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雨读书报告（更新至2020.12.27）

读书报告 2019年12月
蒋晓雨
阅读数量：5本
阅读书目：
《自反性现代性》
《亲密关系的变革》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民族国家与暴力》
《罗雪儿与柯尼斯》
这个月我基本上还是读的吉登斯的书，汇报内容主要围绕着自反性现代性思想展开，就贝克、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三位学者的自反性思想做一个总结，此外，简要对吉登斯关于亲密关系的研究做一个小结。
对于三位学者的自反性思想，我分为了自发性是什么？自反性现代性的性质？三位学者的侧重点？等三个部分，具体来看：
一、自反性是什么？
贝克认为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的“自我”毁灭整整一个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由此，整个工业社会朝着风险社会转变，就风险社会本身来说，他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将工业社会所产生的看不见的、潜在的威胁暴露出来，所以充满了对抗和冲突。
吉登斯从现代性本身出发来探讨自反性现代性，他围绕着现代性两个转变的领域，一是现代制度的普遍性，也即是全球化领域，一是现代性的内部的变化，也即是传统的一个撤离过程，通过现代性对外的全球化实验和对内的现代制度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吉登斯提出了他关于制度性自反性的观点。
斯科特.拉什则是根据现代性的“化身”与其自身中根本的异质来阐述自反性现代性理论，他将自反性划分为结构性自反性和自我自反性，前者指从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后者指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自身。
二、自反性现代性的性质？
关于自反性现代性的性质的讨论，贝克是从风险社会中的一个冲突和对抗的视角来加以分析的，他认为自反性并不是反思，因为反思更多的是个人化的、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它有助于知识的创新和进步，而自反性刚好是反思的对立面，它代表的是一种副作用，是现代性的自我对抗，这种对抗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就是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
吉登斯亦是看到了自反性现代性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传统自然环境导致的不确定性不同，这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一系列风险。与贝克单方面侧重风险的讨论不同，吉登斯将风险与信任机制联系起来考察，一方面，重视主动信任对后传统社会社会关系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信任又依赖于对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系统的信任，而这种专业化就是自反性现代性的本质特征。
总的来说，无论是贝克对风险社会的讨论，还是吉登斯对风险与信任机制的考察中，都强调个体对整个社会的认知，从认知的维度出发来理解生活世界，因此他们关于自反性的讨论，也可称作认知型自反性理论，而斯科特.拉什则与前两位学者大不相同，他是从美学的维度出发，探讨了自反性所蕴含的批评力量，正是这种批评性力量使得自反性现代性理论成为一种将反思对象从日常生活经验转向“系统”的一种批评理论。斯科特.拉什将此称之为美学的自反性，由于这种自反性将对象中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使其具有抽象性与主观色彩，这正是其缺陷所在，所以，斯科特.拉什在美学自反性基础上提出了阐述性自反性，将重点放在了日常生活共享习俗和意义上。
三、三位学者的侧重点
首先，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分析，重点在于探讨在这种范式下，由集权政治向亚政治的转变，也即是他所谓的“政治的政治”，后一个政治指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体、政策或政治学，前一个政治是指使政治得以展开并授之以权力的规则体系，它体现了政治得以再造的可能性，这种再造，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让传统型政治向亚政治发展，由此，不仅政治体系和法团主义体系之外的代理人，而且个人也可争夺新兴政治的塑造权；另一方面，这种再造可根据其是否受规则的控制而划分为受规则控制的简单政治与改变规则的自反性政治，贝克通过两个阶段的对比，对自反性政治的特征作了深入分析。
其次，吉登斯侧重于制度性自反性的分析，而这种制度性的核心就是他所指称的包括了专业知识和象征体系的抽象系统。他主要探讨了传统文化与专门知识的对比，以及以专门知识为代表的抽象系统联结全球化与行动的传统情境之间的纽带作用，这种抽象系统贯穿他所分析的整个脉络，这都可看出抽象系统的抽离所带来的个人生活和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吉登斯在这里所期望的政治方向就是解放政治朝着生活政治的转型。
最后，斯科特.拉什侧重与阐释性自反性的分析，以此作为对后现代主义那种解构一切、怀疑一切的回应，他试图在阐释的基础上揭示共同在世的本体性基础，并在适度的能指之下寻找，以获得通向共享意义的门径。为何要寻求这种共享意义？这种共享与贝克和吉登斯那种个体的认知维度不同，因为个体认知更多是从“我”这样一个个人主义角度出发，以获得自我的实现，而“共享”，它提出了“我们”这样一个立场，从此立场出发，方可具有建构一个新的、具有凝聚力和集体性的文化社群的可能性，这种文化社群即就是在获得意义过程中表现在共享的背景习俗、意义和日常活动中的集体性。这样的话，也即是从个人主义上升到文化社群的高度。
总的来说，对于这三位作者关于自反性现代性的思想，我比较赞成斯科特.拉什的观点，尤其当下，后现代主义盛行，那种怀疑一切、解构一切的思想大行其道，而斯科特.拉什的则是从其反向出发，他的阐释性更像是为整个世界寻找一种确定性基础，推动社会朝着稳定的秩序发展，这种思想在目前充满人为不确定性因素的社会中显得难能可贵。
二、亲密关系
吉登斯关于亲密关系的讨论，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分析视角，可以概括出如下的逻辑链条：避孕术的发明—性与生育的分离—性获得了自主性，以浪漫之爱为基础—男女达成一种平等的纯粹关系—是一种民主化的关系—个人生活政治的民主化导致对社会世界的颠覆性影响，吉登斯从避孕术的发明入手，得出了两性关系的变革，并进而推出全球政治的民主化过程，从而实现了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但是避孕术从客观上讲是一种物质因素，吉登斯在这里忽视了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此外，权力因素、女权运动难道与两性关系的变革毫无关系吗？这也正是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吉登斯的不足。
从具体内容来看，吉登斯先是从福柯对性的讨论入手，福柯所认为的性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在权力的领域内活动，权力是福柯的主要论点之一，权力包括控制力和生产现象两个方面，在文明的社会中，规训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之一，要想达到规训的目的，控制的手段就必不可少，而控制问题显然关于权力的配置，正如福柯所说，权力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活动，而作为人类主体积极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却罕见存在。由于福柯把讨论的重点都放在了权力的问题上，所以吉登斯认为福柯不顾及性别而过于强调性，且对性和浪漫之爱的联系保持沉默，而吉登斯是将浪漫之爱放在讨论的重要位置。
关于浪漫之爱，吉登斯把激情之爱与浪漫之爱做了对比，并回顾浪漫之爱的发展历程，浪漫之爱在18世纪以后开始成形，吉登斯认为这种浪漫之爱可以把一种叙事观念导入个体生命之中，所谓的叙事观念是一种套式，从根本上延伸了崇高爱情的反射性，这种反射性把自身纳入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新型纽带之中。而激情之爱更像是一种解放式的，与俗务与义务发生决裂，这种决裂更像是在浪漫
之爱的前一阶段，人们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发，由此踏上了追求浪漫之爱的新征程。吉登斯说“浪漫之爱从根本上是一种女性化的爱”，这是因为在这种爱情的过程中，女性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投入到追求爱情这种纯粹关系中，以获得一个自我的实现。
那么女性在获得自我实现之前，受到了何种压抑？与文明之间有何联系呢？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证，马尔萨斯将女性的压抑分为基本压抑和剩余压抑，他主张将一种性欲的追求转化为对爱欲的追求，通过摆脱“性”，爱欲便具有了文化建构的能力，而且远远超过了当代社会文化建构的能力，马尔萨斯眼中的“性”有着商品化的性质，而福柯则认为性将是我们的“真实”，是现代文明一种普遍化了的忏悔原则的核心，吉登斯与两位学者不同，他提出了可塑性性征，这种可塑性性征，是女性获得自我解放的前提和基础。

读书报告（2020年5月）
阅读书目：
波兰尼：《大转型》
莫斯：《礼物》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这个月刚返校，由于作业的缘故，所以读书所花费的时间相对较少，这就影响了读书的进度，再加上思绪有些混乱，所以选书上有些杂乱，本次就围绕着波兰尼的大转型，以及莫斯和布劳的社会交换思想展开。
一、波兰尼《大转型》
《大转型》一书共包含了四个部分，分别讨论了欧洲大陆为何能在19世纪维持近百年和平，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社会组织自发的保护行为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这本书主要思想表达了社会组织与市场之间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与以往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市场作用的大力宣扬不同，波兰尼则认为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意味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仅从时间上来看，在不消除社会的人性和自然本质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根本无法存在，因为这种市场体制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经济活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当工业革命和机器化大生产的来临对自由市场体制的建立提出了客观的要求，这种体制的建立必然会对社会环境和自然本质产生破坏，社会中的活动和行为都将受到经济市场的支配，货币转换成为资本，在银行金融资本的运作下，产生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已超出了经济领域，而对整个社会带来严重影响。那么社会必然要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但是社会采取的任何措施，比如说相关政策对劳动力和市场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限制，都会损害市场调节，破坏市场组织，从而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损害着社会自身，于是，这便陷入了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两难困境，我觉得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处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社会治理困境，对于更好的协调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
二、莫斯与布劳的社会交换思想
莫斯的交换思想主要在于讨论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首先，莫斯认为最早的契约关系是在存在者与亡灵和诸神之间，一方面通过向神贡献牺牲，以希望这些牺牲成为神灵能够回报的献礼，另一方面，贡献牺牲也是为了购买平安，以避免神灵的惩罚；其次，莫斯从萨摩亚人的契约性赠礼制度入手，将这种制度称为“竞技性的总体呈现制度”，之所以是“总体呈现”，是因为在礼物交换中参与的不是个体，而是以部落和家庭为单位参与其中，所形成的是一套总体的礼物交换体系，之所以是“竞技性”的，典型的代表活动就是“夸富宴”，这种夸富宴有点类似于现在大型炫富现场，但是在古代，夸富宴不仅仅只是财富的攀比，它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荣誉、威望与财富，所遵循的原则是竞争和对峙，但当彼此的对立激化，那就超出功利性，是为了追求在部族中个人政治地位以及整个家庭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在活动中用行动来强调了回礼的绝对义务；接着，是礼物的流通产生了司法关联的本质，因为在礼物交换中所体现出了一般性义务，所以与司法起源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就拿经济法演进来说，礼物交换必然导致信用的观念，在有时间延搁的赠礼与还礼的体系基础上，一方面，使被分开的时间接合起来，从而形成以物易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延期交割和现实交易的买卖以及借贷，这就是经济法的原初演进；最后，回到主题上来看，莫斯通过对交换与契约的古老起源进行研究，在那样一个既无市场，又无契约的社会，有的只是礼物的交换，而实质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那么是否有利益或规则去约束人们行为必须要对他人的馈赠进行回报呢？莫斯通过对毛利人礼物交换行为的探索，认为在交换中存在着“礼物之灵”这样一种神灵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让人得到救赎，又可能让人涉险，他会惩罚那些接受馈赠而未有回报之人，而且这个“礼物之灵”就是送礼者本人之灵，它与送礼者本身是融为一体的，也即是说，送出礼物也就是给出自我的某种成分，当时人们所处的是一个完全人格化的世界，在神灵力量的驱使下，人们很容易形成物我的主客观之间的混淆，正如莫斯所说的“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期间，本来已经被强调的人和物又走出了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就是契约和交换，由此回应了主题的讨论。
在莫斯这本书中，他收集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这些看似零乱的资料，其实一方面体现了《原始分类》这本书对部族分类的思想，比如说对萨摩亚人“夸富宴”，毛利人“通家”，都是不同的礼物交换类型，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他对涂尔干社会事实思想的继承，所有的资料都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收集，此外，书中也有涂尔干职业道德思想的影子，他将英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和行会组织的失业基金看作是传统道德的回归，可以看出他也将道德因素放在解决问题的重要位置。
如果说莫斯的交换思想所讨论的是关于古代社会交换的情境，那么布劳的交换思想更像是对现今社会生活中交换情境的讨论。布劳的社会交换以社会吸引为起点，这种吸引包括以情感为动机的内在性报酬，和以利益为动机的外在性报酬，在组织的最初形成时，许多个人间相互吸引，这就形成了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个体为了获取更多的吸引而与其他个体展开竞争，这种吸引的程度也代表了个体的能力的大小，能力较高者获得的吸引较多，逐渐确立了组织中的领导地位，而能力相对较低者，就处于组织中的底层，由此组织内部就产生了权力的分化，分化为少数领导者和大多数组织成员，于是就出现了组织的整合问题，处于领导地位的少数领导者为了巩固的地位，使其权力合法化，于是他们通过合理运用社会支持或者社会赞同等手段来获得组织成员的认可，这种认可既对维护领导权威非常重要，也为组织的整合打下基础，权力的分化一方面推动组织的整合，另一方面，也使得组织内部产生对抗性的力量，尤其当领导者对组织成员的压迫和剥削太重，由此就导致了组织成员的反抗，组织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这一过程就是个体到组织并逐渐上升到社会交换的过程，也是布劳最初所设定的分析路径，布劳希望分析从简单的个体社会交往到复杂的群体社会交往，从简单的社会结构到复杂的社会结构，次级交换叠加在初级交换之上，并且由于集体中的规范期望和价值取向，间接的交易取代了直接交易，通过社会交换连接微观与宏观，已达到对社会结构的解释。
提到布劳，我们通常会想起与布劳同为社会交换理论学派的霍曼斯，布劳主要是分析构成交换的互惠过程，根据交换原理来解释社会生活，霍曼斯则是把社会交换还原为支配个体动机的心理学原理；布劳研究了大型复杂社会组织的交换和权力，宏观结构中权力的分化、合法化以及反抗的过程，而霍曼斯则从微观的角度着手，吸收了斯金纳行为主义学派的观点，把人们的交换行为看作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去和其他个体进行交换，他在刺激-反应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六个行为命题，分别是成功命题、刺激命题、价值命题、剥夺-满足命题、侵犯-赞同命题和理性命题，他认为这六个命题尽可能的包含了人们的交往行为。
不论布劳还是霍曼斯的观点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就其不足而论，布劳认为微观和宏观本就可以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有着各自的理论体系，不一定要完全去寻求二者之间的联结，刻意的将二者联结起来，反而不利于研究。霍曼斯的交换理论由于吸收了斯金纳行为主义的观点，没有很好的区别动物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本能行为与人类社会行为之间的显著差异，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这些都是霍曼斯理论中的不足之处。所以，我们要用批判的思维去看待，既要看到其优势，又要看其不足，比如说，霍曼斯的思想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就非常有帮助，而布劳的交换思想对宏观的社会交换行为进行研究也是非常有益的，这就需要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读书报告（2020年6月）
阅读书目：
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
默顿：《科学社会学》下册
格霍：《福柯考》
一、社会理论——功能分析
（1）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追本溯源
我们通常对社会学理论史的理解遵循着按年代排列的一堆评述性学说概括或者是对社会学不同派别之间分类观点进行历史性的阐述，默顿则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一部真正的社会学理论史既不同于理论和人物的年代序列，而且与社会学分类之间有些根本差别，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学理论的连续性与断裂性，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它都有可能涉及不同研究者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各自独立的发表近乎相同的研究成果，在否定其相互抄袭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可以从其对先前理论的连续性来看，当两种理论在功能上可以互补且间隔较长时间时，后期的发现就可以被描述为重新发现，由于科学家尚未确立对早期发现的指称，我们可以将先前的理论称之为先前发现，这两种理论在功能上的互补、替换及时间的长短可以作为连续性的参考指标，但即使前后理论有连续性，我们是否将此称之为断裂式的或者有断裂程度的连续性，此外，通过挖掘先前理论中的预见或预示亦可以作为理论连续性的一个判断，因为在早期学术思想中对未来的探寻和预见中有很多时期为当前理论的发展做了铺垫，我可以可以探索到先前的踪迹；另一方面，可以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的对比来看，自然科学知识呈现的是一种累积性发展，它要求被超越和变得过时，当前科学的发展状况就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引用并继续发展，而忽视对这门学科开创性和代表性人物经典的独创性著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时间的序列，找到那些代表着重大发现的一个个节点，将其串联起来，便可以构筑一部自然科学理论发展史。而社会科学的知识累积性效应是很薄弱的，每一部经典著作都有利于保护前代学者的部分直接经验，这种部分经验难以对已有理论进行总体性概括或者对其进行替代性发展，整个学科脉络的发展不是一个个点的串联，而更多的像一张网络，其中任何一个点都有可能与其他的点连接起来，所以仅从纵向的年代序列或者横向的分类来看，都无法形成对社会学理论史的完整理解，默顿认为一部真正的社会学理论史须论及理论与代表人物的社会出身和地位，社会学中变化着的社会组织，传播带来的思想变化以及它们与外部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关系等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就理论产出主观方面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纳入进来，将原本生硬的理论具有了生气和生命力。
（2）功能分析——潜功能与显功能
默顿认为功能分析需要区别客观的社会学结果与主观意向，因为社会功能的分析是指可观察到的客观结果，而不是指包含研究者目的、动机和目标等主观意向，但是在以往的功能分析中，研究者经常混淆了功能分析的主客观区别，那么要如何消除主客观之间的混淆呢？默顿提出了两点，第一，要建立多重后果与总后果的净差额概念，某一事项既可能有正功能后果和负功能后果，而且还有可能有非功能后果，即是说这种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相关，所以要寻求多重后果与总后果的净差额，第二，默顿认为要区分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一致与不一致的情况，由此提出了显功能与潜功能的概念，所谓显功能就是指就客观后果来说，有助于系统调试，为系统参与方期望和认可的结果，而潜功能是无助于系统调试，系统参与方不期望而不认可的结果，这种划分不仅有助于澄清功能分析中不合理的对社会模式所做的分析，扩展了从潜功能角度的评价的范围，而且最重要的就在于它有效的防止了素朴的道德判断替代社会学分析，因为显功能的社会分析从显在的行为或者规范的后果出发，这种显在性更多的是道德判断的基础，而潜功能所发挥的作用的方式与显功能不同，就拿美国政治机器这个例子来说，很多美国民众对美国政治机器的评价很低，认为其不仅经常践踏着道德准则，而且也不同程度与习俗和法律相对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美国的政治机器是如何进行连续性的运作的？这就需要从潜功能的视角进行分析，首先就选举方面来说，政治机器将地方选民看作是生活在特定地区、具有特定问题和个人需要的人，其通过复杂的个人关系网来与普通的选民保持联系，将政治那种公共的、抽象的关系转变为私人间具体的、直接的联系，正是这种选民与地区代表之间直接的、具体的关系，政治机器才得以有效的运转起来，其次，政治机器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它将帮助的重点放在给予这种帮助的方式上，一方面，选区的工作者他能够让资源有效的有受助群体相衔接，推动社区的整合；另一方面，选区工作者通过作为社区中“我们”群体的一员，他们所提供的资源让受助群体在接受帮助的同时，不会以丧失尊严为代价，最后，在合法性方面，政治机器为一些特殊的亚群体的社会流动提供其他渠道，这种渠道有可能是非法的，比如说非法买卖、垄断组织等非法的商业活动，正如默顿所说，它既服务商人，也服务于罪犯，不论合法与否，它都是为了经济需要服务，亦是为个人提供社会流动的渠道，因为在美国社会中，其主流价值观对获取财富的烘托和渲染得到了美国民众的普遍认可，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制度所提供机会很有限，所以很多人为了追求目的的合理性而放弃的手段的合法性，由此导致了许多社会失范行为的发生，而美国政治机器对非法商业活动的默认，恰恰为这部分想要获取社会流动的人提供了机会，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失范，故此，我们不能仅仅从道德上来进行判断，这种行为在文化上是不予认可的、规范结构是不予支持的，我们就可以从潜功能的角度来对政治机器运转的作用进行分析，从而让分析更加全面，贴近现实。
二、社会结构——参考群体理论
默顿所建构的的参考群体理论来自于相对剥夺的概念，通过与其他个人、群体和社会范畴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形成了内心的相对剥夺感，同时也区分了于内群体或隶属群体相对的外群体或非隶属群体，就不同的属性来说，可以区分出三种参考群体，分别是隶属群体充当参考群体、非隶属群体充当参考群体和多重参考群体。首先，隶属群体充当参考群体代表性的就是群体内晋升率，在自己所属的群体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对比和参照；其次，当非隶属群体充当参考群体时，两群体之间的比较建立在地位特征最低限度的相似性基础上，隶属群体中社会关系的恶化和对非隶属群体规范的肯定态度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累积性的相互作用，这就加强了对非隶属群体的参考，当然，对非隶属群体的真相取向也有一个功能：预期社会化，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开放、流动性较好的社会结构中，对另一个群体的期望既有助于个人进入该群体，又有助于进入该群体之后的自我适应；最后，对多重参考群体的讨论中，默顿又具体区分了冲突的参考群体与相互支持的参考群体，这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促进组织类型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就多重参考群体的理论意义而言，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理论内涵，第一，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性定义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某些共同的参考群体上，第二，我们通常是与有实际社会联系的人相比，比如说同事和朋友，第三，那些能把自己命运与他们命运作比较的个人对他人的处境是有一定知晓的，第四，关于参考群体概念的经验地位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
不仅是对参考群体进行分类，默顿还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对参考群体概念的澄清入手，讨论决定参考群体的因素以及参考群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等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建构，我觉得可以把这一理论看做默顿对建立社会学中观层次理论的一种尝试，它既包含了在经验基础上对理论抽象，又让理论很好的与经验相衔接而不至于显得空洞，用默顿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在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命题，从这些命题中可推导出经验的一致性。
三、科学社会学
在科学社会学这部分包含了知识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学，前者主要是分析知识社会学的范式以及对一些知识社会学家作品的评述，比如对兹纳尼茨基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讨论，曼海姆将知识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等等，对这部分就先略去不谈，而主要分享一下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
一方面，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中一个重点就是提出了科学的精神特质，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怀疑，这这里，默顿更像是在建构一种理想类型，因为这是集这四种特质于一身的科学家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不可能存在，比如说，在战争状态下，普遍主义的特性很可能转变为极端的爱国主义，这时，不仅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科学也变成了有国界的了，正常的科学交流变成了相互的质疑和不信任。不过，一旦这些特质得到科学共同体整体的认可后，便可以成为普遍赞同的准则而反过来约束科学共同体自身行为，这种特质与科学共同体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共同体的承认是这些特质得以巩固的前提，而这些特质是科学共同体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多重独立发现使得对优先权的争论成为科学发展史上挥之不去的论题，那么为何要对优先权如此看重且都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呢？原因在于这种优先权与科学共同体中同行承认有密切关系，同行承认代表着对其研究成果的认可，这是关于科学的制度性奖励基础，其形式尤其表现在以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科研成果，为了获得这份殊荣，科学家们纷纷展开优先权的争论以获得同行的认可，当争论发展到极端时便引发了社会冲突，科学家彼此的不信任和相互攻击取代了正常的学术批评，不同学术圈中“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区分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的发展，默顿建立科学精神特质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化解这个难题，他希望科学家之间能够消减偏见，促进彼此间理性的联系。
蒋晓雨
2020年7月9日


读书报告（2020年7、8月）
阅读书目：
《疯癫与文明》
《临床医学的诞生》
《知识考古学》
《规训与惩罚》
《不正常的人》
《必须保卫社会》
这两个月读了福柯的部分著作，我将以精神病学为线索，围绕着精神病学的诞生和将精神病学纳入其中的谱系学分析方法两个方面展开汇报：
一、精神病学的诞生
关于精神病学的诞生，我想根据判断其是否具有可治疗性，将其划分为病理学层面的可治疗性与社会层面的不可治疗性两个方面，前者所指向的是疯癫的领域，后者指向的是不正常的人这个领域，我将分别展开论述：
一方面，在对疯癫的研究中，福柯大致围绕着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在等三个阶段来分析了疯癫的发展脉络，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被置放在宇宙的向度中，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对于疯癫的态度来自于宗教的救赎，将疯癫驱逐于城市去寻找自我救赎；在古典时期，疯癫与非理性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利益纠葛，疯癫从开始统一于非理性范围内，到与非理性之间相互混淆再到最后与非理性发生分裂，随着分裂的完成，疯癫从此自由了。疯癫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分析对象，于是便可根据类型学来划分其种类，并依据古典时期流行的性质动力学、伦理学和生理学等思路来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而且疯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由此派生出了疯癫与文明、疯癫与自由以及疯癫与感受力等多对关系的分析和讨论，同时也由于疯癫自由了，它越来越来变得可辨识，边界也越来越清晰，对其管理和控制也有了明确的方向，城市的禁闭所便一直以来都是疯人们的归属，他们在那里集中生活和接受治疗；到了现在这一阶段，疯癫作为一种疾病被收治于疗养院和疯人院中，疗养院承接了以往的宗教传统，推行一种宗教疗法，而疯人院则采用道德疗法，力求将疯癫禁闭在道德领域，通过指控、审判和谴责，使病人获得内心的悔悟，来摆脱疯癫的状态；总的来看，从排斥于城外，到禁闭于城中，再到现在圈禁于疗养院和疯人院中，对疯癫的态度始终是从其可治疗性的层面来看待的，不论是期待通过宗教的力量来获得救赎，或是古典时期残酷的治疗方法，亦或是现代严格管理的疗养院和疯人院，这些方法或是机构都是以治愈疯癫，让其恢复正常为导向，其间所诞生的精神科学以及与之相随的一整套精神疾病话语更多是从病理学层面上来建构的。
在另一方面，在不正常的人这个领域中，福柯将精神病学指向了不可治疗性这个方面，他通过一次大区分，两次融合，最后将精神病学的问题定位在社会层面上。首先，福柯将不正常的人划分了三种类型，分别为畸形的人、手淫的人和需要改造的个人，福柯主要分析了前两者，第一，对于畸形来说，它经历了由吃人的、乱伦的和妖魔化的大畸形到较分散的、生活中常见的和犯罪的小畸形这样一个转变历程，畸形的根源来自于本能，因为这种畸形代表的是反自然的自然，畸形从法律上来讲是一种无理由的罪行，它导致了惩罚权力无法发挥作用，法律体系与惩罚权力之间不相符合的情况发生，这就面临了两难困境，为了恢复法律秩序的运转，法律向精神医学进行求助，在法律—精神病学相互渗透的模式下，最终将这种犯罪归结为一种特殊的动力学范畴，即本能的行为，于是畸形—本能便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无理由犯罪的分析框架；第二，与手淫的人紧密联系起来的是儿童的性，儿童的性与成人的性是不同的，它更多是外界的诱惑下所驱使的儿童的好奇心，源头在于对快乐与欲望的需求。对手淫儿童的分析，所指出的是一种肉体的罪过，肉体的快乐与欲望导致了手淫以及乱伦的发生，这种罪过的改变需要以建构单细胞家庭为中介，让精神病学渗透到家庭之中，发挥其干预和管理家庭的权力，最终形成精神病学—家庭这样一条发展的谱系。从对畸形和手淫的分析来看，它们分别发展出精神病学—法律和精神病学—家庭等两种不同的谱系，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那么，要如何将这两者统一在不正常的人这个领域内，而且统一的要素在需要改造的人这个类型中也是适用的，福柯提出了“性本能的游戏”，这种性本能与幻想与想象相联系，将快乐与欲望，性与本能很好联结在了一起，以此建构了关于疯癫和精神疾病的病因学，让这三种类型都被融合在不正常的人这个领域中，这就是第一次融合，第二次融合在于将不正常的人这个领域融合进精神病学的领域，精神病学不是因为要扩充其权力的领地而将不正常的人纳入自己的领域，我感觉在福柯的分析中，在精神病学和不正常的人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因某种相似性，自然而然的契合了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19世纪精神病学非精神病化趋势，以往精神病学的任务是着从病理学出发来丰富精神医学，而现在精神病学的任务是覆盖从家庭的不规则到违法犯罪这个庞大领域，勾勒出性困扰的谱系之树，不正常的人逐渐成为精神病学普遍化的工具，融合进精神病学的领域，所以说精神病学对行为的干预已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毛细血管，它不再仅仅是对性、疯癫，畸形等具体问题的干预和控制，它指向的是精神病学的不可治疗性，最终的落脚点是在社会层面，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上述这些不正常的因素作为干扰社会良性运行的源头，必须对它们进行辨识、区分、治疗以及专门控制和管理以达到对社会的保卫作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种族主义的流行，福柯认为新种族主义就是对这些不正常的人进行区隔和打压，社会力求对这部分人的控制和压迫来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
二、福柯的谱系学分析方法
在福柯那些丰富且深刻的作品中，谱系学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谱系学分析方法可以作为理解他作品的一把钥匙，那么，“谱系学”是什么呢？福柯将其称之为一种知识的造反，是对“屈服的知识”进行批判，对统一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和斗争，用局部的、少数的知识复兴来反对科学和认识的等级化及其固有的权力。谱系学的特征在于它所建构的是一种断裂式，具有偶然性和局部性的话语分析，就像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就是通过对局部性的话语描述为起点，来分析从整体性和连续性中所解脱和逃离出来的知识的运转策略。具体来看，福柯的谱系学至少包括以下两个要点：
（一）话语的形成
就话语形成过程来说，它需要在一定数量分布的陈述之间，描述这样散布的系统，也需要我们能够在对象、各类陈述行为、概念和主题的选择之间确定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代表着次序、对象关系、位置、功能和转换，福柯认为对象、各类陈述行为、概念和主题的选择等因素可作为话语形成的规则，是话语分布中的存在的条件。在福柯的具体作品中都体现着一套话语是如何形成和建构的，比如说，在疯癫的研究中，福柯既采取文学作品中的话语，又采用了宗教救赎的话语，当然，医学的话语是必不可少的，疯癫从借鉴和模仿其他领域的话语到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话语，自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其中不乏偶然性和局部性，有时偶然的事件导致对疯癫的态度发生很大的转变，所以话语的形成也是复杂多变的，不过我觉得从总的方向来看，关于疯癫，始终是围绕着其可治疗性为出发点，其所建构的是一套病理学层面上的，关于精神科学的话语；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以酷刑到监狱的转换为载体，分析了当今司法领域中，所建构的是一套科学—司法复合体的话语；在临床医学中，福柯以目视为起点，将事物和目光归纳为同一个运作逻辑，同样的运作逻辑下，目光能够重现事物的发生过程，连续的读解、记录和汇总、复原内在的组织结构，简单的说，目视具有一种还原作用，以目视的视觉为基础，辅之以触觉和听觉，构成三位一体的多重知觉结构，以此来描述和分析病人的身体空间，并建构了一套理性的临床医学的话语。
（二）以身体为对象的权力和知识的运作
在福柯的谱系学中，我觉得另一个要点就是以身体为对象，权力与知识的运作，在福柯看来，权力与知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这对关系的出现，往往伴随着身体这样一个载体。比如，在临床医学中，以病人的身体为对象，建构了一个疾病空间，这个空间既有纵向维度，又有横向维度，它既是代表着一种感知，又是一种控制，当医生以一种沉默的目视观察病人的身体，病人就被剥夺了话语权，医生的目视是一种权力，一种对病人身体的支配权，当这种权力作用于身体空间时，身体的反馈就是一套可见的、真实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是对既往医学话语的验证，亦可以在此基础上的完善和丰富，但它始终会被带到一个新的权力语境中，与另一个身体发生作用，总之，权力与知识始终是相生相依，不可分离；又比如说，在对惩罚权力的分析中，福柯将此称之为权力技术学，它经历了以仪式为标志的君主权力、以表象为象征符号的社会共同体力量和以操作化为特征并留下痕迹的管理机构（以监狱为典型）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具体来看，在象征君主权力的酷刑中，它采用过分的原则，将权力直接作用于肉体，以摧毁肉体来维护权力的威严；象征社会共同体的“惩罚之城”中，它把权力的运作隐藏于自然温和的背后，力图通过景观、符号和话语来减少人们的犯罪欲望，这种潜在的权力运作直击身体中的灵魂，对公众心灵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一种强制制度的监狱，它代表了惩罚权力的制度化，在这种制度化中，一种全景敞视的监狱应运而生，将犯人的身体全面暴露，监狱不仅限制了肉体的自由，亦是对犯罪者灵魂进行干预，它所行使的是一种规范化的权力，为了让犯罪者符合社会规范，以期再次作为一个被规训了的人去融入社会，这个权力的行使是通过监狱自身把控的，对犯罪者惩罚的范围和时间很大程度上由监狱自主决断。在这三种权力行使的类型中，与之相伴的是三套不同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它们以犯罪者的身体为对象，共同对其发生作用。在18世纪以来，刑罚体系放宽的进程中，经历了从君主权力报复的话语→“人道化”的话语→有经济理性的符号技术→新肉体政治学的过程，肉体渐渐的与权力和知识技术的运作发生紧密联系，不断地被规训和惩罚。除了临床医学和监狱，对疯癫、不正常的人和保卫社会都可以看到权力与知识的运作，我觉得可以以这对关系为线索，来看待某个领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总的来说，读福柯的作品，给人以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不仅是因为他才华横溢的文风，他那别出心裁的论证，有丰富性且又不失深刻性的分析，而且我最为喜欢的是他能在批判和打破一套话语体系之后，理性且客观的分析，重新建构一套具有断裂性、偶然性和局部性的谱系学方法，这对理解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甚至是理解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
蒋晓雨
2020年9月19日


读书报告（2020年9月）
阅读数量：6本
书目：
《词与物》
《实践理性》
《再生产》
《单身者舞会》
《区分》上
《区分》下
一、习性与实践——场域中的生产逻辑与产品
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空间或象征空间，其中个人或集体在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并与其他个人或集体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同的场域之间虽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亲和的同源性；“习性”一词，布迪厄将其指称为一种性情倾向，可以用资本总量、资本结构和时间上的共时性或历时性等三个维度来对其进行衡量，它们构成习性的生产条件和产品的多样性。习性与习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习惯更像是一种机械的重复，而习性是一种主动地选择，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有其不同的行为取向和行动策略，就习性的特性来看，习性的培养主要来自两个“市场”，分别是家庭与学校，作为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的这两个场域，使得习性一经养成便很难产生大的变化，因此它具有滞后性（典型体现在学历与客观机遇之间的矛盾），同时习性也极大的影响了作为主体的行动者对社会世界的观点以及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关于“实践”的概念，我觉得在布迪厄书中更多的是指选择的可能性，是对行动者的行为背后的逻辑进行分析，他力图打破主观主义理论与客观主义理论之间的对立，将马克思关于“自在与自为”和“必然和自由”两对关系引入其中，较好的再现行为的生产逻辑和表现方法，很大程度的减少了客观主义理论中统计学数据分析表面结果的不可靠性，并弥补了主观主义理论追求事物意义而缺乏实证性的不足。实践的背后亦是一种理性，正如布迪厄总结出实践产生的公式如下：实践=（习性）（资本）+场域，由此可见，实践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拿文化生产场与科层场域的实践生成来说，前者，文化生产场是由文人及其作品主导的一方天地，是一个具有自己结构和规则的场域，在其中，作为文本的作品一方面划分了内部解释或形式解释与外部说明，即就是内部阅读与外部阅读的区分，另一方面对结构主义理论在智力和社会关系上的作用也较好的说明，就无结构主体的被架构的结构来说，它有其特殊的历史成就而不必参照其他；作为文化作品的生产者——文人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位置之间的张力所带来的竞争既是利益的争夺，亦是场域结构的改变，这个场域代表着一个可能性的空间，文化生产者在其中拥有一个共同参照，共同标记的体系，文化生产者通过习性（性情倾向）与场域发生关联，且不同的习性背后体现了不同的资本配置，这两者在场域中共同作用于实践，以生产出相互区分的文化产品；后者，对科层场域的生成和结构的分析，布迪厄在此的目的在于以历史特有的逻辑系统方法来阐明我们称之为国家这一事物的建立过程，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物质的建构过程和精神的建构过程，物质方面体现了资本的集中，既有捐税，武装力量等物质资本的集中，也有司法资本这种象征资本的集中。精神方面就在于国家对于认识结构和评估结构的建构，比如政治信仰的建立亦或是普遍观念的传递等等，这种精神建构的影响就在于对国家科层场域内部公民性情倾向的培养，将此内化于一种无意识的内在结构并对国家科层的客观结构之间相互协调，从而有助于对合法性的承认，国家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融合了资本，培养了性情倾向，引导了公民对合法性的实践，最终集有形暴力与象征暴力于一体，国家实体得以建构。
二、资本的耦合——阶级的再生产机制
对于阶级的再生产，布迪厄较有代表性就是对教育的分析，我们常说教育是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在法国，阶层的固化使得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阶级再生产的工具且伴随着权力的再生产，布迪厄从一种符号暴力理论入手，将教育划分为教育行动、教育权威、教育工作和教育系统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四者之间相互联系，各有特色，教育行动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它从客观上讲是一种符号暴力，作用于教育交流关系中；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以合法强加的权利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它将权力关系转变为合法权威，代表性的是以情感为基础而形成的符号暴力技术系统；教育工作是教育行动的延长，教育作为一种灌输工作，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而教育工作就是这种时间上连续性的体现，它将文化专断的原则内化为其产品的一种习性，推动习性的持久程度、完整性和可转移程度；教育系统以学校权威为依托，也即是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的权威为依托，使学校系统化、一致化和制度化。
以上四者，它们共同诠释了教育活动和功能，教育功能实则为一个选择和淘汰的机制，选择的条件就来自资本的总量与结构，显而易见的是，资本总量雄厚的统治阶级或阶层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且大都具有优质的教育资源，而资本总量较为弱势的被统治阶级，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是与一种必然性相关，可选择的空间较小，经济和文化资本的有限性限制了他们的选择，此外，就资本结构来说，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不同占比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也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教育活动背后资本的运作，既是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亦是权力关系的不对等，通过不同等级的教育分类与筛选，统治阶级再生产了其文化的合法性与成员的稳定性。教育通过其隐蔽的符号暴力的实施，保持了现有的秩序，而学校就是实施符号暴力过程中最坚固的一环，学校内部的考试淘汰机制、语言交流方式、学校本身的性质（普通型学校与技术型学校）以及学校作为合法文化的代表对其他结构的依附性关系都使得学校表面和谐的运作机制下，实为暗含了不同阶级或阶层利益关系斗争与竞争的场域，彼此力量关系的强弱影响了教育机制的变与不变，资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相互耦合，是彼此力量对立的基础条件，很多程度上决定了是对现存教育状况的批判，亦或是维持。布迪厄用一种批判性思维，将教育活动的运作模式和背后的复杂关系揭露出来，对打破我们以往的思维惯性有很大的帮助，虽然他的分析结果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悲观主义倾向，阶级的再生产、权力的再生产，国家由一群少数的精英所掌握，阶层结构的固化固然是可悲的，但正如布迪厄所分析的实践理性一样，行动主体根据其置身于其中的场域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以实现自我的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判断力的批判——区分
布迪厄所提出的判断力的社会批判，这种判断力指向一种趣味的选择，亦是审美的配置，他将这种趣味置于统治阶级生产场与文化生产场进行分析，就文学作品类型来看，他将趣味划分为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其间已经凸显出不同阶级之间在趣味和审美配置的较大差异，根据不同场域之间某些方面的同源性，其他场域也可进行类似的划分，比如说古典趣味与现代趣味，纯粹趣味与野蛮趣味等划分无疑都体现了等级化和对立的色彩，究其根源，在于审美配置的观点中，是认为形式服从于功能还是功能服从于形式？前者，功能放在第一位，也就是将审美放在了它的功用上，通常以用处来衡量美感；后者，形式被放在第一位，它更多的是将美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距离来达到对美的体验。一般情况下前者是被统治阶级审美的体现，后者则被纳入统治阶级的审美范畴，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被统治阶级受经济必然性的约束，所形成的审美配置体现了一种必然趣味，而统治阶级的文化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经济的必然性，在与这种必然性和迫切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方能在作品的静观中体验美，形成一种自由趣味，所以正是客观的差别导致了不同的审美配置，趣味只是这些差别的实践证明，然而，统治阶级却将客观的差别变成有选择的区分，被动的选择变成了有意识的、有选择的占位，审美由此变成了一种区分的意图而非真正的审美普遍主义，明确的审美选择在社会空间产生了群体选择之对立，正如在文化贵族的领地中，拥有法定的熟习，行家能力和风度的文化贵族与民众文化的经验知识相对立。这些区分体现在行动者的实践中，亦是一种自在与自为之间的对立，文化贵族懂得自制，对沉溺于自然的拒绝，其高雅的风度与自如的处事，表现出了一种自为的审美配置，而民众阶级实用性的，接近自然的审美显得相形见绌，与这两种实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是不同生活风格的对立，这种对立的源头在于不同习性的养成，用布迪厄的话说，“习性就是实践的隐喻”，习性一方面产生可分类的实践和作品，另一方面区分和评价这些实践和作品（趣味），这两者共同确立了生活风格的可能空间，因此，以习性为起点，遵循着习性→实践→生活风格这样一条逻辑，布迪厄通过食物、外观和文化三种区分方式，分析了习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所产生不同的审美配置，揭示了区分意识所导致的对趣味的占有与竞争，趣味在这里扮演了象征符号的作用，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赌注，斗争的优势一直是偏向于统治阶级这一方，他们垄断着合法文化的占有权，即使被统治阶级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与其斗争，不论成功与否，都是对现存秩序合法性的认可，也让区分的意图更加刻意化，统治阶级中存在与应在之间的契合以及这其中所包含的自我肯定的力量促进了统治阶级文化的再生产，进一步拉开了阶级之间的距离。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生产场和统治阶级场中，我仿佛看到那些有良好文化意愿却资本微弱的人在奋力挣扎，而拥有雄厚的先赋资源和后致资源的人也不停的忙碌，两者之间的对立恒久存在，这到底是行动者的主观愿景还是社会结构使然？
四、布迪厄与福柯
读了布迪厄的作品，他的观点让我想到一些与福柯不同权力的痕迹，下面我简要说明下我的想法
（1）显在的权力与潜在的权力
在福柯与布迪厄的作品中，都提到权力，但是它们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觉得福柯的“权力”更像是一种外在的、显现的和直接的权力，有让人切身体会到的强制力，比如他所分析的在全景敞视的监狱中，对犯人肉体和灵魂的监控和规训就是规范化权力的典型表现；在临床医学中，医生目视的权力作用于病人无声的沉默，这是一种直接的权力，没有任何中介；在不正常的人中，对这些不正常的人的权力就是赤裸裸的排斥。
在布迪厄那里，我觉得“权力”更具有隐蔽性，是潜在的和间接的。在不同的场域中，权力的再生产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在文化生产场中，权力内化为一种象征资本，权力的施展体现了一种符号的暴力，是不同行动者力量关系之间的表现，人们在力量关系的斗争中已经承认了这种符号的合法性，通过文化的再生产推动了权力的再生产。这种权力也以一种潜在的区分意识和审美配置显露出来，是不同阶级之间生活风格对立的根源。
（2）权力与知识，权力与符号
福柯所分析的权力框架通常与知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两者之间相辅相成，话语就是其共同作用的表现，关于疯癫的话语、医学的话语以及保卫社会的话语等等都是一种规范化的权力对人的干预、分类、区分，这些话语也是所谓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知识的运用和传播，权力和知识通过话语的表象作用于人的主体。
布迪厄所分析的权力常常转化为一种符号，而且表现为一种符号的暴力，这种符号既是一种内化的习性，又是一种外显的象征资本，从而产生了差异化的生活风格和区分的意图，并成为不同阶级之间竞相争夺的赌注，关于符号的争夺是一个恒久的过程，它弱化权力再生产的强制性力量，为人们争取符号的占有增添了一份希望。
关于布迪厄与福柯的作品，引发了我很多思考，比如福柯具有断裂性的，将事物问题化系谱学分析与布迪厄关于具有连续性的，社会轨迹的习性的分析之间是否对立？福柯在《词与物》中从表象分析出发所建构物之序以及“人”的诞生和布迪厄关于现实的表象与表象的现实之间，表象在其中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都值得我进一步思考。
蒋晓雨
2020年11月7日


读书报告（2020年11月）
阅读数量：5本
阅读书目：
《合法化危机》
《欧盟的危机》
《分裂的西方》
《后民族结构》
《包容他者》
哈贝马斯讨论的主题可以归结为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及现代性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因阅读作品有限，本月暂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和合法性思想展开进行汇报：
一、社会现代化思想
哈贝马斯关于社会现代化思想中，引用并分析了韦伯相关方面的研究。韦伯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化，对韦伯而言，一个组织若是能坚持使它的成员做出目的理性行为，它就是“合理的”。他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这种历史的开端状态也只是为一种自我解构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韦伯则根据启蒙辩证法的模式对这种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具体来看的话，随着传统世界观的解体，文化合理性发展→私人化信仰立场和内在化的良知道德逐步传播开来→新教伦理→合理的生活方式→目的理性扎根到价值理性当中。在这种理性的基础上建构了官僚化、法律化体系，人们在追求自由的目标下，实现的其实是一种规训中的自由，韦伯将其称之为“宰制社会”的黑暗图景，因为充满理性意志的合理化造成了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导致了“自由丧失”亦或者是“意义丧失”，个体存在面临着挑战，个体需要的足够的勇气和坚定用同一种生活方式来对抗和怀疑，以追求私人自由。
哈贝马斯从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分工和合作问题入手讨论现代性问题，原本这两者是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但是结束分工之后，现代性批判的自我理解与对现代社会危机趋势的经验考察和描述把握完全脱节了。哈贝马斯更倾向于从哲学层面来分析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他采取自我批判的视角，根据语言学转向的两个表现，一是后现代对现代性规范自我理解的“克服”，二是主体间性，以此来探讨语言中的“具体”理性，这种“具体”理性包含着解先验化的特征，不同于以往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概念，当然，这种转变必然包含着心性结构的改变。语言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语境的基础之上，语境不同，理性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就现代性的概念来说，古典的现代性概念立足于社会解体的经验和对普遍主义规范的破坏，而后现代理论关注的主要是排斥性，也即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规则系统的排斥特征。
从韦伯对时代的诊断来看，他认为前现代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和官僚国家提供了创始条件，但是随着合理化的深入，这两个功能相互渗透的行为系统慢慢变成了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自我调节系统→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向生活世界的入侵（侵入到交往领域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导致了生活世界的异化→“意义丧失”、“自由丧失”→韦伯以来的古典现代性概念体现了规训社会与个别主体性之间的对立→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交往行为，实现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循环过程，以此来消除这种对立。在交往行为中，话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话语的制度化使得合理化的生活世界有了自己的机制（交往生产力、团结的话语，政治的自我反思），推动建构新的强制规范和规范制度。
总的来说，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探析更多是从哲学上的自我关涉、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知性活动（主体自由和反思）等角度展开，这在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和克隆人自我道德理解中都有所体现。
二、民族→后民族
从民族到后民族的转变，与现代性的发展息息相关，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利益关联网络，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国家范围控制风险显得越来越无力，认识这一现实，往往需要民族国家有一个较好的自我理解，也即是伦理-政治的自我理解，以此出发，来展望现代社会的发展前景。就民族本身来说，它是随着民族意识取代了地方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效忠观念而建立的，而在后民族结构中，哈贝马斯希望能在公民团结的信念下，构建一个无世界国家的世界公民社会，在范围辽阔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内部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强制协作意识，实现“国际关系”向世界内政的转变。欧盟作为一个较为成功的区域代表，它的建立和完善一个欧洲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欧盟的公民也能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去。以欧盟为例，哈贝马斯提出要以国民先行发生转变的价值取向的响应和支持为基础，以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即超越国界的公民社会的积极成员为主要承担者，建立一个与全球化市场相匹配的政治调控机制，政治组织的合作能力与世界公民团结的新的一体化形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三、欧盟的危机
欧盟作为一个区域联盟的典型代表，在其发展过程也面临着危机，比如说民主合法性问题；政治碎片化与世界社会的系统融合之间的矛盾；欧洲理事会政治权力与其缺乏法律效力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将症结归纳为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他希望宪法能够制定并实施，他认为欧洲宪法不仅可以明确潜在的权力转移，而且也将推动新的权力格局的形成。因此，哈贝马斯也希望就立宪问题全民公决，就欧盟整个运行来说，经济利益的动机、共同的价值趋向、政体的合法性都使得在动员过程中不仅切中大众利益，也需要针对大众的心性（文化凝聚力），这都体现了公民团结在打破民族藩篱，构建共同体过程中的主体角色。
哈贝马斯强调了民主重要性，他认为由国家公民组成的民族是民主过程的产物，它的集体认同不能先于，更不能脱离这一民主过程。民主合法化的基础在于制度话语过程和制度决策过程与非正式意见形成过程在公共交往层面上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促进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地域意义上的组织形式转化为遵守功能原则，从而形成联合体，并构成欧洲公民社会的核心。在这里，欧洲认同的核心在于学习过程本身，对传统的反思—“团结他者”，把一体化设计“政治化”。
三、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关于合法化危机的讨论主要涉及危机的概念，危机的倾向与合法化问题的逻辑等三个方面。
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社会系统的危机是由于结构固有的系统命令彼此不能相容，不能按等级整合所造成的，但是社会系统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实存，所以社会危机概念容易让人产生怀疑。哈贝马斯危机从无法解决的控制问题中产生出来，造成了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对主体意识产生影响（认同危机），由此社会整合也受到了影响，社会系统的整合在于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控制能力。在这里，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和系统作为两个范式的存在，它们之间的联系？生活世界是社会的规范结构（价值和制度），此时系统的非规范因素是制约条件；系统所讨论的主题是控制机制和偶然性范围的扩张。
对于社会系统危机，哈贝马斯先是对社会系统展开论述，他认为社会系统主要包括的三个要素：
1、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交流，通过生产过程（对外部自然的占有）和社会化过程（对内在自然的占有）进行；
2、生产力和系统自律达到一定水平后，社会系统就改变了其理想价值。这种改变受到了世界观发展逻辑的限制；
3、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容纳的学习能力，具体而言，取决于理论-技术问题和实践问题自身能否分化开来，话语型学习过程能否出现。
此外，哈贝马斯还对社会的基本形态划分，他在总体上以阶级为基础，区分了两种社会形态，分别为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阶级社会里又包括了文明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再细分的话，文明社会中又可包括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三种基本社会形态，就拿原始社会、传统社会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三种形态来看，首先，它们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原始社会以亲缘关系为基础，传统社会以政治的阶级统治为基础，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以非政治阶级统治为基础，具体表现为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其次，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原始社会中两者之间并为分化，传统社会两者之间已然发生了功能上的分化，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系统既承担了系统整合的功能，又承担了社会整合的功能；最后，他们各自的危机类型也有很大差别，原始社会是外因所诱发的危机，传统社会是内因决定的认同危机，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危机是系统危机，也即是控制问题。
在对社会系统进行总体性分析之后，哈贝马斯探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主要来自于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和合法性系统等三个系统的运作逻辑，经济系统将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区分开来，行政系统主要是国家机器通过总体计划来调节经济循环过程，校正市场机制，避免功能失调，合法性系统中哈贝马斯区分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他认为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过程中，为形式民主创造了条件，但是在这些条件下，公民只是享有消极的公民身份，公民的私人自主只能从公民的私人性中去获得。哈贝马斯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中也提到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在传统社会里，生产关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政治形式，这就很容易让人区分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被匿名形式的私人政治权力所取代，最后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统治的匿名性被社会的匿名性所取代，整个晚期的资本主义结构呈现出一种针对局部危机的反应结构，阶级妥协是这个结构中重要特征。
晚期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也产生了一些全球性危机，哈贝马斯主要从生态平衡、社会化过程和国际平衡三个方面展开说明，生态的失衡主要体现在对生态资源的掠夺所导致的增长的极限问题；社会化过程的失衡就在于行为系统不再需要加以证明的规范，人格系统也不必在解释系统中去寻找自身的统一性，那么人们就会机械的去接受的决定而缺少反思能力；国际的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家关系之间的失衡，高度的军事化让整个世界体系充满了不稳定因素。
除了这种全球性危机，就系统本身而言，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危机倾向，首先，就经济系统的危机而言，它的危机主要来自于产出危机，由价值规律，也即是由雇佣劳动和资本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所决定的；其次，政治危机主要由产出危机和产入危机两个方面所构成，这取决于政治系统的特殊性，因为政治系统投入的是大众忠诚，产出的则是权力机构贯彻执行的行政决定，此时的投入危机表现为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这里的合法性危机具体表现为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了怀疑，也促使了形式民主受到质疑，产出危机则表现为合理性危机（一种转嫁的系统危机），这种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性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最后，社会文化系统的危机与前两种危机紧密相连，因为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所以前两种危机也就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所以，社会文化系统的危机是一种产出危机，也即是一种动机危机。与这三种危机相对应的是哈贝马斯关于三种危机倾向的原理分析，此处暂不做赘述。
除了对合法化问题的表现形式、分类和原理问题进行分析之外，哈贝马斯还讨论了合法性问题的逻辑，他一方面分析了韦伯的合法性概念问题，另一方面则探讨了合法化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主要指他所建构的“理性统治”的统治类型，在这里，合法性的信念与真理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外在基础包含的是一种合理有效性的要求，因此它可以避免只存在心理学上的意义，也不会使合法性信念仅仅退缩为一种正当性信念，而是由规则所确定的程序，其本身都受到合法化的压力。
在合法性逻辑中，实践与真理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即是规范有效性如何达成的问题？规范的有效性取决于动机合理/信念——有关人员组成的交往共同体，既作为实践话语的参与者，对规范有效性要求加以检验→形成共识或者信念。这个逻辑也与规范有效性本身的特性有关，规范有效性本身具有认知性，可以用话语来兑现，即它可以用参与者通过论辩达成共识来加以论证。这种共识体现出了一种理性的意志。
2020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