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谁而鸣
                                                  ——《孤独人格》中的克尔凯郭尔
每个人都是一块土地
如果海浪冲刷掉大陆
你也就成为一座孤岛
别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你而敲响
                  ——多恩
  克尔凯郭尔的一生总是让人又敬又怜，作为一个极端孤独与极端追求个人的人，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哀伤和绝望敲开了存在主义的大门，并给了萨特一把钥匙。在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思考者的孤独，作为孤独者的思考，作为开创者的坚毅和作为坚毅者的开创之路。
  他的墓志铭是“那个人”，他追求着极端的个人，他只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那个人”就行了，但是，他又是有着那么深的人情关怀，一种哲学家对于大众，对于所有人的关怀，临死时，他唯一想对所有的人说的话就是“我问候所有的人，我一直对大家非常关心，告诉他们，我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痛苦，对此，很多人不知道，并有种种误解…..我并不比其他人好….”
  他为何会有巨大的痛苦呢？
  作为一个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哲学家，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极端主观性的个人。从不幸的童年开始，他就对人群以及有关的东西形成了基本的焦虑和敌意。所以他批判所有的群体，包括国家和宗教。他始终生活在人群之外，生活在母爱之外，父爱之外，家庭之外，友谊之外，爱情和婚姻之外，社会伦理之外，公共价值观念体系之外，甚至生活在时代之外。他以他犀利而忧郁的眼神洞察着这个世界，洞察着他眼前这些匆匆忙忙的人群，洞察着所有人对他的孤立，也洞察着自己内心划过的每一丝伤痕。
  他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使人陷于极端的恐惧之中。在他看来，人拥有着生理性的肉体和符号性的自我。符号性的自我意味着可能性，无限性，意味着自由；相反，生理性则意味着必然性，有限性，意味着不自由。因为我们不是天使，所以我们会死，又因为我们不是动物，所以我们能意识到自己会死。这是人最根本的存在悖论。尤其让他哀伤的是，现在人基本上只剩下意识到自己的必然性，有限性和不自由，即自己的生理性。
    这种悲哀情绪来自于他对于两方面的察觉。首先是他看到一切都必须依附于某种运动并成为它的一部分，人命定要被一种不思议的魔力所诱惑和欺骗，让自己淹没在时间的整体之中，丧失在世界历史之中，而且没有一个人希望成为个人。他们担心，要是成了具体的存在着的个人，他们就会无声无息地消失。然而从现代的形象说法来看说，人在社会之中不论是以哪种姿态站着，不管是站在哪里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一颗棋子，社会把你放在一个立体的棋盘之中，你只要存在于棋盘之中，你就是整体的一部分，你就是时间的一部分。所以你无法成为一个“个人”，而当你成为一个“个人”的时候，也许你也就消失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人格谎言导致的人格复制。人格谎言是人的普遍命运，我们所能希望的，只能尽量让它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所谓“正常”就是与父母和周围的人，与“别人”的生活保持基本一致。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克尔凯郭尔由于没有和他们保持一致，从而成为了一个“不正常”的孤立的“那个人”。他认为人会模仿别人的生活，并且是从小孩就开始的模仿。当别人的生活本身存在问题，那么，问题就会一代代传递，进一步发展下去。马尔库塞把这种人称为“单向度的人”，而克尔凯郭尔把这种人称为“实利主义者”。
克尔凯郭尔看到人类的绝望处境。他认为绝望意味着个体无法把握自身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的平衡，并会引发人格分裂 。绝望的人常常身不由己地紧紧攀住自身存在中的有限成分，顽固地拒绝面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要求，或者只是表面上接受这些要求，与它们仅仅保持想象的或抽象的联系。因此人的先天成分就与后天成分产生了矛盾，在这个矛盾中，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国家政治还有宗教信仰分别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从而对人的生活做了一个整合。他认为伦理存在的任务是统一人格和行为，政治存在的任务是将个人统一为国家，而宗教存在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世俗国家的分离，以及它在世俗国家的运作去达到和感知“绝对”。在此之中，他无比的崇尚宗教信仰，他自己也在批判现实基督教的同时对耶稣基督保持着极端的敬意，因为只有基督能够使人放弃人的有限性，放弃人的生理性去追求人的无限性和符号性。而耶稣用的东西就是一种要求所有基督徒都必须对他保有的信仰，一种纯粹的亚伯拉罕式的信仰。
如若不此，我们就只有等着后天的复制和教育如海浪般把我们冲刷的只剩下一座孤岛，甚至最后彻底被淹没。在失去“个人”的那一瞬间，听到那为我们而鸣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