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百年
一、引言：
一九零零年，庚子年，新世纪的第一年。距离一八四零年，不过一甲子的岁月。中国有句古话“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一轮回”，然而，在一九零零年看来，此时之中国，决然看不到一丝一毫触底反弹的迹象：甲午年，败于撮尔扶桑，开万世之奇耻大辱；戊戌年的血腥还未散尽，山东义和团又烧了个遍地红；胶州一个传教士的暴死居然引发了万国瓜分的狂潮；气不过的太后老佛爷冲冠一怒，何等扬眉吐气！此刻却在遥远的陕西“欲为长安布衣而不得”；国家政令不达了、南北好像也分裂了——三个总督说什么东南互保，公然违背圣旨；海外那个一次次地犯上叛逆却总也抓不住的孙大炮孙文渐成气候……总而言之，一九零零年，对于中华帝国来说，无比灰暗。
然而，只有深喑历史走向的人；或者，只有很久很久以后的后人，才可以看到，这一年，新世纪的第一年，庚子年，究竟对中华帝国意味着什么。
二、正文：
（一）新政改革
这一年，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义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们的太后老佛爷也在她的西安之路上如火如荼地逃亡着。毕竟，战火烧到的只是直隶附近的数州郡；暂时看来，西线还无战事，渭河也暂时静悄悄。然而，慈禧老佛爷，她，却在这一年的八月二十日向全世界发出了一封极长的、不读不行的、读之生厌的……让世界震惊的《罪己诏》。
《罪己诏》这东西，其实并不是很新鲜发明：“自禹汤始”，汉武帝用过[1]，唐德宗用过，宋徽宗用过，明朝崇祯帝用过，慈禧的老祖宗清世祖顺治也屡次用过过。总的来说，罪己诏有时候确实可以达到“挽狂澜于既倒”、“速效救心丸”的神效，有时却只能取得舒筋活络“三七跌打片”的效果，于救亡图存无益。并且，这封罪己诏还是以光绪帝名义发的，全篇的主题只有一个——“呼吁世界和平”。
但是，正当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的圣母皇太后、慈禧老佛爷只是藉此收拢人心的时候，这一次她却动真格的了——自辛丑年（1901年）起，在余下的几年里，万寿无疆的太后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措施[2]：
①筹饷练兵：
1901年8月29日，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
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䜣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
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1906年11月7日，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
②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1903年9月7日，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
③废科举，育才兴学：
1901年9月4日，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
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12月6日，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
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④改革官制，整顿吏治：
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1901年7月24日，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
1903年9月7日设商部。
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
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10月8日设巡警部。12月6日设学部，裁国子监。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
1901年9月19日，停止报捐实官。
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
看来，我们的圣母皇太后，真的准备知耻而后勇、穷则思变了。
（二）晚清宪政改[3]：
其实太后也很郁闷：虽说贵为“天女”，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经营一个庞大的帝国尤其不易——高处不胜寒，要不断在各种势力中权衡取舍，有时候甚至打碎了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举个例子，就连过生日也从来没有省心过：1874年，四十大寿，正在筹措庆典之时，日本入侵台湾，硬是勒索了白银五十万两——钱虽然不多，但那不是钱的事，面子的事！1884年，正在筹措五十庆典，准备举国上下普天同庆，可是法兰西愣是打了进来——马尾一战，南洋水师全军覆灭，憋屈！1894年，甲午年，圆明园烧毁之后已经没有像样的皇家园林了，圆明园紧赶慢赶估计可以完工，六十耳顺之年赶上小日本大兵压境，少荃[4]的北洋水师全数殉国，六十——耳顺心不顺！七十了，天命之年（1904年），该好好过一次生日了吧？可是——俄日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打，虽说我大清“严守中立”，漩涡之外却仍感寒风刺骨！不知谁调侃说，“老佛爷洪福齐天，万寿疆无！”着实可气！
是到了新政改革的时候了。
是到了宪政改革的时候了。
——晚清的制度创新及政治发展：
① 预备立宪及《钦定宪法大纲》：1905年开始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时间为十二年；1908年制定宪法，主要参照日本国宪法，宪法由起草到成文共花费九天，创造世界史上的又一个“大清国奇迹”。
宪法主要原则：
i. 有限政府与权力分立原则；
ii. 法制原则；
iii. 人权原则；
② 十九信条：参照英国虚君共和；
③ 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实施司法独立原则，创立法部；近代法典编纂运动；等等；
④ 依照宪法而运作政治形态，保障自由的宪法；实行地方自治，建立民选议会。
太后可以舒一口气了，尤其：当公元一九零八年，戊申年，她最亲爱的侄子、养子——爱新觉罗·载湉以三十八岁的“高龄”驾崩的时候，太后终于舒了一口气——祖宗的万世江山，“总算没有葬送在我们母子手里”。
太后于同一天，晏驾。
（三）宣统时代的挽歌：
没有人会想到，偌大大清帝国运转的重任，居然会历史性地由一个只会哇哇啼哭的幼儿来扛起。太后遗命，真的太意味深长了。
也没有人会想到，摄政王登在基大典上哄孩子时说“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的话，居然一语成谶——大清国，真的快完了。
当，主宰中国历史舞台四十八年之久的那个东方铁娘子虚弱地闭上她的双眼，很多人感觉，天真的塌了。彼时中国：洋务派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玩笑，留下的只是沉在海底生锈的铁钉；康梁党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注定只是历史的过客；孙大炮孙文折腾了十几年，耗费了海外无数民脂民膏，国人似乎只是谩骂；“联蒙治汉”，僧格林沁[5]已经死了四十年，谁来成为大清的助力？
太后没了，谁来振兴朝纲？
太后没了，谁来医治沉疴？
但，万幸，摄政王载沣，好像也是一个很铁腕的人，在他代为镇国的时代：张之洞被整死了，袁世凯被赶跑了，汉人大臣被压制了；宪法颁布了；皇族内阁成立了；新式议会建立了；地方自治开展了；新军扩编了……
新政、宪政改大刀阔斧——一切正在步入正轨。
但是事情正在其变化，暗流正在涌动，不安因素正在滋长，在汉口，一家报纸这样写道[6]：“命令下来，征集印花税和及内需开支，不考虑人民的负担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在无人敢于反对的一片改革的浪潮中进行的。但是绝大部分新政仅仅只是赝品，我们近期所有的千万钱财花掉了，却没有得到哪怕一丁点实际的报偿。这样的新政只是一个蒙蔽我们的弥天大谎，由此作为噱头来经常再去我们的财富而已。”
同样，载沣的措施好比一把双刃剑：张之洞死了，湖广的局势再也没有人可以把握了，偏偏湖广的地位那么重要，“惟楚有才”——曾国藩、李鸿章、瞿鸿禨、梁启超、冯桂芬……哪一个人不和两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被整倒了，可是他并没有被整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刺虎不毙，伤人愈多——北洋十六镇，谁能节制；四万精兵，谁能掣肘？宪法颁布了，但从未实施，毕竟”宪法”这个东西,更多时候，只是写给外国人看的；皇族内阁的成立，使皇族内阁的决议只能在满人的部落里施行；新式议会、地方自治——试问，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
此时，海外革命党有做大的趋势，至少，暗杀、起义的风潮扩大了；全国经济似乎陷入危机，工业王国崩溃、通货膨胀；更可怕的，全国人民离心离德了，所有的阶级（层），主张立宪改良的、维持祖宗大法的、城市的实业家门、农村的绅士们……似乎都在看大清国的一场笑话，“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大清国从未如此孤立。
（四）辛亥年的那些事：
自庚子年始，新政和改革的烟花，已经燃放了十年。所有的品种，都已经被展示。所有的人，都已经审美疲劳：燃放者，和观赏者。
中国有句不怎么古的话，“湖北人打仗，湖南人当官”——这次的问题，真的就出在两湖：上文所说的全国经济的危机在湖南体现为米价的上涨，身为“四大米市”之一的长沙居然为断米而发愁；张之洞的工业王国——“汉阳战舰”——继任的瑞澄还真的开不动。可是两湖的这种异常，清廷的统治者们还认为只是常规的变化，采取的仍是常规“大棒胡萝卜”的手段。
或许，原因在于，清廷也有些顾此失彼了吧：因为更迫切的危机在于——四川的保路运动。
其实保路运动真的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只是人们错误低估了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铁路国有”的政策是那么冠冕堂皇，可是它点燃了四川人民的爱国热情。四川人民是杀不完的——张献忠也尝试过，后来英勇地失败了。清政府的错误在于，载泽没有想到，彼时中国，已不是“四川一个在战斗”；彼时新军，已不再是清政府的新军。
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武昌。
十月九日的一场雷霆大雨，闪电划破了天空；似乎汉口那声炸弹爆炸的声音还响一些。
几声枪响，打破了十月十日夜的宁静。
用阿Q的话说，“造反了”。
是的，造反了，真带劲。
摧枯拉朽，清朝轰然倒塌。
（五）后宪政时代：
历史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是不可预测的：总有很多人，试图把握历史的脉络，试图像智者一样去用一只眼睛回望过去、用一只眼睛洞察未来；实际上他们是在用两只眼睛观察现在，并像赌博一样去押宝。他们所谓的引领历史——实际上纯粹就是理性的分析加上感性的推测。
辛亥革命就是这样。
孙文历经十余年，呕心沥血，义举十余次，得意之时何等纷发，但结局却总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逃亡；杨度和梁启超，可能是中国研究宪政最深刻的人——梁的一支笔纵横捭阖、针砭时弊，杨度的理论造诣炉火纯青、国人皆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们，却总让人感觉是那么无力。似乎他们除了理论、除了文字，就一无所有。
站在辛亥年的中国来看，清王朝的结束似乎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中国路往何方，谁也没有答案。
壬子年（1912年），彼时中国有四个杰出的人物[1]：孙中山，革命先驱，十余年的造反生涯，大总统的阅历，其威望无可复加；袁世凯，清廷旧臣，实力派，深得中外旧势力青睐，有魄力；黎元洪，说是投机者也罢，时势造英雄也罢，总之他在最正确的时间被推到了最正确的位置，单凭这一点，已经让人无法忽视；张振武……貌似声望、资历尚浅，但是作为武昌起义的实际领导者，已经成为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彼时中国，理论层面：谈革命则为孙文；论宪政当数杨度、梁启超。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根据孙、袁协定，清帝退位，袁世凯继任孙中山的大总统职位；孙留下《临时约法》限制袁世凯。黎、张，似乎成为政坛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并非不可或缺。
（六）后宪政时代的政治尝试：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政府，这是一个泡沫政府，风能吹多远它就能飞多远；风停它也停。孙从来没有试图在国内发展根据地，其最擅长的手段是“空投”和“内部爆破”。其理论旨趣是旧三民主义[2]。其代表的革命派，最大缺陷是，革命理论和经验皆不足——立志革命十余年，指导思想之一仍是通过暗杀夺权。三民主义高举“民族”的大旗，不考虑民族分裂的弊端。孙的民主共和政府，风风火火地建立议会、总统共和，却忽视了自身实力的扩张。在虚幻的肥皂泡破灭以后又走向极端。
袁世凯的尝试：袁世凯是一个颇具谋略之人，他在甲午战败后东山再起，在戊戌变法关键时刻压对骰子，在庚子之祸中进行政治投资，面对镇国公打压以退为进，与辛亥革命诸方角逐能左右逢源……非一般城府焉可为。袁世凯是实力派，他的困境在于：他必须像慈禧一样在各方利益博弈中作出抉择。他是立宪的尝试者，在梁启超和杨度的取舍中，他站在了杨度一边，从而也就选择了“实君立宪”的道路。袁世凯的失败之处在于，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急、太快。因为，就一个领导者来说，有三种权威：法理权威、传统权威和感召权威。在袁世凯身上，权威的类型比较“暧昧”：在旧体制下蛰伏，他不可能跳出传统权威的窠臼；新政、立宪、革命、共和……他又必须注重对法理权威的经营；作为晚清政治变革中的常青树，传奇般的经历又使其拥有了超凡的感召光环。袁世凯的失败，立宪之路被断绝。
复辟之路：这只是遗老遗少们难堪的回忆在现实生活中的难堪投射。唯一值得可惜的，可能是康有为晚节不保。
至此，晚清新政和宪政已经过去十余年，在其风风火火实施之时，就从来没有取得过什么成就；所以在清帝国的葬礼结束以后，也极少有人怀念它。
但是，极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庚子年之后，这十年之间发生的这一切，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在新政和宪政之前，半个世纪的中国，所有的反抗战争，都只能达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高度，永远都只是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之间赤裸裸地撕扯，永远都只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战斗；新政和宪政之后，仿佛所有的阶级都觉醒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开始了、政治的世俗化解冻了，各个阶级，除农民阶级之外，似乎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博弈、组合了。
新政和改良，扩大了社会的裂缝。其结果，是新旧势力分化了，又随时随地动态地重新组合了——中国将再也不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
（七）庚子年之后十年的事情，给我们这样的启示[3]：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也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个长期压迫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苦难，以为这种苦难不可避免；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不可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其他流弊的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加激烈。”
庚子年之后十年的变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碍大革命的重重障碍，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了怎样才能动手进行革命”——因而，由庚子年开始的十年变革，为大革命做了准备。
（七）感悟：
1、改革的困境：
改革的困境在于两线作战，既要反对保守者又要反对激进者，要驾驭各种势力，要精确控制。所以，改革需要我们，渐进而不激烈；需要注重方式、技巧、时机和秩序；关键时刻，领导人的素质决定改革的成败。
2、“三道合一”和“四极动员”：
辛亥革命是一场革命党武装派起义、立宪派压力、民族资产阶级收回利权的运动下“三道合一”的运动。其“四极动员”表现为，会党和新知识界、中下级官绅、新军的参与。
3、历史具有补偿效应：
一个阶级在其得势之时极力压迫和破坏的东西，在其虚弱的时候，需要用相同的力量极力挽回。这一点，在一些事情上可以得到验证：中国曾遗忘了世界，但世界并未遗忘中国。在中国越来越封闭的同时，世界对中国的研究却越来越深刻——以致我们今天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研究中国，必须先放盐认识世界；我们研究中学，必须要先翻译中学；研究中学，必须要先到西学中去寻找认同感。
对于国内阶级来说，为政者应该权衡取舍，而不是以斗争毁灭对手。
（八）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思考：
老实说，这是一部不怎么“新”的纪录片，但是它被“半禁播”了，此事很令人深思。
《走向共和》的剧情脉络，不妨看做是常规的中国事件史脉络——由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由义和团运动到新政、宪政，再说到到袁世凯和孙中山的拉拉扯扯、彼消我长。毫无新意。
《走向共和》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对剧中人物的塑造：
如君所见，李鸿章，这个被伊藤博文称为“中国自诸葛亮以后唯一一个在政治、军事、实业领域中皆的通才”，这个“东方俾斯麦”，在此剧中，是以对北洋舰队军备推迟无动于衷、对进贡给太后的鹦鹉三天不吃食大惊失色的形象登场。李鸿章自认为是晚清的糊裱匠。
孙中山和袁世凯，作为仅有的贯彻剧情始终的人物，最初孙中山在屡败中屡战，袁世凯在投机中高升；最终，却都是失意人。孙中山能够留下的，貌似只有革命的激情和愿景；袁世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临终之前留着眼泪述说救国救民。
慈禧的形象也不再是中国历史教育课本中的形象：她睿智而铁腕，果断而有威信；第一次召见就把袁世凯吓得汗流浃背。但是她始终给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是什么，让这个精明的“晚清武则天”只能感慨“但使祖宗基业不要毁在我们娘俩手里”？
甚至是顽固派……所谓的“顽固派”，也颇具深意：以往我们眼中最保守、最反动、最冥顽不灵的存在，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刻，成为了最爱国、最英勇、最视死如归的存在。看来，革命还是反动，真的不应该带着意识形态的视角去分析。
《走向共和》中的让人不解的一个地方，我认为是革命党人“罗文”形象的创造——编剧甚至专门为他创造了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罗文”这个人：不错，有了“罗文”，借“罗文”的口舌，可以说出很多话，很多剧情，其实就是靠他来推动。但是，我还是认为“罗文”这个形象有些不必：罗文，多数时候是以袁世凯的对立面来出现，罗文的任务似乎就是为了宣扬共和，抵制袁世凯的反动。这样，结合电视剧的名称——59集的《走向共和》，编剧的取向也就出来了——敢情哪怕前58集都和“共和”无关，那么也必是为了“共和”做铺垫。编剧是一个欣赏共和的人。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其这种倾向：在靠近结尾的部分，编剧别有深意的让杨度对孙中山认错，借此表达了立宪之路行不通：杨度向孙中山认错——诡异之处在于，编剧把一个国家体制的探索，表述为杨度实验的失败。但是，一个国家的建构，岂能只是个人的实验？杨度，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杨度向孙中山的认错，实际上就是“立宪”对“共和”的屈服。
口口声声上演了59集的《走向共和》，那么，“共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孙中山的革命？孙中山甚至没有自己的武装；暗杀，绝对不是共和。是孙中山的“三权分立”？可惜从头至尾，孙中山的革命纲领都是相当模糊，没有没有三权分立的共和，充其量，只是对袁氏的限权。
其实编剧已经有了妥协，在结尾，编剧已经借助旁白，表达了历史由共产党创造，共和的归属是共产党。但是，仍然逃脱不了本剧“半禁播”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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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走向共和》编辑。
[2] 旧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size][ 此贴被李杨在2010-04-13 07:56 AM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