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多月，我读的书主要是韦伯的，书中多处的内容引发了我的思考。

在《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一书中，韦伯认为贡纳的俸禄化妨碍了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点在中国有明显的体现。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缓慢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封建制度的腐朽。中国的封建制度历史悠久，在明清时期的发展状态达到了顶峰，这种制度影响下封建官僚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我看来，贡纳的俸禄化是指政府官员的俸禄取自普通百姓的进贡。贡纳制度与土地有着紧密的关系，政府主要依据土地收取进贡。而贡纳的俸禄化会使得官员更加重视农业，强调“重农抑商”，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这会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社交共同体成立的难易程度与外在生活习惯基于历史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差异相关联。种族是天然的社交共同体，一个人一出生就属于一个家庭、一个种族，这是自然而然的，他在家庭这个共同体中成长和学习。随着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和频繁，丰富多样的社会共同体开始出现，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开始属于更多的共同体，例如学校、社团、单位等，习惯成为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深受所处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处于同一时空的个人的行为和习惯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更容易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这种后天影响对个人和共同体的特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宗教社会学》一书引发了我对于宗教的一些思考。学习对宗教的影响。第一，学习使个人更好地履行宗教义务。客观上讲，学习可以提升个人素质，形成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使人们理性看待宗教，重视义务与法律。例如犹太人终身都处于学习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同胞是否履行宗教义务，是否谨守宗教律法采取一种决疑论式的考察。第二，学习使知识分子创造新的宗教理论。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掌握了系统的知识，并根据社会现实情况创造新的宗教理论，使教义能够与时俱进，满足统治者和信徒的需求。正如书中所述，亚洲所有伟大的宗教性的理论皆为知识分子的杰作。

宗教的多重作用。第一，维护封建统治。宗教教义对其信徒的言行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例如儒教主张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这些主张有利于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符合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统治。正如文章中所述：“官僚制的特征经常是，一方面极度蔑视非理性的宗教，然而另一方面却又将之视为可利用来驯服人民的手段。”第二，心灵疗愈作用。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意识形态，对信徒的心灵有着重要的疗愈作用。许多教徒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们相信神会护佑他们，现世的苦难是为来世积攒的福报，例如佛教的“轮回”、基督教的“神爱世人”等观念。这些教义可以对信徒的心灵起到抚慰的作用，使他们乐观对待生活。

《非正当性的支配》一书中有关城市的论述引发了我的思考。韦伯认为世上城市的共通要素是：城市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异乡者的聚落。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城市中的农民工和春运。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了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赚取更多的钱，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这些人被称为“农民工”。“农民工”这一称谓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大众的视野，最早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于1983年提出来。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在城市中从事市民不愿意做的工作，这类工作的特征是脏、累、甚至危害身体健康。作为农民工的子女，我对此深有体会。农民工初入城市，并没有一个技能傍身，主要靠出苦力赚钱。农民工主要居住在出租房里，环境较为简陋，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从农村来的同龄人。这些农民工是城市里的“流浪者”，他们的根在故土。许多农民工攒够一定的钱财后会在自己家乡的小县城买一个小居室，逢年过节回到家乡，其余时间在城市工作。农民工是春运的一大主力。春运的车票一般都需要提前抢购才能买到，车票的紧俏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城市中存在很多异乡者，这一特征在大城市更为凸显，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这些大城市的位置都处于我国的东部沿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一特征也与韦伯的观点相吻合。韦伯认为：没有一个城市是距离海岸超过一日以上的路程。的确，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国家，城市最早都是在沿海出现的。因为沿海的地理位置有利于运输业的发展，这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产品的销售和商人的聚集推动了城市的形成。总的来说，城市的发展与地理位置、商业、共同体的形成有着紧密的联系。

国家实力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第一，法律的成就与国家的强盛息息相关。正如他在文中所述：现今被视为“罗马”特有的许多法律概念的抽象性格，并非原生于罗马的，甚至有一部分 根本不能说是古代的。例如常被讨论到的罗马的所有权概念，便是罗马法脱去其民族性格而转化为世界法后，方才产生出来的。罗马帝国时期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其法律也随着国家的扩张不断完善，逐渐具有世界法的特色。罗马法在世界法律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而他的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强盛。第二，公权力的强化有利于法律的发展。韦伯认为公权力介入法律有助于法律的统一化与体系化，公权力越是强化，越是持续发挥此种走势的力道就越发强劲。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各项法律的约束力是较小的，法律的内容也存在许多漏洞，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法律也日益完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特征在中国是较为明显的，我国的封建制度在清代达到顶峰，法律的发展也进一步强化，《钦定大清律律》《清朝律刑》都是清朝法律蓬勃发展的产物。

本月所读的书引发了我对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思考。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经济发展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不应该再当自己肉体的奴仆。”这不仅适用于一个民族，也适用于个人。

一方面，经济的急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会使工人的精神处于亚健康状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机器大生产越来越普遍，许多底层的工人在工厂里日复一日地从事着单调的流水线工作，这些枯燥的工作并不能满足个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个人的精神健康有一定的危害。例如，近年来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工厂流水线单调重复的生产是对个人的精神健康的一种摧残，自杀是个人精神世界崩塌后的一种选择。为了满足自身物质层面的需要，工人成为了自己肉体需要的奴隶，这也奴役了其精神。21世纪，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但是我们的身体和精神更多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经济的繁荣发展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但是个人心智和观念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缓慢的过程，即精神与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者的不协调是社会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精神亚健康的主要原因。这是社会急速发展之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会推动文化产品的供给。齐美尔认为：“更多的货币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更大的福利、权力以及文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出现在市场上，人们的文化生活也随之得到丰富。文化产品的供给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个人的精神需求，丰富个人的精神世界。我们要充分利用经济对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使更丰富多样的优质文化产品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善精神亚健康的状态。

第二，社会交换的条件性。作为社会中的人，人们之间任何交换的发生都是有条件的。齐美尔认为：“ 一个人必须放弃自己所拥有而又为其他人所需要的东西和愉悦，以便说服后者放弃他所拥有的，前者想得到的东西。” 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劳务关系中，一个人想要赚取雇主的金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他不得不放弃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雇主获得了工人的劳动和其创造的价值，实现了资本的增值，同时将资本的一部分分给雇工，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工资。在这种劳务关系中，雇主和雇工都放弃了自己拥有的一部分东西，也从他人那里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体现了交换的条件性。货币职能的行使也体现了条件性。货币质料用途和作用与货币的职能是不兼容的。正如齐美尔所述：“一旦被选为行使货币的功能，那么货币质料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用途都必须放弃。”货币作为一种质料，本身具有实际用途、艺术审美等层面的价值，但是为了行使货币的职能，就放弃了对货币质料非货币使用的价值。例如，在阿比尼西亚，人们把小块的盐坨当成流通中的货币，这时，盐就失去了其作为生活盐的用途。

第三，货币的稀缺性。客体的稀缺源于其在社会中很难得到，稀缺性使一个事物更具价值。齐美尔认为：“只有稀缺性才能影响到价格而使其具有功能性的意义。”货币之所以在经济生活中重要，不仅仅因为它给予商品交换很大的便利性，更因为它是一种稀缺品。政府垄断了铸币的权力，这使得货币成为一种独特的稀缺品，使货币具有了稀有性。只有政府可以铸造货币，并且每年发行的货币量都是有限的，这使得货币在社会中更具价值。如果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铸币的权利，那么法定货币将不复存在，货币稀缺性的特点也就消失了，这种情况下，货币将出现大幅度的贬值。产品的专利也是稀缺性的一个重要例子。一个专利产品的价值比普通产品的价值大，因为专利产品是人们的智慧结晶，作为专利，也具有稀缺性。不管是权力有限还是产品有限，稀缺其实就是某一事物在社会中的数量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赋予事物更大的价值。

第四，货币价值的变迁。货币的价值具有稳定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货币的价值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齐美尔认为，在和平年代的环境里，经济生活的节奏较慢而货币的流通也较为迟缓，一定数量的货币比现代城市生活经济竞争市场上的货币更具价值。的确，与21世纪的竞争市场相比，经济发展缓慢时代的同等数量的货币具有的价值是更大的。我们的父辈在年少时用一毛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而我们现在用一毛钱只能买一颗糖。同样是壹角，在不同的时代的价值是有差异的，这是经济繁荣发展和货币变迁的一个体现。货币的变迁也体现在货币面值和形式的变化。第一，货币面值的变化。在我国，现在货币的面值有壹角、贰角，伍角、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过去的货币面值除了上述以外，还有贰角和贰圆。这两种面值纸币的消失的原因主要是小面额货币使用率的降低，这也是货币变迁是一个呈现。第二，货币形式的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货币在货币市场上的作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去，人们主要用现金去购买所需商品，而现在人们只需要在手机上输入数字即可完成商品的购买。从纸质货币到电子货币的转变也是货币变迁的一种表现。这种变迁也在重塑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电子货币淡化了人们货币流失的意识，超前消费在现在成为了一种常见的现象。

第五，货币呈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货币的相互关系与人类的社会关系有着相似的特征。货币的拥有者处于优势地位不是因为它拥有货币，而是因为他准备放弃货币。在人类生活中的所有关系中，那些对关系的本质兴趣较少的人将处于有利地位。这一观点可能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良好经营将有利于个人的发展。换个角度思考，我觉得齐美尔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对关系的重视程度较低的一方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他对关系的在乎度较低，对关系的兴趣也较低，相应的付出也是较少的，期望值较低。这一方在社会关系中有较大的选择权和能动性，往往能掌握关系的主动权。例如，在亲密关系中，投入和奉献更多的一方对关系的期望值较大，他放弃了对关系的一些自私的想法，丧失了个人的主动权，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这揭示了人类生活的本质。

经济的发展与个人的社会行为息息相关，我们要善于发现日常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学意义，积极思考，提升自身的社会洞察力。

        这段时间所读的书主要是齐美尔的，他的书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小品文，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读起来也很有趣。齐美尔是时代的凝视者，他总能够从日常的生活中挖掘其背后的社会学意义，可谓是见微知著，例如餐具摆放的社会学意义、听觉、视觉、嗅觉对人的不同影响等。齐美尔论述的有关时尚和货币的论述引发的我的一些思考，我将就女性与时尚和货币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女性与时尚
        时尚的特性。首先，时尚具有阶级性。社会阶级分化明显的地方，时尚的变化就会比较迅速；社会阶级分化不明显甚至不存在的地方，对时尚也没有什么需求。不管是齐美尔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是21世纪，时尚往往属于上层阶级，时尚仅为一部分人拥有，具有一定的阶级特性。一旦下层阶级广泛地模仿某一种时尚单品，上层阶级就会果断放弃该单品，转而追求其他的时尚物品。正如齐美尔所述：“每一个时尚，就其本质而言，都是阶级时尚。在阶级分化明显的地方，时尚的发展也较为迅速。”其次，时尚具有独特性。时尚之所以称之为时尚，主要因为他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我们都知道巴黎是时尚的重要发源地，因为巴黎的个人主义色彩十分的浓厚。随着时尚不断的发展壮大，时尚本身也就宣告死亡了，因为发展壮大后的时尚失去了它的独特性。从时尚的反面来行动有时能够创造一定的独特性，从而获得新的时尚，这与否定之否定规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再次，时尚具有外来性。不管在哪个时代，人们对于进口产品往往有更大的兴趣。正如齐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一文中所述：“外来时尚显现出巨大的价值，只因为他不是本地产生的。”外来的时尚元素在当今社会仍具有很大的魅力。例如中国消费者对于国外奢侈品的推崇。
        时尚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一提到时尚，我们的第一反正可能是某位女明星，其实时尚与女性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时尚之所以与女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可能是因为女性展现个性和自我的需求很难在社会的其他方面得到满足，因此女性把注意力放在了时尚身上，希望通过追求时尚来达到内心的一种平衡与满足。正如齐美尔在书中所述：“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在别的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好像是阀门，为女性找到了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如果女性个性发展的需求能够在其他方面得到满足，那么作为补偿的时尚将没有发展的空间。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史，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一直存在，只是程度的深浅不同罢了。女性长期受到社会不平等的对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她们只能另辟蹊径。时尚为女性展现个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女性孕育了时尚，时尚成就了女性。男性的忠诚度比女性低，而且男性是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动物。男性的需求可以通过外在的活动得到满足，这些活动给予男性一定的地位和重要性，男性不需要通过追求时尚来实现内心的满足。当今社会女性仍比男性更加追求时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忠诚度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女性是十分忠诚的，她为了能够在变化的生活中寻找平衡，就需要自己的外部生活有更强烈的变化，这种强烈变化的成果就是时尚。
        时尚的变动性与更迭性。21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人们越来越追求标新立异，时尚的变化也是十分显著的。齐美尔认为时尚的变化与人们对强烈刺激的迟钝程度有紧密的关系，越是容易激动的年代，人们时尚的诉求越紧迫，时尚的变化也就越迅速。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尚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人们的消费需求与时尚有着紧密的关系。时尚会更好地激发个人的消费需求，一个人明明有很多衣服，却还是在不停地购买新的衣服。这在女性群体中的体现更为明显，女性对时尚的需求程度远远超过男性。人们觉得之前买的衣服过时了，应该跟随潮流，买更时尚的衣服。现代人的消费是“快餐化”的，人们购买商品更多的是时尚心理需求的满足。
        二、女性与货币
        在当今社会，人们习惯用金钱来衡量所有的事物。在货币的影响下，现代人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越来越理性化。货币从手段到目的的变迁。货币最初只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是满足愉悦的一种手段，作为经济生活中的手段而出现。当人们把货币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后，生活将失去其本来的价值。因为货币本质上只是一种手段，不具有特殊的功能。而一个人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价值追求也是多样化的，一旦只以货币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其他的可能性就一并消失了。当人实现了货币这一目标后，就会感受到人生的迷茫、无聊与失望。归根结底，货币只是通往无穷价值的桥梁，而人不可能在桥上生活。反观现代人的价值观，许多人把货币财富的积累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后，整个人会感觉到一种空虚与迷茫。把金钱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会拉低生活的欲求，一旦金钱得到满足，人们的内心就会出现无限的孤独和寂寞。货币其实是存在于实际生活中的最无情的东西，而女子的献身是具有极私人的价值的。正如齐美尔所述：“每当一个男人用钱买了一个女人，对人性的尊重就丧失一分。”
        齐美尔在《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中论述了货币与女人买卖和婚姻的关系，其中的诸多论述都引发了我的思考。在较低级的社会中，人的价值和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时候人们会将女人买卖视为一种“进步”，认为这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卡菲尔的女性认为被买卖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自己越抵得上更多的公牛或者母牛，自己就越有价值。正如齐美尔在文中所述：“尽管女人买卖也直接表现了对女人的剥削、压迫和女人的物化，但女人仍然通过这种方式首先提高了父母群体、其次提高了男人的价值。”我们可以称这是落后社会的女人的悲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落后的错误观念理应得到改正。但是，随着货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彷佛用货币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甚至是女人。齐美尔认为：“嫁妆的普及开始于正在兴起的货币经济”。这使我联想到当今的婚姻市场，尤其是农村婚姻市场的高价彩礼，许多人戏称“卖女儿”。我从一个媒人那里了解到，她促成的四对婚姻的彩礼钱分别是20000元，66000元，88000元，160000元，社会中当然还有更高的彩礼。
        我认为高额彩礼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受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人们更倾向于养育男孩，男女的出生性别比有一定的差异，进而导致适婚男性的数量远远大于适婚女性，造成了婚姻市场的挤压。第二，货币在现代社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人们习惯用金钱来衡量所有的事物。在货币的影响下，现代人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越来越理性化。人们习惯用货币来衡量一个人，认为只要付出足够的货币，就可以“购买”自己想要的人。这在婚姻市场上就是用更高的彩礼显示自己的家庭情况，满足女方父母的经济需求，从而顺利迎娶自己喜欢的女性。在这个过程性，女性的尊严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我们都承认卖淫使女性丧失了自己的尊严，那么在这种高价彩礼背后的婚姻是否也使女性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呢？
        我们可以称高价彩礼促成的婚姻为“金钱婚姻”。这种金钱婚姻不仅剥夺了女性的尊严，也剥夺了男性的尊严。正如齐美尔所述：“婚姻中由金钱操纵的那一部分同等程度内在地剥夺了人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尊严。”古代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这本质上是家庭地位与经济势力的对等。虽然现代社会倡导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但是许多婚姻最终还是一种经济上的权衡。正如齐美尔所述：“对于婚姻来说，经济动机才是根本性的，这在任何时代、任何文明阶段都如此。”这其实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真心相爱的人最后没能修成正果，她们的婚姻自由被金钱这种可恶的东西裹挟，他们的尊严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剥削。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家庭养育女儿，索取高价彩礼可能是为了为自己的儿子的彩礼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爱情理应是婚姻的前提，现代社会却使货币成为婚姻的前提。恋爱是两个独立的个人的事情，而婚姻则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许多情侣最后都因一些不可抗逆的经济因素而分开。例如，双方父母就彩礼的事情没能达成一致而闹翻的现象在现代社会还是较为常见的。其实，彩礼和婚姻都体现了两个家庭之间的博弈。我最近了解到两个家庭关于婚礼细节的趣事。男方居住在城市中，户口在农村，城市的婚礼场地费和司仪费用都较高，为了节省婚礼的费用，他们宁愿临时回农村老家装修房子，把婚礼的仪式放在农村举行。女方的家位于农村，据说这个村庄的面积较小，放不下几辆车，但是女方的父母提出需要16台婚车的要求，后来经过媒人和男方的协商，婚车数量确定为10辆。这个过程非常生动了体现了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的婚礼博弈，或者说是经济的博弈。
        【阅读书目】
《货币哲学》（三）《时尚的哲学》《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现代性的诊断》

       

        这个月阅读的书籍分析的问题主要是20世纪末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可理解性更高。书中论述了现代性与环境、全球化、信任、自我等多方面之间的复杂联系，现代性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我的诸多思考。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的概念做了一定的阐释。从历史起源上看，现代性指的是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的社会生活或者组织模式，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法国学者认为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离出永恒。现代性是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历史过程的总体特性。现代性的显著特征是外延性与意向性两极之间日益增多的相互关联。两极中的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的禀赋。现代性的发展与现代制度的变化对个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时空重组和脱域机制使得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与实质发生转型。
        现代性与信任。婴儿期是信任产生的关键时期，婴儿与照顾者之间的亲昵互动推动信任的产生，婴儿会对照顾者产生稳定的依赖。婴儿期信任品质的获得有利于个人在未来的人际关系中感到信任与被信任。信任是建立“保护壳”所需的最基本要素，该保护壳在自我与现实的互动过程中牢牢护卫着“自我”。在更为具体的表现形式中，信任是个体与抽象体系进行互动的媒介；这些抽象体系清除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内容，并产生了全球化的影响。书中提到了“世俗的不经意”的概念，它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彼此相遇。世俗的不经意的存在，是在公共场合中与陌生人的经常性相遇时信任的一般先决条件。这种世俗的不经意也是在与陌生人相遇时当面承诺的基本类型。世俗的不经意类似“背景音乐”类的信任，具有霍夫曼所说的“无焦点互动”。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与陌生人常常擦肩而过，这种礼貌的疏远展示出双方的刻意控制，这是当面承诺的最基本类型，即在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信任。
        现代性制度的特性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特别是专家系统中的信任）紧密相关，非专业人士出于信任从专家系统中获得必要信息，这种信任关系是现代性时空扩展的基础，是一种非当面承诺的形式。不过，个人对专业知识的信任是以怀疑或保留的态度作为基础的，这种对特定抽象体系的信任或不信任态度，很容易受到进入抽象体系时的经验和知识更新的影响，成为抽象体系脆弱之处的根源。这种信息抽象体系的不对等对信任的产生与巩固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我们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是多样化的，信息的内容是碎片化的，这不利于准确理解专业知识。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更加明显。例如，近年来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关注度与认识度越来越高，但是作为普通人，我们对该病毒的认识是非常基础的；专家对该病毒的研究是全面而深入的，专家的建议也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专家不断优化的建议与个人的认知或常识可能会有一定的出入，这时候，会有一部分人称专家是“砖家”。
        抽象体系与亲密关系。信任有利于亲密关系的产生，但是信任具有多面性，它也可能是亲密关系破裂的原因。就现代类型的亲密而言，信任总是相互矛盾的，绝交的可能性经常处于在场状态。信任的对立面是存在性焦虑或忧虑。个人关系可能断裂，亲密关系可能倒回到非个人接触的领域：一个爱情破裂了，情人突然一下子就又变成陌生人。从情人到陌生人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对他人的信任度的变化，情人之间是无条件信任的，而陌生人之间几乎没有信任可言。这种亲密关系的急速转变体现了信任的矛盾特性。信任关系的建立是相互的，即个体要信任他人，同时也要值得他人信任。私密关系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个人对他人失去信任、个人不值得他人信任或者两者兼有的情况都是私密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
        现代性与自我。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系统论述了现代性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机制。在自我的苦难一章中，作者论述了自我在晚期现代性世界中面临的四种两难的困境。
        第一种是统一与破碎之间的困境，即自我的反身性过程吸纳了诸多背景性事件和传递性经验，而其具体进程亦须经由此而形成。在现代性世界中，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碎片化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破碎的，但是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护和重构自我统一的认同，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
        第二种是无力与获取之间的困境，即现代性所赋予的生活方式选项提供了诸多获取的给予，但也催生了一种无力感。现代性具有剥夺的特性，时空的分离和资本主义的生产使得风险和机遇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特性，个人在获得许多资源与机会的同时，会产生一种被剥夺的无力感。人的异化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力或者说劳动力被资本家所购买和掌控，个体丧失了原有的自主性。随着现代社会体系发展程度的加深，个体自主性被剥夺的感受就会更加的强烈。
        第三种是权威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困境，即在缺乏终极权威的环境中，自我的反身性过程必须要在全情投入和不确定性之间把握一个方向。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传统权威的服从并不能消除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现代时期存在多种权威，有些权威之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其实加深了人们所处世界的不确定性。
        第四种是个人化经验和商品化经验之间的困境，即自我的叙事须建构于个体之获取受消费的标准化影响所左右的情境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化逐渐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断地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甚至影响个人的自我规划和自我实现。人们购买商品可能更多是受到广告和大众传媒的宣传，人的个性化会受到很多的破坏。但是，随着商品化影响的不断深入，人们意识到这种趋势的危害，也提出了去商品化的模式。尽管商品化和标准化对个人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个体仍能够尽量保持内心的个性化选择。我们何尝不会受到商品化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可避免，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做真实的和个性化的选择。

书单：《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自反性现代化》《民族-国家与暴力》（在读）

        布迪厄在书中多次提到了教育不平等这个话题，教育不平等不仅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在21世纪，教育不平等现象也是一个较为普遍和难以消除的现象。作为一直接受教育的一名学生，我对教育的不平等也是有较为深刻的体会的。教育不平等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第一，性别与教育不平等。根据布迪厄的研究，女生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大约是8%，男孩是10%；女生选择文科的可能性最大，男生选择理科的可能性最大；女生在专业选择方面的限制大于男生。劳动分工模式和所谓的“天资”是影响男女专业选择的重要因素。我高中的时候有明确的文科班和理科班，理科班的男女比例大概在2：1，但是文科班的男女比例可能高达6：1。我当时所处的班级是文科班，班里有60多名同学，其中男生的人数是个位数。部分的人认为，女性更感性化，有较好的语言天赋；而男生偏理性化，逻辑思考能力更强，这导致了男生和女生在文理科专业选择上的差异。我们都知道，与文科生相比，理科生毕业后就业的选择会更多，工资也更高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所谓的基于性别选择背后的不平等。
        第二，阶层与教育不平等。布迪厄认为，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受限制，入学晚，进步慢；大学生永远不能摆脱他们出身的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上层阶级的人有更多的渠道和机会接受教育，而最低层次的人只能通过学校教育来接受文化。阶层在每一个社会都会存在，每一个社会中最底层的人接受教育的路径是非常狭窄的，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路径更加曲折。上层阶层拥有更多的资本，这些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该阶层的孩子如果不能通过传统的方式完成学业，他们的家庭会为其开辟新的道路来继续完成学业。上层阶级的学生可以利用自身资本的优势，咨询有经验的人士，申请国外的学校，而底层没有资本的人在经历迷茫和失败后，可能会彻底地放弃自己的学业。例如，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通过高考来实现自己的大学梦，但是上层阶级的家庭却有更多的渠道，他们可以通过家庭的支持申请国外的学校，换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正如布迪厄所述：“最完美的教育只青睐那些在社会关系上和学业上最优越的人。”最近，我从一个资深教授那里了解到去年申请她的博士的学生大概有400人左右，她发现这些学生中，大多数来自农村，因为农村孩子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道路是单一的，最好的一个路径可能就是“死读书”或者说勤奋读书，通过学历的提升来实现阶层的提升。该教授认为，现在读博士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有钱人家的女孩，另一类是穷人家庭的男孩。
        第三，地理位置与教育不平等。地理因素也是导致文化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相关的教育资源占有量也有较大的差异，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一种教育的不平等。以中国的教育为例，国家倡导教育公平，但这种教育公平只能是相对的，教育的差异仍然存在。北京的重点高校云集，本地人有更多的选择权；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当仁不让的也是考生大省，但是河南的重点高校寥寥无几，同样的分数，北京考生可以进入985高校，而河南考生却只能进入一个普通的一本学校甚至是二本院校。东部的城市，经济发展较快，教育的发展也较快一些，那里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最新的教育改革成果，素质教育的开展取得较好的成效。农村的教育资源与城市有较大的差距，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相对较低。
        第四，家庭与教育不平等。这里的家庭指的是家庭环境的一整套爱好和知识，家庭文化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家训和教育方法，父母对孩子的培养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非常重视学习习惯和兴趣爱好培养的家庭，那么他在接受教育层面就有更大的优势。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更看重经济利益的家庭中，父母对教育持一种悲观的态度，那么家庭的教育支出和成效将会较小，这样家庭的孩子被迫地接受教育的不平等。不同家庭的孩子可能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相同的学业称号，这能够为人们进入经济权力中的位置打开通道，但是，带学业成分的再生产方式仍旧会受到家庭再生产方式的影响。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十分深远的。学业称号本身是没有差别的，不同的学业称号持有者使得这些学业称号有了差别，家庭资本为这种差异提供了一定的权力场域。如果一个家庭自身拥有充足的商业资本，那么持有该学业称号的人就更容易成功地进入较好的工商行业。正如布迪厄在书中所述：“同一学业称号的持有者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差异，其根源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进入工商界的资历。”
        尽管教育在性别、阶层、地理位置、家庭等方面存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有着很大的社会基础，但是教育不平等也不是完全没有解决办法的。布迪厄在书中的结尾处提到了一种减少教育不平等的方法，那就是以文化不平等的社会学为基础的方法，实行民主教育，即使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全面和完整地，掌握尽可能多的形成某一特定时刻学校文化的能力。
        【阅读书目】
        布迪厄《民族-国家与暴力》《国家精英》《继承人》《再生产》  福柯《疯癫与文明》（在读）

        愚人船本来是一个文学词汇，在文学作品中有一种浪漫色彩和讽刺意味。在16世纪的欧洲，愚人船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词汇，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真实存在的。福柯将运输疯人的船只称为愚人船，这种穿载着精神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度。水和船只在疯人远航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水在当时有一种隐秘的力量，有一种净化的作用，可以驱除疯人身上的某些晦气之物，净化疯人的心灵；船只作为运输疯人的工具，他将疯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新的地方，达到了区隔的效果。疯人只有在两个不属于他的世界之间的不毛之地，才会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乡。海因洛特认为疯癫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的表征。水质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流动的混沌，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是与明快和成熟稳定的精神相对立的。借助于运输疯人的船只，水和疯癫有了错综复杂的联系，两者在气质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疯癫的四种形态。第一，浪漫化的疯癫，它出自文学作品，塞万提斯确定了其主要特征。认为艺术的创造来源于发狂的想象，画家、诗人、音乐家的“奇思怪想”是他们疯癫的表现。第二，狂妄自大的疯癫，它通过一种虚妄的自恋产生自身认同，这种自恋使她将自己所缺少的品质、美德与权力赋予自己。例如一个人贫穷却自以为富有；丑陋却自我欣赏；带着脚镣却自比作上帝。第三，寻求正义惩罚的疯癫，它惩罚的是头脑混乱和灵魂混乱，这种惩罚会自动增强，因为它通过惩罚本身而揭示出真理。第四，绝望情欲的疯癫，它指的是因为过度失望的爱情而产生的疯癫。爱情是有对象的，只要有一个对象，疯狂的爱情就不会演变成疯癫；但如果失去了对象，或者被死亡愚弄，爱情变得徒劳，人就会在谵妄的虚空中追逐自身，诉诸疯癫。
        在古典时期，疯癫种存在者两种谵妄。第一种是指某些疾病，尤其是忧郁症所特有的症状，谵妄构成疯癫表征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种谵妄，它的表现不明显，有一种隐秘性，不是病人在生病过程中明确表达的，但是从根源上来看，它存在于疾病中。这种隐蔽的谵妄存在于心智的一切变动之中。话语涵盖了整个疯癫领域，疯癫更倾向于指在肉体的变化下面、在古怪的言谈举止下面存在的一种谵妄话语。语言是疯癫的最初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语言能够明确表达疯癫的性质和演变，也可以确定疯癫的实质，这没有把疯癫简化为某种纯粹的心理状态，相反，使疯癫变得更完整，涵盖了灵与肉的整体。疯癫的所有循环都是在谵妄中结束和开始。
        疯癫、非理性与禁闭。福柯在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疯癫的定义，他援引了百科全书中疯癫的定义——“理性”却又坚定地相信自己在追随着理性——这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发疯了”。福柯从真理本身、真理的形态来分析疯癫，认为不能接近自然真理便会造成一种疯癫，丧失道德真理中的关系也会造成一种疯癫。非理性指的是疯癫的一切既是最贴近的又是最疏远的，既是最空洞的又是最完全的，它的一切都是以熟悉的结构呈现给理性，从而批准了某种力求实证的知识并进而批准了某种力求实证的科学；但是他的一切又不断地避开理性，处于不可接近的领域。禁闭表明了疯癫的实质——一种非存在物的表现；禁闭通过提供这种表现来压制疯癫，它使疯癫恢复了虚无真相，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
        在古典时期，有两类医治疯癫的技术系统。一类是关于某种关于品质特性的隐含机制，认为疯癫在本质上是激情，即某种属于灵肉二者（运动——品质）混合物。另一类则基于理性自我争辩的话语论述运动，认为疯癫是谬误，是语言和意象的双重虚幻，是谵妄。具体的医学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种，分别是唤醒法、戏剧表演法、返璞归真法。疯癫是一种幼稚状态。疗养院里的一切安排使精神病人变成未成年人，他们被当作精力过剩、胡乱发泄的孩子。图克认为，未成年地位是一种适用于疯人的生存方式，这有利于监护者行使统治权，家庭有解除精神错乱的作用。在休养院里非常强调家庭的概念，用家庭将精神病人和看护组织起来，试图把病人置于自然的家庭环境中。在这种状态下，疯人依然是未成年者，理性将长久地对疯人维持着自己父亲的形象。现代法律对精神病人的违法处置与普通人有很大的区别。法律赋予疯人以未成年地位是为了把他当作一个法律保护的对象，而家庭结构变成一种共同生存的方式，把疯人当作一个心理学对象完全交给了有理性的人的权威。
        在书中的结尾处，作者提到了精神病院，并详细阐述了皮内尔主张的精神病院的结构与方法。他认为，疯人院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立法领域，一个道德教育场所，具体的手段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缄默、镜象认识、无休止的审判。缄默指的是疯人院的人都不与某个患有严重谵妄的病人讲话，这个病人虽然被解开铁镣，但这种缄默一直笼罩着他，他感到了一种很强烈的孤独，开始主动与其他病人讲话，加入交往的圈子，思想也变得更合乎情理和实际情况，病人在缄默中得到释放。镜像认识分为两个阶段，即狂想亢奋的自傲阶段和妄想消沉阶段，镜子作为一个合作者，是消解神话的工具。疯人与谵妄的对象同一，像照镜子一样，在这种疯癫中认识自己，认为这种疯癫的荒谬性是他所斥责的。无休止的审判，疯人院运用审判医治病人，并配置了警察、法官和刑吏。除了以上三种方法，疯人院还有一种特有的结构——对医务人员的神化，自18世纪末起，医生的诊断书几乎称为禁闭疯人的必要条件，这推动了现代精神疾病的出现。
        福柯对疯癫的客观阐述是本质上是对人性的认识，是对人的行为和意识的一种系统化分析。疯癫的产生与个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从出生起就开始与社会的各个系统打交道，大部分的人能够习得社会规则，较好地完成社会化；小部分的人不善于与社会相处，显得格格不入，长期以来就可能造成疯癫。疯癫在动荡社会发生的概率会更大，因为该时期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会发生巨变，许多人不能与社会变化同频，此时就很容易造成人格分裂和疯癫。21世纪，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变迁较快，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要努力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用强大的内心面对社会的发展，达到个人与社会变迁的相协调。
        【阅读书目】《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词与物》

        本月所看的书都是福柯的，从书中的内容可以提取两个关键的词语：权利和人性。《规训与惩罚》中的监狱形态的设计和各种刑罚措施的演进，《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论述，《不正常的人》中关于畸形的人、需要改造的人、手淫的儿童的论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对权利和人性的探讨。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提及的关于监狱的设计明显地体现了一种权利的控制。全景敞式建筑展示了一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利机制的示意图。这种六边形的监狱设计，六个方向都是囚室的位置，中间是监狱长和看守人所在的位置，他们可以从中心的位置看到所有囚室里犯人的一言一行，从而达到很好的监管效果。书中除了论述监狱的设计外，还有公开处决和囚犯押运方式的演变，无一不体现统治者对于个人的控制。公开的处决并不是重振正义，而是重振权利。正如福柯所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也体现了一种政治权利和对人的控制。在医学领域有着双重的控制，政治当局对医学实践的控制和特权医学机构对所有义务工作者的控制。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与疾病做斗争首先要与坏政府做斗争。在医院的教训一章中，穷人和富人之间也体现着权利的控制。穷人身患疾病，富人通过金钱来帮助穷人，穷人也要报答富人，报答的方式就是使富人获得对于疾病的认识和应对方法，减少患病的机率和疾病带来的痛苦。这其实是富人和穷人在组织临床医学经验方面的契约条款。
        福柯认为不正常的人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和手淫的儿童。需要改造的人参照的范围是自然和社会，这类人需要通过知识、教育、训练等方式得到矫正和改造。手淫的人主要出现在家庭领域，它对应的是性生物学。畸形人参照的领域是法律，是一个法律的概念，指的是与法律对立的一类人。例如连体的人，其中一个人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处死，但是另一个人是无罪的，如果犯罪的人被处死，那么连体人的另一部分（即没有犯罪的人）也会因此而失去生命。这种情况就与现行的法律相违背，出现一定的伦理困境。畸形有一个犯罪的身份，因为它违背了整个法则体系，无论是自然法则还是法律法则。但是畸形与犯罪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自然的畸变不等于犯罪，而犯罪反映某种东西，即自然的畸变。17世纪-18世纪，法国出现了关于畸形的一种变化，即道德畸形自治化。第一个出现的道德畸形是政治畸形，福柯认为第一个畸形是国王，所有的畸形人都是路易十六的后裔。因为他是专制统治的一个代表，权利越是专制，犯罪就越多，犯罪从深层次上反映了自然的畸变。在人类畸形的历史中，路易十六的倒台和国王形象的问题化是一个标志。福柯关于畸形的论述与古典时期社会学家的观点有一定的衔接之处，例如涂尔干的婚姻制度、图腾制度等。
        三大畸形的案例，即吃人、砍头、弑君的问题，是犯罪精神病学的三个奠基的大畸形。精神病学的一大主题是本能，某种本能病态的动力。精神病学有三个参照系。第一，行政的参照系：使疯癫在一个进行约束的秩序背景上；第二，家庭的参照系：使疯癫显现在必须的感情、情感和关系的背景上；第三：政治的参照系：它在社会稳定和静止的背景上使疯癫凸显出来。这三个参照系本质上体现了对精神病的社会、家庭和政治要求。针对犯罪，有一个坦白的机制，从16世纪开始，围绕忏悔坦白的程序，有一种身体和肉体的一致化，一种身体的肉体化和肉体的身体化。坦白的话语，性的耻辱的、控制的、矫正的话语主要是从手淫开始的。手淫的教育医学把性带进不正常这个领域，它本身与欲望和本能有关，本能是不正常这个组织中的中心问题。根据现代医学的观点，儿童手淫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的现象。书中提及了多种防止手淫的方法，这些技术和工具并没有科学的依据，甚至可能对个人的身体造成有害的影响。

        哈贝马斯所论述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欧洲的公共领域有着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欧洲中世纪的公共领域被称之为代表型公共领域。从本质上来讲，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不存在公共领域的，该时期存在一种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与私人的标志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君主玉玺、英国国王等类似的特殊标志，它是一种代表型的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欧洲封建社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宗教改革之后，教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宗教变成了私人的东西，宗教自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私人自律领域。相对应的，封建王权也发生了分化，公共财政和封建君王的私人财产分离，统治阶层发展为公共权利，部分劳动阶层逐渐发展成为“市民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市民社会不断得到发展，作为真正的私人自律领域，“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对立的，它也在推动着代表型公共领域的终结。现代国家本质上是税收国家，它用新闻来维护政治统治，报纸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对巩固公共权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方报纸代表，它们更多地从统治者的角度发声，通过影响舆论来达到统治者的某种目的。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核心的是政治公共领域，国家作为公安机关属于公共权力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对应的是私人领域，它是人们通过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形成的市民社会。除了政治公共领域外，资产阶级社会还存在着文学公共领域，它的载体主要是俱乐部和新闻界，涵盖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市场、商品市场、城市和王公贵族社会所代表的宫廷。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中心；咖啡馆、沙龙、宴会等作为一种载体，也凸显了城市的文学公共领域。议会在西方公共领域，尤其是公共政治领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议会最早并没有设置记者席，但是随着市民阶层民主意识的觉醒，对国家政治的了解需求越来越为迫切，记者席从一个非正式的席位逐渐变成了议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记者主要的作用是及时获取议会中的重大事件和决策，并通过各种媒介去传播这些信息，引导某种倾向，从而形成一种公共舆论。议会活动的公共性能够保证公众舆论对它施加影响，同时也保证议员和选民之间的纽带关系。公众舆论的基础是阶级利益，掌握着权力的阶层可以通过公众舆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的特征在于为了那些喝彩而聚集到一起的公民，而非在于有教养的公众的公开批判。从本质上来说，公众舆论也是掌权者实现统治的一种工具。
        在公共领域转型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消解了私人领域。媒体作为公众舆论载体，出现从私人到官方性质演变的趋势。新闻媒体变成了官方和半官方的组织，这样能够充分保护它们的传播功能，避免受到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功能的侵犯。广告作为新闻媒体发展的产物，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广告的泛滥导致了市场的不透明，产品的广告竞争取代了价格竞争，它在不断影响消费行为，培养消费者。广告也是大众媒体支配的公共领域所占有的另一功能。议会更具有表演性质，政治推销业由此产生，政客们通过广告营造一种特定的临时舆论来影响选民的投票，甚至是操控选票，从而影响选举的结果。这在当今西方的选举中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
        西方政客借助媒体来形成一定的舆论，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从而来影响选民对候选人的认识，达到操控选票的目的。新闻本身的性质是求真求实，但是随着资本的侵蚀，新闻突显了某种现象——“制造新闻”，这违背了新闻的原有特点。哈贝马斯认为，公共关系经理要么把适当的资料塞进传播渠道，要么为了使传播机制发动起来而在公共领域里安排特殊事件。该类新闻是有特殊的目的，它并不仅仅是为了让民众了解某一事件，更是为了产生某种舆论氛围，从而来达到特定的目的。这使我联想到西方国家某些官方媒体对于事件的选择性报道或者断章取义，这会影响民众对外界的了解和认知，有时候甚至是在愚弄民众，使民众不能及时了解真实的事件。
        在公共领域政治功能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私人的权力容易受到侵害。对此，哈贝马斯认为可以从保障私有财产和个人的基本权力两个角度来确保私人领域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免遭公共权力机关的直接干预。公私之间的边界模糊在现代社会是非常普遍的，在我看来保障私人权力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完善和建立相关的法律机制，从法律的层面上为个人的权力提供一定的保障。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一个表现就是言论自由，人们可以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一定的舆论氛围来影响政策决议。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发声的渠道也更为多元，通过舆论来影响政策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哈耶克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自由与法治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论述。这两个词我们并不陌生，它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的具体要求。作为20世纪重要的经济学家，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中的许多观点值得批判，但是一些重要的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也逐渐产生的一定的积极影响。
        文艺复兴以来，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自由进行论述。哈耶克论自由，既不像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那样简单地认为“自由乃随心所欲之谓也”，也不像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理想化地认为自由“就是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存在障碍”，更不像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边沁那样认为自由意味着不受法律和社会规则的约束（即反过来认定“每一条法律都是罪恶，因为每一条法律都是对自由的破坏”），而是把“自由”理解为在法治保障下的一种私人领域、一种人的生存状态。哈耶克认为自由乃是现代国家的最高的善，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原理，亦是所有其他价值的源泉与条件。自由最重要的保障是私有制，只有人们的私有财产权得到保障，能够自由地处置自己的收入和所有财产，人们才能真正的享受自由。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装置。哈耶克非常重视个人自由，他在《通往奴役之路》指出，一个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
        从字面上看，自由二字本身就充满了条条框框，自由可以分为有限自由和无限自由。自由应该有自己的权力边界，有限的自由能够最大程度上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在国际秩序中，有限制的自由对各国的发展是有利的。随着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的国际性组织的数量也在增加。如果一个国际性的主管机构仅限于维护秩序并为人民能改善自己生活而创造条件，它就能够保持公正和对经济繁荣做出贡献。有限权利的国际性组织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同时给各国一定的自由权利，不深入干涉国内的各项具体事务，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地促进国家的独立发展，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无限权力的国际组织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利小于弊。哈耶克认为，有意识地在全国范围内指导经济事务会引起各种问题，如果在国际范围内同样这样做，那么问题的规模必然还会更大。各国国家的国情和执政理念有着较大的差距，由任何一个外来的国际组织来干涉国内经济都无法真正的解决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甚至可能会是问题变得更为严重。由此看来，有限自由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与社会、国家和国际组织。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指出：“撇开所有的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权者（the authority）在特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哈耶克一生反对政府直接用行政命令，和运用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干预社会经济运行，主张要在宪法政治的框架下，以法治之法的规则来治理社会。在我国发展的早期，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统一规划所有的事情，更多依靠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和智慧来指导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尚未形成一套完备的规定权力运行的法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发现，权力无序运行和滥用的重大危害，主张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依法治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哈耶克主张建立起法治社会，即“the Rule of Law”，政府用抽象规则和法律来管理社会，从而人们的自由得到了法治的保障，才能有市场经济的这种“自发社会秩序”的成长和扩展。

        这个月所读的书籍主要是经济学的，书中的内容使我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为所读书籍的时代背景有着较大的差异，本次的总结将主要围绕一本书展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50年提出了结构主义理论，主张从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和政权结构的相互关系、国内结构与国际结构的相互关系中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他撰写的《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对中心和外围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书中的许多观点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仍旧有着重要的意义。
        普雷维什在对资本主义周期运动的分析中，产生了中心和外围的概念，“由一个主要的活动中心把中心的推动力传递到外围。周期性扩张的推动力与收缩运动循环往复地延续。在经济的这些起伏运动中，中心起一种主动作用，外围则起一种被动作用，只不过外围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做出的反应有助于恢复中心的活动，从而提供新的推动力。”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常常处于依附地位，经济发展常常受到限制。普雷维什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绝对优势，获取外围国家低成本的原材料，经过加工之后，再以高价格售卖给外围少量的富人。外围是附属于中心的延长部分，以低成本供应中心所需要的初级产品。在外围，依附现象和作为不发达特征的排斥性趋势与冲突性趋势是同时存在的。中心国家以及它们的依附关系其实并不造成贫困，但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它们对长期保持贫困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因为外围国家从中心引进的先进技术并没有变为资本，只是刺激了特权消费社会、中心国家对收入的榨取以及国家机构的臃肿，出现体系的排斥趋势，生活资料和财富的不足，再加上外围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这种贫困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跨国公司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往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给外围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但是跨国公司的周围存在着中心国家的利益网，在有些情况下，决定并不是由跨国公司做出，而是由中心国家的政府根据自身利益做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跨国公司的生存与政府的政策有着紧密的关系，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天然地会听从本国政府的要求，做出一些对本国有利，但是不一定对自身和外围国家有利的事情。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上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例如，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筑贸易壁垒，拒绝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核心技术，跨国公司自然而然地要缩减甚至取消订单量。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种种原因，短时间无法攻破这些技术难题，部分企业可能会因此倒闭，这无疑会破坏发展种国家经济的良性运行。这种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闭发展中国家的内在创造力，攻坚克难，实现自主研发，从而推动本国制造业实现质的飞跃。
        外围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征。外围的发展是来自中心的技术、消费方式及其他文化形式、思想、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辐射和扩散的过程。在消费和技术层面，外围国家在自身积累不足的情况下模仿中心的消费形式，技术的渗入成果主要被外围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占有，这会导致外围的排斥性；同时，中心国家利用自身的技术经济优势和霸权地位榨取收入，这会使外围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更加的凸显。在生产结构的差异性层面，因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心性，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生产结构有着巨大的差异，外围以较快的速度进口中心的工艺品，中心以较慢的速度进口外围的初级产品，这不利于外围国家的资本积累，加剧不平等，导致外围的瓶颈趋势。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有着紧密的关系，外围国家必须充分利用贸易交流的机会，加倍努力扩大进口能力，而不是同中心国家脱钩。在发展程度和民主化层面，外围的民主化是在资本积累不足、不适应发展动力要求的之前发展起来的，它沿着偏重于分配的方向发展。外围国家民主的发展有一个周期，从剩余缩小——通货膨胀和外部不平衡——使用暴力——恢复剩余——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分享（拉丁美洲典型的一种现象）。在土地占有方面，外围的工业化同一种经常遏制技术渗透和生产率的土地占有制度并存的，这损害了发展和相应的社会效益。在剩余方面，随着技术的不同性质减小，剩余也会随之减少直到消失；在外围国家，国家和劳动力对剩余的双重剥削，会在剩余无痛消失现象到来之前造成国家的危机。在人口增长的特性方面，外围国家的人口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呈现高出生率，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会加剧资本的积累不足问题。在贫困与生产结构方面，外围国家的贫困具有持续性，应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扩大资本积累来解决。
        基于外围国家的这些特性，作者认为应该通过一种实在性的改造来克服种种问题，这种改造强调由国家有意识地进行积累，体系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对剩余的社会使用的基础上，主张一种以生产资料社会化并由国家经营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综合。这种综合可以确保外围国家发展的活力、分配的公正、逐步的民主化和它固有的各种价值。
        普雷维什从积累速度、就业和分配，企业的积累和资本的社会扩散，经济刺激，改造中的市场，剩余的社会使用和发展程度几个方面论述了改造的轮廓。改造应该提高实物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资本积累速度，以便用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大量增加就业，并以这种方式实现收入的动态再分配。这种人才的培养和资本的积累能够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外围国家经济的发展。外围国家的发展不能一味地模仿中心国家的发展模式，因为两种类型国家的发展背景和发展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神话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市场规律全能的调节功能的神话也在逐渐的消失。作者认为，市场运行的好坏取决于它赖以依靠的社会结构以及从这种变化不定的结构中产生的权力关系作用。资本主义市场主要发挥的是经济调节的功能，是经济效益的手段，并不是社会效益的手段。在外围国家的改造中，要积极推动市场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促进公平，应该抵消高级阶级中的集中趋势，属于现在的业主的资本比例必须下降，属于劳动力的资本比例必须提高。这样的话，广大劳动力的权益才能够更好地得到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有所提高，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也会有所减小。除此之外，应该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这能够推动剩余和社会财富相对平等的分配，把生产剩余更多地用来为集体谋利益，缩贫富差距。外围国家的体系的改造也有一定的道德要求，它必须确保自由的道德目标和平等的道德目标都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