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5.11—2021.6.25）
书单
《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的起飞实验——新中国工业化回望录（1958-1965）》
《图腾与禁忌》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
《性学三论》
《诙谐及其无意识的关系》
【感想】这个月读书的效率并不高，一开始肠胃炎折腾了十多天，读了没几天随后又有六级，考完以后好不容易可以安下心来看书电脑直接坏了里面所有写的作业论文全部没了，又为电脑折腾很长时间，所以书本的数量和质量都很低。但是在读心理学的过程中收获的感悟很多，比如《图腾与禁忌》这本书弗洛伊德在研究对象和资料跟涂尔干几乎一致的情况下，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涂尔干把图腾视为社会规范是高估了原始人的理性程度，图腾上承载了原始人对于父亲的含义。心理学对我的感触最大的就是，社会学往往关注现代理性规范下的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对人行为单向度的塑造，关注人的社会性和理性，但是忽略了人的生物性和感性，忽视了人应对社会的行为；而心理学则是反过来的过程，重视人的生物性以及面对社会过程中的反应。这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握好二者的融合能够让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上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中国经济飞跃的一次独立尝试
——大跃进的起因、后果与启示
一、“大跃进”的事实基础：1956-1957国民经济的起飞
与想象的不同，大跃进并不是一个突然间发起的运动，而是拥有深厚的现实和民意基础。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新中国的生产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干部群众对于亲手建设自己的国家展现出了极大地热情，对未来充满了更高的期待，整个社会爆发出了无穷的活力。其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在1955年“一五”计划进展并不理想之际，党中央制定1956年计划时提出要制定更高标准，并且在1956年初号召全国为起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而这次生产和建设高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扭转了前期的被动，还促使了“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周恩来同志在195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1956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的甚至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 学习杂志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4页，转引自马泉山：《中国经济的起飞实验：新中国工业化回望录：1958-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9页]毛泽东同志表示：“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这就“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1956和1957两年，不仅已然存在“跃进”，并且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跃进”并非起源于一个概念，而是起源于一个事实；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必然。
但是跃进式的发展并非不存在问题。1956年的发展出现了各种问题：巨大投资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很大和国家后备力量不足；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国民经济部门在部分领域出现了失衡；忽视人民生活，引起人民内部矛盾。“波匈”事件发生后，一部分领导同志倾向于在“二五”计划中稳定发展，避免冒进。对此意见毛泽东保留了意见，他认为“波匈事件”更多的是阶级矛盾，经济计划和发展是均衡的、运动的，主要趋势式前进的，不能简单的就判断经济形式不好，而是要在发展中提高人民生活，避免国内因发展问题出现大的阶级矛盾。当前国内人民建设热情高涨，国外环境稳定，这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1957年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事实也是如此：在1957年谨慎的发展后，社会经济和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基于这一现实，中央领导人很快达成一致，继续推动全国“跃进式”的发展。
二、“大跃进”的产生
可以说，如果汲取了1956、1957两年的经验，党中央如果能够正确制定并执行计划，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力的迅速发展，追赶上欧美发达国家式完全可能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大跃进”最后失去了控制。党中央错估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组织人民公社，加大工业投入，使国民经济出现一定失衡；在经济出现问题后，由于缺乏经验和认识，从原本的反“左倾”发展为“反右倾”变得更加冒进，最终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一严重的国民经济危机。
（一）缺乏科学认识：中央指标的层层加码
1958年的开春，毛泽东连续主持了多起会议，批评“反冒进”。随后中央出台了多份文件和政策，号召全国加快生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中央的号召下，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被带动，迸发出了冲天的干劲，各种新的事物层出不穷，下级政府的报告逐渐愈发浮夸。全国跃进的形势和氛围很难不影响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认识，党中央逐渐失去了对真实情况的了解，变得盲目乐观头脑发热，希望能够更快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原本谨慎的“二五”计划逐渐失去了控制，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领域开始层层加码。
随着农业领域农业领域全国各地粮食上报产量节节攀升，党中央估计粮食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为了实现进一步增产和实现共产主义，在没有经过充分试点的情况下就贸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人民公社，强行转向公有制经济，农村迅速刮起了“五风”，原本的生产关系受到严重破坏。而农业领域的大跃进，也推动党将经济建设中心迅速转向工业领域。基于钢铁在工业领域的基础和全局性作用，党中央制订了“以钢为纲”的方针，钢铁生产指标层层加码，以至于要求一年内实现翻番，而其他工业领域却投入较少。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并进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在粮食虚报下，党中央加大了对粮食的征调，在农村粮食严重不足情况下，人民公社“寅吃卯粮”加剧了粮食不足；另一方面大量钢铁造成了轻工业和其他工业产业的失衡。这种国民生产部门的不平衡为后来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
（2021.4.11—2021.5.11）
【书单】
1.《不正常的人》
2.《词与物》
3.《必须保卫社会》
4.《知识考古学》
5.《消费社会》
6.《风险社会》
孤高的灵魂：福柯思想总结
一、自我的阐述
与其说福柯是一位社会学家，不如说福柯是一位哲学家。在福柯的思想中，我们很难看到那种传统社会学严丝合缝、步步推导的写作方法。相反，他非常擅长借助历史上的案例、古典的哲学思想，在一个更为宏观的维度不断阐释自己对于世界的思考，而非以一种严格意义上“科学”逻辑去证明这些观点。福柯的作品往往难度极大，一方面，与其说福柯再证明一种“真理”，不如说福柯是在阐述他“自己”；另一方面，由于福柯擅长用西方古典文化和理论解释他的思想，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倘若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也就极难带入进去，也自然容易读的云里雾里。既然福柯的思想不是严密的论证，而是观点的阐述，那么他阐述的出发点是哪里呢？
二、“真理”？不，权力
读过福柯的朋友不难感觉到，福柯对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既持反感态度，更极少对其引用。相反，福柯对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和哲学观点如数家珍，在多本书里也经常谈及古典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科学经过不断验证的今天，福柯还会对二者有如此大的态度差别呢？原因在于，福柯并不认为如今的社会科学是所谓的“科学”，而是一种话语意识。福柯在《词与物》里认为，古典时代的知识和语言体系中，世界是普遍相联系的。语言和认识并非是对物的完全刻画，而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依靠想象不断填充，缓慢而不连续的发展起来的。但是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人们逐渐失去了这种想象的自由，对世界的刻画也逐渐刻板。在新的话语体系下，每一个词都跟课题一一对应有明确的含义，即使是人，也不再被视为一种主体，而被当成了“物”。人们逐渐失去了对人文主义和自我的关注。为此，他不由的喊出了“人已死”的口号。正是如此，他还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研究理念。他认为知识考古学不关注那些成体系的、连续的知识，而应该看到，知识在历史上的发展是不成体系、没有规律的特征，我们应该像考古学那样，从这些不连续乃至冲突的知识演化过程中，看到知识原本的产生因素和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福柯依靠他的博学，从历史中逐渐看到，我们现代关于人的科学，并不是按照它所宣称的那样，是遵从“真理”的。他认为，社会科学背后根本不存在什么“真理”，支撑着知识变化的是权力。正是由于权力的不断变动，才导致了知识的话语体系在不断地演进。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权力由国王转向了大众，现代知识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构建，变成了如今这个形态。
那么，权力和知识之间，究竟是怎样的相互作用，将人变为今天这个样子呢？
三、权力、知识和身体的三部曲
1.权力与惩罚的转变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主要讨论了惩罚形式的转变以及背后权力的变化：在封建统治时期，权力归属于王权，威胁国王的主要是各种不忠和谋反。为了维护王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国王对于任何触犯王权的行为采取了严酷的肉刑，以肉体的彻底消灭来震慑社会中其他企图染指王权的个体。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市民阶层的崛起，王权逐渐被整个社会所排斥，王权痛苦的肉刑被社会所防控。而经济犯罪在这一时期却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主流。由于惩罚的权力由国王转移到了社会全体，犯罪被视为对全体公民权益的损害，惩罚的也就逐渐转向弥补损失而发展，劳动和限制自由和权力代替了肉刑。
曾经处罚的权力归属于国王，现在交给了社会整体公民；以前封建国王的力有不逮，只能处决少部分人，换成了现代整个社会对所有人的监视，而现代社会知识针对这一需求立刻应运而生。
2.知识、纪律和观念
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兴起，人们逐渐可以有意识、有目的的通过知识来实现对身体的控制，也就是“纪律”。通过纪律，权力可以将社会的理念印刻到人的意识之中，从而产生出符合社会生产的劳动力。这一进程的代表就是“监狱”。监狱是一个监控和纪律高度集中的地方，监狱的目的不在于根除犯罪，而在于将罪犯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并集中起来改造，而监狱纪律的最高杰作在于“全景监控”和“单人隔间”，从而全方位对犯人进行改造。
除了“纪律”，权力还能够彻底的改造人的思维。在《疯癫与文明》，《不正常的人》中，福柯进一步揭露了权力如何同知识相勾结，逐渐控制人的想法。在现代社会以前，社会对于精神病人，畸形，儿童手淫要宽容的多，因为这些并不影响王权的统治。但是在一个理性社会，这些人对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畸形是一种法律无法预见的状态，人们无法判断出一个阴阳人强奸到底适用于哪一款法律，从而需要病理学为畸形者做出明确的定义；精神病人的不理性，让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权力不能对精神病施加惩罚。因此精神病理学和司法权力相互结合起来；处于家庭乱伦的恐惧，家庭将处置儿童的权力赋予了医学专家、教养所等机构，并将儿童手淫从一种本能宣传为一种罪恶的、有害于身体的行为，并通过医学专家和教养所、监视等手段强制改变。
3.身体的物化
原本正常的人，现在被社会定义成了不正常；原本正常的思想，现在成为了违反道德的观念；原本自然、拥有自我心灵的人，现在逐渐被社会的权力所规训，失去了自己的想法。心灵和自由。在《性史》中，福柯谈到古希腊存在的男童风气，尽管古希腊崇拜男童，但并不纵欲，而是会自我克制，这与现代的外在规训格格不入，这也就是“人已死”的表现。
四、醍醐灌顶又茫然四顾：我眼中的福柯
福柯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对于初读他的读者而言，在难以理解之余更多的是震撼。这种权力对自我观念不知不觉的控制，如同醍醐灌顶，如梦初醒。然而，伴随着福柯的离世，读者更多的又是茫然，权力和知识联手控制了我们的思想，那么我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属不属于我？我到底怎么办？拥有这种感觉是非常正常的。由于福柯自身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福柯的思想就是他自身的照应，福柯的厌恶就曾经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同样也是清醒又迷茫的。
说他清醒，在于他能够突破权力和知识组成的联军，看清楚它们究竟如何操控人的思维；说他迷茫，在于他由点到面，管中窥豹，看到了权力的一面，却由于他始终不是权力，他也无法对权力进行进一步的描述。福柯并不关注权力是由谁掌握的、权力的目的是什么，而是更多的考察权力的作用形式和运转方式，也就是压抑和支配。福柯并不认同马克思，他不认为马克思的经济观是权力的本质，并把马克思理论同样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权力支配的话语。我们甚至可以隐约感受到他对于现代国家，现代制度的排斥，和对古典时代的向往。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来，古典时代真的比现代好吗？福柯所说的古典时代，究竟是文学上的精神，还是现实中的考据？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福柯对于古典，对于心灵，对于人只是在进行幻想。当他看清楚了权力运作机制，却不考虑权力其他的机制，尤其是权力在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秩序、国家权力等的重要作用，并且不去看人的物质生活，人的安全需求，而仅仅只看人的精神和心灵时，他就必然会得出片面、悲观且迷茫的看法。
国家权力和规训不仅相互交织，他们甚至是国家和社会成立的基础，而不是相反。我们称赞福柯，但是我们更要超越福柯，既要从自身的视野看向全社会，更要站在更高的顶点，从全社会看到每个努力生活的个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仅要读懂福柯，更要超越福柯，以更高的眼界，去全面的看待社会的事实。
（2021.3.4—2021.4.10）
【书单】
1.《自然辩证法》
2.《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4.《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5.《金融资本》
6.《归训与惩罚》
7.《性经验史》
三大家的研究缺陷/青年社会学者应当如何进行社会研究？
——《自然辩证法》《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读后感
一、《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观点在如今的自然科学界似乎成了不难理解的共识。在恩格斯的书中，当时的自然科学界是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经验至上主义。这些科学家一面信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并在经验中取得了神学阶段无法想象的巨大成就。而另一方面，恰恰是经验主义的盲目崇拜，导致他们陷入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对待自然事物的看法非黑即白、非左即右。因此，一旦遇到了无法用经验解决的问题，比如物质运动的推力是谁，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这些自然科学家就会陷入混乱，并企图以一种外在的力量如“上帝”来解释，从而陷入认识论中的唯心主义。而恩格斯针对这一现象，在《自然辩证法》中运用辩证的方式，来分析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
辩证法作为一种追求科学与真理的方法论，在追求自然科学时是极为有效果的。恩格斯强调，辩证法要采取运动、整体的思维，来看待自然现象，并将各个自然现象放在一起相互考虑。最后得到的结果，要不断的进行实验检验，一步一步的逼近真理。这些方法如今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原则，即体系化、逻辑化、理论化、实验定量等等。
然而，在自然科学界能够行之有效的辩证思维，在社会科学界却至今无法得到落实，所谓“体系”，“运动”，“联系”，“矛盾”的观点，如今看上去更像是众说纷纭的诡辩。那么社会科学究竟应该怎么进行社会知识的研究？
二、社会是无法被完全理解
1.社会是因人的行为而发生变化的
如果说大部分的自然现象是相对静态的，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推导得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结论、并实验等方法去验证它，那么社会现象则更像一个黑箱，学者想要认清黑箱里面的事物，就必须亲身进入黑箱之中，而不能在外面观测；一旦学者这么做了，黑箱里面的事物就会因学者的参与而发生改变，就如同“薛定谔的猫”一样。
2.社会学家不可能做到绝对中立
除此之外，社会科学家始终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学者看待社会的观念都必然的受到所处社会结构的影响。社会是不断变化，错综复杂的，社会学者在看待社会事实时，他只能看到“他能看的”，也就是说，他永远看不清社会事实的全貌，并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看问题的角度。
任何一个社会学者只有先成为人，再成为科学家。成为人就意味着人要拥有利益，要拥有生活的需求。而科学家的唯一目标只有真理。那么，如何将社会学者作为人的利益和作为科学家的真理统一起来呢？在自然科学界，这并不矛盾：自然科学只有先保证成果的真实性，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但是在社会科学，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曼海姆，都提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社科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没有自己的阶级利益。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依附于他所依附的阶级。无论社会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必然的受到了自己所处阶级和结构观的影响，他们看待社会事实都必然的不能看到全部。
3.社会事实的“非理性”和检验
当然，作为高度理性的学者，尽管社会学者不能摆脱潜在意识的影响，但是可以意识到这些影响，并逐渐摆脱他。但即使如此，社会事实是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社会现象并不完全是理性的。个体情感、风俗、习惯、文化，这些东西往往没有所谓的理性可言，因为他们的形成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和难以想象的因素。我们只能尽可能用理性去分析他，但是不能用理性去要求和束缚他。正如《国家的视角》一书分析的那样，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如果企图用理性和高效来强硬的改造社会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就会因为忽视了背后复杂的因素而导致改造失败。
自然科学的理性至上，在于自然现象的相对静止和可以检测。换句话说，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真实成果一定是建立在有条件的、没有疑义的检验之上。但是社会科学工作者：1.他的研究成果不能，至少不能在短期内获得结果。2.即使在短期内获得了结果，他也无法百分百证明，社会现实与另一种社会现实之间的必然关系，二者之间没有其他因素3.一旦定量分析在验证自己理论失败的时候，社会学家唯一的方式就是借助历史叙事，来借助历史表明自己的正确性，但是这样一来就又会很容易潜意识的陷入阶级和社会结构，从而片面的理解现实。
因此，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学者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对于研究的社会事实是不能完全认知和理解的。
三、古典三大家的缺陷
（一）涂尔干
涂尔干的经验实证主义以及后来的定量分析将社会视为一种被动的静态，正如他的代表作《自杀论》和《原始宗教》那样，认为只要不触及研究对象，从外部观察，就能得到可靠的结果。但是社会毕竟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如自然现象那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社会现象很有可能同时受到多个影响，或者受到多重简介的影响。为什么影响自杀的不能是政治压力？为什么原始宗教的本质不能是宗族信仰或者其他？
如此可见，经验实证主义和定量分析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思维怪圈：1.经验主义会根据自己的潜意识设定一个因果假设，而这种假设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结构和阶级。2.经验主义在检验假设的时候，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有很大概率无论事实如何，这种因果假设都是成立的。正如定量学派的一个笑话：“只要你模型选择的好，无论怎样都是强相关，比如人喝水就会死，所以喝水导致死亡”。
定量学派并非没有益处，事实上定量学派和统计分析在验证因果性上已经是社会科学中最有效的工具。但是他存在两个致命的问题：1.尽管经验实证主义的假设是依据个人经验而不是客观真理，如果学者的个人经验与研究课题高度切合，那么他的经验就完全可以借助统计的手段加以检验，比如《自杀论》。然而，如果一个学者对研究的课题并不熟悉，例如一个美国的学者来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他很容易就先入为主，将中国的少数民族用定量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少数民族是被迫害、被灭绝，如同印第安一样，而完全忽略了中国作为大一统长期的文化，得出的结论必然南辕北辙。2.限于统计工具和统计方法的限制，经验实证的归因只能集中于具体的社会事实，而无法聚焦更为抽象的社会事实，因此他们在进行学术争论和分析时，注意力更集中在几个具体层面，而对于那些更重要却抽象的地方无法理解。比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往往极为关注具体的经济指标，却忽视了经济指标后面的政治、社会因素。
（二）韦伯
韦伯的问题在于，他将一切社会事实归结为“理性”，并企图用“理性”再去解释一切社会事实。
首先是，他将一切归结为理性。在《儒教与道教》里，韦伯认为，理性是由宗教发展而来的，儒教和道教的神秘主义和思想无法诞生理性主义，也就无法诞生资本主义。但是如果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看，韦伯所说的“理性”与宗教没有必然的关系，传统中国人自给自足的消费导致了其不需要精确的经济计算，宗族的存在导致财产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这种经济和社会结构才是根本原因。这个时候，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还是韦伯“资本主义”的概念，都是不满足的，而与宗教没有必然关系。
其次就是，他试图用“理性”解释整个世界，代表作就是《经济与社会》。在这本书里，堪称“理性的百科全书”，任何社会事实都可以跟理性有关系，但是只要有一个特例就可以让他的理论出现破绽。比如，在他看来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国，发展出来了较早的金融系统和纸币，飞子、交子、当铺、票号在唐朝起就开始服务各地的商户。这又作何解释呢？
人的理性必定是有限的，而理性也只是构成人行动的一个部分。理性归根到底，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计算，而社会的构成除了理性，还有习惯，文化，观念，等等相互交织，绝不是单纯的一个因素所能解决的。
（三）马克思
马克思的理论在三大家里依然是较为完善的。按照曼海姆的看法，马克思一方面继承了理性主义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充分看到了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方面，从而导致了他能够很好地调节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同时由于他具有大量的社会经验，他的理论能够有效地跟社会事实想结合，并且得到社会事实的检验。
问题在于，在长期的发展中，马克思理论已经不单纯的如涂尔干和韦伯一样，局限于科学研究，而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社会党、共产党、不仅在内部相互争斗，马克思的理论同时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互抗衡。正如曼海姆认为的，政治的本质从来不是真理，而是权力的斗争，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也成为了一种斗争的工具，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而这一切的起源，也在于马克思自身具有的强烈的阶级立场，他将自己的理论一开始就视为了“作为大众的工人”的理论，而不是一个严守价格中立的著作。
四、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思路
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里，曼海姆通过对社会的分析、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意识形态的分析，得出了一个基本假设，也就是本文的基本观点，即社会是不能完全被社会学们认识的，那社会学者又该如何进行社会研究呢？我们上文对三大家的剖析，并不是为了表明三大家的缺陷，而是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之上，探讨进一步的如何进行社会知识的探索。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社会学的想象力》为基础，结合上文对三大家的分析，我们总结以下几个观点：
1.分清楚研究的目的。正如前文所说，社会科学知识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追求真理的过程，研究者的目的和阶级决定了研究的取向。无法否认的是，对于那些奋战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对抗前线的学者，期望他们不受这些国家意志的影响，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对于普通的社会学者而言，他们首先的身份也是中国公民，受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而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学者，同样也是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
2.但是无法避免并不意味着就必然的无法改变。只是说，我们要以一种积极的心态，习惯，且认清于“带着镣铐跳舞”这一现状，并争取跳的越来越自由。所谓“习惯”，是指社会学者受到阶级结构影响的必然性无法改变，要学会共处；所谓认清，在于学者不能因为这种无法改变，就走向了一种吉登斯所说的“例行化”，将研究的视角局限在几个领域或者观点，而是要不断的运用理性，不断打破自己思维的枷锁，将自己思维中不合理的方面不断合理化，让自己分析的能力不断地提升。
3.要想使得自己突破“例行化”，突破固有的思维界限，就应该做到帕森斯的观点，以一种体系化、逻辑化的思维去看待周围的事物。曼海姆就认为，社会科学不应该将讨论局限于具体的事物，具体的社会事实，知识社会学应当是不同的、多个复杂的思维逻辑的不断碰撞。在分析同一个具体的社会事实时，既要看到社会事实背后复杂的因果逻辑关系，又要不断接纳其他理论进行融合，反复不断的突破自己的理性盲区，然后才能逐渐的靠近事物的本质。
五、青年学子要分清理想和乌托邦
乌托邦是曼海姆重点考虑的范畴之一。乌托邦不仅适用于政治科学，更适用于当下我们的学习和研究。
青年学子往往生活在一个较为宽容的生活环境之中，接受的教育也往往积极向上。对于青年学子之中，脑子里面更多地观念是一种“他本该如此”，而非“他为什么如此”。对于青年学子而言，公平，正义，诚信，善良，这些美好的品德在学校不断地宣传下，似乎是人尽皆知、不言而喻的事情，也就是“他本该如此”，但是真实的社会真的是这样吗？
曼海姆将社会意识形态和乌托采取了定义。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结构的不完全反映，而乌托邦则是无法实现。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这些美好的品质是社会正向发展的必须品，他的提出属于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对于青年学子而言，却无法理解这些品质背后深层次的逻辑，并且将其视为必然实现和存在的品质，这已然是一种乌托邦，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青年学子进入社会研究的前提，恐怕就是要破除这种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
书单
寒假书单
《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奢侈与资本主义》
《流动的现代性》
《门口的陌生人》
《怀旧的乌托邦》
《意识形态的终结》
奢侈与资本主义
一、《奢侈与资本主义》内容总结
在一般人包括桑巴特本人看来，《奢侈与资本主义》与韦伯的《新教伦理》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桑巴特和韦伯分别认为奢侈和新教带来的节俭理智是资本主义的不同开端，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整理一下桑巴特的思路就会发现二者完全不同。
桑巴特在书里率先总结了几个时代变化：
1.14世纪以来，欧洲通过源源不断的对外贸易，积累了巨额的财富，社会财富的积累不再基于传统的封建制度，而是基于贸易。这导致了16-18世纪的传统贵族在衰落的同时，不得不接纳一匹富有的商人成为新的“新贵族”。但是在贵族的传统观念中，他们虽然已经认同拥有巨额财富，但是并不认同生产巨额财富。
2.相较于封建时代，城市的生产消费始终是围绕着原始贵族，16世纪以来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富人能够进行消费，生产和人口也日益增长。
3.当时存在着一种“女人掌权”的氛围和性解放思潮，人们，尤其是女性，将奢侈视为一种必然的美德，一种社会地位的体现，男人有包养女性的权力，同时也有为女性购买奢侈品的义务。
以上这三点对应的是书本的前三章，用以论证当时的时代环境就是一个奢靡成风的社会，而桑巴特由此诞生了第四点：
4.由于奢侈带来了巨额市场，任何一个人都会将资金源源不断投入进奢侈品市场，并且提高集约化水平和生产效率；同时源源不断的往外拓展殖民地，获取殖民地所需的所谓甘蔗、咖啡、茶叶等奢侈品；而伴随着技术发展这些东西不再是奢侈品，资本主义也就发展起来，奢侈主义也就被资本主义替代了。
二、问题
桑巴特的论证看似有理，但是其实总结下来，有几个致命的问题:
1.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普通的扩大生产吗？
2.奢侈为什么只在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地区为什么有奢侈也没有资本主义？
3.只有奢侈才是导致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吗？
4.奢侈与新教伦理是否必然发生冲突？
这所有的四个问题，核心都是一个：奢侈究竟在经济之中代表着什么？
在我看来奢侈的本质是扩大需求市场，从而刺激生产市场的这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最基本的经济原理：任何一种经济模式，都存在消费和生产两个市场，而如果消费和生产达到平衡，那么这个经济市场就是平衡和稳定的。
而奢侈能够成为奢侈品也有多种原因。在书本里，贵族们需求的奢侈品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太低，为了在市场中获得平衡，就必然的拥有极高的价格，从而导致大批其他生产领域的资本投入奢侈品生产。我们只能说，奢侈品能够扩大某一领域的 生产，仅此而已，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宗教因素，军事战争因素，都有奢侈这样类似的作用。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桑巴特并没有说明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这让一本题目就带有“资本主义”的著作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桑巴特眼里，“资本主义”是一种意会的概念，奢侈品能够扩大生产，加快技，实现利益和生产的增值与发展；但是这种增长的本质不依然是资本循环造成的吗？否认掉资本循环，单纯看奢侈能够带动生产，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悖论吗？我们再来看看桑巴特所说的奢侈主体，所谓的贵族，他们并不从事生产工作，既然他们不从事生产只进行消费，那么他们理不理性又有什么关系呢？反而是那些从事生产工作的人，也就是韦伯所讨论的，他们才是理性化的主体，他们也根本无法进行奢侈的消费，否则根本无法进行原始积累。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乍看上去似乎是桑巴特和韦伯之间激烈的对立，但是由于桑巴特缺乏一个清晰地定义，更缺乏啊一个比较研究，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奢侈这一社会事实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强烈的正外部性，即奢侈行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但是这不能说明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明只有奢侈行为才能形成资本主义。而韦伯则是从内部动力，即精神动力来回答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从何而来。两者的分析方法、逻辑和对象可以说有本质的区别。
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奢侈在全世界都有体现，《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奢侈行为跟桑巴特书中所说的也不遑多让。区别在于，就算我们认为奢侈确是能够带来市场和生产的发展，一如明末的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一般，也能够带来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将大量的资本继续投入进土地，也就是作为封建的士绅和作为资本家的士绅两者是合为一体的；但是在西方却不是这样，那么这之间的区别又有哪些？
文明的进程
第一部分
一、德国“文化”
德国的“文化”观念与英法的“文明”观念有着某种区别。在德国，文化是仅仅指艺术、思想、技术上的进步，而不涉及政治等。这是因为在德国，由于德国的上层统治者与中间的市民阶层间存在一堵墙，市民阶层能难往上爬，而在法国市民阶层很容易被同化。德国的统治者遵从的是法国的价值形态，与市民格格不入，市民对统治者的反对只停留在统治者行为思想上，而不涉及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伴随着德国逐渐统一强大，市民阶层成为国家统治者，市民的行为模式思想方式，艺术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
二、法国文明
法国的文明源自于当时的市民阶层与上层阶级的融合，知识分子和市民可以在法国的宫廷担任各种职位，而法国贵族的种种行为作息模式自然也就影响到了市民阶层。因此，德国由于贵族和市民是割裂的，双方无法进行交流，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但是法国的交流是双向的，正如刚刚所说贵族对市民有影响，由于当时法国的种种乱象和贸易壁垒，市民阶层也迫切需要改革，这种改革表面是遵循道德礼制，本质核心是以理性为基础，让贵族们遵从理性道德，双方相互影响的过程。
三、礼仪的变化
在法国，礼仪发生了不少的改变，伊拉斯谟的书表面了人类行为规范和礼仪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是法国文明的外在体现。这些礼仪规范最先起源于上层贵族，但是并不完全按照上层贵族来；由于法国市民和贵族逐渐融为一体，这些上层的礼仪逐渐被市民所改造，适用于自己的生活，意味着市民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发生了改变，这在德国是不存在的。
法国的市民更“文明”了，更核心的层次是人们能够在道德层面约束自己的行为。再过去，人们的行为礼貌与不礼貌没有区别，但是在人们开始懂得自已约束自己，并有了羞耻感以后，人们开始懂得学习从贵族那里流传出来的道德规范。
这种礼仪、礼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缓慢发展的，伴随着法国上层贵族和市民交往的日益扩大和相互影响，礼仪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贵族礼仪也吸纳了很多市民习惯。
三、个人自制
但是市民是为什么一定要遵循礼仪呢？他并非出于某种“科学的理性”才采取某种礼仪，尽管这些礼仪事后被证明有科学成分；他是基于他所处的社会结构，迫于社会人际网络关系和相互的看法产生的羞耻感，才导致自己对行为的自制和礼仪的遵守。
通过几个方面的探讨，导致个人自制可能有几个方面：
1.阶层的变化，不同阶层的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区别，中世纪以来的阶层流动和变迁逐渐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2.家庭的变化，家庭逐渐抽离开来。
3.统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如骑士阶层作为统治阶层的逐渐衰落，再比如刀从日常生活和战争中的退出。
4.部分礼仪的制度化，这种制度化与人的情感绑定起来。
文明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人的羞耻感发展不取决于别人，而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地位。由于每个人都不能离开社会，必须依赖别人才能生存发展，每个人都必须要考虑到对方的行为地位，然后逐渐发展出礼仪。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工业社会这种羞耻感是自然的。个人隐私可以通过技术隐藏至幕后，儿童也可以通过教育快速文明起来。
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加深了羞耻感，上级要求下级遵循一定饿的礼仪制度来表现对上级的尊重，但是他们同级之间可能并没有类似的羞耻感。日常生活也逐渐被移除到社会交往的领域，变得独立而隐私。
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的行为仅限于自己所在的社会圈子，如果自己的社会圈子不需要某种礼仪，那么他们的行为会率性自由的多。但是伴随着不同圈子的相互交融，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愈加复杂，人的礼仪行为也不断发生着改变。
第二部分
第三章 西方文明的社会发生
封建化机制
中世纪的经济和货币发展导致了武士和贵族阶层依赖固定资产的阶层衰落，自然的导致了国王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但是这三个阶层自然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国王征服的土地不可能依靠他一个人管理，他必然要将土地委托给大臣。大臣到了地方，由于缺乏货币，只用土地产出交税，他们发现他们完全可以脱离中央而自给自足，于是分封国家的离心力日益强大，国王也要想办法削弱这种离心力。只要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存在，封建化就必然存在，除非在一个军事共同体中，因为军事因素凝聚在一起。军事政府过后就是中央权力转向地方的封建化。
土地人口密度过少，任何市场都建立不起来。只有当国家安定，人口增长，形成了过剩人口，剩下的人必然要迁移出去发展新的殖民地，无论贵族还是无产者。这种对土地的追求也导致了贵族们相互之间对家庭势力的争夺。
封建经济不需要货币；伴随着人口增多，交通运输发展，人口增多形成市场，贸易链条发展，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市民(商人)阶层日益成为除了骑士和僧侣阶层的第三大自由民，并且会超过他们。
西方社会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没有奴隶阶层，平民必需亲自劳动，并且伴随着经济和人口发展日益强大，无所事事的贵族日益弱小。二没有海陆运输，从而发展出了新的组织形式。
中世纪的国王贵族之间不存在契约和法律，他们依靠实力进行相互的互动。
经济和货币的发展使得国王和能够参与交换的大封建主赚的很多，依赖于自给自足的小骑士日渐衰落，他们除了打砸抢烧没有别的办法。一方面，大贵族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能够雇佣宫廷诗人，另一方面大量的小贵族逐渐没落，他们成为宫廷诗人的来源，并且由于大贵族工作性质，女人开始承担一定的工作和地位，宫廷诗人为妇女所喜爱。而这些诗内容也来自于自由民的生活和大贵族的生活经验。
国家的社会发生
人口增多，力量增加，大领主们依托经济和军事在领地内相互竞争。能够吞并其他土地的就能获得更大的力量，领主们之间的平衡被打破。
这种竞争导致了独占的出现，贵族们纷纷激烈的竞争，获胜者将获得一切。竞争获胜的人拥有的越多，依赖的人越多，需要付出的也越多。市民阶层参与权利竞争，是为了整个阶层共享物质分配的权利，然后政权就从私人占有转移至集体共有。
但是分离和集中始终是由反复的。在王室通过集中机制将原始的自由贵族削弱，宫廷充斥着独立的自由民时，他为了管理等原因，依然要将大量姻亲分封到地方。错综复杂的分封导致了英法百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英法两国独特的依赖和平衡关系，整个欧罗巴大陆也日益呈现出这样一种微妙的依赖和平衡。
西方社会就是在这种分离和集中的反复中螺旋式的上升，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不断拓展，其政治分工和依赖的程度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而高度的分工合作也会带来高度的利益对立，这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中央权力来进行平衡，中央权利从而得到增强。而中央权利也有自己的利益，他要保证整体各个部分的均衡不能威胁到中央，国王也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在贵族和市民阶层玩平衡，而这两个集团又相互对峙不肯退让。一开始，国王在教士和贵族阶层中玩平衡，后来则是市民和贵族，来保证国王的利益，而随着生产和货币的发展，市民阶层相较于贵族越来越壮大，国王的私人权利将会衰弱，而市民阶层对权利的获取不是为了私人，而是阶层的，整个国家在组织上逐渐朝着现代国家演变。
由于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国王不再需要所谓的分封进行统治，而可以依靠货币税收建立完善的组织制度，分离的国家倾向被彻底击溃，贵族衰落；以前国王通过市民反对贵族，现在不得不用贵族制衡市民，来保证中央权利的拓展。伴随着市民的实力无法抑制，国王的专制也就无法被容忍。
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表演，并且会在不想表演的玩世不恭和用心表演的这两个极端中过度，玩世不恭代表着一种结束表演的倾向。人在表演中会要有一定的情景，也就是舞台设置，同时个人也有一些表演的装备，也就是个人前台。个人会在其中产生外表和举止，我们希望前台、外表和举止是统一的。但是很多时候舞台容易选择不容易创设，往往人们在有限的舞台中不知道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举止。
人们如果想在一定的前台设置里演好戏剧，就必须需要在表演中注入一些符号。一些前台需要的言行和符号是一致的，但是有些并不一致，比如内科和外科护士，舞台所需要的行为和符号如果冲突，人们就很有可能为了符号表达而忽视了言行。在当今社会，人们往往希望向上流动，因为他们倾向于模仿上流人物所拥有的意义符号，来表现自己地位的尊贵，但也有可能为了某种目的，掩盖自己的真实情况。人们会因为各种事情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哪怕自己真实意图可能无比肮脏，幼稚，但是只要表现的一以贯之就没有问题。由于观众隔离是存在的，观众与观众存在隔阂，所以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舞台有截然不同的表现而不会担心被戳穿，我们也能通过表演换取利益最大化，观众们也能有一种错觉，即你的表演呈现出来的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在表演中可能会由于一些原因打乱了表演的步伐，使我们的举止与舞台不相符，因而保证举止和舞台的一致性是普遍要求。这体现了社会化我和个体我的冲突，个体我会对不同环境有不同反映，但是社会化我追求稳定性也就是一致性。尽管我们都小心翼翼的进行表演的维持，但是诚然因为各种原因，我们的真实情况与表演并不相符。这时候虽然在法律上是不可行的。但是根据具体情况，撒谎者却能够获得不同的待遇。
表演者要想保证自己的表演成功，就应当与观众保持相当的距离来充分发挥观众本身的想象力，神秘的事根本不神秘，关键在于让观众不知道。
剧版
在某些唱歌，人们要想维持一种形象和表演，必须依赖于他人的配合和分工，行成整体印象，也就是剧班。剧班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拒绝表演导致表演失败，所以他们必须要相互依赖，同时彼此知情，行成熟悉。剧班不是小集团，小集团是为了通过排他性保证自己不受同阶层的伤害，剧班是为了在上下阶层表现形象。
自己也可以称为自己的表演者，这个时候自己既是表演也是观众，自己会向自己隐瞒一些自己无法认可的事实，表现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有无法认可和自我欺骗的经历。
剧班要求中间的每个人都必须相互依赖，因而他们会严格挑选剧组成员。剧班与剧班之间也会互动，一方为观众一方为表演，能够控制舞台的剧班更容易掌握主动权进行表演，也要为舞台付出成本。除了这种形式，剧班还存在导演支配形式，和纯粹仪式角色两种剧班模式。剧班的定义是一群个体的集合，通过相互合作维持一种特定情境定义，与社会结构与组织无关，而与情境定义的互动和互动关系有关。
区域与区域行为
区域是表演地方，我们可以将表演的区域称为前台。前台表演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言语能够查看的“礼貌”，另一个是视觉看到的“体面”。体面可以分为“假装作为”和“假装不作为”。而为了前台能够有效的运转，人们必须存在“后台”，后台可能与前台截然相反，是为了前台做准备的场所，人们要尽可能防止观众进去后台。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会运用一切可行的技术手段来掩盖后台的存在。但是前台和后台并不是不变的，有时候只要随意增加一些氛围就能使二者发生转换；后台比前台更能享受到生活，但是不代表前台一定就是压抑的。
前台是表演者想让观众看到的，后台是表演者与前台有冲突的，还有其他区域，即不是观众的人会突然闯入，表演者就需要看剧其他人是否会对表演产生负面影响。人们对于不是为自己的表演会感到失望，表演者不得不把观众隔离，确保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只能看到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如果隔离失败，演员就要考虑包容外来者或者进行新的表演。
不协调角色
表演要想成功核心在于不能让观众看到表演的后台与表演冲突的信息，这些会破坏前台的称为“破坏性秘密”。秘密有很多种，比如破坏性秘密，战略秘密，受托秘密，自理秘密。理想状态是，表演中功能，信息，地点三者完美，但是很少如此，而是会出现一些角色，导致三者冲突无法表演成功。这些不协调角色有：1.告密者或者间谍2.托儿，隐藏在观众帮助表演3.冒名顶替，为了观众潜藏表演4秘密监督人5.职业探子6.无足轻重者
除此之外还有四种不协调者，他们不在表演唱歌却知道关键信息1.专家服务者2.密友3.同行4.叛逆者
角色外的沟通
在表演时我们希望与他人建立稳定适合情境的联系，但是在此外表演者会有公开印象相违背的信息，分为四种：1.缺席对待，在席外嘲弄观众。2.上演闲谈。3.剧组共谋，剧组之间通过共谋来嘲弄观众4.再合作行为
印象管理艺术
剧班总想使表演顺利，但是有时会发生无意动作，有时会有不合时宜的人闯入后台，有时表演崩溃的失礼，有时剧组争吵出现闹剧，都有可能导致表演崩溃。为了维持表演要采取独特措施：
1.防卫品质。(1)要求成员忠诚不倒向观众，通过凝聚内部和更换观众实现。(2)增加纪律性，严格控制言行。(3)谨慎，尽可能的预测到意外事件并做好应对，减少剧组人数和增加与观众的认识都是方法
2.保护性措施。表演者要保护自己的后台，但是观众也可以给予表演者保护，让表演者出现披露时不会过于失败，观众可以视而不见或者参与救场
3乖巧的乖巧，当观众通过乖巧传达表演失败的暗示时，表演者也应当以乖巧回应，迅速改变表演
12月书单
《社会冲突的功能》
《现代社会冲突》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联邦党人文集》
《大国领导力》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第一章 社会交往的结构
本书研究的是人与人在不断互动中所产生的社会互动结构。人们在日常的相互交换中获得收益，并且也会付出代价；人们享受的是这种相互交换的过程，并且总是期待能够在互动中获得利己性的报酬。
社会交往的过程也是社会吸引的过程，每个人都想营造一种深刻的印象来吸引别人，这种吸引既是情感的吸引，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受到吸引是因为他们预期能够获得某种回报。当一方对于另一方给予的需求满足形成依赖，并且无法回报时，他就会采取服从；如果一个群体大多数都如此，例如政府和民众，那么就会形成集体的权力认同。如果集体权力不公正，就会引起反抗。社会就是在正面整合和反抗之间不断演化。
社会中人与人相互吸引并建立均衡的交往结构，但是在这个结构中双方付出的代价未必是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也会造成分化和权力。一方获得回报，却无法有资源交换，只能服从。而组织通过大量资源就能控制更多的人。并且会制定制度，来防止这种资源—服从交换的稳定性。
第二章 社会一体化
社会一体化的基础是，一个人想要获得其他人的回报，就好证明自己是有足够吸引力的，然后这种吸引力受到了别人的认同就会被接纳为其中的一员。为了这种接纳，会产生很多竞争，并产生分化。交往报酬分为内在性和外在性：前者是单纯的在相处中获得情感的满足，后者则是基于某种实在的利益。两者经常是融合的，并且是以外在报酬为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内在的。
一般的、被广泛认识的特质是吸引不到人的；人们要想方设法展示出一些独特的、排他的吸引力出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特质能够获得他人的尊敬与赞同，并会强化个体展示的欲望。
在群体中存在一种个体，他们的吸引能力更强，能够给予的更多，但是他们也不能从别人那里感受到吸引；而别人因为他们的强吸引力，往往更依赖、付出更多，但是这样又会感受到不自由和不甘心。在组织的一开始，每个人都想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伴随着竞争的越来越激烈，那些具有重大吸引力的人成为了领导，服从他们的人会感觉到不安全感和受到限制，但是却不得不服从；他们也就不再展现吸引力，而是以一种自嘲的方式消灭自己和别人的防卫心。但是在结构中低等级的成员的自嘲不能换来吸引，但是高等级人员的自谦却能拉近与下层人的关系并得到内心的承认。而无法获得高位置的人则更倾向于结成伙伴关系。在重要特质上是肯定的，在非重要特质上是否定的，机会最多，反之相反。地位高的人往往对于自身的重点优势是肯定的，但是对于其他方面则较为谦逊，地位低的则相反。因此低地位更倾向于倾听服从，高低位则不是；低地位面临着更大的群体压力，高地位则不会因为细小的差异受到压迫。因而，低地位的总是处于一种讨喜欢的状态，高地位则很随意，但是为了拉近人的距离也会适当表示谦逊。
第三章 社会支援
社会赞同意味着对一个人行为和精神的肯定，对一个人人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这种赞同人们往往要求他是真诚的，并且是能够被区分出好坏的。来自高地位的赞同比低地位的赞同更有力度和说服力，高地位赞同也是更稀缺的。对于低地位而言可以毫不吝啬赞同因为人们并不会在意他的判断力而高地位则不是。对于下层而言，受到上层的压力，往往都是赞同的，尽管不会受到重视；但是上层的赞同就很有含金量。尤其是两个人的能力不能直观测量时，有资格评判的上层的赞同有巨大的能量。这里综合起来：地位越高，赞同自由越小；在同等地位中，地位越稳固，赞同越自由。
人们在交往中会根据第一印象来树立对一个人的期待，如果他今后的行为高于/低于这个期待，就会获得惊喜/失望的后续反应。并且，人们的行为会受到这种期待的影响，以至于不得不履行这种期待，并且会妨碍他正常情况下的发挥。当然，这种影响只限于他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圈子里，在圈子以外的地方他往往并不重视。
爱情本质上是一种内在性的交换，即渴望别人的 情感，同时这种情感是可以达到的。他们会从一开始责任没有确立之初采取一种暧昧的态度来试探他人的反应，如果这种反应不合适，那么就模糊过去，反之则成立一种牢固的责任。人们在爱情中往往乐于付出巨大的牺牲，一方也愿意让另一方付出巨大的牺牲从而进行试探。在两个人中，投入最少的人反而会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在爱情中，投入最多的舔狗，反而最不受重视。对于一个受欢迎的女而言，她绝不会轻易的许下感情的诺言，这样会让她的价值贬值；而男士如果能够从这样一个女士那里获得认可，他所能感受到的满足则会大大增加。对于恋爱中的双方往 往有一种两难的境地，只有当双方都投入同等的义务和付出时双方的关系才能趋于稳定。
第四章 社会交换
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报酬性服务会获得感激，为了弥补这种感激，那么另一方需要给予一定的回报。但是这种回报是由边际效应的，上位者接受下位者的回报会随着增多而效应递减，下位者不得不提供新的回报。
社会交换之中，每个人在付出之后都会对他人有一种模糊、不精确的回报期望，希望他人能够回报对等。一开始的交换都比较小，因为即使没有回报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而一旦大的付出获得了对等回报，那么就会建立起信任。这种回报不是经济的，因为到底回报多少合适双方当事人自己也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即使不是有规定的经济性交换，交换中一旦一方付出了代价，另一方也要予以付出，否则就会面临失去信任，乃至于受到整个名誉的影响。
社会交换和社会赞同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并且要考虑相互之间的角色地位。
捐赠和财富的交换是非制度的，用于工具每个人的地位。财富被用来换取值得被赞同的人的赞同。对于一个位置不牢固的人而言，大量的赠送礼物可以证明自己地位比别人要高；而地位已然稳固的人，对下属的赠送则意味着对下属的压倒性地位，而下属向上位赠送礼物则代表着服从。
第五章 权力的分配
权力是对人意志进行贯彻，如果有反抗，就通过剥夺收获进行威慑。
要想保证独立就要有四个前提条件；一旦这四个前提条件不满足，权力实现了对重要、不得不需要的资源的垄断，并且击败了要想获取资源的竞争中/反抗者。
在一个群体中，时间和表达是非常关键的资源。在一开始，每个人都在竞争在群体中的地位，通过发言和表达阐述自己的观念。但是只有那些最具效率和利益的，才能逐渐在群体中脱颖而出。一旦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对他的能力产生认同，停止与他的竞争，那么他们之间就产生了权力的分化，占据高地位的人通过交换方法和观念换取他人的遵从和尊敬。高地位里人的劝告是的表现，其他人听从劝告是因为认同他能带来利益。
权力作为一种资本，他可能被消耗，但是也有可能增值。当一个人频繁的使用权力，让其他人意识到权力者对他们的依赖，意味着他权力在缩小；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很高的权力，那么他的权力可以产生利益，不会被消耗。
越宽容的人，意味着权力是越稳固的，越不宽容的人，越害怕权力的动摇，而且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因为权力者这种不宽容已经威胁到我们自身的利益。
第六章 期望
人们总是在社会交换中存在某种报酬的预期，并且这种预期会被社会制度化为一种常态。一般来说，人们对于自己的回报会有一个参照系，人们往往会根据这个参照系设立一定的预期。比参照系低的预期会带来更强烈的不满足感
人们的预期尽管是非常模糊与不确定的，但不是不可捉摸的，它会根据自己周围的情况和社会的共识产生判断。那些付出更多成本、收益更多的并不会造成不满；相反一旦付出较少获得较多，就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人们对于以拥有的利益感知并不强烈，对于不曾拥有的却较为珍视。
人们在一个社会活动中根据长期的付出回报会形成一定的社会规范。但是很多时候人们的付出和回报并不能达到这个规范的投入回报比，这是因为一个组织想要有竞争力和长期发展就必须要求其成员的忠诚和依恋；而这种对流动的禁止又会导致组织成员难以进入其他的领域和范围获取自身公平的交换比例。
第七章
当一个群体组织中一方面需要建议，另一方面能够提供建议，那么双方的咨询关系就能建立起来。咨询关系类似于经济学的模型。在一个组织中，由于不可能实现完全平等和信息完全掌握，每个人享有的咨询资源是不一样的。那些拥有更多咨询资源的人将享有更多的权力。
在一定的情况下，整个组织中对意见的需求是相对平稳的，因而需要考虑的就是整个组织中意见供给的弹性。整个群体中能够供给意见的越多，专家的地位就越普通，反之越高。一旦专家已经不愿意付出过多的代价进行意见提供，其他人想要获得意见就必须相互竞争抬高出价。在一个组织中，能够提供的服务越多，他人越需要依赖这服务，意味着提供人就能够享有更高的地位，群体中权力的出现是合理的。
第八章
一个领导权力合法的来源不在于服从，而在于群体的赞同。要确保群体成员认同权力的行驶是权力能够贯彻的本质。一旦群体赞同形成就能形成一种群体氛围。对于领导者而言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他既要获得赞同，又要强制推行权力，两种合法性是冲突的，解决的办法就是领导者在不同的时间段推行不同的政策，在赞同之前先获取权力，在想办法让他合法化。
赞同只是在非政治组织中要推行权力的必然。在正式组织中，赞同需要的时间和资源和效率要低得多；权力要通过制度化的规范和文化，然后通过这种制度和文化规范形成权威，强制权力的推行。人们不是赞同，而是不敢。
权威的推行并不一定能考虑到所有人，而考虑更多的是权威之中享有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参与度的人。一个国家并不一定要获得大多数国民的同意就能统治，只要安抚好国内最具有能力、参与度的国民，剩余的就能够通过制度化强制性的推行权力。但是每个组织制度内的人都渴望自己的付出回报时对等的，一旦无法获得对等，他们就会与权力产生矛盾。
第九章 反抗
惩罚的效果是很低的并且有负功能。但是惩罚往往有以下功效：1.除了惩罚没有其他办法。2.惩罚可以震慑其他人不触犯规范。3.惩罚是为了情绪的发泄。
权力伴随着在社会的义务。如果一个社会中共同群体服从权力的代价是利益的巨大损失，他们就会反抗权力。如果这群人被隔离，并且受到剥削，加之存在于一种新的可能性和意识形态，那么他们就很容易凝聚起来，用新的共识替代原有的，并且处于一种革命式的精神反抗原有的制度。
不同的政党运作逻辑也不同。对于较大的党，他们并不怎么关注意识形态，因为有的是人投票，并且这些票数对于大选结果影响微乎其微，这些大党需要争夺的是中间选民；但是对于小党，他们需要保持一个激进的意识形态凝聚共识。这种意识形态与反抗相结合，剥削底层的就成为了极左或共产党，剥削中产就成为了极右。
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党也会不同。采取简单多数的两党制更不利于小党，同时他们一个偏左一个偏右，会减少国家冲突；采取比例的多党制将会加重小党的作用，并且激起小党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和力量。但是小党想要获取更多人的支持，就必须在意识形态和普通共识之间做出取舍。如果一个小党无法通过扩大共识获取更多的人的支持，而又损害了他的意识形态，他就会衰落。
第十章
社会政策状态是很容易形成囚徒困境的，为了避免囚徒困境就需要形成一套人人都可以信赖的社会规范体系，这样人们之间的直接交换就变成了依托规范的间接交换，在间接交换里面每个人都有着固定的职责和义务。
社会价值存在四种：1.特殊注意的价值，促进群体整合和团体效忠，并且形成群体边界；2.普遍主义价值，实现社会整合3.合法化的价值，是稳定组织和权威的基础。4.反抗的意识形态，孕育在特殊价值之中，并且构成了新的社会基础。这四者共同防止个体篡夺权力。而这些社会价值也会被制度化起来。
第十一章
特殊价值和普遍价值对应的是社会中的亚结构组织和主流文化组织。诸多特殊价值的亚结构在社会中并存。在微观中存在人的流动。在亚结构中，下层地位的人往往源于流动 出来，而在主机构中，高层人愿意流动出来，中层不怎么流动。
结构与结构之间存在种种矛盾既是活力和创新的来源，也容易造成激烈的对抗。
第十二章
现代社会冲突
第一章 革命和生存机会
革命的两面性：革命既是对悲惨现实的反抗，但是革命又会带来新的悲惨现实。革命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的革命，另一个则是具体的暴力革命。马克思对于阶级革命的判断只不过是一种臆想。当前世界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如何保障人民应有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利的物质供给。革命并不能带来物质保障。马克思已经彻底落伍了，现代公民的依赖不再是阶级斗争，都是自由和理性，通过自由和理性保障自身权利的实现。
第二章 公民权利和社会阶级
阶级斗争并不永远是社会的核心，阶级斗争是工具，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想要实现就要不断变化社会结构。民族国家仅仅是将公民权利的概念传播开来，事实上公民权利从未平等。人们追求的应当是完整的、每个人都公平的法律用以维护平等的公民权利。阶级冲突只不过是公民权利不平等的反映。公民社会包括多样、平等、独立，它是反抗专制的最好组织。公民社会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他不是乌托邦。
第三章 工业社会的政治
公民的权利始终是在一点点扩大的。民主制度包含两种含义，一是要听从各个群体的声音，而是要受到监视。民主制度是实现公民权利的有效方式。市场经济、自由的权利和民主政治相互作用形成了共同的理想。
第四章 极权主义的诱惑
马克思所描绘的就是一种虚假的乌托邦，其实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工人阶级不存在所谓的优越性等优点，他们是盲目的、注定要受到一小部分人领导的。集权专制的起源于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转变时，传统的社会结构瓦解了，而公民社会又无法建立起来，导致了社会中人的彷徨而对集权的谎言所诱惑。
第五章 30年光辉的岁月
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会发现无论是让所有人共同富裕，还是人们参与进政治实践，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他们只能采取官僚制度下的高度集权和专制。一旦想要改革，就不可能两者同时实现。民主的政府通过协商，能够将不同阶级整合在一起。
第六章 增长的极限
冷战结束后美国等国家将国际秩序和多边关系的践踏，将规则视为利益工具，打破了原来的发展繁荣框架。人们往往以为事情能够不断往前发展，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当代的民主制度已经不能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在后现代社会中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改变，要寻找一条新的政治制度模式。
第七章 阶级斗争之后
失业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贫困的下层阶级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不容忽视的阶级问题。在当代危机影响下，公民社会已经往原教旨主义蜕化，公民社会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社会示范，流氓无产者，他会带来专制的风险。
第八章 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超越当代社会困境的道路：1.普遍的法治社会。2、经由国际组织。3.公民社会
总结一下：轻易的用乌托邦式的理想和指标，而不是严谨和深刻的逻辑，在中层和经验上进行论证，在一种强烈的价值导向基础上对严格的社会政治与阶级结果进行幻想式的书写，根本算不上有价值的经典
人性本性与社会秩序
导论
人类的行为是受到社会和遗传两大因素制约的。人们存在一种本能，但是同生物相比，人类的本能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和可调整性，并要伴随着社会化不断的培养出来。人的本能一定要经过社会化的转化才能表现出来，并通过理智组织起来；理智也是一种本能，社会化无法替代不能。人的本性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本质上是一种可教育的，
第一章
人与社会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很多场合的含义都是模糊不清的，决不能极端的将二者分裂。个人组成了社会，而独立的社会组织又构成了人的基本行为。
第二章 选择与暗示
每个人的 选择都必然是根据周围环境的暗示下做出的。同成年人相比，儿童对成人的模仿使用意志力的方面更多，模仿对于儿童来说是一件非常刻苦努力的事情。人们关注意志，是因为意志的刻苦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意志只是暗示中极小的一部分，我们会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暗示控制。暗示与人的行为中最模糊的情绪在一起，是人不假思索进行行动；而理智不过是暗示的日益复杂而产生的结果。
第三章 社会交往以及对他人的观念
儿童存在着某种模糊的可塑性的感情，他们愿意同仁进行沟通。儿童自言自语是意识社会化的体现。儿童的观念和想象并不是天生而来的，尽管他具备遗传的因素，但是人对于想象和个性是在漫长的经验中逐步发展出来的。人与人通过交往的经验，形成彼此之间的想象，人们之间的只有观念上的想象才能代表彼此之间存在联系；社会学就是要研究这种想象。
第四章
同情能力是人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与他人的共情能力。人们通过共情能够有效的融入整个社会组织，理解他人，获取快乐和新的知识，而缺乏共情的则表明社会化的不足。人的共情能力是有极限的，不可能与世界所有都共情，因此会张弛有度。
第五章 第六章
讲述了人的意识形成，人是在通过社会互动中，不断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并且根据这种形象做出反应，来塑造一个自我意识。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灵就在于能够合理的想象自己在别人中的形象，也就是同情，然后根据这个形象进行行动。有两类不同的人，一种是极端自私的人，就在于他们不愿意想象自己的形象，始终以自己的内心欲望行动，不考虑他人。另一种虽然同样不考虑他人，但是他对自己对别人心中形象的认识是为了追求一个正当的目标不遗余力；如果他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就会成为能够引领他人的人物；如果他的认识是错误的，就说明他是一个认识错误的自大傲慢的家伙。
第七章
人会因为同情，想象某些人对自己有不好的地方从而产生厌烦，而当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不顾一切反对的时候，就产生了愤怒，愤怒本质上是对自己权力和社会不公正的一种动力。或许愤怒会违背社会秩序，但是社会秩序也需要愤怒来维护。不抵抗是一种特殊的抵抗，他针对的是人内心的“耻”这种薄弱。恐惧是对现实中正义被违背的恐惧、
第八章
第九章
我们对伟人的崇拜，表面是崇拜伟人的权势地位，但是本质是伟人们能够带领我们，引领我们。伟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们对自己坚信的东西会无比坚定不容置喙，并且总是能够获得成功，而这种特质有反过来影响我们，坚信只要跟随伟人就会同意获得成功。而伟人也自此获得裙式；伟人一方面要保证自己的个性，但是一方面也不能与人们脱离太远，事实上人们是很反感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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