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柏拉图
《权利的成本》史蒂芬•霍尔姆斯和凯斯•R.桑斯坦
《政府论》洛克
《社会契约论》卢梭
《利维坦》霍布斯
《中国人，理性早启的人生》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关于《理想国》：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从国家和个人这两个层面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哲学等方面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善的国家具备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特征，这些品质数以这个国家的不同阶层。智慧属于统治者，考虑整个国家的大事，保卫者必须是勇敢的，以此才能包围国家的安全。节制则是全民的品质，每个人都必须使自己好的部分控制坏的部分。正义是所有品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正义的国家每个公民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植物。这是国家层面的，从个人层面上，一个人想要是善的，激情、欲望、理性三者必须协调，三者各司其职，理性占统治地位，激情要配合理性，以此才能成为一个有节制的人。
  从上面的一些思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柏拉图认为，不论是个人的品质、个人本身，还是整个国家的各个阶层都必须按其特色各归其位，以此才能构造出一个号的人和国家。拥有怎样的禀赋就用怎样的事(根据不容的禀赋，城邦的公民氛围统治者，辅助者，普通的农民工人三个等级)。这个规则，是从将城邦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柏拉图注重的是整个城邦的公正，所以当其讲某个群体个人时更注重的是他们的功能，对城邦的贡献用处而非从人性化的角度。一个很好的佐证就是柏拉图论及医术时，提出医疗室为能被治愈，继续为社会服务的人提供的，而不为那些先天病弱又无节制的人，认为这种人活了于己于人都无用。
  柏拉图认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于是他提出了妇女和儿女共有的想法。在我看来，这个政策也是为了实现前面的观点而提出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公平的评价下一代的才智能力决定他们所应处的阶层。拥有高的禀赋的人承担更为重大的责任处于较高的阶级，禀赋较差的人则处于较低的阶层。受此规则的指导，妇女病没有因为性别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也接受和男子同样的教育，也按禀赋分配工作。如果妇女拥有与自己天赋相符的职业的话，她们自然将会得到相应的尊重。从这个层面上这种公妻与公夫也没什么区别了。
  那么，到底怎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统治者，柏拉图的答案是哲学家。为了证明哲学将的能力，他区分了知识、意见和无知这三个概念。一个正真的哲学家是能看到永恒知识的人，是能从被束缚的洞穴里走出来看到太阳的。这样的人不贪恋权利财产，追求的是真知和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带领整个城邦向前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提倡的是一种在哲学家统治下的王正政府，在柏拉图看来最为和谐的状态。当这种和谐被破坏时，衍变出荣誉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和僭政治。
  如果我们的统治者真的是拥有绝对真知的哲学王，这种精英的政体不可谓不好。但是如何去寻找这样一个哲学王，如何保证这个哲学王能够合法的拥有权力，这些都是柏拉图政治理念的空想性。同时，我觉得我们获得的信息都是有限的，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能不能保证我们做出的决定就是最好的呢？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于我们现在十分提倡的民主是持反对意见的。民主是有条件的，政权的开放必须建立在人民有较高的素质上。这也决定了民主是要一步步实现的，进程是缓慢的。我觉得无知民众的民主远远劣于精英阶层的专制。所以提高教育很重要。
  到底怎样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呢？
 
  关于《政府论》《社会契约论》《利维坦》：
    这三本书有很多共同特征，都认为国家是有人民权利让渡而来。卢梭是坚定的人民主权维护者，洛克提倡三权分立，有明显的制衡特征，而霍布斯更倾向于维护维护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我个人觉得这三本书中洛克的思想可行性最大。卢梭的思想很可贵但是难以保证实施效果，而且只有在地少人稀的国家才有可能。而且如我上面提到的，人民民主是不是真的就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霍布斯的《利维坦》肯定了世俗权利的权威，使得人们从教权和世俗权力的矛盾中解脱出来。但是，霍布斯政体中的君主也有理想化的倾向，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权利不被滥用。
  我觉得历史上应该并不存在这样一段权利让渡成国家的阶段。但是，这些书本的思想时很宝贵的。现在我国正逐步走向民主，公民是民主的重要参与者。我们的国家没有强调权利的传统相反更加注重义务，这种传统是影响公民参与度的因素之一。我们应当树立权利意识，提高参与度，使政府权利和人民主权得到一个均衡。

  关于《权利的成本》
  《权利的成本》提供了一个关于权利的一个新的视角。传统的看法是讲权利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类，但是作者认为权利实际上都是积极权利都是以政府的维护作为为基础的。而这种作为（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等的设立运行）都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这些成本来自于主要由税收组成的政府财政收入，是稀缺性资源。资源的稀缺性，权利背后的成本就决定了权利不是绝对的，更多时候是一种权衡。

    关于《中国人，理性早启的人生》《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先生的书写得真的很好，读了两本以后对于中国文化总算有了个大概的轮廓了，虽然不是我自己的答案。现在的很多学科都是舶来品。不管是同学还是老师还是似乎都有这么一种习惯，每次介绍一种思想一种学科的时候总不免要列举几句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话以证明中国古代就有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习惯不能说是不好，毕竟它指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亮点。但是，这总给人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感觉，那些与西方贴近的地方就是先进的闪光的。但是中国文化是有自己独特的体系的！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现在知彼却不知己，实在是很大的一个缺失。


  最近读书的时候脑袋里总是一堆的问题想不明白，这些问题也不成体系，都是些很零碎的想法。另外觉得自己读书只是比较被动得接受，自己的想法实在是很少，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很多问题超出我的经验，没有想到答案的感觉是很糟糕的。对于这个问题很困扰。

算是读后感吧~
《从权利的成本看暴力拆迁》
    2007年3月16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物权法》。一时间掌声鲜花一片，似乎从此以后我们也能享受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样合法保护自己似有财产的权利了。但是越演越烈的暴力拆迁却一次次粉碎了民众的美好愿望。在物权法颁布两年后，唐福珍女士用自焚的方式抵挡拆迁大军，上海潘荣夫妇浇汽油的过激行动保不住自己的三层小楼，江苏陶姓父子为互自己的猪圈一死一伤的悲剧……人的生命在推土机下显得异常渺小。政府官员手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职责民众无知不懂法，诚如南方周末上写的“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各个还在”。如果这是法律赋给地方政府的权利，那么同样是法律给予人民的权利又为何黯然失色（《物权法》，《宪法》都规定了人民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政府的权利，人民的权利，权利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什么公民享受不到被法律认可的权利，为什么公民中生命代价燃起的熊熊怒火遭到如此漠视，为什么官员企事业单位非法占地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贺老师说不能只当愤青而应该了解令人愤怒的事件背后的正真原因。今天我想从权利的成本这个角度分析一下暴力拆迁中的权利问题。

    权利来自哪里，不管是洛克卢梭还是赞成君主制的霍布斯都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让出了一部分权利给政府，从此进入到政治社会阶段，以使自己获得更好的保护以及更好的生活。我们国家没有西方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更多的强调集体利益。但我们必须强调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府的权利必须要在维护公众利益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公民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超出这个范围时作出牺牲。

    权利的确建立在国家与人民的契约之间，但是如果仅仅凭双方的自愿遵守，权利很大程度上将论文空头白话。权利是要政府的维护。古典自由学派讲权利分成了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个方面，但实际上这两种权利都建构在政府作为的基础上。警察的存在是人民享有安全权利的前提，而监察机构的存在是公民有防止遭受公务人员滥用职权权利的前提等等，所有权利都不能凭空得到实现，不是一两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从培养警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到建立学校使我们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都需要昂贵的成本。所以权利是有成本的，是昂贵的。“税收是养活政府的奶娘”，所以接下来的结论也是水到渠成的。所有的权利都是以纳税人资助的有效地进行监控和实施的监督机构为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权利是纳税人出资的，而由政府管理维护的。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对暴力拆迁中的权利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政府官员的职权滥用是因为没有完善的监察惩罚机制。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在大量土地违法案件中，地方土地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又是中央政府在查处土地违法过程中的协助执法部门。做小偷的不会说自己是小偷，地方土地部门这样尴尬的身份又如何能起到维护监督政府维护人民利益的的效果。孟德斯鸠说过“只有当权利控制权利时，自由才能受到保护”，国家一天不为不在城市拆迁领域支付建立监察惩罚机制的成本，人民的财产不会得到保障。所以虽然民众都已经采取了自焚这样过激的行为，但没有多少官员为此付出代价。权利意识可以被唤醒，但是权利的实施却需要政府切切实实的投入。

    这时候，很多人可能就会问政府为什么不肯投入，并举出贺老师在讲到权利成本的时候为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因为钉子户的关系美国日本都改变原来的建设计划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是，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权利的成本是昂贵的，我们国家又有自己的国情，用一句套话就是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我们也做到像美国日本那样，那么中国现在恐怕还见不到那么多宽阔的马路，高伫的大厦，城市化的进程也不会那么快。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法律允诺的权利远不止这一项，而所有的权利如上面所讲的都需要巨大的成本。虽然我国的财政收入呈上升的趋势，但是财政这块大蛋糕在一定的时间内大小是基本不变的。在这方面投入多一点，其他方面必然减少。那么权利的成本又涉及到了社会资源怎样分配的问题。

    排除官员们的利益关系等等原因，仅仅从权利的成本这方面分析，暴力拆迁后面所蕴含的问题就错综复杂。我个人的观点是绝对反对暴力拆迁的，但是既然讲到权利的成本就必须权衡利弊，甚至考虑投入产出的关系。我所了解的知识实在是太少，无法分析出保障个人权利和牺牲个人权利以保障城市建设孰优孰劣（仅从权利的成本角度）。所以，我将从与人民权利的对立面地方政府权利的成本方面入手一探其中的奥秘。

    我国采取的是财政的分权政治上的集权，所以地方政府拥有极大的权利介入市场。表面上看地方政府的权利似乎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相反暴力拆迁后面是GDP，财政收入等漂亮的经济型指标。但这种不建构在监督惩罚机制上的巨大权利实际上的成本也并不低。

    我在一份《“中国式拆迁”的背后推手》的新闻报道中看到了如下数据，国家信访局从2003年到2006年接待的上人数中，有近40%涉及拆迁，而在当时建设部这个比例则达到70%到80%。这份数据显示的不仅是强制拆迁引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更是一份账单。众所周知，信访局是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事项，保证信访渠道通畅，反应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题，并综分析信访信息，开展调查，这在保障公民监督权利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同上面讲的这份监督权也需要成本。信访局的公职人员，接待的费用，调查的经费等等都是需要花费巨大成本的。而且这仅仅是国家信访局的一份统计资料，省市局的情况也应该不容乐观。这笔花费实际上是在城市拆迁监督失效的情况下一份补偿性的权利。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不合理拆迁行为价高了信访的成本。既然事后要在信访权利上花费如此多的成本何不从控制源头呢？

    暴力拆迁往往伴随失地人的利益损失，在这种极大的不公下很可能引起社会性的事件。而一次次的自焚反抗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反抗的主体还只是失地者，但是当民意一次次被阻挡，人民的权利一次次被漠视，我们似乎已经可以预料到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暴力机关的出动，公共设施的破坏，人员的伤亡，这些由社会群体事件引发的代价将是巨大的。这还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国家可以通过投入弥补。但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想要补救却非一朝一夕之事。

  以暴力拆迁为代表的非法占用的行为，有一部分是城市化所引起的，非法占用的土地很多都是农业用地。这边是地方政府占用耕地，另一方面是中央关注农业对农业投入颇多。城市化是中国必须要走的路，但是得有一个过程，这样以工业化城市化牺牲耕地的做法称不上饮鸩止渴，但也绝不是什么好事，完全背离了自给自足的国家战略。只有建立健全的监督体制，完善的保护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司法体制，才能有节制的进行高水准的城市化。

    以上三点的地方政府的权利成本是不是已经超过人民私有财产权的成本我不从得知，国家政策的实施与规定必然有其考虑与规划，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的实施也不是朝夕之事。我只是希望我们都能看到权利被后的成本问题，变得更加理性。

    另外，我想最后向那些政府官员们说一句。中国85%以上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税收，来自于每一个公民的血汗钱。你们的权利的成本来自于这些税收，来自于每个公民的牺牲。当我们以理性的态度面对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时，请你们也用人性的态度更像一个由人民供养的政务人员的态度面对每一个民众！！！

读书情况很不错。读经典理论书籍，要先读进去，理解作者想要说什么，他的问题意识和他的价值关怀，读出一种境界和一种思维方式，然后才能读出来，慢慢形成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现在头脑里没什么特别感觉是正常的，另外，你现在读书已经在很快进入了，也要加强同别人的交流，不管是同级还是我们06级的。
保留自己的问题意识，继续坚持读书，继续发现，有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到底怎样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呢？”问题提得很好，但有些问题不需要马上就解答。有困惑多交流！
感想写得很不错，有这种思考很不错，进步很快很大，很好，继续加油！

 

哈哈，很厉害，既有理论上的思考也有现实的关怀，你应该改下状态了，不再是读书的小菜鸟了，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