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转型的中国需要对城乡的各自发展地位进行再确认，而寻找有关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学理支撑，自然绕不开费孝通留下的学术遗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费孝通的城乡关系理论，将会发现其理论认识论上存在的剩余性范畴，这些剩余性范畴的发现将为我们提供进一步发展中国城乡关系理论的阶梯。
【关键词】费孝通；城乡关系；相克；相成；再审视
一、导言建设新农村、发展小城镇，这些在当下中国耳熟能详的战略方针，若考察其最早的理论支持，往往会追溯到一个人，那就是费孝通。纵览费孝通一生的所有著作论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乡土重建》等多处探讨了中国城镇与农村的发展关系问题， “城乡关系”毋庸置疑是他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他最先站在结构功能论的视角对中国的城乡互动做出了较为学理化的整体性分析，并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城乡发展政策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有学者总结道，中国的政治社会走势基本可归纳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体上三十年就会来一次“势”的转换。对于高瞻远瞩的学者，其思想一般会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即是说他们在“河东”时代便能预见“河西”时代的大势，然而如此又必会使他们在“河东”时代有郁郁不得志之感。于是可以得出结论：若要看到自己的理想被社会接受并在社会中渐渐变成现实，则此学者的生命必要超越六十岁。此论若以费孝通为据，则显得甚为贴切。
费孝通等一批以西学理论背景出身的五四一代学人，带着深刻的文化自觉而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并以此为原则尝试改造西学方法论、观察和研究中国的现实生活。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世界先进强国瓜分和掠夺的客观历史大背景，逼迫着他们怀着极高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历史使命感，站在本民族的角度审视和思考本民族社会的问题。费孝通最大的理论贡献便是使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突破了原先的“文野之别”，并论证了社会人类学家研究其所在社会的可能性。正是以此为基础，费孝通考察了靠近大都市的开弦弓村以及深处内地的云南三村，并对这些农村经济生活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费孝通反思的一个重要之点便是“城乡关系”这一命题，而发展“乡镇工业”则是费孝通开出的药方。
但是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政府采取的基本是一种以掠夺农村资源的“内殖民化”为基础而发展城市重工业的政策取向，通过这一政策动员，中国成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然而“没有小工厂的江村即使农业已经大步发展，却仍然面临温饱问题”[1]，这种现实却更使费孝通肯定当时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被狠狠批判的“乡土工业”思想。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则使费孝通看到他所设想的乡土工业似乎正在实现中。乡镇企业大量涌现，乡镇工厂以及家庭作坊引起了费孝通的关注，“他用模式来概括乡镇企业的形式，比如苏南模式，所指的乡镇企业是以原来的公社为基础办的集体经济；温州模式则是以家庭作坊为单位进行加工工业生产的方式。这些模式和地方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有关系。”[2]其实从“江村”到“温州模式”，其核心理念都离不开“本地工业化”。可以认为，建国以来的后三十年，是费孝通的理论真正得以应用和继续发展的黄金时代。
由此看来，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政策都是费孝通“乡土工业”思想的衍生物。然而，当下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出现，意味着费孝通所谓“本地工业化”并不能被保证，“村民留在村里工作而不太有流动”这一点被现实所否证了。村民有可能去外地打工，外地人也有可能到村中打工。且乡镇企业在对抗风险、技术、资金、管理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上困境重重。这些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可能是费孝通一生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的。城乡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以及中国整体贫富悬殊的现状，迫切需要政府加大资源权威性分配的调节力度。加上社会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人口流动性的加剧，城乡联系日益密切。当此之时，城乡关系问题需要在现时代的语境下被重新总结和思考。而要进行重新总结和思考，我们是绕不开费孝通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的。
历史的大传统是不会有断裂的。虽然在费孝通的研究中提到的诸如外来侵略、地主阶层等变量在当下的时代已无需再被列入考察范围，但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方法论以及对城乡互动发展史的分析论述已经成为了后来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前提。下面我们将梳理费孝通对城乡关系的学术思考以及研究理论范式，并对其认识论基础以及导源于认识论缺失的局限性做出分析，以期对其城乡关系理论进行一番再审视。
二、相成与相克的城乡关系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对中国乡村和都市关系是相成还是相克这一问题有详细探讨。对于城乡相成与相克的讨论是费孝通对城乡关系论述的核心，也是衍生其众多经验研究成果的逻辑起点。从费孝通对城乡相成与相克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费孝通整个城乡关系理论的逻辑总纲，而其认识论的时空局限性也正蕴含于此。
根据《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中所提到的“城乡相成”论，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城乡系统的关键在于都市的“输入”与“输出”功能。都市具有工业技术能够将输入的农产品作为经济而使其升值然后输出，而乡村又源源不断地向都市提供不能全部自消的剩余农产品，整个城乡互动如下图所示：
在这一互动过程中，都市实际上对乡村进行了“双重反哺”：一方面，都市作为农产品市场在购买乡村剩余农产品的同时，也对乡村进行了资本的输入，并且这一项资本的输入量与都市的市场规模成正比；另一方面，经过都市升值后的工业制造品最后也反馈给农村。由此看来，城乡互动的繁荣重在发展城市的商业，城市的农产品市场如果在良性运行的基础上扩大，那么乡村自然资本积累也就自然得以提升。总而言之，“城乡相成”系统论得出的结论主张从发展城市入手，似乎都市这个发动机发动起来了，整个城乡系统也就无忧了。的确，但从学理上分析，要想“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程度，这个乡市相成论是十分重要的”[3]。
然而，费孝通认为过去的历史证明中国都市的发达并未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4]。进一步说，可能城乡的关联越弱，对乡村的发展越有利。费孝通将此种情况界定为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事实，这其实是反证出一种“城乡相克”的论调。
费孝通曾几次提到，农业本身并养不活农场极小的人家。因此，大部分的农村都采取一种“兼业”的方式维持生计，即通过家庭手工业取得家庭生活的主要收入。乡村内部生产者间有交换农产品的需求，由此产生日中为式“街”或“集”，交换频次的增加和交换规模的扩大有可能致使“街集”发展成永久性“小市镇”。而乡间出现剩余劳动力后，一部分人向别人争取工作机会（出租土地），自己离乡入住传统的有保卫能力的“城市”[5]以为权力庇护。总之，以农民的活动为一方，以不在地主的活动为另一方，在传统的城乡关系中，农村与城和市镇之间的经济运行往往可以达成一种平衡，如下图所示：
传统城乡之间存在的经济反馈通道似乎与“城乡相成”论有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城乡关系比较稳定。然而近代以来，当中国经济的自我平衡被外来经济因素强行干扰之后，由于都会提供了机器制造的洋货，不在地主不再购买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于是不在地主一方对农民一方的关系成了单向度的榨取，传统的城镇资本向农村回流的通道被切断，最后则导致农村手工业的崩溃。进而乡村的生活更加贫穷，迫使农民不得不加快出卖农产品、借债、典当乃至出卖土地使用权。
总的来看，近代以来西洋商品和都会对传统城市消费指向的改变，使得“城乡相成”状态中“城镇”的“输入”与“输出”双重功能转变为单向的由乡村向城镇的“输入”，而原有的“输出”不再指向乡土社会，转而指向提供西洋商品的大都会。由此可见，正是“传统城镇—现代都会”系统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乡村—城镇”平衡。传统城镇与现代都会[6]对乡村的作用只剩下剥削与压榨，都市克乡村、乡村供奉都市这样一种“城乡相克”论的图景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没有都市是件幸事，但都市却绝不能没有乡村”，“乡村离开都市可以避免农产品的大量外流，使乡下老百姓在粮食上不致匮乏以致饥荒”，因为“乡村一离开都市，它们必须更向自给自足的标准走”。然而“自给自足得到的固然是安全，但是代价是生活程度更没有提高的可能”[7]；另一方面，都市的购买力失去乡村供奉也不能长久，最后只能利用一切可能力量打开乡村封锁，只能使城乡关系日益恶化。
以上主要梳理了费孝通对城乡关系两种图景的分析。“城乡相成”应当是社会发展需要达成的目标，而“城乡相克”之根则在外来工业制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这本身又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然而，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国既然不能脱离国际市场，就只能在国内的社会中寻求解决办法。如何改变“城乡相克”，这一命题是费孝通乡土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对城乡关系的改造综观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城乡相克”似乎是一种常态，特别是在早发内生型国家，城市基本都是作为某种外在的力量而强加于乡村,城市将乡村作为城市的资源供给地,通过剥夺乡村,将各种有价值资源,从物产、资金、土地到劳动力全部都抽离于乡村,最后以乡村的“自然”死亡来实现城市的扩张。
而中国的近代化和城市化却属于后发外生型，在外国资本的渗透下，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经济格局下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在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出身的费孝通，怀着民族情感，自然不愿意牺牲乡村来成就被外国资本利用的都市发展。然而，费先生已经看到工业化或城市化是不可规避、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的学术志业便在于探索一条尽可能合于中国国情的路径。从费孝通的学术贡献来看，费孝通是希望将城市化作为乡村内部有意识地培育起来的一种机制，开发和利用乡村原有的条件，并在一定的外力支持下，实现乡村的发展，走向城乡一体。这条路径的取向是明显以农村和农民为本位的，而不是农村在压力下破败，贫苦的农民进入城市，同城市工人一起在就业竞争和劳动力价格的压力下遭受损害。
对于“都会”，费孝通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遏制西方资本的恶意竞争。这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行政方式限制“城镇—都市”系统的扩张，以期进一步限制城镇对农村的压榨。
对于“城镇”，费孝通提出要改变不在地主纯消费的状态，希望将城镇也纳入工业化的轨道上来，使城镇拥有自己的生产力。城镇工业还可承担农业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小城镇将作为大都市与乡村间的调节纽带。
而对于“乡村”，费孝通提倡的是一种“乡村的内生城市化”[8]的道路，这是源于乡村或者农民的内在需求。费先生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9]饥饿问题直接导源于人地矛盾，间接来自西方工商业对传统自给自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冲击。因此，为了缓解人地矛盾，抵御外来冲击，费孝通主张在农村里增加农业之外的生产事业，就农民的所在地推广现代化的小工业，促进乡村的内生城市化。而小工业的实现必须具备人口和土地两方面的条件。
我国传统的亲属结构和分家成了“分碎农场”的力量，小农场制约了农业工业化的可能性，技术不能得到改良。人口与技术形成一种相互牵制，导致恶性循环：农民们要凭赤手赤足在田里劳作，于是农业拖住大量人口，农民生活也终是在饥饿线上挣扎。[10]而要解决土地细碎化的问题，费孝通认为禄村“团体地主与农场集中”的方式似乎是个好办法：团体分子虽有生死，但团体本身却可以较长地维持下去。团体超越个人，团体所有的农田就不会一代一代发生继承的手续，团体中分子的数目增多带来的人口压力却压不碎农场的整体性，至多压低一些个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因绝嗣、捐助，私家田将向团体集中，团体所有的田有进无出，面积自然容易扩大，于是产生了大农场的基础。[11]但禄村的情况却表明，单靠农田所有权的集合并不会发生大规模经营的农场。不过，禄村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集合”的思考路径，只不过这种“集合”不一定是所有权的集合，更重要的在于经营的合作，这也正是乡镇发展小型工厂的前提。
传统农村的兼业状态即是一种分散工业状态，这种兼业本就具备工业化的潜力。如果土地大规模经营成为可能，那么机械在农业的推广就有了可能，不但可以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还使农业的向外输出拥有更多资本。机械化又导致农业劳力的需要减低，于是缓解了人地矛盾，剩余劳动力被输向乡镇手工业的组织化生产，最终又促进了乡镇民族工业的整体发展。
因此，工业下乡有助于乡村的内生城市化，这一道路确实目的在于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将农民作为劳动力让部分人富起来，更不是牺牲农村让城市变得更富。可以这么认为，“乡村的内生城市化”在整个城乡关系系统中起到了将前文中“城乡相成”图式移入乡镇内部的作用，这种做法若能良性运行，在理论上确实能够化解“城乡相克”的系统模式。
然而，毕竟对城乡关系的改造是一种由改革者根据社会结构提出的人为调整活动，调整中遇到的次生问题往往使问题的发展超出预想之外。《江村经济》就指出，合作制缫丝工厂不但“资金的基础实际上主要是政府的信贷，并不是靠人民的投资”，且社员提供的股金极为有限，并非人民民主管理。
“按照规章，工厂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全体大会。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理论上对大会负责。实际上恰恰相反，人们按照当地领导人和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工作，当地领导人遵照改革者和蚕丝学校的意见行事。由于整个工作是在改革者的指导下进行，人们对开办工厂也没有足够的知识。社员没有什么可说的。由于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文盲率高，这使改革者在实施训练计划中发生很大困难，这些需要训练的农民才是工厂的真正主人。社员对投票制度完全不熟悉，他们也未想过行使投票的权利来管理工厂。他们只关心以利润形式分给他们的实际利益，对工厂的其他工作很不了解。他们不知道根据什么他们可以要求利润，正如他们不知道根据什么他们应该给地主交租。对他们来说，所有权只意味着他们可以分得一份利润。”[12]
这也就是说，乡村农民由于知识有限，他们还不具备自主独立行为的素质，乡村内生城市化所需的技术、生产组织方式、资金基础到直接推动变革的力量只能由外界输入，而要改造农民的文化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又决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需要外力的引导，其独立性尚且需要通过一个“文化位育处境”的漫长过程逐渐形成。不过，乡镇发展的整体格局已经成形。
四、小结：对费孝通城乡关系理论的再审视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述，究其要害就在于对“工业下乡”与“乡村内生城市化”理念的论证，“城乡相成”是其最终的理想目标。然而国家的总方针却是沿着从“以乡养城”再到“一城促乡”的转化过程而展开的。如何理解政府与作为乡土学者的费孝通之间的这一分歧？笔者认为，这一分歧当中隐含着经验研究学者在认识论上的一个困境。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结构体系。为了有效应对国际环境对中国施加的经济政治压力，政府迫切需要将工业化作为主导战略。单就工业化这一目标来说，费孝通与其是一致的，然而在对社会结构把握的着力点上，费孝通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有分歧的。费孝通主张发展乡镇工业，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却是从城市重工业入手，这样一来便确立了与费孝通理想向左的城乡格局：农业以及乡村处于工业和城市的从属地位。这一格局与“城乡相克”的结构图示极为类似，只不过这种“压榨”是以一种合法的行政力量的方式进行的，由于城乡都被纳入全能政府的发展程序当中，“城乡相克”的结构并没有造成农村破产的功能性结果。由于在农村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形式确实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使农业获得了大发展。通过提供农业税、低价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剪刀差形式），政府通过提供农业产品的剩余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并保持工业化和高积累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和两极分化的避免。总体上这一时期，农村对城市处于无偿奉献状态。然而，由于农村温饱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过密化的土地经营模式不能带来整体效率的提升，农村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是非常有限的。而国家由于对农村经济的控制，农村的多种经营发展不起来，且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都被行政所限制，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效率低下。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的微观经营主体进行了重构，管理体制也由人民公社重新回到乡镇体制。“放权让利”提高了农民经营的自主权，也减轻了国家提取农业剩余的份额。农民的独立性和主体性重新得到确立，以村干部为主导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产品流通体系不断扩展和完善，“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使农民增产增收，从而促发城市改革，城乡关系发展进入共同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新阶段。
而费孝通之所以没有预想出一幅从“河东三十年”到“河西三十年”的城乡关系变迁图景，只能提出一个相对静止而单一的由乡镇工业联结的城乡关系范式，大概是因为费孝通没有将更宏阔的政治视角纳入考虑范围。还有一点原因就是笔者称之为学者的“现实的理想主义”社会科学认识论困境。
费孝通的整个城乡关系图式都是以《江村经济》中描述的城乡架构为基础而延伸的，费孝通将之上升为一种城乡关系的理想类型。于是，在此后不管是比较研究云南三村还是研究“苏南模式”，“江村”都已经映射进费孝通的知性深处，不自觉地将其他农村发展形态都纳入了向“江村”发展的时间序列当中。然而，全国各地农村是否都是沿着一条发展进路朝着一个确定的范式顶点运动的呢？显然各地由于历史情境不同，单一的城乡关系演进范式是不可能套裁全局的。费孝通的理论中似乎渗透着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气息，它其实是费孝通主观上认定的客观价值，是费孝通的现实的理想主义体现。
这其实又回到了利奇对费孝通提出的一个质疑，那就是“以中国单个村庄或乡村小社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不能作为典型代表去推论其它农村的概况”。对于此质疑，费孝通曾给予过回应。费孝通认为，诸如江村这样的农村类型是一类农村的代表。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就可以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农村了。费孝通的初意是通过类型比较的方法从个别逐步逼近整体。[13]这一方法论自然是极为可取的，但是从费孝通对城乡关系的实际研究来看，可能是由于个人的经历和视角有限，研究所得的范式似乎都统合为了一条发展轨道上的序列点，而缺乏横向共同发展的范式多样性。大概由于个人主观理想范式盖过了客观的具体事实，人为采择经验片段以佐证个人先验的理想范式，往往使理论范式终究还是有脱离实际之嫌。
虽然如此，费孝通的城乡研究还是较有解释力的，费孝通所希望的工业下乡和乡村内生城市化，已经得到了部分实现，全国各地出现的小城镇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也见证着这样一个过程和结果，而江浙一带依托某种小商品的产业链和家庭作坊集合体所形成的“分散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越来越多的农民富裕起来，都表明费孝通理想的超前性和现实性同在。[14]
但是，改革开放后全国农村的发展路向并不唯有本章起首所提的那样唯一。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由握紧的拳头逐步打开”的逐步放权过程，“后全能主义时代”不再是绝对的全国一盘棋，各地都有权力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落实政府的方针政策。与此相对应，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证在丰富多样的经验事实面前还是显得单一，不具有普遍性。诸如就有学者论证说，在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理论提供的发展模式是不适合的，通过发展乡镇工业实现小城镇化的道路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是行不通的，因此需要别的理论和政策来替代；小城镇战略在不同区域的实践说明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统一的城镇化模式并不存在。[15]此时，我们不由得记起费孝通在《乡土重建》开篇就提到的一段话：
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16]
此话万分真确。“城乡相成”的发展固然是总方向，然而许多地区的发展恰恰必须摆脱农村工业化带动小城镇化的固定理论逻辑。费孝通城乡关系理论在认识论上的时空局限性提醒我们要沿着费孝通在回应利奇质疑时提出的方法论走下去，具体考察各地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中个体行为的文化意义建构过程，分析和总结出不同的城乡发展道路。
此外，费孝通在晚年自我反省时曾指出，多种多样的类型加总并不能得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全貌，因为像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始终没有走出“农村社区”这个层次。[17]农村不过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是中国的基层社区，然而仅仅以农村为基点展开城乡关系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地的社区，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城乡互动，并进行实证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立体地达成以个别逼近整体的研究目的。
参考书目：
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商务印书馆，2005。
顾骏：《理想与生活的张力：“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探索——重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王星：《经典小城镇理论的现实困境——重读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四记>》（J），社会科学评论，2006（2）。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孙秋云：《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区域——谈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反思》（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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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M），p160，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2] 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M），p162，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3] 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出自《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P253，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4] 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出自《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P25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5] 此处“城市”特指传统的围有城墙的城市，与“都会”有别。在费孝通《论城·市·镇》一文中“衙门围墙式的城”这一部分有介绍。“市镇”立于“城”外，“城”指以官僚地主为基础的社区，“对于乡村偏重于统治和剥削的关系”；“镇（市）”指“偏重于乡村间的商业中心”，在经济上有助于农村。见费孝通《论城·市·镇》，出自《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P266。但在《乡村·市镇·都会》对“城乡相克论”的讨论中，并没有涉及“城”与“市镇”的严格区分，姑且将其看作一个与乡村对立的整体。
[6]“传统城镇与现代都会”费孝通总其名而谓之“都市”。见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出自《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P257。
[7] 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出自《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P257，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8] 顾骏：《理想与生活的张力：“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探索——重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9]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p200，商务印书馆，2005。
[10] 费孝通：《农田的经营和所有》，出自《乡土中国·内地的农村》（M），P155，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1] 费孝通：《土地继承和农村的粉碎》，出自《乡土中国·内地的农村》（M），P151，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2]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pp188~189，商务印书馆，2005。
[13]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出自《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P26，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4] 顾骏：《理想与生活的张力：“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探索——重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5] 王星：《经典小城镇理论的现实困境——重读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四记>》（J），社会科学评论，2006（2）。
[16] 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出自《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P241，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7]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出自《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