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倩十月书单：
《资本论》第三卷
《自反性现代化》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社会的构成》
读书报告：《自反性现代化》
二战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西方社会面临着激烈的社会变化，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贝克、吉登斯和拉什都认为，当前“争论的要点已不再是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巨人们韦伯、迪尔凯姆、齐美尔和滕尼斯所钟爱的传统与现代性的直接二元并置，二是一个分为三个阶段的社会变革概念，从传统到简单现代化到自反性现代化”。尽管他们对自反性现代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自反性现代化”是他们三人思想最重要的共同关键主题之一。贝克、吉登斯和拉什分别就政治、传统与美学三个角度各抒己见，彼此之间相互回应与批判。
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 乌尔里希•贝克
“自反性现代化”这一概念首先是由贝克提出的，他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下，重新反思了自反性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系统性地产生了影响和自我威胁，但这些影响和威胁尚未成为大众问题或政治冲突的中心。在此阶段,工业社会的自我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由决策产生的威胁作为“残留风险"不断增值并被“合法化。”而第二个阶段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支配公众、政治和私人的争论和冲突。一方面，社会仍然根据旧工业社会的模式做出决策;另一方面，利益组织、司法制度和政治受到了源出风险社会的活力的争论和冲突的困扰。
根据这两个阶段的划分，贝克定义了“自反性现代化”这个概念并与其误解相互区分，他指出，“自反性现代化”并不是指反思，而是自我对抗。它是指导致风险社会后果的自我冲突，这些后果是工业社会体系根据其制度化的标准所不能处理和消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专家系统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传统的政治结构、社会制度逐渐失去对个体行动的约束力，个性化成为继全球化之外的自反性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个性化”首先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的旧生活方式的抽离，其次意味着再嵌入。它不仅代表着工业社会的确定性的瓦解及为缺乏确定性的自我和他人找到和创造新的确定性的压力，还意味着新的相互依赖，甚至全球性的相互依赖。当然，这种个性化并不总是私密的，在某种新意义上它还具有政治性。高等教育的普遍化和人们自主权的扩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勇气，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结合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传统的政治领域中出现了贝克所说的亚政治。亚政治意味着下方塑形社会。从上方看下来，这导致了执行权的丧失以及政治的收缩和缩微化。而作为亚政治化的后果，从前为卷入实质性的技术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团体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社会安排中取得发言权和参与权，这些团体包括公民、公众领域、社会运动、在岗工人；勇敢的个人甚至有机会在发展的神经中枢“移动大山”。因此，政治化意味着中央控制方法的衰弱，意味着此前无摩擦运转的过程在相互矛盾的目标的抵抗下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种亚政治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不同参与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同，难以制定出令不同利益群体满意的公共政策。对此，贝克尝试性地指出了通向现代性之路的两个办法，即“圆桌会议”模式和编码合成。
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
而吉登斯则在贝克思想的基础上，从传统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吉登斯认为“反思现代性”就是自反性现代化。他将现代性置于传统的情境中去探讨反思现代性的问题。吉登斯指出，我们现在的时代也是一种终结的时代，这种终结的表现是后传统社会的出现。现代性在其发展的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重建传统。一方面，现代制度不断向外扩张，通过全球化过程实现普遍化;另一方面，与前者结伴而来的还有诸多内部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过程也可称为现代性的激进化。这些内部变化过程是传统的撤离过程，是对传统的发掘并使之问题化。
拉什认为，对吉登斯来说，现代性中的自反性包含着信任关系中的一个转移: 信任已不再是面对面的接触关系而是对专家系统的信任问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贝克来说,现代性中的自反性必须以从专家系统的批评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为条件，因此结构性自反性关系到从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的专家系统中获得自由；自我自反性涉及到从各种各样的心理疗法的批评中获得自由；自反性不以信任为基础而以对专家系统的不信任为基础。
自反性及其化身：结构、美学、社群  
拉什认为自反性有两个答案：首先是结构性自反性，在这一种自反性中，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在这种自反性中，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自身。在自我自反性中，先前动因的非自律之监控为自我监控所取代。贝克和吉登斯所谈论的主要是结构上的自反性。而拉什认为，如果现代化意味着压制，自反性现代化则把权力赋予主体。如果简单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是福柯式的原子化、规范化和个体化的情景,那么自反性现代化则展开了真正的个性化，为相对于我们的自然社会和心智环境的自主主观性展开了明确的可能性。
贝克认为，拉什把这种思想发展为一种美学自反性理论。他把在自反性范围内的探索与之联系了起来，因为他赋予实践的、“情感的理智"(如果可以对这几个词作如此联系的话)以自反性。在此，他混淆了反思(知识)和自反性(自我应用)。贝克还澄清一点，他并没有把美学化的思想看作是把大生产大众消费以及自我和社会的风格化联系起来，看成是一种后传统的捆绑结构。
林倩九月书单：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第三条道路》
《资本论》第二卷

《第三条道路》是吉登斯探讨社会民主的复兴的重要著作。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在工业化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福利共识”的瓦解，马克思主义受到到质疑，社会、经济和技术发生异常深刻的社会变迁。怎样来回应这些变化以及社会民主究竟还能否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而延存下来成为时代难题。而吉登斯表示，他相信，社会民主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不仅能够延存下去，而且还会兴盛起来。但是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修正他们的既有观念的情况下，社会民主才可能存在并发展下去。他们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
一、社会主义的衰落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冲动。早在马克思之前，它就已经被披上了经济的外衣。然而，正是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严密、精细的社会理论。但现在这些政治思想已经失去它们的鼓动力了。道德水平下降、贫富悬殊加剧以及福利国家的压力等等引起了公众的担忧。
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病，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新自由主义把无拘无束的市场力量与对传统制度（特别是家庭和民族）的维系联系起来。撒切尔主义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地漠视，或者甚至是对这种现象地积极支持。对福利国家地反对是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那么，在福利国家垮掉后，由谁来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吉登斯认为，福利不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而做大这一切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
和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全球化理论，又是一种直接推动着全球化的力量。新自由主义者采纳了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力量，在一个民族—国际体系的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为战争做好准备并维持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的必要因素。
社会民主正陷入意识形态的混乱之中，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新自由主义也并非就未曾受到过挑战，它本身也陷入了某种困境。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保守主义总是意味着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姿态来看待社会和经济变迁。主张自由市场的哲学则持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它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不断解放市场力量而获得的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上。
“第三条道路”在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而且在20年代就已经在右翼群体中流行，使用这一词汇的最主要的群体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战后时代的早期，各社会民主党十分明显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的道路。当“社会主义者国际”于1951年重新创立时，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意义上地“第三条道路”立场。大约20年之后，这个词汇主要被用来表示市场社会主义。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从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口中说出时，大多数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和英美两国的老左翼批评家对此反应冷淡。批评家们把这种伪装的第三条道路看成是一种回过炉的新自由主义。
而吉登斯的叙述中，“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二、五种两难困境
这五种两难困境分别是全球化、个人主义、左翼和右翼、政治机构、生态问题等五种问题。
1、全球化
全球化并非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它的内容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通讯革命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同全球化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各个民族过去所拥有的某些权力(包括支撑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那些权力)已经削弱的意义上讲，全球化正是从民族一国家中“脱离"出来的。不过，全球化也在“向下渗透”，它创造广新的需求、也创造了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当前政策的背景、社会组织发生巨变。
2、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保守主义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后者在意识形态上更着重强调个人。
贝克：“新个人主义并不是”撒切尔主义”，也不是市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简言之，新个人主义与传统和习惯从我们生活中消退有关。它是一种与全球化产生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冲击相联的现象，而非市场造成的。制度化的个人和利己主义不是一回事，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求创造团结的新手段，国家的严格管理和诉诸传统是不能保障社会凝聚力的。
3、左和右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伯托·鲍比欧，试图为左和右的划分的有效性进行辩护。他认为，左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因为政治必然是充满对立的。政治的实质就是针对相反主张和政策的斗争。左翼和右翼来自于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一种立场只可能是两极化的。而现在的政治派别已经装扮一新。例如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内，随着法西斯主义的覆灭，就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为了存留下来，右翼政党被迫吸取了左翼的某些主张，并且接受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架构。
全球化同共产主义的衰落一起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在工业国家中，已经没有极左派可言，但是却存在着极右派，它自我定位为对全球化的回应，这种对全球化的共同回应使右翼的政治家们彼此连成一气。
左和右的划分继续得到了保留，但左和右的含义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左和右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尖锐对立。
4、政治的行动主体
研究发现，人们对政治家们和正统的政治行动主体缺乏信任是一致的。“挑战者党”一直在寻求通过直接对正统的政党展开攻击的方式来激发民众的这类情绪。国家政府和政治党派影响力的削弱，在某些人看来非政治化进程的趋势，而对于其他人确实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激进主义的散播时机。贝克谈到了亚政治的出现：从议会向社会中单一问题团体的转移。“亚政治”到底将在何种程度上取代政治与政府更为传统的领域呢？贝克正确地指出，对于政党和议会政治的兴趣的降低与非政治化并不是一回事。社会运动、单一问题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公民联合组织必定将在一个连续的基础之上，从地方政治直到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必须好好向它们学习、对它们提出的问题作出反应、以及与它们进行谈判的准备，而公司与其他商业机构也将会照此行动。
5、生态问题
针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国际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各种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美妙假设，使注意力从由生态考虑所引发的两个基本问题上发生了偏转:即我们与科学进步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于危机的反应。
疯牛病事件说明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理”，而是已经涌入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在新的风险确实存在、而科学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作出严格说来是具有冒险性质的决策。机会与创新是风险的积极一方。对风险的积极参与是社会与经济动员的一个必要成分。
6、第三条道路政治
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将其作为范围比全球市场还要宽得多的一种现象。第三条道路政治不应当把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的“一揽子协议”相等同。自由贸易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加入市场对社会和文化具有破坏性力量，那么，对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广泛后果就总得进行仔细审视。第三条道路政治，在明确承认它所关注的问题范围比旧的左—右分野架构下更加广泛的同时，保留社会主要问题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第三条道路政治正在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寻找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义 。
“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与第三条道路政治相关的其他问题并不隶属于解放政治的构架，或者只是部分地关系到这一构架。 这些问题包括对全球化的反应、科学与技术变革、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需要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不是关于社会正义，而是关于我们在传统与习惯已趋衰落之后应当怎样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对生态问题作出反应。在对上述问题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应当着重强调世界价值、和可能被称之为“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线型的，而且也绝对不可能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现代化问题对于新型政治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生态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视角，但还包括其他方面。
三、国家与公民社会
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应该成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的指导性原则，“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深化并拓展民主的过程。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这种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就是新的混合经济。
1、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新自由主义者想要缩小政府，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一直热衷于扩大政府。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和“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
民主制度的危机导源于它还不够民主。问题并不在于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改革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怎样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总体性的重点在任何地方都应当是一样的：
①国家必须对全球化作出结构性的回应。
②国家应当扩展公共领域的作用，这意味着国家要进行迈向更大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宪法改革，并建立防治腐败的新措施。
③为了保持或者重新获得合法性，没有了敌人的国家必须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
④全球化向下施加的压力使得用新的民主形式来取代传统的投票过程不仅成了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
⑤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它们管理风险的能力。
⑥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不能仅仅被当成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国家应当具有全球性的眼光，而向上的民主化也不应当停留在地区层次上。向下的民主化以公民社会的更新为前台，而这一进程要稍后才能展开。
2、公民社会问题
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公民素质表现为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体。右派倾向于否认经济贫困与这些问题有关。但是，老左派把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化约为一个经济问题的做法，与否认贫穷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利影响一样，都是错误的。政府应当而且能够在更新公民文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公民社会的复兴需要：作为合作伙伴的政府和公民社会；通过激发地方的主动性而实现社区复兴；第三部门的介人；地方公共领域的保护；以社区为基础预防犯罪；民主的家庭。
3、犯罪与社区
预防犯罪与消除对犯罪的恐惧对社区的改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
全球化所包含的权力下放含义在适用于其他领域的同时也适用于社会治安的领域。一种经过更新的侧重犯罪预防而不是法律执行的模式，将同治安与社区力量的重新结核紧密配合起来。
为了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政府机构、刑事司法系统、地方组织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必须是包容性的，所有的经济群体和种族群体都应该被牺牲尽量。
4、民主的家庭
背景在变化：非婚生子女增加，单身人口比例上升，家庭衰落。家庭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各种趋势的一个交汇点：不断扩大的性别平等、越来越多的父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性行为和性期待的改变，以及家庭与工作之间关系的转变，都首先体现在家庭之中。
民主的家庭：情感平等与性平等；在共同生活关系中的相互权利和责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终身的家长契约；对子女的有商量余地的权威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社会整合性的家庭。
四、社会投资型国家
“第三条道路”政治支持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新型混合经济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它涉及到国际、国际和地方各层次上的调控与非调控之间的平衡，也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
五、迈向全球化的时代
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为国家寻找到一种新的角色定位。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作为对不断碎片化的过程的对抗，重申民族—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世界性国家
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边疆是在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限，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侵害。
早期的国家拥有边疆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使国家的权威直抵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
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
戴维·米勒：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一种有效资源；将作为某一民族的一员视作自我认同的要素的个人，不会承受错位的痛苦。对他们来说，以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来保护自己的个人认同，以对抗那些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力量，在道德上是有理的。民族是道德的共同体，置身其中的人对其他成员负有某种特殊的义务，而他们对本民族之外的其他人则不必负有这种义务。民族是一个自我决策的中心：民族应当发展演变成国家结构，在其中公民得以就普遍重要性的事务自行作出决定。
当我们试图铸造能够包容多元主义和当代文化的易变性的民族认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民族性的原则。
2、文化多元主义
所有的族群认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运用权力的结果，并且是从多元化的文化资源中创造出来的。
3、世界性民主
新兴的民主国家和世界性民族与一个更为宽阔的、再也不能被视为仅仅是“对外的”政治舞台有着密切联系。世界性民族，意味着在全球化的层面上进行运作和世界性的民主。
在未来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的说法之所以不再是幻想，还有其他的几个原因。世界已经不再被划分为两大军事力量集团。国家之间的边界计划无处不是由国际上的一致意见来加以确定或达成一致的。在一个信息时代里，地域对于民族—国际的意义已经比自然资源更具有价值，并且主权也逐渐变得更加模糊、或者变得多样化。民主正在变得更为广泛，并且，在关于民主并不会与战争同行的观念中，确实隐含着真理。而最终，整个世界比从前的任何时候——包括19世纪的那段时期——都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国内问题与全球统理相联系就不再是乌托邦了。
4、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重要的不是它界定了“欧洲”这样一个实体，而是它发展出了一套既超越于民族—国际之上又直接下及到个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
5、全球统理结构
以代议机构为特征的世界性民主会碰到在国家层次上经常面临的敌视吗？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双向的权力扩散。世界性的民主不只是一种管理权逐渐向全球层次上集中的过程，它同时也意味着权力向各个地区散布的向下运动。
6、全球范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驱动市场决策的主要力量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而不是价格本身，而这些预期通常又受到心理因素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的影响。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的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
林倩（6.22-7.25）
【书单】
《现代性的后果》
《失控的世界》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
《资本论》第一卷
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而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
怎样识别将现代的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呢？吉登斯认为着涉及到若干要素。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其次，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第三，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即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
一、现代性的动力起源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重新组合。
1、现代性、时间与空间
机械钟发明以前，时间与空间联系在一起，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机械钟的发明使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时间的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空间的虚化”的前提。“地点”一词通过场所这一观点被概念化了。场所指的是社会活动的物质环境和在地理上的分布。
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上分离了出来，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透，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
虚化空间的发展与两类因素联系在一起，用不着参照某个具有明显地利之便的优势场所便可以对空间进行描述的因素，以及使不同的空间单元相互替换成为可能的因素。
那么为什么时-空分离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如此重要？
首先，它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
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
第三，与现代性相连的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依赖于“嵌入”时间与空间的各种模式。
2、脱域
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现代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和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存在两种脱域机制的类型：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
象征标志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
所有的脱域机制都很依赖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相联。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是抽象能力。信任是“信念”的一种形式，在其中对可能出现的结果所特有的信心表现为某事物的信奉，而不是认知意义上的理解。
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专业系统也是一种脱域机制，因为它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
二、现代性的反思性
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行动的反思性检测，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行为及情境的监测过程。
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反复进行的社会时间所建构来的。
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的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反思性自身的反思。
知识与社会行动
第一类因素是不同权力的影响。
第二类因素涉及到价值的作用。
第三类因素是未预期后果的影响。
反思本身构成了第四类因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不稳定性和多变性。
三、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彼此不同的“组织类型”或维度。
资本主义指的是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
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
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性维度，监督可以说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
现代性的第四个制度性特征：对暴力工具的控制。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促进现代性制度加速发展与扩张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之一，那么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民族国家。
*现代性的全球化
吉登斯认为应关注分析时-空伸延的难题：社会生活是怎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时空伸延的概念框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的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的关联。
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与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
四、信任与现代性
再嵌入：指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
在谈及信任时，吉登斯还对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作出区分。前者指的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业已建立起来社会关系所维系与表述的信任关系；后者则是指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中的信赖的发展。
吉登斯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与再嵌入之行动的情境发生互动，它要么维护要么损害这些情境。非当面承诺也以与此相似的两种可能的方式与情境发生关联。
*抽象体系中的信任
可信任性有两类，一类是建立在彼此很熟悉的个人之间，另一类是基于很长时间了解，从而互相对对方的眼中看出可信度证据的个人之间。
现代性制度的特性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特别是专家系统中的信任）紧密相关。在抽象体系的交汇口，连接非专业人士与信任关系的当面承诺，通常表现出明白无误的可信任性与诚实性，并伴随着一种习以为常或镇定自若的态度。
当面承诺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于体系的代理人和操作者的品行。所有的当事人都知道，他们要求获得双重的保证：既有特定的专业人士在品行方面的可靠性，又有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神秘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
信任与专业知识
以怀疑或保留的态度为基础，对技术知识的尊重通常与对抽象体系所特有的实用态度并存。
信任与本体性安全
本体性安全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的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
五、抽象体系与亲密关系的转变
抽象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大量前现代秩序所缺乏的安全。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既是时空伸延的条件，也是现代制度所提供的日常生活的安全的普遍性条件。
吉登斯提出下列原则：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与我称之为“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亲密关系的转变”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当然也是辩证的关联；可以从信任机制建立的角度，来分析亲密关系的转变；在这种情境下，个人信任关系与这样的情境密切相关联，在其中自我的建立构成了一种反思性的过程。
信任与个人认同
同前现代的情况比较，现在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想寻找可信任的人的心理需要但却缺乏制度性的组织起来的个人联系。日常生活的组织和形式，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重新建构起来的。若认为抽象体系非个人化能消解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那是极为错误的。
亲密关系的转变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①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事件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外在事物”和“内在事物”之间的一种复杂而辩证的关联。
②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用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自份认同。
③建立在基本信任之上的自我实现的趋势:这种基本信任在个人化的情境下只有通过自我向他人“敞开胸怀”才能得以确立。
④个人和作为“关系”的情感纽带的建构受到相互自我开放的引导。
⑤对自我实现的关心，不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自恋式的防卫,而是部分地是向全球化影响对日常生活环境冲击的一种积极调适。
现实世界中的风险与危险
1.高强度意义上冈险的全化；
2.突发事件不断增卡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
3.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
4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
5.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变为“确定性”；
6.分布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为大众所了解；
7.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能够称之为全能的专家。
林倩（5.11—6.21）
【书单】
《奢侈与资本主义》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哲学的贫困》
《自然辩证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讨论了奢侈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产生都是从一种文化的视角去阐释的。
1600年到1800年的两个世纪中，从旧贵族与新富人的结合中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也就是新贵族。这个阶层在内在精神方面代表了新的财富，然而在外表上他们典型地体现了封建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这一变化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新富翁被提升到了贵族阶层，他们或是通过金钱购买爵位的方式，或是通过和旧贵族联姻的方式。在资本主义早期贵族血统与资产阶级金钱相结合的情形极为常见。
这一时期两性关系也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肉体的解放”以羞怯的尝试开始，紧接着是一个强烈的自然肉欲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一种自由纯真的爱情达到了全面高潮，然后走向高雅、接着是放荡，最后是变异倒转。自由情爱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并存的是非法爱情。随着非法爱情、单纯爱情的增多，一个新的女人阶层，宫廷情妇诞生。在这一阶段，情妇拥有无限权势。
那么这些和奢侈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桑巴特列举了大量的数据显示这一时期贵族和他们的情妇每年花费在奢侈品上的金额，奢侈发展总趋势呈现出家庭化、客观化、官能化和精制以及奢侈频率提高的特点。中世纪的奢侈是公开的，17世纪后，奢侈成为家内事务，女人们开始在家庭范围内对它发挥作用。这一时期的奢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这体现在标志财富的物品的量的积累上，而女人在客观和的过程中充当了主导人物。官能化和精制也受到了女人们的推动，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因为必须从国外获取稀有材料，资本主义的商贸也得到了拓展。奢侈频率的提高表现在某一时间内大量奢侈现象的集中。快速地生产奢侈品以迅速地满足需求者，是最重要的压缩奢侈周期的方式。
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生产的组织，在很多情况下，消费的增长为资本主义打开大门，并渗透到各行各业。此外，桑巴特还认为，奢侈品工业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因为其特殊的生产工序和特殊的销售，除了这些内在原因，还要一些历史原因：在中世纪，欧洲所有的奢侈品工业都是由业界巨头或有胆识的外国人创立，且他们建立的这些工业都呈现出理性的特征。

林倩 （4.11—5.10）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一本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重要著作，在文中他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主义哲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但是手稿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从劳动生产实践的角度讨论经济的起源。
一、工资
马克思在开篇就谈到了工资的性质，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资本家的。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而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带来恶果。而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最低的工资只能保证工人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不被饿死。而且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也是受到商品市场的调节，其工资也随之涨落起伏。可以说，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
马克思列举了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主要状态，并考察了工人在其中的地位。
（1）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么工人遭受的痛苦最大。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
（2）现在且以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来说。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这里的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但是，
①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
②在一个国家的资本和收入增加的时候，社会在处于财富日益增长的状态。因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大量的劳动积累起来，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被越来越多地从他们手中拿走，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积聚到资本家手中。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随着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版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
（3）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命运也不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
二、资本的利润
资本的利润或赢利与工资完全不同，首先，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尽管监督和管理的劳动在不同的资本那里可能是一样的。其次，在大工厂，这方面的全部劳动委托给一个主管人，这个主管人的薪金同由他监督如何使用的，资本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
资本家赚得的利润首先同工资成比例，其次同预付的原料成比例。资本的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遇到的意外损失，必须始终有些剩余。只有这种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
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
只有当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才有可能。只有通过多方面的积累才可能形成许多资本。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利润由于竞争而减少。因此，受害的首先是小资本家。
三、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他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 ；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
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于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昵?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
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

林倩（2月—4.10）
【书单】
《古犹太教》
《德意志意识形态》
《哥达纲领批判》
《神圣家族》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反杜林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当时德国的批判，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上建立起来的，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对黑格尔哲学的依赖，所以德国的批判家们很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一般人”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德意志当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思想家。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一样有着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他们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他们主张以“纯粹的思想批判”来反对现存的制度。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哲学家们的问题在于，没有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他们指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维生。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於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他的经济基础是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是小农奴。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也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
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
马克思还将生产工具分为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耕地、水等）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受劳动产品的支配，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
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
   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於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於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

林倩（2020.12.6—2021.1.7）
【书单】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支配的类型
经济与历史
共产党宣言
法律社会学
一、支配的类型
（一）支配的定义：
韦伯所说的支配，指的是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并非所有的支配都是基于经济利益关系，也有可能是基于习惯，感情的连系，物质利益，或出于理想性的动机。但是作为支配的基础，单靠习惯、个人利害、纯感情或理想等动机来结合仍不够坚实。因此韦伯指出，除了这些之外，通常还需要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正当性的信念。
韦伯将正当性支配分为三个纯粹类型，分别是传统型支配、法制型支配和卡理斯玛型支配。法制型支配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即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于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律规定之下有发号施令之权利；传统型的支配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确信渊源悠久的传统之神圣性，及根据传统行使支配者的正当性。卡理斯玛型支配是建立卡理斯玛的基础上，即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制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
（二）支配的三个纯粹类型
1.法制型支配
在法制型支配中，一个人之所以服从是由于他服膺依法制定的一些客观的、非个人性的秩序。他也因此服从因正式法律而占据某项职位行使支配的人。但服从范围只限于该职位的管辖权。也就是说，法理型支配的基础是法律，而法律都可以根据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或两者并立）的基础，经由协议或强制的手段来建立，并且至少可以要求该组织的成员对它服从。而法律体系基本上都是由一些抽象规则依首尾一贯的系统所构成，而作为上级的支配者也得服从于一套无私的法令和程序。而他的决定和对下属的命令，都要受到这项程序的指引。服从支配的人是以组织的“成员”身份而服从的，他所服从的也是该组织的“法律”。而成员对掌握权威者服从的义务，只限于这项秩序所给予的、为理性所界定的、切实的管辖权范围之内。
而法制型支配的最纯粹执行方式是提供一个官僚制的管理干部，只有组织的最高行政首长是由占有、选举或继承的方式而享有支配地位，但是他的支配也只限于法律规定的管辖和权限。而他底下的官员们，则依以下标准行事：
①他们在私人生活方面是自由的；惟有在公共领域里，才有服从支配的义务。
②他们以清楚界定的职位阶层制组织起来。
③每一个职位的权限都由法令清楚规定。
④职位基于契约。因此原则上它是自由选择的。
⑤人员的选择根据专业的资格。在大多数理性组织中，它由考试、或证明技术资格的学位证书加以检定。这些行政人员是任命的，而非民选的。
⑥他们的报酬是货币形式的固定薪资。大多数享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利。
⑦职位是在职者惟一，或至少是最重要的职业。
⑧职位即前途。“升迁”制度是由上级依据年资与业绩，或是两个标准一起而决定的。
⑨官员与行政工具的所有权完全分离，而且不得据该项职位为己有。
⑩在办理公事时,他必须遵从组织严格、有系统的纪律和控制
法制型支配下的官僚制是最理性的支配方式，可以获得最高的效率，整个官僚组织具有目标明确性、结构稳定性、纪律严格性和可赖性。官僚化的行政系统基本上是通过知识来支配。之所以理性化也是因为这个特征。一方面，专业性的知识本身就足以保证非常的权利地位。另一方面，官僚组织，或利用官僚组织的支配者，又可能以处理政治事务所累积的经验和知识，来增强其权力。
2.卡理斯玛支配
韦伯使用“卡理斯玛"这个字眼来表示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有的。它们具有神圣或至少表率的特性。某些人因为具有这些特质而被视为“领袖”。
被支配者对卡理斯玛理性的承认是由被支配者自由给予的，这种承认乃是对某些启示、对英雄崇拜、对领袖绝对信任地完全献身。但如果领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无法创造奇迹和成功，或者他的神性或魔性及英雄性的力量减弱，最重要的是领袖没有办法让他的跟随者受益，那么他的卡理斯玛支配很可能因此消失。这也是“君权神授”的真正意义。
但是卡理斯玛也不意味着杜绝财富和经济收入，纯粹的卡理斯玛支配类型所轻视的只是像传统型支配中日常的经济运作，以及由持续性的经济活动中取得的固定的“收入”。最后韦伯也谈到了卡理斯玛类型的不稳定性，在传统型支配的鼎盛时期，卡理斯玛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力量，而“理性”是另一种革命力量。理性是由外部造成的，它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情境及难题，最终会改变人类对其生活及其难题的整个态度。它赋予个人以智性。而卡理斯玛，由于人们的苦难、冲突或狂热，却可能在主观上或从内部改变人的心理取向，它可能因此导致人在基本的态度及行为方向上的激烈变动，使人们对“世界”种种不同的难题有着全新的心理取向。而在先理性时期中，人们的行为取向几乎全由传统和卡埋斯玛决定。
韦伯在对于卡理斯玛的例行化讨论种也指出了卡理斯玛支配只能存在于初始阶段，它无法长久维持稳定。它终究会被传统化或法制化，或两者的连结所转化。这里，韦伯也提出了两种卡理斯玛形式，即世袭性卡理斯玛和职位性卡理斯玛。前者是指卡理斯玛可以通过血缘而继承，可由拥有卡理斯玛者的族人通常是其最亲密的亲人共同拥有。而后者指的是卡理斯玛可以通过某种仪式，由持有者传给另外一个人,或可以用某种仪式在一个人身上创造出来。这个观念本来非常神异，它意味着卡理斯玛可以和个人分离，成为一客观、可传送的实体。
卡理斯玛支配为了保证适当的继承而导致例行化，卡理斯玛型的干部则从例行化中保证利益之获得。只有在初始阶段，而且卡理斯玛的领袖行为是独立于日常社会组织之外的情况下,他的迫随者才可能共同生活于一个以信仰及狂热为基础的共同体中,借奉献、战利品、或不定期的收获为生。只有狂热的门徒和追随者组成的小团体，才可能随时准备为其“召唤”的“理想”奉献生命。然而，大多数的门徒和追随者终兖也得在物质层面上借其“召唤”(职业)来“维持生计"。
3.传统型支配
如果某一支配的正当性是来自其所宣称，同时也为旁人所信服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及权力的神圣性，则称这种支配为传统型支配。被支配者听命行事并非格于明文规定，而是由于某个经由传统（或由传统的支配者所指定）而具有支配地位的个人。传统型支配中典型的行政干部主要来自于家产制的拔选或外家产制，前者是支配者已有传统性恭顺关系结合的人，而后者则包括纯粹靠个人忠诚，例如各式各类的“宠幸”，对领主有忠诚关系的人或者基于个人恭顺的网络中自愿成为官吏的自由人。
韦伯由此介绍了几种传统型支配的类型，分别是长老制、家父长制与家产制。长老制是指只要对团体的支配是有组织的，而且统治权是掌握在长者手中的支配类型，这里的长者最早的确是指年龄最老者，因为它们最熟悉神圣的传统。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基本上非经济性或亲属性的团体。而原始的家父长制则是指在一以经济及亲属为基础的团体（家）中，有一特殊的个人来统治，这个人通常经由固定的继承规则产生。长老制及家父长制经常是并存的，这两种统治的特征是，尽管支配者有其传统继承权，团体中的被支配者认为统治权必须以一共有权利的方式行使，而照顾到所有成员的利益，因此不能随便为在职者据为己有。在这两种类型的统治中，关键点在支配者有没有个人（“家产制”）的干部。
当传统型支配开始发展出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在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这两者会成为支配者个人的工具，就会产生家产制。而身份制支配也是家产制支配的类型之一。身份制支配有以下特点，支配者选择管理干部的权力会受到限制，因为职位或领主权已被一个身份团体所占有，此外身份制支配通常是由别管理人员来处分，处分的范围包括职位以及与职位相应的经济利益，物质的行政手段和命令权。
传统型支配对个人的占有方式包括租用、质押、售卖、特权授予、采邑和由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或身份团体所占有，这通常也是支配者与其行政官僚间妥协的结果。
二、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这本书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同时也宣告了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它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反抗剥削与压迫，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从而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共产党宣言》对中共共产党夺取政权，成立新中国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们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必读的经典著作。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中就谈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足以见得共产党人在当时处境之艰。但就像马克思所说，新事物代表事物的发展方向，它的属性是前进的，但道路却是曲折的，它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旧势力的阻挠，因为它继承了旧事物中的积极成分，但又拥有不被旧事物所容纳的富有活力的新的东西，因此虽然共产党初期发展环境是艰难的，但我们要始终坚定地相信，它代表着前进的方向，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因此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取得胜利。
马克思阐述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一部分支配着另一部分人的阶级对立的状况。而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也日益壮大，他们迫使工人只有找到工作才能生存，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报酬。他们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只能够供工人维持生计，购买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工人们所生产商品的剩余价值则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依靠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获得更多的资本，进行进一步投资和生产，于是富人愈富，穷人愈穷，马太效应的作用下，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分化日益严重。
同时马克思也提到了大生产机器的推广，使得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致，工人的劳动量增加，工作时间延长，同时这种单一的重复性劳动也使工人不断异化，不仅工人被剥夺了和最终产品的联系，同时他们也难以在工作中找到自身的劳动价值。
因此，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增加，结合成了更有力量的更大的群体，但是机器却使劳动的差别不断缩小，工资降低到同样低的水平，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日益艰难，缺乏稳定的工资和生活保障，因此一部分的工人开始成立了反资产者同盟，在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虽然工人阶级的斗争偶尔也会取得胜利，但依然缺乏明确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驳回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种种污蔑，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将胜利的光明前景。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使最具有革命力的政党，而现在已经到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取政权的时候。共产党人必须用暴力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是理想主义者的呐喊，而中国以实际行动正努力将马克思所提出的理想社会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恰恰呼应了《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枷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很棒，为你点赞

棒，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