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
      《儒教和道教》马克斯韦伯
      《论民主》罗伯特•达尔
      《民主四讲》王绍光
      《公共行政的精神》
      《国史新论》钱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论民主》、《民主四讲》：
  罗伯特•达尔和王绍光都对民主进行了一个区分，基于价值判断的完美民主和基于经验的现实民主。虽然有同样的划分，但两人对完美民主的看法，对现实民主所持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有很大的分歧。王绍光的书沿着民主的起源，民主的异化和现代民主这个时间脉络进行讲解。在他看来雅典式的民主更接近于完美的民主，是一种公民广泛参与的直接的民主。而现实民主是被异化了的民主。这种异化除了因为国家规模过大人口增加，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是精英阶层的一种自我保护，对人民权利的蔑视和惧怕。遵照着精英阶层的利益，异化的民主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与直接民主相区别的代议制民主，“民主”变成了“选主”。接下来，王绍光列举了很多事实数据以及学者的研究以证明现代的民主并不能带来幸福，经济和公平效益。简言之，《民主四讲》关注的是现行民主的不足，是一种反思与探索。
  《民主四讲》对于我们反思现实的民主很有益，但是我们不应该一概接受。在我看来这里存在着几个值得注意问题。首先，作者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反思现实民主探求接近完美民主的道路，但是作者在论证现实民主并不能带来种种福利的时候，却并没有证明理念上的“民主”就是一个好东西。如果它不是的话，那么现在努力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其二，作者高度推崇雅典式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雅典当时有大概4万的公民，妻儿5万，外邦人4万，奴隶35万。奴隶的人数大大多于有参政资格的公民。公民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民主是不是就是建立在奴隶权利的丧失之上，在我看来，雅典的民主恰恰证明了民主是有条件的。民主和阶级密切相关，只有有闲有能力者才有参与民主的条件。生产力的解放，人们用更少的时间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教育水平也相应提高。所以民主开放有过程性。虽然当中的问题不会那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至少是个原因。
  《论民主》也是从民主起源讲到现实的民主。但是罗伯特认为雅典并不是民主的起源，只要有合适的土壤都能培育出民主。同时，他还阐述了民主的含义和实行民主的原因。与王绍光不同，罗伯特显然对民主现在的发展有个较乐观的看法，民主在一步步的前进逐渐走向完善并带来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受王绍光的影响我对这个看法抱有疑问，但是我觉得民主的总趋势还是进步着的。引起我注意的是罗伯特对实行民主原因的认识，这很大程度弥补了王绍光书中的不足。他认为施行民主（这里和后面讲的都是理念上的民主）是基于一种人类内在的平等，是一种道德判断。那么民主的原因推到这里是不是就停止了呢？ 
  这里我对实行民主也有一定的看法。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民主政治进行了批判，并且认为由哲学王领导的贵族政治才是最好的政府。后者提倡的政府不一定不好，而且代表智慧的哲学王能给社会带来的福利的确有可能多于一个民主政府。但是哲学王属于一个理想的人物，我们无法保证在那些位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们总是具有雄才大略，像中国历史上有明君也有昏君。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却能保证人民的生活不会因为上层的腐化而太黑暗。大多数人的暴虐的机会少于少数人的少数人的暴政。另外，当人民无法确定自己将处于什么地位，民主可能是一种最保险的方法，这种情况下谁都不会比谁更少权利或者更多权利。还有，我觉得民主的选择可能和人追求其内在价值的实现有关，一个人总是更愿意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即使那不是最好的选择却是自己的选择。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国史新论》、《儒教与道教》：
  最近对中国的一些特性比较感兴趣，所以一连贯读了这三本讲中国的书。因为疏于做笔记，记忆力又不算好，所以具体内容并不记得多少，就浅谈一下自己的感受。这三本书的作者分别是梁漱溟、钱穆、韦伯。这三个人同时看到了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一些现状，韦伯却与我们中国的这两位学者持有颇为不同的看法，在他的书中中国的历史充满了矛盾冲突，而梁漱溟与钱穆却给我们展现中国精神的渊源演进，颇为平和自然。造成这两种差异的原因何在。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这样一段话：关于一个历史现象本质为何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从价值与信仰上来判断，此时要问的是这现象独独“引人关心”或独独长久“具有价值”的是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由其对其他历史过程产生影响一事，来追问具有因果意义的是什么的问题，而这就是历史因果归属的判断。我隐约觉得这和上面的问题是相关的。梁漱溟和钱穆论述时更多运用前一种判断方法，并且他们自身对中国文化有有一种价值和信仰上的认同。而韦伯偏重于历史因果归属判断的方法，从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处于孱弱状态的结果出发，看到的原因也自然具有批判性。
    下面再来看一下梁漱溟与钱穆。梁漱溟论中国的文化，从现在表现出来的现象直接推到了其鼻祖孔子。认为先秦的一些巨人思想家（主要是孔子），造成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早熟，以后便走上了与印度西方相别的第二条道理。而作为历史学大家的钱穆，则将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现象从先秦到晚清一一剖析，指出当中的历史演进以及背后所灌注的精神。这两位对中国的看法有很多契合性，包括他们从文字上表现出来的相同的人文情怀。另外，他们对中国今后所要走的道理给出的答案也十分相似，以中国精神为引领走西方之道路。然而，很遗憾的是，中国现在显然没有走上这两位大家所预想的道路，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精神信仰的丧失。或许财货的影响已经迫得我们成为一个“经济人”，陷于理性的牢笼之中。
    期待中国精神的发扬!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我阅读的韦伯的第三本书，个人觉得相比《儒教与道教》和《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较为简单。所以读的时候心花怒放，想着终于也可以顺畅的读韦伯了。读完了，自己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挺开心的。
可能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无关，但是我觉得这几句话很好，和大家分享一下。

1.“历史概念”的本质，在方法上，其目的并不是要把历史真实嵌插在抽象的类别概念里，而是要在旺旺无可避免各具独特性的具体发生关联里，致力整理出历史真实的面目。
2.对于历史真实的解明，两者（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文化历史观）是同样可能的，但任一者，如果不是用来作研究的准备工作，反而是充作研究的结论，那么，同样会是一无所成。

    打下来发现，这两句话 貌似正好印证了刘大龙当时讲的，韦伯是想和马克思对话的观点，
╮(╯▽╰)╭~


《公共行政的精神》：
  比较前沿的一本书，介绍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传统立法行政的两分法要求行政具有中立性，书中作者给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行政过程应当赋予行政者一定的行政裁量权，这是本书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行政者不应当呆板的中立，当然也不能依据个人的喜好，而是以宪法精神为指导，更具体的是以效率经济公平为指导行政。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应该留心两个问题，其一如何培养此种公共精神，其二在这种精神未建立的时候如何防止行政人员的权利滥用，两者不可偏废

仇叶很认真，状态很好，思维很活跃，总之很好很强大

仇叶读书状态很好，读书情况很不错，先赞一个。
那天的演讲很精彩，尤其是关于梁和钱的对比，很深刻，学习！

我很开心~嘿嘿~

很好

很好，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