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书单汇总
1.《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2.《论美国的民主》（下卷）
3.《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上
4.《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下
5.《社会世界意义的构成》
6.《甜与权利》
7.《洁净与危险》
8.《找工作》
1.《国富论》上
2.《国富论》下
3.《道德情操论》
4.《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5.《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6.《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7.《政府论》上
8.《政府论》下
9.《利维坦》
阅读感想
舒茨的思想主要解成和发展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观念，从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应该如何被理解，探讨不同的形成意义方式。并且将韦伯理论中的意义脉络，主观意义，客观意义，动机等概念做哲学上的厘清，重建主观和互为主观的意义设定过程的一般前提和自我在社会文化的各个制度化层面上如何表现。
韦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动，根据社会行动概念，舒茨认为存在三个问题
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意义是什么
对于自我而言,他我如何以有意义的方式被给予?
3.自我如何理解他人的行为?可区分为:
(a)一般性的;
(b)以行为者自己的主观意义来看。
舒茨在研究社会行动时重点放在了行动者的主观性，因此他研究了行动动机。认为只要“动机”是用来指称行动者的“期待”,动机脉络便可以被界定为行动者透过行动构想而采取某种特别行动的意义脉络即以未来完成式被构想的已然行动，对行动者而言即是动机(也就是目的动机）动机分为两种:
目的动机:根据构想来说明原因
原因动机:以行动者的过去经验来说明构想如何形成。
韦伯区分了行动与行为，在韦伯区分的基础上，舒茨再次定义了社会实质行动以求概念更加明晰。
社会实质行动即意图让他人知道我正在影响他，这种行动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性动机脉络。
社会实质行动受到四个世界的影响: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前人世界和后人世界。
周遭世界对社会行动的影响:只有作为周遭世界中充满内容的我们关系中的生命，才可能是活在你的主观意义脉络中的生命。
在周遭世界的社会关系中,是相互联系的个体之间一起成长老化了,而且,我不只注意到我对于你未来被期待的行动之想象，更看到你的行动如何在“你”的计划中构成,此外也看到了你的行动本身,看它如何“在我的眼前”进行,而且还看到你的已然行动,透过它，我的想象和你的构想可以被实现或落空。在这整个过程里,我与你同时看到你的意识流程和我的意识流程:我和你一起生活在充满内容的我们关系里,而不须反省到这层关系。在一个整体的、未分割的时间之流里,我的生命流程将你的行动构想以及你的行动之具正落实作为一个整体涵盖进来。我生命流程中的这一片段充满了对你的体验，而这是我以“我们”的方式觉察到的;同样地,你也能够对你的生命流程和你找的关系作描述，而我也会注意到并且知道。即曾经是我的周遭世界，现在是我的共同世界。
周遭世界如何一部分围绕个体形成共同世界，关于这一点，舒茨提出来关涉性，所谓"关涉性”就是兴趣的相关性。社会的共同世界所经验到的他人会以怎么样的面貌出现取决于我对他的兴趣。兴趣架构会决定问题的结构而且也决定我会采取哪-些理念型来面对他人。“随着每一次兴趣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的转变,理念型也会跟着改变。”
最后,舒茨提到了“共同世界的观察”。在直接的周遭世界,参与者与观察者大不相同。然而在共同世界,这项差别便消失不见了。因为在共同世界中我们根本不可能接触到真实的人。在这样的世界中,不管我们是参与者或观察者,我们所处理的都只是理念型。我们的经验全部都是属于“你们”形式,而不是“你”的形式。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的转变是类型化概念的形成。
对于前人世界与后人世界的经验乃是以共同世界的经验作为基础的,也就是说都是基于类型化经验的知识。前人是属于过去的人，他的经验和我的经验没有时间上的重迭。前人世界就是完全由这种人所组成的。前人世界存在于我出生之前，它的特质因此早已确定。后人世界是完全为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
通过对社会行动的主体的主观意义的理解，舒茨认为理解社会学主要任务是描述生活在社会世界内之个体所进行的意义设定与意义诠释的过程。这种描述可以是经验的或本质的;它的研究对象可以是个体的或类型的;它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中进行,也可以在高度普遍化的情况中进行。除此之外,理解社会学旨在用所获得的诠释基模去探讨文化对象,这些文化对象是在社会世界中经由意义设定与意义诠释所构成的，而这些文化对象正是要透过回溯它们的意义构成而被理解的。
舒茨对于社会行动意义的理解与诠释正好对应了平克在分析暴力为何减少。文字社会就是一个周遭世界:识字的精英，最早出现的历史学者以及与周边社会的接触，这些不同个体之间的互动，明白了暴力行为的意义，使人发现神灵的嗜血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比较富裕和稳定的生活，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宿命倾向，人们对暴力行为的意义发生转变，人们对于他人生命的评价提高，从而促使暴力行为的减少，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快速终结了很多暴力制度.。
而且自政府出现以后，民主实际上就是最伟大的暴力遏制技术，民主的发展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有机团结的共同世界，小说，书信体小说的发展构建了一个个理念型，类型的产生扩大了人们之间的共情。通过阅读，个体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理解的意义世界，为社会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秩序的新思想提供温室，因为道德是人们视角的互换性。
如果说社会世界的形成，舒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那么托克维尔关于社会世界的看法则与之有较大的不同，他强调很多客观的因素，如地理等人们初始难以改变的偶然因素。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认为，建立一个新世界，必须要有新的政治理论，这个政治理论就是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而且民主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每个民族都有其起源，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例如在对美国民主的分析中，托克维尔认为地理位置，民情，法制，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
两位学者在分析社会的时候其实反映了社会学一直以来的一个争论，社会唯名论与社会为实论。关于这个问题争论，我认为平克在暴力为何减少这个问题时给出了的答案：“在历史上有些关键时刻，对生命价值的新感受很可能扭转精英的决策和大众的传统观点。但是，我们将在本书讨论理性的部分看到，要克服共情固有的狭隘性。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让政策和规则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规则和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协商的过程，远不是一个个体所能及的。
1.《特权》
2.《权利精英》
3.《白领》
4.《文凭社会》
5.《大转型》
6.《旧制度与大革命》
7.《乌托邦》
8.《家庭，私人生活的变革》
主题:不同时代背景下权力与阶层的变化
一、转型时期-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时期如何塑造新的精英
从旧制度到旧精英的主要转变是从继承头衔到继承财富，从天生分组的重要性到个人的重要性。从旧制度到新精英的转变是将这个过程的潜在参与者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人。财富多渠道的积累使得精英的地位受到威胁，却增强了精英文化和严格控制社交网络的实力。
关于谁会成为精英，如何将精英身份从一代传给另一代。寄宿制学校会成为精英的原产地，为精英的关系网络，共同经验的构建提供帮助，制造差距和地理隔绝。
寄宿制学校通过提供必备的知识，文化，道德，社会关系，创设障碍防止他人加入精英行列。这种基于阶级的旧精英模式将先天差异作为人群划分和排斥标准。如今发生了转变，如今越发重视个人的自我特征和能力，产生了一种以开放为标志的英才教育。
学生在公共场合的座位安排具有一定的等级和空间安排。学生更加倾向于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努力来证明自己所取得的地位与成就。美国精英教育的部分职责就是保护等级制度的同时让这个制度隐形。
家境富裕的孩子倾向于培养自己与下层人交流的能力。家境一般的学生倾向于与精英院校和网络培养一套与上流人士交流的技能。
社区化的管理模式，师生共同居住，在学生心中增加了自我分量，圣保罗的成年人为他们而活培养了他们对世界的高期待，师生亲人似的关系将他们所受到的特殊待遇看成是是一种馈赠而非特权。圣保罗精英学校的学生通过一种经历各种学校内社会关系找到自己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何种位置，认识这些社会交往差异，并使其不复存在，自如的与上下级周旋，并赋予与不同人来往的意义。
因此特权包括了一种相互矛盾的立场抉择:对等级制度的尊重和在等级制度里建立亲密关系，使得这些关系没有等级之分。世界被当成一种可能性，人们获得一种机会均等，个人在等级中所处的位置，是个人经过努力而达成的结果。
圣保罗对无聊晚宴的精心准备是遵循这样一个逻辑，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其财富有关的同时也有个人文化素质有关。文化即使不平等的表现也是不平等的制造机。学生通过学会对精英品味和鉴赏力变现出来的淡定，显示出个体身上的文化素质。通过练习，积累经验，获得淡定。通过坚持不懈的系统化努力，获得一种自然，不费吹灰之力的从容之感。
做一个精英的关键，是表现出属于群体的正确行为，学会一特定的方式交往，通过身体规范和因这种规范所产生的社会交往标记，是个体看上去是自然的，特色的，独有的。
通过穿衣来规范人的身体。在精英学校经历得到的印记和经验而得到以实现具身化的表演性行为，通过在生活中的经历不断习得品味，性情和倾向越来越像是自然的自我而非反复表演的结果。
在性别方面，女生的性存在需要一种带有自我意识的控制。这阻碍了对自然淡定的表演。
这种淡定的，自然的表演，产生了这样的暗示，精英之所以是精英，是因为他们内在的，个人的区别。这种模糊了但仍然真实存在的分类差异机制帮助维护了美国的不平等。
精英群体的变革。
旧精英们知己知彼，组成了一个保护自己利益的“阶级”。他们拥有一种精英们独特的文化来凸显自己的不同，并与其他人区别开。新精英们口味却更“杂”，在文化组成上也相对自由地跨越社会边界并体现差异。他们不再通过排外来定义自己，而是通过包容。切获得权力。精英之所以为精英，不是因为单一的视角和目标，而要归结于他们挑选、抉择、组合多个社会阶层的能力。“曲高和寡的势利眼”差不多绝种了。取而代之的是奉行世界主义原则的精英们，他们自由地消费着或高雅、或通俗、或雅俗共赏的文化”。兼容并包是成为一个新精英的策略，这种姿态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世界观之上:淡定。精英们对待知识更加注重知道的方式，而不是知道多少知识。这种认知方式成为个体拥有的标记。这种个人素质和特长在必要的登记制中制造了不平等。
对精英群体的神化
拥有特权的学生，通过神化（老师对学生的充分鼓励）他们的相互交往和持续大方地对他们提供自我能力和允诺，被造成精英。
在精英学校里，给学生传输这样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世界像是一块空白画布，随时等待学生去捕绘。需要的只是天赋和勤奋。学生们相信自己极其勤奋和具有的超凡天赋。这种学校反复灌输和学生热切倡导的自我认知与世界观,有重要的衍生意义。认为世界永远等着你去描绘,而你的优异又超乎常人的心态。世界包含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是一个人可以也应该淡定去探索的空间。淡定是一一个圣保罗人的基本姿态，而且通常表现成一种对给予他们的非同寻常的机会的冷漠态度这些学生将超凡视作家常便饭。在这种无所谓的态度里，这些学生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却是文化平等主义者。
对生活的谈定不只是特权的标志，还是保护的标志。因为如果精英们真的信奉勤奋，那么可能会被超越。淡定不但是一个隐晦模糊的概念，而且对新兴阶级来说也很难掌握。他们必须努力才能有所收获，而不让这种努力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几乎是不可能的。占优势的群体信奉的是面对开放社会兼容并包的手法，但通过淡定的标志，他们发现了在这种开放中限制等级晋升的方法，进而保护了自己的地位。
二、科层制下所形成的权力精英
米尔斯在阐述权力精英的时候，一直秉承着一个观点:适者生存，适合不是正式能力，而是值指符合已经成功的那些人的标准。
权力精英的地位是其能够超越一般人所处的一般环境，其地位可以使他们作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掌控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集中了他们享有的权力，财富和名声的各种手段。
精英:一群气质能力出众的人，拥有特权的统治阶层。其成员经过挑选，训练，认可并获得批准进入现代社会森严的层级领导机构。
是上帝意志在世俗社会中的代替物。
精英利用他们的一切权力手段废除和重建制度结构。
美国的权力精英背后是政府，军队，企业等级制度相互关联，这些从而也掌控着家庭，信仰和学校，将一个高层圈子和另一个高层圈子链接到一起。
在如今的美国权力体系的顶层更加团结，有力量，底层更加分散，缺少力量，中层没有表达底层的医院，也没有参与顶层的决策。
金钱提供权力，权力提供自由。
地方暴力的实施者成为受制于国家的文职元首的一支国家常设军队成员━工作岗位保障，按照严格的军衔等级享受明确的生活待遇的荣耀。政治即文官的控制权，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平是一种相互恐惧，是武力恐惧情况下的均衡。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经济中的就位，会日益成为军事秩序的组成部分，而军事秩序现在是科研的唯一最大支持者和指导者。当多样化的中产阶级成为政治平衡论时，职业政客就成为优势的决策者
权力精英的结构性利益契合点以及关于他们的出身，教育，职业和关联的复杂心理事实都使他们之间盛行的心理亲近感成为可能。这都指向了阶级意识的基本心理意义。通过阶级意识出现圈子内外之分。内部的纪律和共同利益是其内部也存在矛盾。
三、现代化与工业时代出现的中间阶层-白领
老牌上流社会更多的是通过地位和背景进行评价，下层社会则是通过收入和它所容易带来的外观进行评价。在如今，威信和名望根据城市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分配来进行。
团体和个人的权力地位一般取决于阶级、地位和职业要素在交错连结中形成的状态。特定的职业包含着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对他人的特定权力，但是在工作范用以外，由于这些职业和财产制度之间的关系及其提供的--般收入，职业本身也可产生权力。一些白领职业需要对其他白领和工资劣动者行使直接的监督管理，而更多的白领则隶属于这种管理干部。白领雇员是权力的仆人，他们行使的权力是派生性的，但他们的确在运用它。
在白领金字塔内部有一个涉及年龄和性别的独特的权力模式。白领阶层中包含着大量的妇女。
2-5月份书单汇总，读书报告已更新
①阅读书目:
2月份书单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科学社会学（上册）
科学社会学（下册）
社会思想名家
不平等的童年
男性统治
3月份月阅读的书目。
《全球通史》上册
《全球通史》下册
《社会学思想名家》
《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
《现代性与大屠杀》
《风险社会》
4月份书单
《消费社会》；
《奢侈与资本主义》；
《有闲阶级》；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君主论》；
《男性统治》
5月份书单
1.《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2.《污名》
3.《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4.《心灵，自我与社会》
5.《现在社会冲突》
6.《社会冲突的功能》
7.《后工业时代的来临》
阅读书目
库立《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库立《污名：受损身份管理》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
贝尔《后工业时代的来临》
自我的形成、社会互动与社会的形成
社会互动论认为人的自我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人类的互动形成社会。主要代表着有库立和米德。库立和米德都认为人类自我具有生物特性和社会特性。人的生物特性，导致人类根据基因具有严格的遗传特性，在人类出生实际具备各种无形的冲动和潜能。在人类在自己所属的亲密关系的的一些简单形式中，特别是在家庭和邻居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性本质。
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约定俗成，潜移默化的社会规则，制度与秩序。由于意志的活动反映了社会秩序和状态，意志力的持续艰苦的运用表现社会生活环境的复杂性。人类的意识是社会性的，而社会又是意识性的，即社会和意识是同一整体的不同方面。
这种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决定了他们对于自我的看法。
米德认为自我的充分发展有两个阶段，1，由于他参与各种具体的社会活动，其他个体对他本人以及彼此针对对方所持有的特定态度组织构成的2，是由一般化的他人或者他所从属于这个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社会群体之社会态度的组织构成的。因此他将自我分成主我和客我。自我分为主我和客我，主我是某种对处于经个体经验内部的社会情景作出反应的东西。而客我就是一组有组织的态度个体则作为一个主我对态度作出反应。这种关于自我的认识与库立的镜中我理论十分相似，但是我认为米德更进一步，米德相对库里更加强调了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中的一员，所表现出来的群体的一面，而库里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他认为自我认识是包含三种成分即
一对别人眼中我们的形象的想象
二他对这一形象的判断的想象
三某种自我感觉如骄傲或者耻辱
而关于自我感觉的耻辱，库立提出了污名，在这本书中，库里的论述更进一步，讨论了人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所产生的互动行为所带来的影响。
这两位大家的不同点在于社会产生心灵还是心灵产生社会:米德认为心灵虽然只有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群体的环境中表现出来，但是它却是个体有机体所拥有的意思，一种有生俱来的禀赋，即一种先天性的或遗传性的生物属性，否则它就无法在社会过程中存在或表现自我，它本身就本质而言不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一种生物现象。这种观点与库里在人类本本性与社会秩序中的观点有一定相反之处，因为库里认为自我它是一种唯我论的社会，是存在于个体心灵之中的。米德于此相反，认为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
社会互动中的交换、权力与冲突
在社会互动中，人们进行社会交换。社会交换的第一步是社会吸引。社会吸引是对内在的喜欢另一个人并对他有肯定性的情感。社会吸引引起社会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引起权力的分化。如果集体赞同某种权力，则使这种权力合法化。如果集体不赞同，就会形成一种抵消性的力量，否认现存权力的合法性，促成反抗与分裂。产生社会冲突。关于社会冲突，社会功能论一直强调社会冲突的负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理论的发展社会冲突学派开始强调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一冲突有利于建立和维持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边界线。
二与外群体的冲突，可以对群体身份的建立和重新肯定作出贡献，并维持它与周围环境的界限。
三模式化的憎恨和相互对立，可以建立起社会分工和分层系统的作用。
四在可以提供大量流动机会的社会社会结构中，上层阶层对下层阶层的吸引，如同阶层是间的相互敌对一样都有可能发生。
五冲突表现为社会活动，而敌意对立的态度是进行行动时的心理倾向，权力身份系统的合法性等级和类型是冲突是否发生的重要变数。
因此在不断的社会交换过程中，形成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相互关联的群体的结构被称为宏观结构，相互影响的个体组成的结构被称为微观结构。社会吸引的过程在个体之间形成结合纽带结合过程，把各种群体结成一个社区，在个体之间的交换过程中形成分化，而群际之间的交换促进了群体之间的分化，个体组成合法组织，这些组织又成为更广泛的合法权威群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些群体组织中
适当的冲突扮演了一个激发器的角色，激发新规范规则和制度的建立，从而充当促使敌对双方社会化的代理人。冲突重新肯定了，潜伏着的规范，从而强化了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作为规范改进和形成的激发，起冲突使得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相对应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成为可能。冲突也要求一种公共组织的建立，以保证这种公共准则的顺利接受和履行。冲突可以通过改变双方权利关系的基础来避免不平衡条件的产生。由此可见，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平衡。
三．现代社会冲突与后工业时代
现在社会的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应，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与经济增长的对抗。
而今天，现代社会的主要分野存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中有决策权和无决策权的人们之间的官僚体制和权力关系。政治制度的任务就在于根据份额分配和社会公正的不同要求来处理这些关系。因此在关于权力的分配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焦点。
贝尔将现代社会的变化，根据这些新的特点，提出了后工业时代，并分析了后工业时代的典型冲突。后工业社会将是一个“公共”社会。社会活动的单位是社群而不是个人；人们必须达成“社会决策”而不是仅仅把个人决策集中到一起。信息成为核心资源以及组织内部的权力源泉。专业化成了地位的标准，但是，它同时也与因社会大众要求扩大权利和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而兴起的民粹主义产生了冲突。如果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工厂里的斗争是工业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专业人员和大众在组织和社群内部的冲突，就是后工业社会中冲突的标志。
一这种冲突作为标志是因为后工业社会有三个构成要素：在经济上，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技术上，它是基于科学的新型工业核心；在社会学上，它意味着新的技术精英的兴起以及阶层竞争新原则的到来。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退一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意味着新的中轴结构和中轴原理的兴起：从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信息（知识）社会；就知识形式而言，它表现为中轴由实验主义或验伪式的修补转向指导发明和政策制定的理论及理论知识汇编。在后工业社会的开端就已出现的问题：技术精英的新层级与科学的官僚化；能者统治与平等；敌对文化的反道德推动力；公共社会与达成一致的难度。它们涉及从政治到社会组织的一切精神与价值观。
这对这些种种冲突与社会治理矛盾。布劳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三个特征
1社会的第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的要素的多样性。“结构”这个词还是夸张了在这种多样性里的秩序。有很多的组织和机构，人们能够在其中实现他们在各方面的生活利益。
2 公民社会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很多组织和机构的自治。
3.公民社会的第三个重要的特征与人的行为举止有关系
自由的、开放的共同体需要三件东西：政治的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
建立公民社会的条件是：
由于应得权利的文明化力量，要求我们既要承认规范和制裁，也要承认创立和维护准则和制裁的行政机关。因此要建立建立有效的、国际的法；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公民社会中的非国家协会
一．现代性与大屠杀
消除杀害无辜他人的本能罪恶感和道德责任感
1.官僚制度文化将社会变成一个管理对象，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因此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杀人是来自上级的命令，执行者仅仅只是执行命令的工具）
2.现代技术的进步，利用精密的武器远距离地把人杀害，消除了杀人的因果关系
犹太人如何成为灭族对象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宗教渊源
犹太民族的历史原因：犹太民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无民族的民族），又引起宗教信仰的教义，无法融入其他民族，（异类恐惧症）因此一切以民族为基础的秩序的建立必定排斥犹太人
犹太民族在社会阶层中扮演的角色
犹太人与金钱这种非商人和非生产者之间的选择亲和性，形成了反犹主义与反现代性之间密切的联系
犹太民族与国家忠诚之间的疏离，使得犹太人不被信赖，成为一切秩序的敌人
种族主义的哲学本质：犹太民族：无论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因此形成一种、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犹太人是无法被矫正的。只有保持一定的身体距离，或断绝交流，或将他们隔开，或消灭他们，才能使他们变得无害。
种族主义严格地说是现代的产物。现代性使种族主义成为可能。现代性也使种族主义成为一种需要一个宣称成就是人类价值惟一衡量尺度。种族主义就是在前现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武器。种族主义是在前现代或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现代武器。
劳动在功能上的划分，使得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在原则上都是有多个结局的；也就是说一，任何件事都可以被合并和整合成多种意义决定的总体。
官僚体系内部复杂的功能划分使工作人员的行为远离了他们的行动所引致的最终结果，他们的道德关注就会完全集中到很好地完成手边工作上。道德被归结为要做一个好的、有效率和勤劳的专家和工人的戒律。
科学为大屠杀的发生扫清了障碍，这是通过侵蚀权威，质疑各种规范性思想的约束力量，特别是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力量来完成的。科学将自己的历史看成是理性反对迷信与非理性的长期不懈而最终胜利的斗争的历史
政治民主，政治力量从一切非政治力量中解放出来
技术进步，技术研发的非目的性
受害者的理性和纳粹图屠杀犹太人的策略导致犹太民族自身在大屠杀面前的不团结。
在大屠杀中，纳粹利用现代工业、运输、科学、官僚机制以及技术等强悍的工具弱化、隔离与边际化犹太人，犹太人的形象是抽象范畴的“他人”，不再成为正常情况下道德责任延伸可至的那些“他者，被隔绝在社会接触的范围之外，因而也被排除在道德范围之外，失去了自然的道德提供的保护。因为道德责任的大小与社会距离有关。
即距离的社会生产，它废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这有效地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义；以及区隔和割离的技术，这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
（1）延伸行动与它的结果之间的距离，直至超过道德冲动能够触及的范围；（2）从道德行为的一类潜在的对象，即潜在的“脸”中，将某些“他者”排除；（3）将行动的其他人类目标分解为具有功能上特殊品质的聚合体，并保持割离的状态以致没有机会再组合那张脸，并使为每个行动安排的任务都不受道德的评价。
摘自：《现代性与大屠杀》 — 〔英〕齐格蒙·鲍曼
风险社会
一.逻辑转变：财富分配逻辑转变为风险分配逻辑
逻辑转变原因：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难以控制。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之所以难以控制：
人类不可感知，伤害一般不可见
社会风险地位的不平等
社会风险的政治性
这些风险包括化肥农药的使用，核风险，添加剂可接受水平等社会理性和科技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形成的不可估量，不可捉摸的潜在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形成潜在的巨大威胁。
现代劳动力市场和传统家庭中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
传统家庭性别劳动分工模式受到工业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太适用于如今的性别劳动分工，造成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形成潜在风险。
个体与社会关系间的变形（个体生活境况和生涯模式的转变）
现代化导致三重个体化
从传统预警的社会形势和义务中解放——个体成为再生产单位——受到劳动力市场生产的束缚和作为一个消费者而拥有的标准化和控制
基于身份阶级的脱离
妇女境况的变化
工作灵活化
工作场所分散化
标准化的充分就业系统到灵活多元的的不充分就业所增加的劳动的潜在风险
与实践知识和信仰及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 即稳定感丧失
重新植入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 即重新整合
科学的分化，超复杂性，自我批判和反思产生了科学内部的意见分歧，矛盾。各种观点各执一词，科学走向了不确定性。
风险成为现代性自我政治化的动力，在风险社会中政治的概念，地位，媒介发生变化。
科学社会学━阅读总结
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关注与研究与知识社会学相联系，但二者存在一定区别。
一、关于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观点或理论发展
1.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事实上决定了知识和思维的维度。阶级与思想不是机械的从起阶级地位了溯源的，即一个阶级仅仅就具有一个阶级特有的思想如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些领导人本身是出身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阶级与思想是适合的关系。
2.马克斯.舍勒反对文化社会学和现实因素社会学即反对文化脱离物质基础自主发展和文化被物质基础决定，认为文化或挂念是受到现实因素影响的，以内在发展为基础。失去对现实因素的分析，文化或观念注定要变成没有结果的乌托邦。
3.曼海姆在马克思思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只有揭示群体形成的多种多样性以及他们特有的思维方式，才能够找到与实际中得到承认的多种多样观点和知识相对应的存在基础。
4.涂尔干和莫斯认为思想范畴的起源可以在群体结构和关系中找到，而范畴是随社会组织的变化而变化。
5.索罗金持唯心主义流射论。认为历史阶段按其主导地位的文化性质，总是趋向于自身的多样性变化的重复，预见不到其发展的最终阶段。而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是由反映在文化创造力和其他人类行为领域中的基本潜主题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也同样反映主导的文化意识。
这几位大家将知识分为不同类型，舍勒将不同类型色知识与特定形式的群体结合在一起。知识与存在的关系被不同理论家定义。如因果关系，功能关系，符号关系，有机关系，意义关系。知识的增长是由社会关系的复杂组合决定的，而这种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学者之间和科学家之间制度的信任的互惠性基础之上。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
科学是一组特定的方法，知识就是用这组方法证实的。 （强调方法）
科学是通过应用这些方法获得的一些积累性的知识。（强调知识）
科学也是一组支配所谓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与惯例。（强调价值规范）
科学态度具有两个特征对高深莫测的尊崇和有组织的怀疑。
科学精神特质是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以规定，偏好，禁止和许可的方式表达，借助于制度化的价值而获得合法性。
科学精神的特质有: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不等于利他主义和对利已主义感兴趣的行动）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
三、科学的奖励系统━优先权的承认
科学上一连串的类似或同一的发现是引发关于优先权争论的诱因。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具有独特的可发挥道德作用的规范体系，对于优先权的争论被视为违反了知识产权制度规范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
科学的任务是增进知识，完成这项任务就是科学家的幸福。增进知识需要知识具有独创性以促进科学的发展。科学制度使履行其角色的人，特别是为公共知识的积累作出开创性贡献的人得到人们的承认与尊敬，使得个人利益与道德义务融为一体。但是科学制度又要求科学家谦恭即承认前任所留下的知识遗产使后人受益和仍旧存在有待认识的事物。造成关于争取优先权和谦恭的矛盾从而造成科学家内心情感的矛盾。科学的社会组织分配荣誉的方式，一般会造成优先权的争夺压过谦逊的制度性强调。
科学有这样的一种道德责任，需要使一个人的工作为他人所知。优先权的承认本意是为奖励那些因其首先作出重大发现从而极大促进科学发展的人（强调对知识进步的关心）逐渐手段代替了目的变成了那些为科学进步作出贡献的人表达敬意（强调奖励，科学家所获得的声誉），因此过分强调其研究独创性导致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如欺诈行为和剽窃行为。优先权的承认对于科学家自身而言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对自己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怀疑，从中得到快乐。另一方面是得到科学家的承认。
四.科学发展的前提
1.积累的文化基础
2.通过社会互动使其思想更敏锐的科学工作者的协作努力
3.研究程序的有条不紊
4.创新
五，科学中的多重发现的非偶然性
科学家以不断积累的知识为基础，在工作中与其他人相互作用，其所在知识领域和社会领域所强调的利益引起他们对于特定问题和观念的关注以及他们作为传播的社会角色所固有的义务导致科学中的多重发现。
六、科学中的评价过程━马太效应
科学中的承认与优异具有双重含义。
承认的工具性即找到可揭示的潜在优异的方式，以及尽早去找到以使潜在性变成现实。承认的工具性对应优异关于个人品质的评价。
承认的荣誉性即对成就的奖励:对于建设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这对应优异关于成就的评价。
这种承认和优异的双重含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学中的马太效应:《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由这么几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默顿用这句话概括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作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莫顿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命名为“马太效应”即“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本书写作根本目的是要促使人们改变对熟知材料的理解和评价
本篇文章开篇明要的指出了，从教科书中学到的科学知识会将人们引入歧途。教科书教导我们学习的科学知识，是在已有的科学知识上的一种不断学习，积累，推演。这种科学知识的细则会导致人们对于科学的本质和科学发展这两个观念的模糊不清。在这种模糊的情况下，科学家也仅仅只承担这两个使使命:一他必须确定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发现或发明当代科学中的各种事实、定律和理论。二他还必须描绘和解释妨碍现代科学课本各部分更快积累起来的那一堆错误、虚构和迷从。这会导致科学家们将面临以往科学中虚构成分与现代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的虚构这一巨大困难。从这个观点库恩引出了自己在本文中阐述的一种新观点，我们如何形成一种正确的科学观，就是从科学研究史中学习到的一种科学观。
用传统的科学知识不断受到挑战，就会出现库恩的所谓的科学革命。
库恩的科学革命是作为常规科学活动所受到传统的束缚的补充，革命是对传统的破坏。科学革命即当专业再也避不开那种破坏科学实践旧传统的反常现象时——就会开始那种非常研究，最后终于把这一专业引向一套新的成规，为科学实践提供一个新的基础。这种使专业的成规发生变革的非常事件。
科学革命是在挑战常规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库恩定义了什么是常规科学。
常规科学”是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某一科学共同体承认这些成就就是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这些已有的科学研究是进行下一步科学研究的基础，这些因此这一些已有的科学研究，为接下来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科学规范。所谓规范它就是一种科学成就，这种科学成就具有以下特点:规范界定为他为科学研究者制定了在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以及有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常规科学研究总是为了深入分析规范所已经提供的现象和理论。这种研究确认了三类研究事实:首先是那一类事实，规范表明它们特别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规范用这些事实解题，使事实对更加多样的情况具有更加精确的判决作用。第二类判定针对那样一些事实，它们本身没有什么重要性，但可以直接用来同规范所预测的作比较。 第三类实验和观察。利用规范的，接受规范，科学家就有了一个标准来选择那些可以肯定有解的问题和自己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也忽略了一些其他对科学发展，社会很重要的问题。
在常规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会不断发现一些反常现象，当这些反常现象无法用已有的规范进行解释的时候，就会出现危机，这些危机会引发科学革命。因此库恩在本篇文章中也将科学革命当作是那些非积累的发展事件，在其中一套较陈旧的规范全部或局部被一套新的不相容的规范所代替。当新的规范的解释力所解决的问题，更精确，数量更多，更具有解释力，而且新的规范所解决的问题比它造成的问题的数量更多，那么那么新的规范将更容易取代旧的规范。
福柯思想总结
阅读数目:
规训与惩罚
疯癫与文明
词与物
知识考古学
性经验史（一，二，三卷全）
不正常的人
临床医学的诞生
福柯认为权力是依靠规范化为目的的纪律系统的一种创造性权力，自身就持有变化和革新的原则，在构建知识的条件下才能运用，因为知识的构建对于权力而言既是后果也是发挥作用的条件。福柯作品中的“权力”概念。与尼采思想有很大的关联，像尼采一样,他所理解的权力,并非一定分量的物质力,而是某种在每个活的机体、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这种能量流的无定形的流动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扼制,这些条条框框,除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之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内省习惯和知识体。这种权力从学校到各行业，从军队到监狱，极力对个人施以监控,“消除他们的危险状态”。通过反复灌输训诚条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结果将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些喜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和听话的人称。
为了揭示这种权力的运作和权力的变化机制，福柯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怎样通过话语权表现出来，并配合各种规训的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系谱学的方式考察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文明与疯癫，精神病院的诞生；性经验史，不正常的人等。来揭示权利与知识的关系及其权利的渗透问题。
为了了解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福柯探讨了人文学科的诞生，即《词与物》，词与物使用考古学即重构和考查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实践的深层的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对自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的整个西方文化和知识史的梳理与剖析。批判了人类学主体主义和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旨在重新发现人类认识和理论的可能基础,知识得以在其中确立的秩序空间,并为观念的显现、科学的确立、经验的哲学反思和合理性的塑成和消失提供历史先天性基础。《词与物》就是要阐明那个已撇开了任何理性价值或客观进步的认识论领域即认识型，并认为应该把知识空间内别些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经验认识的构型揭示出来。
福柯要弄清楚在16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发展中,人们为了建构在语法和浯文学、自然史和生物学、财富分析和玫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那样实证的知识基础,人们曾在时空中认可和设定了哪种秩序形态，福柯认为到16世纪末，相似性一直作为西方文化的创建者，引导文本注解与阐释，组织符合的运作，是人类知道许多可见物和不可见物，引导表象事物的艺术。
与相似性知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形式有四个
1.适合:指明位置的邻近，与呈现出逐渐的邻近形式的空间相联系，具有连结和调相同的秩序的作用。
2.仿效
3.类推:将适合和仿效重叠在一起，类似于仿效，类推确保穿越空间的相似性相对立，类似于合适，类推也谈及配合，联系与结合。
4.交感:激发物的运动，使事物在相互吸引中，性质置换，具有同化力
相似性需要符号作为支撑，相似性知识建立在对这些符号的记录与辨认上，相似性通过符号使得可见物与不可见物的关系逆转。这种16世纪的这种认识特点导致知识过剩又贫乏，为了在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中保障知识拓展的界限，这种知识接受了魔术和博学。
从17世纪开始，人们探寻如何将一个符号与所指联系起来。古典时期思想家通过表象分析回答这个问题。
在古典时期，借助尺度，使得个体能够依据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计算形成去分析相似事物即通过确立标准，借助比较的方式揭示思想的秩序。
在古典时代，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不再是相似性和亲和性的纽带而与自己所指的东西联系起来。古典主义依据3个可变量限定符号
1.关系的起源:符号可能是自然或者是约定俗成的
2.关系的类型:符号可能属它所指称的整体,或者是与整体相分离的
3.关系的确实性:符号可能是十分恒常的,以至于于人们能相信其精神性或者符号是或然性
所有这些关系形式不一定蕴涵着相似性;
这三个变量取代了相似性，导致符号与表象即与整个思想共存。
因此古典时期的话语的基本任务是把名词赋予给物并在这个名词中去命名物的存在，对物的命名是由结构引入话语的种种要素出发，进行命名。
现代思想通过意义与涵义义分析给予答复。但是二者遇到了一个相同的困境。语言只是表象的一个特殊形式或者语言只是涵义的一个特殊形式。这种困境导致了词与物的分离，语言出了成为所说的一切，不再成为任何东西。
话语失去了它在古典知识中曾经拥有的组织作用和对经验世界的法则力量，由此人变产生了。在17，18世纪，差异是发挥对思想的连接作用，而在19世纪是相关于有机体而起作用。这种现代认识型使人们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即人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
在19世纪初，一个知识的布局被构成了，
知识的布局中出现了经济学的历史性(相关于生产形式)、人类存在的存在的有限性(相关于匮乏和劳动)，大写的历史终结的期限。
在19世纪，语言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在古典时期，语言是为了说明声音可表现的一个事物，在19世纪语言是表明和解释讲话者的基本意愿，具有不可还原的表述价值。
福柯认为现代思想总体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上前进，人的他者应该变成与人相同者。
在词与物中，福柯主要通过阐述分析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这两次断裂分别带有不同的标志即西方理性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第一次断裂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和古典时代的开启,标志着能构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与差异原则所取代,标志着阐释被分析所取代.标志着词与物从同一走向分裂、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了，第二个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
通过这两次断裂，福柯揭示了，人的存在，人文学科的诞生，认为人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进入西方知识领域，随之人类学产生了,并且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
通过词与物的分析，福柯认为现代思想总体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上前进，人的他者应该变成与人相同者。这种思想发展取向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就是一种对于人的规训的取向。权力如何规训人，是人变成相同者呢，福柯考察了精神病，刑法的演变，性经验等来分析权力如何与知识联系，规训人。
在不正常的人中，福柯揭示了权力利用精神病学如何运作的。
福柯认为针对病态的犯罪，社会用过赎罪和治疗两种模式予以回应，这两种模式逐步混合，构造出针对危险-反常的人的犯罪的惩罚，从而实现实现权力控制。这种危险-反常的人即不正常的人包括三类人:
1.畸形人:不同时期强调不同类型的畸形，中世纪强调半人半兽的畸形，文艺复兴强调双体，17,18世纪强调阴阳人。这些畸形人是一个法律概念，与残疾人概念无关。畸形人概念属于法律-生物领域，违反了自然和分类。在强调畸形人的历史发展中从强调自然的畸形，逐步过度到强调行为的畸形，从畸形导致犯罪发展为犯罪暗含着畸形，出现了医学和司法的结合，将谵妄的精神病学转变为有关本能的精神病学。本能的犯罪是无关利益，没有犯罪动机，无法进行惩罚。本能的精神病学用科学的方式把一个行为理性的缺席转变为实证的病理学，促进了精神病学权力和知识的普遍化。
2.需要改造的人:这一类人出现在权力的纪律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
3.手淫的儿童:这是一个生理，医学问题，通过手淫的儿童，权力通过对家庭组织进行干预。儿童过早的手淫会给身体，生病及成年后的身体造成损伤，导致疾病。手淫导致疾病其根源源于成年人对儿童的性是罪恶的，这种原因揭示将对手淫儿童的看护指向家庭和家长，防止中间人如用人，保姆等对儿童造成的性的引导和伤害。这改变了家庭的空间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并引入了一种规范化的力量，将权力渗入到家庭之中。
这三类人在十九世纪合流为不正常的人。通过将人的童年变成精神病运作的连接关节，把童年变成知识和权力的运作目标，精神病学最终普遍化。精神病学将儿童的行为与成年后的行为重叠联系 将儿童时期的行为固定，阻碍和确定为成年人的品行，将童年和童年生活的问题化与快乐及其经济学，本能及其机制，痴愚或发育缓慢及迟钝，缺陷整合起来，将畸形人，不需要改造的人，手淫的儿童整合为不正常的人。用过把一系列变态，异常等行为组织为，描述为对自己有效的症候群，作为不正常人的症候群，将谵妄分析与本能和快乐的游戏分析结合起来，构建精神病医学，借助状态概念构造出一个有关精神病的宏达理论。并通过状态这个概念，将状态作为病态的基础，使疾病成为可能，状态这个概念将不同类型的行为整合在一起，引发对生理模式的探讨，引起对遗传学的研究，形成关于退化与犯罪的联系，将精神病学与再生产联系起来，集中于再生产问题。
精神病学通过对将精神病与行政控制挂钩，将家庭与精神病联系在一起，精神病学在器质性（功能性）医学中扎根，与行为规范和功能性规范相联系，变成针对不正常人和不正常的行为的科学与技术。通过对不正常的人的鉴定在法律规定的犯罪上叠加不是犯罪的一系列东西即一系列行为方式，构造一个犯罪的心理-伦理对偶物成为可能，促进精神病学权力和知识的普遍化。
通过分析临床医学的诞生，揭示临床医学对于疾病的定义实质上就是权力对人肉体控制的加强。
福柯认为临床医学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话语的存在的可能性。他从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探讨了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
一 疾病空间化与政治
福柯认为疾病作为一个空间概念经历了三次空间化。在肉体界定疾病空间分布之前，疾病被分为不同类型，划归进科，属，种的等级序列，这种分类学思想为基本提供了一个空间，将疾病构造成一个自然模型，是一种理想而确定的医学知识成为可能，这是疾病的初次空间化。这种平面分类疾病图像表现在肉体上，形成一种新的空间这是疾病的第二次空间化。肉体空间相对于分类图像空间，疾病会发生位移，若想要认识病人所患的疾病，必须抹去个人及其特质，用一种一种更持久，更专注，更具穿透力的目视，注视个体肉体的各个部分，感知难以察觉的细微之处。由于强调对部分的关注和医学感知的专一，因此在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特定社会圈定一种疾病，对其进行医学干涉，将其封闭起来，划定出封闭的 ，特殊的区域或者按照最有利的方式，将其分配给各个治疗中心。至此疾病完成了第三次空间化，即社会空间医学。这次空间化揭示了群体为保护自己如何施行排除他人，一整套医疗机构的形成原因，涉及到了对于疾病监控，医疗经验以及医生的分配问题。因此医学提出了一种政治要求: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构国家层次上的医学意识，提供信息，监督和控制以提高医学认识。
医学认识活动具有双重性，第一层是直接观察，第二层是通过查验，比较各种病症，返回疾病的初始形式，作出判决和知识。日常生活经验分派这些医学知识，使得一些简单的医学知识和意识得以普及。医学从此具有一种积极意义，它不仅仅是关于疾病康复技术和疾病地位康复知识，也包括健康人，健康生活的知识。由此一套医学规范对个人生存进行管理，所有医学知识转向了健康与正常的二元划分。
二 关于两个问题的争论
医学知识的这种转向使医学面临两个难题:
医学理论与医学经验如何统一，使得医学教学得以实现？
医生的准入门槛是开放还是封闭？这实质上是对医生职业的意义及其医学经验的特殊性质的争论。
由于医学知识整体上遵循着两个规律:首先是按照疾病分类表来安排个别具体的感知;其次是按照气候和地点来持续地、全面地、量化地记录一种医学。这种学习方式使得医学对象、医学感知和医学概念的形成方面缺乏一种新的、一贯的、统一的模式，医学经验与医学教学难以统一。
各个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解决医学所面临的两个难题，最终形成了如下观点:
首先医生职业是封闭的即医生这一职业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医生这一职业也是自由的，立足与一定的考核标准，通过自由竞争，挑选，控制医生。
其次以认识主体的经验层次为标准区分了医生与卫生官员。医生和卫生官员面对不同的受众
最后对从事治疗技术的人划分了标准:卫生官员拥有实践经验即可。医生需要通过观察获得经验，并对经验进行整理升华。
这种标准要求病人的场域进行重新编码。医院的重要性超越家庭，因为医院能够提供更多的医学经验，提升医学认识。随着医院的改组，临床医学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穷人与富人在组织临床经验方面达成契约，富人提供住院治疗资金，穷人提供疾病案例，以便形成应用于治疗富人疾病的知识。
由此医学目视也发生了改变，这种目视得到了制度的支持，医生也被赋予了干预的权利，这种目视也具有计算性质，大致计算出风险。
三、对疾病认识的阶段变化
为了提高医学认识，需要对疾病作出正确的认识。关于疾病的认识临床医学经历了多次转变。首先认为疾病以症状和症候呈现，症状是疾病的直接表现，症候具有宣告性质，预见性症候预示即将发生的事情，既往性症候宣告过去发生的事情，诊断性症候宣告正在发生的事情。疾病被视为一组有规律的症状。这一阶段医学目视讲究对疾病的客观描述。
但是这种关于疾病的认识是不确定的，因为认识对象太过复杂，而且医学科学尚不完善，由此制造出实证认识因素，通过观察，分离，比较，度量，整合经验，使医学认识具有确定性。关于疾病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认为疾病是各种并发症的法则组合。在这一阶段，医学目视强调用一整套逻辑感知事物。这一阶段的临床医学有两个前提假设:可见即可表述，可表述即可见，强调认识和学习的同步，这两个的同步以语言为媒介。但是语言也是其漏洞所在，如何能够证明表述事实与所见事实的统一性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通过解剖临床医学予以了回答，医学经验通过用固定点的定位即病灶，取代了病症的发生频率来认识疾病，由此疾病被定义为具有独特法则和形象的生命。在这一解剖临床医学阶段，医学目视被赋予了一种多重知觉结构，视觉，听觉，触觉的统一，这种医学目视也代表着医学空间与肉体空间的重合，对疾病的感知就是感知身体的某种方式。
死亡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死亡是一种还原，死亡实现了自我发现，个体也通过死亡获得个体性生命。
临床医学对于疾病的定义实质上就是权力对人肉体控制的加强。
通过分析规训的演变揭示权力操纵技术的改变。
一，惩罚形式的演变权利技术策略的改变
惩罚方式方法的改变实质上反应的是权力的操纵技术的改变。权力造就知识，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肉体。对灵魂的干预就体现了某种权力效应和某种知识的指涉以及某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一种知识体系，在利用知识扩大和强化权力的效应。福柯通过分析惩罚方式的改变揭示了权利操纵技术策略的演变。
在18世纪晚期，有三种惩罚权力的方式。第一种是基于旧的君主制度的方式即酷刑，另两种都基于一种认为惩罚权利应属于整个社会应具有预防和改造功能的功利主义观念（公开处决和监禁）。但这二者在所设相的机制方面迥然不同。
酷刑在君主制度中,是君权的一种仪式。
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在惩罚仪式中将罪与罚通过残暴联系和结合起来，直接施加于肉体上，通过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强烈的恐怖效果，显示自己强大的力量，通过权力在肉体上的有形显现而得到权力的重振和加强。在原则上这种权力无须说明它为什么要推行贯彻法律，这种权力在没有持续性监督的情况下力图用其独特的表现场面，即在有形的罪犯肉体上复制罪恶，再将罪恶应该以同样恐怖的方式显现出来和被消灭，把犯人的肉体变成君主施加报复的地方，通过报复性仪式来恢复自己的效应，获得新的能量。
酷刑在其发展过程中导致了一种颠倒:因犯罪而遭受酷刑的耻辱变成了经受住了酷刑折磨的英雄的光荣或者民众的怜悯。对罪犯所施行的合法暴力变成了耻辱。合法权力变成了专横，暴虐，报复心以及用惩罚取乐的残忍。由于这种颠倒，惩罚从加重肉体的折磨逐步减少肉体的折磨，以断头机为代表的几乎没有肉体折磨的公开处决取方式慢慢成为一种主要的惩罚。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犯罪从人身攻击，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直接抢夺财物，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对惩罚所带来的安全的需要增加，因此一些法学家主张对刑法进行改革。主张将惩罚视为使人重新获得权利主体资格的程序。惩罚不应使用标志，而应使用符号，即一系列被编码的表象。这些表象应能得到迅速的传播，并能最普遍地被目睹了惩罚场面的公民所接受。这诸种因素的变化导致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从报复到给予惩罚，从罪犯的赎罪，变成了劝恶从善。一种监狱制度取代了酷刑，在当时提出的监狱制度设想中，惩罚被视为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它通过在习惯、行为中留下的痕迹，施展训练肉体(不是符号)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有监禁、禁闭、强制劳动、苦役、限制活动区域、放逐等等，均为“体罚”，直接影响人身。人的身体被当做一个工具或媒介。人们通过干预身体，监禁身体或强使身体劳动，以剥夺被视为个体权利和财产的个人的自由，根据这种刑罚,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肉体痛苦不再是刑罚的一个构成因素。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
这种刑罚建立的前提是以一种特殊的管理刑罚的权力为先决条件。
惩罚权力获得了一个新原则即适度原则，避免权力的滥用。刑法从酷刑，公开处决演变成为依自身效果量刑的刑法。刑法目的从展示犯罪，展示制服的君主权力转变成为因罪受罚，展示权力的干预。
刑法坚持以一下几个原则:
最少原则即减少冒险犯罪的愿望，增强避免犯罪的愿望
充分想象原则即利用痛苦的观念而非实际痛苦预防犯罪
侧面效果原则即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绝对确定原则:罪行与刑法关系绝对明确
共同真理原则:刑法实践遵循一种复杂的准则，在法官头脑中形成一种信念，公正的应对复杂案件。
详尽规定原则:应有一部法典规定各种罪行和刑法，以适应各种案件的要求，对犯罪倾向进行干预。
这些种种仁慈原则背后实质上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惩罚权力经济学，权力作用点从制造痛苦过度的痛苦，公开羞辱于肉体，运用精神，表象，符号打压个体灵魂来根除非法活动。这导致了一下几种结果:
1.限制惩罚权力来控制权力
2.罪犯成为公敌，不正常的人而且逐渐成为科学研究对象，以接受科学治疗
3.传播刑法的表现和符号，干预潜在犯罪。
这种种的关于权力的使用安排导致犯罪和罪犯对象化，支撑惩罚活动的权力关系增加了一种对应的客体关系，罪犯变成了依据特殊标准才能辨认的个人。完成了肉体控制到精神控制的过渡。
惩罚围绕报复系统而组织变成围绕符号而组成的新的刑法的这种温和的惩罚形形式转变是需要条件的
1.减少惩罚任意性，惩罚与犯罪性质一致
2.建立干预暴力机制，减少犯罪欲望
3.设置刑法期限
4.对犯罪者来说刑法具有普遍性，接受惩罚对自身有好处，刑法有时间限制。
在这一阶段，触及和操纵罪犯的肉体对于法律来说依然是必要的，权力通过与肉体保持一定的距离， 采用恰当的方式，遵循严格的规定,并且还要出自更“高尚”的目的来操纵肉体。所以即使在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中对于肉体的折磨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现代刑事司法体系关于肉体的折磨只是被非肉体的惩罚所包裹 。因为对肉体进行利用，驯服，对其安排与征服，肉体就可以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
二、规训肉体━纪律，监狱
（1）如何规训━纪律
为了获得被规训的肉体的力量，权力试图通过更为有力的方式来驯服肉体。那就是纪律。
它将肉体敲零打碎，分别处理，微妙控制。纪律的控制对象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而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或人体语言。纪律的控制模式是不间断，持续性的强制，监督过程。
纪律为了使人体变得更有用更顺从，从人的空间分配着手，规定一个与众不同，自我封闭的场所，以单元定位或分隔原则定位空间，在规训机构中，有关职能场所的规则将空间分离。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从人的空间分配来看，纪律的第一个重大运作就是制定活物表，将无益或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有秩序的多元体。
纪律对活动进行控制，制定时间表，对动作的时间规定，将肉体与姿势相联系，因为被规训的肉体是一个有效率的姿势的前提，将肉体与对象连接，用权力造就一种肉体武器，肉体工具，肉体机器的复合。通过一种更细致的内在安排，使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
通过创行筹划，积累使用时间，把时间分解成或连续的或平行的片段，使每个片段在规定时间内结束，根据一个分解计划来组织细微速度，确定这些时间片段，决定片断持续时间，并用考核的方式看看是否达标。制定更细致的系列，根据每一个人的水平，资历，级别为其规定适合他的操练以保证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
纪律对力量编排将单个力量组织起来，获得一个更有效率的机制，单个个体可以被安置，移动，与其他肉体结合，各种年龄系列也是机制的部件，使用一个精确的命令系统将力量精细结合。由此规训从他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了四个个体，针对这四个个体使用四种技术。
由空间分配方法造成的单元性制定图表
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形成的有机会性规定活动
通过对时间的积累的创生性实施操练
通过对力量的组合的组合性使用为达到力量而安排战术。
（2）规训的手段
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规训权力作为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作为一种精心算计的持久运作的机制，把个人即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运用层级监视，规范表决以及检查造就个人。层级监视借助监视实行强制，使得规训权力无所不在但又沉默发挥作用。检查将层级监视和规范裁决结合起来。检查是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检查能确定个人的能见度，以此来区分，判断个人。检查使一种知识类型和权利行使方式联系起来，将观念转换为权力的行使，将个体引入文件领域，由各种文犊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个个人变成个案，这个个案既是一门权力的支点，也是一门知识的对象。
（3）规训权力的扩展
全景敞视主义代表着一种规训体制的扩展，规训体制的扩展以纪律的功能从消除危险转变为强化对个体的利用，规训机制的增多，国家对规训机制进行控制为标志和前提。
最终这种规训体制的扩展结果是社会监狱化。权力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惩罚程序变成了一种教养技术，规训着每一个个体。学校，教养院等都是监狱的一种变形。
通过分析疯癫的历史揭示权利，理性对对于非理性的压制，和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强制施行其道德准则以实现控制社会。
福柯把欧洲精神病病史或疯狂史区分为三个时期：
（1）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序幕时期；（疯癫，驱逐，美学概念）
（2）从17世纪开始的古典时期；（疯癫，兽性，谵妄，禁闭，道德）
（3）20世纪以来的现代时期。（疯癫，精神病院，科学，道德）
在这三个不同时期，由于理性对人性压抑的程度和形式不同，欧洲人的疯狂概念和治疗疯人的手段也不同，三个时期不仅表现了三种疯人类型和治疗疯人的三种形式，而且也表现了理性对人性的压抑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残酷的过程。
福柯认为理性强行使非理性成为疯癫，犯罪，疾病的真理。从历史学视角出发，福柯考察了理性如何使非理性成为疯癫。
（1）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序幕时期:疯癫，酷刑，君权
对待疯癫，人们刚开始是施行驱逐，排斥。在宗教改革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将疯人送到愚人船，对对疯人的驱逐，排斥。
采取水域航线的方式运送疯人是因为水域航行有一种净化作用。航行使人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疯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从这层含义离开，疯人远航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是一-种绝对的过渡。 而水域和疯癫结合，就产生愚人船，这种船是一种不安的象征。疯癫和疯人变成了一种重大现象。
在中世纪，疯癫代表精神冲突中邪恶的一方。统治人的一切恶习是疯癫的绝对特权，疯癫统治着世上一切轻松愉快乃至轻浮的事情，吸引人但不蛊惑人
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用怪物，野兽等意向表示并从这种怪异形象中发现关于人的本性。动物逃避了人类符号和价值的驯化，反过来揭示了隐藏在人心中无名的狂暴和徒劳的疯癫。所有荒诞形象实际上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代表着知识，赋予疯癫以一种魅力。这种愚人的智慧预示着一种被禁止的智慧。
在15世纪下半叶，对疯癫的嘲弄取代了死亡的肃穆，人们对死亡的思考转向思考生存的虚无本身。疯癫被认为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也是死亡被征服的状态。疯癫取代死亡成为时代主体，这标志着一种忧虑的内在转向。理智表现为谴责疯癫，因为人类的精神错乱导致了世界末日。
同时期，在文学，哲学 道德方面，疯癫具有不同意象。
知识陷于旧纸堆和毫无益处的争论当中，使得学问变成了疯癫，疯癫成为了知识的真理。疯癫所涉及的真理和现实世界是人和人所感知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由此疯癫进入完全道德领域，邪恶仅仅是错误和缺点。
在十五世纪文学，哲学领域，疯癫经验一般表现为道德的讽喻形式。疯癫的意象发生改变，变成一个普通的景观，一个时代的特征。
浪漫化的疯癫:反映出人类的各种想象，甚至漫无边际的遐想。这些想象模糊，骚动，却也在一种共通的妄想中相互妥协。
狂妄自大的疯癫:通过一种虚妄的自恋达成自身认同。
道德领域里寻求正义惩罚的疯癫:惩罚头脑混乱和心灵混乱，通过惩罚揭示真理，加强惩罚力度。
绝望情欲的疯癫:因爱的过度而失望的爱情
（2）从17世纪开始的古典时期:疯癫，兽性，禁闭，谵妄，道德
17世纪初，文学疯癫经验发生了变化。疯癫从一种空虚感变成疯癫是最纯粹，最完整的错觉。
古典的疯癫经验诞生了。疯癫不再是处于世界边缘，人和死亡边缘的末日审判时的形象;疯癫的目光所凝视的黑暗、产生出不可思议形状的黑暗已经消散。愚人船上心甘情愿的奴隶所航行的世界被人遗忘了。疯癫不再凭借奇异的航行从此岸世界的某一点驶向彼岸世界的另一点。它不再是那种捉摸不定的和绝对的界限。疯癫现在停泊下来，牢牢地停在人世间。它留驻了，医院取代了船只。
疯人船被 “疯人院”的题材取代。禁闭取代了航行，但这种疯癫依然保留其统治的全部表象。
在十七世界，疯癫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是理性的流动。文艺复兴使疯癫自由呼喊，但驯化了其爆裂的本性，古典时代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在危机时期，禁闭有一种压迫功能。在失业严重时期，禁闭收容游手好闲者，防止骚乱，起义，保证社会稳定。在就业充分，工资高涨时期，禁闭提供廉价劳动力。
在中世纪时期，傲慢是最大的罪孽，游手好闲是人类傲慢的极端表现，因为它妄图试探上帝的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懒惰代替傲慢成为最大的罪孽，懒惰产生贫困，用劳动可以消除贫困，劳动消除贫困是因为劳动具有某种道德魅力，而非强调它的生产能力。
为了强制游手好闲或行乞者用劳动消除懒惰，带有经济和道德交融的禁闭应运而生。
在劳动法则中提取出来的道德升华的社会空间为疯癫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消除游手好闲的禁闭中，疯人与贫民并列。但是疯人没有工作能力和集体生活的能力。这为疯人提供特殊禁闭提供了契机。这种发明一个强制场所，使用行政措施进行道德训诫导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批将道德义务和民法组合在一起的道德机构以消除心灵的混乱。古典时期的禁闭所是治安的象征，治安被认为是建设完美城市的世俗宗教。禁闭是十七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与中世纪的囚禁没有关联。禁闭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社会防范措施标志着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 没有与群体融合能力的社会角度看待疯癫，疯癫被认为是城市问题，贫困的新意义，工作义务的重要性和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凭借想象的自由在文艺复兴时期受到赞赏，在十七世纪，疯癫就被理性驱逐到一个隔离的空间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纪律。
非理性世界中的疯癫首先涉及到丑闻，禁闭可以避免丑闻，这显示出罪恶意识的某种变化。从文艺复兴到时期世纪，直至17世纪，即使是最粗暴最残忍的罪恶，也会公之于众再加以处置和惩罚。光明正大的忏悔和惩罚可以抵销产生的罪恶。在做出消灭罪恶的结论之前，必须使罪恶受到公开的供认和展示。这样才能完成罪恶的全部历程。而禁闭显示了将罪恶完全视为耻辱。而且罪恶在某些方面具有传染力，具有制造丑闻的力量，公之于众会使其无限繁衍。只有遗忘才能制止它们。古典时期所有与非理性有关的罪恶，都应该隐匿起啦。却公开展示疯癫。在18世纪有组织地展览疯癫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疯癫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无所不在，透过它的形象或它的威胁与各种经验混合在-起。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凡是在它出现的地方，它都被隔开一段距离， 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这种理性不再认为自己与之有任何联系，不允许自己与之有过于相似之处。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性。疯子狂乱发作被看作一种对社会的威胁。因此设置了一种对付这种发作安全系，这种安全系统的设置是将疯人的发作从兽性发作的角度来考虑的。即不把疯人当作人来对待
这一否定性事实暗含着肯定性内容:这种非人道的冷漠实际上包含一种古老的恐惧。自古代以来，尤其自中世纪以来，这种恐惧就使动物界具有常见的陌生感、令人战栗的怪异形象和无法倾吐的焦躁。动物的变形形象是地狱魔力的显性标志是某种非理性的魔性炼丹术的产物。人身上的兽性具有作为另一个世界标志的价值。而到古典时期人的兽性已变成人的疯癫，人处于自然状态的疯癫，只与自己有关。这种以疯癫形式发泄出来的兽性使人失去其特有的人性。它并不把人转交给其他力量，而只是使人完全处于自己的自然状态(本性)。对于古典主义来说，最彻底的疯癫乃是人与自己的兽性的直接关系，毫不涉及其他，也无药可救。
在古典时期，它所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即疯人不是病人。实际上，兽性使疯人免于受到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伤害。疯癫时的那种顽强的兽性，以及从鲁莽的野兽界借来的愚钝，使疯人能够忍受饥饿、高温、寒冷和疼痛。直至18世纪末，一般人都认为,疯子能够无限度地承受生活中的苦难。他们不需要保护，不需要保暖御寒。这导致极端的疯癫不与医学，改造教养相联系，这种极端的疯癫只能被训诫和残忍驾驭。但从进化的远景来看，存在于疯癫中的兽性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疾病的征状、甚至是疾病的本质。因为疯癫被还原为兽性，人性被消灭，人变成了牲畜，那么采用一些措施，使非理性应从理性及其命令，就可以治愈疯癫。在古典时代，人们从非理性的背景下认识疯癫，认为疯癫是非理性的经验形式，疯人代表着人堕落到兽性狂乱极点的历程。今天非理性，无理智被认为是疯癫的一种表现形式。
古典时期之前，基于某种虔诚的希望，某种有教义的威胁，某种到的体系来规定激情与疯癫的关系认为疯癫与激情的关系是激情是疯癫的重大原因之一。古典主义认为激情是疯癫发生的基础。而肉灵的结合决定了人的激情限度。因此肉灵的统一造就了疯癫。但在疯癫中，肉灵的整体根据各种心象被分割，这种分割是人脱离自身，脱离现实，并且将独立的幻觉强加给真实。疯癫根植于想象又超越了想象，它允许幻想具有全面而绝对的真理。疯癫由此构成了一种内涵模糊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论述话语。这种话语既维系着同时又侵蚀和破心象，在一种推理过程中使心象扩张，围绕着一个语言片断来组织这个心象。因此古典时期的疯癫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带有明显扭曲现实的感知的的疯癫，表现出来常人所不能理解的胡言乱语和古怪的举止。一种是被扭曲的现实感知被隐匿起来的疯癫，这种扭曲的现实感知支配着心性，导致疯人作出不和常理的举动或者违反常态的举动。由此在古典时期，语言涵盖了疯癫，通过语言疯癫表达自身的性质。福柯通过考察梦和妄想来考察语言如何具有宣告理性缺席的功能。在古典时期，谵妄是心象与头脑休眠的复合状态，这种状态被错置于非睡眠状态即无法分清楚梦境与现实，由此构成疯癫。疯人便是受到心象的梦幻任意性的引导，又用错误的意识循环论束缚自己，无法将感觉和自然对象准确联系，获得自然真理，无法将道德对象与自身建立严格的关系获得道德真理。由此精神失常，各种情感发展打盲目地步。这种盲目在古典时期是疯癫的突出特征。通过禁闭压制疯癫，使疯癫恢复了虚无，也被公认为虚无
忧郁症狂躁症，歇斯底里，疑病症等对这些病因的探讨和确定赋予疯癫全新的内涵一旦头脑因过度敏感而变得盲目，疯癫变出现了这使得疯癫与罪孽，道德制裁，正当惩罚等联系。古典时期强调盲目是疯癫的条件，如今变成了疯癫的盲目是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疯癫的归因从物质领域，到超越物质领域的感知的扭曲即谵妄，如今到了心理和伦理领域。于是19世纪，科学的精神病学也就应运而生。
治疗疯癫的方法也不断变革，身体是疾病表现的物质载体，由此产生物理疗法:强固法,清洗法，浸泡法。这些方法意在消除罪恶，消除谬误，使疯癫回到真理世界。而现代医学仅仅满足与于调节和惩罚的功用。古典时期物理疗法与心里或道德疗法没有显著差别。但是现代社会则有区分。恐惧从抑制运动变成惩罚，欢愉从有机体舒张变成酬报。
在整个古典时期，有两类并行不悖的医治疯癫的技术系统。一类是基于某种关于品质特性的隐含机制，认为疯癫在本质上是激情，即某种属于灵肉二者混合物。另一类则基于理性自我争辩的话语论述运动，认为疯癫是谬误，是语言和意象的双重虚幻，是谵妄。关于谵妄的疯癫其医学方法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唤醒法，喜剧表演法，返璞归真法
1.疯癫与自由，过多的自由导致无所适从，迷茫，争论，为疯癫产生留下机会
2.疯癫，宗教与实践。宗教信仰提供意向场景
3.疯癫，文明与感受力
精神病院的诞生:精神病院利用宗教，让病人与环境争论，使其受到戒律和越轨的困扰，恢复理性。利用恐惧制止狂暴，控制理性。
疯人院变成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一个纯粹的道德一律的领域。所有旧的差异的痕迹都被消灭。宗教仪式的遗迹也被清除。过去禁闭所在的社会范围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现在，疯人院必须代表社会道德的伟大连续性成为家庭和工作的价值。
所有公认的美德，统冶了疯人院。这种统治是双重的。首先，它们实际上支配了疯癫当精神错乱产生了表面上的狂暴和失调时，个体基本美德不为所乱。有一种原始的道德存在着。它不会被最严重的痴呆所影响。正是这种道德在治疗中显现并发挥作用:“我可以证明，通过治疗经常表现出纯净的美德和严格的原则。这种不可剥夺的美德既是疯癫的真相，又将疯癫的消除。其次，疯人院消除差异，压制罪恶，消灭越轨行为。它谴责一切有悖于社会基本美德的作为。疯人院的任务就是实行统一的道德统治，严格对待那些想逃避这种统治的人。 在古典时期，贫困、懒惰、邪恶和疯癫都以同样的罪名混合在非理性之中。在对贫困和失业进行大禁闭时，疯人也被网罗于其中。而且所有被禁闭对象都被认为形同犯罪，属于人类的原始堕落。现在,疯癫则属于社会缺陷。
通过对性经验史的分析，揭示性观念的形成，反应权力对个体的渗透。福柯认为十七世纪，既是一个肉体展示的时代也是一个性压抑时代的开始，性经验被家庭夫妇所垄断，性被认为繁衍后代，人们对性保持缄默，禁止，否认不正当的行活动。性是人们惩罚和宽容的对象，是严格禁忌的对象。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但是性经验史，福柯认为它不是一个逐步增强压抑力度的历史。人们对待性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18世纪，性不断地激发一种普遍化的话语亢奋，在不同的制度中起作用的一系列机制产生了大量有关性的话语，围绕性形成了一张把性纳入到多样化，特别的，强制性的话语之中的网络。性从严格的禁忌对象，成为一种管理对象，属于公共权力再逐渐演变为一种治安对象，通过各种有用的公共话语对性进行必要的调节。因为性关系到人口密度，繁衍劳动力，维持社会关系形式。关于对性的态度的转变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运作的转变。权力范围之内，性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起作用的。在经济、教育、医学和司法之中煽动、摘要、整理性话语和使之制度化的众多机制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滔滔不绝的性话语。涉及到了四种不同的权力运作。
1.对各种血亲联姻的古老禁令或不可避免的频繁发生的通奸的惩罚
2.对外围性经验的新追逐引发各种性倒错的新整合和对个体的新说明
3.权力运作需要一些坚定，专注，好奇的人，权力接触这些人并用检查，观察的方法，通过逼问的提问和超出提问范围的隐情进行话语交流。
这些权力运作形式促进了一种性倒错的增长和出现。福柯认为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性倒错的社会。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要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
性倒错的增长是一种权力形式干预身体及其快感的真实结果。性经验通过权力的扩张得到了增加，同时局部的性经验个体（性倒错者）都为增大的权力提供了干预的空间。
到十九世纪诞生了性科学:关于性的言谈，利用所有这些言谈的对象、细小的设防和详尽的分析，从中一步步地勾勒出难以忍受的和非常危险的性真相。从而要求根据纯洁的和中立的科学观点谈论性，性科学事实上是一门懂得如何规避的科学，因为在无法或拒绝谈论性本身时，它特别关注性的偏差、倒错、特殊的反常、病理学无法对付的障碍和严重的病态。性科学是一门本质上服从于道德律令的科学，它是以医学规范的形式重复了这些道德律令的。它以说真话为借口，它到处引起恐惧。它把影响一代代人的臆想出来的罪恶都归因于性的些微波动。性科学同时和医学实践联系在一起，以得到法律和舆论的支持。在十九世纪有关性的学术性话语表述中，性不仅仅有关快感，法律或禁忌，还有关于真实和虚假。关于性的真相在这种话语的塑造下成了本质上，有用的或者危险的，珍贵的或者可怕的东西即性被构造成一种真相赌注。
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展示性真相的宏大程序。
一方面， 像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一穆斯林等许多社会，都有一套“性爱艺术”。根据性爱艺术，真相是从快感中抽象出来的，它被理解成实践和经验。理解快感是首先对快感自身而言，根据快感的程度、特别的质量、延续的时间和在身心中的影响来认识快感。为了从内部煽动性和扩大它的影响，这一知识最好 应该逐渐地返回到性实践中。因此， 这就构成了一种必须保密的知识。
而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来，就强调坦白。长久以来， 个体是通过其他人和表明与其他人的关系(家庭、忠诚、保护)来证实自己的，然后大家根据他能够或应该谈论他自己的真实情况的话语来确认他。坦白真相已经内在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坦白已经成为西方最受重视的展示真相的技术之一。并且坦白与拷问相伴而生，以此方式回避坦白。我们的社会是属于围绕着隐秘的缓慢泄露来获得关于性的深奥知识的社会。坦白直到现在，一直是支配真实的性话语生产的基础。
坦白的手段也不断发生变化从基督教的忏悔这一仪式是在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中产生性真相的第一个手段。到19 世纪以后，这一仪式逐渐摆脱了忏悔圣事，而且经过灵魂导向和良心指引即道德手段转向了教育学、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家庭关系、医学和精神病学。建立了一门“性科学”来产生出各种有关性的真实话语，而且同时艰难地把古代坦白的方法转变成科学话语的规则。
在这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种旨在产生各种真实的性话语的复杂机制被建立了起来。这一机制大幅度地横跨历史，因为它把古老的坦白律令与临床听诊的方法连接了起来。而且，正是通过这一机制，“性经验”才可能表现为性及其快感的真相。
具体是如何用科学的形式构成对坦白的强制要求的呢？
1.通过一种“让人开口说话”的临床规范:把忏悔与检查连结起来，把自我叙述和一整套可以辨识的符号与症状连结起来，把审讯、严谨的调查表、催眠与重复回忆、自由联想连结起来。这些方法都是把坦白程序纳人到广为接受的科学观察的范围之内。
2.通过一般的和播散的因果性公设
3.通过行经验具有的潜伏性原则
4.通过解释的方法
5.通过坦白效果的医疗化
关于性的认识的转变事实上是权力关系的转变，如何透过性来看权力，福柯认为需要界定关于性这一认知内在的各种权力战略，建立认知意志的政治结构。区分权力与欲望的几个主要特征:
1.否定的关系
2.法规的权威:权力本质上就是向性颁布它的法律
3.禁忌的循环
4.审查的逻辑
5.机制的统一性
而权力，在西方中世纪以来，权力的运作总是表现在法律之中，，若想要分析权力及其具体历史的运作，人们必须摆脱法律和君权的理论特权。建立起一种不再以法律为模型和法则的权力分析。
那么关于性经验史即一系列有关权力与性话语的历史关系的研究，即不是通过法律来思考性，也不是通过国王来思考权力。福柯要想分析某种性知识的形成，不能根据压抑或法律，而是从权力出发。关于权力，福柯提出了一些命题。
1.权力是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
2.权力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
3.权力来自下层。
4.权力关系既有意向性又是非主观的
5.哪里有权力，那里就有抵制
福柯通过把性话语的大量生产纳入多样的和变动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中，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既定的国家结构中，权利是怎样和为什么需要建构一种性知识呢？
对这一问题的探究，福柯提出了四项规范性原则
1.内在性规则:在性经验领域里，权力的各种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启动了各种禁忌
2.连续性规则
3.双重调节规则:战略的特殊策略和策略的总体战略
4.话语在策略上的多价规则
性经验是权力关系中手段最高强的要素之一，适用面最广，而且对于各种最具变化性的策略，它也能够提供支撑点和连接点。福柯区别了从十八世纪以来的四种伟大的战略集合，它们发展出各种有关性的各种特殊的知识和权力机制
1.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
2.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
3.生育行为的社会化
4.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
福柯认为性经验的机制是根据基督教的肉体观念形成的，然后通过19世纪出现的四大战略发展起来的。这四大战略分别是: 儿童的性化、女人的歇斯底里化、性倒错者的分类和人口的调节。所有这些战略都经过家庭,家庭是性化的主要因素。
第一个阶段响应的是提供“劳动力”的需要和确保劳动力的繁衍(夫妻、计划生育)。第二阶段对应的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性不在仅限于繁衍这一单一功能。
若从性经验史是以压抑机制为中心的角度阐释，则它经历了两次断裂。
一次发生17世纪，那时产生了各种主要的禁忌，人们认为惟有成人的性活动和夫妻的性活动才是有意义的，为人要求体面，必须回避肉体，对于性要三缄其口，用词要有羞耻感。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压制体制开始松懈，大家不再坚持严格的性禁忌，对于婚前的或婚外的性关系相对容
对于“性倒错”的非议也减弱了，法律对它们的定罪也部分取消，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压抑男童性活动的禁忌。
所以福柯认为性经验史不是一部有关性的压抑史。
第二卷
福柯在这一卷分析个体如何被引导关注自身，解释自身去，认识自身和承认自身是有欲望的主体的实践。为此福柯通过分析性行为如何，为何，以何种方式被构成为一个道德领域为线索问题分析了数个世纪以来西方人被引导认识自身是有欲望的主体的方式。古代对欲望也是采取各种方式节制欲望，但是不同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古代对欲望的节制是一种对男性行使权力和自由活动的规定。它对性的关注是关注一种性的活动过程的关注。性欲引发性行为，行为产生快感，快感导致性欲。因此在性行为领域，道德评价有两条界限:性活动及其数量等级和男性过度和被动是性活动中不道德的两种形式。对性快感的反思从需求，时刻和个人地位三方面进行反思，因此性道德是通过一种使自己的行为个性化并不断调整行为的态度与追求的道德。对性的节制也是从自我控制的动力与自我控制所需要的努力两方面去节制性通过养生法，家政法，性爱论去节制性，由此对性快感的道德反思达到了一种态度的风格化和形成了一种生存美学。养生法是对个体与身体发生日常关系的艺术，作为生活艺术的养生法实践不同于一整套旨在避免患病或治愈疾病的防治措施。这是一 整套把自已塑造成-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恰当的、必要的和充分的关心的主体的方式。这种关心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使得各种重要的或普遍的生存活动同时成了健康和道德的目标。它在身体与其周遭各种因素之间界定了-种环境战略，而且最终旨在赋个一种合理的行为。家政法是一家之主的男人的行为艺术，性爱论是男人与男童在恋爱关系中的行为艺术。
之后福柯通过男童之爱与男女之爱的演变，人们态度的转变揭示了如今一些关于性的观点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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