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轲读书报告v3.0⁶𓅓（更新至5.10）

福柯 疯癫专题
“疯癫”作为福柯作品中的重要内容，一直穿插在自己作品的各个部分。甚至有不少作品在单独论述有关疯癫的内容。作为福柯从事学术研究最开始的研究内容，对于“疯癫”的 研究福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产生了不少成果。
一、疯癫的产生
什么是疯癫？疯癫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研究疯癫所绕不开的话题。疯癫作为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一定离不开“人”。西方认为疯癫出现的基础是激情。激情作为人身上的一种现象是疯癫最为根本，恒在的内在原因。这里所说的激情并不是指情绪，而是肉体与灵魂的缝合点。不难看出这里福柯直接引用了古代西方医学的观点对激情进行定义。在古代医学中，元气医学论，固流体医学理论以及体液医学理论是对疯癫研究产生影响的三种医学观点。其中福柯对于体液医学理论进行了深度的表述，体液医学理论认为肉体与灵魂的结合是一种相互作用。激情作为肉体与灵魂的缝合点一定会引起体液的运动。当这种运动足够激烈时就会导致体液增多，体液同时也会受到很多感情的刺激。当体液足够多且受到感情控制时，人的身体无法处理这些体液，就会使得整个身体系统发生混乱。此时，疯癫就出现了。虽然福柯重点针对体液医学理论对疯癫的产生进行了论述，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体液医学理论和其他两种医学理论的共同点：即都认为激情对于疯癫的产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疯癫的产生离不开激情的作用，激情在人体内即可以对肉体产生影响，同时也可以对灵魂产生影响。这种中介性的关键作用是其他身体因素所做不到的。福柯同时认为疯癫就隐藏在我们平时的很多激情现象之中。可以看到福柯对于有关疯癫的医学描述和我们现代的医学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现代人的常识中疯癫的人的问题肯定是出在脑子里，现代医学倾向于将疯癫的问题集中在脑部处理，人们在遇到疯癫之人时也不会去想是否是体液出了问题。
除了激情，福柯还认为有另一个因素在疯癫的产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谵妄。福柯注意到在古代人们在研究疯癫时就提到了谵妄。谵妄这个词的本源意思是指犁地时的篱笆偏离了犁沟，代指人们的行为也偏离了正常轨道。那个时期的人们将谵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显在的，这种谵妄会构成疯癫表面特征的一个部分。这种谵妄是疯癫所固有的。而另一种谵妄是潜在的。这种谵妄不仅仅存在与发了疯的疯癫之人身上，同时存在于我们心智的一切变动之中。我们每天都会经历许多次的情绪变化，这种情绪变化回来体液的变化。那么心情的突然变化激情和随之而来的肉体变化无疑也会带来谵妄。这种谵妄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可以说存在于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地方。在古代西方，谵妄的概念最初就是用来代表疯癫的一些现象的。
福柯提出疯癫的诞生是在“人与真理的关系被搅得模糊不清的地方”开始的。在人和真理的关系中，人们逐渐把握到了疯癫的真实含义。福柯引用了一些更早的学者对于谵妄和疯癫的论述。有学者将疯癫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痴呆，幻觉和谵妄。福柯认为既然疯癫是从真理与人的关系中产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真理来对疯癫进行分析了解。



二、疯癫的历史与禁闭的诞生
关于疯癫的研究一定离不开对于疯癫历史的考察。根据福柯的研究，疯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欧洲肆虐的麻风病。在《疯癫与文明》中一开始福柯就向我们描述了欧洲“疯人船”的习俗。人们将麻风病人与精神不正常的人一起放在船上，让船队带到目的地。其实运输这些病人并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是要处理掉这些病人。很多人在运输过程中死亡或者遗失。但是这种疯人船的做法只能处理少量的疯癫之人和麻风病人。麻风病在整个欧洲肆虐，无奈人们只能建立起大大小小的麻风病院。即对麻风病人进行隔离处理。将近两万个麻风病院在欧洲星罗棋布的被建立起来，福柯所在的法国就有超过两千个麻风病院。这种骇人的景象在欧洲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由于隔离治疗发挥了作用，麻风病逐渐在欧洲大陆销声匿迹。但是，针对于麻风病的治疗手段却被保留了下来，即隔离治疗。福柯在书中这样写到：“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存留得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这种形象必须首先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里，然后才能加以排斥。”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对待传染病最为立竿见影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隔离。即使是据此千年之后的新冠病毒，人们也依旧在进行隔离治疗。
福柯认为，如同性压抑在欧洲的历史中产生了变化一样，人们对于疯癫的态度也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中世纪时期，疯癫只是一个平凡且不值得深入研究的普通现象，人们并没有深刻的对疯癫进行研究。但是转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那时人们开始注意到疯癫现象的存在，并且高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我看来，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将自己的视线重新投入到了“人”的本体上，而疯癫作为人本体中深层次的精神现象，无疑会吸引人的关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强调理性，强调人性，而疯癫作为一种反理性的存在无疑会受到批判与抵触。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不断对疯癫进行治疗与改造，希望可以使疯癫之人恢复理性。人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设施，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防止疯癫，或者让已经陷入疯癫之人恢复正常。疯癫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人也参与到对疯癫的讨论中。不仅仅是医学，在文学，哲学等方面的作者也对疯癫进行了深刻的讨论。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对于疯癫虽然有抵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很多作家借由疯癫之口说出了很多自己的声音。所以文艺复兴时期大众并没有对疯癫产生多么严酷的纠正手段。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并没有那么和善的对待疯癫，同时也减少了和疯癫的对话频率。人们开始使用更为暴力，更为直接的方式来对待疯癫之人——禁闭。根据福柯的描述，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建立起了数量众多的禁闭所，其形式与早期的麻风病院类似。将疯癫之人关入禁闭所中使其不能自由活动，形式与监狱如出一辙。福柯在书中描述了很多关于各种禁闭所中的惨状，疯癫之人似乎没有被当作普通病人那样看待，甚至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很多病人遭受着非人的待遇。
这种现象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656年法国皇家宣布建立了巴黎总医院这一特殊的设施。福柯指出，巴黎总医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医院。而是一个特殊的惩治疯癫之人的机构。这个机构集司法，行政与治疗于一体。总医院不仅可以治疗病人，它甚至可以进行审判和执行。这种在法院以外的机构竟有如此程度的权力。福柯对巴黎总医院的总结是一个准绝对专制主义的权力，剥夺上诉权的司法权力，一个无法抗拒的行政命令，总之总医院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虽然这种集多种权力于一身的总医院在形式上存在一定问题，但是其对于异常的人的控制是不可否认的。总医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以前不好管理的，不愿管理的个体都可以被直接拉到总医院种进行管理。于是这种管理对象的扩大化就非常容易的发生了，从一开始的疯癫之人，渐渐发展到违法之人，流浪汉，无业游民，甚至只是不愿意工作的懒惰之人。这种模式无疑对于政府来说是愿意看到的。所以类似于巴黎总医院的各种各样的组织被建立起来，虽然他们在管理形式和名称上有所区别，但是其核心，即对于疯癫之人自由的限制是不变的。这些机构所采用的统一手段就是——禁闭。在福柯看来，各种机构中的禁闭不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更多的是迫使人进行工作的手段。“在人们赋予禁闭以医疗意义以前，或者说，至少在人们以为它具有这种意义以前，之所以需要禁闭，不是出于治疗病人的考虑，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一种绝对的劳动要求。在博爱主义想辨认出某种救死扶伤的慈善印记的地方，只存在对游手好闲的谴责。”政府将这些人禁闭的原因并不是期待他们的性格或者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改造，而是期望通过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增加社会劳动力。但是禁闭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发生了变化，十八世纪后，禁闭的实质与意义发生了改变。人们进行禁闭时会将疯癫之人和其他类型的需要禁闭的角色分开。其他类型的人会受到其他不同机构的处置，比如性倒错者会进入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而懒惰不工作的人也会有相应强制其工作的机构诞生。逐渐地，总医院之类的禁闭机构内部就会只剩下疯癫之人。他们被关在其中被迫享受着高墙下无尽的折磨，这也是精神病院诞生的原型。
福柯对于疯癫进行了一系列细致的分析。对于疯癫的产生与历史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于以后研究疯癫的作家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与可探索的路径。



性压抑的探索—福柯性研究读书报告
在初读福柯的作品时，我选的第一本书是《性经验史》。倒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而是我久闻福柯的人生轨迹以及他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自己生活中的做法。不自觉的想先看看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什么样的“性经验”可以出一本如此体量的著作。但是当我翻开仔细阅读后发现，书中的内容与我原本所设想的根本没有任何相同。整本书都在围绕着性话语与权力展开，福柯从性话语的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的批判性思考。这其中的一些思考至今让我都觉得耳目一新。但同时福柯也发表了不少即使到现在都显得惊世骇俗的言论，尤其是关于性犯罪与性惩戒的话题。假设福柯生活在如今的中国，作为一位中国的学者提出这样的言论，一旦被互联网曝光一定会引起千夫所指。但这也同样体现出福柯敢于思考，勇于思考的特性。这其中有些内容我在读的时候不禁联想到了中国的历史以及对于性的各种看法，结合福柯所表达的西方的情况我浅层次的进行了一些对比。
福柯围绕“性”展开的第一个重点就在于“性压抑”。福柯阅读书籍深入研究后发现，法国在17世纪以前并没有展示出性压抑相关的政策和习惯。甚至在17世纪初期时人们对于性还较为坦诚，仍在文学作品以及史料记载中都表示那时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对于性都是较为开放的。那时的性生活并没有那么隐秘，关于性的言语也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在行为和语言两个方面都没有体现出对于性的压抑和克制。然而转折出现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从那之后性仿佛成了一种不可言传的产物，人们开始讳莫如深的表达，小心翼翼的讨论有关性的话题，甚至故弄玄虚地让性成为一种秘密。性成为了一种禁忌，无论是感受性，享受性甚至是描述性都比以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也更加困难。这种变化在后来的学者中无疑会引起一些讨论，福柯也引用了一些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认为资产阶级即统治阶级实行了性压抑的策略或者说散播了性压抑的话语。尽管性压抑已经作为一种社会主流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但福柯对于这种性压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
       首先福柯指出性压抑的话语并不是从古代延续至今，这是对于性压抑进行批判的一个基础。从希腊雅典到十七世纪，人们对于性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在远古社会，人们虽然对于性的了解不是那么深入，讨论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总的来说不是拒绝与规避讨论的态度。那么资产阶级所表达的性压抑一贯相承的看法是错误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针对自身的利益对社会进行的一种控制。在资产阶级进行性压抑控制以后，虽然语言上的性正在从表面上推出历史舞台，但是性话语却在不断增多。话语和语言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语言中，性在逐渐淡化甚至最终消失，但是性话语不但没有受到抑制反正在不停的增长，甚至可以用“泛滥”来形容。同时，性压抑的实行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社会是有益处的。性压抑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们的思想，还可以给统治阶级带来一定的经济价值和商业利益。性压抑逐步成为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并演化为精神导师。性语言逐渐和道德挂钩，公开无所顾忌的谈论性已经成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性压抑好像道德导师一样在告诉人们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福柯将目光投在道德层面的同时也看到了性压抑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在我们的文明中，倾听他人吐露性秘密的工作人员是要收取报酬的，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看到医生，心理治疗师，甚至教职人员都在充当这样一种角色。尽管对于性压抑进行了严格深刻的批判，但福柯在书同时表示自己并不是直接的反对性压抑，并不是要推翻这几个世纪以来的习惯和风潮。他所强调的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待性压抑与性话语，这点我会在后面进行补充。福柯追求的是当今社会不再对性讳莫如深，而是把性当成一种可以管理的内容来看待。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待，性压抑与性话语都属于公众权力的一个部分。性话语在权力的范围之内，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起作用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福柯自身也在身体力行着自己的想法，尽管最终不幸患上了艾滋病离开了人世。福柯在书中还大量描写了“性倒错”这一现象。性倒错是指在性方面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比如同性恋，鸡奸，恋童癖，恋老癖等等现象。人们对于性倒错的态度是严厉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性倒错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问题即使不出在生理上也出现在心理上。大量性倒错现象的产生促使各类人群研究如何治疗性倒错。毕竟社会在不断向多元化发展，并且性话语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统治阶级想看到的。他们希望通过性话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得到实际的利益。在一个连儿童手淫行为都需要严防死守的时代，性倒错更是不能容忍的现象。于是人们经过不断的思考与讨论，逐渐演化出一套成体系的方法，即性坦白。从性坦白开始，福柯才一点一点揭示出自己写这本书的真实目的：关于社会权力的讨论。
       性坦白是性科学的重要板块，而性科学本质上是服从于道德律令的科学，是以医学规范的形式重复了的道德律令。虽然当今社会的我们对于性可以说是拒绝看和听，但是真相已经展示出来了。围绕性和针对性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展示真相的机器，虽然这种机器最还是会掩盖真相。自种中世纪以来，坦白就称为真相展现的重要方式。人们通过坦白来确认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坦白真相已经内在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人们通过坦白来忏悔自己，而性是忏悔的主要内容。坦白是一种话语的仪式，其中说话主体与叙述内容的主体是一致的。坦白也是在权力关系中展现自身的仪式，是支配真实的性话语生产的基础。 从福柯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坦白在性话语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那么人们是如何用科学的形式构成这种巨大和传统的性坦白的强制要求的呢？福柯提出了五点：第一是通过一种让人开口的临床规范，把忏悔和检查连接起来。性倒错者在进行检查向医生表达病情的同时，也在进行忏悔。这种自我分析自我表达的过程很难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第二是通过一般的和散播的因果性公设。在性与各种事情之间建立联系，让人们认为性是一切疾病和身体问题的原因。第三是通过性检验具有潜伏性的原则。性科学认为性在本质上是潜伏性的，性的作用本质上是缄默的，本性是逃避被谈论的。人们只有通过坦白才能获取性的真相。第四是通过解释的方法。性真相存在于坦白者那里，但是通过坦白获取的性是真相是不完全不明确的，所以只能通过审问者与被审问者共同参与才能尽力把性的真相揭露出来。最后是通过坦白效果的医疗化。无论是医生要求还是诊断必要，坦白都在各种医疗干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使掌握真相的人及时地把真相向恰当的人说清楚，才能把病治好。通过上面的各种方式统治阶级成功的建立起了性话语下的权力结构。福柯在书中写到：“从此，西方社会成了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坦白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法庭上，在医学中，在教学中，在家庭关系中，在恋爱关系中，在最平常的关系，在最庄重的仪式上。大家坦白自己的罪行，坦白自己的罪恶，坦白自己的思想和欲望，坦白自己的过去和梦想，坦白自己的童年，坦白自己的疾病和不幸。大家还努力准确无误地说出难言之隐，公开地或私下地向自己的父母、教师、医生和爱人坦白。至于无法向他人启齿的快感和痛苦，大家会自我独白，或者写进书中。大家坦白，或者被迫坦白。”性坦白的形式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控制方式。这种新型的控制方式与传统的控制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权力运作方面传统的控制方式是对于它所要控制的事物通过逐渐的减少来达到目的。而新的控制方式则是通过扩散他自身的权力和他所针对的对象来进行的，是一种可以达到无限的双重增长方式。
      通过对于坦白机制的分析福柯就进入到了对于权力和性的讨论之中。权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性坦白逐渐组成一张关系网络，将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连接在其中，每个人的个体与性话语都无法逃离这个网络。西方人通过对于性话语的扩散和管理，将权力置入其中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福柯对于这种性的控制持批判的态度。激进的他甚至提出了关于性犯罪的一些讨论。这种讨论在一部分人看来是耳目一新的，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就是惊世骇俗的。福柯认为性在立法中应该重新划分。例如强奸，并不是一种和性直接关联的犯罪，而是应该被划分到身体暴力的领域之中。福柯并不是说性犯罪就不需要惩罚，而是指出性犯罪的惩罚方式和罪名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更改的。
       其实在读的时候我就对福柯书中的内容和中国的实际产生了思考。福柯所描述和表达的主要是西方社会中对于性的态度以及性的现状，那么在东方的中国情况是否一致呢？从古至今，中国人的传统对与性和性语言可谓是“如临大敌”。在任何公众场合谈论性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任何关于性的语言都应该以窃窃私语的形式而流出的。人们只能在私下谈论性，甚至不该谈论性。在中国古代性往往与不贞洁，龌龊肮脏等词汇连接在一起。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列举了不少西方直接或间接描写性活动的书籍，尽管大部分是在性压抑产生之前的著作，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仍是“不堪入目”的“淫秽”书籍。中国古代凡是对于性有大量直接描写的书籍都会被列为禁书，而遭到民间甚至官方的抵制。看此类书籍的人也容易被打上“好色之徒”的标签，即使没有上升到对人的攻击，这种著作也不是什么“正经”书籍。在公众场合公开谈论性甚至会被指扰乱公序良俗，受到官方的惩罚。和西方有一个性压抑的转折进行对比，中国似乎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性压抑之中。不可考证的乡野传说似乎有提到过黄帝时期的性开放，但从儒家文化开始强调“礼”开始，性语言就作为一种被摒弃的语言不能面向公众。在明清时甚至达到顶峰，“贞洁牌坊”等产物的出现无疑标志着无论从民间还是官方都对性是抗拒的态度。相较于西方统治阶级对于性话语的利用，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似乎只停留在性压抑的道德教化作用上，并且不断对这种作用进行加强。统治阶级通过对性话语的控制与压抑来达到控制人们思想的目的。十七世界的中国处于明清交替的时期，虽然朝代有所不同，但是对于性的态度似乎没有发生改变。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吗？
        我想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到中国人对于性的认识和看法中去。中国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各种思想都立足于农耕这一现实基础而展开。农业耕作最关键的因素是劳动力，充足的劳动力就需要尽可能的生殖。因此中国社会中的性其核心价值与目的都是生殖。相对于西方关注的性的快感与享用，中国人将目光更多的放在务实的繁衍后代的功能。婚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享受性，而是为了宗族的延续和后代的繁衍。甚至可以说性的生殖功能被无限放大，而其他功能被淡化。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于性的描述甚至对于伴侣的评价大多都与生殖相关。判断一个妻子是否称职的标准是是否为家中增加了新的人口。性只是血脉延续的工具，谈论快感与享受快感甚至是不应该的。这种对于性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性的态度。性压抑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一直发展到明清理学达到巅峰。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性压抑出现的原因并不能归结于某个阶级的出现，而是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性压抑仍然明显存在。虽然西方的性理念进入中国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社会主流对于性仍然是压抑的。夫妻之间的和睦性生活仍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家长仍然无法正确的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人们对于性的讨论等等内容都可以体现出中国人对于性的保守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福柯通过性话语和性压抑的阐述来达到对于统治权力的讨论。而中国与西方具体情况的不同，也导致两种社会对与性话语态度的不同。







疫情下关于福柯思想的思考
《规训与惩罚》
《性经验史》
《必须保卫社会》
《知识考古学》
《福柯文选》（第一卷）
《福柯考》
《君主论》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福柯在自己的书中描绘了十七世纪末欧洲产生瘟疫时会采取的措施：首先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与郊区。所有人都必须呆在家里，每天依靠菜篮子将生活必需品从窗户吊回家中。各个街区的情况由里长和区长负责管理，严厉惩治那些违反纪律的人……福柯也许不会想到，在二十一世纪初遥远的中国会因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而采取如此相似的措施。甚至在读到这一部分时，我会惊叹于目前西安疫情的隔离措施与福柯所描述的情况竟如出一辙。在严峻的新冠疫情大背景下，读福柯时有一种贴切的感觉，福柯所论述的很多观点似乎仍然可以用在如今的中国社会之中。福柯的权力思想和对规训概念的剖析都会为我们看待目前社会中众多问题提供新颖的思路与启发性的思考。

一、公开处刑的仪式与媒体的通报批评
    福柯在陈述有关惩罚的思想时重点描述了刽子手在民众面前处刑的场面。福柯不惜笔墨的多次详细描述这种画面：人们簇拥在行刑台的周围惊叫欢呼，期待着行刑那一刻的出现。人们都在期待着刽子手将罪有应得的犯人杀死并分尸的画面，甚至声势浩大的处刑仪式成为一些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福柯所认为处刑的三条标准：第一，制造出可以划分等级的痛苦。第二，酷刑应该成为仪式的一部分。第三，要把酷刑看作是一种凯旋。他认为真理与权利关系始终是一切惩罚机制的核心。但是福柯也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开处刑必定会因为起残忍而被其他惩罚方式所代替。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发觉监禁是一种更好的惩罚方法，并最终修建了众多监狱。福柯将这一过程归因于人对于罪犯“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过去的惩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作是君主对于不听命令者的一种复仇，但后来惩罚则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君权而进行的，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君权至上的思想也受到了直接的批判。对于惩罚与法律进行改革的先驱者认为审判权力不能受君权直接活动的影响，不应具有任何立法的权力，并且应该超脱于财产关系。审判机构应该只有审判的权力而没有执行的权力，但是也应该可以充分行使自身的权力。从英国古代的五马分尸到断头机的发明，自然可以联想到中国古代也有这种公开处刑的仪式。从商鞅的五马分尸到午门斩首，中外对于处刑发展阶段出奇一致，甚至在一些细节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手法。这恰恰可以说明公开的处罚对于维护君权，进行统治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新媒体的通报批评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新时代的公开处刑仪式。不配合防疫规定的案例被官媒、权威媒体甚至是普通网民所捕捉，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开。现代社会中互联网级别的公开是古代行刑仪式所不能想象的。行刑仪式进行时，只有身处现场人的可以亲眼目睹处刑的过程。而处刑后人们也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来传播罪犯被公开处刑这一消息。但是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可以直接通过官方媒体的传播了解处罚的具体情况，甚至可以通过视频看到违法违规的现场画面，这是古代处刑仪式所不能及的地方。人们通过对于违法现象进行直接的观看与了解违法后果的严峻可以在更深层次上对违法行为产生抵触，对于违法者产生厌恶与恐惧。这里将媒体的通报批评和公开行刑的仪式进行对比，并不包括对于这两种情况背后内因的分析，而只是将它们从形式上抽离出来进行思考。我们不能说媒体的通报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统治”，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规训较好的一种方式。新兴互联网媒体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参与性强的特点都使其对于违法现象的批评达到了比过去“公开处刑”更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古代公开处刑需要经过审判，羁押，行刑等一系列过程。从抓捕罪犯到最终行刑的过程所经历的时间可能会较长。但是新媒体在发声的短时间内就会引起讨论，个别媒体的报道甚至会引起全国性的广泛讨论。在官方对于违法人惩罚做出公示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其进行了行刑。福柯认为人们在进行处刑时更为看重“灵魂”层面的惩罚，罪犯受到肉体惩罚的同时更要受到内心与灵魂的折磨。相对于古代刑罚，现代的惩罚公示则更加直接地达到这种效果。疫情期间进行公示时虽然会遮挡重要个人信息，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如此高程度的曝光无疑会使得触犯法律的人信息暴露。疫情控制严格的时期也是人们违反抗疫条例最为频繁的时期，媒体也会优先选择对于抵抗抗疫工作行为进行曝光。这类事件社会关注度高，并且观众认为离自己并不遥远，很容易引起广泛的关注。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对于个人的惩罚，并且这种惩罚的后果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一般违反疫情规则的案例都以拘留数日作为行政处罚，但是在违法人走出看守所后面对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时才是更为严厉的惩罚。
       福柯在描述公开处刑的场面时也提到处刑仪式在一些情况下会转变为民众的狂欢。人们围着处刑台载歌载舞，甚至喝酒庆祝。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同样也适用于社交媒体中人们对于抗疫规定违反者关注。新媒体平台具有以前任何媒体都不具备的时效性，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收集到来自各个方面不同的信息。并且社交平台的高互动性更增加了人们对于公开惩罚的参与性。民众通过各种平台的转发与评论表达自身态度的同时，也认为自身参与到了对违法现象的惩罚过程中去。并且这些言论都是公开的，同时也影响着其他看到有关报道的民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甚至比古代公开行刑时更加疯狂的画面：人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当法官，人人都认为自己对于违法者的决断是正确的，他们开始为自己的视角辩护甚至在网络上与别人发生争吵。我认为这是一种公开处刑的变质，一种对于公开惩罚的异化现象。但是这也是在处刑仪式中存在公众互动所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想要消除这种现象，就需要让人们观看行刑时闭口不言，不能聚众讨论。在古代是有可能的，但是在网络时代基本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对与古代公开处刑的仪式的阐述与疫情下媒体的通报批评在内核上有其相似性。但是同时也不能给两者画上等号。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实施的目的具有根本上的不同，公开处刑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而媒体通报是为了促使人们了解法律，遵守抗疫规定。另一方面公开处刑更多是在行刑时对罪犯肉体进行惩罚，其最大的痛苦来源于惩罚时对肉体的破坏。而媒体通报则是从一个人的声誉方面对其进行否定，痛苦的来源更多的是社会舆论的压力。
二、疫情下的全景敞视主义
   “监督不停地进行着，到处都是机警的监视目光。”这是福柯对十七世纪末欧洲疫情时期社会情况的形容。人们因为疫情被困在家中不能出门，就像目前的西安一样。人们从活动的不确定的位置进入到了封闭，割裂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人都在被监视，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移动都会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会被记录下来。公民的具体情况通过逐级监视被反馈给上级，汇总成大数据便于管理。同时权力也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在被不断地分类，查找和划分。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身体与病情。在十七世纪末的疫情期间人们只能通过单纯的限制自由与肉眼观察来实现这种监视。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现代科技做到以前不可想象的监视程度：不仅可以确定个人目前的状态，甚至可以监视其过去一段时间的状态与将要进行的状态，这种权力的展开甚至超越了空间而扩展到时间范围。当人们都被限制在家里时，该地区的人就形成了静止的状态，就形成了研究全景敞视的最佳环境。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最终划分到可以决定每一个人的程度。全景敞视的核心就在于可以从中间观察到整个结构的具体情况，这种监视也代表着一种权力结构。权力通过监视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细枝末节，人们在受到监视时虽然感受不到权力作用但是却受其影响。福柯形容为“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生产出一种真实的征服。”
    在疫情严峻城市已经进行封闭管理的今天，社区志愿者通过信息的采集不断上报最终形成全景敞视情况的出现，上层政府通过大数据的管理可以直观的看到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在疫情并不严重的时期，各个地方的二维码成为各级政府对公民进行监视的直接手段。现代疫情所导致的全景敞视程度远远高于古代，无论是对社会中每个人的控制还是对个人行为细节的控制都可以达到以前无法想象的状态。在这种高压控制下，社会中的人难免会接受规训服从安排。福柯在描述监狱设计时指出最好的监狱内部应该是这样的：“人们知道自己在被监视着，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监视。”这种担忧的状态会让自己一直处于反思和忧虑之中。这种监视在以前可能较难做到，如今已是轻松平常。人们在未向上级报告就跨区域流动时可能会想到手机背后的监视，然后打消自己的这种念头。全景敞视会加强各个权力机构对权力的使用。它可以使得使用权力的人达到最少而控制的人达到最多，无疑是一种“经济”的制度。在面临疫情等重大灾难时，全景敞视无疑是迅速处理的较好方法。也难怪福柯会认为全景敞视是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并且注定要传满整个社会机体。福柯同样认为全景敞视可以使得权力自动且高效率的运行，并且可以产生连锁效果。人们会越来越服从于监管，而监管也会越来越容易。“我们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之中，受到权力效应的干预。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也是其机制的一部分。”
    福柯在描述全景敞视主义时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疫情下的社会情况。福柯认为可以通过区长对里长的监控而达到限制里长权力的目的，这就是对于权力的有效监控。但是我认为全景敞视主义最好的体现是福柯所描述的“透明监狱”与瞭望塔，在这种监狱中观察点在监狱的正中央，人们在受到监视的同时可以监视瞭望塔中间的监视者。这两者的区别在于被监视者等人对于监视者使用权力的监督。无论是被监视者监督还是更高级别领导的监督关键在于对权力行使者本身的监督，这点是一个全景敞视结构所必不可缺少的。疫情初期时，在疫情防控机制内部普遍缺少对于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基层管理者在短时间内被赋予了大量权力的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管，甚至上层为了控制疫情故意对基层放松监管。所以会有钢筋封门，进屋殴打等等越权甚至违法行为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中央对于疫情管控人员的监管也在逐步加强。同时管理部门对于疫情的管控也更加制度化，体系化。这种后来形成的管理体系也使得越权甚至违法的现象也在逐渐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监管的完全到位，甚至可以说在很多的角落仍存在着监管缺失的问题。
    大规模的疫情与现代科技的使用使得疫情防控的全景敞视的机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庞大到很难实现对于监管者的监管。在福柯的设想中，人们可以通过直接的“看”来完成这种监督。被监管者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权力行使者来进行监督，而外界也可以直接对监督者进行有效的监管。但是事实是现在的管理手段已经上升为科技化、信息化的管理。这种监督变成了单向度的，从上而下的监督。应用软件与各种高科技设备一般不具备反向监督的功能，被监督者只能知道自己在通过软件被他人监督，而对于监督者的情况则一概不知。甚至大多时候被监督者并不会与监督者产生任何交流。人们在频繁的进站扫码与打卡上报信息中已经逐渐麻木，甚至不会在意自己的信息在被谁使用。对于直接的监督，被监督者即使发现监督者有越权行为的出现，也很难及时指出并进行反抗。多地都发生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发生直接的冲突，而后果往往是基层居民受到社会舆论和行政系统的双重惩罚。我在这里并不是为这些居民摇旗，而只是在学术上对于这种结构进行思考。居民是否具有监督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已然成为一种问题。在防控疫情的大背景下，我们似乎只能看到零星的越权行为得到关注，而更多的是被列为典型打击的不配合抗疫人员。媒体针对前者的报道少之又少，同时对于权力的监管也缄默不谈。
三、疫情话语下的基层权力
      福柯作品很大一部分都在围绕着权力展开。权力从哪里来，要怎么使用等等问题福柯都做了详细的阐述与解释。目前来看，影响人们日常最大的因素还是疫情。疫情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同样疫情也在深刻影响着基层权力的流动。福柯认为权力并不来源于从上到下的统治，而是来源于底层民众。权力在源头上是属于被奴役人的话语，是人民的话语。正是这些在底层瑟瑟发抖，惶恐的民众构成了统治者权力的来源。疫情期间人们不断的接触各种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媒体也在不断强调疫情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影响。疫情的严重后果和对自己患病的担忧使得人们使得遵守各个地方的抗疫规定。同时国家在宏观上出台了抗击疫情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社区也在做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这种对人的外部强制性制约也在规训着疫情下的每一位公民。以及社会的舆论，身边朋友的督促等因素共同组成了“疫情话语”，在“疫情话语”的规训之下人们也开始习惯于接受管理，出门戴口罩，进店先扫码等等行为成为一种共识。相应的人们面对基层工作者不同于非疫情时的管理时也不会进行反抗。他们会说疫情是特殊时期，需要听从社区志愿者的安排，但是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其中包含了基层权力的流动。在如今疫情防控中，社区志愿者在进行核酸检测与秩序维护时就在扮演过去“里长”等角色。甚至这些“志愿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志愿的，当面临突发疫情等情况出现时，原本就数量较少的工作人员就显得尤为紧张。而政府工作人员将会组成一部分志愿者团队进行秩序维护。对于居民来说，很少有人会怀疑社区志愿者所代表的权力来自哪里。政府对疫情管理的权力已经具体细分到了社区志愿者的身上，居民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是基层政府对于社区的管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基层政府的职能，同时也拥有一部分基层政府的权力。包括对社区内部的封闭，对社区内居民的管理，对于社区内患病居民的处置与非患病居民的隔离等等。个体的决择权被交给了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工作者，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体现了基层政府权力的下放？福柯在书中提到霍布斯认为有三种统治模式：制度的统治权，即所有人将权力交给某个个体，此人完全代表它们的权利。获得的统治权，即进行战争后战胜方对于站败方直接的统治。以及家长式的统治权，孩子如果离开家长就无法存活，所以必须接受家长式的统治。疫情下的基层政权所进行的管理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民众依赖基层政府对疫情的控制。居民在服从社区工作者管理的同时将管理社区的权力转入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手中。
    总的来说，疫情下的中国社会中的很多问题与福柯思想中的内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阅读福柯时总能让我与生活中很多问题结合起来思考。福柯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思考疫情大背景下的许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与视野。







阅读书单：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亲密关系的变革》
《社会的构成》
《自反性现代化》
《时空的世界》
《风险社会》
      目前我已经读完了有关吉登斯现代性的作品，这个月的读书报告我会重点根据吉登斯对于现代化的描述和分析来展开。
      对于现代性，吉登斯有一些概念是在不断强调的，应该来说吉登斯的现代性就是围绕这些概念所展开的。吉登斯是通过“时——空”的分离展开对现代性的讨论的，我们在现代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相对于前现代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更加精准的时间和更加方便的交通方式与交流方式导致时间与空间之前相对固定的关系被打破。时空的分离也就虚化了时间和空间最开始的概念。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在之前可以说是一一对应的，但是在改变之后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脱域”。脱域这一概念是吉登斯在构建现代性的第一个重要概念，在后面吉登斯也建构了“嵌入”“再嵌入”等等概念来与其对应。在我看来用简单的话解释脱域就是社会关系从固定的时与空的对应中脱离出来了，我们将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脱离出来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抽象系统”。吉登斯在引入脱域时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货币。正式由于货币的出现，导致个人财产可以与个人进行分离，所以进一步促进了脱域现象的发生。吉登斯所重点阐述的第二个概念是信任，他在书中也区分了信任与信赖的概念。他认为信赖是长期信任导致的一种类似于惯性思维的内容。信任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在生活中的信任，而更多的是对于生活中抽象系统的信任。信任之所以能成为吉登斯阐述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是因为与信任相对的是“风险”。我们身处于风险社会这一点已经成为一种事实，我们在生活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小到生病救治大到核弹危机。我们作为现代人能正常的生活在社会中就是对很多现代内容产生了一种默认的信任，比如我们信任自己的医生会医治好我们的病而不是让它更加恶化，我们信任各国之间的均衡会组织核战争的爆发等等。
       同时，我们的信任并不是简单的信任某位我们能接触到的人或者某种具体的职业，我们所信任的是这个职业背后所代表的一系列抽象体系。这种抽象体系代表了整个行业的知识体系，我们在面对某种职业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面对一个行业。而吉登斯把我们所面对的具体个人称之为“入口”。我觉得这一点形容是非常恰当的，这个具体的个人很大程度上是我们面对整个体系的体现。入口是指我们通过这样的职业个体进入到了抽象体系之中，在抽象体系中已经存在着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是这种专业知识都由“入口”的‘看门人’把握着，也就是说除了这些领域的专家以外，我们作为这个领域的普通人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那么以我们匮乏的知识为背景，我们只能选择信任，信任专业人士，信任专业系统。但是这之中也是具有深层次的矛盾的，非专业人士和职业化知识的紧张关系就会形成矛盾的根源。并且人们对于抽象体系的看法极易受到“入口”的影响，而作为入口的专业人员也有对专业知识理解不充分和操作不当引起的失误等等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对专家和专业知识抵触的情形。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是在逐渐减少的。究其原因，我想还是社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吉登斯在书中说，教育给人带来的不是在于具体教学的知识，而更重要的在于教育人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社会和知识。我们所信赖的也是系统的有效运转，而不是抽象系统本身。这里的部分内容在上一篇读书报告中已经有所体现，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赘述。反思性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人的活动是有联系的，有联系就会有反思。因为社会实践总会受到实践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性就是反思性，就是不断根据时间的认识来改造实践本身。人在不断实践的同时总会根据之前实践的内容来对自身的实践进行修正，这就是反思。关于反思的更具体的说明可以在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得到更为详尽的解释，在其中吉登斯将研究重点瞄准了“人的内部”，根据自身的行为和想法对现代性的内容加以更深刻的描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意义已经消解了，地域的意义也在逐渐衰减。相对应的，地点的社会关系也被脱域了。现代性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从国家层面上说，宗教传统也被衰减了。民族国家成为国家绝对的形式，国家对于军事力量的掌握控制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大大降低了内战的风险。同时全球化作为现代性的重要一环也在深刻影响着全球各个国家的人民。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现代性可以从制度维度来观察到，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构，暴力机构是现代性国家的四个重要方面。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的深刻影响。其中重点要区分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虽然工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但是两者并不能划等号。并且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是不受限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无国界的，它的发展也不会让任何国界所限制。从世界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国际劳动分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四种体系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全球化现代性情况。同时，主权国，军事力量，跨国公司，工业发展和通讯技术共同影响着全球化现代性的发展。
      吉登斯一些书中还列出了一些概念，比如亲密关系转变的含义：1.全球化倾向于日常地域的联系，2.自我建构成为反思性的一个部分，3.基本信任只有通过他人敞开胸怀才能成立，4.情感纽带的建立受到自我开放的引导，5.对自我实现的关心是对日常生环境被全球化冲击的调整。以及亲密关系转变的三种取向：1.现代性发展粉碎了连续性的形式，损害了现代生活中的个人关系。2.现代性侵占了生活的领地，耗尽了丰富的生活内容。3.亲缘在信任关系中的地位有所改变，友情的地位逐步上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亲缘。四种适应性反应：1.实用主义地接受，他们认为人不能掌握大的事件和时代，只能计划短期收益。2.持久的乐观主义，认为人总能找到任何问题的方法。3.犬儒式的悲观，通过幽默或者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以及4.激进卷入，与问题做搏击的形式。这些形式与内容只做记录，不做分析。



现代性中的信任
现代性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话题一直在受到各位社会学家的讨论。而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讨论是从更新的角度来进行诠释的。因为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诞生时间最晚，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是更加贴近我们现实生活的，所以在阅读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时我们更容易理解其内容与想表达的含义。在读过吉登斯的基本关于现代性著作之后，我发现吉登斯似乎是以信任作为主基础来阐述自己的现代性理论的，吉登斯本人也在书中指出信任关系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扩展了的时——空延伸的基础。所以这篇读书报告我想对吉登斯作品中现代性的信任这方面进行总结。
一、现代性的起源与脱域
    在谈论到现代性时，吉登斯首先和涂尔干展开对话。他强调现代性的起源并不是涂尔干所说的资本主义，而是工业主义。并且吉登斯在后面的论述中多次分别将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分开表达，他认为两者作为不同的因素对于现代性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吉登斯重点区分这两种关系一方面强调了工业主义的去政治化，工业主义是一种科技发展的阶段，并没有带着很强的政治因素。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中的核心概念“资本”在吉登斯的分析中还会再次充当重要角色。工业主义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同时现代科技更加发达，在这种背景下就会产生现代性最为关键的产生条件——脱域现象，而脱域的关键在于“时——空”的分离。现代人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相对于前现代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精准的时间和更加方便的交通方式与信息传递方式导致时间与空间之间相对固定的关系被打破，时空的分离虚化了时间和空间最开始的概念。而时间的虚化发生在地域虚化之前，吉登斯认为时钟的产生对时间的虚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有了精确的时间概念与时间刻度后，相处模式与社会运行模式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我们的生活不再是单一的地点时间和发生的事相对应，我们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做出很重要的决定而实时影响着另一个地方正在进行的事。脱域的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象征标志，是指相关交流的媒介，它能够将信息传递开来，尤其是货币符号； 二是专家系统的建立：它促使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
在现代性的起源中，我想重点谈一谈货币的影响。吉登斯认为货币的出现是脱域现象出现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他认为货币的出现使人可以和自己的财产相分离。一个人可以暂时远离自己的财产进行其他的交易活动就意味着商业活动以及一系列其他的经济活动都可以比以往更加快捷方便的开展，这就为脱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是货币的出现从时间上来看远远早于脱域的产生，从早期类似于贝壳等一般等价物开始就已经有了货币萌芽的产生。然而在货币出现的如此多年后脱域现象才出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是脱域最为关键的因素，而货币只是作为脱域产生的前提条件呢？在我看来，吉登斯所说的货币更多指的是货币的“存根”或者“存票”这种存据作用。因为关于脱域，重点在于货币使得人可以和自己财产相分离，而不是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出现。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电子支付”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主流。人们通过虚拟的电子货币就可以完成交易，同时人们的资产也可以被具体化为一串数字。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电子货币成为主流支付方式的今天，人们和实物资产的距离更加遥远，但是却又更加清楚自己的资产情况。所以在现代性不断产生影响的今天，电子货币就比传统货币更加推进了脱域现象的发展。脱域现象的存在也更为明显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二、被迫的信任
在研究现代性的起源与脱域现象时，吉登斯就指出脱域现象出现的重要基础就是信任。这种信任并不是我们生活中狭义的相信也不是长期的信赖。我认为吉登斯所提出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被迫的信任，吉登斯认为这种信任源自于现代人在生活中的空间缺场。比如在坐飞机的时候，人们一旦选择坐上飞机就选择了相信制造飞机的厂商通过了安全标准，相信机组人员认真检查了机器，相信飞机驾驶员会正确操纵飞机等等。因为在执行这些操作的时候一方面大部分不能不会在场也不可能在场，另一方面人们就算在场也可能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这就体现出了两种信任，一种是对具体的人的信任，另一种是对整个体系运行的信任。吉登斯在这里讨论的更多的是对整个体系的信任，这一点我会放在后面的部分详述。我所提的被迫的信任是指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信任的形式，这种不知情就是一种信息上的不对等。但是现代的教育让很多人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出了信任这个选择，信任已经成了一种默认的情况。吉登斯认为现代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是课本上的各种知识，而是更在于教会学生如何适应社会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教育在教会学生如何信任整个社会。在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信任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之一。从婴儿时期母亲的离开，到自己离世前对后人的嘱咐我们都可以看到人们选择了对其他人的信任。我认为这种出现在现代性中的信任有一部分是无意识的信任，人们在没有想法的情况下就已经做出了信任的选择。还有一部分是被迫的信任，如果一个人对于坐飞机有恐慌，那么他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但是这无疑会增加他的交通时长，并且可能会增加不少中介交通工具。还有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相信现代工业所生产的食物是对人体无害的，那么他可以选择归隐山林，过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想要生活在现代性主导的社会之中，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选择信任。即使自己内心并没有完全信任，但是其行动所表现出来的就代表着信任。我在这里使用的被迫并不是指一种主观的意愿，而更多的是想表达一种不得不的感觉，人们不得不选择对社会中的其他人选择的信任。
三、信任与个人关系
人们在生活中建立和他人的关系时离不开信任，尤其是现代人。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更需要对他们表达信任，借由信任的平台来建立起私人的关系。这里的信任不是信赖也不是一种约定，而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不是只和朋友或者伙伴等亲密关系的人接触时才会出现，而更可能是无时无刻不在保持的一种无意识。每个人每天在街上活动时会遇到数不清的人，其中大部分都只是从身边经过。有时人们会用眼神掠过身边人的脸，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瞥其实也暗含着对路人的信任。他们信任路人不会对自身造成伤害，不会让自己陷入险境。这也是一种通过外貌来评判遇到风险的行为，如果路人穿着得体那么人们大概不会做出什么反应。但是如果路人衣冠不整行动疯癫或者手持武器，那么人们会故意躲避增加与这些路人的距离。这种与互动较少，距离较远的人的信任关系也体现出在现代生活中信任的不可或缺。在近距离多互动的关系中，信任更是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吉登斯看到了现代性的信任对于亲密关系的巨大影响。脱域现象的出现导致“时——空”关系的分离，人们所依靠的亲密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涂尔干在讨论现代性的问题时也提出人从以前的地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化，这点在现代更加明显。交通工具和信息传递工具的发展导致人们可以更轻松的实现远距离的合作，并且这个距离是在被不断拉长的。所以现代人所信任的关系从亲情关系更多的转向友情关系，人们不再依赖亲戚关系进行活动而依赖朋友。同时，友情也更加制度化，朋友关系也成为一种具有同质性的友情。除了部分关系紧密的朋友，与其他朋友的关系似乎有一些同质性。
四、信任与风险
风险是吉登斯解读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人通过信任来面临生活中的各种风险。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所面临的风险是多于古代社会的。无论是风险的数量还是种类都是古代人所无法想象的，宏观的核战争的爆发，世界气候变化，微观到每天的饮食甚至空气质量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现代人在不断的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时难免会麻木，对于可能性不大的风险选择不做反应。这种不做反应的实质就是信任，信任其他人不会让这些风险成为现实。如果对于风险选择不麻木的面对，人们就要对生活中各种风险进行考虑并做好准备，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行动上的准备。但从事实上说这样是不现实的，面对现代性生活中的风险做好万全准备会让生活变的寸步难行。所以人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的都会选择漠视一些风险。同时，教育和大众传媒的传播都在让人们面对风险时选择信任。各行各业的专家以及所代表的专家系统会承担起一部分风险，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专家系统选择向公众隐瞒了一些风险。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各种学者专家出现表达对交通工具或者其他产品的安全性的支持，人们对于专家体系的信任也会被转化为对具体产品的信任。
五、信任与专家系统
吉登斯注意到现代社会的知识纷繁复杂，在专业知识和专家数量不断增加后，各种各样的知识最终会汇集成为抽象体系。而专家系统是最具代表性的抽象体系之一。在研究脱域现象时，吉登斯就提出专家系统也是一种脱域机制，将社会关系从具体的情境中直接抽离出来。吉登斯所指的专家并不是指专家学者，而是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对于其他人来说，如果一个人从事这个行业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那么他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专家系统在我理解中更像是一种体系，专家并不是关键因素，重要的是专家背后代表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需要专业人士来解决的问题时就会寻找专家，这也体现出我们对于专家系统和专业知识的信任。我们在面对某种职业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面对一个行业。而吉登斯把我们所面对的具体个人称之为“入口”。我觉得这一点形容是非常恰当的，这个具体的个人很大程度上是我们面对整个体系的直接体现。入口是指我们通过这样的职业个体进入到了抽象体系之中，而在抽象体系中已经存在着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我们通过这些专家接触到了丰富复杂的专业知识。但是这种专业知识都由“入口”的‘看门人’把握着，也就是说除了这些领域的专家以外，我们作为这个领域的普通人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那么以我们匮乏的知识为背景，我们只能选择信任，信任专业人士，信任专业系统。那么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深层次的矛盾，非专业人士对于专业知识的不理解和怀疑和职业化知识的紧张关系就会形成矛盾的根源。并且人们对于抽象体系的看法极易受到“入口”的影响，而作为入口的专业人员也有对专业知识理解不充分和操作不当引起的失误等等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对专家和专业知识抵触的情形，这就需要社会教育发挥其重要作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人对于知识的信任程度逐渐提高。虽然也有部分声音反对对于科学的“迷信”，但是总的来说现代人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会越来越深。
六、信任的教育
接下来这点是吉登斯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单独拿出来讲的，但是又穿插在各个部分的内容。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在现代性扩张的如今起到的重要作用。学生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关键的不是学到的知识，而是如何适应现代性的生活。如何适应现代性的生活很大一部分就是学会如何信任，如何合理的信任他人。在学校教育以前小孩子就已经在慢慢学会要信任自己的父母，父母的缺场是婴儿成长的重要环节。在上学之前，父母以及外界的信息就会树立起学生对于老师的信任，学生会充分信任以老师为入口的教育专家系统。在上学以后学生会学习如何信任更多人以及信任整个知识体系。老师在教授知识时也会教授对于知识的态度，学生就会尊重所学的知识以及专家。不仅仅是在与老师的互动中，通过其他的教育方式学校也在将信任的概念灌输到学生的脑中。在学校中有些课程会要求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这就是对于在工作中信任不熟悉人的一种演练。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学校也在逐渐变成具有现代性的培养机构。尤其是近些年进行的教育形式的改革，本质上是为了让教育更加符合社会现状。而现代性的扩张也包括在这种“社会现状”当中。所以学校正在逐步培养现代性的人，而现代性的人又在社会中发展，从而促使教育更加具有现代性。那么这种现代性的信任教育就会逐步增强。
总的来说，吉登斯将信任视为现代性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我从几个方面大致总结了吉登斯关于现代性中信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或者无意识的，并且信任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个人关系，影响亲密关系的同时也影响着较为疏远的私人关系。在面对风险时我们会因为信任专家系统而选择漠视小的风险，而信任专家系统已经成为生活在现代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现代的教育也正在将信任更为深层次的植入学生们的脑中。其实只要用心观察，切身体会就会发现我们所处的生活中有许多地方都在体现现代化的信任，社会也在一次次的信任中稳定运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