经验状态:快节奏、货币经济主导、理性至上、人情疏离等。齐美尔并未明确使用“现代性”概念,但他描述的大都会精神生活实际上揭示了早期现代社会的一系列表征。
而吉登斯是在20世纪末直面“盛期现代性”乃至“晚期现代性”的理论家。他明确界定了现代性的历史阶段,强调现代性是一个持续深化的过程而非终结,并反对简单宣称“后现代”的观点。吉登斯从宏观入手,将现代性归结为制度性变迁和全球性影响: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和全球化网络塑造了现代世界的基本秩序。吉登斯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断裂式”的发展,强调其与传统的根本性割裂。他指出,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以及现代性的反思性——共同催生了一个高度动态且全球化的社会系统。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关注的是现代制度的“风险性”,这种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自然危险,而是由人类知识体系本身所制造并难以完全控制的“人为不确定性”。
相比齐美尔直观地从都市日常提炼现象,吉登斯提供了一个更总体性和历史性的现代性概念。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认识到现代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态变革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但齐美尔侧重于具体生活感受的刻画,而吉登斯倾向于抽象出现代性的结构特征与阶段划分。

二、都市冷漠与信任机制: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不同策略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齐美尔笔下的都市个体发展出了一种带有厌倦态度的理性主义和情感保留。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他描绘了一个由金钱经济主导的都市生活,其中信息、人流和刺激的密集流动导致了个体心理的重大调整。大都市人面对“神经生活的强化”必须发展出一种“理性算计”和“冷漠”的态度作为心理保护机制,用客观、量化、算计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以应对不断涌入的感官刺激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这种冷漠是一种功能性适应,使个体能在密集的社会互动中保持心理完整性。
面对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吉登斯则提出了“信任”作为核心协调机制。在抽离化系统中,个体必须依赖对抽象系统(如货币制度、专家系统)的信任来应对日常生活中无法直接控制的知识和社会关系。信任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对系统可靠性的合理预期,是现代性得以稳定运作的心理基础。现代社会的运转高度依赖这些系统:我们相信医生会正确诊断疾病,相信飞机会安全抵达目的地,相信银行会保管好我们的存款。但这种信任是有条件的,它基于我们对专业知识和技术系统的依赖,而不是传统社会中对熟人或社区的信任。
齐美尔的“冷漠”与吉登斯的“信任”两者都是个体在现代环境中维持本体安全的不同路径,不同的是,一个是对外界刺激的被动情感适应,一个是对抽象系统的主动信任构建。

三、碎片化体验与反思性规划:自我认同的不同维度
齐美尔关注现代自我体验的“碎片化”特征。在现代都市中个体面临一系列心理适应问题:刺激过量导致冷漠,匿名环境带来人格的保留,社会分工造成个人的原子化。个体同时属于多个社交圈子和兴趣群体,这种“交叉圈属”导致了个人认同的多元化和片段化。他的关注点在于个体如何在强大的社会潮流中保持自主性,他担忧现代条件下真诚的个性可能被淹没,人的独立性受到挑战。齐美尔揭示了现代人如何在多重社会角色和快速转换的社交场景中,形成一种流动、多元的自我体验。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吉登斯则更关注当代社会中自我认同的构建。在传统社会中,生活轨迹很大程度上是给定的:你出生在某个阶层,从事某种职业,建立某种家庭,往往在出生时就已经定好。在现代社会,自我不再由传统角色预先给定,而是成为一个需要持续建构和修正的“反思性项目”。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伴侣、生活方式甚至性别认同。但这种自由带来了另一种烦恼,那就是选择背后沉重的负担——没有明确的路标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每个决定都伴随着可能选错的焦虑。我们像站在一个巨大的超市里,面对琳琅满目的生活选项,却不确定选什么最好。现代生活的自由与负担是一体两面的。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却必须承担选择的全部责任;我们脱离了传统束缚,却可能感到无所适从;我们能够重新创造自己,却可能迷失在无穷的可能性中。
吉登斯提出现代人并非被动适应,而是可以主动规划自己的身份和人生道路,自我成为一个反思性项目。现代性的后传统情境给予个人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同时也要求个人不断塑造自我以应对变化。吉登斯引入了如本体性安全、身份认同危机等概念,讨论现代人内心的焦虑与安全需求,以及通过建立基本信任(如亲密关系)来维持心理平衡。个体通过编织连贯的自我叙事来建立本体安全感,这种叙事整合了过去经验并导向未来的规划。自我认同的建构始终处于现代性的专家知识影响之下,同时又具有高度的个人选择性和责任性。
齐美尔的碎片化体验与吉登斯的连贯性叙事看似不同,但都揭示了现代自我认同的不同维度:齐美尔捕捉了自我在复杂社会结构中被分散、被多重化的客观现实。吉登斯则关注个体如何努力维持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心理需求。

四、总结:现代性的双重面孔
通过比较阅读可以发现,吉登斯和齐美尔分别描绘了现代性的两副面孔——一副是冷静理性的制度架构,一副是躁动不安的心理图景。现代人同时生活在吉登斯笔下的抽象系统和齐美尔描绘的都市刺激之中,既要建立对遥远系统的信任以维持日常生活的秩序,又要发展出心理策略以应对近在咫尺的过度刺激。正是这种宏观制度结构与微观心理体验之间的持续互动,构成了复杂的现代性经验。
理解这种双重面孔,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也为思考如何在制度设计和个体生活中应对现代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9.20~10.25书单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
《现代性的后果》
《街角社会》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现代性的后果》读书报告
一、现代性及其断裂
1.何为现代性?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2.何为现代性的断裂?吉登斯否认我们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提出自己的论点——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的”解释。这里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吉登斯从变迁速度、变迁范围、固有特性三个方面阐述了何为现代性的断裂:
(1)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快;(2)变迁范围广,席卷全球;(3)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二、社会学与现代性
吉登斯分析了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提出了三个一反传统的概念:
1.多维概念。现代性并非像三位经典社会学大师认为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工业主义(涂尔干)或者合理化(韦伯)那样是单维度的,相反,现代性是多维的。
2.时空概念。吉登斯反对社会学理论中通常使用的“社会”概念,传统的“社会”概念其实就是民族国家和秩序问题。他认为我们应该把对秩序的探讨变为社会体系究竟是怎样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的,必须深入考察现代制度是怎样“适应于”时间和空间的。
3.双向阐释(反思性)概念。以往,社会学被认为可以用来预测和控制社会生活,以及通过对社会主体(这里我的理解是社会行动者及其社会行动)的理解来对社会科学作出清理。吉登斯认为这种观点不充分,他用“双向阐释”来解释社会学与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类行为:第一重的阐释是作为外行的行动主体对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知识的发展依赖于外在世界;第二重阐释是创造出来的抽象化的社会学概念重新返回社会世界,作用于社会生活。吉登斯把它称之为“反思性”模式。我对此的理解是,人类社会不是一往无前自顾自发展的,社会科学也不是单方面对社会的追踪与阐释,人类对自身社会的阐释和理解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发展,所以社会与社会学是相互作用的,此谓“反思”。
吉登斯总结,社会学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源于它用最普遍化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社会生活。
三、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时空分离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域”,而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
1.何为“脱域”?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是两种脱域机制的类型,前者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后者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
2.何为“信任”?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
四、进一步阐述现代性及补充说明其他概念
吉登斯进一步分析和阐释了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几个维度,深层辨析了几个概念用来补充脱域概念:再嵌入;当面承诺、非当面承诺;阐述了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亲密关系如何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下发生转变,以及分析了现代性出现危险和问题的几个因素。最后总结: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现代性内在地就是全球化的,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的。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读书报告
一、社会事实的定义
为了使社会学家能够方便地发现社会事实,而不将它们与其他事实混淆,涂尔干把从能对个人意识产生强制作用这一特性上可以认识的行为方式或思维方式视为社会事实(强制性)。他承认这不是社会事实唯一的定义,而只是他从其许多特征中选择的最明显特性。这种选择是为了契合研究需要,因为“能对个人意识强制作用”这一点可以通过外部观察得到、可以认识。
像那种根据事物内在属性来定义却在实际研究中无法利用的定义是没有用的,因为研究伊始研究者往往不知道事物的内在属性是什么。
二、提出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应当把社会事实视为物(客观实在性)。
这也是涂尔干在序言中单独提出来单独强调的特性,它是一切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前提。体现出涂尔干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倾向。他认为不能仅凭内心主观臆断,而应该通过观察发现可感知的外部特征、通过实际验证。否认能以精神直接认识物。很多社会科学著作表述的不是事实,而是作者在进行研究之前对事实所持的先入之见。
涂尔干提出了两条亚定理:
(1)必须摆脱一切预断。他承认在社会学上,由于感情的参与,打破这个枷锁特别困难,但是他相信有一天能够实现。
(2)只应取一组预先根据一些共同的外在特征而定义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并把符合这个定义的全部现象收在同一研究之中。这一条我认为可以看作是社会事实定义的缩小化和具体化。在选定某个社会事实作为研究对象以后,同样根据外部特征来收集符合的现象。这样可以使研究一开始就立足于现实之中,而不是仅根据研究者的臆断和主观定义。
因此,社会学家试图研究某一种类的社会事实时,他必须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
三、社会现象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外在性)。
涂尔干用细胞与生命体的关系来类比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指出整体属性并不等于部分属性之和,同样,社会的属性不等于个人属性的叠加。所以社会虽然是由个人意识组成,但绝不能仅仅通过个人意识来解释社会现象。因为社会现象在形成之始,就脱离了个人意识,具有了它本身独特的属性。
特殊事实存在于社会本身,而不存在于社会局部;同样,它也存在于构成社会的个人意识之外。涂尔干的论断把社会学和心理学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不过这种区分不否认过渡地带的存在,所以他认为有可能出现作为个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共同地盘的完全是形式的心理学。
四、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
1.在这个现象发生的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社会种里,对于这种社会类型是正常的。
2.何谓“正常”?即现象的普遍性与所研究的社会类型中集体生活的一般条件有联系,这也是用来检验第一条的方法。
3.如果这个现象与在尚未完成其全部进化过程的社会种有关,那么第二条的检验就是必不可少的。
涂尔干强调必须把现象的普遍性作为衡量现象正常的标准。他举了犯罪的例子作为证明,犯罪对于个人来说是不正常的,但对于社会来说却是正常的,因为无论什么类型的社会都会有犯罪,犯罪也同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
五、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
首先,以最简单的社会或单环节社会为基础,根据社会表现出的融合程度对社会分类;其次,再在各类社会的内部根据最初的多环节是否完全融合为一体区分出各类变种。
六、关于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
那么如何寻找原因呢?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或者,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过程的最初起源,应该到社会内部环境的构成中去寻找。那么如何寻找一种社会事实的功能呢?应该到它与社会目的的关系之中去寻找。
七、求证的原则:同样的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涂尔干强调共变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这种类似于自然科学实验中通过控制变量,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最后通过比较来得出结论。不同的是,社会学现象往往不能手动控制变量,便只能通过比较归纳出原因。因此涂尔干提出,要解释某一较为复杂的社会事实,只有观察它在所有社会种中的全部发展过程才能做到。

《街角社会》读书报告
一、内容概述
这本书主要记录了作者进入美国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科纳维尔,利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对这个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做出分析并记录下的研究所得。
作者分别研究观察了诺顿帮(由街角青年组成)、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由男大学生组成)这两个群体中的社会结构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地位。从这两个群体引申出两个社会阶层的状况,底层青年和较高层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作者也观察分析了街坊文教馆(由外来人员组成)在这两个群体之中的社会角色。
除此之外,作者观察并研究了经营赌博业等非法行业的科纳维尔非法团伙成员、贫民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描绘了这个社区的人们出于感情和谋求利益的需求进行政治竞选和组织一系列政治活动的过程。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指出科纳维尔的问题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他周围社会的结构融为一体。这既说明了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组织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个地区的人们对其种族和意大利的忠诚。这其实根本反映了社会流动的问题,一个街角青年要如何既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又不背弃自己的出身阶层获得街角的承认,这是值得思考的,也是后续无数街角青年所需要面对的。
二、研究特点
这本书作为社区研究及实地研究的一个绝佳案例,也同时作为社会学的经典之一,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令人印象深刻。
1.以小见大的群体结构分析
作者没有对大量的社区居民进行统计调查或进行普遍式的访谈和观察。他通过对两个帮派其中人物的地位和结构分析,来以小见大地试图了解贫民区的社会结构。比如说关于社会态度的调查,很难去统计所有位于这个社区,人们对于某一项公共事件或政治竞选的态度如何,但是作者发现分属于不同群体的人态度往往也有所不同,而他们所属的群体往往从较大概率上影响和决定了他们对于公共事件的态度。作者主要研究了两个帮派,其一是主要由街角青年构成的诺顿帮,由贫民区的底层青年组成;其二是主要由大学生构成的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由贫民区中少数上过大学的青年组成(后来吸收了部分街角青年)。这两个帮派也分别折射出了贫民区的两种社会阶层,普通底层青年和较高层受过教育的大学生青年。作者从这两个群体的首领入手,通过结识多克和奇克,再渐渐去认识别的成员,融入他们的日常活动和集体圈子,逐渐了解到群体中不同人物的位置和地位高低。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发现领袖的重要作用,他往往是多人活动的发起者和不同人之间的协调者。
2.对于研究过程和方法的详细介绍
作者在附录里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包括他为什么想要去做这样一个研究、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区、融入街角社会的方法和过程。作者本人也说以往社区研究和实地研究很少会写出研究者个人参与的过程、涉及研究者自己与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他正是试图填补这样的空白。其中研究前的准备、资金来源、住宿问题、作者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等等都在附录中有所介绍。我觉得附录对于社会学学者,尤其是学生和研究新手来说非常有参考价值。比起写下的研究问题和得出的结论,研究背后所使用的方法、克服的困难,进入社区的细节以及作者如何完成研究的整个过程,对我们未来要进行的参与观察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特定的问题和结论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方法和研究指南却具有更为普适性的意义。
三、方法论上的启示
1.注意参与观察法受情感卷入的影响程度
我能感受到无论是我作为读者,还是写书的作者在研究整个开展过程中情感的卷入,这种卷入的程度是不断加深的。虽然韦伯提倡这研究过程中尽量价值中立,在实地研究过程中有一条原则也是尽量减少研究观察者对所观察对象的影响,但是这往往是很难完全做到的。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书的第一章,介绍多克和他的诺顿帮的形成、团体结构以及最后的解体。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在逐步的阅读中产生对原来印象中所谓贫民区底层青年的不同看法,对多克的钦佩也会随着对他的了解增多而不断增长。他最后无奈之下放弃竞选、诺顿帮的解体也像一部小说终于完结一样,给人带来莫名的惆怅。这点在附录中也有提到,作者本人也是出于想要积极改变贫民区状况的想法而组织了面向市长的游行,以及其他由于情感的卷入而产生的行为。我想虽然不能做到完美的、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协调和平衡,在个人情感之外去维持研究的理性、客观性。
2.利用关键人物融入社区
前期研究中,作者尝试过挨家挨户地调查房屋面积等信息,但是后面把这些调查总结为“非常失败”。一段时间内,作者在空间上处于科纳维尔这个贫民区,却在社会上完全不了解这个地区的一切,包括社会关系、帮派结构和居民的情感态度等等。而和诺顿帮首领多克的相识是研究形势的转折点。正是通过多克的帮助,作者可以凭借帮派首领朋友的身份去参加街角青年的各种活动,在长期相处中赢得他们的信任,并获得大量有效的第一手资料。得益于融入街角青年的经验,在后续研究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时,作者也首先试图得到首领的帮助和信任,在此基础下,后续进一步研究的开展就更容易了。在长期研究中,也需要耐心去等待或者创造有利于研究的机遇,比如作者在保龄球比赛中拔得头筹使他和街角青年的关系更上一层楼。


6.3-6.23书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自杀论》
7.8-8.4 书单
《学术与政治》
《共产党宣言》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
作息与锻炼:
作息方面,一般早上八点起床,十二点睡觉,中午会午睡一会儿。这个月最大的收获第一个是突破了自己的跑步最长里程记录,一次跑了三公里,第二个是和师兄师姐以及同学们一起爬了一趟大蜀山,一小时内爬完来回还很轻松,非常有成就感!相信以后的3公里次数会越来越多。
收获与反思:
读书过程中要无数次进行语言文字的理解与提炼切割。所以想把书读懂、读好,语文能力也很重要,先理解,然后才能思考。对于语言偏复杂,晦涩,句子结构复杂的著作尤其如此,要学会拆解字词句的意思。又考虑到我们的目的是博览群书,而不是专注于一本书进行深度研究,所以也不必过于纠结看不懂的某一句话。掌握总体内容和框架脉络我觉得基本就够了。既要考虑量,又要考虑时间和精力。我七月的阅读量少了些,要提高效率,八月的目标是至少读完四本书,加油!

读书感想: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主要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在西方新教地区兴起?韦伯通过研究与论证,得出了特定的新教伦理(尤其加尔文宗)无意中孕育了驱动资本主义的“精神”的结论。
具体逻辑便是,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引发了救赎焦虑,信徒需在世俗职业(天职)中勤奋工作以寻求神恩确证。入世禁欲主义的思想(反对奢侈享乐)促使信徒克制消费,将利润再投资。所以新教徒们将职业成功视为道德义务与神意,推动了理性化、系统化的经营追求利润。这种视工作为天职、积累为责任、节俭为美德的心态,为早期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动力。最终,资本主义成熟后脱离宗教根源,形成韦伯警示的理性“铁笼”。
看到导言的时候我主观觉得韦伯有抬高资本主义之嫌,但后面全部看完才体会到他严谨客观理性的态度。他并没有吹捧资本主义精神,而是试图理性分析其发展缘由和反过来对现代社会造成的束缚“铁笼”。也正如他所言,他并不是排除经济和物质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而是说想在这些因素之外探讨精神和文化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也就是在众多原因中试图聚焦出一个原因具体导致的结果。
古有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而这里可以说是新教徒们企图克己而荣耀上帝。劳动的目的是确证神恩,所以新教徒们不专注于消费,勤俭的生活使财富得以累积,积累的资本又继续用于扩大生产和资本再积聚。所以新教兴起的地区更有助于资本主义完成资本积累从而兴盛发展。这让我想到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面,人们劳动的目的是劳动本身。虽然新教时期离这种社会还差得远,但是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也不妨理解成另一种形式的“为劳动而劳动”。
韦伯尤其强调了理性的相对主义,提出新教伦理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是“非理性下的理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新教伦理提倡的生活方式,从个人生活幸福的角度来说是极其非理性的,因为它提倡苦行,抵制享乐和纵欲,简直和生命的目的相悖。但是从系统完整规划生活、避免强烈情感侵扰、以及将信仰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说,又无处不在地体现了理性克制的特点。就是这样看似非理性的理性,与“天职观”结合在一起,促使信徒以极其认真、理性、系统化的方式经营事业,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这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合理化。
这本书为我了解西方宗教打开了一个窗口。在此之前,我从未真正了解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也从未想象到所谓“虔诚”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西方社会千百年来腥风血雨的宗教斗争,“百家争鸣”式的教派和学说,以及大批狂热虔诚的信徒和宗教集会盛况,让我逐渐明白为什么“宗教”是一个西方社会中敏感而热度又高居不下的话题。
韦伯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洞见:最初由宗教伦理驱动的资本主义精神,一旦资本主义体系成熟并世俗化,便会摆脱其宗教根源。追求利润和效率本身成为了目的,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非人格化的、理性化的社会秩序(“铁笼”)。人们被困在这个系统中,财富本身的诱惑超越了苦行的最初目的,人们倒向贪婪、消费和享乐,最初的宗教意义和道德动力已经消失殆尽。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是齐美尔的著作选集。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本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金钱”主要选自《货币哲学》中的章节;第二部分是“性别”,主要节选了对男女性别问题进行思考的短篇文章,包括女性文化、卖淫问题和卖弄风情等等;第三部分是“现代生活风格”,主要分析了现代生活的一些特殊现象,例如时尚。齐美尔被称为“社会学小品文大师”,而这本书强烈和特别的个人风格也给我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思考。
首先就是高度思辨性的论述风格。齐美尔因为其哲学背景,无论在论述货币流通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还是分析为什么要发展女性文化时,都会从比较抽象和思辨的高度进行论述,这也使得我这种一般读者因为没有掌握丰富的相关知识和哲学术语,跟上作者的节奏比较难,尤其是后面几篇阐述女性文化等其他问题的文章,很难说我理解了。
但是在可理解的部分或篇幅较短的文章中,我能体会到他那天才般的思想和灵动的思维跳跃。比如对男女权力地位的深度分析,男性可以不意识到自己是男性,但是女性不能不够识到自己是女性,所谓“主人可以意识不到自己是主人,但奴隶却不能不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用夸张的手法,凸显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女性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地位上处于很大弱势的状况。他能够不囿于自己的立场思考并达到超越现代大部分人的思想深度,不愧为一代社会学大师。
再比如对卖弄风情行为的分析,他把这种行为归结到对在“得到”和“尚未得到”中间的不确定状态的追寻,并扩展到其他事物,说人们着迷的是对这种不确定状态的追寻。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他对“陌生人”的定义和对“价值”的定义:陌生人不是完全游离于社会世界之外的人如外星人,也不是身边的人,他是今日停留而明日就要离开的游客;完全轻松得到的东西如空气没有价值,完全得不到的东西也没有价值,只有不是唾手可得但可能得到的东西才有价值。这种分析可以说把相对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这本书给我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作者在行文中喜欢运用很多形象的比喻,并且对于艺术的评论信手拈来。这体现出齐美尔对其他艺术领域的涉猎和了解,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别的领域也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和锻炼思维。


《学术与政治》是韦伯在一战结束前后(1917-1919年)在慕尼黑大学发表的两篇演讲合集。与复杂艰深的宗教分析以及其他更晦涩的学术研究相比,学术和政治这两个话题,不仅是当时的德国民众,也是现代年轻人一般更渴望谈到和得到指导、更渴望了解像韦伯这样的智者和大师如何看待的问题。历史的风带我们穿越回到百年前的德国,去领略韦伯这位社会学大师富有见地的思考和审慎智慧的表达。因为是演讲稿,所以可读性非常强。我仿佛成为一个听众,看到韦伯在讲台前娓娓道来。
在《学术作为志业》中,韦伯指出,学术事业需要激情、责任感与远见:“只有当一个人全心投入他的工作时,他才能在其中发现真正的意义。” 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不断被超越,“所有科学成果都是暂时的,注定会被新的发现取代”。因此,学者必须接受知识的暂时性与学术竞争的不确定性。他强调价值中立原则,认为教授的讲坛不是宣讲政治观点的地方,学者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分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学术的志业不是通向终极意义的道路,而是在“祛魅的世界”中,以职业伦理面对知识的无限任务,“尽管世界不再有任何魔力,我们仍要以人类的尊严投入工作”。在《政治作为志业》中,韦伯区分了“为政治而活”(以政治为志业)与“靠政治为生”(以政治为谋生),强调政治工作需要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政治是“钻透厚木板”的过程,需要耐心与力量。他提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前者强调“无论后果如何,都要依照自己的信念行事”,后者强调“必须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韦伯认为,“成熟的人是在激情与责任之间保持张力的人”,政治家必须在信念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两篇演讲共同探讨在理性化和价值多元的“祛魅”时代,个体如何选择并承担志业。韦伯告诫青年不要沉溺于空洞的理想主义,也不要陷入犬儒的现实主义,而是在“清醒地面对无意义的世界”中,依然选择为所信之事业负责,“在绝望中仍说‘是’”。


《共产党宣言》系统阐述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历史观,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诊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内在危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联合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达成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目标。《宣言》除去对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阐述,还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阐述了共产党对其他党派的策略。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是对古典时期社会学名家评述式的介绍。主要介绍了托克维尔、涂尔干、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一共五位社会学家的思想。除了托克维尔,其余的几位社会学家我在考研备考时期对他们的思想就已经有所了解。不过这本书介绍得更有深度,他们的生平和思想发展脉络的叙述也更详细。每章节后的评议部分对各个社会学家的思想从正反两面进行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每个大师的学术气质和特点,不一味地推行原教旨主义和经典崇拜。
我觉得阅读评述式经典的好处之一是方便自己以后对社会学原著的选取和阅读。比如我会了解到,齐美尔的思想一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哲学时期、社会学时期还有生活哲学时期。那么在后面他的论著中,我就会偏向于先选取社会学时期的重要著作来读,从重点到全面,从主要著作到其他著作。好处之二就是方便以后理解他们的某一本著作。结合当时社会学家创作他们的时代背景和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再去读,比直接跳入原著效果要好,也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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