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介绍了他的社会学方法论，而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等书表达了他做历史研究所倡导的“大历史观”。将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与黄仁宇从书中的分析方法和写作风格所渗透出的“大历史观”两相对照，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相通之处。
    在研究对象界定这个问题上，迪尔凯姆提出了将社会学与哲学和心理学区分开来的“社会事实”这个重要概念。社会事实就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他建立观察和解释研究对象原则的基石，也是他提出的社会学求证具体方法的核心。
    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一章的最后，迪尔凯姆将社会事实这一概念定义如下：
    “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
    “行为方式”说明社会事实是由于人类参与而产生的，并且这种行为方式不是个体情感方面某种冲动的外在表达，而是“不管其在个人身上表现如何”的那种包括宗教、道德、法律、习俗等集体意识的社会生理学范畴的行为化外显。
    “从外部”强调了社会事实的外在性或客观性，表明他所定义的社会事实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独立地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的。社会事实笼罩着个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社会事实完全是先于个体存在的外部客观存在，它们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以强制性的方式使个体将其内化为个体社会性的那一部分。社会学的一切研究以客观、科学、可量化、可观测为准则。
    “约束”表明了社会事实与个体之间存在的一种所谓的强制性关系。外在于个体意识的社会事实以一种强制个体服从的力 量，通过外在性提供的社会事实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中的个体，不管个体是否主观愿意接受这种客观力量的压迫。
    “普遍存在”就是说社会事实存在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并不是个体事实加总之后产生的，它来源于社会的集体性和外部性。带有强制性的集体力量使置身于集体中的个体的行为方式趋向统一，也就是说，外在于个体的集体性使社会事实具有了普遍性。
    同样地，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所关注的，也不是斤斤计较人物个体的愚贤得失和一言一事，它强调对经济社会和制度效用的考察，站在一个整体的历史性社会的高度将关注重点放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时空的全部情势上，注重非人身因对历史的长期影响。
    “大历史观”研究的历史事实是自然、社会经济与个人事件这三个分属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别时间的历史要素所构成的“总体史”，在这里，历史得到了时空的统一。从自然、社会经济与个人事件的历史联系的观点研究历史因果的合理性，在本质上就是用历史前后贯通的宏大尺度研究外在于个体的那种整体性关照和客观强制性约束下的种种个体和社会形态之所以如是的必然性。
    在研究方法论上，迪尔凯姆提倡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排除自己的情感因素、道德判断、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世俗成见的干扰，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尽量采用具有足够客观性的感性材料，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黄仁宇则强调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对历史史实进行宏观考察和综合归纳。考察的过程将个人的主观判断从历史的研究中剥离出来，纯粹从客观事理逻辑因果推论历史的合理性。
    由此可见，“整体性”、“客观性”、“技术性”是迪尔凯姆和黄仁宇所提两种研究路径的共同原则。
    但在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上，迪尔凯姆与黄仁宇的观点在表面上看似乎矛盾。迪尔凯姆是反对那种认为社会现象的原因应当到过去的状态中寻找的“历史的方法”的，因为历史现象的先后次序仅仅是现象之间具备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他所担心的是它们之间并不一定满足“引起—被引起”的“共变法”条件，因此他认为一系列事实对于因果关系并无暗示，历史方法得出的解释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解释。但黄仁宇在宏观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合理性，也并不是去附会因果联系，他所分析的确实是长时段结构因素对中短时段经济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件所起到的隐蔽的支配作用。迪尔凯姆也认为，要说明一种社会现象就必须找出它的动力因，其实这种从社会环境中发现动力因的寻找过程很难不牵扯到他所极力回避的历史的。总之，“共变法”是必须遵守的研究原则，“历史的方法”也不应当片面地去回避。

牛人

呵呵，感觉的确很不错啊！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