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22-11.19
阅读书目：《词与物》、《性史》（第一卷）、《性史》（第二卷）、《权力精英》、《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下月书单：《性史》（第三卷）、《性史》（第四卷）、《弱者的武器》
状态：作息规律，读书中穿插着调研，自评状态为B。
首先介绍该书的结论，然后逐渐倒推。米尔斯认为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个不断壮大和集权的领域内部，形成了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流阶层。他们是活跃在经济领域金字塔塔尖的富商，是位于政治领域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政治委员，是参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精英。三大领域的佼佼者——军队将领、企业领袖和政府高官往往团结在一起，形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掌握着制定重大决策的权力。
那么什么是权力精英呢？为什么不用统治者这样的词汇呢？米尔斯认为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大人物是真正的掌权者，简单自由主义观点认为政治大人物是权力体制的首脑，而有些人则认为军事将领是实际上的独裁者，这些都是过于简单的观点，为了避免这些观点，改用“权力精英”，以便突出体现现代权力机构及其主宰者的面目。
权力精英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他们的地位使其能够超越普通人所处的一般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进一步说，所谓权力精英，我们指的是是那些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圈子，作为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集团，他们共正同做出至少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决策。如果说有国家大事要决定的话，权力精英就是决定它们的人。
为什么认为存在精英呢？主要是基于对历史潮流的认识。美国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被重大决策左右的时代，但他们也知道自己没有做出任何决策。因此，他们把现今看作和历史一样，并由此推断，无论决策有没有做出，这当中一定存在权力精英。如他们知道，虽然落在日本的原子弹丝毫没有与他们商讨，但是原子弹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投掷的。
为什么非要在某一领域体制内来论述权力精英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三个领域：米尔斯认为权力并非人所固有的，财富并非集中于富人的身体之中，名气并非任何人格的内在属性。要想出名，要想富有，要想拥有权力，就必须挤身于社会主要机构之中，因为人们在社会体制中所占有的地位基本上决定了他们拥有和把持这些宝贵经验的机会。也正是由此精英们在这三个领域中不断更换其高层职位，以获得更多的声望和资源。所以在这里单独的名流并非精英。
米尔斯主要采取一种说理的方式，但是总觉得其充分性不足，无法说服我。如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的主要国家权力现在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其他机构似乎滑向现代历史的边缘，而且偶尔还要适当地从属于主要部门。在国家事务中，没有哪个家庭的力量能大过大公司；在年轻人阅读的肤浅传记中，没有哪个教会的力量能大过军队；在重大事件的形成中，没有哪所大学的力量能大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宗教、教育和家庭的制度不是国家权力的自主中心；相反，这些去中心的领域越来越受到这三大巨头的塑造，并且其发展态势极为迅猛和具有决定性。
家庭、教会和学校正在适应着由政府、军队和企业塑造的现代生活，而且与此同时，这三巨头还把这些次要的制度变成实现他们目的的手段。宗教机构为军队提供随军牧师，为杀戮增加道德上的有效支持。学校为企业和军队的特殊任务挑选和培训人员。当然，豪门望族早已被工业革命瓦解。
现代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而且越来越取决于他奉献了大部分最好年华的公司；不仅取决于他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的学校，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与他一生相关联的国家；不仅取决于他偶尔聆听上帝之言的教堂，而且更取决于他接受严格训练的军队。
这三领域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致米尔斯认为其是美国权力精英的所在领域呢？在三巨头内部，典型的机构单位已经扩大化和行政化，而且其决策权已经集中化。
经济体：曾经分布着众多的小生产单位的自主平衡的经济体，现在已经被两三百家企业巨头用行政管理与政治手段左右，经济决策的钥匙被集中掌握。
政治秩序：曾经权力分散、由一个脆弱中枢维系的几十个州，现在已变成个集中的行政体系，它吸纳了以往诸多分散的权力，并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缝隙。
军事秩序：曾经以州国民军的形式维系的军事部门现在却已成为政府最庞大和最昂贵的部门，军队已成为一个随意扩展的官僚制度领域中的机器。
在上述每一个制度领域，决策者使用的权力手段都大大增加了；他们的集中行政权力增强了；在每一个制度内，都精心构造和强化着行政当局的程序。
由于每一领域影响重大，会影响其它领域，这些顶层决策要么趋向协调一致，要么趋向迟疑不决，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三个扩大和集中了的领域的顶层，已经出现了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圈子。处于经济顶部的，是总经理级别的公司富豪；处于政治秩序顶部的，是政治领导人物；处于军事机构顶部的，是聚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周围的军界政治精英和“梯队系统”上层。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大权力领域的掌门人——军界领袖、企业领导和政府要员走到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
这三领域的精英如何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呢？（1）权力精英是由出身相似和受教育背景相似的人组成，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似，基于他们同属相似的社会类群，而且容易互相融合，他们的联合就有了心理和社会基础。在分享名流世界才有的声望过程中，这种联合达到顶点；当这三个主导型体制秩序内部和彼此间的职位发生互换时，这种联合达到一个更加稳固的顶点。
（2）在这种心理和社会融合的背后，是政治董事、企业富豪和高级将领把持的等级机构的部门及其运作。这些官僚机构的规模越大，其精英的权限就越大。每一个主要层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与其他层级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层级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层级是分散的和互不相干的，那么其各自的精英往往是分散的、互不相干的；如果它们有许多相互联系和共同利益，那么其精英往往形成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关系。
精英的联合不是简单的机构联合，但是人与机构总是有关系的，我们对权力精英的认知促使我们肯定这种关系。在今天的美国，在这些机构领域之间，存在若干重要的架构上的利益重叠，包括在政治真空内由私人企业经济推动的军备竞赛的持续发展。
（3）权力精英的联合既不仅仅依赖于心理上的相似性和社会性的融合，也不完全依赖于统治地位和利益在架构上的一致性。有时，这种联合是一种更明确的协调配合。合作降低成本更以达成目标。
除顶尖精英之外，美国的中层和底层是什么样的呢？半组织的僵局——中层：平衡理论的假设是均衡社会中独立、相对平等和相互矛盾的群体之间的一种相对多数制度。米尔斯认为平衡理论的焦点主要在美国国会，主演是国会议员们，这些议员是并且属于地方社会中的新的和旧有的上层阶级。这些人的权力平衡可能意味着没有一个利益方能将其意志或条件强加给其他利益方；或者任何一个利益方都能创造一种僵持局面；或者是随着时间推移，利益方能一个接一个以一种匀称的轮流形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所有政策都是妥协的结果，也就是没有利益方能赢得他们想要赢取的东西，但每一方都获得了一些东西。所以在国会，亦即权力中层会陷入僵局。因此有时在非本地的事务上国会需要坚定的总统方案，并且为了打破半有组织的僵局，在被定义为紧急事件的情况中，权力能相当容易地移交给行政部门。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发生了变化，其原本拥有大量小型和权力相对平等的组织，但现在存在的是一个在关键领域中小企业家被少数集中式企业所取代的经济和一个权力划分失衡的政治，这些中产阶级是依赖型的而非独立的，如依赖于国家机器出台的平价政策等，且其处于一种分散状态，无法在结构上实现自身内部的团结。处于中层的各个集团（如农场主、工会和中产阶级）则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无意在政治上表示出自己的重要性。
向大众社会的转变——底层：底层处于美国公众向大众社会的转变。公众被认为是合法权力的来源，所有权威机构都是由这些公众的普遍意见所组成或瓦解的。
正如我们对公众这个词的理解，在公众中，表达意见的人跟接收意见的人几乎是一样多。（2)公众传播是如此有组织，以至于有机会可以立即和有效地回复公众表达的任何意见。(3)这种讨论形成的意见能很容易地在有效行动中发现一个出路，甚至是在需要的时候违背权威的主流制度。以及（4）权威制度并未渗透到公众中，因此在运行中能实现或多或少的自主。当这些条件占上风时，我们就拥有了关于公众群落的有效模型，并且这个模型能密切符合经典民主理论的多个假设。
在相反的极端情况中，在大众中，（1)表达意见的人要远少于接收意见的人，因为公众群落变成了一种关于从大众媒体接收印象的个体的一种抽象集合。（2）流行的传播的组织形式使个人很难或不可能立即进行回复或者产生任何影响。(3）意见在现实中的实现是由组织和控制这种行动渠道的权威控制的。（4）大众没有从机构中获得任何自主权。相反，授权机构的代理人渗入到大众中，降低了大众在通过讨论形成意见的过程中的任何自主权。
最容易区分公众和大众的方式就是通过它们的主要传播模式：在公众群落中，讨论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传播方式，而大众媒体仅仅是扩大和推动了讨论，将原始的公众与其他讨论连接在一起。在大众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方式是正式媒体，大众仅仅是媒体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大众被媒体操作，(1)媒体还告诉大众中的人们自己是谁——媒体给人身份；(2)媒体告诉人们自己想要成为什么——媒体给人志向；(3)媒体告诉人们如何实现志向——媒体给人技巧；以及（4)媒体告诉人们如何在自己不是的情况下仍然觉得自己是——媒体给人逃避。大众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想到了福柯的“人之死”。
权力精英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之初的天然贵族统治时期。所谓贵族，实为殖民地资深望重的乡绅。他们世代书香，长期经商、执法并署理地方事务。后领兵抗英，参与立宪治国，自然而然地凭其稀有的学识、经验和高贵气质成为魅力权威。早期的政府简陋异常，少许领袖彼此易职，轮掌政治军事外交，无所谓固定分工。
第二阶段即十九世纪上半叶。由于杰克逊“地位革命”，平民政治家和民主势力冲破了元老政治格局，形成两党制下的多集团竞争和松散联盟。此时的联邦政府作为各派势力角逐与谈判场所，仍无象样的经济与军事设施（国家银行与常备军几经废立争端，趋于消亡）。以区城为基地的党派领袖既已失掉以往的权威和决策习惯，又没有相应的官僚机器辅助，谁也控制不了全局。结果虽发挥了民族生长活力，弘扬了民主气氛，却因政治离心力过强而危机四起，最终引发了南北分裂的大动乱。这时，“精英阶层”变成了若干顶层集团，而每个集团的构成都是相当松散的，存在重叠，但也是相当松散的重叠。
第四阶段，内战至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起飞的时期，也是垄断资本和百万富翁的黄金时代。自一八八六年议会改选并通过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后，企业界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大大加强了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比重与影响。财产的高度集中使得经济巨头有能力渗透或侵蚀政治领域及其附属的军事机构。而政界领袖处境尴尬，相形见绌。虽倡举改革，立法限制垄断，却难以摆脱他们对财阀的依赖。
第四阶段指罗斯福新政时期，特点是政治家重新掌握主动，大力营造国家机器，集中权力于联邦政府与总统行政班子，形成了全国范围内首次统一完整的现代决策网络。罗斯福“未发一枪便夺取了国家金融大权”，进而承担起监督经济生产、保障国民最低收入水准的职责。政府作为调节平衡各利益集团的杠杆和仲裁机关，一面将企业金融首领纳入行政管理系统，实行强制干预下的合作，一面又立法确定工会和基层民众的权益，扩大政治参与圈。与此同时，美国军队的现代化改造也在马歇尔等人主持下起步，并随着战争步伐的加快迅速发展为大规模战争机器。经济危机与世界大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权力中枢的健全和强化。
第五阶段，二战结束后，基本形成了米尔斯所说的美国三足鼎立的情况，即经济、政治和军事集团成为权力顶层，三者之间相互影响。
阶层固化倾向的感想：米尔斯写这本书的本意只是想指出，美国并不像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的那样，已经各方权力平衡，并不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米尔斯认为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个不断壮大和集权的领域内部，形成了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流阶层。他们是活跃在经济领域金字塔塔尖的富商，是位于政治领域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政治委员，是参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精英。三大领域的佼佼者——军队将领、企业领袖和政府高官往往团结在一起，形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掌握着制定重大决策的权力。除此之外，米尔斯还通过来自乡村或城市的比例变化、阶层中的人的不同层级比例变化间接地指出了美国的阶层固化倾向，高管、超级富豪。如在论述超级富豪的构成时，米尔斯指出，在19世纪的那一代富豪中，来在上流阶层的富豪和来自底层阶层的富豪比例是一样的，都是39%，但是在1925年组的富豪中，来自下层的富豪仅占12%，到195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9%；靠股息生活的超级富豪在1900年的比例是14%，1925年是17%，1950年是26%。这一阶层固化让人联想到制度或事务的发展历程与流动的关系，好像每一新事物或制度的形成之初其所包含的阶层都是多样的，但是逐渐地就产生一种固化的倾向，如上文提到的各领域精英的来源比例变化，再入高考刚恢复时考上大学的农村学子比比皆是，但现在寒门再难出贵子。
2023.9.10-10.22
阅读书目：《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社会运动》、《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在读）
自评状态为B，读书状态正常，除读书外这月新增了要写开题报告的任务，事情有些多，有几天作息不太规律，后面慢慢调整，所以总体上作息基本还算规律。本月主要阅读福柯偏多，对福柯较有感觉，所以分享的是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首先想谈一下福柯本人，作为后现代社会学家，研究关注点从中心走向边缘可以理解，但是福柯好像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以为他都要走出社会学了，他研究疯癫、监狱、临床医学等内容，也可能是我对社会学研究内容的认识有些狭隘，福柯作为跨界的斜杠青年他的边缘研究又做得很好，是一个怪才。
其次是福柯的写作“套路”总结。福柯习惯于把历史时期划分为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期和现代，其中后三个是在福柯书中最经常出现的。福柯在他的著作中贯彻其研究方法论——知识考古学，来探讨疯癫、惩罚、医学等研究对象，但又不是从一般的连续的考古学出发，而是从其不连续处、断裂处研究，福柯根据断裂将对象划分为各个阶段，而阶段的划分又与其历史时期划分相契合，这也是很神奇的一点，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所以历史时期发生变化，惩罚、医学等上层建筑也发生变化。
第三是想分析一下《疯癫与文明》的具体内容。福柯在此书中也是把疯癫划分为划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这一时期疯癫并不太突出，不会被过度地特殊对待，如像古典时代被关押起来。疯癫形象被广泛应用于造型艺术、文学、哲学、道德等领域。福柯列举了文学中的愚人船意象。愚人船是放逐疯人的一种方式，疯人被强制带到船上，随船远行，认为水能够净化它们，疯人被允许在空旷的农村流浪，认为遗弃是对疯人的拯救，为流放疯人蒙上一层宗教色彩。这一时期稍微对疯人有隔离，但不太激烈。
第二阶段是古典时期（17—18世纪），这一时期以1656年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颁布为标志，开启了大禁闭的时代，总医院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王权的象征，准绝对专制主义的权力。“精神错乱者”与贫苦流民、罪犯一起，受到了与先前的麻风病人同样的待遇，被禁闭在各式感化院、收容所和慈善院中。禁闭成为一种治安手段，并开始变成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把穷人、无所事事的人都关进去，以免产生治安问题，避免它们去行窃和乞讨，做一些有损城市市容的事情。后来禁闭不仅仅有一种压迫功能，还包括给被关起来的不工作的人提供工作。
正是从这时候起，疯癫不再自由，开始受制于理性，听命于道德戒律。疯癫已被划归非理性，但它的位置又不同于其他非理性。以往光明正大的忏悔和惩罚完全可以抵销产生罪恶的黑暗。但是现在认为罪恶具有传染性，会制造丑闻，所以不能公开要监禁它们，禁闭显示了某种将非人的罪恶完全视为耻辱的意识。所有与非理性沾边的罪恶都被隐藏起来。但这种掩藏对疯人例外，反而会展示疯人，疯癫成为娱乐公众的表演，成为世界的纯粹景观。原因在于疯癫已不再被界定为人自身包含的东西，而被认为是兽性的狂乱，是人类原罪以及上帝仁慈的证明。
第三阶段是18世纪末及其以后，疯癫在社会上发生了变化。由于从禁闭所传出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神秘疾病，虽然这种疾病与疯人无关，但是大众认为它们有关，于是疯癫与疾病产生了联系，非理性与疾病结合起来，并不断靠近疾病。这时疯癫已不再被认为是原始堕落或兽性的东西，开始隶属于新的秩序。可笑的是疯人居然因为其疯癫而成了禁闭中的权力象征，疯癫逐渐变成囚徒所恐惧的幽灵，疯人成为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持久的象征，疯癫体现了惩罚权力，有效地表达了补充惩罚的作用。这时的禁闭使疯癫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及其在禁闭世界中的荒诞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代表，另一方面使疯癫成为各种禁闭措施的典型对象。禁闭进一步将疯癫从其它非理性中分离出来。
后来人们把疯人当成病人将其从禁闭中接到精神病院。福柯列举了两个疗养院的例子。图克的疗养院作为社会机构模拟家庭模式，以父亲的名义来管理非理性，它模拟了最洁净、最自然的家庭，也是父亲权威最坚固、对非理性的遏制最为严苛的地方。另一种疗养院模式是皮内尔的疗养院，它实行的不是家庭模式，也不是宗教教化，而是开始受制于医生的权威。在父亲和医生下，疯人没有任何话语权，被完全规训了，完全屈服于他们。
读完这本书产生了一些问题，什么是理性和非理性，为什么理性对非理性有权力？正常人是理性的吗？正常人可以和理性划等号吗？如果说世界的发展就是从非理性到理性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逐渐摆脱神学束缚相信科学的人应该就是理性的。以往认为理智的人、不感情用事的人就是理性的人，但好像不是这样，在第二阶段福柯把流民和罪犯也划分为了非理性。
[ 此贴被仝孟娇在2023-11-19 10:5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