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学术与政治》
《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会学的想象力》

马克思韦伯：学术为志业还是政治为志业
《学术与政治》的内容来源是韦伯在德国慕尼黑市斯坦尼克艺术厅做的两篇演讲，正两篇演讲后来结集出版被称为韦伯的“志业演讲”。演讲发生在20世纪初，德国正经历巨大变迁的时候，韦伯作为一名十分活跃的具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被人们寄予期待。期待他可以在各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和观点的混乱和迷茫中为当时的年轻人指明方向。但很可惜，韦伯没有迎合听众的期待对世界提出一套诠释，而是全程以一种冷峻克制的态度在阐述什么是不该做的，也并没有直接给出明确的答案回答他们，应该或是不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演讲的题目叫做“学术作为志业”以及“政治作为志业”，韦伯的演讲通篇没有告诉讲台下殷切期盼着的青年人究竟是选择学术还是选择政治。他不给予价值判断，而是保持价值中立，首先讨论外在的条件，也就是让学术和政治成为可能的制度方面的条件，并且详细举出美国、英国、德国的国家目前对于两种志业走向的现实状况，然后讨论以这学术和政治作为志业对于个体的要求。既从客观事实即社会中的“学者”“政治家”身份来讨论，也从主观要求即成为“学者”“政治家”的条件来讨论。
一、    价值中立：学术的可与不可
那么，学术可以成为一种志业吗？可能是可能的，也可能是不可能的。韦伯认为，在制度塑造出的外在现实环境下，年轻的学者在职业生涯中运气也十分重要，但学者与教师身份不可兼得，原因在于制度。而学术已经进入了专业化的时代，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志业”，学术只能为现实提供问题，不会让人产生陶醉感。学术工作与进步的过程不可分离，学术工作的意义就是实现进步，学术不能是功利主义的，学术的进步是理知化的一个重要过程，正是理知化祛除迷魅，让人们认识到世界是可知的、可支配的。学术的工具主要有两种，概念、理性实验，学问的价值在于“求真”。
韦伯认为政治是不属于课堂的，因为政治是诉求，是“行动的问题”，而不是诠释意义的过程。学术的意义是“事实本身”，任何借学术或教育灌输“立场”“价值判断”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学术注重“事实”，而政治本身是一种“认同”。
韦伯认为教师不是领袖或者生命导师，重要的不在于教会人如何支配自己的一生，而是提供独一无二的东西，即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诠释”的过程以事实为先，必报以坚定立场。学术能否成为志业，终须自身反复衡量，“启迪人的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的事业弥足珍贵，一旦决定，需坚定不移。
二、    责任伦理：“依靠政治”还是“为了政治”
韦伯在演讲开始便表明，他不会指导关于政治的选择。他首先对政治作出定义即“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国家是垄断合法暴力的组织，统治的三种正当性，分别是“遵循传统”、“强人政治”“法治”。而从事政治，需要资源，人的资源就是行政官僚，相应的还有物的资源。从事政治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依靠政治”的人，另一种“为了政治”的人，在韦伯心中，第一种人只是以政治为谋生的工具，并不能成其为“政治家”，而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是第二种。
韦伯在演讲中区分了政治家和官僚，官僚就是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官员，他们服从上司、严格地遵守纪律，以“专业化”“理性化”抑制“个人化”，时刻保持中立，不带个人信念和个人倾向工作，也不注重政治活动的目标。而政治家则是带有鲜明的个人信念和个人倾向，对官僚系统注入“灵魂”，对政治结果负责。韦伯认为，政治家应当具备三种品质，“热情”“责任感”以及“判断力”。热情是坚忍不拔在坚强信念支撑下的勇敢无畏，而不是心血来潮的狂热。判断力是能够认清复杂局面，能够审时度势的智慧。失去了良好的判断力，就会陷入无用的狂热中。在韦伯看来，担当责任是一种伦理要求，但政治家会面对两种不同的伦理要求，分别是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心志伦理要求政治家无条件遵循自己信奉的理想去行动，无所谓过程手段、结果成败。而责任伦理恰恰是要求政治家在深思熟虑后为结果负责。韦伯认为，这两种伦理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补相成，所以，韦伯希望政治家可以兼顾这两种伦理，虽然对于伦理问题的争议颇多，但韦伯强烈批判执着的片面的追求心志伦理。
三、    困境与未来
整个二十世纪，西方世界陷入了对于思想的争论、立场的争论之中。韦伯在两篇演讲中谈到了真善美统一性的瓦解，韦伯认为学术的目标在于求真，也就是发现人类社会、自然世界的真相。不应该是存在着类似“善”与“美”的价值判断。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虽然真善美是人类重要的精神领域，但三者没有统一的标准。当下人们所遇到的困境是“知识与信仰的分裂”。从个人层面来说，就是人们不知该坚持什么、以什么方式生活，任何智者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个人自己决定。在政治层面来说，就是多元价值观的冲突和挑战，靠学术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们必须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信仰负责，政治家要为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
四、    学术还是政治？
韦伯关于学术政治为志业的演讲在今天依然可以让我们有所收获。在今天我们更多的讨论的是“职业生涯规划”，而非“志业”。意味着虽然学术和政治可以成为谋生的途径，但显然这不是“志业”。没有人能够回答，应该以何为志，答案只能个人自身来寻找。
韦伯在本书中表达出的一个核心是对于学术本质的正视，学术的本质是求真求实，作用是启迪人智使人获得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虽然韦伯认为，学术上的求真，不一定与善美联系。但当代的学者认为，学术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境界，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求真，就是不说空话假话，不编造不歪曲事实，并深入讨论事物关系。在求真的前提下求善，就是追求研究是否有益于天下苍生，对弱势群体具有同理心。求美就是寻求研究逻辑的无懈可击，令人回味无穷，结构严谨。这是当代学术工作者，对于学术研究进一步探索过程中发掘的。
学术为志业还是政治为志业，本身没有优劣好坏之分。即便是我们没有将任何东西视为志业，但我们仍然会在社会中从事某种职业。学术所带来的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仍然会使我们受益。



经济功能无序扩张的现代性社会下道德结构如何重塑？————《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读书笔记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原名《社会学教程》，是涂尔干在大学任教期间开设的社会科学公共课的讲稿，几经曲折后才得以整理成专著，几乎所有涂尔干的思想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线索。
一、    职业伦理
涂尔干认为，不同的职业相应由不同的伦理、规则和不同的共同意识。同样，不同性质的国家，公民道德也不同。人类想要生存，首先要成为国家中的公民。职业伦理是多样的，公意是共同道德的基础。
在经济功能无序扩张并对社会各功能不断渗透的情况下，伦理的约束作用日渐式微，公共道德日益衰落。社会需要道德的约束，否则社会活动也将不会存在。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紧密联系，如果职业伦理能够在经济生活中被逐渐确立起来，那么职业群体亦会复兴，所谓的职业群体与中世纪的法团不同。既不是家族式团体也不是宗教社团。
涂尔干主张道德活动应在社会化过程进行，家庭的衰退、基督教的式微才更需要职业团体道德去约束个体，作为联系个体与群体的纽带。
二、    成为国家中的公民
涂尔干在本书第一章中就提出，个体想要生存，首先要成为国家中的公民。
那么什么是国家？涂尔干认为国家概念的核心是“最高政治权威”。只有有了次级群体，才能有政治权威，才能被称为政治社会。“政治社会”指的是复合群体，国家是其最高机构。      
那么什么是公民道德？涂尔干认为公民道德所规定的主要义务是公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义务，反过来说，还有国家对个体负有的义务。
涂尔干认为，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机构，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对某些集体有利的表现。国家的目的是要执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目标。国家的作用不仅是保证个体不滥用自然权利，还在于创造、组织、保证这些权利。国家的功能是为何和如何解放人格，防止压制个人。个人的个性利益、道德并不与国家相对立，恰恰是国家在保证社会状态允许下保证实现最完整的个人化。爱国主义可以把个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根据国家所采的特殊形式，国家与公民的义务也有相应的不同，民主制国家治理意识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沟通要更为紧密。民主的主旨是国家与个体双向保持紧密沟通的政治体系。民主的真正性质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政府意识的范围的广度，第二是纵向沟通层次的深度。民主制下国家的作用是在人民大众思想上更加深思熟虑。
涂尔干认为，政治疾病与社会疾病的原因相同，都是在国家与个体之间缺少链接起来的次级组织。承担这样的任务，职业群体要比地方群体更加合适，因为个体会流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职业是长期从事。
在民主制国家，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整个体系是通过个人之间直接交流的行动和反应得以进化的。民主国家，公民的道德应当尊重法律、尊重生命权保护财产权，尊重契约。
三、    涂尔干在社会大转型的思考
    涂尔干的思想体系是19 世纪后期法国社会转型深度危机的产物。商业扩张、工业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已然使得传统的西欧世界处在土崩瓦解的状态，资本扩张、政治权威衰落、社会中间组织瓦解与价值观念紊乱等诸多问题交织纠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经济功能无限扩张及对社会诸领域的渗透摧毁。为回答这个问题，涂尔干倡导一种有别于他人的重构社会道德的路径。
在涂尔干的整个学说中，职业问题一直是他研究的焦点。涂尔干明确提出了集体意识学说，希望重构社会集体公认的道德，就需要让个体上升为群体，让群体上升到国家。让职业群体的群体意识承担起连接作用，在传统宗教、传统家庭被现代性冲垮的环境发挥作用。
涂尔干认为以职业为基础的共同体是成为国家意识的范围广度和与公民纵向沟通层次深度纽带的中介。但他似乎没有想到，是否可以将这个“中介”用于基层治理呢？对于职业伦理、以职业为基础的共同体，涂尔干更多从它能为国家社会做什么来阐述，或许国家也可以通过职业共同体来对个体进行社会控制。
如同19世纪，西欧社会面临的社会大转型、大变革一样，中国也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正面临着现代社会社会经济功能无限扩张及对社会诸领域的渗透摧毁问题。个体化、原子化愈发明显。但是，显然，我们与西欧社会发展走出的是一种截然不同发展道路，原因大概是我们的社会存在的种种基础与西欧社会既然不同。费老认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有别于西方的团体格局。中国本性安土重迁，相比职业，土地、家乡的链接才更加深刻。同样，这样的共同体也可以成为国家意识的范围广度和与公民纵向沟通层次深度纽带的中介，而对于这样的“中介”，我们现如今更多的是思考如何通过这样的“共同体”进行基层治理。同样，我们也并不完全将“家庭”等传统的共同体扫进历史的尘埃，如魏礼群老师就提出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重新让家庭发挥力量。
吉登斯的现代性
安东尼·吉登斯是一名英国社会学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当代社会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路”政策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其研究遍及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
一、吉登斯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阐述了现代性的概念，对现代性做出一种制度性的分析，简要的说现代性质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吉登斯认为，我们对于自身的迷惘，主要是源于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大量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事件纠缠着，这些事件基本上都还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外。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等新术语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同时，吉登斯指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处于这样一个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和普遍化的阶段。
吉登斯提出了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解释，所谓的断裂，指的是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具有独一无二属性的，在形式上来说是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的。他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分析现代性的性质，并诊断其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以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征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现代性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特征，即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的问题，这构成《现代性的后果》中一个实质性的部分。在现代社会中，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任何一次超级大国的全面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
现代性社会是时空分离的，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社会系统的脱域问题，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实践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依赖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这种信任不是对个人的信任，而是对抽象能力的信任。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社会是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的事实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受到四类因素的影响：权力的分化；价值的作用；未预期后果的影响；双向阐释过程中社会知识的循环。
现代性的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资本主义指的是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工业主义指的是“人化环境”的发展，它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监督，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军事力量指的是，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
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时空伸延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都相应地延伸开来。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就此而论，全球化本质上是这个延伸过程。就像“俄乌冲突”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甚至在中文互联网空间中引起带有“认同政治”色彩的争论。
信任关系是与现代性相关连的扩展了的时空伸延的基础。信任的建立是认同客体与个人明显特征的条件。如果基本信任没有得以建立，或者，内心的矛盾没有得到抑制，那么，后果便是存在性焦虑的持续。
现代性的其中一个后果是抽象体系与亲密关系的转变。抽象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大量钱现代秩序所缺乏的安全，在现代性条件下就本体性安全而言，抽象体系是令人信任的，这与对个人信赖不同，是基于知识性和专业性的分工活动。同时亲密关系也有所转变，对个人的信任并不是地方社区和亲属网络中对个人无条件的信任。在社会互动中相信个人的诚实相信自我的诚实和可靠。现代性瓦解了传统社会中一些社会互动范式，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中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重构起来，这与传统的互动方式不同，这也就引起了人们对于自我认同的焦虑因为无法使用传统的可继承的方式与他人互动。
现代性充满了风险与挑战，脱域机制已经提供了目前世界上范围广阔的安全，但被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型风险令人生畏，核战争、生态灾难、人口爆炸、潜在性的全球灾难、地区冲突都属于全球性的风险。 在应对风险的议题上，上流社会与平民阶层对于风险的敏感性区别极大。全球性的疫情大流行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选择应对疫情这种风险挑战的应对方式出现了异化。
二、现代性下的自我认同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主要关注自我认同塑造过程中，外在的全球性社会制度对于个体自我认同的冲击以及个体对这一冲击的吸纳和强化作用对自我产生了何种影响。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传统的控制越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就越被重构。 反思性与经验的传递改变了时空关系的程度以及他们所携带的信息，现代性和“自身的”媒体密不可分。 从宏观层面来说现代性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许多风险，从日常生活中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难以建立，这奠定了现代的不确定性。吉登斯指出人类社会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就是把人类个体从确定的“一定性”中解放出来才实现的。源于怀疑的科学和人类的解放、人类追求的平等而不是将人置于其他群体标签中的评判，这些使现代人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
对于未来生活，激吉登斯给出了4点生活原则，首先要承认生活中充满的选择而非回避，选择多于回避。尊重每次选择的权利。同时要积极主动地做出选择，吉登斯认为这关乎自身也影响世界的发展。千千万万人的选择可以成为左右时代的潮流。就如同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所描述的，个人的即时政治的这一口号。这成为了女性在宏观政治议题中，争取平等的口号。 第三要批判的认识科学的价值，不能迷信科学。第四，不要贬低伦理与情感的作用伦理与情感在人类生活中始终至关重要。自我认同感的建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去准确认识自己，进而实现自我发展、自我价值。

读《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需要“具体的”男人和需要“抽象的”女人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并不是西美尔一部非常完整成体系的论著，可以说这部著作是西美尔其他学术成果的集合，因为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而言，目录的章节之间并没有很强的联系。作为体现西美尔“文化哲学”视角思想的著作，《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主要阐述了“女性文化论”和性别形而上学。
在本书中，西美尔谈论女性主义的“女性文化论”时，并不是去关注具体的女性作品，而是聚焦于文化形式。在本书中，西美尔由金钱和货币的概念引入，阐述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分化后果，时尚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后果。随着分工程度的日渐加深、社会不断分化，女性文化逐渐分化出来，性别问题逐渐凸显。
西美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世纪土地所有制式微，货币成功的发展成为一种媒介物，将人和财产联系起来。同时，作为普遍的“等价物”，货币摆脱了人格色彩，人可以通过货币消费以满足。货币经济支撑着同等有效利益媒介、联系媒介，为人发展个性提供了巨大可能，使个体化、自由成为可能。
人类再不能获得那种通过劳作获得所需物的喜悦和满足感，因为金钱越来越具有一般性，即依靠金钱获得的产品越来越多、范围更加广泛。在这种影响下，货币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一般性的不断加强，让人在生活中越发的依靠理智性，进而影响了人的生活形态。
生活形态进一步主观分化。生活形态中对生活的精致化形式、生活的精神化形式、内在劳动、外在劳动的成果就是文化，被发掘的客体文化是文化价值，共同体的整个生活风格取决于客观化的文化和主观文化之间的关系。随着劳动分工和社会生产不断扩大客观文化增长，消费也随之扩大。关于劳动分工，西美尔和马克思的观点显然不同。
经济世界的客观性日益增长，交换关系也就越复杂，就更加需要货币作为中介。现代人被客观化的不体现个性的“商品”包围，个人的生活秩序是顺应还是坚持，分化出了作为社会产物存在的本质具有“阶级性”的时尚，时尚刻画的是阶级特性。对于产品的多样性的期待导致了货币产生，同样也是这样的期待催生出生活风格。
同样的，货币在性别关系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回溯历史，女性一直在被“物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的“价值”从无到有、从没有任何金钱价值到具有金钱价值，这也就导致了对于女性而言的无本质差异性，女人极少被和男人“分化”出来。对于婚姻制度，西美尔认为经济动机是婚姻的根本性动机。
西美尔在关于时尚心理的社会学研究中认为，人们试图通过时尚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性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妥协。时尚是阶层划分的产物，亦是社会群体维护其群体身份的手段。时尚是一座“精神的乐园”，人的内在与内涵不独立时依靠时尚达到某种特殊的彰显。相比男人，女性受到社会平均化更加强烈的制约，因此更加追求个性化的打扮。时尚的本质就是满足个性的平等。
西美尔认为，不存在超越性别、完全纯粹客观的的文化，文化客观因素是具有男性特征的。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女性也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在医学、艺术文化领域崭露头角，但放弃创造性的文化成就和放弃自身始终困扰着女性。话句话说，女性女性心灵的个人价值、魅力是通过客观的劳动释放的。西美尔认为男性与女性并不是对立的，女性并不因为生理原因比男性低劣、不求上进，而是女性比男性更具有流动性、更倾向于现身日常生活需求，更关注纯粹个人生活。从“卖弄风情”中，体现着“卖弄风情”的“二元性”，女性与男性的关系是微妙的，可能是友情或敌对、拥有共同利益、道德上的一致、共同纽带、为了家庭的共同目标合作等等。男性从女性的“卖弄风情”“欲拒还迎”获得了特殊的魅力和享受。女性文化的运动方向并非是像男人看齐，而是认清女性品质，即被男权文化压制的“女人性”。
在分析性别问题时，西美尔认为价值和规范是“男性的”“父权的”，有男人的权力地位为中介造就的，男性的本质就被上升为“客观的”“中立的”，但女性在这种氛围下能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女性在两级对立的关系中是被期待的那一方，并不是自足的而是被男性强加一种标准的。就性别品质而言，女性要比男性更接近人的纯粹。
作为一个复习了两年社会工作理论的学生，我还依然记得复习“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个专题时多么的激动，这也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因为确实没读过几本关于政治积极学的书，所以对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共鸣并没有很强烈，但是我看完《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后突然觉得这是西美尔思想的“高光时刻”。尤其是其中关于性别关系的论述可谓是字字珠玑，读罢此书更觉醍醐灌顶。
西美尔论述的男性与女性的特点几乎可以解释目前互联网热议的两性对立话题，从“全职太太到职业女性之辩”到“就业性别歧视”，从“生理期之耻”到“痛经到底能不能请假”，这些所有争议都可以从西美尔对于男女两性的分析中找到答案。并且，西美尔为女性文化的未来指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女性文化的运动方向并非是像男人看齐，而是认清女性品质，即被男权文化压制的“女人性”。
西美尔站在前人马克思的思想之上，对于两性关系有了更多深刻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妇女受到压迫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类普遍解放的一个重要尺度，劳动才是解放妇女的先觉条件，因此女性应当参与社会生产性劳动。 
而同样关注两性关系的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社会性别泛指社会对于男女关系以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评价。是特定的文化环境所规定，被认为是适合其性别身份的性别特征以及行为举止，有特定的文化构建。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人类两性关系的不平等的实质和根源在于后天形成的社会文化中的文化制约。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期待、评价、性别成见、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都是社会性的产物，而且通过社会机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在国家运作过程中被规范化、制度化、体制化。
就性别角色而言，由于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致使其有不同需要，低收入女性或者说相对贫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承担了三种角色，即生育、生产与社区管理角色、于是女性的发展空间遭到限制。而性别需求分析理论认为，性别需求主要分为两种，实用性性别需求和战略性性别需求。所谓实用性性别需求是指那些被社会认可的角色定位而非自定义的，基于社会分工且不具有社会性别挑战性。战略性性别需求是指那些挑战、改变女性从属地位需要、涉及挑战社会分工模式、满足促进平等权力的需求。

阶级的时尚，对审美意义的定义权——《时尚的哲学》读书笔记
《时尚的哲学》是西美尔的文集，这个文集中收录了西美尔有关感觉社会学、交际社会学、饮食社会学、空间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时尚社会学等主题的论文。和《货币哲学》不同，本书中每个主题西美尔都在点到为止，主题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阅读过程中会给人一种浅尝辄止、风格断片儿的感觉。
西美尔的特点就是通过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细节来观察、解构整个社会，包括人类社会中的感觉、交际、饮食、空间、宗教、时尚货币、大都市、现代文化、妇女等角度，以此来看待现代性。本书同西美尔的其他著作一样，把专注力放在观察描述社会中个体关系而非社会结构。
西美尔探讨社会的过程令人耳目一新，整个过程充满了一种“闲情逸致”，就仿佛一个超然世外的观者。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感觉社会学、交际社会学、饮食社会学、空间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也没有思考过的领域，可以说西美尔把“生活事件”和“社会学”之间有一条奇特的纽带联系起来了。
西美尔认为，人际互动是基于感官效应的，比如射向他人的视线具有表达性、眼睛的社会学意义依赖于脸部表情。“认知”这种具有特殊社会学意义的类型以眼睛为媒介。人际互动本质上由人的感官、感觉对象和他人作为客体像我们展现的方式与程度。嗅觉会产生对周围人群本能的同情与反感，甚至一度成为阶层壁垒的标志。随着文化的愈发精致，感官的敏锐被削弱了，相反，人们则更加关注自身的好恶。
如同西美尔所说，嗅觉对于味道有直观的感受，气味会引发人不同的感受，难闻的味道令人不适，人类甚至会经由认知把嗅觉的观感与人类阶级、职业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从而以不同的态度来进行社会互动。不单单是西方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能窥见感觉社会学提到的现象，屈原形容德行高洁者为“香草美人”，写“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红楼梦写宝钗扑蝶为“香汗淋漓”等等，将气味的香与美丽美好和德行高洁联系在一起。类似“社会地位高的人身上会拥有好闻的、沁人心脾的气味，社会地位低的人身上会有难闻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的观点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被固化，被强化。因此人们开始利用嗅觉进行所谓的“社会表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使用用名贵的香料制成香水彰显自己的富有和高社会地位。随着文化的愈发精致，味道也开始多元化，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社会表演，不单单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富有和社会地位，而是为了展现个性，视觉、嗅觉、听觉的集合，人类开始通过这些途径表达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个体，什么样的人，赋予审美意义。
西美尔在交际社会学中说道，个体是享受与他人联系的，社会交往可以带给人满足感。社会交往不被学历、社会地位、财富等等外在条件而影响，社交的世界实际上使人造的世界。人类所共有的一切，最为普遍的就是饮食，饮食体现着自我本位的特色，饮食也同样具有社会学层面的审美意义，饮食不但是满足生存的需求了，饮食也发展初规律性和等级性，饮食的社会化将饮食规范提升到具有审美意义的系统层面上，系统化的规范又反过来作用于饮食的社会化。饮食越接近更高级、综合社会价值的直接象征性表现，其自身就越有审美价值。如西美尔的观点一样，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饮食发展出了秩序、规范，具备了审美价值与意义，甚至不断地更加具有个人主义。人们通过规定餐桌礼仪来体现群体认同，通过不同的餐具和食物来体现个体意识。如同西方社会一样，回溯中国历史，饮食的过程和种类也会被视为区分社会群体、社会地位的标志。比如“钟鸣鼎食之家”来代指豪门大户，“箪食瓢饮”来形容简朴生活的人。同样，饮食也具有审美主义倾向，甚至从独特的美学意蕴上升成为一种时尚，“钟鼓馔玉不足贵”表达俊逸豪迈之情，“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描绘的优美宁静的田园风光，到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写“以柔配柔，以白配白”，将审美意蕴上升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
西美尔关于时尚的探讨是绝无仅有的存在。西美尔认为，时尚是具有阶级属性的本质是分界功能，时尚是一种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同时时尚又具有独立性，即对现实生活标准的完全不在乎。时尚是为了强调群体的独特性，时尚具有双重目标：同化与分化。时尚的变化程度反映了强烈刺激的迟钝程度。时尚超越了原来局限的外观领域，不断增强对品味、理论信念、生活中道德基础的影响，时尚提供情绪价值，体现个性化的冲动。西美尔认为女性对于时尚的支持程度尤其强烈是因为女性的弱势社会地位，总是受制于“惯例”，时尚对于女性在专业群体中缺乏社会地位做了补偿。中产阶级是让时尚发生变化的“主力军”，社会的进步有利于时尚快速发展，它赋予较低阶层更快模仿较高阶层。
如果要给今天的“时尚”下一个定义，大概就是对审美意义的定义权。以什么样的视角定义美，就是时尚。然而，可惜的是，如今的时尚充满着西方中心主义和父权主义。曾经被中国时尚摄影女性摄影师“第一人”的陈漫在今年给DIOR拍摄的手袋主题照片因为过于“阴间审美”被网友指出涉嫌辱华而被骂上热搜。照片中的模特被刻意化妆成“眯眯眼”、高颧骨、下三白眼和黑黄雀斑的脏兮兮妆容，顶着清代二把头和清代护甲拿着DIOR家的招牌手袋“戴妃包”。照片充满着赤裸裸的西方中心主义建构，认为整个第三世界是传统的、巫术的灵异的、充满着对东方世界的傲慢刻板印象。而中国互联网对于美的认知标准常常带有男性凝视和父权主义色彩的“纤白幼秀”。由此可见，时尚体现着阶级属性，体现着“西方优于东方，男性胜于女性”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