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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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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杰读书报告
2023年12月读书汇报
《回归故里》
——社会学视角下的一段“法国往事”
一、作者简介
迪迪埃·埃里蓬,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史家,法国亚眠大学哲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美国伯克利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客座教授。在哲学、文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他已出版十几种著作,其中很多作品被认可为经典,如《米歇尔·福柯》《反思同性恋问题》《回归故里》《一种少数人的道德》《逃脱精神分析》等。2008年,埃里蓬获得耶鲁大学颁发的布鲁德纳奖,被国际公认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二、基本内容
《回归故里》这本书是埃里蓬在反思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所著,这本书被誉为反思社会学的佳作。作者在父亲去世后重返出生地兰斯,重新去了解他最初诞生的社会阶层和业已告别三十年的人们。他在功成名就后,终于得以重返过去,回顾家族的历史,回忆童年身处的工人阶级阶层,回溯了他如何实现了阶级跨越——从一个工人家庭的穷孩子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
《回归故里》的篇幅很短小,但却涵盖了诸多的社会学议题。他从自我经历作为切入点,用社会学的视角展现了一幅“法国往事”的画卷。他在这本思考了社会阶层、学校教育、身份建立等一系列经典的社会学议题。他通过自我剖析以及与布尔迪厄、拉康、阿尔都塞等学者的对话,向我们展现了在大的历史潮流中不同个体的命运轨迹,分析了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个人的选择是如何被集体所影响决定的。
三、社会学的思考
正如在前文所述,《回归故里》是一部反思社会学的佳作。埃里蓬以社会学的视角重归故里,重溯自己的记忆,进而通过自我的反思批判以及与不同社会学学者的对话,将自己“身边人”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法国宏大历史链接在一起,从而将个人的回忆录变成了一部社会学著作。
在这本书中,埃里蓬的记忆中的前半生: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五月风暴”,随着他文字的展开,这些人物与图景在我脑海里浮现,他的文学功底无疑是深厚的。而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这本书无论是从方法还是从内容上都让我有了诸多思考。
(一)“以自己为方法”、“社会学的现象力”
“以自己为方法”是我在看完本书后,我的第一印象。埃里蓬的这本书写作的路径便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进行思考,将个人经历去链接宏大的历史背景。这和项飙所说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学会将自己的个人经验进行问题化,是不谋而合的。可以说《回归故里》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一个优秀的范本,给我们以借鉴。
而从另一个切面来看,本书与米尔斯所著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又有相似之处。埃里蓬在书中不再把自己曾经面临的问题单单归结为原生家庭的不幸或者自己所遭遇的心里创伤,而是从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进行原因的追寻探索,他从阶级、教育制度、话语体系等种去反思社会对人的塑造,就像社会学的想象力一样,学会把个人放置在大的时代中去进行讨论。
这也给了我一种启发,即培育自己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研究社会问题时,要进行视角的转换,在思考问题时能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要进行思维的发散,在思考问题时要从现在回溯到过去,从此物联想到彼物。
(二)穿越阶级
不平等是国外社会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而当我们谈及到不平等时,无论你是否懂得社会学,阶级似乎常常被提起。阶级问题,也在本书中被提及讨论。埃里蓬在本书中,提出了诸多的问题都与阶级相关,自己母亲作为工人阶级受到的不平等待遇,高强度的劳作让自己的母亲在晚年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他还探讨了法国平民阶级受到法国的教育系统所排斥的深层次原因。他以自己为出发点,首先回溯了自己在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求学期间,受到了诸多结构性以及非结构性的排斥。他努力学习,在中学课程时选修了西班牙语,他以为是自己做出了选择,但是很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是被选择的——因为西班牙语只有成绩差的学生会选择;两次教资考试的落榜,让他明白了阶级的不可跨越,认识到了社会资源的重要性。他努力向所谓的有品位的阶级靠拢,但却终究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
他以自己为引,展开了对于平民阶级在教育层面受到的诸多不公的讨论。在他那个年代,诸多和他同龄的平民阶级没有选择继续读书,而是在读到“差不多”的时候便辍学打工,这些人以为自己做出了选择,但是其实他们都是被选择的,他们彷佛拥有继续受教育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是现象的,是不实际的,是被自己的社会地位严格限制的。
他在文中还批判了把行动主体作为研究出发点的思想家。(他的这部分观点我并不完全认同)“平民阶级在特定年龄辍学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不同阶级之间的屏障依旧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把“行动主体的观点”和“行动主体对于自身行为意义的解读”作为自己研究出发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其实就是充当了某种具有欺骗性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通过具体行动维系着这种关系)的速记员,因此,他们无非是在为社会秩序的延续做着贡献:一种致力于为现实(既有的秩序)辩护的意识形态。”
在文中他还讲到,在那个时期的法国,“人们应该学习”的态度并非普遍。大多数平民阶级在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对生活其余可能性的想象,他们要为了谋生而发愁。平民阶级即使突破重重困困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很难完成阶级跨越,他在书中引用了多位社会学学者的观点来作证自己的观点。平民阶级只是通过“结构的位移”实现了表面的进步,他们和统治阶级的差距并没有真的缩小。
平民阶级会认为自己实现了过去教育系统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但是,“当他们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这些选择本身已经失去了在先前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位置。”
“如果一个教育体系在它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在排斥平民阶级的孩子,还有中产阶级的孩子(程度较轻),那么这个教育体系的实际功能是什么呢?”这是布尔迪厄的追问,也是我的追问。
除此之外,他还探讨了法国工人阶级从左到右的转向问题。受制于自己的知识储备,这一部分我的理解有些欠缺,但是本书的在这一部分的论述还是十分精彩,我也想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当我们谈及到工人阶级时,我们总是将工人阶级与“左”联系在一起,但是法国工人阶级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开始从“左”向“右”完成转变。埃里蓬从自己母亲的生活作为一个切入点,生动讲述了法国左翼运动失败的原因,从而引出对于法国左翼运动的深刻反思。
自己家庭一辈子支持共产党,那后来投给右派的事情何以可能?他从母亲的口中展开了工人阶级转向这一历史事件原因的追寻。
第一点原因便是左派在20世纪60、70年代让群众失望。法国五月风暴后,左派做出了自己的改变,变成了保守的人,维护这个世界现有的秩序。左派以工人的期待上台,也将以工人的生活没有改善被不喜欢。这一部分让我联想到了斯考切波曾经讲到的国家的自主性与自利性,左派在工人的期待上台后,自身一定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做出转变。而工人阶级的选民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工人阶级想寻求自己的代理人。即便自己的代理人(右派)不完美。他们开始支持具体的当下,而不是遥远的未来。
第二点是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逐渐式微,本地人和外来移民的斗争作为主要矛盾登上了历史舞台。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白人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使得极右政党成功成为了可能。作者仍然以自己的父母举例,在移民问题上,父母虽然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仍旧持有保守的态度。
也正是这两点原因,最终促成了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政治态度从左到右的转向。埃里蓬对于平民阶级何时支持左派何时支持右派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并且认为左派代理人应该积极为工人阶级解决问题以争取更多的支持。
四、小结
《回归故里》这本书以简短的笔墨,用社会学的视角展开了自己的记忆。经典的社会学议题在书中不断显现。这本书中不乏深刻的理论,但作者在书中对于理论的力度和价值的描述的这段话令我印象最为深刻,“一种理论的力度和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满足于记录行为主体行动的目的,而是相反地,致力于让某些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变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和身份。我们需要摆脱认知这些等级观念和条条框框所造就的社会属性,才能拥有新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在这本书的最后,埃里蓬又以自己与母亲的对话作为结尾。“你做什么科目的老师?哲学吗?”“是社会学”“这是什么?它是关于社会的吗?”
我想,也许也是在提醒每一个社会学学者,我们终究是要回归到具体的社会中去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
Posted: 2025-01-08 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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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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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读书汇报
读书内容上这段时间主要阅读了五本书,分别是刘少杰老师《国外社会学理论》、自杀论、以及萨义德的东方学,《回归故里》迪迪埃·埃里蓬,以及最近刚在读的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
A.阅读刘少杰老师的这本书的初衷,其实是想去补充自己的理论知识。刘少杰老师这本书相对于其他的理论书,对于每个学者的生平介绍比较详细,让我能够在之后的读经典著作中能够结合这些大家的生平去理解其思想。
B.在读《自杀论》的过程中,最深刻的印象是涂尔干充分运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和历史视角,去展现和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分析画卷。因此我感受到研究有时候一项事物需要历史的观点和视角,要将这项事物的历史根源和历史脉络充分的挖掘出来,从而才能对研究事物有一个更加清晰和合理的认知。
C.看东方学的初衷其实来自于前端时间巴以冲突,但是东方学对我来说内容其实是很庞杂的,里面涉及到了太多语言学、历史学相关的知识,个人而言,比较难理解,日后还需要重读一遍。
但是主线其实还是很明晰的,就是作者对于东方学的一个批判,东方学的这套研究方法或知识生产方式是一种权力的体现,西方人的东方学是一种对东方的想象式建构,背后充满了文化的霸权。
我觉得对我的启发就是学会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不能将既有的学术成果想当然认为成真理,面对教条和偏见要敢于去结构和质疑。
人文主义器重的是人类个性和主观知觉这种中介,而不是倚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和权威。人文主义是我们反抗种种扭曲人类历史的非人性现象和不公现象的唯一武器,我甚至要说他是最后的反抗武器。
D.《回归故里》这本书中,让我有很大收获的就是作者是很擅长反思。
主要内容(作者迪迪埃,埃里蓬在父亲去世后决定重返出生地兰斯,重新了解他最初诞生的社会阶层和那群告别三十年的人。重返过去,回顾家族的历史,回忆童年身处的工人阶级阶层,回溯了他如何从工人家庭的穷孩子成为发给过著名的知识分子。作者思考了社会阶层、学校教育、身份建立等一系列主题,通过梳理集体决定论中不同个体的命运轨迹,剖析了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个人选择是如何被影响决定的。)
擅长把个人命运与宏大历史链接在一起,这本书从方法上与社会学的想象力其实是相似的。作者在书中不再把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归结于原生家庭或者心里创伤,而是在教育制度、阶级差异种去反思社会对人的塑造,就像社会学的想象力一样,学会把个人放置在时代与社会的潮流中去对比总结讨论。还是要在生活中学会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者近似是项飙所说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进行思考,个人经历去链接宏大的历史背景,学会将自己的个人经验去问题化。
也让我从读这本书中有一些思考。
过于关注政治正确,关注性少数群体,但从来对于平民阶级的忽视,底层待遇不公很少会被讨论出来。中国现在对于阶级的忽视。
工人的不可再现?工人成为知识分子后,不是工人,即便想竭力重现自己的经历但他也并不是工人。
现象:农村大学生对于体力劳动的抗拒?
优势阶层对自己身份的忽略与无标记化。
我在读者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深刻感受到了个人选择其实是集体社会决定论的结果。在文中同通过自己母亲的生活作为一个切口,很生动讲述了法国左翼运动失败的原因,从而引出对于法国左翼运动的深刻反思。
作者是擅长对话的,通过与萨特、布尔迪厄乃至阿尔都塞,热农的对话,来展开自己社会学观点的论述。
(萨特“我们是我们之所行,我们是我们之所为吗?”回归故里给出的答案可能是,我们是我们没有成为的那个人,个体被他们没有定义过的东西定义)
对于法国五月风暴的进一步思考。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不子啊去追求整体革命,福柯认为这是全能知识分子向专家知识分子的转变,利奥塔认为是宏大叙事到微小叙事的转变。知识分子从街头退回学院开始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
E、前段时间听了王天夫老师以“焦虑社会”为主题的一个讲座,其中提到了优绩主义这个概念,因此最近读了一部分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书中讲到了现今社会,美国梦的影响下,人们深信其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忘记帮助他们的时机和运气,轻视比自己不幸和缺乏资格的人。即便在中国也是如此人们对于赢家通吃这个观点的肯定。桑德尔在这本书中讲到了优绩主义是一种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也让工作失去了尊严。
Posted: 2025-01-08 0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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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读书汇报
本月主要阅读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以及《社会分工论》,最深的感触便是在接触到一手的名著与那些经过学者再次解释的二手理论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两本书的阅读中,对于涂尔干所定义的社会事实、环节社会、机械团结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分开来讲的话,我自己感觉《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书在阅读篇幅小,但对于我来说反而比较困难,读书中我经常面临到一个窘境,便是要反复看一句话都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而《社会分工论》读起来则相对通顺流畅一些。此外在读这本书时,我还将以前阅读过的《自杀论》拿出来进行了一些对照,感觉涂尔干所著的这三本书其实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最近还正在阅读《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而在书单外,阅读了一本由梅洛-庞蒂所著的《知觉的世界——论哲学、文学与艺术》,这本书篇幅短小的书,讲述了诸多引人深思的议题,其中他对科学局限性的讲述,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经验的肯定让我印象很深刻。在书的第七章作者指出现代的世界是未完成的,暧昧不清的。也令我产生了疑惑——民主这些被冠以现代的概念真正存在吗?我心目中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我需要之后阅读更多的书目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三月份,我每次读不下去社科书籍的时候就会看一看东野圭吾所写的《拉普拉斯的魔女》这本小说。我也惊奇的发现了他的小说中有一些观念其实和社会学的是相关的,例如,在这本书中主人公曾经对别人说:“推动这个世界运转的并不是一小部分天才,或是像你这种疯子,那些乍看一下很普通,看起来好像没有价值的人才是重要的构成要素。人类是原子,即使每一个个体都很平凡,无自觉地活在世上,然而一旦成为集合体,就会戏剧性地实现物理法则。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个体不具有存在的意义,没有任何一个!”在看到诸如此类颇具社会学意味的观点时,我好像又能感受到社会学给我的这一份小小的震撼。
Posted: 2025-01-08 0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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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读书笔记
《社会分工论》读书笔记
一、基本内容
《社会分工论》是涂尔干思想道路的开山之作。本书的中心思想便是想去说明劳动分工并不是纯粹经济现象。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为社会学界所讨论的开创性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如译者所说,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社会分工论》已初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
涂尔干在第一版序言中便开宗明义的提到“这是自己根据实证主义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的一个尝试。”他将道德生活也视为了一种社会事实来看待。也恰恰表示他的实证主义思想已经展现出来。涂尔干在本书中所践行的方法,日后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得到了归纳。而涂尔干的第二版序言对于职业群体的讨论,则与自己日后的那本《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去了解法团的形成史,以及在历史中法团所发挥的功能,揭开了自己论述职业群体在社会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序幕。
从书的整体结构来看,涂尔干在本书中分三卷考察社会分工。第一卷考察了劳动分工的功能,即与其相应的需要。第二卷考察了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其中涂尔干认为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的增长是产生社会分工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他也考察了一些诸如遗传性等次要的因素。在第三卷中考察了反常形式的分工,涂尔干认为应当要区分正常状态的分工和反常形式的分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可以透过反常的分工(不会促进社会团结)来更好地理解正常状态下的分工(可以促进社会团结)。
在第一卷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的功能展开了考察。他首先论证了为什么能够借助法律规范去从而去确定社会团结的不同类型以及变化规律。涂尔干从法律与道德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分工与团结,因为他认为法律是社会生活的派生,法律条文规定了社会生活应有的状态,也是各种社会关系最稳固,最明确的形态,法律表现社会团结与道德的符号,同时主张对于损害社会生活的行为进行惩罚,而且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同步发展,社会关系越复杂,法律系统就越庞大。那么,从法律条文和违法行为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出发,我们就能够促进社会关系与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从而研究社会分工与团结的原因。
涂尔干将法律划分为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其中,压制性法律主张对违反法律条文的人进行带有复仇意味的惩罚,而恢复性法律仅要求违法者恢复被损坏的社会关系。压制性法律在环节社会占据主流,恢复性法律在分工社会占据主流。涂尔干认为人本身便是群体性的,在群体生活中自然而然产生了机械团结,从而产生了环节社会。而在环节社会之中,随着社会容量以及社会密度的增加,人们在竞争当中产生了分工,而适应社会发展的分工,又得以幸存下来并不断专业化,同时,又分化为不同的其他领域,并最终导致了分工社会的形成。
他驳斥了传统的认为是个人集合成了社会的观点,提出人在最初就便是一种群体性动物,在不断的演进当中形成了共同的情感,并以此次情感为纽带,团结社会。在最后又因为分工的发展而产生了个人意识和自由的倾向,因此是社会造就了个人,而非个人集合成了社会。
人们追逐的社会形式是环节社会,这种社会内部往往是由无数个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家族或者部落共同组成的,每个家族或部落并不依赖于其他,就像是一个珊瑚上的各个珊瑚虫一样,这种社会仅仅依靠机械团结维持。
机械团结是基于社会共同情感而形成的,同时,需要人们为了社会团结而放弃一部分个行与自由行动,是一种情感认同性的积极团结。机械团结多见于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当中,人类社会规模较小,分工也不明显,往往处于相同的环境之中,有着共同的信仰,而这共同的信仰与情感,便是连接社会的主要因素,因此,社会为了维护自身,便会对触犯了共同情感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因此,在许多较为原始的人类聚落当中,亵渎神明绘画,祭祀等都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尽管也许他们在物质上带来的危害并不大。而由于这种追星是对人们共同情感和道德的触犯,因此对他的惩罚,也有强烈的报复意味,并往往十分严厉,这便是处于环节社会之中的压制性法律。
环节社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都不断扩大。在这时,几个有限领域的竞争会不断变得更加激烈,这种激烈的竞争会最终导致分工,就如同小农社会,一些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便不得不变为雇工一样。当然,更加激烈竞争会导致生活压力的增加,使人们的生活需求扩大,如同自然界越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个体,对于猎物的数量及种类的需求就越大一样。这种需求也会进一步刺激分工。
而随着分工领域的增加和各分工部门自身容量的越来越大,每个人所面临的生活环境也开始日渐不同,人们之间的共同情感认同也开始减弱,人们之间的关系有情感认同,关系也渐渐变为了分工互补关系。相应的,机械团结与压制性法律也变得越来越弱,恢复性法律开始崛起。因为人们之间没有了情感认同,法律也自然不可能表现为对侵犯情感认同的报复,因此,恢复性法律的主要目的是恢复社会关系,而非维护集体情感认同。
而在这过程中,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也由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有机团结是现代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人们的分工没有使社会分化,反而更加团结,这是因为分工的日渐分化和专业化,使人们不在可能独立的满足生产,独立的满足自己日渐增长的需求,只能依赖于社会。
在第二卷中,涂尔干讲述了分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他在开始便对政治经济学解释分工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幸福的变化与分工进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他也借助于进化论这一学说提出并解释了自己在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社会分工产生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他的这一观点在现在我觉得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解释力。随后他紧接着在本书第三章讲述了分工的两个次要因素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与遗传性。涂尔干认为社会的不断扩大,使得群体注意力分散,集体意识也一步一步变得微弱。涂尔干虽然证明了只有社会因素才能导致分工的产生。但是他也把有机条件和心理条件纳入了自己的解释中,因此提出了遗传性因素对于分工的影响。在他的论述中,低级的人类社会职业遗传现象高,(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村庄的小学的老师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叫做“接班”,即在老一辈老师退休或者离世后他的直系亲属可以接班而无需取得任何学历去教小学生)对分工起阻碍。而在相对高级的社会里,遗传性职业大大减少少了。因为在相对高级的人类社会里,遗传性的资源已经逐渐失效。
在第三卷中,涂尔干则是花费了一定的篇幅去讲述分工的反常形式。他认为分工如同其他社会事实一般也有病态的形式。而他研究这些反常形式的原因他也在文中直接说明,研究病态的形式则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确定形成正常状态的条件。他将分工的反常形式分成了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以及不协调的分工。
关于失范的分工涂尔干认为可以用工商呀的危机和破产以及劳资冲突进行举例论证。工商业危机对于社会团结的破坏比较直接。劳资冲突也随着工业职能越来越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变得越来与激烈,超过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凭借自己的特性会产生一种分解作用,使得社会瓦解,因此他引用了孔德的观点,指出需要国家或政府介入去维持社会的统一性。而关于强制的分工,涂尔干认为这种分工的产生条件则是外部强制力量所带来的结果。最后一种分工则是不协调分工。由不适当的分工组织的出现导致社会成员不协调,劳动积极性缺乏所产生的,只有更加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团结才会加强。
二、总体评价
(1)进步性
在读书的过程中,最直观的感触便是涂尔干无愧是实证主义方法的重要奠基人。在全文中,实证主义方法都是清晰看见的。纵观全文,无论是先假设,后用大量的资料去论证自己假设的方式。还是将社会团结等概念进行概念操作化后来研究的方式。这种百年以前便被涂尔干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中的方式,至今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得不感慨涂尔干为推广实证主义方法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回归到内容层面,本书留存下来的社会团结、功能、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失范等一系列经典的概念在历史中不断地被提及、重塑,这些经由涂尔干提出的经典概念,至今仍然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本书中对于分工所展开的一系列讨论,至今仍是在研究社会分工时无法绕过的一座大山。
(2)局限性
如前文所述,《社会分工论》对于社会学来说有着重要进步意义,但其不可避免地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涂尔干认为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这种观念让他的理论有局限性,他这一观点意味着忽视掉了作为生活世界中主体的人的能动性,过分夸大了社会的作用。他认为在对社会问题的解释中,认为应该在社会事实中寻找原因,而不应该过分的从心理学中找原因。但实际上如果站在我们现在的视角,心理学在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早已被吸收接纳,也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角给予社会问题以解释。
三、自我思考
(1)阅读方法上:注重归纳总结学者的思想脉络
译者在前言中,便提及在了解涂尔干时,不仅应该注意涂尔干著作间相关联的部分(例如涂尔干前期三部经典的作品展现的对于实证主义贯穿),还应该去关注他前后著作中不同的部分以及他前后思想重心的转向(涂尔干讲在这本书中多是运用法的角度去阐释集体意识的社会作用的,这与他后期著作的思想中强调宗教的作用是有很大不同的)。在阅读完这本书再去回溯的时候,这种感受其实是更为深刻的。就是在阅读中我们要注重归纳总结学者的思想脉络,不能把他的著作以及著作中的理论和方法孤立起来,而是要这些东西都结合起来看,我才能做到真正去理解一个学者。
(2)论文选题上:在看似反常的社会现象中寻找选题
犹记得之前在读书会上有师长提及到我们需要再阅读时不仅需要关注内容,而且还需要关注这些“大家”如何去进行选题以及写作。在阅读第一版序言的末尾处时,我最大的灵感是自己在论文上选题的启发,他在第一版序言的末尾提及到“为什么个人变得越自主,便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涂尔干捕捉到了这对看似反常的与人们认知不同的现象,并以此微小的起点,以此为问题进行自己文章的推进,最终得以完成了这部《社会分工论》这篇博士论文。
这个也让我想起了之前“白领犯罪”这样一个经典的社会学议题。在我们的观念中,白领相较于其他蓝领工人,他们的犯罪率应该是更低的,但为什么白领也会犯罪呢?
我想这两个事例为我在日后发现好的社会学选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就是要学会去发现生活中看似矛盾的现象,去对看似反常的社会现象进行社会学解释。
Posted: 2025-01-08 0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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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6月读书汇报
读书书单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甜与权力》、《礼物》、《计算社会学》
读书笔记
从《礼物》蔓延到其对中国社会的普适与局限
——莫斯《礼物》读书笔记
一、《礼物》的广泛适用
莫斯在构建《礼物》时,正值法国社会的动荡时期,莫斯对法国社会当前的现状所产生的法律危机、道德危机、经济危机等都存在自我的解读与看法,并强烈产生出想对其约束的态度,由此,他将大量的思考与感情投入在了《礼物》中,可以看出,《礼物》中无论是以经验主义为代表的前篇对于古代社会观察的综述,还是在后篇以议论为主的结论与劝导,都存在着当下对社会思考的影子,是受到当下社会驱使而产生的作品。然而,抛却最初始的宏观背景,莫斯在对古社会间礼物的论述中,也探讨了其礼物的赠予、收礼与回报的一个整体的模式,并发掘这种模式也仍体现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并予以论述,其中包括了罗马法、古印度法、日耳曼法等,也少量带提了中国社会与之的相适应性。
二、《礼物》与中国社会的普适
2.1礼物归属权于中国社会的体现
在莫斯的论述中,礼物在一套的交换模式中,不单单作为一个被交换的礼物而存在,而是具有其独立自我的,礼物从给予人手中脱离的那一刻,就具有了独立的意识、意义,并与给予人永远捆绑在一起,继承其思想与意识。不仅在古社会如此,在中国的思想范围模式中,礼物也具有着特殊的自我意识。它始终是被标志成原先主人的所有物,精神的归属权仍在原先主人的手中,礼物的赠送总是强调于给予者的身份,并通过礼物的贵重来彰显赠予者身份的贵重或特殊,更能代表礼物的归属权的证明是:在中国古代,品位高阶的权贵(特别是皇帝、皇室相关人士)所赠予的礼物是不能被使用的,而是以赠礼人精神与肉体的象征存在着,需要进行妥善保管、收藏亦或是供奉的。同时,此赠礼的损坏后果绝非寻常的,而是背上了对赠礼者不敬的罪名,由赠礼者进行惩处。由此可见,礼物所具有的精神,以及莫斯在论述时谈论到的所谓的“气”,都是在前给予者身上所演发出来的、代表给予者本身并在所有权上是归属于给予者的。莫斯在《礼物》也论述了此现象:
“中国人也这么认为,在物和其原来的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割断的纽带。甚至在今天,一个人即使在卖掉了他的财产(即使是动产)以后,他终其一生仍然保留着一种针对购买者‘哭他的财产’的权利。”
礼物所具有的给予者的精神还仅仅是依托于“仅仅是自愿的赠予”的前提下,在发展过程中,由单纯的赠予或是交换演发出的贸易行为,则更能代表着对原主人的所属性。在不同的贸易中,中国人总是以“契约”来代表着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用契约来约束着之间的关系,但是契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证明意义的证件,主人拥有契约,同时也证明着对契约上所规定物品的所有权,并随时可以将其在某些交易场合收回并使用。因此,礼物的归属意义,无论在自发或强求的赠予回礼回合中具有着对原先给予者的所属权,在贸易的场合中,原主人即便早已将财产出手,也仍然具有对其评议、收回等的权利,两者的关系并没有根据交换而断绝,这不仅仅在莫斯所论述的古社会所呈现,更在中国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反映。
2.2礼物赠予、接受与回报的“暗语”
中国社会被规划为一种“人情的社会”,抛却法律对社会和人行为的最低要求约束与规范外,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充满着浓烈的人情气息,行事、做事受到人情的牵绊,更甚于受到人情的裹挟。而人情在去除最原始带来的血脉——亲属人情——以外,并非凭空诞生的,而是需要逐步的堆砌与培养。礼物,则作为体现情谊的象征,而被大量使用。在各类的大型聚集会议上,礼物大肆出现,来代表赠礼者对其的庆贺、悲伤等情感,来联络双方之间的感情,培养之间的“人情味”。礼物也代表着双方的感情,如若是一方有事无法临时到场,也必然会将礼物送到,令礼物代替自己的精神意义存在并参与聚会(上文所谈论的礼物的归属意义与代表意义);如若是两方并未有礼物的赠予或是交换,则会代表着感情的消散与断绝,两方也会因此产生隔阂,亦或是通过拒绝送礼表现出两方关系的破裂。
这仅仅是送礼之间所蕴藏在中国人情社会中的“暗语”,礼物作为人情社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可流动的事物,除了背负着感情的意义外,还带有压力和义务,这就是——回礼,但中国社会的回礼并不是单纯的礼物交换,而是一种更近于抽象的礼尚往来形式:求与报的交互。
礼物从给予者手中交出,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具备着给予者对于受礼者“求”的思想,其求的方面不单单停留在物体的层次上,更有抽象的形态,如某种需求、某种帮衬等等。而受礼者对于礼物的收取也并不表明是对礼物,或是对礼物背后的人所表示收取,而是对给予者所索取的“求”给映出的一种回应,即答应给予者的“求”并予以“报”。正如莫斯所描述的:
“接受馈赠是危险的。……曾指出这一事实,并且已经注意到了他的某些重要意义。”
如同其他部落一样,接受礼物就必须意味着对礼物有足够的回报,而这份回礼也正同赠礼一般具有着原主人具备的“气”,具有着原主人精神和肉体的代表。回礼的是否完成,和回礼的礼物的珍贵程度,也彰显着收礼人自身的能力、等级、品阶和地位等,也彰显着对给予者的人情浓淡程度。因此,收礼确实是危险的,因其带有着强烈的义务和行动驱使力,如果没有回报给予者的“求”,则会被沉重的负罪感笼罩,从而迫使下一次进行加倍补偿,而这种则是中国社会中“欠缺的人情”。不但由送礼、收礼衍生出人情关系,更存在着由人情而迫使出现送礼与收礼——因人情而无法不送礼、因人情而无法拒绝收礼——这便使原先的收礼者的行动更出现被动和强求的因素,而这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是难以避免并常常发生的。
礼物在中国的社会中,以一种变化的形态完成了人情社会中的一组循环与交往,凝聚了中国社会中的情感构建、维持与破裂,也主导着人情社会的发展,依靠赠与与回馈的义务性质与被动,推动人情社会的深度内嵌。
2.3 礼物在中国社会的局限性
围绕礼与法,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两家长期存在辩论,到汉武帝后,却渐渐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主流,“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以法律的制裁力量来维持礼。首先,莫斯在对礼的定义中,仅围绕于经验主义下对几个社会的研究而得出,礼的范围与意义并不如中国的意义更具有广泛性,而中国的各式事务都由礼的参与,如礼教、礼乐等,强调的不止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法律所要求的尊卑的社会阶级。于此,礼与礼物,最先在中国被允许进行行使的必须是尊于礼教的,即在同等阶级、等级情况下才是被允许的,亦或是礼的赠与具有一种等级的传递,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并不一定处于一种稳定的“互利互惠”的局面。
再者,除去权贵间对道德的自我约束或礼教的自我约束较高外,处于等级较低的等级相同的两方所进行礼物交换时,并不能受到良好上的精神约束。(大部分低等级礼物的赠与与回礼处于法律的管辖范畴和约束外)因此,如若是一方选择反悔,则无惧内心的愧疚,便可以自如放弃对礼物的赠与或回礼。这种原因归咎于中国并未形成完整的宗教,儒家与法家的约束性并不会体现在这里,而是一种制度与国家治理上的,因此两方的契约很有可能会被破坏并且不受惩处,这便和莫斯所论述中的“会以巫术惩处不遵守约定的人”产生了差异。因此,中国社会中的礼物逻辑,依靠道德来进行维护,而没有更加强有力的维护手段,这便与之产生了差异。当然,中国的儒家法家礼法文化也长期贯穿在中国人心中并对其形成了不下于法律的约束意义。
由于社会的发展不同,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的演化,使如儒法两家不仅一思想的形式存在,更渗透进了制度内部,因此,礼物的交换也受到了其深刻影响,并走向了和原有古代社会不同的方向。
三、小结
莫斯对礼物的交换制度的探索以及期间的过程和背后的意义都存在一种普适性并通过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呈现验证,其中也有所提及中国的法律。礼物对于中国社会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权力、义务象征:权力体现在礼物所在给予的过程中和过程后也仍然在精神上归属于给予者并代表其自我;义务则体现于在人情社会当中,礼物对于感情的构建以及象征意义和“求与报”背后的义务回报。诚然,其也有对于中国社会的局限性,即对于礼与法的本意、行使的意义以及约束力存在着中国独有的状况,并不受其“礼物的交互制度”的强烈影响或要求。莫斯的《礼物》确实不失为优秀的著作,以经验主义的切入而衍生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并透露着对当下社会的期待,礼物的特性与对应的意义也正如在莫斯的观察与论述中,逐步从中国社会诞生并深切影响着中国社会……
甜与饮食:一种现代性的解释
一、本书的基本观点
在《甜与权力》这本书中,西敏司主要论证了英国人对甜的嗜好与其背后一系列政治经济关系的联系——从蔗糖的生产、消费到其与权利的结合,其认为不列颠民族对于甜的追求,其实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人们的饮食从来不是被人们自己决定的,而是被一套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所型塑的,或者说是被建构起来的一种饮食习惯。
作者概述了蔗糖如何建立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联系,它们如何被生产在遥远的大西洋另一端,而最终却被消费在欧洲。其中作者论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认为早在种植园经济中,似乎业已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然而这一观点在后来他的学说中又得到修改。
文章中,作者聚焦于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英国——人们如何消费蔗糖,蔗糖是如何从上至下得到传播,即“顺延”,底层人民通过效仿上层社会而习得一套饱含文化意义的生活习惯;在这一过程中,蔗糖的意义又得到了“广延”,即人们又通过适应自己生活的方式,对蔗糖的意义加以改造和丰富。这种方式体现为对蔗糖功能的拓展和改造:底层人民不再将蔗糖视为仪式、医药用品,而是一种日常化的调料,随着殖民地的扩张与蔗糖的大量生产,蔗糖的价格降低,人们对于蔗糖的使用相较于过去变的肆意,其功能也得到拓展。
蔗糖功能的交叉与变化是西敏司论述的基本逻辑——每一种功能下,蔗糖的使用量和使用的意义存在差异,功能的转变从而使得蔗糖意义的变化得到体现。例如,蔗糖用作香料的功能随着蔗糖在不列颠的泛滥,逐渐被用作调味剂这一功能所取代。在过去,不列颠人从未有过“一种液体与一种香料”的搭配,而随着舶来物品的输入,糖与茶、咖啡等液体的结合逐渐占据人们的饮食生活。在解释这一点上,西敏司这种“新组合”与工业化相结合进行考量。蔗糖提供的热量和热乎乎的茶的结合,满足了卡路里摄入不足劳动者们的需求,同时也考虑到英国的气候和当时人民的饮食习惯,这种又甜又热的饮料必然大受欢迎。茶因此也在英国得到了礼仪化式的一个过程,并且在殖民地不断地被生产。
除了实体层面的蔗糖,西敏司还提及了有关蔗糖的知识生产,而这一点则与后文论证糖与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一些学者权贵认为蔗糖是万能的——从医用价值到审美价值,他们推崇并赞颂它,发表诗歌、评论和医学论文来论说蔗糖的百利无害。西敏司认为这涉及到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于贸易的争论,更涉及到那些希望激发底层人民对蔗糖的消费,从而获取暴利的资本家们。权力通过建构蔗糖的知识,来加速底层人民消费蔗糖的进程。
逐渐地,糖原本作为一种稀有物,其象征的权贵意义也慢慢消解:“糖在符号象征领域失之东隅,却在日常生活的渗透方面收之桑榆。”蔗糖彻底的成为人们的日常饮食,而非是权贵的特有象征。然而,西敏司似乎认为,一开始蔗糖向底层的扩散似乎是对人们对权贵的模仿。但似乎他也并未对这一模仿作出解释。
他探讨了权利如何塑造蔗糖的意义,而权利又掌握在少数人群(政府、贵族、商人)手中,这些人又是如何采取行动,巩固或改变蔗糖的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蔗糖对整个社会的意义都受到权力的影响;而在社会群体内部,意义的传播可以被激发和操纵;同时,控制食物本身以及食物所蕴含的意义则能够作为一种怀柔统治的手段。蔗糖作为区分贵族与平民的符号,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工具。“食物的意义与国家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以及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些权力不止步于塑造食物的意义,糖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为人熟知并消费,资本家试图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由此促成了加勒比地区非洲人的贩卖。劳工阶层对糖的需求促进了糖的消费,他们把糖作为一种能量的摄入而推动了糖的商业化。
最后,西敏司不只限于讨论英国社会如何习得吃糖,他将糖置放于更加广阔的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下,探讨食物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们进食的意义。这是现代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理性的经典反思——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其实越来越少,而非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愈发工业化,越来越依附于商品所附属的象征意义,然而这些意义却是权力赋予的。对于食物,依旧存在文化上和阶级上的分化;对于人本身,食物的意义也被异化为商品,而非是为了单纯地为了吃饭。
二、思考
2.1政治经济宏图的解释裂隙:一切归因在物质
西敏司本人采取了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去分析糖意义的变迁,对于这一点,今日对他的争议也很大。而从笔者自身阅读的体验出发,产生了如下疑惑:
当他论述英国人生活方式转变的解释时,提及:“新食物和饮料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但人们并不会满足于仅仅把这些新玩意加入日常餐饮中,他们也会注意到这些东西的特点和用途。任何一种文化中,这些吸纳过程同时也是‘据为己有’的过程——按照一个文化自身的方式,把对这个文化而言新奇和不寻常的事物变成它内在的一部分。”
然而,他将这种“内化”解释为蔗糖的高热量和甜蜜特点,这一特点使得英国民众对其产生特定的嗜好,特别是当工业化的生产改变了人们作息的时候。蔗糖容易与其他食物结合的特点,使得其他食物不仅因为蔗糖的加入而变的有味道,同时也增加了其他食物的热量,这样满足了工业化条件下人们追求“方便”“迅速”和“刺激”的需求。
这类解释将一切意义与文化的作用,归结为了一种物质主义的解释。比如,茶的兴盛与茶叶本身无关,而是与其搭配的糖密切相关——对热量的稀缺决定了人们对于茶与糖搭配的热忱;同样,西敏司还提到人们对甜味本身对不可抗拒,却没有对此进行解释。
以上的论述都不能够充分地阐释为什么一定是英国人对甜味十分热忱?而法国人就没有(他自己也在书中这样提及),为什么茶叶本身的味道却不重要?为什么一定是民众对热量的追求才促使他们饮茶?
这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思维模式上——即对物质解释的追求,人类似乎永远是为了生存发展而进行一切文化意义上的活动;对于权力的追求也是如此:“顺延”这一概念似乎有一个大前提——底层人民都会向往成为权贵,并且主动地追求权力。然而这一大前提本身的合理性,却被西敏司本人忽略了。
西敏司将政治经济直接与象征关系画了单向箭头,认为经济政治的因素直接决定了人们象征意义的建构,而象征意义则体现着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系统。以糖为例,蔗糖内在意义其实象征着高贵、仪式,而这取决于与统治阶级试图运用政治手段(如关税)提高自身蔗糖的价格,从而暗示自己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西敏司下结论说:“任何社会,消费都与人们的阶级地位相关。”他还论及,在不同群体中(比如妇女儿童)也存在消费与权力的差异。这一结论似乎略显武断,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在他的文章中看到任何有关妇女(或消费群体)对自身消费的解释,社会独立的个体被淹没在政治经济的历史中,而缺乏了个体的独立性与差异性。由此,西敏司的说服力似乎只停留于历史上的文献,而忽略了田野中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更进一步,西敏司本人对于历史的解读和回顾,也是按照资本主义式的思考方式——“选择性”地回顾了蔗糖的生产和消费的历史。在史料的选择上,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似乎能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得出的结论似乎也只适用于特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2.2现代性的考量:关注社会问题
西敏司对于现代化的考量和全球化的视野,为人类学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他认为现代化条件下人类学田野工作面临了三方面挑战:全球化时代,人、物和信息流高速流动,一点的田野调查不能了解实际变化;人类学的权威地位受到动摇;文化的概念面临挑战。由此他提出,在任何地区,各种形式的劳动整合,作为一个整体,都在表达这个地区适应于所谓整个世界体系。当我去在网上搜集资料时,看到了马建福认同这一观点,并指出在虚构的世界体系中,我们要不断地要从地方历史的特殊性中去观察思考,要不断地从底层来反复观察层出不穷的各种与世界体系有关的事情,从而能够揭穿这个世界体系的真实框架。
其实从西敏司这一代的人类学者们,似乎都开始关注到全球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与我们这些社会学家们一样,都关注到现代性的问题。讨论现代性,我们又无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人们习以为常的唯物主义思维模式。然而这一思维模式在萨林斯那里,被叙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历史性的解释——“实践理性”的思维图式是工业社会的特殊产物,理性从来不只是一种,而“文化理性”则是存在于人类脑内的象征图式。
可能按照萨林斯的观点,英国人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资本主义和权力运作的结果,也应该归功于英国人脑内的象征图式——对蔗糖意义的解释成为蔗糖成功进入英国人生活的决定性因素,而非权利和资本。
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中,将西方“进步”、“科学”、“现代”的观念叙述为启蒙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新符号文化(西敏司也有所提及:各类食品包装上会通过标榜“健康”来促进销售),这些符号实质上是西方远古时代宇宙观的延续作用。他认为西方人本能地觉得文化取决于生物性,这种观念来源于西方人把身体划分为“高级”“低级”部分的行动,如各类神话中提及的半人半兽,人一半是神一半是兽,神的那半是理性,兽的那半是欲望或本能。
王铭铭在对他本书的序言里解释,变迁是经济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往往是“更为现代”)的转型,倒不如说是类似于神话结构重组的符号替换。
但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或者萨林斯试图将这两类理论进行融合的企图,可能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能获得的是,人类学也需要关注当代的各种社会问题,而非局限于单一现象的描述,我们应该对于社会问题作出回应,揭示现象下(宏观)的本质,给出人类学家独有的视角。
2.3解释的多元视角:我们最终应该怎么做?
本世纪被称为没有大理论的时代,人们信任(一种承担犯错风险的意愿)各种理论,但是也怀疑各种理论,似乎在这个时代,人们必然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对世界的认识。解释的多元性另一些学者感到迷茫,然而也有更多的学者在尝试结合各种理论派别,创造出新的、更为合适的解释。
面临众多的解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到底信任哪一种解释是比较合适的?还是说,其实我们并没有更多的选择,相反,我们其实类似于西敏司所分析的——工业化社会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并非更多,反而更少了——当代所建构的理论,是不是依旧处于一套更为令人震惊、但未被人们洞见的解释中?
对于上文这种类似套娃一样的说法,有人一定会以“反思”的名义进行反对:人们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反思,一定更够不断地逼近最为合适的一套解释。在这一层面上,社会科学似乎与自然科学的信仰就相互和解了——我们都有一个真理,人类达不到,但是却可以无尽地逼近。
学界的争论,似乎也是在个体差异性与普遍性、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客观性与主观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中反复横跳,或者追求一个平衡。但这又陷入到另外一个套娃里——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论似乎又可以被延伸到这一层面的解释——人们总是在二元对立中思考,并且试图调和二元。
人类到底在做什么?这个问题,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看,得到的结果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完全对立。但事实上,这种思考好像也并没有办法真正地解决人类现在正在做什么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一种在经验中绕圈的生物?还是一种毫无经验、完全现时性的生物?
说到底,理论的视角和实际还是存在裂缝,解释和行为似乎永远有一些些距离,让我们没办法完全按照解释行动。这可能就是上文提及套娃问题的答案吧:人类可能就是一种解释性的生物——每个人的可能就是与自己的解释和解,解释让我们心安(当然这种解释也是极端现代性的)。
人们生活在现代性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然而反思西敏司的观点,可能为我们采取措施提供了一种视角——从微观入手,最终可能触及宏观。能够被改变的东西,似乎我们没有看见,但是不代表不存在;能够触及到的联系,似乎我们没有察觉,但不代表不可触碰。反思不是一个结局,而应该是一个开始。结局和开始不是线性的,可能也不是时间性的,也不一定是螺旋上升的,但它到底有没有形状(有没有规律),我们也许只有回到改变中去,回到行动中才可能得到回应。
Posted: 2025-01-08 0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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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甜与权力》、《礼物》、《计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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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物》蔓延到其对中国社会的普适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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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物》与中国社会的普适
2.1礼物归属权于中国社会的体现
在莫斯的论述中,礼物在一套的交换模式中,不单单作为一个被交换的礼物而存在,而是具有其独立自我的,礼物从给予人手中脱离的那一刻,就具有了独立的意识、意义,并与给予人永远捆绑在一起,继承其思想与意识。不仅在古社会如此,在中国的思想范围模式中,礼物也具有着特殊的自我意识。它始终是被标志成原先主人的所有物,精神的归属权仍在原先主人的手中,礼物的赠送总是强调于给予者的身份,并通过礼物的贵重来彰显赠予者身份的贵重或特殊,更能代表礼物的归属权的证明是:在中国古代,品位高阶的权贵(特别是皇帝、皇室相关人士)所赠予的礼物是不能被使用的,而是以赠礼人精神与肉体的象征存在着,需要进行妥善保管、收藏亦或是供奉的。同时,此赠礼的损坏后果绝非寻常的,而是背上了对赠礼者不敬的罪名,由赠礼者进行惩处。由此可见,礼物所具有的精神,以及莫斯在论述时谈论到的所谓的“气”,都是在前给予者身上所演发出来的、代表给予者本身并在所有权上是归属于给予者的。莫斯在《礼物》也论述了此现象:
“中国人也这么认为,在物和其原来的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割断的纽带。甚至在今天,一个人即使在卖掉了他的财产(即使是动产)以后,他终其一生仍然保留着一种针对购买者‘哭他的财产’的权利。”
礼物所具有的给予者的精神还仅仅是依托于“仅仅是自愿的赠予”的前提下,在发展过程中,由单纯的赠予或是交换演发出的贸易行为,则更能代表着对原主人的所属性。在不同的贸易中,中国人总是以“契约”来代表着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用契约来约束着之间的关系,但是契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证明意义的证件,主人拥有契约,同时也证明着对契约上所规定物品的所有权,并随时可以将其在某些交易场合收回并使用。因此,礼物的归属意义,无论在自发或强求的赠予回礼回合中具有着对原先给予者的所属权,在贸易的场合中,原主人即便早已将财产出手,也仍然具有对其评议、收回等的权利,两者的关系并没有根据交换而断绝,这不仅仅在莫斯所论述的古社会所呈现,更在中国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反映。
2.2礼物赠予、接受与回报的“暗语”
中国社会被规划为一种“人情的社会”,抛却法律对社会和人行为的最低要求约束与规范外,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充满着浓烈的人情气息,行事、做事受到人情的牵绊,更甚于受到人情的裹挟。而人情在去除最原始带来的血脉——亲属人情——以外,并非凭空诞生的,而是需要逐步的堆砌与培养。礼物,则作为体现情谊的象征,而被大量使用。在各类的大型聚集会议上,礼物大肆出现,来代表赠礼者对其的庆贺、悲伤等情感,来联络双方之间的感情,培养之间的“人情味”。礼物也代表着双方的感情,如若是一方有事无法临时到场,也必然会将礼物送到,令礼物代替自己的精神意义存在并参与聚会(上文所谈论的礼物的归属意义与代表意义);如若是两方并未有礼物的赠予或是交换,则会代表着感情的消散与断绝,两方也会因此产生隔阂,亦或是通过拒绝送礼表现出两方关系的破裂。
这仅仅是送礼之间所蕴藏在中国人情社会中的“暗语”,礼物作为人情社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可流动的事物,除了背负着感情的意义外,还带有压力和义务,这就是——回礼,但中国社会的回礼并不是单纯的礼物交换,而是一种更近于抽象的礼尚往来形式:求与报的交互。
礼物从给予者手中交出,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具备着给予者对于受礼者“求”的思想,其求的方面不单单停留在物体的层次上,更有抽象的形态,如某种需求、某种帮衬等等。而受礼者对于礼物的收取也并不表明是对礼物,或是对礼物背后的人所表示收取,而是对给予者所索取的“求”给映出的一种回应,即答应给予者的“求”并予以“报”。正如莫斯所描述的:
“接受馈赠是危险的。……曾指出这一事实,并且已经注意到了他的某些重要意义。”
如同其他部落一样,接受礼物就必须意味着对礼物有足够的回报,而这份回礼也正同赠礼一般具有着原主人具备的“气”,具有着原主人精神和肉体的代表。回礼的是否完成,和回礼的礼物的珍贵程度,也彰显着收礼人自身的能力、等级、品阶和地位等,也彰显着对给予者的人情浓淡程度。因此,收礼确实是危险的,因其带有着强烈的义务和行动驱使力,如果没有回报给予者的“求”,则会被沉重的负罪感笼罩,从而迫使下一次进行加倍补偿,而这种则是中国社会中“欠缺的人情”。不但由送礼、收礼衍生出人情关系,更存在着由人情而迫使出现送礼与收礼——因人情而无法不送礼、因人情而无法拒绝收礼——这便使原先的收礼者的行动更出现被动和强求的因素,而这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是难以避免并常常发生的。
礼物在中国的社会中,以一种变化的形态完成了人情社会中的一组循环与交往,凝聚了中国社会中的情感构建、维持与破裂,也主导着人情社会的发展,依靠赠与与回馈的义务性质与被动,推动人情社会的深度内嵌。
2.3 礼物在中国社会的局限性
围绕礼与法,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两家长期存在辩论,到汉武帝后,却渐渐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主流,“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以法律的制裁力量来维持礼。首先,莫斯在对礼的定义中,仅围绕于经验主义下对几个社会的研究而得出,礼的范围与意义并不如中国的意义更具有广泛性,而中国的各式事务都由礼的参与,如礼教、礼乐等,强调的不止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法律所要求的尊卑的社会阶级。于此,礼与礼物,最先在中国被允许进行行使的必须是尊于礼教的,即在同等阶级、等级情况下才是被允许的,亦或是礼的赠与具有一种等级的传递,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并不一定处于一种稳定的“互利互惠”的局面。
再者,除去权贵间对道德的自我约束或礼教的自我约束较高外,处于等级较低的等级相同的两方所进行礼物交换时,并不能受到良好上的精神约束。(大部分低等级礼物的赠与与回礼处于法律的管辖范畴和约束外)因此,如若是一方选择反悔,则无惧内心的愧疚,便可以自如放弃对礼物的赠与或回礼。这种原因归咎于中国并未形成完整的宗教,儒家与法家的约束性并不会体现在这里,而是一种制度与国家治理上的,因此两方的契约很有可能会被破坏并且不受惩处,这便和莫斯所论述中的“会以巫术惩处不遵守约定的人”产生了差异。因此,中国社会中的礼物逻辑,依靠道德来进行维护,而没有更加强有力的维护手段,这便与之产生了差异。当然,中国的儒家法家礼法文化也长期贯穿在中国人心中并对其形成了不下于法律的约束意义。
由于社会的发展不同,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的演化,使如儒法两家不仅一思想的形式存在,更渗透进了制度内部,因此,礼物的交换也受到了其深刻影响,并走向了和原有古代社会不同的方向。
三、小结
莫斯对礼物的交换制度的探索以及期间的过程和背后的意义都存在一种普适性并通过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呈现验证,其中也有所提及中国的法律。礼物对于中国社会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权力、义务象征:权力体现在礼物所在给予的过程中和过程后也仍然在精神上归属于给予者并代表其自我;义务则体现于在人情社会当中,礼物对于感情的构建以及象征意义和“求与报”背后的义务回报。诚然,其也有对于中国社会的局限性,即对于礼与法的本意、行使的意义以及约束力存在着中国独有的状况,并不受其“礼物的交互制度”的强烈影响或要求。莫斯的《礼物》确实不失为优秀的著作,以经验主义的切入而衍生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并透露着对当下社会的期待,礼物的特性与对应的意义也正如在莫斯的观察与论述中,逐步从中国社会诞生并深切影响着中国社会……
甜与饮食:一种现代性的解释
一、本书的基本观点
在《甜与权力》这本书中,西敏司主要论证了英国人对甜的嗜好与其背后一系列政治经济关系的联系——从蔗糖的生产、消费到其与权利的结合,其认为不列颠民族对于甜的追求,其实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人们的饮食从来不是被人们自己决定的,而是被一套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所型塑的,或者说是被建构起来的一种饮食习惯。
作者概述了蔗糖如何建立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联系,它们如何被生产在遥远的大西洋另一端,而最终却被消费在欧洲。其中作者论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认为早在种植园经济中,似乎业已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然而这一观点在后来他的学说中又得到修改。
文章中,作者聚焦于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英国——人们如何消费蔗糖,蔗糖是如何从上至下得到传播,即“顺延”,底层人民通过效仿上层社会而习得一套饱含文化意义的生活习惯;在这一过程中,蔗糖的意义又得到了“广延”,即人们又通过适应自己生活的方式,对蔗糖的意义加以改造和丰富。这种方式体现为对蔗糖功能的拓展和改造:底层人民不再将蔗糖视为仪式、医药用品,而是一种日常化的调料,随着殖民地的扩张与蔗糖的大量生产,蔗糖的价格降低,人们对于蔗糖的使用相较于过去变的肆意,其功能也得到拓展。
蔗糖功能的交叉与变化是西敏司论述的基本逻辑——每一种功能下,蔗糖的使用量和使用的意义存在差异,功能的转变从而使得蔗糖意义的变化得到体现。例如,蔗糖用作香料的功能随着蔗糖在不列颠的泛滥,逐渐被用作调味剂这一功能所取代。在过去,不列颠人从未有过“一种液体与一种香料”的搭配,而随着舶来物品的输入,糖与茶、咖啡等液体的结合逐渐占据人们的饮食生活。在解释这一点上,西敏司这种“新组合”与工业化相结合进行考量。蔗糖提供的热量和热乎乎的茶的结合,满足了卡路里摄入不足劳动者们的需求,同时也考虑到英国的气候和当时人民的饮食习惯,这种又甜又热的饮料必然大受欢迎。茶因此也在英国得到了礼仪化式的一个过程,并且在殖民地不断地被生产。
除了实体层面的蔗糖,西敏司还提及了有关蔗糖的知识生产,而这一点则与后文论证糖与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一些学者权贵认为蔗糖是万能的——从医用价值到审美价值,他们推崇并赞颂它,发表诗歌、评论和医学论文来论说蔗糖的百利无害。西敏司认为这涉及到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于贸易的争论,更涉及到那些希望激发底层人民对蔗糖的消费,从而获取暴利的资本家们。权力通过建构蔗糖的知识,来加速底层人民消费蔗糖的进程。
逐渐地,糖原本作为一种稀有物,其象征的权贵意义也慢慢消解:“糖在符号象征领域失之东隅,却在日常生活的渗透方面收之桑榆。”蔗糖彻底的成为人们的日常饮食,而非是权贵的特有象征。然而,西敏司似乎认为,一开始蔗糖向底层的扩散似乎是对人们对权贵的模仿。但似乎他也并未对这一模仿作出解释。
他探讨了权利如何塑造蔗糖的意义,而权利又掌握在少数人群(政府、贵族、商人)手中,这些人又是如何采取行动,巩固或改变蔗糖的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蔗糖对整个社会的意义都受到权力的影响;而在社会群体内部,意义的传播可以被激发和操纵;同时,控制食物本身以及食物所蕴含的意义则能够作为一种怀柔统治的手段。蔗糖作为区分贵族与平民的符号,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工具。“食物的意义与国家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以及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些权力不止步于塑造食物的意义,糖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为人熟知并消费,资本家试图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由此促成了加勒比地区非洲人的贩卖。劳工阶层对糖的需求促进了糖的消费,他们把糖作为一种能量的摄入而推动了糖的商业化。
最后,西敏司不只限于讨论英国社会如何习得吃糖,他将糖置放于更加广阔的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下,探讨食物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们进食的意义。这是现代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理性的经典反思——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其实越来越少,而非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愈发工业化,越来越依附于商品所附属的象征意义,然而这些意义却是权力赋予的。对于食物,依旧存在文化上和阶级上的分化;对于人本身,食物的意义也被异化为商品,而非是为了单纯地为了吃饭。
二、思考
2.1政治经济宏图的解释裂隙:一切归因在物质
西敏司本人采取了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去分析糖意义的变迁,对于这一点,今日对他的争议也很大。而从笔者自身阅读的体验出发,产生了如下疑惑:
当他论述英国人生活方式转变的解释时,提及:“新食物和饮料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但人们并不会满足于仅仅把这些新玩意加入日常餐饮中,他们也会注意到这些东西的特点和用途。任何一种文化中,这些吸纳过程同时也是‘据为己有’的过程——按照一个文化自身的方式,把对这个文化而言新奇和不寻常的事物变成它内在的一部分。”
然而,他将这种“内化”解释为蔗糖的高热量和甜蜜特点,这一特点使得英国民众对其产生特定的嗜好,特别是当工业化的生产改变了人们作息的时候。蔗糖容易与其他食物结合的特点,使得其他食物不仅因为蔗糖的加入而变的有味道,同时也增加了其他食物的热量,这样满足了工业化条件下人们追求“方便”“迅速”和“刺激”的需求。
这类解释将一切意义与文化的作用,归结为了一种物质主义的解释。比如,茶的兴盛与茶叶本身无关,而是与其搭配的糖密切相关——对热量的稀缺决定了人们对于茶与糖搭配的热忱;同样,西敏司还提到人们对甜味本身对不可抗拒,却没有对此进行解释。
以上的论述都不能够充分地阐释为什么一定是英国人对甜味十分热忱?而法国人就没有(他自己也在书中这样提及),为什么茶叶本身的味道却不重要?为什么一定是民众对热量的追求才促使他们饮茶?
这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思维模式上——即对物质解释的追求,人类似乎永远是为了生存发展而进行一切文化意义上的活动;对于权力的追求也是如此:“顺延”这一概念似乎有一个大前提——底层人民都会向往成为权贵,并且主动地追求权力。然而这一大前提本身的合理性,却被西敏司本人忽略了。
西敏司将政治经济直接与象征关系画了单向箭头,认为经济政治的因素直接决定了人们象征意义的建构,而象征意义则体现着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系统。以糖为例,蔗糖内在意义其实象征着高贵、仪式,而这取决于与统治阶级试图运用政治手段(如关税)提高自身蔗糖的价格,从而暗示自己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西敏司下结论说:“任何社会,消费都与人们的阶级地位相关。”他还论及,在不同群体中(比如妇女儿童)也存在消费与权力的差异。这一结论似乎略显武断,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在他的文章中看到任何有关妇女(或消费群体)对自身消费的解释,社会独立的个体被淹没在政治经济的历史中,而缺乏了个体的独立性与差异性。由此,西敏司的说服力似乎只停留于历史上的文献,而忽略了田野中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更进一步,西敏司本人对于历史的解读和回顾,也是按照资本主义式的思考方式——“选择性”地回顾了蔗糖的生产和消费的历史。在史料的选择上,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似乎能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得出的结论似乎也只适用于特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2.2现代性的考量:关注社会问题
西敏司对于现代化的考量和全球化的视野,为人类学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他认为现代化条件下人类学田野工作面临了三方面挑战:全球化时代,人、物和信息流高速流动,一点的田野调查不能了解实际变化;人类学的权威地位受到动摇;文化的概念面临挑战。由此他提出,在任何地区,各种形式的劳动整合,作为一个整体,都在表达这个地区适应于所谓整个世界体系。当我去在网上搜集资料时,看到了马建福认同这一观点,并指出在虚构的世界体系中,我们要不断地要从地方历史的特殊性中去观察思考,要不断地从底层来反复观察层出不穷的各种与世界体系有关的事情,从而能够揭穿这个世界体系的真实框架。
其实从西敏司这一代的人类学者们,似乎都开始关注到全球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与我们这些社会学家们一样,都关注到现代性的问题。讨论现代性,我们又无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人们习以为常的唯物主义思维模式。然而这一思维模式在萨林斯那里,被叙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历史性的解释——“实践理性”的思维图式是工业社会的特殊产物,理性从来不只是一种,而“文化理性”则是存在于人类脑内的象征图式。
可能按照萨林斯的观点,英国人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资本主义和权力运作的结果,也应该归功于英国人脑内的象征图式——对蔗糖意义的解释成为蔗糖成功进入英国人生活的决定性因素,而非权利和资本。
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中,将西方“进步”、“科学”、“现代”的观念叙述为启蒙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新符号文化(西敏司也有所提及:各类食品包装上会通过标榜“健康”来促进销售),这些符号实质上是西方远古时代宇宙观的延续作用。他认为西方人本能地觉得文化取决于生物性,这种观念来源于西方人把身体划分为“高级”“低级”部分的行动,如各类神话中提及的半人半兽,人一半是神一半是兽,神的那半是理性,兽的那半是欲望或本能。
王铭铭在对他本书的序言里解释,变迁是经济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往往是“更为现代”)的转型,倒不如说是类似于神话结构重组的符号替换。
但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或者萨林斯试图将这两类理论进行融合的企图,可能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能获得的是,人类学也需要关注当代的各种社会问题,而非局限于单一现象的描述,我们应该对于社会问题作出回应,揭示现象下(宏观)的本质,给出人类学家独有的视角。
2.3解释的多元视角:我们最终应该怎么做?
本世纪被称为没有大理论的时代,人们信任(一种承担犯错风险的意愿)各种理论,但是也怀疑各种理论,似乎在这个时代,人们必然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对世界的认识。解释的多元性另一些学者感到迷茫,然而也有更多的学者在尝试结合各种理论派别,创造出新的、更为合适的解释。
面临众多的解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到底信任哪一种解释是比较合适的?还是说,其实我们并没有更多的选择,相反,我们其实类似于西敏司所分析的——工业化社会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并非更多,反而更少了——当代所建构的理论,是不是依旧处于一套更为令人震惊、但未被人们洞见的解释中?
对于上文这种类似套娃一样的说法,有人一定会以“反思”的名义进行反对:人们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反思,一定更够不断地逼近最为合适的一套解释。在这一层面上,社会科学似乎与自然科学的信仰就相互和解了——我们都有一个真理,人类达不到,但是却可以无尽地逼近。
学界的争论,似乎也是在个体差异性与普遍性、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客观性与主观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中反复横跳,或者追求一个平衡。但这又陷入到另外一个套娃里——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论似乎又可以被延伸到这一层面的解释——人们总是在二元对立中思考,并且试图调和二元。
人类到底在做什么?这个问题,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看,得到的结果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完全对立。但事实上,这种思考好像也并没有办法真正地解决人类现在正在做什么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一种在经验中绕圈的生物?还是一种毫无经验、完全现时性的生物?
说到底,理论的视角和实际还是存在裂缝,解释和行为似乎永远有一些些距离,让我们没办法完全按照解释行动。这可能就是上文提及套娃问题的答案吧:人类可能就是一种解释性的生物——每个人的可能就是与自己的解释和解,解释让我们心安(当然这种解释也是极端现代性的)。
人们生活在现代性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然而反思西敏司的观点,可能为我们采取措施提供了一种视角——从微观入手,最终可能触及宏观。能够被改变的东西,似乎我们没有看见,但是不代表不存在;能够触及到的联系,似乎我们没有察觉,但不代表不可触碰。反思不是一个结局,而应该是一个开始。结局和开始不是线性的,可能也不是时间性的,也不一定是螺旋上升的,但它到底有没有形状(有没有规律),我们也许只有回到改变中去,回到行动中才可能得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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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8月读书汇报
1.阅读书目
马克思·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学术与政治》
《社会科学方法论》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于海
《西方社会思想史》
暑期的阅读书目还是围绕经典著作以及老师要求的两个维度展开。
之于经典著作。因为我还没有读完韦伯的书,还有两本很重要的《支配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所以本次汇报更多的是谈谈自己的感受。在暑期的阅读开始时,我开始按照师姐的经验,把暑期的两个月都归为了“韦伯”月,以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为主线展开了自己这个月的阅读,系统的阅读带来的是前后更加紧凑的连贯性。例如在《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所提及到的概念,就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的复现或者进一步延伸。然后感觉到韦伯的书有一个很多的读书技巧,韦伯的书是喜欢去先给概念去下一个否定性定义然后再去进行下定义。
在暑期的阅读中,自己最直观的收获还是知识的补充。这几本书让我更好的去了解到了韦伯的思想,我现在脑海中的韦伯的形象是一个德国式浪漫主义传统以及那种十分克制的理性并存的形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让我看到了韦伯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伦理与经济发展的特殊内在关系,探讨并肯定了伦理道德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而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发展是一种手段,而伦理道德的提升才是最后的目的,他启示我们要注重伦理道德的提升。他这本书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告诉我们人不是简单的经济人,更是复杂的社会人,我们不可忽视人文关怀的意义。韦伯其实一直在担心理性作为一个铁牢笼会束缚到人类的发展,然后我和刚才师姐一样也想到了当时鲍曼去讲到大屠杀是一种理性的机器,这些军官在大屠杀时候他们每个人也只是去接受发布命令。这恰是韦伯的思想体现出的这种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包括《学术与政治》中,以学术为志业其实是韦伯去世一年前在慕尼黑大学的演讲,这份演讲已经过去百年,那些困惑当时青年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又何尝不困扰着我们每一个现在在考虑将来以学术为志业的青年身上?其中以学术为志业中那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更是让人体会到了韦伯这个人的人格魅力。《社会科学方法论》这本书让我进一步去了解廓清了韦伯的价值相关与价值中立以及因果多元论(韦伯一开始就是说他去强调或然性的问题)以及因果验证的这种方法,以及他对理想类型的运用。
也感受了为什么韦伯能够被周晓虹老师说的社会释义范式中在古典中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可以从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以及现象学中去寻找到韦伯的影子。我想其他古典四大家也是一样的。哲学上面有一句话叫超过康德可以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我觉得古典四大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也是如此。
之于《西方社会思想史》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当初选择读的主要目的是想赶紧补充一下自己对于各个大家的一些知识的补充。但是读完这本后最大的收获是对每个思想家的思想的“形成史”有了更多的理解, 而不是把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孤立起来,例如我可以了解到韦伯的思想其实也受到了德国历史主义(狄尔泰),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与马克思主义等人的影响。也了解到了这些古典的大师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去分类,去建构一个自己的理想类型,每个人的思想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做的工作其实是大致相同的。其实他们每个人也和我们做学术一样,其实他们的很多工作也需要去做文献综述,想到这里感觉自己稍微也能宽一下心。
Posted: 2025-01-08 09: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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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读书汇报
读书书单
本月的书单包括马克思·韦伯的《支配社会学》、《非正当性支配》,布迪厄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以及狄波拉勒普顿的《数字社会学》。目前在读的书有两本包括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道与道教》以及何雨老师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读书分享《继承人》教育与社会不平等
引子:
首先,我这次想分享《继承人》这本书,这本书是我最近刚阅读完的布迪厄的一本教育社会学的著作,阅读这本书缘起于这个月中,23级的师姐围绕“个人与社会”这一主题开了一次论坛,我当时的观念是“我们个人的成功与否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恰恰和个人是最没有关系的。”也是藉着我脑海中的这个想法,我去看了布迪厄的著作,我以前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我以前知道这本书中有着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的代价换来的成功;但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我在读这本书之前我觉得布迪厄和我的想法是相同的,但是在看完全书后,我觉得在书中布迪厄的想法其实比我是要乐观的。
教育社会学在我看来是布尔迪厄是布迪厄学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他的这些研究其实一直想去回答的两个问题是,西方国家在战后所谓的扩大教育机会是否真正的改变了教育的不平等甚至是说能够缩小社会不平等还有一个就是哪种教育机制能够去促进不平等秩序的再生产。
主要内容:
总:本书从大量的调查和统计入手,分析了法国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专业分布与他的社会出身的关系,发现了社会出身以一个隐蔽的方式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构成了现行教育制度的基础,而这一制度又反过来使社会特权永久化。布迪厄去批判了法国高等教育制度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分:全书分为三章,分别是中选者的选择、严肃游戏与游戏严肃、学徒还是小巫。但是我觉得这三个翻译都有待商榷。第二章作者将学业比喻成了游戏,探讨了不同大学生群体的一些象征性行为,并着重探讨了学校的运作模式(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游戏);第三章作者认为现实的大学生往往扮演的是一个被动的角色,通过模型的创造,在结论部分探讨了考试、竞争与平等的关系,进而得出学校文化是一种阶级文化,教育系统主要用户是特权阶级,而社会下层的则是体系的牺牲者这些结论。
社会不平等是国外社会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而当我们谈及到不平等时,无论你是否懂得社会学,阶级似乎常常被提起。阶级问题,也在本书中被提及讨论。埃里蓬在本书中,提出了诸多的问题都与阶级相关,自己母亲作为工人阶级受到的不平等待遇,高强度的劳作让自己的母亲在晚年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我今天早上在梳理《继承人》这本书时,也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去年看的一本叫做回归故里的书,因为这个作者是以社会学的角度去追溯自己的童年,他在书中就谈到了自己当时的童年经历,他刚好是个法国人又是刚好在60年代开始上学,他的生命史刚好和布迪厄继承人里面的的被访者其实经历是很类似的,
迪迪埃埃里蓬也在讲,法国平民阶级受到法国的教育系统所排斥的深层次原因。他以自己为出发点,首先回溯了自己在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求学期间,受到了诸多结构性以及非结构性的排斥。他努力学习,在中学课程时选修了西班牙语,他以为是自己做出了选择,但是很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是被选择的——因为西班牙语只有成绩差的学生会选择;两次教资考试的落榜,让他明白了阶级的不可跨越,认识到了社会资源的重要性。他努力向所谓的有品位的阶级靠拢,但却终究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
他以自己为引,展开了对于平民阶级在教育层面受到的诸多不公的讨论。在他那个年代,诸多和他同龄的平民阶级没有选择继续读书,而是在读到“差不多”的时候便辍学打工,这些人以为自己做出了选择,但是其实他们都是被选择的,他们彷佛拥有继续受教育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想象的,是不实际的,是被自己的社会地位严格限制的。
他在文中还批判了把行动主体作为研究出发点的思想家。(他的这部分观点我并不完全认同)“平民阶级在特定年龄辍学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不同阶级之间的屏障依旧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把“行动主体的观点”和“行动主体对于自身行为意义的解读”作为自己研究出发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其实就是充当了某种具有欺骗性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通过具体行动维系着这种关系)的速记员,因此,他们无非是在为社会秩序的延续做着贡献:一种致力于为现实(既有的秩序)辩护的意识形态。”但是奇妙的是,当我在这将近一年后再去看这段话我觉得之前认为这段话错了的我错了。
在文中他还讲到,在那个时期的法国,“人们应该学习”的态度并非普遍。大多数平民阶级在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对生活其余可能性的想象,他们要为了谋生而发愁。平民阶级即使突破重重困困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很难完成阶级跨越,他在书中引用了多位社会学学者的观点来作证自己的观点。平民阶级只是通过“结构的位移”实现了表面的进步,他们和统治阶级的差距并没有真的缩小。
平民阶级会认为自己实现了过去教育系统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但是,“当他们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这些选择本身已经失去了在先前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位置。”
“如果一个教育体系在它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在排斥平民阶级的孩子,还有中产阶级的孩子(程度较轻),那么这个教育体系的实际功能是什么呢?”这是布尔迪厄的反问。
再谈回继承人这本书。
第一章的题目是中选者的选择。
第一章主要描写了大学的不平等现象,阶层、性别、结果、甚至学习的态度和专业及课程的选择都有较大差别),并得出文化是可以遗传的,并且学校教育的文化是精英文化的结论。“因为他在书中提到了教育系统在客观的进行着淘汰,阶级越低也就意味着伤害越深。”
还有就是教育机构等计划,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的划分。
我也觉得他对教育促进了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在这一个章节中就是有所体现的,到之后他在国家精英中把这一点贯彻的更深了。
(但是大家的态度是相信民主是在增加受教育的机会,相信学业体制的公正与科学的,对于教育再生产没认识,更别说不平等再生产的一个实现的路径。布迪厄对其定义是符号暴力,符号暴力就是说)
他从数据引入,讲了社会阶层出身对学业影响的不平等体现在如下方面:
信息获取的不平等影响了职业选择:中上层阶级的子女往往能在决定人生的重大转折时获取对未来道路更多的有效信息。此外,他们作出最终选择的决定因素中,显性的影响父母的个人意志相关外,隐性的影响受到其所处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影响。比如,文科与理科的选择在不同阶层的视角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与意义,一些学科在一些人眼里是无法选择的,一些学科是避难所。(选专业,现在招聘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出现的要求是本硕同专业。)
隐性的文化特权或能力在从小到大的过程中慢慢形成,在布迪厄的笔下,这可能体现在来自上层阶级的学生在口试、语言学等方面学习成本(远)低于中下层阶级,因为其可能从小就接受过古典文学与拉丁文教育;回归故里中的埃里蓬的经历也可以解释,
布迪厄在书中还描述了中上层阶级的学生更倾向于对教学大纲内的内容持不懈或倦怠的态度。(有人兜底)这其中既有上述提到其学习成本相对较低的因素,也有他们人生走向的客观境况:“他们没有真正的危险,可以表现出由更大安全感所造成的超脱:直接与教学计划有关的书和学校的书读得比较少,更多的人去学远离本专业的或其他学院的多种课程,对自己更宽容。对学习成绩的统计反映出他们的自得,这使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口试的时候,占有巨大优势。”
换句话说,有人兜底,不必担心因为在学校中的表现差而失去一切(对于下层阶级的学生来说,这点往往是成立的)。”这里还就是当被问及对自己学习成绩的看法时,出身于中上层阶级的学生更倾向于将自己列为“优”与“良”之列,即使在考试层面他们取得“优”“良”的概率往往低于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这里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点; 数据显示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学生在考试成绩上往往优先于中上层阶级的学生。这点在法国成立。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在假设天资同等的情况下,就说明中下层阶级的学生为了达到这一考试成绩付出了远多于中上层学生的努力; 上层阶级的学生往往在考试成绩不如下层阶级学生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成绩在“优”或“良”之列,这与他们对课内成绩的不懈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即使他们在考试成绩上并未占优,他们也认为这是他们懈怠而非天资落后的结果,抑或认为学校中的考试成绩根本不重要。这也在侧面反映出这一阶级的价值体系,即他们在潜意识里可能认为学校中的考试成绩并不具有特殊的价值,也无法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能力,这一价值观与下层阶级的学生显然是往往不同的,但残酷的是,这一点在阶级固化严重的社会中往往又是成立的。
“有益的爱好”会对学习产生间接效益,即使它们往往是隐蔽的。此外,“文化方面受到的不平等,以那些不存在有组织教学的领域更为明显;文化行为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制约,大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这里的“有组织教学”指的多为学校活动,这往往是下层阶级的学生接受文化熏陶的唯一或主要途径,而中上层阶级的孩子显然拥有更多选择。这一论点在下文以更为尖锐的形式书写出来:“一些人的社会出身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学校传播的文化,而不能接受其他文化。”
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可能分别持不懈与不解的态度,而处于其过渡阶段的小资产阶级”最强烈地认可学校的价值,因为学校把社会成功的价值和文化魅力的价值混在一起,预示着能满足他的全部期望。......他们对经营文化虽然也只是从远处有所了解,但他们认为此种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证明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良好愿望——接触文化的明显企图。”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继承性的力量强大到人们往往无法依靠个人意志拒绝,而且正是那些难以为个人意志所察觉和主动选择的因素在文化特权中发挥着更加无情的决定性作用。相比于走后门、补课辅导、信息收集这些主动利用特权的形式,文化特权往往更加隐蔽,而且不需要特别利用就能生效。一个人可能会意识到特权的主动形式给他带来的收益,却很可能难以意识到隐蔽与被动的特权在他/她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缓慢施加的影响,即使意识得到,很可能也为时已晚;还是拿我们上文刚讲到的那本书去举例。更有甚者,即便意识得到,也很难放弃这一诱惑,毕竟文化特权往往象征着这一阶级本身的价值体系,拒绝这一诱惑无异于与这一价值体系决裂。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被排斥掉的,似乎只是那些自我排斥的人。”
虽然提出了这么多论述,不过布尔迪厄强调文化特权并无法对一个人的职业发展道路进行完全的决定性影响,比如中下阶级的孩子们在逆境中往往能在找到克服不利的动力,关于这点我想在结尾再去探讨。
第二章:严肃游戏与游戏严肃
第二章我看简介的时候是说将学业比喻成了游戏,探讨了不同大学生群体的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象征性行为,并着重探讨了学校的运作模式(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游戏)。
严肃游戏:以严肃的态度对各种社会议题和国际政治进行辩论,然而这些辩论的本质却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游戏。文中提到了对巴黎大学生的一些采访,“辩论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它占去了很多时间,但这是每天的老规矩。”(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每天在咖啡馆里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一种消遣,是一段放松的时间,是思考学校里不直接讨论的问题的一种方式。”(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可以看到,当自诩左派的优渥出身的大学生们眉飞色舞地进行辩论时,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清楚这只是一种习惯,他们将其当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天真或自欺地认为他们的大部分讨论都能对这个不公的社会产生一些影响。
游戏严肃:以游戏和无所谓的态度对待严肃的人生,如学校中的考试、升学和职业规划等。这种无谓和放肆的态度在群体中是被鼓励的,他集中体现出了一种非功利性和探索欲,被认为是更本质、更理想主义的思维模式。实际情况是什么?是这些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由于其出身拥有足够多的社会资源与信息来帮助他们在关键节点上作出正确的选择,即使失误或做错了确定,家庭也往往可以给他们兜底。这种游戏的态度也会进一步影响整个群体的价值观,非功利的想法被鼓励,而功利的想法被嘲笑。在不同想法的背后,社会出身与家庭背景似乎往往被忽视。
第三章 学徒还是小巫?
时间原因,第三章中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的便是,书中有一个观点是大学教育不是创造文化,而是创造自我,创造“可以传播文化”的自我,成为他人创造的文化的使用者或内行的传播者。学习不是生产,而是创造能够生产的自我。很多人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我觉得不妨理解的功利一些,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读书而言,学习就是在充实自我,以便为了后续能够扎实的输出。
最后是结论
布迪厄在结论部分其实是在批判现有的“能力神授论”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它将学生在教育系统中表现的差异归咎于天资,通过这种方式使文化继承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退居幕后,从而隐去了文化特权上的不平等。(这就是一种符号暴力)。这种能力神授论将天资摆到台前去大肆宣扬,也是把学生在学校中的失败与他的家庭去剥离出来。
但是布迪厄很戳我的一个点,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是,这些教育系统中的平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机遇差距从而去奋起直追,去改善机遇。我觉得他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能够到他晚年去写世界的苦难也能有一个很好的体现,他总是在试图提出解决办法。
但是我觉得他的观点在现在已经不完全正确了,因为在一个网络已经如此发达的社会,一个自媒体盛行的时代,如果这些教育系统中的平民阶层真正的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如此巨大的差距里,尤其这个差距不再是想象不到的,而是如此的直观,大家的社会心态选择是会奋起直追还是像日本那样直接躺平?
即便会有一部分人不会直接躺平,但是他们也可能像早上起来的时候王老师在朋友圈发的关于项飚的讲座中提到的那样,现在年轻人其实也是能捕捉到这种不平等的,年轻人可能隔一段时间就觉醒一次,但是他们不是去致力于改革社会的不平等秩序,而是去说探讨我怎么才能变得靠前,凭什么我是靠后的。布迪厄从来不只是停留在批判,他还是做到了像马克思说的一样真正的在于去改变世界。
项飚关于生命力(体力,注意力与意义感。)的讲述。其实最有意思的项飚那个讲座上提到了大家要去在大学去建立横向反思的能力,但是有个提问者就是说他小学在农村和县区上学的同学就会去说,他观察到专科和二本的同学其实对于横向反思的空间,而环境其实也是没有去赋予他们进行横向反思的机会。是不是只有参与到优绩竞争中的人才有一个横向反思的特权呢,横向反思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呢?
最需要反思的人恰恰是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反思的。
另附有中国的现在的教育存在的问题讨论
1、由于高校扩招,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而,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的需求虽然有所增长,
但增幅却远小于同期大学生毕业人数。高等教育的普及并没有打破社会等级秩序,同时还带来学历贬值
2、为了所谓“减负”和“素质教育”,有地区倡导“马术进校园”等,实质是用精英文化更加隔离平民子弟
3、高考的“内卷”问题,竞争越来越激烈,教育行业的畸形。教育机会明显偏向家庭出身较为优越的人
4、农家子弟进入大学难以适应,尤其是发现自己除了学习一无是处(小镇做题家)
是什么
文化再生产理论: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一种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相反,它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
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在造成教育不平等的因素中,经济和文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且文化障碍有时甚至比经济障碍更难逾越
布迪厄教育理论的基本前提:个体在家庭与父母直接影响下的早期社会化过程,对以后学校教育的成功起着决定性
一、教育的不平等由:
1、经济原因造成:很好理解,指完全出不起学费,无法供子女接受教育的家庭,不是主要讨论对象
2、文化因素造成:文化是生产和再生产阶级秩序以及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伯恩斯坦】考察贫困儿童和富裕儿童在使用语言方式上存在的系统差异
工人阶级子弟——“限定符码”:只适合符合自身文化背景的实际经验的沟通,不适合抽象概念的探讨
中产阶级子女——“精密性符码”:可以适应专门情境要求的说话风格,能够概括和表达抽象观念
结论:精密性符码更适合学术文化,两者存在亲和性,因此工人阶级子弟更难适应正规的学校教育
【威利斯】研究工人阶级子女是如何获得工人阶级工作
工人阶级子女并不像常人设想的那样,是因为学业的失败导致他们接受自己在智力上的不足,从而被迫接受蓝领工作。实际上,他们并不因此自卑,因为他们在校期间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反学校文化
二、貌似平等
教育制度是根据支配性文化集团的惯习方式制定出来的,并对其十分有利
学校将支配集团的文化惯习视为培养学生的必然方向,并且假设任何孩子都能平等地接触到他们,所以将这些惯习转变为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和和精英文化实际是很接近的,因此工人阶级子女必须非常刻苦,才能掌握风格、兴趣、才智,这些上层阶级后代毫不费力就能掌握的知识。因此,文化并不是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的共同财产,而是特权阶级的文化垄断物。阶级是通过学校教育得以身体化的
三、不自由的“选择”
对上层阶层子女而言,“选择”是轻松的,只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再确认,因为他们的长辈都对高等教育不陌生
对劳动阶层子女而言,“选择”却意味着淘汰,甚至教育死亡,劳动阶层出身的大学生必须面对激烈的竞争,踩着众多同阶级孩子的“尸体”才能成功升学。而且还有许多穷人家的孩子,即便成绩很好,但由于认定自己同大学无缘,所以一开始就主动放弃,这也是一种提现出生阶级的态度倾向。而且,进入大学的劳动阶层子女们也往往倾向于选择“实用”的专业
总之:“选择”既受到客观条件/经济因素的制约,同时又受到已经转换成一种惯习的社会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条件的限制
四、学校(大学)对纯学校文化的蔑视“重形式轻内容”
(中学里主要体现在北上和“马术”那儿,别的还是挺应试的)
在大学中,通过课外和家庭环境获得的知识、技能、爱好对大学学习更为有利,而这对于上层阶级子女而言只是日常普通的规范。而仅有“勤奋”而没有“聪慧”的中下阶层的大学生需要面对更严峻的现实和心理上的冲击。
中产阶级的大学生会将这种惯习视为一种正确,而孜孜以求。
五、文凭贬值
高校扩招、文凭贬值,因此仅仅拥有教育资本是远远不够的,大学生还被要求拥有表现力、形式、闲情逸致(领导
力等)这些象征资本,而这些是只能通过家庭获得的支配精英的惯习
因此,教育还是体现出作为一种“世袭”和“遗传”的性质
Posted: 2025-01-08 0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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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读书汇报
读书书单
10月的书单跨度比较大,包括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没有读完,读到这部分实在是看不下去)。韩炳哲的《倦怠社会》和《爱欲之死》。
11月的时候然后赵老师希望我们读的能聚焦一些,所以这段时间看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奥罗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达尔的《论政治平等》。目前在读的书有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资本论》第一卷、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
二、读书汇报
倦怠社会中的我们
关于社会何为?许多不同的社会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例如鲍德里亚所讲的消费社会,福柯所讲的规训社会。倦怠社会则是在本书中韩炳哲在建构自己关于社会的理解时给出的答案,即便我并不认为他的描述能够去做到超越福柯或者鲍德里亚对于社会的描述,但是这本书中关于现代社会中的一些描述还是切中肯絮的,不管是讲述功绩社会中人们的自我规训,还是海量信息造成的深度无聊,还是人们当今扩张式的自恋。另外一本书爱欲之死也是他针对如何针对倦怠所展开的探讨。
一、自我规训的人们
规训社会这一概念是由福柯所建构,其笔下的规训社会主要是由医院、疯人院、监狱和营房构成。作者的笔下,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否定的禁令在这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应当(不允许)是这个社会的缩影。
但作者认为福柯笔下规训社会的概念已经不再适合去描述当今的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功绩社会(一种由健身房、办公楼、银行等建构的社会。)在功绩社会中过量的肯定性取代了规训社会中的否定性,我们的社会成了一个“积极社会”即“功绩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用积极的能够代替了应当,而自由却未如我们所想那样来临,因为外部的压迫转变成了内部的自我剥削——人陷入无止境的劳作,企图不停地自我超越,自我也因此被困在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到达的理想自我当中。在这个时候,人同时是自己的施暴者和受害者,这种看似悖论式的自由让人被自我奴役,人的心灵受到阻梗,其病理表征则是这个时代流行的抑郁症。
自我规训的一个案列就是“内卷”,我们生动演绎剧场效应,既是由于客观环境的被迫,也是因为自己的自我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倦怠分不开,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一定是有倦怠感的。
二、深度无聊
如果说上面对于现代社会中功绩主体的自我规训我认为感触其实还是不深的话。那么作者在讲到海量信息影响下的深度无聊,这一部分其实我的感触是很直接的,简言之就是讲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人的注意力结构被改变了,大家其实自己是感受不到自己的感知正在被信息、不连贯的文章去改变,变得特别分散,造成的后果是我们可能注意力是宽广的但确实肤浅的,我们可能每天浏览的信息已经泛滥成灾,我们的关注点会不断地随着社会热点去转移。
如作者所提及到鲍德里亚以前的那句话:在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是专注于吸收和同化的,但是在一个过剩的时代,问题恰恰在于学会去排斥和拒绝。在一个信息量爆炸的社会中,人们沉思与专注的能力其实正在被很大程度上削减,但是作者论述到的是,人类的在文化领域的一切成就源于专一的注意力,且只有在允许深度注意力的环境中,人类才能产生文化。
如果用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来叙述,那就是我们很难从公众号中、微博上的那些碎片化的东西去获取知识,我们获取了海量的信息,但却没法真正的去生成知识。
我觉得我在研一的感触也是这样,尤其在后八周很忙碌,读书、导师的要求、上课、课后作业这些东西把我给包裹住,我觉得如果从作者的观点去看,就我们现在的读书生活而言比起把所有事情都做好,其实做出取舍,才是真正的在破除枷锁(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自己心中)的道路上。
三、看见他者
我觉得从小到大,始终从我们生活中去挥之不去的两句话恰恰就是特别对立的两句话“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以及“别和别人比,看看自己比起过去有没有进步。”
作者觉得我们对自我的关注已经到了一种空前的程度,我们自己去要求自己不断进步,开展一场无休止与自己的战争,这也就导致了自己的自恋,我们看不见他者,他者只是我的参照物。默顿的参照群体是把我和他者去分离,他者对于我是真正的他者。而在这里的他者只是我想追求更好的我的路上的一个异于我的我,我们这种极度膨胀的自恋心态其实是在追求自己的对于自己的认可,而不是让他者去认可我。就连我们在网上去看评论点赞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在认同他人,而是在认同自己。
我认为网络所带来的信息茧房更强化了作者所讲的扩张式的自恋的病症。
这篇文章中其实更多的是在批判中去展开与阿伦特、福柯以及尼采等人的对话去展开自己自己的观点,倦怠社会其实更像是功绩社会的形容词而非一个独立的名词,倦怠社会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讲功绩社会中不断自我规训且淹没在其中的我们。他的观点我是不完全认同的,就拿他讲述现在社会已经没有了外力强迫,我觉得是特别荒谬可笑的,但是我觉得这本小书也是从倦怠展开,能让我们对社会有种新思考。
如何从功绩社会的倦怠感中走出去,作者其实在后来的爱欲之死中回答了自己的答案。重塑爱欲,看见他人从而走出倦怠。我在网上看其他人的评论时,有人说走出倦怠其实要从马克思的异化的观点出发,认为我们要更加看见自我,但我觉得这两个人对于如何真正实现自我的探讨其实是基于不同的层次中去的,马克思是基于更宏大的视角去讨论,我觉得作者去把现代社会的大家都会走向这种扩张式的自恋的病症过于极端,我们真正要做到的应该是要看见自己也要看见他者。
就我个人而言,走出倦怠的方式恰恰是对自己真正所爱的事物保持激情,也要学会深刻的思考。就拿最近在有好多起这种暴力事故,大家看似在发声但是就是一种公众狂躁症。此外现在的社会,社会科学家也越来不敢将知识运用到现实斗争中的这种怯懦,就社会学而言也应该去倡导一种激情的社会学。
Posted: 2025-01-08 0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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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读书汇报
1.书单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与经济》、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格尔茨《地方性知识》、梁建章《中国人太多了吗》。
在读:马克思《资本论》
2、读书汇报
本月的读书主要还是围绕着课程作业来展开。 这个月比较大的收获还是对经济社会学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这次也将主要去探讨一些书中和经济相关的议题。
以前读过格兰诺维特的《找工作》,本月集中看了他的《镶嵌》、《社会与经济》,格兰诺维特的思想脉络也在我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是一本论文集,相较于《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各个章节之间不甚连贯,但是其涵盖了许多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概念,诸如镶嵌问题、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弱连带的优势、劳动力的市场分析以及企业集团等诸多议题,深化了我以往对于某些理论的理解。而罗家德老师在文中后记中所讲述的从格兰诺维特的视角看中国也给予了我一定的启发。
《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让我真正的深刻地理解到了为什么说“经济活动深深嵌入到社会关系中。”阅读本书中最大的感触其实还是他在论证过程中他与通过与不同学者的对话(例如帕森斯、威廉姆森、科尔曼)以及采取了许多当代的实证成果来构建自己的“复杂系统”——格兰诺维特期望去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人类行为动态复杂系统,使得该系统既能解释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建构,也能解释集体和制度对个人选择的约束。
在两本书中,我还看到了一种在文中随处可见的调和,可见于格兰诺维特批评当时的社会学工作都集中在个体与总体两端,但是却忽略了两端之间的一层。格兰诺维特左批“低度社会化”右批“过度社会化”,他认为人的行为受到集体制度与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个人右可以通过自己的关系、圈子等结构能有一种弹性的决策空间,甚至个人也可以去反过来建构制度和文化,这种调和在我看来也体现了他想构建一种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中观理论。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本书中的经济社会学的思想则大抵包含了经济发函到一定阶段会推动社会朝着自由民主制发展(当然他在这里讲的是西方语境下的自由与民主),其次就是中产阶级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主导下崛起,由于其追求保障其个人权益的社会环境,所以其是自由民主制的重要力量。再次就是对欲望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去展开讨论,从非理性的角度去探讨经济。福山的观点
《中国人太多了么》这本人口学的著作,这本十年前的作品比较好的预测了现在国家的人口状况,书中经济上的启示则很简单——人多并不耽误共富。他认为中国以后会将大量的财政税收投入到养老方面,并且需要延迟退休年龄。他对马尔萨斯进行批判,认为其观点很好的概括了古代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关系,但是对于经济的现代发展已经完全不再适用了。其次就是他预测我国如果保持如此低的生育率就会步入日本的后尘。让我想到孔德曾讲述,青年人是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力量,而老年人基本上是保守的,死亡是防止了老年人阻碍社会进步的,我们且不从道德的层面去评价这句话,仅就现在日本社会的现状便是这一理论的验证
日本深受老龄化影响,国家的创新力不足,赡养老人花费了巨大的政府财政,年轻人缺乏创造力。日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的生育率仍然是不断下降的话。目前我国推迟退休年龄等举措也似乎在一步步沿着日本曾经的路在行走......我们在 40 年的时间里,对于日本社会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我们嘲笑上世纪 80、90 年代,日本上班族无限加班没有生活乐趣(这恰是现在
我国的缩影)。现在我们许多人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过劳,一些人把自己的加班标榜为社会生机勃勃,来嘲笑日本社会老气横秋、没有生气、宅男者众。日本的老一代人牢牢把握着职位,日本的年轻一代在就业和创业的路上,四处碰壁,不断被打压和边缘化。我感觉我们的社会似乎也在慢慢步入日本社会的后尘。
Posted: 2025-01-08 0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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