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启蒙知识分子
——读《中国不高兴》
中国的启蒙主义主要有两个思潮：一个是“五四”启蒙主义，一个是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虽然两个启蒙主义所打的旗帜不同，启蒙主题和呼号声也不一样，但二者都旨在启蒙“愚昧麻木的”国民，都主张不同程度的“西化”（或曰“现代化”），从这个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响应。当然，我们不应忽视的一点是，两种启蒙主义发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统和道统，尽管当时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人心浮动，但知识分子没有随波逐流，他们始终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为中华民族振兴强大而摇旗呐喊，他们以中国具体国情为“本”，以西方有益的学术精华为“用”，在践行真理价值时也在实践着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内部最活跃、最先进、最关注时代进程也是最传统、最稳固、最“秉性难移”的一个群体，他们始终难以割舍“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的良心”等基本的社会角色，难以丢弃传统中国文人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放宽历史的视野，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学说，抑或是陈寅恪的“人格独立、学术自由”、冯友兰的“国师情结、专家政治”，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不必过分苛责前人，他们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的合理路径罢了。流芳千古也好，遭人诟病也罢，作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群体之一，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和前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当然，其中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扮演社会启蒙者。在两次启蒙主义思潮中，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以道德价值的评判者和思想传承担当者的身份，为民众“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他们高扬民主、自由、平等的大旗，以引进西方学术思想为手段，以启迪民众的思想为宗旨，同时为中国前途苦苦思索。在当时老百姓眼里，知识分子是“无冕之王”，他们是除去官僚外最有权威，最有社会地位，也是最有道德，最有智慧的一个群体。社会大众信任知识分子群体，自觉地把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老师，按照知识分子的宣传和教育去思考、去行动。知识分子是集真理价值、道德价值、社会价值于一体的“完美”阶层。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一个价值天平是再适当不过的。在两次“启蒙”运动中，虽然知识分子内部也有分化，也有斗争，但他们是在为中国思考，是在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忧虑，他们的思想动机是纯洁的，思考的终极价值是统一的，知识分子之间也会互相攻伐，也会发生口水战，但他们很少把学术讨论转移成人身攻击，很少会先入为主地以“标签”来评判人。知识分子内部是有“共识”，有“底线”，也有对人格的尊重的，他们是社会中最通情达理也是最有教养的一个群体，充当社会启蒙者的角色理所当然。
当然，知识分子也最有反思性和内省意识。两次“启蒙”思潮过后都伴随着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深深的批判和不断地前进。知识分子不是圣人，不是先知，不是万能的上帝，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每天的日常起居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作为启蒙者启蒙愚弱的国民，那谁又来启蒙他们呢？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深深的忧国忧民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以及刻苦钻研、不断进步的意志力使得他们能够始终走在社会的前端，自我更新，自我前进，把先进理论同中国所处的位置和社会大众的疾苦联系在一起。也许正因为如此，历史选择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启蒙者，他们无需他人启蒙，只需要心里装着劳苦大众和中国社会，自我启蒙、自我生长就可以了。他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不断地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优秀学术精华，通过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通过过滤掉渣滓，吸取思想和知识营养，再反哺给国人，促进其消化和进步，保持社会空气的洁净和清新。知识分子内心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对广大民众的同情与体恤，对自身作为社会启蒙者的自信使得他们最终成为文化贵族与社会良心的担当者。
不过这一群体优越感很快便被中国深刻的社会变迁和全球化的无孔不入地渗透所削弱。30年的改革开放曾使中国知识分子满怀希望和理想，又使他们不断失望和惆怅，终于无可奈何地“深入国民中”，躲进大学的围墙里以学术为业了。知识分子是社会内部分化最激烈的群体之一，他们从社会核心地位，从启蒙者的位置被放逐，变成普通大众的一分子，虽然声嘶力竭地呼唤人文精神，但社会的大浪还是渐渐淘洗掉关于启蒙的神话，在当下的国际化语境中，知识分子也许是最需要被启蒙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剧烈变迁中的身份迷失，对中国基本国情态度的认知混乱，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格局的把握偏差，这一切使得知识分子虽然还充当着社会思潮的“领头羊”角色，在群体内部和外部依然活跃如初，但表面热闹和喧嚣的背后，更多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群体认同的一种混乱，读《中国不高兴》，体会一下知识分子对所处群体的批判，我们也许可以总结出两点：知识分子对自身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亟待重建。
关于民族-国家基本价值和普适价值的争论在很早就开始了，这种互相攻伐在08年一些学者对《南方》的批判中达到高潮。关于民族共识和普适价值间的界线似乎一下子很难分清，概念也很难把握，于是他们的斗争升级，变成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争。不幸后来被全球主义知识分子占了话语上风，于是，我们只要讲民族主义，只要提倡民族的传统美德，就会被认为保守和顽固，就会被视为被中国政府洗脑，就会被指责为狭隘的种族主义，就会被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知识分子关于这两个基本概念的争论后来演变为是否有“脑残”倾向，是否进化和高级等。掌握话语主权的知识分子因此展开的内部争斗，在08年达到高潮又被国内各重大事件所淹没。当前新自由主义占多数的知识分子似乎不能很完美地证明当下民众的各种表现，他们在理论上近乎失语，于是就搬出各种新鲜名词，“普适价值”在08年的走俏不得不与知识分子的“创新”有一定关系，可笑的是，当知识分子在内部争论是走国际路线，和普适价值接轨，还是复兴传统，恢复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升华民族主义时，善良的中国人民却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国家前途的关心，以亲身行动表示对受难同胞的关怀。知识分子之间的唾沫横飞与老百姓的热忱无私之间并不在一个层次，现实是，知识分子自说自话，老百姓却在一言一行中表达着什么叫民族主义，什么叫爱国主义，什么叫“民胞物与”，知识分子不仅启蒙不了大众，他们连自身都很难说服。是什么使知识分子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却很少得到民众的同情与支持？知识分子还能作为大众的启蒙者吗？
“文艺腔”当然需要，因为它能鼓舞人心，感化民众，动员一种热情。但它只适用于对外激发感情，引导民心，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文艺腔是不需要的。因为知识分子都是有理性，有着基本共识的社会精英，他们可以平心静气的坐下来探讨，在争议中共同前进。但目下的情况是，知识分子似乎在跟民众讲道理，说逻辑，在群体内部却爱耍文艺腔，时不时地给其他知识者扣帽子，贴标签，甚至以叛国、脑残这样极富侮辱性的话语诋毁他人。文艺腔的现代转向是近来才有的事。知识界有分歧很正常，但以“文艺腔”来解决歧议，以厚重的口水妄图淹死别人不幸成了当下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常态。他们不去老百姓那儿找“情感共振点”，也不去站在知识界基本的共识底线上更新学术，却让“文艺腔”出来吓唬人，以数量的力量达到目的，实在让人感觉有点哗众取宠和无理取闹。关于普适价值和基本传统的争议就这样搁置了，关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界线也这样被抹杀了。知识分子靠情绪说话，靠情感力量决定胜负，他们似乎把对民众的启蒙变成了对自我的启蒙。问题上，现在的知识分子能自我启蒙吗？
我们在说中国知识分子是社会启蒙者实质上有两个基本前件，第一，他应对自身所处位置有清醒认识，第二，他们要保持基本的民族-国家认同。在两次启蒙主义思潮中，正因为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确定位，才能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而他们要“启蒙”大众，又必须以中国基本现实为背景，在保持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对民众的赤诚之心才有可能。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理所当然，他们可以强调学术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可以强调思维理性胜于道德理性，但他们不能忘记他们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也就是说，当前的知识分子是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基础上才能够达到对自身的认同和理解。想单向地“为学术而学术”，可能生产出超国界的真理，但却不一定适用于所处的社会。尤其对文科知识分子来说，单靠秉承学术传统，挖掘传统文化或一味西化是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如此的学术进路是很危险的。知识分子最可怕之处是他向民众贩卖叛国的思想却以为找到了解救麻木国民的真理，并且一边为不能被理解而抱怨社会。《中国不高兴》的出现，实在是对当下知识分子一味西化，只知学术，不知中国社会，只知真理，不知真正价值的伪学究的一次回应，书中关于中国要“持剑经商”，关于中国要有“大目标”的观点陈述尽管有些情绪化和“愤青”嫌疑，可是作者对当前社会不正常现象的敏锐洞察力和精练地道的批判仍然值得我辈深思。在我看来，《中国不高兴》作者对时事情感化表述而非学理推衍恰恰暗喻了当下学术界共识底线的缺失。按正常学术进路，本应是客观公正评价的饱含知识分子思考的“中国主体性”、“民族主义”、“话语权”、“全球化”等问题在作者看来，根本不具备逻辑探讨的条件，于是他们选择了“以毒攻毒”，深化对“文艺腔”的运用，而根本落脚点却是刺激那些汉奸文人，使当前一家独大、万马齐喑的学术界能有所反思，有所警醒，当然，书中也涉及启蒙当政者、反思知识分子和群众关系的主题，但我以为，这并不是此书的重点。五位作者饱含一腔爱国热忱、不遗余力地批评再批评，实质是想用爱国热情感化那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作者以偏激的行文告诉当前左的，中的，右的，各种自立门户、闭门造车的学者文人，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认清中国的实际位置，认识世界要有独立的判断，不要引进几个学术概念就随便给中国定性，中国国情的复杂性非“自由、民主”所能解决，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文化精英、掌握社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更不应落入西方的话语圈套，单纯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现象，我们是要借鉴，是要吸收，但不能失去知识分子的起码主体性，不能失去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要启蒙，但作为启蒙者要具备一定资格，如果连对自身所处位置的认识和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就是混淆的，那么，无论知识分子的道德境界多么崇高，良心多么的好，都只会害人害己，贻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对国内外的形势作了一番认真分析后，五位作者摆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在表达强烈的“内忧外患”意识和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心声之余，更多地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次当头棒喝。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都有了快速发展，中国正在经历“和平崛起”，如何应对这一现实中国的转型，是社会各界精英都在思考的问题。而作为文化精英和道德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不思考新时期中国的大担当大抱负，却一味地拿西方概念，西方标准压人，有意无意地阻碍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并且时不时地在社会启蒙者的幻影中自我陶醉，一会是民众愚昧，一会是国家腐败，和资本关系搞僵了就是商业贪婪，被社会边缘化了就人心不古，改革失策。这样的知识分子，以手中的话语优势作武器妄想“启蒙”一切，却忘了启蒙自己，不断更新自己。中国不高兴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失职的不高兴，是中国人对惺惺作态的知识精英的不高兴。《中国不高兴》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是刺激知识分子，其目的就是要鞭策知识分子，启发知识分子，唤醒知识分子。从作者的立意来讲，知识分子是当下最应该被启蒙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群体地位要么启蒙民众，为社会建设开路，要么就会耽误现代化进程，拖历史的后腿。知识分子或是或非的群体担当使得如果不尽快启蒙他们，这个社会发展将是不稳固和危险的。
如何启蒙知识分子呢？
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在当下的文明社会中，我们既不可能像秦始皇一样来个焚书坑儒，把这些汉奸、走狗文人一个赶尽杀绝，也不能像毛泽东一样让他们完全上山下乡，在生产实践中体会中国特点。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不顾中国国情贩卖自由民主，也许只是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国富民强道路的急迫心情造成的。尽管由于外来资本的渗透，国外利益集团的扶植，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出现了背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知识分子有自我清醒、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自我进步的能力。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分子，他们的生存发展毫无疑问要受社会进程的制约，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知识分子是能睁大眼睛，观察现实，为社会发展献策献力的。《中国不高兴》的出版，正是当下知识分子自身认知混淆，家国认同混乱的产物。此书的出版，也许正回应了“如何启蒙知识分子”这一根本问题。“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凡事都要靠自己”，知识分子的被启蒙，只能靠他们对自身的深刻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把握（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知识分子被打入冷宫，跌落至社会边缘，以其现实地位促进自我觉醒，不过，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知识分子是依赖于历史和现实的对照和“社会良心”的基础被启蒙的。我们期待知识分子群体早日觉醒，同时企盼中国早日腾飞！

知识分子的良心在哪儿？？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知识分子也是有根的，所以他们不一定是先锋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也许更加保守落后。
《中国不高兴》寄希望于知识分子，有些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