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的后果》
《超越左与右》《民族、国家与暴力》《第三条道路》《亲密关系的变革》
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
卢梭《忏悔录》
李德瑞《学术与时势》
一、结构化理论
社会理论涵括各门社会科学所共同关注的论题。这些主题的宗旨是探讨人的行动与行动中的自我的性质，研究应该如何从概念上理解互动及其与制度的关系，努力把握社会研究的实践意涵。
吉登斯所处的时代，社会学思想处于由自然主义、功能主义、客体主义组成的正统共识的支配下社会学长期处于二元论的霸主体制之下。现存的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忽略了主体及其行动对于社会实践的结构化过程的持续卷入，忽略了主体的能动性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系统以及结构形成与变化的影响。现象学和阐释学试图把社会仅仅理解为人类主体任意所为的产物的泥潭，夸大了主体的作用，取消了客观的标准与规律，陷入了唯意志论的怪圈。吉登斯认为无论社会理论关注的问题多么的宏观，它都要求像解释社会的复杂性一样，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进行精确的理解。社会学关注的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成或创造的世界。人类作为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行动着建造社会，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选择条件。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因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
结构化理论以社会科学中缺失有关行动的理论的论述作为开端。行动与结构概念在社会理论中是互为前提的，实践是行动与结构之间的连接点。结构化理论关注的是对人的能动作用和社会制度的理解。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是所具有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制度分析最全面的层次在于确定结构性原则。
结构化理论概念依赖于结构与系统的区分。结构是作为社会系统的特性组织起来的规则与资源或一系列转换关系，其特点是主体的不在场。系统是作为常规社会实践组织起来的、多个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再生产出来的关系。结构化是支配结构维持或转换的条件，从而构成了支配社会系统再生产的条件。结构性原则是在社会总体再生产中包含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制度是在这些总体中时空伸延程度最大的实践活动。
结构化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对主体的有限的理解力的强调；时间-空间的坐标系统。时间、空间和虚拟时空（结构）是构成社会现实的必要维度。
结构二重性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社会理论的探求者首先关注的是重构有关人的存在与行为、社会再生产与转型的概念。将社会理论中主客体二元论重新建构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二重性。结构二重性以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的社会生活的重复性为核心，结构同时进入行动者和社会实践的构成当中，存在于这种构成过程的每个时刻。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还借助这些行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主体的去中心化是结构理论的基本诉求，但并不意味着主体性将消失在符号的虚空之中。无论主体的建构，还是社会客体的建构，其根基都在于紧密渗入时空中的社会实践。
实践意识是结构化理论的根本特征。实践意识是一种在行为实施过程中能够被娴熟运用的默会知识，行动者很难对这种知识进行话语形式的表达。吉登斯认为人的行为具有主动性和反思性。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认知能力和语言角色的至关重要。人作为有理解力的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是了解的，而且知之甚多，他们的理解力是建立在实践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实践意识包括知晓某些规则和策略，日常社会生活中正是通过这些规则和策略得以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构成和再构成。认知能力包含在构成日常生活主体的实践活动中，是社会世界的一项构成性特征。行动者具有的认知能力止于实践意识。要想充分检验行动者所知的东西以及他们如何践行这些知识，必须以使用同样的材料为基础，对循环反复地组织起来的实践活动有共同的理解。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是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安排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要素。实践的连续性是以反思性为假设前提的，但反过来，实践之所以可能具有反思性又恰恰是由于它存在连续性。他将反思性理解为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受到监控的特征，而不仅仅是自我意识，根植于人们所展开、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开的持续监控过程中。活动的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性，不仅涉及个体自身的行为，还涉及他人的行为。这种行动的反思监控是以理性化为基础的。理性化是一种动态状态，内在体现于行动者的资格能力。在日常接触、情节片断等互动情境里，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一般都理性化地与对这种互动场景的监控融合在一起。
结构化理论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关系中超越具体时空的秩序，而要阐明这种超越过程，例行化过程是不可或缺的。例行化是在具有实质意义的本体性安全的情境中人们持续不断地对熟悉的东西进行反复深化性，它也是人类对自身活动有效施行反思性监控的主要前提。社会生活经由时空延展具有例行化特征。共同知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持续完成各种例行化活动所不可或缺的。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例行化概念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所在。日常社会生活在正常情况下包含着某种本体性安全，它的基础是可预见的例行常规以及日常接触中身体方面的自主控制，并随着具体情境变化和个体人格差异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日常生活的可逆时间中个体遵循着例行化的活动路劲，这种例行化特征的发生，须由个人在共同在场情境下维持的各种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来引发。个体在日常活动过程中，在具体定位中，与那些身体和自己共同在场的他人进行日常接触。共同在场的社会特征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同时面向他人及经验中的自我。只有在制度化实践活动中存在的交织关系的情境下，才能结合结构二重性把握各种时空定位过程。对情境或者互动情境性的研究，是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定位过程涉及互动情境性问题。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定位在情境中的互动，互动发生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中。在社会生活日常展开的具体情境中，互动在其生产的一刻，也就同时被再生产出来。行动者在再生产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再生产出促成这种行动的条件。日常接触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规律性或例行性正体现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征。例行常规以传统、习俗或习惯为基础。结构二重性是社会再生产跨越时空的连续性的主要根基。它又需要以行动者身处日常社会活动绵延并构成这种绵延的反思性监控过程为前提。不过，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是有限的，行动流连续不断地生产出行动者意图之外的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又可能以某种反馈方式形成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
通过考察各种区域化方式来探究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关联。系统整合关注的是群体或集体之间的交互性，而社会整合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性。社会整合的系统性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系统性的基础，被构想为自我平衡的因果循环、通过反馈形成的自我调节以及反思性调节。以连续不断的社会实践为存在场所和渠道，并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消失。社会系统的结构化也就是探讨诸如此类的系统在互动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方式。这些系统的基础是出于具体情境中的行动者可认知的活动。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结构性特征可概括为定位-实践的关系。社会定位在结构上是作为表意、支配与合法化过程的特定交织关系构成的。互动依赖个体在活动的时空情境中的定位过程，社会整合必定和共同在场情境中发生的互动有关。社会身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定位-实践关系构成了结构的虚拟时空的标志。监控是系统整合脱离社会整合的一种关键机制。秩序问题体现为社会系统如何能束集时间与空间，包容并整合在场与不在场。这又关系着时空延伸的问题意识，即社会系统延循时间和空间的延展。
总而言之，社会科学家是一位沟通的使者，将与特定的社会生活情境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框架介绍给生活在其他情境中的人们；对行动者在协调他们日常行为的情境方面采用的复杂技能保持敏感。进行社会分析的学者还必须对社会生活的时空构成保持敏感。分析各种社会活动的时空协调机制，就是研究行动者在其日常路径上运动所经历的那些场所的情境特征，研究在时空中延展的那些场所的区域化。
吉登斯对社会变迁理论进行解构，特别是进化论模式的社会变迁理论，同时重构有关权力性质的观念，将权力看作构成社会生活的固有要素。
1、关于社会变迁
从结构决定机制、社会进化、历史唯物主义三个方面的考虑出发，对各种社会变迁理论进行解构。人类历史不同于物种的进化模式（原因：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通过认知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生物进化论的依赖的假设条件并不适用于人类历史，人类历史绝不是一个世界成长的故事），在社会科学中采用进化思想会容易导致四种危险：①单线压缩 进化论家往往将普遍进化压缩为特殊进化②对应压缩 某些作者想象在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与个体人格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③规范错觉 将优势力量等同于一个进化等级中的道德上的优越性④时间歪曲 将历史与历史意识混为一谈。马克思的进化论是一个世界成长的故事，并暴露出单线压缩和时间歪曲的局限。应该从它赋予调适机制的作用的角度入手批判马克思的进化论。他并不认为有办法弥补整个进化论或历史唯物主义所存在的缺陷，所以对这些理论进行解构，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描述社会变迁。使用五个概念分析社会变迁：①结构性原则 分析制度之间的关联方式②片断特征化 勾勒出类似可比的制度变迁的方式③跨社会系统 详细说明不同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④时空边缘 指明不同结构类型的社会之间的关联⑤世界时间 从受到反思性监控的历史的角度考察局势。通过考察农业国家的出现说明片断特征性和世界时间的概念，认为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片断性的，契机是指特定的片断特征形式发生了迅疾的变迁，轨迹是指变迁的方向。
2、关于权力观念的重构：
帕森斯：强调规范共识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从而严重低估不同规范之间对抗象相争的重要意义，而忽视了在许多情形下，对行动进行制约时会直接涉及暴力以及对于暴力的恐惧。福柯：使权力受限于一种尼采式的论调，似乎权力先于真理。吉登斯认为权力是以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为场所和渠道产生出来的。构成支配结构的资源主要是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社会系统在时空方面的任何协调活动都必然涉及这两种资源的特定组合。配置性资源的存储密切关系着时空延伸，各个社会时空连续性以及权力的生成问题但没有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也不可能得到发展。权威性资源的存储容器是共同体本身。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的储存理解为信息或知识的存留和控制，而各种社会关系也由此得以跨越时空而长久持存。储存的前提是存在信息再现的媒介，信息恢复或回忆的方式。通过表意过程和合法性过程集中起来的资源是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性，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利用并再生产这些资源。权力与局部利益不具有本质上的联系。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是行为在社会再生产中具体提现的例行要素。社会系统里的权力具有一定的时空连续性，它的前提是行动者或集合体在社会互动的具体情境中，彼此之间具备常规化的自主与依附关系。权力不仅仅只是某种约束，它也是行动者产生行动的意想后果的能力的源泉。权力是是事情得以完成的手段，非常确定地兼具促动性和约束性。
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权力的研究当成次要问题
3、方法论
根据结构化理论的观点，社会学研究可采取两种方法论置括：制度分析、策略性行为分析
社会学分析要遵从一种双重解释学，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图式本质上是一种生活形式，生活形式这一概念必须被理解为产生描述的特殊类型实践活动的一中模式。社会学探讨的是在社会行动者自身已建构的意义框架之内的领域，而且社会学在普通语言个专业性语言之间进行协调，从而在它自己的理论图式中重新解释了这些框架。对于策略性行为分析，需要避免对行动者的认知能力作空泛的描述，要细致阐述动机，要对控制的辩证关系作出解释。一方面，社会学的知识依赖于外行的行动主体的概念，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返回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并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活动范围中去。
社会研究的四个层次：①用解释学的方式来阐明意义框架②研究实践意识的情境和形式③识别认知能力的诸般局限④具体说明各项制度秩序。把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看作是社会研究两个相互补充的侧面
社会行为的反思性监控是社会系统的各种结构特征所展示的真实性的内在组成部分。有效性标准的评价，完全是由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内部批判与外部批判的关联决定的。有效性批判即内部批判的标准正是这种批判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实质内容。社会科学的法则问题密切维系着意外后果，行动者未能认识的条件和约束。
二、现代性理论（批判的理论）
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的。他的现代性理论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的解释。断裂指的是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
通过对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反思，系统地总结了现代性思想的三条主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主义。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产生的根本性分裂的根源，同时他设想了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涂尔干将现代制度的性质主要归结为工业主义，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韦伯认为现代世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人们在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以个体创造性的丧失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在吉登斯看来，古典的现代性理论普遍存在着化约论的倾向，它们将复杂的现代社会化化约为某一种单一的维度，把社会变迁的动力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动力。而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多维的。三大家所阐明的动力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代表了现代性的特定维度。
吉登斯认为如果试图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性质，就必须摆脱既存的社会学的种种视角，必须对现代制度的特别动力学机制和全球化范围作出说明，并解释其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性质。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对于现代性的特征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探讨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的问题。
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的理论范式，认为现代性是由资本主义（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工业主义（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监控（对信息和社会督导控制）和军事力量（对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四个维度组成的。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在概念上不能互相取代，在经验上处于某种实质性分离状态，各有各的特性。资本主义发展早于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是工业主义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企业显示的经济转型和扩张的长期动力体现了现代性的不连贯特征。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秩序和社会形态，只有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的联合得以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得以产生。历史上凡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既是工业化社会又是民族-国家。所以，吉登斯主张对现代史（相对晚近时期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迁）作非连贯性解释。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并没有达到社会发展的渐进图式的至高点，相反，它意味着一种与先前所有各类社会秩序具有巨大差异的社会的产生。资本主义是促进现代性制度加速发展与扩张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之一，另一重要因素是民族国家。
现代性的动力来自于时空的分离（跨时空领域的社会关系发生联结）、脱域机制的发展（抽象体系和专家的信任，互动摆脱了场所的特殊性）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定期把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情景之中，成为了社会生活组成和转型的建构性因素）。这三者都意味着普适性，而普适性解释了现代社会生活遭遇传统的惯例所产生的特质-扩张主义。
从制度层面来看，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与意向性着两极之间日间增多的相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一极是个人的禀赋
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而这种信任建立在信赖原则正确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的信赖之上的。信任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的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对抽象原则之正确性的观念。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制度相连。信任通常是一种持续性状态，与时间的和空间中的缺场有关。信任机制不仅与非专业人士和专家之间的联系相关，也与那些在抽象体系“内部”工作的人的活动相关联。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既是时空伸延的条件，也是现代制度所提供的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的普遍性条件。因为风险与信任交织在一起，信任通常足以避免特殊的行动方式所可能遇到的危险，或把这种危险降到最低程度。在所有信任的环境框架下，可接受的风险属于“欠充分的归纳性知识”的标题之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任和经过估算的风险之间实际上总存在一种平衡。安全经验通常建立在信任与可接受的风险之间的平衡之上。个人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纽带，信任是建构起来的的，这种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的过程。个人信任需要通过自我挖掘的过程来建立，发现自我，成为了直接与现代性反思相关联的项目。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对非个人化原则（以及对不认识的他人）的信任，成为了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对自我实现的关心，不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自恋式防卫，而且部分地也是向全球化影响对日常生活环境冲击的一种积极调适。
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然而在这种秩序下，传统与习惯等秩序保证机制并未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替代。怀疑即现代批判理论的普遍性特征，渗透到了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塑了当代社交世界中一个总体的存在性维度。后传统的社会是以反身性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并受到抽象体系无孔不入的影响。人们总是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惯常地保持着联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内在要素，也就是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控的过程，它构成了现代性反思性的基础。在前现代的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以至于在时间领域中，过去的方面比未来更为重要。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得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特征。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现代性是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社会学是对这种反思的形式化，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个整体的现代性反思性来说具有根本意义。但现代性的反身性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科学则更侧重于方法论上的怀疑原则而不是证据之归纳性积累。导致现代性的不确定性的因素：设计错误、操作失误、未预期的后果、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不同的权力和价值作用。
现代性是全球化的，全球化的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国际劳动分工。全球化是时空伸延的过程，这种时空伸延涉及到的是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互动（在场和缺场的关联）之间的关联。且这种现象的不确定后果与它的反思性彼此循环，构成了一种由事件组成的领域，在其中风险和伤害有着独特的品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传统的控制力越发消失人们的日常生活越发被本土与全球的交互辩证所重构，个体就越发会在多样选择性的条件中被迫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个人同大规模的系统联结起来。许多贴着后现代标签的现象实际上关系到生活在在场和缺场以历史性的独特方式交融在一起的社会中的经验。但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碎化及其消解于无中心的符号世界，这同时也是主体转变和社会组织转变的过程。
虽然脱域机制已经提供了目前世界上范围更广泛的安全，但制造出的大量新型风险令人生畏。在各种现代制度的范围中，风险不仅作为脱域机制的不良运作导致的损害而存在，而且作为封闭的、制度化的行动场所而存在。极权的增长、核战争和大规模战争、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破坏和灾难等都是现代性的严重后果。就行政管理资源而言，增进民主参与的倾向的黑暗面则是产生极权的可能。监督活动日益增强提供了许多民主参与的途径，但也增加了垄断暴力并把它当作恐怖工具的利益集团支配政治权力的可能性。权力主义与现代性不是偶然地而是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战争的工业化，科学和武器技术的不断聚变，纯粹地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后果也是毁灭性的，更不说核战争的威力。全球性的风险后果成为现代性脱离控制的关键。对于现代性的风险景象非专业人士与专家的适应性反应主要表现为四种：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坚持启蒙主义的态度、犬儒式悲观主义、激进的卷入。这些表现都不是信赖理性分析或讨论相关的表现。
作为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激进卷入模式，社会运动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变提供了重要指针。对于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或者工业主义联系起来的人来说，劳工运动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运动。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又与劳工运动分开，它们自身源于现代国家实施的监督。监督领域是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场所。和平运动的斗争场所是控制暴力手段。生态运动的斗争场所是人化环境。生态运动关心的不只是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也关注人化环境的其他方面。社会运动显露了可能的未来的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成为通向未来的车轮。按照乌托邦现实主义的观点，社会运动并非必然就是变迁的基础，这些变迁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个更为安全更为人道的世界。乌托邦现实主义的观点承认权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不认为只要使用权力一定有害无益。
吉登斯还指出现代性内在地指向未来，它以如此地方式指向未来以至于未来的形象形成了反事实性的模型。乌托邦现实主义将打开窗口迎接未来，并与正在运作着的制度化倾向连接起来，正是这种倾向政治的未来才内在地是在场的。面向未来的理论作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基本要素，既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作用。吉登斯提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式。乌托邦空想毫无用处，而且用于威慑性政治的化极具危险性。追求道德上的确信而不考虑行动的策略和后果，可能会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其源自于激进卷入所能够提出的价值观。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下，降低风险必须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种道德追寻也可能导向一种相反的结果。
吉登斯认为我们现在尚未步入后现代，而是处于过程之中。后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发展轨迹正引导人们日益脱离现代性制度，并向一种新的不同的社会秩序转变。后现代性不仅与认识论上的原教旨主义的终结相联系，而且也与历史的终结相联系在一起。历史并不等于历史性，历史性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联，运用历史创造历史，实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历史性实际上主要是引导人们走向未来。脱域机制的每一种类型都可以看作是关于未来的定位。吉登斯将后现代性解析为脱离或超越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一系列转变。后现代秩序的轮廓：①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超越匮乏型体系 协调化的全球秩序、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对战争的超越、关注生态的体系；②对于监督与行政权力的超越-多层次的民主参与；③军事权力-非军事化，全球范围内所有的国家相互依赖，有着相似的利益；④人化环境-技术的人道化。
所以，吉登斯认为对未来不做任何担保的批判理论，应具有社会学的敏感性（即对内在制度性转变保持警惕，正是现代性使得这种制度转变成为开放性的和面向未来的）；必须意识到，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中，道德的承诺和良好的信念本身潜在地具有危险性；必然是政治性的；能够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模式，不受现代性的任何一种制度维度的限制；必须承认关于解放的政治要同关于生活的政治结合起来。个人的的伦理是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各种全球性的联系正是个人自我实现的真正条件。
2018.4.10-5.15书单：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性经验史》《主题解释学》《知识考古学》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社会学方法新规则》
福柯的思想可以分为两条线，一条是以身体为核心的身体社会学，另一条是以话语为核心的话语分析。这两条线贯穿在他思想的始终，是不可分离的。
一、权力谱系学：统治权→治理
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福柯对权力的重构，最终是为了建立一种规范化的社会，在这种规范化的社会中，纪律规范和调节规范垂直相交，权力通过惩戒技术和调节技术两个方面，覆盖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正是权力是肉体、举止、话语和欲望被认定和建构为个人。个人不是权力的对立面，是权力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力通过它建构的个人而同性。
福柯的权力谱系学的研究主题是生命-权力，主要讲述了权力的变化：统治权→规训权力→调节权力。而权力的类型的变化实际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权力机制的本质变化：由最初的惩戒机制变成了之后的调节的安全配置。所以可以将他的权力谱系学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1）惩戒技术（2）治理术
（1）惩戒技术
福柯是从统治的技术和战术的角度出发去研究权力的。权力在统治权的权力和惩戒的机器中运转。可以看出统治权和惩戒是权力机制的两个重要的部件。
随着知识类型的转变，技术和科学话语的形成，惩戒技术由最初的制造一种无法忍受的感受的技术转变成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从最初的公共景观式的肉体酷刑转变成隐秘性的全景敞视的审视和判决。肉体和痛苦已经不是法律惩罚的最终目标惩罚作用点发生置换。体罚以监狱制度为依托，取代了惩罚符号的社会游戏和冗长的传播符号的节日。惩罚的核心还是真理-权力关系，知识形式和效果不同。而这种惩罚技术的转变都属于肉体政治技术学，肉体层面的反抗，反抗监狱，问题在于它本身作为权力的工具和载体的工具性。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种人体是被操纵、塑造和规训的。
纪律和规则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纪律是根据个人的差异性的权力运转方式。通过定位区别对待每一个肉体，使它们在一个关系中分布和流动。纪律安排是一种积极的控制，从一种衡量或者强调姿势的命令过渡到一种约束姿势或使之持续不变的网络，从而是个人化降低。权力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更趋向于隐蔽和有效，因为权力使用层级监视、规范化制裁以及特有的检查的组合。监狱体系的出现是技术性规训合法化、合法的惩罚权力自然化的表现。既有法律-经济基础，又有技术-规训基础。与警察形成一个连体机制。这种体系既能强化权力又能受到民主监督。
（2）治理术：管治→自由主义
福柯的政治哲学的基调与其主体哲学和历史哲学完全相一致。他的政治哲学的重心在于对西方治理术、治理技艺进行批判、反思和评析。
他从治理实践的具体形态及其合理性出发并在这些治理实践活动的背景下来检验统治者、主权、人民、国家和市民社会这些抽象的、普遍的政治哲学概念。福柯的政治哲学是实证主义的，重视政治理性的具体运作方式及其可能遭遇的种种抵抗形式。他关注的是狭义的治理，即政治主权的实施，研究政治主权实施中的治理实践的合理化。
福柯是从三个方面去认识治理术：①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整体，使得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权利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主要的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根本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②特有的治理配置，一整套的知识发展；③中世纪司法国家转化为行政国家并逐渐“治理化”。
按照各个时期治理的实践的侧重面、主导特征，尤其是治理原则的不同，福柯将西方的之治理史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执政官时期、基督教牧领时期、与国家名义为理由的管制时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期。
古希腊执政官通过直接治理固定的领土、城邦、国家而间接涉及到领土上的个人。东地中海的牧领权力基本上是一种行善、向善的善意权力，献身于看护、照看和引领别人。而原本善意的牧领权力经基督教会改造和运作之后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好战、最傲慢、最嗜血、最暴力的权力形式之一。基督教会发明了多种政治形式，基督教牧领制度和牧领论题制造了一个制度性网络。治理术是从古老的基督教牧领模式出发诞生的。
在16C，当国家理由成为治理的原则时，西方社会进入管治时期。国家成为可理解性的原则和战略性模式，成为治理理性的原则和目标。管治和外交-军事技术一起构成了治理技艺得以在权力关系领域内展开所设置和倚重的两大政治技术。福柯重视道德（自身的自理）、家政学（家庭的治理）与政治学（国家的治理）这三者之间的连续性和相互关联。治理艺术的赌注是把家政学引入到政治实践中。家庭是人口问题的要素和治理人口的基本中继，家庭从模型层面转化为手段层面，使得人口问题可能克服治理艺术的障碍。围绕着政治经济学和人口，统治权整体转向了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治理技术转型政治科学。形成了一个统治权-规训-治理的三角。而这个三角的主要目标是人口。核心机制是安全配置。在福柯看来，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的合理治理，旨在使现有的国家发展成为强大和富有的国家。不仅治理的合理性原则是国家，而且以国家理由实施的合理治理的场所也是国家。依据国家理由进行治理的治理者有两个目标：在对外关系上的有限目标，即要增强国力而不至于不敌其他强国，又要进行自我限制而不至于成为主宰其他国家的帝国；在对内关系上的无限目标，即治理者要细致入微地、持久地管治和规范臣民的生命、经济、生产活动。从学校、工厂、医院、监狱到国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规范化的机构的激增以及这些机构通过把戒律施加于新对象而具有的权力效应的扩散，势必引起人们对管治适度性、合理性问题的思考。治理艺术在一个相对的权力领域中展开，不是重构一种本质，而是在于操纵、维持、分配、重建一些力量关系，一些处在竞争间的力量关系。治理术迈向现代，也就是西方个体化过程的历史，主体的历史。
自由主义注重多边利益和效应原则来调节个人、行为、言语、财富等想要操纵的一切，因为与国家理由的管治治理实践发生决裂。根据国家理由的治理实践暗含着最有条件下治理最大化，而自由主义则从社会出发询问对社会来说为何必须进行治理，并努力基于真相问题的思考进行内部的自我制约。福柯认为，只有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才能把握奠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通过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对于人口-财富的分析，发现人口是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技术-政治对象，政治问题与人口紧密相连，人口是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对象。16C-18C初，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宪政问题，18C末直至今天，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治理节制性的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而非国家宪政问题。
福柯将生命政治看作是从18C起试图是人口特有的现象向治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合理化的某种方式。福柯将自由主义看作治理活动合理化的原则和方法，而不是一种政治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什么是治理活动的合理化呢？福柯认为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福柯以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这两个当代事例展现了过度治理是如何被揭露其特有的非合理性。虽然这两种自由主义都指出过度治理所带来的官僚政治、权力机制僵化、破坏市场等危险后果。但自由主义其合理性的特征仍是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合理化的原则从治理者转移到被治理者，治理对象从法律世界到经济世界直至市民社会。作为对治理实践的批判反思，不同时期的自由主义有不同的思想样态，表达了对有关治理术所做的不同批判。
二、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是福柯针对历史分析方法所提出的一种方法论。福柯认为最彻底的断裂是那些由理论的转换的研究实现的割裂，即在这种理论转换的研究使科学脱离过去的意识形态并用这种把过去作为意识形态来表现的方法建立某种科学之时。历史分析面临的是分割和限界的问题，导致基础的创造和更新的转换的问题。一些思想史的界限、方法和准则遭到了质疑。而知识考古学通过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确定一个无任何人本主义的方法，试图在历史领域中解脱人类学的束缚，并揭示这些束缚是怎样形成的。
福柯指出他所讲的考古学并不确切地指一门学科，而是指针对某个时期、某个社会的研究领域。探寻该领域内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实践之深层的可能性条件。考古学属于局部话语性的方法，以及从描述的局部话语性开始，是解脱出来的知识运转起来的谱系学策略。考古学致力于知识的一般空间、知识构型以及在其中出现的物的存在方式，限定了同时性系统，如同限定了对划定一个新实证性的界限来说的是必需的和充分的一系列突变。谱系学不是实证主义以一种更细致或者更精确的方式进行回溯。准确地说是反科学的，也就是知识造反，造反的不是反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首先是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种集中权力与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谱系学引导的斗争是为了反对被认为是科学的话语本身的权力。他从两个方向上展开考古学：①知识的对象如何建构，一个对象如何够能成为知识的对象②某类科学话语如何起作用。探究了生命科学、经济科学和语言科学如何以及为何在19世纪初发生了认识论断裂和历史和政治理论如何以及为何在19世纪中叶发生认识论断裂。
考古学贯穿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在知识中找到自己分析的平衡点，在主体必须置于其中并且独立自主的范围里，不以拥有者的姿态自居。福柯认为知识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或缺的成分的整体，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知识也是一个空间，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科学的构思产生于话语实践，而话语实践出现在话语形成的成分中，并以知识为基础。
考古学首先要揭示的是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作用。指出了不同话语成分如何在相似性的规律上形成，不同的形成之间的考古学的同构性，不同概念之间的同构性；确定每一种形成的考古学模式；建立考古学的对应关系。在所有的这些描述中，没有任何东西依赖于影响、转换、转让信息和传递的确定，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它们。考古学分析优先考虑在对同一的、唯一的命题同时作肯定和否定中具备自己的矛盾，这意味着在某一确定的话语实践中测定它们的构成点，确定它们采用的形式，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和它们所控制的范围。在话语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把握话语，从而消除逻各斯的未加区分的成分中的千篇一律地遗漏和再发现、解决和又产生矛盾的主题。在话语形成出现的同时性中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对照，把它同那些日期不同的话语形成区别开来，使话语形成与非话语范围（机构、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和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来。为了发现某种话语实践的存在和作用的范围，考古学避免因果分析回避由说话主体所做的必要的接替的话。
通过考古学与思想史的对比，福柯发现考古学的特殊性。他认为考古学的特殊性是针对思想史对旧与新作两极分析所面临的方法论上的相似问题和相继问题的困难。独特性问题只有在那些被极易准确地确定的序列中，在那些人们已经建立界限和范围的整体中，在那些划定基本的话语范围的测定之间才有意义。考古学针对的就是这些话语实践。考古学描述不建立任何价值等级，也不作根本的区分，只是试图建立陈述的规律性。考古学描述的陈述的同质性的某个层次，这个层次有着自己的时间分割，但又不抹杀可能在语言中测定出来的其他各种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形式；并且在这个层次上，考古学建立某种秩序、某种等级和排斥多次数性、无定形的和整个一成不变的共时性的全部分析。确定重要单位，建立一整套的概念（话语的形成、实证性、文献），划出领域（陈述、陈述的范围、话语的实践），试图揭示的是一种可能既不是形式化的，也不是解释性的方法的特殊性。这正是其考古学的出发点。知识考古学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种正在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阐述那些使人联想到不连续的各种不同的概念（界限、决裂、分割、变化、转换）、区分标准、层次多样化以及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的断裂和自己的分析形式（什么是形式化的合理的层次？什么是解释的层面？什么是分析的层次？什么是因果性的确定的层次？）所以知识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模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更多地趋向分解由历史学家编织的网络，它使差异增多，扰乱沟通路线并且竭力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考古学描述差别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它们的差别系统。把人们习惯当做障碍的东西当作描述的对象：因为它不以克服差别为目的，而是要分析差别，准确地说出它们是什么，并对它们加以区分。考古学的断裂分析的主旨是在变化中建立相似和差异、等级、补充、巧合和差距、是描述不连续性本身的扩散。认为断裂永远是存在于确定的实证性之间的由某些不同的转换说明的不连续性并指出连续性进入话语实践范围时与差别、发明、新事物或者派生物并无两样。
考古学是实证性际的交错，是一种比较分析，考古学的比较不具有一致性的效果，而是具有增多的效果，目的在于将它们的多样性分配在不同的形态中。考古学的研究总是多方面。
2018.2.26-4.8书单：福柯
《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
《不正常的人》《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
《生命政治的诞生》
福柯的思想始终是围绕着一个点来展开的：权力。不管是他的关于人文科学知识的考古学，还是他的治理术与主体解释学，最终都离不开权力的作用。他以考古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知识空间的变化和权力治理机制的变化。
知识型的转变
福柯的《词与物》梳理了秩序之历史，相似性之历史，同一性之历史，探讨一个社会借以思考事物之间相似性的方式和事物之间差异借以被把握、在网络中被组织并依据理性图式而被描述的方式。通过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初的整个西方文化和知识史做了细致入微的、富有创见和深究间的梳理和剖析，从根本上祛除了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迷雾，批判了自笛卡尔，尤其是康德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意识哲学还是主体性形而上学。重构了16-19世纪在语法和语文学、自然史和生物学、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实证知识得以在其中确立的秩序空间，并为观念的显现、科学的确立、经验的哲学反思和合理性的塑造和消失提供历史先天性基础。
福柯阐明那个已撇开理性价值或者客观进步的认识论领域即知识型，并强调应该把知识空间内那些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经验认识的构型揭示出来。（例如疯癫史中有关疯癫与非疯癫相对立、有序与无序相对立的某种知识才使大禁闭中心在17世纪末在欧洲开设）。揭示了西方文化知识型中出现了两大巨大的间断性。第一个间断性开创了古典时代，第二个则在19C标志着现代性的开始。在考古学层面发现了实证科学体系在18C末和19C初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物的存在方式以及那个在对物作分类时把物交付知识的秩序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6C的知识型，遵循着相似性的原则。相似性使人类认识种种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并引导着对这些事物进行表象艺术，引导着对问文本的注解与解释，组织着符号的游戏。这种知识型既有过剩的特征，又有完全贫乏的特征。过剩是因其无所限性，总是只认识相同的物，只在不可达到的无限历程的尽头去认识这个物。相似性的相互作用是在基本类推的有限界限内展开的。在这个时期，交感-反感这个对子占据系统的统治权，它们所规定的运动和散步产生了相似性的所有形式（适合、仿效、类推、由交感作用担保）。物的同一性（即事实：物能类似于其他物并接近其他物，而不被吞没或丧失自己的独特性）也有这个对子的永久平复所致。这些相似性形式告诉人们世界必须如何去反省、复制、反映自身或与自身连贯，以使物能彼此相似。但没有告诉人们相似性在何处，怎样看到和辨别相似性。相似性长期以来是由世界秩序准备的。相似性的世界是一个被标记的世界，因为没有记号就没有相似性。因此，相似性的知识建立在对记号的记录和辨认上。能标记的形式和被标记的形式就是相似性，那么以相似性为形式就把解释学和符号学重叠了。但塑成世界的相似性与形成世界的话语相似性之间存在着一个切口，而这个切口就为知识及其劳动创造了机会。知识在于让一切讲话，使语言与语言发生关系，恢复词与物的巨大统一。语言存在的最初的理由是物的相似性，但语言只有在丧失相似性的基础上才能被言说。
古典知识型：构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与差异原则所取代，阐释被分析所取代，词与物从同一走向分裂。分析取代了类推层级，相似性受到了比较的证明，精神活动注重确立事物的本性以及一系列的所有连续程度的关联的必然性。文本不再是符号和真理形式的组成部分，真理在清楚明白的知觉中发现其显示和象征。知识的界限就是表象对符号的完全显明，而表象被这些符号整理的井然有序。古典知识型基本的东西是与普遍数学的关系，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以尺度与秩序为形式，可把尺度问题归结为秩序问题，在事物之间确立一个有序的前后相继的可能性。既不被形成又不被限定的某些经验领域出现了。事物的秩序通过符号把所有的经验知识构成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知识。古典知识型给简单物以秩序，求助于普遍数学，给复杂物以秩序构造分类学形成一种符号体系。语言从存在物本身中隐退，以进入其透明和中立时期。符号体系把整个知识与语言相联系，并设法用一种人工符号体系和具有逻辑性的操作来取代所有的语言。符号与相似性相分离。相似性被感到知识的周边地地区，与想象、不确定的重复和模糊的类推相联系。或然性分析、组合和普遍语言体系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网络出现。古典的知识型空间是由普遍数学、分类学和发生学的分析结合而形成的体系。
现时代的知识型：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 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且适合于人的人文科的空间也打开了。表象失去其创造力（在自身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展开中并通过使自己能自我复制的游戏），而去创立能把自己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的纽带。联系的条件处于表象之外。知识和思想隐退到表象空间之外。认识方式通过一种理性本身的自我分析摆脱了其史前史，纠正了办法，更加接近其对象，概念合理化，选择了更好的形式化模式。生产作为知识空间中的基本形式，已经取代了交换，生产一方面使得新的可认识的对象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规定了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语言不再通过由指明的对象来被对照，而是通过这些词彼此之间的关联而被对照。现在，语言将进行交流，但不是通过语言要加以表象的这个匿名的和普遍的思想的中介，而是直接从一个语言到另一个语言进行交流，全靠表面上这些微不足道的手段把词相互关联地布局在一起。知识不再是根据图表的模式而被建构的，而是根据系列、连贯和生成模式而被建构的。词、物与它们的秩序之间确立起新的关系。表象不再具有作为它们的发源地和作为它们的真理场所这样的价值。对生物、词和需求而言，表象只是它们的一个效果。是它们意识中的保证人。在表象中，存在物不再显现其同一性，而是显现存在物与人类之间确立起的外部关系。曾只是与同一性相并列的完全的差异性，现在必须在功能一致性的基础上被整理和思考，功能一致性秘密地支撑着这些差异性。当同与异只属于同一个空间时就会存在自然史，当这个平面统一性开始崩溃时，当差异在一个比统一性更深刻和更严肃的同一性的基础上涌现时，像生物学这样的某物就变得可能了。这个对功能的参照，同一性平面与差异性平面之间的脱离，使共存关系、内在等级关系、关于组织结构平面的依赖关系涌现出来。不仅出现了经济学的历史性，人类存在的有限性，而且还出现了大写的历史终结的期限。自然史→生物学 财富分析→经济学 语言反思→语文学 古典话语消失，在这样一个考古学的深刻运动中，人与其模糊的位置一起出现：人作为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分析的场所从表象转变成处于有限性之中的人。问题存在四重转移：问题所涉及的不再是真理，而是存在；不再是自然，而是人；不再是一种认识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原初不解的可能性；不再是哲学理论面对科学时所表现出来的毫无依据的特性，而是一种清晰的哲学意识中重新占据人在其中都不能认识自己的整个毫无根据的经验领域。
现代知识型并不依据完美数学化的理想而被整理，而是作为一个在三个纬度上敞开的空间区域而再度出现。①放置数学和物理科学，秩序总是明晰的或证实的命题之演绎而线性的连接；②可以把间断而类似的要素关联起来，以便能在这些要素之间确立因果关系和结构的常数的科学（这两个维度限定了一个共同层面：一个把数学应用于这些经验科学的领域）；③哲学反思的方向，哲学反思作为大写之同一思想展开（生命哲学、异化之人的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哲学维度和数学学科维度限定了思想之形式化的层面））
当人在西方文化中，既被构建为必定被思考，又被建构为将被认识时，人文科学就出现了。以人为经验对象的人文科学是在知识三面体的夹缝中生存的。人从不存在到存在再到消失，这都是西方知识型的知识的基本布局发生变化的结果。
关于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从这三个认识论三面体中被排除掉，但也可说，人文科学包含在这个三面体中。人文科学致力于人的存在方式，哲学设法在根本有限性的层面上思考这个存在方式，而人文科学想要浏览这个存在方式的经验现象。也许正是三维空间中的这一模糊的分布，才使得人文科学如此难以确立，才使得它们在认识论领域中的定位具有不可克服的不稳定性。是人文科学所在认识论构型的复杂性，导致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人文科学实证性的形式：①数学化 形式化；②解释 理解 知识的临床。人的科学由三门科学覆盖，这三个领域是由人文科学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之间的关系确定的。人文科学并不是对人的本性所是的一切所作的分析，而是在人的实证性所是与使得这同一个存在能知道方式讲话这一切之间的延伸。人文科学的特性是一种纯粹形式的特性，是在认识的外在性中加以展开的。处于一个重迭的境地中，处于元-认识论的位置中。对人文科学来说，表象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对象，表象甚至就是人文科学领域，表象是这个知识形式的一般基础，这个知识形式正是在表象的基础之上才成为可能。由此，产生两种结果：①历史类型结果 人文科学处于表象之中，但不是表象的继承和延续；②人文科学在探讨表象时，把它们自己的可能性当作自己的对象。人文科学不断地祛除自己的神秘。
人文科学并不存在于任何事关人的地方，而是存在于凡人们在无意识中所特有的维度内对规范、规则和意指整体进行分析的任何地方，这些规则、规范和意指整体向意识透露了其形式和内容条件。
很可能大写的历史与人文科学保持着一种奇特的、不明确的、不可消除的和要比一个共同空间中临近关系更基本的关系。
人本身不是历史的，因为时间是从自身以外的其他地方来到人那里的，人就只有通过存在的历史、物的历史和词的历史的重叠，才能把自身建构为大写的历史的主体。人服从于这些历史的纯粹的事件，但这个简单的被动性关系立即被颠覆了。在实证性的历史背后出现了人本身的更彻底的历史。这是现在关涉到人本身的存在的历史，因为人认识到自己不仅在自己周围有其大写的历史，而且，人本身就其特有的历史性而言，就是一种人类生命的历史，一种经济学历史，一种语言的历史据以得以勾勒的那个东西。
大写的历史在认识论空间中的布局对它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由于历史的人，就是生活着的、劳动着的个讲着话的人，所以大写的历史的无论什么样的内容都从属于心理学、社会学或者语言科学。人彻底成了历史的人，所以由人文科学分析的内容本身既不能保持稳定，也不能逃避大写历史的运动。大写的历史越接受其相对性越深埋于与它自己所叙述的一切的共有的运动中，就越倾向于微不足道的叙事，并且它通过人文科学而呈现出来的整个实证内容也就烟消云散。
19C的有限性以无意识和大写历史的具体形式，是一种非无限的有限性，可能就是一种从未是有限的有限性，总是从自身那儿隐退出去，甚至在它进行思考的瞬间，他仍然有某物要加以思考，总是仍然有时间重新思考它所已经思考的一切。
这个现代知识型是与大写得话语及其单调的统治的消失使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语言向客观性的方面的转变变相联系的，是与语言多种多样的重新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始终仍然正在终结，以及也许是在哲学中，但更在哲学以外和反对哲学时，语言问题才在文学中，如同在形式反思中，被提出来，这两个事实可能都证明了人正在消失。
2018.1.11-2.8书单：《实践与反思》《区分》《言语意味着什么》
《实践理性》《男性统治》《自我分析纲要》
一、实践理论的补充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包括场域理论与反思社会学两个部分。资本、惯习和场域是他的理论范式 他的理论范式和他的反思原则是紧密相连的。
1、场域理论
场的基本理论是通过一种经验上生效的理论归纳逐渐形成的。布迪厄以文化场为例阐述了场域的形成与运作。这种理论建立在所有场之间存在着结构和功能上的同源性假设上。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场域可以界定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布迪厄认为场域是由附着着某种资本的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每个位置都被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决定且与之相关，位置依靠的是它在场的结构中的资本分配，占位与位置具有同源性。那么，对于场域的分析就离不开对资本和惯习的分析。
资本总量、资本的结构和由这两个属性在时间中的变化构成了一个三维的社会空间-场域。资本总量和资本的结构确定场域的类型和场域的界限。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能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资本赋予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和体现在物质或者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的权力以及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都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建构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的所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或者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资本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所以场域是力量关系和旨在改变场域斗争关系的空间，是无休止变革的地方，具有某种历史性的动态变化和调试能力。正是场域中的斗争本身构成了场的历史，使得场具有时间性。不同种类资本的等级次序随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最终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份量决定了场的结构。
布迪厄主要引入了四种资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这四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力量。资本总量、资本的结构和由（社会空间的过去和潜在轨迹表现的）这两个属性在时间中的变化构成了一个三维的社会空间-场域。资本总量和资本的结构确定场域的类型和场域的界限。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能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资本赋予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和体现在物质或者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的权力以及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都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建构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的所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或者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资本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所以场域是力量关系和旨在改变场域斗争关系的空间，是无休止变革的地方，具有某种历史性的动态变化和调试能力（避免了传统结构主义毫无变通弹性的决定论）。正是场域中的斗争本身构成了场的历史，使得场具有时间性。最终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份量决定了场的结构。场的结构形式、场域中相互对立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是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各种场域都将自身体现为各种可能性的结构，但是也隐含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外在结构）。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而这些利益形式和幻象是人们场域中中争夺的目标的价值心照不宣的认可，以及对特定规则的实际把握。
场域理论若要完备还需要一种社会行动者的理论。存在着行动者，才有了行动，有了历史，有了各种结构的维持或者转换。行动者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他是社会化了的有机体，被赋予了一整套性情倾向。性情倾向既包括习性又包括能力。社会行动者不同的社会出身和生活条件产生不同的惯习，不同的惯习产生了不同的生活风格空间和实践的多样性。惯习在有系统的产物中按照惯习模式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被认识，从而变成了被社会定性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成为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通过身体表现出来。通过家庭和学校人们反复被灌输各种惯习从而形成实践信念，这种实践信念是在习性和习性与之相适应的场的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直接信从关系，成为了进入所有场的不言明地规定的入场券。信从表现为认可行为，而在这些认可行为中不断生成集体不知情。这些认可行为是场运作的条件和产物，是对象征资本的创造这一集体事业的投资。正是这一集体事业实现的条件是场的运作是不为人知的。行动者的所采取的策略取决于它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和对场域的认知。也正是惯习、资本和本身的社会轨迹形成了社会世界的区分，正是是这种区分原则构成了社会世界观，牵涉到隶属与非隶属有关的利益，出现了社会阶级的划分。所以，对场域的分析涉及三个环节：①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②勾勒出行动者或者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③分析行动者的惯习，也就是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形成的社会条件和被运用的社会条件）。在对这三个环节的分析中，场域的普遍性也从三个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外在决定因素对置身于一定场域中的行动者产生影响只有先通过场域的特有形式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一次重塑过程才能实现。各种场域与社会空间的结构之间不管是在组成结构还是运作结构方面都存在全面的对应关系:二者都存在着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存在旨在争斗和自身的再生产机制等。
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同时也是个竞争和冲突的空间。
2、反思社会学
他的反思性概念所针对的是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观念。反思性的概念的范围包括自我指涉、自我意识、叙述或文本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循环关系等。很多学者所运用的反思性概念都缺乏将作为社会学工作的必要条件和特定形式的反思性观念，按照这一观念，反思性既是社会科学实际运用的认识论方案，而且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反思性既是一种视知识分子为占被支配地位的支配形式的操纵者的理论。
布迪厄对反思的理解是他有关理论和经验研究相互渗透思想的一部分。他认为社会世界的真理是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真理。只有以社会学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和以社会学家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才可以使我们实实在在地把握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目的直接寻求的那些社会目标。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种族、阶级、性别等）、与分析者所占据的位置密切相关（在学术场中以及在权力场中的位置）、唯智主义偏见这三种类型的偏见会导致社会学的关注点的模糊不清。分析者总是置身于对象之外，从而远距离地、高高在上地观察他的对象，正是因此他在对这一对象的感知中注入了各种偏执之间。所以要实现反思性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评性分析，尽管这些批评分析原本是针对被建构的对象的。必须连根拔除的并非是研究者的个人无意识，而是他在学科的认识的无意识，将客观化的距离和使其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转化为客观研究的对象。一门真正的反思社会学必须不断地警醒自身，反对认识中心论（唯理论主义和唯智主义）或者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对反思性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的是社会性的，而非处于认识论的缘由。恰恰是反思性揭示了社会处于个人的核心，人际关系隐藏在亲昵行为之下，普遍性深埋在最特殊的现象之中，从而使人们能够摆脱这种带有欺骗性的错觉。
采用反思性不是要否认客观性，恰恰相反，反思性通过对那种纯思辨的群、武断地逃脱了建构客观对象的工作的认知主体的特权提出质疑，赋予客观性以充分彻底的一般性。
布迪厄认为反思的主体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学者，而是根植于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反思性的工作，就是要用科学主体的建构的客观性来说明经验的主体，并且因此获得对所有约束因素的明确意识和清晰把握，这些因素可能通过科学主体和经验客体，以及与那些利益、推动力和预设之间的纽带损害科学主体，而要想完全将自身构成科学主体，就必须与后面的因素决裂。所以必须学会如何将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成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首先预设“理论”和“经验研究”彼此之间的某种别具一格的关系。为了获得足够的实践经验，必须从根本上依靠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惯习图式。科学惯习是一种“造就人”的规则,是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规则,或者更恰切地说,是一种科学的做法,它根据科学的规范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并不明确意识到要把这些规范作为自己的准则，使研究者在正确的时刻做自己所做的事,而无须系统阐发什么是不得不为的事,更无须知道是哪些明确的规则使我们得以顺利地进行这种实践。
那如何去建构科学的研究对象呢？将社会上预先建构的对象的社会建构过程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类要构建一种科学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要与常识划清界限，也就是说,与那些被大家共同持有的见解划清界限。同时还要求对“事实”取一种积极而系统的态度。用特定的方式将相关的材料联系起来,使这些材料能够作为一种自我推进的研究方案来发挥作用,这一研究方案可以产生易于给出系统性答案的系统性问题。构建一个连贯统一的关系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被作为系统来加以检验。这个关系系统可以处理非常具体的经验个案。但面临的挑战就在于以系统的方式来探寻特定的个案,而方法就像巴什拉所说的,把它构建为“所有可能情况的一个特例”,从而从中抽取一般性或恒定性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这种探寻方式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也就是类推的推理方式，从逻辑的角度看,这种思维方式就体现在比较方法中,并通过比较方法来实现自身。比较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一个特定个案而基于不回场域之间存在的结构对应关系或同一场域的不同状态之间的结构对应关系。正是这种推理方式,使得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手头正在研究的个案的特殊性之中,并借此实现一般化的意图,这种推理方式还进一步让人认识到,这种一般化的意图正是科学本身。布迪厄也强调到社会学家是一种社会存在,因此他已经被社会化了,社会世界的结构已被他内在化了,这样他在这社会世界里就会有“如鱼得水”的自在感觉。在这些事实中包含了许多内在的预设,要想把所有的预设失去效力，就必须进行彻底质疑。科学要是不能自我质疑，也就无法了解自己实际上做了什么。所以布迪厄提出参与性对象化使研究者全面摆脱与他们竭尽全力所要知晓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要想避免受到拿来当做研究对象的那些问题的主宰，反过来成为它们的研究对象，就必须追溯这些问题的起源，看看它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地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是集体性的工作。只有通过集体性的工作（时常借助竞争和争夺）才使某个论题成为合法的问题。
总之,布迪厄对反思性的关注,正像他的社会理论一样,既非自我中心的,亦非逻各斯中心的,而是在本质上根植于科学实践并面向科学实践。这一关注不是紧紧抓住社会学家的私人面目不放,也不是盯住他特立独行的隐秘行为不放,而是关注那些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的他所进行的各种行为和操作之间的联系,以及深刻地体现在这些研究工作中集体无意识。反思社会学告诫人们，必须在科学建构的客观对象中寻找主体之所以可能的社会条件。
二、 关于社会分析的社会学
布迪厄想要创立的是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的社会理论，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这主要和他的出身与学业成功所产生的分裂的习性与积累的学术资本有关。所以他从知识场与社会科学场域入手，对在他眼里知识界隐匿颇深的劣迹进行的无情披露，特别是针对许多新闻记者和学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运用其他方法无法在知识界里获得权威，他们就把新闻渠道当作一条谋求权威的捷径。他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各种威胁知识的场域自身的暴君专制。社会科学越是科学，它就越是与政治相关，即使它只是一种抵御性的工具，亦即充当一种屏障，抵御着那些时时刻刻阻止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动者的各种形式的神秘化和符号支配。他的政治立场中不变的因素所依据的是他对知识分子作为占被支配地位的资本持有者的历史生成过程的社会学理解。第二个不变因素是力图调动科学本身的权能来从事政治事业。
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符号暴力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就产生了误识。性别支配是符号暴力的典型体现。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深处。惯习图式的模糊难辨正好体现了这种认识加误识的行为。他提出“集体性知识者”之这一符号暴力的力量。主要是为了超越总体知识分子（萨特）和专门知识分子（福柯）。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根据他是否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来加以判断。要确保这种独立自主，就必须以各种制度化的有序性对话阵地的存在为前提。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语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来。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语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
他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原因在于它极为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并融汇于中，环环相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在权力场域中所处的支配地位，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有性质，都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可能保持中立的、超脱的和无政治意义的立场。中立的科学的想法是一种虚构，而且是一种蓄意的虚构，它使人们将社会世界的占支配地位的表象，将其在符号象征上特别有效的中立化和美化后的形式，看作是科学的。真正的社会学理应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社会需求和社会作用。社会学必须首先确立自身的自主性，必须在关系自身的独立性问题上，拿出咄咄逼人、目空一切的强硬劲头来。要想增强科学场域的自主性，只能诉诸旨在巩固社会科学中的理性沟通的制度性条件的集体反思与行动。
反思社会学能够帮助知识分子走出他们的幻觉，首先是摆脱他们自认为自己全无幻觉的幻觉，尤其是认为对他们自己全无幻觉的幻觉，并且至少可以从反面使这些知识分子不能轻易地以被动的无意识方式来助长符号支配。但是反思性不足以确保自主性。自主性的必要条件是存在自主的科学资本。因为科学资本既是各种防御、建构、论辩之类的手段，同时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可以使人免受异治性的诱惑。所以最终只能依赖一种现实主义的科学理性政治，方法是协助改变那些生产科学的场域的作用方式，改变在这些场域中参与竞争的行动者的性情倾向，从而改变在形塑行动者性情倾向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的制度机构-大学。布迪厄并不认为理性存在于心智结构或者语言结构之中，它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存在于一定的对话和非暴力沟通的社会结构中。在历史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进程-科学的文明化进程-它的各种历史条件是与那种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的建构的过程相伴而生的。
社会学的解魔祛魅的效果，真正标志了迈向科学现实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进步。社会学给予我们的真正自由在于给予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去知晓我们参与其间的游戏，让我们置身在某个场域的时候尽可能少受这个场域得各种力量的操纵，同样也少受从我们的内部发挥作用的、体现在身体层面上得各种社会力量的摆布。
2017.12.11-2018.1.10书单：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
布迪厄《继承人》《再生产》《单身者舞会》《关于电视》
《实践理论大纲》《实践感》《艺术的法则》《实践与反思》（在读）
实践理论
布迪厄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一种新的科学精神，理论不大产生于与其他理论的碰撞，而是产生于与常新经验对象的冲突。社会科学处在人为分裂的虚假对立之中，而最基本和最具破坏性的对立就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
主观主义把社会世界当作是自然的，不言自明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不被反映的，也就排除了其自身的可能性条件的问题。不能阐明社会世界的必然性。客观主义把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无视居于期间的人们的各自想法，将自己建构的各种结构看作是自主实体，赋予它们像真实的行动者那样的“行为”能力，从而使抽象的结构概念物化了。忽视了行动者的意识和阐释是社会世界完整现实的一个基本要素。导致变成一种结构实在论。这种虚假的二元对立理论都是与实践相分离的。
布迪厄认为，要想实现对社会世界的本质认识就要要超越这种二元对立，转变成对社会世界双重现实本质的分析方式的一系列环节把握，这就意味着要对社会世界主观经验的反思和该经验的客观条件的客观化成为可能的认识论以及社会条件实施批判化的客观化。同时还要阐明了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知觉图式和评估图式。所以最终必须回到实践中，因为实践是实施结果和实施方法，历史实践的客观化产物和身体化产物、结构和习性的辩证所在。所以提出了他的实践理论。
实践的理论是实践活动的理论，布迪厄从反面这个角度来谈论实践。他认为理论的谬误在于把对实践的理论的看法当作与实践的实践关系，把人为地为了解释实践而建构的模型当作实践的根由，而忽略了产生正在形成的实践之实践实在性的东西。忽略了实践的时间化，在实践行为中，行动者通过组织调动过去的经历的时间，对以客观潜在性状态深藏在现存事物中的未来进行实践预期，实现了对直接现实的超越。
作为实践活动的实践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是构成，而不是被动记录的，这一构成原则是有结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惯习，该系统构成于实践活动，又持续不断地发挥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的生成之中。
那什么是惯习呢？条件的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习性，惯习是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它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着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所以它也是各种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惯习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它所经营的策略是系统性的，但又是特定的。惯习是一种结构塑性机制，其运作来自于行动者内部，它是表现为集体的个人化或者是经由社会化而获致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具有创造性但又受制于结构，这些结构则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沉淀。人们都是通过已由以往经验建构而成的范畴来领会感知各种外在刺激和制约性经验。由此产生惯习的结构借助惯习支配实践行为。
实践的理论把实践活动看作是实践感的产物，是在社会建构的“游戏感”的产物。实践感是世界的准身体意图，是世界的内在性，世界由此出发，将其紧迫性强加于人，是对行为或者言论进行控制的要做或者要说的事物，所以它对“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实践感是在前对象性的、非设定性的层面上运行的。在人们设想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所体现的那种社会感受性就已经在引导着人们的行动。通过自发地预见所在世界的内在倾向，实践感将世界视为有意义的世界加以建构。所以实践感是变成自然、并转化为原动图式和身体自动性的社会必然。也正是这种实践感使得实践活动的主观转换的生成原则变得合乎情理，使人们的不知情行为变得更具意义。
实践的理论指出实践有一种特殊逻辑，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实践逻辑是自在的逻辑，既无有意识的反思又无逻辑的控制，它无视逻辑的逻辑。这种实践逻辑概念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能，是一种实践感的逻辑，注重现时，排斥反省，无视左右它的各种原则。实践逻辑产生于结构化的和促结构化、能自动生成象征行为的身体与语言。实践逻辑主要通过选用某个一些基本图式和正确地使用象征体系（象征的多义性），是自己适配于每个实践领域的特殊逻辑，从而获得有效性。所以若要领悟实践逻辑，就要借助一些建构行为，必须先思考下诸客观化的工具的性质或者效果，否则构成行为就会破坏实践逻辑。惯习作为一种处于形塑过程中的结构，同时作为一种被形塑的结构，将实践的感知图式融合进了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中。这些图式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个体的生成过程），在身体上体现，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来源于一代代的历史努力（系统生成）。单个行为人与未来保持的并支配其现时行为倾向的实践关系，是在两个方面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一是其习性，尤其是在实践结构和对未来的潜在行为倾向，而这种行为倾向是在与一个特定的可能性域的特有关系的持续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是社会世界客观上给予行为人的机会的特定状况。（资本、位置空间）。这两个部分主要体现在他的反思社会学和场域理论之中。
感受：这个月刚进入布迪厄的阅读，他的理论注重理论与经验的结合，在经验部分读的很顺畅，比较有启发，理论部分有点吃力，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看之后的反思社会学和关于场域的部分。所以很期待下个月的阅读，将他的反思。社会学和场域理论梳理出来，完善他的实践理论。也期待着下个月能够结束布迪厄的阅读，毕竟前方的风景还有很多
珍惜时间，珍惜这样纯粹的读书生活，大家可以一起交流读书的问题和心得，一起谈论人生理想，能够让自己成长的更快，也更深刻地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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