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12、21卷；
2、《农民经济组织》，恰亚诺夫著；
3、《农民、政治与革命》，米格代尔著（在读）；
4、《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传统十论》，秦晖著；
5、《中国农业的隐形革命》，黄宗智著；
6、《再造小农经济》，赵晓峰等著。

读书总结：
世界视野下的农民发展与历史、社会支配结构的转型
关键：历史发展中的社会支配；大共同体本位；农民的世界性；中国农业的隐形革命

当下我们密切关注的“三农问题”，实际上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前近代社会，世界范围内各个地区的文明都带有很鲜明的农民色彩。但只要历经了从前近代社会到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地区，无不出现过农村瓦解、农民群体数量下降与农业转型的问题，只不过世界各个地区并不以“三农问题”来命名，但实质大致是一样的。

一、西欧与德国历史、社会支配结构的转型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丛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马恩全集，12卷，734页》），在西欧历史发展的阶段上，从最初的家族到扩大的氏族制的家庭、公社，再到中世纪的欧洲庄园小共同体，个人在社会支配结构中从最初作为公社财产本身，发展到中世纪以多等级的附属关系，再到中世纪晚期以货币为自身造价值的表现形式——“凡是在货币排挤的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物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全集，21卷，448—536页）。因此，在马克思这种宏大的历史关怀下，西欧历史发展所体现出来的阶段性，无疑就带有某种对自由、反束缚的终极追求。（如下图所示）
然而，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历史关怀与使命感的德国市民，马克思所眼见的德国社会却不是如他所构想的历史哲学那般美好。历经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德国市场上充斥着满目琳琅的假货，德意志此时已不得不和世界市场产生联系。但在德国的思想市场，却丝毫没有世界性的现象。德国的思想家，青老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圣·麦克斯等一系列所谓的思想家只不过是在重复着黑格尔哲学那个瓦解了的体系之内“绝对精神”、“定在”……就像他们对已经处在世界联系范围内德国工人阶级所说的“你们要想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那就在你们的意识里产生这种念想吧，想象着你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想象着……”（全集，第2卷，45—46页）。因此，马克思才系统批判了这些未能脱离黑格尔绝对精神基地之上的各种空洞、不切实际的学说。不但如此，这场哲学的“清算”，不仅仅停留在对以往哲学的批判之上，而且还从思想世界、物质基础、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考察并展望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全集，第三卷，79—87页）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初次详细的考察，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的话，那也只有立足于为了人朝着更加自由、多元、解放的状态这个基础之上，才有巨大的历史唯物使命感。

二、中国：大共同体本位
但是，中国自身的历史、社会支配结构在带有世界性质的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以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用秦晖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大共同体控制下的宗法性质。
首先，这表现为高度发达的命令经济，突出表现为中国前近代社会虽然劳动与产品流动量虽然相当大，但大部分劳动力与产品并不通过市场渠道来进行流通，不以自由人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田园诗与狂想曲》，111页）。其次，立足于这种超强制的命令经济之上，物的交换的缺乏便导致了社会运行中人的联系只能是通过以宗法纽带为基础的、以及复制宗法联系的人身统治—服从关系。而突出的变现则是集体无意识对个人意识的支配，公法关系对私人权利的干涉（山杆爷拆刘巧与爱人的通信）。
那么，建立在这种缺乏发达交换经济条件之上，依托与人个性不成熟以及对狭隘群体的依附之上的中国封建社会，社会阶层及结构也就表现为在人身依附基础上的社会等级化。这种等级化最深刻地表现为权利的不平等，而财产的不平等则主要是由它派生的（《田园诗》，133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最鲜明的体现。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按资分配，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那么中国前近代社会很明显的是按权分配。所以，中国前近代社会最深刻的社会阶层矛盾，乃是有权者与无权者的矛盾。而权力又是在这种人身依附状态中的宗法联系，所以每当改朝换代时，就表现出对权力所有者有宗法联系的群体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当少见的大规模屠杀的农民战争。
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社会支配结构的演变，也并非只是简简单单的大共同体本位静态发展，也有着反抗大共同体束缚的一面。而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明清以来中国东南地区宗族势力崛起。大部分人简单以为宗族势力是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传统特色”，实际上并非如此。用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来看，宗族势力乃是基于血缘的一种小范围聚居体，而宗族的出现乃是本质上要反抗“大共同体”权力的压迫性。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的制度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竿子插到底的“编户齐民”，从睡虎地秦简到走马兰简的出土都表明，至少在唐以前的中国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地方小共同体的聚居，地方的里长、千户长、白户长等等一系列职位显然是中央权力毛细血管的延申（《传统十论》，38页）。所以，长期在大共同体的统治下，势必要出现小共同体对权力要求的出现，这就是宗族。所以说，以“国权不下县”（温铁军）来简单概括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支配结构的演变，并不恰当也不严谨。
总体来说，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社会支配结构的演变，本位上是大共同体统治，但也出现了反抗的共同体的小共同体势力，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相符合的。

三、农民群体的世界性与中国农民的特殊性
世界历史从前进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无疑会出现与农民相关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在西欧，前近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民社会，随着货币关系的出现以及经济联系手段的不断加强，通过物质渠道流通、交换渠道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取代了以人身依附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伴随着这种社会关系的改变，出现了农民身份的改变并产生了新的内涵：一方面，作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土地私有者，土地起初作为生产资料（农民还参与农场内的种植活动）慢慢转变到作为资本开始参与经济运作，农民开始转变为资本家——所以，我们所熟悉，并且受到不断意识形态批判的资本家，乃是从农民群体中演变出来的；另一方面，那些被强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演变成了只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工资的lober群体。我们意识形态里对立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实则上是从农民群体中产生的。
但是，西欧作为最先走出中世纪的文明地区，并不能作为普世模式照搬到世界各地。在封建“米尔”统治下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那种走大农场模式与布尔什维克党要进行农村革命的主张显然都脱离了历史实际，因此，大批学者组成俄国农村地方调查局进入农村进行大规模的调研，而以恰亚诺夫的观点最为突出。他既不同意大规模的农场建设，也不同意激进的农村革命。主张以家庭为经济分析单位，强调将家庭的经济行动风险与求稳考虑在经济学分析范围内，不同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成为开创了人类经济学，或农民社会学的先驱。
只是随着列宁的去世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俄国农村并没有完成从封建米尔到现代性的过度，而恰亚诺夫的思想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被证明是十分客观的。
此外，米格代而的《农民、政治与革命》则运用开放——接触理论分析了东南亚、南亚、中东、拉丁美洲、太平洋群岛的300多个“第三世界”农村的观察和分析，同样从农民群体的世界性来强调超文化研究，他强调第三世界和西欧社会“以其说是基于文化上的差异，毋宁说是反映了他们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达的不同的程度”（《农民、政治与革命》,第2页）。他从结构——行为的角度出发把这300多个农村划分为地主控制的农村与“控制松散的农村”两种类型，并分析了他们的各自保守与现代化力量的冲突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划分，具体需要分析农民和外界力量之间利益与服务方面的“社会交换”来决定。这种类型的划分也是对文化基因与遗传的否认，强调了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必然性。
最后，至于中国从前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中的农民考察，待下一次读完12册的中国村治模式研究丛书再做总结了。

读书感想：
1、读马恩全集时，可以尝试把马恩论述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论述的著作找出来一起看，尽管比较分散，但看起来会容易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
2、读马恩相当不容易，第三卷《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前后后读了三个月直到九月初才读完，坚持下来才发现这个过程真的很煎熬，但收获不是通俗读物能比拟的；
3、希望十月进入韦伯的状态能够更加快速，也更加充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