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佳妮：真实的对面是想象  ——周口廿一日

最后一次逛访我们小组调查的韩庄是在一个刚刚吃过晚饭的傍晚，我们一行五人经由熟悉的村口儿进入这个我们曾在各个时段数次造访的村庄，怀着不舍和眷恋的告别情意，在大路和小路上默默穿行。当我在昏黄的天光下穿行过一条小巷，头顶高高的窗户中传来一家人融洽的笑谈声，这一瞬间一个念头从心底蹦出：我早已不知不觉爱上这村庄了。当我骑回到刘勤老师和杜姣学姐身边时，他们正在讨论华北村落是否终结的问题——在这样暮色四合的白昼与黑夜交替的时际，村头的道路上只有寥寥不到十人聚集在一起。
农村的公共生活还存在吗？
这样的一个问题经常会出现在讨论中。初涉这一门槛的我起初只是听着，但后来随着对于村庄调查的深入，我逐渐开始细致的体味到农村中鲜活而明晰的血缘体系之存在，以及这血脉如今是多么的衰败。但面对着这样一种精神观念变迁，我始终在一种“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下困惑不已。理想的价值关怀与现实的农村生活如何调和？
在这次调研中，体验最为深刻的关键词是“想象”。在此次下乡之前，中国农民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一直都是模糊的。这九亿的群体究竟生存状况如何，我从来没有细致而深入的思考过。我甚至不能确定我们要进驻的村庄是不是有电。而当我真正和队员们一起推着自行车走在韩庄真真实实的平整土路上的时候，眼睛所接纳到的影像才让我落实了一个清晰的观感：在没有路灯的黑夜序幕下，笔直的道路延伸至尽头的石店小学，道路不长，昏昏沉沉的黑暗中路边算不上热闹的聚集的村民们的面目是模糊的，但是那精致的排排小二楼明白的告诉我，农民们的生活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不过这是真实么？这只是最为表层的村庄物质生活印象。小二楼里面的装潢、摆设、人口，家家都是不同的。物质生活家家有差异，精神生活也是各有各的不同。“农民生活富裕”只是经由初瞥下模糊的断论，这样类似的断论日后总会在不断接触更多的事实后被修复甚至推翻，重构。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每天白天六小时访谈，晚上三小时讨论的韩庄调研生活过后，我心目中的乡村生活有了一个有些体系，以及一些细节装缀的大概的模型。
你说这模型是怎样的？首先它是分阶层的，从最初对于村干部的访谈中我们形成的面容模糊整体一致的村民群体印象，到我们靠自己一家家走访而形成的对于一张张面容鲜活的村民情况的具体事例积累，我们发现即使村民们都是种菜，同样日日忙碌，统一卖给同样的菜农，但是每个阶段都还会因各种不同的差异形成收入分层：例如家庭人口结构，年龄层次，种菜技术等等。其次是具有村庄历史感和地域性，这样一个宅基面积方圆不过百里，人口两百余人的小小的韩庄，不仅体现出社会层次的差异，而且亦有着一个非常规模完整复杂的血缘脉络和人际关系，以及随着时代而范围广阔的种种变迁。我们听着老书记以及其他上了年纪的村民给我们讲述韩庄在乾隆年间如何确定下名字的历史，到民国黄水泛滥期间大家背井离乡逃难的艰辛，再到六七十年代共同生产时候的人情世故，以及改革开放至今人们忙于挣钱，血缘意识淡化的不仅是生活水平上而且是思想观念的巨大巨变。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下，一个人的一生，一族人的兴衰，一代人的纠葛，一村人的脉络，生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二十天回首看到的韩庄的深度，是最初到来浅闻初瞥下形成的单薄的平面印象所无法比拟的，而这种深度，是建立在对于村庄简单又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深层次了解基础之上的。
在这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不仅是对于一个村庄模型的建构和丰满，在不断完善村庄认识的同时，一些时代新生因素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始终在困惑着我们，需要我们不断的思索。这些不是能够立即得出对与错，好与坏的判断和结论的。农民谈到当今的生活，普遍第一句话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每个人同时也会在随后的叙述中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忙于赚钱，谁也不理谁”。金钱的力量已经逐步强有力的替代了原先形成一个地缘范围的血缘联系，我心目中原先其实并没有一个农村联系紧密，大家亲如一家的图景和美好想象在。但是这样一个血缘关系淡化，亲情伦理维系逐渐单薄无力的改变，它是好的吗？我不禁要问自己，但同时又不能简单的给出价值判断。因为要避免一种倾向，即简单的否定当下快速的经济发展：单就农民自己来说，他们是更为认同“生活水平提高”了的，对于人情淡化，并没有太明显的牢骚——甚至如果让他们在家庭大谱系团结紧密和小家庭经济富足之间选择，他们会毫无疑问的选择后者。对于人们原子化的担忧是不是只是一种营造在知识分子美好想象寄托基础上的失落情绪？大生产时代的人们就真的完全的单纯善良家庭稳定无忧无虑吗？当下农村的变迁似乎是一种资本市场笼罩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身处城郊地段的韩庄似乎城市化在某个明天就会到来，但是这里真的做好准备了吗？如果说原子化是经济增长下的常态，那么年轻人对于老年人亲情观念缺乏，赡养不到位的问题也是经济增长的必然性吗？农村传统伦理道德无疑也受经济的严重冲击，九十年代以来严重加剧的婆媳矛盾单靠老一辈的人让辛苦付出而没有严重爆发，这在下一代会不会由于新的老一辈不能忍受而爆发出来？村干部的权威缺失，对于村里公共事务组织的无能是不是急切的需要国家政策调整？什么是常态？变迁下的种种过渡是否安稳？我们应该如何插手予以改观？
这种种的疑问让我回归书本的时候更为有落脚点和依托感。虽然乍看起来和大部分书本知识联系不紧密，但我始终相信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再加上与现实的联系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策。
单单论述农村的传统观念今非昔比或许会很容易被批评为知识分子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不重视农民的经济发展，不体贴农民的生活质量。但是这些传统不再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凸显确实也在一点点的滋生出来，并且相当严重。可是这样潜在问题多多的地方却并没有“热心的”媒体来呼吁解决。媒体是造势的，不是解决问题的。
有了这次下乡的体验，我更加觉得微博，媒体情绪化风传的单薄，这九亿多的农民问题始终是被埋了起来，鲜少能够吸引大众的注意。而和农村有相当距离的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关怀必须建立在对农村的深入关注，了解和独立思考上。
采访的农民们都说农民生活苦，种地累，老了以后生活没有城里人有退休金作为保障。年轻人对于城市有无限的想象和向往，而老年人则对当下年轻人“不知道地的好处”有一定程度上的忧虑。如今的年轻人普遍觉得种地又脏又累，而城里工作干净体面，中学没有念完就外出打工。他们对于城市生活有着盲目的想象和寄托，而我很担心这一想象破灭后的社会断层的产生。似乎年轻一代都没有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即使是大部分农村的孩子。我不是说农村人都要种地，我是觉得现在的孩子似乎都太娇气，不能吃苦，功利心强，这或许是这个“太平盛世”假象下中国的危险所在。
其实，我觉得大众的生活中充满着想象，这想象充满着对遥远彼岸的向往和寄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安慰自己，给自己一个方向。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恰恰要时时警惕自己的这种想象，想象是对现实的远离和逃避。在小组讨论中，有姑娘充满关怀：“老年人缺乏公共生活，一定非常的孤独寂寞”直到后来忽然发现老村庄年人觉得自己的劳苦生活是一种正常状态，不禁一阵失落。但是什么是“常态”？如果认为此种“常态”是“真实”，但是不是一种合理的真实？或者它根本不是健康的“常态”？
如何解决老年人寂寞问题或者种种类似问题（村庄的血缘淡化是否值得惋惜，村庄的瓦解是否合理）的提出或许确实是建立在一种崇高的价值关怀之上，但是我觉得这一问题并不因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去反观自己的价值预设，去了解村庄的价值体系，以及进一步思考自己预设的“应然”和现实的“实然”依托之所在，从而进行更进一步的结合或者转变探索的落脚点。
在涉及到一些价值观变迁的问题时，会面临很多突出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经济的发展不能被简单否定。所以，如何边发展经济边解决形而上的种种冲突问题，真的是一个棘手的、需要脚踏实地来做的事情。而这也是我们一步步洗脱自己的想象，逐步接近真实，去营造一个更为合理的“常态”的过程。
                                                      2011年8月9日 由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