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这书的中心命题是，镶嵌于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可以为行动者带来好的回报。那么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资本是什么？如何定义？为了明确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需要对资本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作者在最开始首先对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回顾，针对于新资本理论的发展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共同因素和局限性，来展开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
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操作化定义，即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在这一概念中，其中三个变量是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资源、社会结构和行动。
资源是林南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在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中，资源概念的外延十分丰富。借鉴了马克思、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等人的资本理论中作为资本的内容。
社会结构是林南研究社会资本的基础之一。林南认为社会结构包含4个基本要素：地位、权威、规则和代理人。地位表现了个体行动者对资源的占有,或者说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通过个体聚结成的网结;权威体现了地位之间的关系，是控制与取得资源的权力；规则制约和引导在一定地位上的行动者或代理人如何取得有价值资源,它可以起到维持行动者在一定的秩序中获取有价值资源的作用；代理人是占据着那些蕴含着资源的地位的人。
个体行动是林南研究社会资本的另一个基础。重视个体行动与林南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取得回报的投资活动直接相关，因为既然社会资本是投资活动，那么就一定要论及活动者。如前所述，最真实的活动者是个体，只有从个体及其活动出发，才能把握社会资本作为投资活动的实质。另外，个体及其行动也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资源。一方面,个体都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占有一定社会资源的行动者,社会资源通过个体的占有而形成各种资源的网结，只有通过个体才能抓住这些资源的网结；另一方面,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只有通过动员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资本，而能够动员社会资源的只有那些为了得到回报而积极努力的行动者。
通过对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的论述，林南建立了研究社会资本问题的三个基点。这三个基点的关系是，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社会结构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基于这三个基点，作者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和核心命题。
以这些假设与命题为基础开拓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深入而广阔的理论视野。从微观层面出发,林南首先讨论了理性选择问题。在林南看来,理性选择的实质是行动者如何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收获,换句话说,理性选择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失去最小,获得最大。这两个原则不仅与社会资源直接联系,而且也是社会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每个社会成员都按这样的原则支配自己的行为时,有限的资源就面临着激烈的争夺,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就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任务。当社会秩序形成后,社会生活也就实现了结构化。
弱者与边缘社会的治理逻辑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
詹姆斯•斯科特的著作《弱者的武器》是一部描述农业社会后期穷人与富人之间阶级斗争的著作。社会转型时期的弱者与边缘社会实际上是由技术与阶级政治、国家政治以及政党政治共同塑造的。斯科特分析了当地农民使用的多种“弱者的武器”，但它们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多半已经失去了效力。“弱者的武器”变迁过程也是边缘社会治理逻辑的变迁过程，然而地方治理逻辑具有诸多弊端，最终将走向国家治理的过程，弱者的武器也将在合作治理的过程中趋于平静。为此，合作治理将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采取公共对话的形式聚合公民的想象力。在此过程中应防止权力的过分渗透。
一、谁造就了弱者与“底层苦难”：阶级、国家与政党政治
1、技术进步与阶级政治
2、国家政治的影响
3、深层逻辑：政党政治
如果国家缺席社会治理，社会变革就将永远停留在少数精英身上。他们会垄断社会进步的成果，把痛苦留给穷人。假如国家过度着意于巩固政权而不对阶级分化进行制约，弱者便会承受巨大的压迫，因此会出现“无论哪种革命的成功……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这样的怪现象。频发的农村社会问题总是不能带来相对彻底的解决方案，原因在于压制性的制度并没有改变，治理的重点仍然是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而不是民主。对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揭露不仅适用于工业社会，而是适用于一切政治形态。根据国家对政权和阶级的看法，社会压迫也区分为不同程度。只不过有的压迫表现为权力的形式，有的则表现为经济失衡或工具理性压迫。
二、从村庄阶级到地方政府：弱者的武器及其演变
反抗不一定只是正式的、公开的以及有组织的斗争，而且还包括日常谨慎的反抗，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容易带来变革。作者所描述的“弱者的武器”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穷人维护传统社会规范的努力，包括各种讽刺故事的传播，或者给富人标上“吝啬”的标签；二是通过推脱工作开展经济威胁，要求得到富人的馈赠，以及参加大型筵席；三是适度顺从与谨慎反抗，表现为对富人表面的顺从、背后的偷窃和破坏活动。真正的武器是什么：重新思考村庄阶级统治下的斗争与“武器” 弱者真的像斯科特所说，掌握了三种武器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这些武器没有改变穷人的社会处境？是因为存在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亲属纽带关系以及潜在的党派政治制约了富人之间的联合，因此当面对此类事件时，唯一能够起到震慑作用的就只有穷人迫不得已时的暴力了。正是阶级政治受到党派政治和亲属关系的制约、削弱了富人阶层的集体行动能力，形成了纵横交织的政治格局，才使得弱者的武器成为可能。
三、回到国家治理：在合作治理中反思弱者的武器
虽然斯科特也看到了政治强制力对农民暴力行为的震慑作用，但是他就此认为富人新近寻求的力量就是国家，这一点并不妥当。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有巨大的潜能，尤其是面对弱者时，国家在场异常重要。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治理呢？或者说，应该建构怎样的治理模式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
1、从统治到服务：打破弱者“武器”的恶循环
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必须重新思考国家功能定位，从统治模式切换到服务模式。如果国家与公民在利益和发展机会上出处于对立状态，或者国家发展并不能带来社会和公民福祉的增加，国家发展就会遭到来自公民的重重阻碍，弱者的武器也将持久存在。弱者的武器并非十全十美或全部值得赞扬。一方面，造成了社会怨恨并威胁着社会和生产秩序；另一方面，弱者的武器总是类似于隔靴搔痒或者慢性病，它长期慢慢地折磨自己得对手，也在此过程中两败俱伤。
2、在合作治理中反思弱者“武器”的前景
弱者的武器之所以能产生，至少与几种竞争关系有关：穷人与富人的竞争；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竞争；国家利益与个利益的竞争……这种竞争有的隐藏在经济社会政策体系内部，有的外化为斗争或抗争。如果试图使穷人“放下武器”，重
新使农村秩序归于平静、归于和谐，就必须转变竞争导向的行为模式，采取合作主义。
合作首先代表着一种正义取向和价值取向，共同的利益才是社会秩序的首要条件，而不是依靠压迫获得的特殊利益。为此，合作治理取向的社会应该以人的发展和公共利益作为目标取向，重新拾起被旧社会体系所丢弃的、指向共同福利的价值。不可否认，从特殊利益走向共同利益的过程是困难的，它必须建立在观念革命的基础上。
以维护弱者权益、减少斗争、重建社会秩序为目标的合作治理，应当在社会治理中减少权力渗透，把治理空间留给公民权利。平等的公民在公开的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发挥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力，并通过对话与商讨形成有效的社会意见。这样，弱者将不复存在，武器将在和谐的社会秩序中被尘封。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书笔记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对公共池塘资源如何有效治理的探讨。在论述她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之前，必须对之前存在的公共物品及其治理的一般理论——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进行了解，自主治理理论也是在对前两者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一、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的批判。奥斯特罗姆认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利维坦和彻底私有化，其中利维坦即国家理论，后者是企业理论。其一，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公地悲剧”解决方面，如果没有准确可靠的信息，中央机构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包括主观确定资源负载能力，罚金太高或太低，制裁了合作的牧人或放过了背叛者等，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二，企业理论。该模式主张通过彻底私有化来实现公共物品治理，体现为通过创立一种私有财产权制度来终止公共财产制度。企业理论认为凡是资源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会造成“公地悲剧”以及“搭便车”结果，因此需要强制实行私有财产权制度。
因此，她认为，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在重新思考探寻新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强调多元主体共存、多向度运作，以平等、互信、协商、共识、合作为核心因素的治理理论开始兴起并逐渐流行，多中心的自主治理理论模式由此产生的。奥斯特罗姆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这些理论模型所隐含的博弈结构，并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通过小范围的公共池塘资源来分析的，在她看来，公共池塘资源是指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大得足以使排斥因获取收益的潜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
首先奥斯特罗姆分析了影响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内部变量。在研究该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了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问题的理性人假设。但是,她探讨的理性人并非像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者所认为的完全理性,她认为理性人行为策略受到四个内部变量的影响,这四个变量分别是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
其次，她认为要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
在制度供给方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首先肯定了制度供给的可能性，认为在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中，人们因为经常性的沟通产生了信任，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较为复杂的制度安排。其根本问题在于需要对新制度的收益与制度转换成本的大小进行比较。
在可信承诺方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环境下的个人通常会采取权变策略,即根据现实条件变化采取行动方案。
在相互监督方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没有监督就没有可信的承诺,而新制度的规则能够促进监督的实现。
据此，可以看出，她认为，良好的制度供给能够促进有效监督，监督的加强则提高了可信承诺，可信的承诺会增加监督，同时也会使制度供给趋于稳定和有效。其中，制度供给是基础，可信承诺是前提，相互监督是保障，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为补充，统一于自主组织制度的设计体系中。
奥斯特罗姆用了三章篇幅开展经验研究，探讨了三个方面的的案例，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其中的“设计原则”，它是指“实质要素或条件，它们有助于说明这些制度在维持公共池塘资源、保证占用者世世代代遵守所适用的规则中的成功原因”。这些原则源于各个案例相同点的总结，同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书中又运用这些设计原则来分析其所选择的案例的成功和失败之处，从而实现了她所要达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