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个人报告含个人随笔、作业、书评或读书笔记，主要按照系统性阅读经典分阶段（不全是依顺序，部分为事后专题择录）选择性地上传。随笔，不意味着轻松随意，它首先摆脱了形式的束缚，也更加慷慨，能给出我们在某个话题上所能思考的一切；当然好好说话，则是对其的约束。而我之所以是选择性上传，理由很简单：一者，有的读书报告带有相当多的脚注议论，这一重要的部分受制于本网站的格式规范，难以完整地呈现，故为保证完整性采不上传的策略更佳；二者，我更愿小范围与师友讨论那些理论/经验研究前景但还无完全成型问题（书面形式最佳）。另需额外注意的是，理想的论坛内容应还包括【私人图书馆】一部分，即对特定兴趣的理论家搜集中、外文的充足名家解读文献，自行翻译，再予以研究整合。但考虑到术有专攻、本人也并不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介绍工作，因此便隐去了这一极为重要的部分。
         本人具体阅读步骤为：1 通读社会学主要理论学家，不过多涉及哲学、历史学、西马流派、政治学、信息传播的研究；2 回顾研读某作家1-2经典找问题，并思考流传当代却少有人撰文研究的视角命题；3 根据核心术语理论进行经典思想整理，如“权力”将福柯、卢曼、帕森斯、米尔斯、达伦多夫等人关于“权力-社会机制性质”的理论统合到一篇文章中，按照笛卡尔几何数学方法建模，进而完成真正的、更具说服力的抽象思维训练；4 研读4大感兴趣的未来潜在研究方向【政治/历史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农经历史与社会】经典作品，即专题性阅读统合。其中，个人以为第2、3阶段是最为重要的理论训练，1只是为了完成基础认识，4则是尽早（但不轻率）确立研究计划与兴趣，把握非常有限的阅读时间（2-3年），这一点需要配合一个学术习惯（即月复一月地下载大量的“优质”论文文献，以迅速把握专题的领域经典，但不能深信，要慢慢培养学术品鉴能力）。
          就具体的经典阅读影响而言，本人难以言清何者或何部分塑造性最大。但我坚信，一旦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捕捉到寻常人难以发觉，或常人习以为常但潜含新思考方式的对象（田野经验）时，我们将极其清晰地获得“研究的想象力”，并突然意识到过往阅读的理论需进行极其细致的比较、筛选并择一最适合者（事实上是绝大多数不与经验资料契合，因此需要真正的开发批判融合）尝试思考当前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自然的联想，而不是套理论；套理论一般是视角狭窄、书面行文结构僵硬）。而此时或许遗憾的是，回顾过去一些无选择性的、粗略经典阅读造成了我们时间紧张，还会造成思维训练的浪费和想象力的缺憾，给我们的警示则是“趁着日头好，赶紧晒稻草”——自决心投身研究之时（学生时代），便要勇敢树立起自己“富有野心”的想法和“有客观前景”的跨学科研习意向，并有针对性集约地“啃噬”我们的营养物质，而不是撒胡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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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何，此前帖子出现了失踪。。慢慢再上传一次吧，调格式最费神，EMO了










【Sociology of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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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希尔德《被管理的心灵：人类情感商业化》，成伯清等译三联书店2020年版
霍克希尔德《外包自我：便捷背后的破坏》，朱钦芦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霍克希尔德《第二次转变：工作家庭和家庭革命》，肖索未等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
乔纳森特纳《情感社会学》，孙俊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电子版）









【Historical & Political Sociolog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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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某宝电子版即可，2块／本，原书过于昂贵；可粗看很快翻完，无需揪着中国部分资料的不严谨，重点是品味“导论”“卷二”“卷四”部分，迈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戳中了痛点，确实是一部非史学家的宏大作品）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从开端到1760年的权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化1945-20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极力推荐阅读）







【Historical & Political Sociolog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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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王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赵鼎新《什么是社会学》，三联出版社2021年版
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台大出版中心
赵鼎新《民主的限制》，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版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革中的群众》（电子版）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王国斌《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周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1990-1992》，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蒂利《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陈周旺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
蒂利《斗争的动力》，屈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蒂利《民主》，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蒂利《政权与斗争剧目》，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蒂利《为什么》，李钧鹏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蒂利《功与过：生活中的赏罚》，李钧鹏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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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罗煜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影印本）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小农与农业的艺术 : 恰亚诺夫主义宣言》，潘璐译，社科文出版社2020年版（电子版）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版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版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电子版）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版（电子版）
李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电子版）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版
魏文亨《国民党、农民与农会：1924-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版
黄仁姿《国民党政权与地方菁英：1950年代农会改组》，国史馆2011年版
（持续更新ing）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影印本）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影印本）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影印本）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
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  ，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的竞争与合作模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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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毛选》（卷一），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毛泽东《毛选》（卷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部分）
毛泽东《毛选》（卷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部分）
毛泽东《毛选》（卷四），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尾部）
费孝通16卷文集（选读），群言出版社（电子版）
费孝通2卷译文集，群言出版社（电子版，特别推荐阅读）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原版）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等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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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普拉萨德《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注：本文采取回乡考察+口述史的方法获取材料。文章所涉产业于人民公社时期（办厂）兴起，远销全国／东南亚，后小部分于90年代中期私营转型，最终于2008年破灭。特此交代，以免产生误解）





       摘要：产业集群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普遍存在的，经济学一般化地过分强调了“市场关联”“劳动力匹配”“技术溢出”等理论特征，重点关注“完整产权”“健全金融”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源动力。但事实表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给了我们一个近距离观察、思辨集群的特点及动态演化过程的机会。通过一个真实的“普拉萨德-经验事实”案例分析，学生对集群的演化过程提出了更准确的刻画，表明其本质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贸易信贷”。具体地讲，是从微观劳动经济成本的视角切入，发现“家庭作坊”生产与合作的真实“动力源”，以揭示出对经济制度具有深远“型塑”功能的一系列非经济因素——提供正当化权威的政权架构、精密计算的新劳动组织和群策群力的精英文化。
       关键词：产业集群  微观劳动面  型塑  家庭作坊


       一、导言
       本节无意成为一篇书评形式的广告（尽管不可避免要做一番概括）。
       普拉萨德在《过剩之地》中以完整的逻辑链条阐述了一个圆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给出了“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的理论和现实解释。她试图让我们警醒，以信贷和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长远弊端，希望重视福利国家在稳定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普拉萨德的结论与立场仍有待接受更多的争论和检验，但学生以为，本书对中国读者的意义也不止于此。相比前者，更为重要的是，她让我们了解到美国政治经济的动态变化特征，而这一变化则是对各种经济决定论的重要补充——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并非某些一成不变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因应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他们各自都会改换立场，争取不同选民的支持。而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又会出现不同的转向甚至转折。如此，《过剩之地》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美国的一个动态的视角。
       如本书代译序中顾昕教授所言：“《过剩之地》讲述的是美国有为政府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方法，特别值得中国学人仔细品味。”故学生，有意结合中国经济制度、经济行为变迁，对前者产生具体影响的非经济因素做一番探讨——集群产业的兴衰。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我们将生产某一类似产品及其上下游相关产品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的现象称作“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普遍存在的，不仅现在有，历史上也广泛存在；不仅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随处可见。例如，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大部分产业是集聚在一起的，在美国硅谷也出现了一大批互联网技术企业，后来被马歇尔冠之为一个全新的地理区位——“产业园区”(Industrial District)。
        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大多已经形成多年，集群发展早期的历史资料非常欠缺，因而学生难以对集群早期演化过程进行深入探究。反观中国四十年余来，地方产业集群从无到有、快速崛起，这实际提供了一个“普拉萨德范式”下的政治经济动态理论的新经验事实。对曾经广泛存在的产业集群现象，以及产业集群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做一些梳理，有利于回顾这一段变迁的经济社会史。

      二、一般意义下的集群优势
       正常的逻辑是：大量生产（销售）类似产品的厂家（商家）聚集在一定的空间内，必然导致激烈的价格竞争。但为什么现实中的企业往往会选择集聚在一起呢?
       进一步推算，产业集群是否存在一些明显优势，以得以弥补了价格竞争的劣势？显然，可以找到答案。第一，产业集群可以提高产品市场的关联度。集群里有大量同类企业，他们卖的产品和用的原料也也大都类同。为了满足企业需求，集群里往会有原材料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由于竞争产业集群里的厂家会尽量在产品上进行差异化竞争，因而集群里产品的种类和花色比集群外，更容易地配货、节省时间成本。此外，由于原材料和配件市场就在集群内，集群里的生产者不用到外地去采购原材料和配件，还可以维持尽量少的库存，这样就降低了生产厂家的采购成本和库存成本。直到，集群有了名气以后，各地的客商被吸引到集群里采购商品，使得生产厂家节省了到外地推广的营销成本。
       新经济地理学，便认为“供应商和客户距离的临近，从而节省交通成本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
       第二，产业集群解决了劳动力的匹配问题。如果在一个地方孤零零地开设一家工厂，所有的工人都要进行培训；而对工人而言，参加培训的话，也面临风险：万一这家工厂倒闭了，学到的技能也就没用了，因为当地没有其他类似的雇主。然而在集群里，有许多类似的厂家，因而工人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在一家工厂学会的技能，跳槽到另一家还能用上。这样一来，工人学习生产能的意愿大大提高，从整体上来讲，在集群里有技能的工人数目就会增加。因为集群里可选择的高技能的工人多，集群外的生产厂家也更愿意落户到集群里，集群内的生产厂家也更容易扩大生产规模。
       第三，产业集群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在集群里，生产厂家离得很近，互相可以看到生产和组织过程，技术门槛变得不再神秘。在集群里，且一个好的生产技术或管理方式涌现出来，其他厂家会很快模仿采用，有的甚至在原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改进，改进之后的技术又很快传播出去，诱发更多的模仿和创新。总之，集群有利于想法和技术的传播与改进。
       事实上，除了上述经常讨论的三个优势外，集群还有其他的优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劳动生产率及技术创新的影响？等等。学生只做简单介绍，毕竟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三、悖论：“工底”缺失与产业上升？
       单刀直入，学生在下文力图举例证明：恰恰是产业集群的特有优势、地方精英（包括企业家的自我努力与精神创造）的结合，充分利用当地比较优势克服发展中的瓶颈，从而实现“本无大可能实现”的经济目标。依据传统经济理论，实现工业化需要两大必要条件：完善的产权制度和金融制度。
       ——一个企业在运行过程中要与诸多客户和供应商打交道，如果合约得不到保护？企业的日常经营就难以进行。
       ——与此同时，创办企业需要购买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日常运营还需要流动资金，若如果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家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本去创办企业。
      
       但如果对照这些条件，中国在最近40年中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
       ——中国私有产权直到2004年才得到宪法认可。
       ——改革初期，国有银行几乎不给非国有企业贷款，且没有像其他些发展中国家那样来发展小额信贷支持小微企业。
       那么在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均不完备的情况下，中国是怎么实现工业化的呢?首先，产权制度的非正式化正当化。国家开始没有承认私人产权，并没有私营企业一说。但由于无第三方介人的产权界定存在大量的潜在不稳定，故国家权力的介入又成为稳定产权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对在自己地盘里开设的企业提供很多实际上的“非资本主义-红色产权保护”——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最初形态。某种程度上讲，这实际是内生于“中央与地方”“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姓资还是姓社，到底如何走”尘埃未定前，中央政府依旧主要执掌治官权，但地方政府享受一定程度上“见风使舵”，保护和发展投资企业、地方经济的权力和责任。大批出身低微的小摊贩通过经营积累财富，随后他们的民营企业都选择戴上“红帽子”，即将企业注册为乡镇企业。利用这项“红帽子”，企业也就合法化了。利用这种办法，企业家有效地绕过了正式产权制度的不足，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
       其次，应付（绝不是解决）金融市场的不足。若按照金融体系结构看，难道是民间非正规金融（通常是“非法”而非“违法”的民间集资）起了很大作用？似乎不是。改革之初，农村老百姓普遍很穷，民间金融不足以支撑起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村冒出来的千千万万的乡镇和民营企业。事实上，很多小企业／作坊是走着“特色产业集群”的路子——通过劳动分工的组织改造，克服资金、金融欠缺。回顾历史不难发现，90年代直至2010前后，在全国有超过3000多产业集群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一镇一品”“一乡一业”成为现象级经济。这种集群的景观是，一个镇甚至一个村，集聚了许多类似的企业，主要生产一种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占据极大的份额——嵊州领带、温州皮鞋、佛山牛仔裤、顺德厨具、大沥铝材等等，数不胜数。即使是相对欠发达的河北省，据学生查到的资料统计，也有400多个产业集群——例如河北白沟及其周围50万人从事箱包行业，形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箱包产业集群。

      四、集群的土壤：先有鸡先有蛋？
       改革开放前，一个农村里，人们祖祖辈辈居住在一个村子里，形成了坚固的社会信任，互相帮助。农村改革推广后，农村大批劳动力被从士地上解放出来，出现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因此，集群这种生产方式利用了孕育在中国乡村的社会信任和丰富的劳动力来克服正式制度不足和信贷约束。
       但传统经济学往往更关注后者，而忽略前者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结构的作用，尤其忽视从微观经济协作层面考察其具体的凝聚力量。对此进行动态的考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试想：如果资金充裕，企业家可能会选择投资建设一体化的标准厂房？但在改革初期，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很大一个瓶颈是资金，他们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来创办企业。面临这一限制，有开明、远见头脑的企业家唯有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解决这一难题——即将生产工序分解外包到附近的家庭作坊。
       而每个家庭作坊或工厂只做一道工序，但团结起来就可以生产完整的产品。大部分生产工序是由单独的家庭作坊完成，对厂房和设备的要求就低很多，不存在劳动保障和监督效率的问题，因此大大降低初始创业资金的门槛。

       五、吉安城郊区的集群经济：一个显微镜下的观察
       以学生家乡所在地——吉安为例，改革之初便是出产“高级樟木-音箱机架”的产业群。主要资料，源于家庭老一辈奶奶、大伯（曾是企业负责人）的口述。
       （一）基本情况
       底层农民，没有背景，没有学历，唯有依靠出卖劳动力挣钱。当时的村民，忙碌一年，可能连给孩子交学费的钱也没有。某年出了个张三李四，从村里走出去，在县城开了一家DVD碟片店，他在村民眼中就是成功的人（潜在的企业家）。村里人遇到难处，都会找他借钱，三百五百的也不多，但能解决燃眉之急。一到冬天，农闲季节，村镇就死寂沉沉，“冬天是闲着的”——最直观的景象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人一大片。
       （二）组织方式
        据了解，吉安樟木音箱机架集群企业有两种生产模式：一种是包买商制，商铺老板负责组织协调整个生产活动，但工序完全分离到各个作坊，每家做一道工序。另外一种则是产业园区里的以出口为主的大企业。
        两种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在当时的吉安，包买商制占绝大多数：
        ——客商到商铺来看货。看中了，给1/3左右定金，定下交货时间。
        ——老板拿了定金，去到市场定木材材料，再分发到几十个作坊去切割、磨砂、上漆、晾干等十几道工序，等完成后收回来检验质量，贴上商标、包装，然后请物流公司来取货、发货。
        ——等收到全款以后，再支付各生产作坊的加工费。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书面合同，主要依赖口头契约，但违约的情况非常少。由于分工很细，里面大多数工序所需要的初始创业资金并不多。很多企业家靠自己的存款或找亲戚朋友借款就能创业，没有必要找银行借款。
        （三）自律、保质的关键？
          重点是，工序以家庭为单位分包到各个作坊内。道道承接，上一家作坊磨砂不合格，下一家庭作坊是不会接收的。每次“向上游”的交换都是真金白银的买卖，如果有人不按时付款、不按规格交付自家产品，便会影响整个产业链。
        去法院打官司？成本很高，且不一定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赢了也不一定能收回钱，执法难在当初的农村也是个问题。
        但是，实际在这种高度分工的产业集群里，很少有人违约。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面临社会信用的约束。在农村地区，人们祖祖辈辈都住在一起，互相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在产业集群内，因为空间上的集中，如果有一个人不讲信用，消息很快就会扩收，这样大家就不再和他做生意了——没人会再要A家庭作坊中制造的上一道工序的产品。
        因为这一潜在约束的存在，集群内的家庭作坊个体户们、小企业主的最优选择是守信用。
        总而言之，集群的生产方式利用了中国社会的两大优势（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弥补信贷的约束和正式法律制度的缺失。植根于乡村结构的“家庭”，改头换面成为了现代化下的新的“男耕女织-生产作坊”。重要的是，劳动分工可以降低资本的准入门槛。
       社会信任与重复交易，实际上也有助于形成“贸易信贷”、“非正式合约”来填补金融体系与法律制度的空缺，从而保证分工能顺利进行、持续下去。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口众多、资本短缺的资源禀赋是非常吻合的。

       六、地方精英文化与“干翻隔壁的意识”
      （一）红色乡绅的领导精神
       学生以为，事实上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乡绅的尊重、与爱戴”也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便是，如1982年担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有新闻报道多次记载，“即使他调到外地之后，义乌人还是对他非常怀念。”“遇有重大活动，义乌人还会隆重迎接他。”
       事实上，经历了“建国后社会主义教育-朴实正派-出身一般”的这些地方精英（村支书、村长），在改革开放之处，往往能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有上下左右、多多少少的关系、威信），带领（或者支持年轻领导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受到了百姓格外的尊重。为百姓做好事自然赢得人们尊重的乡绅文化，是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二）市场化后的“不怕吃苦受累”
        这与古代人们赞美的“吃苦耐劳”“勤劳”的美德不同，完全是一种残酷市场化改造后的文化产物，即“在夹缝中求生存。”生存法则很简单，“忍是一条线，能是一条线，两条线之间就是生存空间。”想跟标准流水线的产品抢一个市场份额，就需要你拿出更低的价格？和更高质量的产品？付出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劳动值？那么新的“市场生存空间”，就被人为创造（或者说挤压）出来了。

[ 此贴被余敏达在2023-09-19 21:48重新编辑 ]

Marxism in Sociology and Crit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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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高振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布迪厄《区分：品味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布迪厄《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布迪厄《单身者舞会》，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影印本）
布迪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1年版
布迪厄《学术人》，李沅洳译，时报文化2019年版（电子版）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布迪厄《自我分析纲要》，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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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康《批判教育社会学九讲》，社科文出版社2017年版
哈里南《教育社会学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巴兰坦《教育社会学：系统的分析》，人大出版社2011年版
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北大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阿普尔《教育与权力：阿普尔论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电子版）
古得莱德《一个被称作学校的地方》，苏智欣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电子版）
麦克·F·D《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电子版）
史密斯《教科书政治学》，侯定凯等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电子版）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
伊万·伊利奇《去学校化社会》，吴康宁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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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猛《“读书的料”及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中国社科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理论分为4大部，主要应关注其经典批判／新理论重构（现代性）／历史社会学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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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政治、传统和美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电子版）
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吉登斯《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三大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涂尔干》，李俊青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阐释社会学》，社科文出版社2003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行动、结构与矛盾》，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人大出版社2016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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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科文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Normative Research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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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德沃斯《社会研究中的研究设计》，郝大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加里·金《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
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拉扎斯菲尔德《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张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原版）
亚历山大《社会学理论逻辑：古典思想的现代重构（帕森斯）》（卷四），赵立玮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电子本）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波斯纳《衰老与老龄》，周云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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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曼海姆《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论稿》，李朝晖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
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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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电子版）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米尔斯《权力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影印本）
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电子版）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电子版）
吉尔伯特《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贝尔《意识形态终结：50年代政治观衰微考》，张国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电子版）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电子版）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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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哲学的改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包凡一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
托马斯 / 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张友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影印本）
帕克《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杭苏红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张默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影印本）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戈夫曼《精神病院：精神病患与其他收容者的社会处境》，群学出版社2012年版（超级难读-电子版）
戈夫曼《日常接触》，徐江敏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电子版）
戈夫曼《公共场所的行为：聚会的社会组织》，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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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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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综述介绍）
王铭铭《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影印本）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影印本）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
弗雷德里克《人类学四大传统》，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进化与反进化论学派）
泰勒《原始文化：X的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影印本）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影印本）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罗维《初民社会》，吕叔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

（社会人类学派）
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功能主义学派）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弓秀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影印本）
普里查德《努尔人》，褚建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文化人类学派）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吕万河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电子版）
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许琅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电子版）
许琅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南天书局2002年版（电子版）
许琅光《家元：日本的真髓》，南天书局2000年版（电子版）
许琅光《美国人与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电子版）
许琅光《美国梦的挑战：在美国的华人》，南天书局1997年版（电子版）
许琅光《文化人类学新论》，南天书局局2000年版（电子版／重点推荐阅读，很精彩）

（阐释主义）
吉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吉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电子版）

（当代特色3170）
何柔宛《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翟宇航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格雷伯《狗屁工作》，吕宇珺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电子版，不推荐阅读）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三联书店2018年版
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电子本）
胡嘉明《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麦高登《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杨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林丹、杨玚、麦高登《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繁体影印本）
麦高登《消费香港：香港的社会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繁体影印本）

【Postmodernis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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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影印本）
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电子版）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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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波《熟悉的陌生人：快递员的日常工作和劳动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注：本文源自研一上学期《社会学方法》书评作业，考核结束后作者曾与我就本书理论方法和叙事交换意见，但考虑到一致性不将上述内容纳入文章，力求保持原始的观点；该书评内容、文风及省略大体仅限已读该书者阅览，以免产生误解）

求诸于野，有得有失

                                                                                                                 ——读《熟悉的陌生人》

一 、作者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后发展与不稳定竞争共存的转型期，2012年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变化，许多旧的商业领域被侵占了，商业模式规则被打破或不能适用了。处于新型服务经济中的劳动者，既为自己顺应了经济市场、从原有岗位迁移到新的有力经济体内、获得一份短期无需再担心被淘汰的工作而感到幸运，但同时又与其所在经济组织体一样，都日益感到周围市场领域的不确定，而他们有意义的劳动和竞争力必须建立在一种大致确定、可预期化的基础之上：因此，劳动者对个人软化  (正式的)  服务合同的意识需求且益增强、且重视和利用一切形式达到这目的外化愈发显著。
       以上，或能算是本人给作者撰写此书时的背景的一个简要交代 (至于科层制下的考核、评估等等只算背景下的具体问题了) 。
       另个角度，这或也可说是本书正式下笔前在作者脑中浮现的一幅基本理论理想和学术关怀。因为我相信，作者在这一点上必然是『怀揣希望予以证实的愿望』比『社会科学研究本身要求的客观、价值中立 、排除假说』更加强烈。这也是，所有想要建构、解读社会现象的学人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只要控制的好这种念头 (利用科学地求证设计、多理论多种竞争解释机制的反思)，并不会降低学者们研究作品的实际价值。
        这部著作是部实证研究，它利用问卷和访谈观察的形式收集了关于中国城市快递员劳动日常的一些材料，  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它向我们展现了快递这个行业 的基本竞争格局、 (物流管理与经济学作用下的)  不同的收取运营方式、公司管理的分流与监督控制、劳动者的工作方式流程，对物流快递这个话题提出了一些 基本看法。我读了以后，感到还比较有说服力。它的好处是比较实在，只是将快递行业、经济实体、员工的相关事实及人的看法呈现出来，稍加分析，并不命题先行或原则先行，基本保持了社会学研究中所主张的那种“价值中立”的心态，不是努力以西方的理论模式和命题来概括或“套”这一中国现象的丰富情况。

二 、作者的研究视角与未来的拓展初想

        理论似乎是一种资源，人们了解或希望了解理论是因为它对自己有用，除了满足最简单的人类好奇心之外，人们总是在不同的理论中发现某种启示，帮助人们重新理解和回答他的现在和未来。作者，是一个并非经济学家的好（hào）学者  (原谅我以这种口吻评价自己的老师，我只是表达对一本普通书籍执笔者的看法而已)，并不必须精确、完全地  (其实这词从来就只是修辞，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了解一切存在的理论并复述 给读者听，而是关注于能否依据现有的或他个人发现的资料  (理论)  独具慧眼地提出对自己所在学科或更多学科有意义的新问题，并给予某种更具解释力或多元化的解说。
       这就涉及学术著作如何处理他人理论的问题。作者在本书初部对各学科理论观点的介绍，实际上可以视为另一种方式在作者面前呈现的历史。既有学科理论对于学者来说提供的都只是一种理论构架的限制、指导，同时也是一种资料，一些信息。
       盼望在开阔的学术视野中，有更多基于并努力提升本土经验的研究，这或许是我理解的作者的关切所在。
        (一)  关于“劳动过程控制”理论
         作者或许和我一样  (只是揣测)，对“劳动过程控制”理论在快递劳动者身上的隐射都不太感兴趣。不是说没有价值，而是觉得有些简单。但又绝不是狂妄自大地认为理论、事实本身的简单，而是对学术研究的思考趋势、思维惯性、甚至是社会民众舆论的冲动，表达一种不满和反思。正如，拿布迪厄的『权力场域、惯习、资本』理论，几乎所有的现今非宏观历史制度叙事的、发生在中国的、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套上，教育、金融、社会财富增长与社会分层，等等 。但显然，这不合适。这不仅仅是因为布迪厄理论本身更偏向结构主义 、客观主义， 而不是能动性、主观主义、人的改革创新的理论光谱另一端  (尽管他俩面都有强调)，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人类思想解放的方向，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美好世界。作者在这里，显然并不是想提供另一竞争性的机制解释，而是想把问题放在一个多元视角下，把自己的更接地气的关于人个体本身的发现，讲述给人们听。
        同理，“劳动过程控制”理论经过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发展，其理论强度已经十分明显，但受社会学经典理论传统的马克思阶级斗争观的痕迹依旧十分深刻  (说起来这本就是马克思创造的)，但它的广泛运用也太容易纵容人们的偏见，只见『森林不见树』，忽视人，轻视人的智慧和情感链接，这就是一种遗憾。
       因此无论是为了纠偏而换新路，亦或是为了客观地提供更多思考、丰富理解， 我都认可本书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这种态度。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最应被重视的，应当被跨学科的同伴们  (当然，也包括我这个法学出身的人)  和学者们所重视， 让我们的学术思想多元化，百花齐放，不再固守一个学科或一个领域的知识，对其他学科一知半解地冷嘲热讽，自诩自己为社会基础科学？
       在这意义上看，不得不提到，法学经济学的话题侵入性实在太强  (虽然我也承认，造成人们的这种不良感觉，一部分原因确实是由他们学者、律师等群体『任 性插话』引起的)， 史学又被人摧垮讽刺其叙事的逻辑单薄  (没注意到真正史家们的厚重考据、严苛治史的态度)， 社会学我观察的只是部分院校学者过于保守，甚至这一点传递在学生的极端化表现上更加严重 (不理解『市场是无形的手』『理性人』的经济学模型真谛，只夸赞『非正式产权关系』的社会学发现；不理解法学『只关注规则』的教义学精神，在没知悉法律和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对某个自己不认可的司法判决结果表达不满，乃至批评船上的那一群人) 。
        因此，当看到作者的反思和一点理论关怀后，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难以与同学诉说的共鸣感。选择“劳动者自我行动策略”，提出“软化服务合同”，我想最大的价值在于上述所言：解放思想 、促进科学。

       (二)  迈向下一步的研究
       1、组织文化与劳动价值  (职业感)  赋予的重要性
        然而，即便是快递员行业领域，在中国不同模式下经济体的商业价值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别。绝大部分快递物流公司仍然很大程度上，在各自同一主要业务领 域内陷于“军阀混战”中  (如三通一达等)  (本书导论部分有简要阐述)，用个更形象的历史比喻是，“战国时期蒲阳在秦魏之间的无数次易手”。这种“抢 、丢、 再抢、再丢”的无优势差别的商业竞争，不仅是严峻科层体制考核的组织动因 (书 中有几次不太明显地提及) 、快递员软化服务合同的间接要求  (作者这方面的阐 述更为明确充实)，  更为重要的是使劳动者失去了文化意义，失去了组织体价值 文化的引导和鼓励。
       处于同一主营业务领域经济体们之间的市场割据边界，波动是常态的。但【常态】不仅代表着波动的持续性，同时隐含着『稳定波动』的那层含义，即任何一 家都无法持续性地扩张，总是处于获得客户和失去客户的平衡中，这才也得以保持“天下均势”的割据现实。在这一竞争要求下，“为客户提供最满意的快递物 流服务”便成了仅存的唯一价值口号，但事实上这连“以战养战、强国富民”的 诸国争霸价值都差了一截，劳动者从口号中也获得不了切实的好处 (尤其是在职 业满足感上的极度匮乏) 。相比于，提出“ 自建物流仓库，缩短客户到货时间” 的京东顺丰们，显然其他经济体更热衷于“希望包裹能在点到点之间，不停地运 来运去，赚取利润”(当然，我并没有故意无视和否认两类实体在初期战略布局 眼界 、受制于分享同一公共交通运输条件的高低差别这一客观事实) 。
       我想强调的是，不同类型私营实体  (京东顺丰-三通一达) 、不同主营业务品牌  (德邦大件快递类- 圆通等一般普通小件快递) 、不同所有体制  (邮政物流-本 书研究类型)  环境下，快递员的组织文化认同、劳动价值自我赋予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职业感的问题』 (不否认待遇高低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因此我认为这或可以成为作者“劳动过程控制-劳动者自我行动策略”之后的又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即“劳动过程控制-劳动文化与行为价值认同-劳动者自我行动策略”。
        因为显然，不具有职业感，甚至是极度被讨厌的公司文化，在这个时代是极易被青年人裸辞、抛弃  (这是一种可以从媒体和亲戚孩子上被观察到的现象)； 作者研究的背景，则是另一类青年人的选择，为了家人或生活做出的妥协，并努力做好不犯错。我认为，两者构成了当今职业的人性图画：生存生活的压力与自我让步努力，随性冲动的性格与大胆抛弃  (当然年龄的增长、勇气的消退是图画 两半连结的调色板) 。
        2.现存的两种“貌似神离”的研究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业已有诸多“劳动控制过程的比较研究”的文章向“劳动异化带来的心理问题和极端暴力倾向”延伸探讨，但这与我上述的研究方向的价值内容并不相同：即有的文章多是聚焦于“短时性劳动服务”(如外卖员，而不是快递员)  研究对象，探讨“劳动控制的方式，尤其是方式影响下的严峻程度”(如运输时间、服务态度等考核扣钱)  对心理、极端行为的影响。
        如果仅从媒体报道观察的经验看，“外卖行业出现的劳动者心理异化、行为暴力，似乎远高于快递行业劳动者。”这或许可以解释学者们热衷于从相同的关 切视角研究这一群体现象的动因——因为被报道的 、受关注的  (极端暴力-异化心理)  问题，总是更容易发表文章。
        但我认为，根本还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特点问题：
        外卖行业的服务属性并不同于  (普通类型)  快递行业的服务属性，其设计的考核指标重心及重心背后的客户容忍特点 (外卖送达的时效性、快递长距运输的 速度)  存在很大差别——点外卖的人，最看重的是你有没有按时送达；而寄送收取快递的客户，则更看重『后合同服务过程』  (即离开人与人接触的过程)   中的收、寄的运输天数、安全性问题，『前合同服务过程』 中的快递员与客户发生的取、收件关系产生的服务态度也是评价因素，但似乎并不最为重要的。
       服务行业属性的不同，或许也可以成为『为什么这些文章作者往往选择向“劳动异化带来的心理问题和极端暴力倾向”延伸，而不是向“组织文化认同、劳动 价值自我赋予 、职业自豪感”延伸』 的另一解释。
       显然，  我认为快递行业的『不同经济体类别下的劳动文化与行为价值认同』 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足以辅证『劳动者自我行动策略』， 同时打通『劳动过程控制』 的理论闭合，形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圈。

三 、本书的一些问题及思考

        （一)  题目 、文字的设定表述
       本书最后章节关于经验材料  (姑且称之为“野”的问题) 、理论等关系的讨论，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只是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我认为“野”的意义不仅仅 限于田野本身，它也代表着昔日的影子：作为生活，人类行动、经验现象的流动变迁，也预示了明天理论思潮的交汇这一命题的真正意义，至少对于我来说，就在于此。
       因此，我认为本书一大『很不紧要』的问题是：过于书面化。其实上述章节的标题完全可以更形象、深刻地表达思想，开新文风、笔风。当然，这确实也需要一份热爱， 热爱阅读传统经典。但我会愿意提出这个建议，供作者后来之作之可能改善 。但同时这也是一大优点：结构设置、数据、科学、客观和逻辑，纵贯全书，很值得社会学学生模仿撰写学位论文

     

       (二)  本书唯一重大缺憾：新概念还是人文性质？
       我相信对于，很多民众或者知识分子、学生看此书， 大有一种『软化服务合同』概念太简单、经验中人人都是如此策略的感觉？ 觉得作者开局高大上，多学科理论简析、传统视角反思，但后来作者在本书中的贡献仅仅是个卑微的常识、行动策略？
       这种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又缺乏足够的学术判断。
       因为显然，作者的重点只是在于展现『人』和『人的日常』，日常就是充满着策略论证和行动实践、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与沟通。更重要的是，快递员处于新型劳动服务经济行业，本就一切都在流动不居、复杂多端，劳动者利益更是在不确定不可测的混沌之中。但秩序下的个体行动策略原理依然显示出某种坚韧的连续性——无论现代服务，还是传统生产，劳动者都在致力于保持既定的利益轨道。特别是，组织科层压力、熟人情境思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行动方式。
       因此，提出一个『软化服务合同』 的新概念，也是可以的，且有一定必要，因为他在阐述一个『情境身份-经济契约』 的混合现实， 比『行动者策略』有进 一步的具体创新。更何况，我认为作者最宝贵的和最尊重的，不在于其研究结果本身，  而是其研究过程——是其通过反思、讨论各学科知识，丰富化地解读社会现实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当然，单薄是存在的，  至少是令人看起来单薄的。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对前文所述『劳动文化与行为价值认同』 的缺失和忽略。没有再花一些时间去丰富自己的研究，因此使得快递劳动者的行动策略多了分『 自我保护的经济意义』，少了些『劳动中自我认同的人文意义』， 这也是最令人遗憾的地方，因为『人的日常』应当是有自我价值判断存在的， 尤其是『高压 状态下对人生、劳动价值的怀疑』时刻的存在，否则就不是生活在复杂压力社会 体制中的人了， 不是么？但本文中更关注于『把人拉回田野』，关注于『那位万元户 、有诸多优秀品 质的模范』(且篇幅很短)，  整体过于乐观介绍行动者策略了，少了『田野中的人，的田野性 、矛盾性』，人的立体性没能被塑造  (这一点通常文学很重视，社会学在职业行业研究中过分劳动控制下，偏重对悲惨、高压处境的描述，而不是人文性质和职业价值) 。
       因此，我认为作者需要重视上述拓展的方向话题，在今后的关于人的研究中，重视人文性质的矛盾和对劳动者的丰富刻画。须知矛盾可不仅仅是存在于经济利 润最大化、物流速度最大化之间，也不仅仅是存在于科层考核压力与客户投诉之间，更存在劳动者对自我的怀疑与认可之上。
       在理论研究意义和人文塑造价值之间，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或许不少社会学家都会选择前者，  而今天的我深感人的矛盾厚重，这才是我们要研究的：被拉回田野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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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夏尤伊克《法律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故事》，陆益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
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赫伯特·J . 斯托林《反联邦论》，马万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赫伯特·J.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蔡定剑《一个人大研究者的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