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杰读书报告，更新至4.20

《关于资本论的回顾与思考》【10.16-11.20】
《资本论》是什么？地位有多高？究竟为世界改变了什么？如何改变世界的？我想借此次读书报告粗浅地谈谈我的看法。我想用这段话作为开篇语：“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够做得到。”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89页。从这段话不难看出，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厘清了现代社会体系中的核心关系-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接下来，我先简单介绍下《资本论》这本书。关于不朽巨著《资本论》（又全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全书共三卷，1867—1894年分为三卷出版。其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的具体形式和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其中第三卷讲述的内容达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高度统一，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总的说，《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深入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和历史条件，科学预见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指明了方向。
在正式谈我对《资本论》的看法前，大家先跟随我一起，厘清楚几个关键词的概念。首先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篇目，本篇目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其与其后的第四、五篇共同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这两章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科学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唯物主义史观）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和核心。通过本篇目的学习，可以清楚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所在。可以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尤其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本质。
什么是劳动？劳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过程”。弄清人类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是进一步分析作为其特殊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劳动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自身。任何社会的劳动都有三个基本要素：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人的劳动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界的活动。劳动对象是指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物。劳动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自然中原有的自然物。另一类是被人类加工过的物质要素，即原料。劳动资料是指劳动者用来改变劳动对象的各种物质手段，最主要的劳动资料是劳动工具。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此，将生产劳动的过程详细分解为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人的劳动是关键是主观因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共同构成了生产资料，作为客观因素是保证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的重要条件。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生产劳动具备如下特点：第一，生产劳动是产品被当做使用价值保存和实现的唯一手段。第二，劳动消费（生产中脑力和体力的消费）不同于个人消费。劳动消费是一种创造性消费，是生产性消费，结果是形成新产品。个人消费的结果是消灭产品。第三，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不同社会形态共有的现象。
价值增殖过程是什么？首先大家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准备：一般劳动过程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不同于一般劳动过程，因为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它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价值。因而，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马克思分两步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第一步：分析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通过棉纱生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从棉花和纱锭变成棉纱，它们的价值并没有变，只是转移到棉纱里面了。这种生产资料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过程，可以看做是同一产品的不同劳动过程。第二步：分析工人劳动消耗在棉纱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工人的劳动本质上也是生产资料的耗费，也会随着新产品的产生，形成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价值形成过程与劳动过程一起构成商品生产过程。这就是商品生产的真实过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商品生产过程本质上等于劳动过程。但是，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对资本家来说，毫无意义。“我们的资本家愣住了！”这种无增殖的生产过程绝对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须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事实也是如此。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给出了各种解释：“节欲说”“服务说”“监督劳动说”，当然这些都只是辩护词，没有科学性。而对资本家来说有意义的、合乎资本主义目的的生产是什么样的呢？没错，对资本家来说有意义的、合乎资本主义目的的生产只能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等于商品生产过程加上价值增殖过程。也就是说，工人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用于销售的产品），还要生产价值（养活自己和其他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工人和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价值，还要生产剩余价值（纯利润资本）。
那么价值增殖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资本家要生产剩余价值，首先必须在流通领域购买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这些购买行为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即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而且，资本家也是按照新生产出商品的价值来销售它们，但价值却增殖了。于是有了一种现象：“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产生，又不在流通领域中产生”（本质是剩余价值来源于生产中的工人劳动，但其实现必须通过商品流通）。我们必须清楚另一件事：马克思在本篇之前一章（第4章）就论证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答案便是：资本的增殖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力的使用发生的。
价值增殖具体怎么发生的？“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维持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维持下去，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最简单理解：工人劳动半天就可以维持他的生活但资本家却让他工作一整天，那么那半天甚至是大半天就纯粹是为了资本的增殖。可悲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最不缺的就是“自由”的劳动力，因为绝大多数人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他们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然后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含义。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这部分资本，其物质形态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生产出新产品。其价值则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不会发生量的变化，由于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发生价值量的变化，所以叫做不变资本(c)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资本，它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会转移到其他的产品中去这样，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这部分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量的变化，实现了价值增量，所以叫做可变资本(v)。那么将一个新产品倒推到生产过程中，将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作为一种资本和成本，用一种人们最容易理解的分类，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说明生产资料只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工人的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唯一源泉。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追逐。为什么要使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概念？首先，我们再对工人的生产劳动和商品的属性进行回忆，可以发现：工人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过具备同一性。工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将一部分劳动创造的价值用来补偿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另一部分则生产出剩余价值。而商品也具有二重性，包括使用价值与价值。可能有人会问，什么是使用价值？什么又是价值？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叫商品的使用价值；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叫价值。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体现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即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用价值是一切有用物品的属性，因而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特有的属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进行划分，不仅能够更明确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还可以具体衡量出剩余价值的占有程度即工人受剥削的程度。那么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会不会影响剩余价值的产生？我的看法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职能区别。定量产品条件下，比例的变化会影响剩余价值的数量，但不会影响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性质。也就是说，不变资本使用得多，其价值也都是个转移的问题，可变资本使用得再少，它也是价值增殖的唯一源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有何意义？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理论，在马克思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个理论既证明了工人的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的前提，也是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以及资本积累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的基础。马克思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很熟悉：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由我重点解读下剩余价值理论。首先讲讲我的看法，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其实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安排，也就是社会形态的本源，我不管谁创造的，我只看剩下多少，剩下的东西归谁，也就是说谁占有剩余价值？谁就看明白了社会的意识形态。经过前面生产过程、增殖过程再到流通过程，马克思主义研究到最后必须研究到剩余价值即分配过程，这就是资本论的第4卷，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写完。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利得或者是超额利润，本来你花100块钱才能维持住你的生活，但是你现在只需要60块钱，40就是剩余价值，怎么榨取剩余价值也是个手段问题。剩余价值并不一定都是利润，并不一定都是超格的东西，有可能是让你节衣缩食省下的东西。接下来重点解读剩余价值理论。第一部分是理论综述：剩余价值学说史（第四卷）。马克思围绕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剩余价值理论，以李嘉图为分界线对资产阶级各派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分析和批判，并阐述了自己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原理。马克思分析的基础和总的评价：“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第四卷第7页）第二部分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一卷）基础：商品交换产生货币（第1篇）、前提：货币转化为资本（第2篇）、过程：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第3-6篇）以及规律：资本的积累（第7篇）。第三部分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卷）1.微观分析：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与周转——产业资本运行理论（第1篇）（1）静态分析：资本循环—单个资本的解析①形态变化（第1-4章）②成本度量（第5-6章）③资本正常运行的条件：空间并存性、时间继起性、无价值革命。（2）动态分析：资本周转—多个资本的比较（第2篇）目的：分析资本运动的中心问题即周转速度。衡量单位：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第7章。横向比较：资本构成的影响（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第8章。纵向比较：周转周期的影响（劳动期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第12-14章。分析结论就是：资本家加速资本周转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是使用价值）2．宏观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产业资本平衡理论（第2卷第3篇）（1）基本概念：社会总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联系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简单再生产：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扩大再生产：生产过程比原有规模更大的再生产。（2）货币资本的作用：资本运动总是从货币开始，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预付资本任何时候都有一部分保持货币形式。
第四部分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剩余价值的分配：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第三卷）（这里插一段三次分配理论，三次分配理论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即通过市场行为进行的初次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比如目前搞的共同富裕等形式。上述内容是三次分配的过程，另外还有分配的形式，包括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按资源分析、按权力分配、按功劳分配等等）1．产业资本如何参与剩余价值分配。（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商品的价值=c+v+m。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c+v=成本价格。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原因：有机构成不同与周转时间差异、实现：竞争——资本的部门转移、结果：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二重性：总量增加和利润率下降。一种长期趋势。2.商业资本如何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商业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其利润只是在流通中并且通过流通才获得的，原因在于贱买贵卖。商业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3．生息资本如何参与剩余价值分配。货币资本当作生产利润的手段使用时，就成了资本商品。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是出卖，而是贷放。生息资本通过利息参与剩余价值分配。4.土地所有者如何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土地所有者，基于土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通过垄断以地租的形式，参与整个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分配。个人觉得资本论的分配过程写的不好，因为角度比较单一，视野比较局限，观点比较单一。
当代价值有哪些？1、有利于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创作出来的一部伟大的科学巨著，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厦，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经典名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著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2、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观，构想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蓝图，无政府将被有计划所取代，私有制将被公有制所代替；3、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指导精髓。人类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想提供了理论起点；4、提供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有利工具。开辟了解释现实问题的科学视角，提供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范式，呈现了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分析中应用的经典案例，确立了当今全球化时代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指导原则。

《农民政治信任变化情况及经验启示：从齐美尔和哈贝马斯说起
——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案例研究》【11.21-4.20】
阅读齐美尔《生命直观》一书，让我感悟比较深或者讲感同身受的内容是：人的生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都经受并顺应着宇宙的动荡；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并拥有来于自我中心的个人存在，这种存在就是自身的责任和某种统一的形式。在思考问题时，我们只不过是存放内容的容器而已，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知识内容存在的生活条件；我们无法掌握正获得的或是正产生着的过程。由是，对待生命认识让我有了更多维度的解读与体会。结束齐美尔著作的阅读后，开始进入到哈贝马斯的阅读。首先选择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书，该书的目的旨在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于研究对象较多且较难把握，因此对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式提出了较大挑战；由于研究对象较为复杂，因此涉及的学科较多，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宪法学、政治学等。通过全文阅读，能够感受出哈贝马斯的博学多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浓厚的治学旨趣。在阅读完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后可以明显地发现，他的思想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前期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一些批判性的科学概念，然后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逐步完成了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然后主要致力于现代性范畴的历史经验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最后开始有意识地将交往行为理论推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通过批判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和社群政治的本质，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重建民主制度。接下来结合具体案例讨论下政治信任的话题。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中央政府迅速拉响一级预警，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立即响应，进入全民“战役”，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根本利益，展现了我国各层级政府在疫情期间的积极作为，彰显了突发事件下的中国政府的力量与担当。毫不夸张地讲，应对与治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不仅深刻考验着政府的现代化治理水平，还影响着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课题组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基于疫情期间黄河流域7省66个县域4592人次的调研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疫情的冲击下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提升了农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但是与常态下农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呈现出从中央到基层逐步降低的差序格局不同的是，疫情时农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从中央到基层呈现出一个整体的上升态势。然而，农民对不同层次政府信任程度增量存在差异，呈现出一个独特的U型结构。具体表现出，农民对上层政府，即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有着明显的提高，对于将政策具体执行实施的基层政府和组织的信任程度也有较大提高，但是对于中层政府，即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的信任程度提高较小，主要问题是中层政府和百姓没有接触，并在抗疫期间表现有添乱行为。
下文中我们将对不同层级政府在抗疫行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体的行动表现进行描述，试着分析出政治信任增量存在差异的原因。
首先，党中央及上层政府以社会平稳运行、和谐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价值判断，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出发点，在整个体系中承担着顶层设计的决策职责，肩负着宏观政策制定和疫情防控总体部署的重任，在整个抗疫行动过程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决策指挥、统筹调配的作用。梳理抗疫时间线可以发现，2020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1月20日对疫情再次作出重要批示；1月22日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部署动员疫情防控工作，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截至1月26日，全国各级财政已下达疫情防控补助资金112.1亿元，保障疫情防控经费，且已有30个省份启动一级响应，实行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派人员物资加速驰援武汉。各省级政府贯彻落实中央重要讲话精神和批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结合本省自身特色投入到疫情防控中。由于上层政府在疫情时拥有较高的媒体曝光率、常态下对上层政府的政治信任在疫情期间的延续，以及疫情时上层政府迅速展开的抗疫行动等原因，农民对上层政府的政治信任增加不少。
其次，中层政府在抗疫行动中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自疫情发生后，中层政府在上级领导和指示下，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对本地疫情防控作出多方面部署。如，在“防”方面，临汾市安泽县探索建立了“3111”工作机制；在“治”方面，渭南市成立专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中心。在“导”方面，三门峡市通过文化为抗疫传递精神力量，全方位多角度讲述抗疫故事，截至2月中旬，全市文艺工作者所创作的宣传片、视频、广告累计播出时长8350分钟。在“供”方面，截至2月6日，运城市各级财政投入防疫资金9028万元，多渠道加强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等各类防护用品和药品、医疗器械的采购储备，保障医疗物资供应。然而，由于上层政府的严格标准给中层政府造成压力，中层政府在向下层层加码的同时出现了一些问题，部分中层政府为了应对上级发派下来的任务而不得不交给基层政府大量的报表填写工作，导致“表格抗疫”等形式主义现象出现，给基层抗疫增加负担，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此外，由于中层政府既要接受来自上层政府的高效高质的工作绩效要求，同是也要承受来自人民群众高标准的政策决策和执行要求，这种结构性压力导致中层政府无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寻找到满足居民需求的“最优解”。例如在抗疫过程中，中层政府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来自上层政府“坚决打好疫情阻击战”这样高度抽象化的总体战略部署，如果某地新增确诊病例增加，则会被认为是中层政府的失职，并给予相应的处分；另一方面，要满足居民在居家隔离期间的生活物资保障问题，如果政策制定不当就会导致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从而引起居民的不满。因为“居家隔离，封闭小区”的政策大多由市、县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如果中层政府不能或没有能力制定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予以弥补居民因居家隔离带来的损失，就会导致居民家中物资匮乏，生活质量较以往大打折扣，从而导致居民对中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产生严重怀疑，进而影响对市、县政府信任度的提升。结果便显而易见，在整个抗疫行动中，由于中层政府比起上层政府权威性不足而地位显得相形见绌，控制权有限而缺乏治理主动性，与农民没有直接接触导致心理和空间距离较远使得在抗疫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很难与农民形成共鸣，进而在上层政府和基层政府的结构性高强度挤压的“尴尬”处境下难以做出“最优解”，最终导致中层政府信任度增加百分比略低于其他层级。
最后，基层政府及组织是抗疫行动的主力军，在抗疫行动中起着具体落实的作用，将上级的政策转化为民众看得到、触得到的行动，并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因时制宜，发挥熟人优势，广泛发动群众，调动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满足民众需求，以乡村或社区为基本单位，实施严格、精准的防控措施。由于基层政府及组织与农民之间的空间距离最近，接触程度更高，关系较为紧密，共同利益交汇面较广，所以相比中层政府而言更了解民众的利益需求，能更精准地制定和实施地方的政策，因而，在疫情来临之时，基层政府及组织迅速评估了疫情的风险等级，认识到了此次疫情的不容小觑，合适地运用了自己手中的裁量权，在客观上验证了基层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在主观上回应了群众的热切期待，成功彰显了自身防疫政策的公共价值，更高质量地满足了民众的需求，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与配合，提升了民众的满意度与获得感，构成了U型结构的重要转折点，最终较大提升了农民对基层政府及组织的政治信任。
为了探索提升农民政治信任的路径，塑造更加亲民的政府形象，进一步密切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构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课题组根据调研情况将经验与启示总结如下：
经验与启示一：农民对各层级政府政治信任增量呈现出U型结构的内在原因与各层级政府差异化行动表现有关。疫情冲击下农民对各层级政府政治信任之所以呈现差异化的增量变化，与不同层级政府采用的差异化抗疫行动表现密切相关，而行动表现的背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不同层级政府差异化的行动逻辑，因此厘清政府行动逻辑就显得至关重要。不难发现，虽然各级政府都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它们作出反应的理由却不尽相同：重大疫情面前，上层政府主要以政治目标、社会目标和公共安全目标作为应急动员的出发点；而中层政府在以抗疫成效作为政绩考核的导向下，行动逻辑开始从优于经济目标转向优于社会目标；基层政府及准政府更倾向于从熟人关系为出发，守卫一方家园，保护一方净土，以乡里情感共同体构建抗疫行动共同体。
经验与启示二：基于以上行动逻辑，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在抗疫行动中的几条规律，一是政府的价值判断决定政府的行动。上层政府如何判断，如何应对，都需要全面且准确地把握主客观条件，而中层政府也需要在判断情况后向基层政府传达上层的指示。基层政府如何在自己的判断基础上，结合上层、中层政府的指示，具体安排抗疫措施，协调农民之间的紧张感与恐惧感，更是一种切实的考验。二是时间空窗期信息的碎片化。疫情具有突然性和偶发性，最初的消息是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传播，而后得到政府的重视。相关信息主要在个人账号上呈现，具有碎片化，不连贯等特点，这本就会降低人们心中的可信度，而微博等社交媒体中不乏虚假信息传播，这导致人民的恐惧感加深，没有清晰的头脑来观察当前的形势，辨别信息的真假，这又会反向促进谣言的传播，掩盖真相。三是政府的权威性和与农民的距离感直接影响农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
由此我们建议，上层政府应积极构建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体制机制，畅通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组织引导多边力量共同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层政府要积极“走下去”，积极开展基层调研和走访，增加与民众之间的接触，及时了解民众的需求动向，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杜绝形式主义现象的出现，简化工作流程形式，避免将无用工作下调给基层政府所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的现象出现，要让基层政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而不是将大块时间浪费在大量填表、长时间开会等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工作，为民众提供更加多元化、精准化、高质量的服务，积极构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基层政府要在求实的基础上创新工作体制机制，推动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执行机制，同时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力量，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畅通信息获取渠道，确保信息沟通机制发挥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