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实习加上一些所思

        很遗憾的未能参加成暑期调查，以前也有对我们团队调查的一些了解，但既然现实没法去改变就尽量去适应，下面是暑假写的一篇关于实习和所思的文章...作为大二暑假的一些痕迹记录吧...
        放假后的三周呆在武汉实习，总的来说没有我预期的收获（准确来说一开始并没有在武汉的打算），而实际上我也压根就不晓得实习本来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实习地点先是在一个称作“柴林头”的社区，正值“乌鲁木齐打砸抢烧”发生后不久，原在其实习的理工大同学因此回去（是一位新疆女生，后来听她同学们说是家里出了点状况），和一同班同学一起，坐了一天。从一大早在韵苑上车，继而在街道办的办公室被领走到下午社区阿姨顾及到路途远（或许她们也觉得俩学生在那甘坐着挺别扭）4点把我们放回来算来，第一天工作时间名义在450分钟左右，纯工作时间在10分钟左右。傍晚的会议有新来的李娜老师召开，发了现今为止那本早上还是300傍晚却变成了150之中的50块路费补贴，传达了一个“街道办需要从有两人实习的社区抽回四个人配合民政所进行选举工作”信息，很多同学踊跃报名，而实际上只有包括街道办在内得五个地点有两人实习，大概是第一天的实习把大伙直接给镇趴下了吧。
    就这样，第二天由负责的小华带到了民政所，Having posed for one hour,梁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出去（实际上进去之后她也一直在打电话，只是这个电话从晦涩的武汉话听出大概要把我们四个中几个调到其他部门），小马哥上来提人了...我跟另一位就被带到了号称“最为繁忙的部门”——社会事务科，那里已经有两位理工大的同学在，进去的时候，一位在看杂志，一位在玩电脑，我心里又在琢磨，看样子跟社区差不多。事实证明也差不多。
    呆在社会事务科的第二天的上午，一位老婆婆表情很是复杂的进来了，自己的半懂加上了向理工大的同学询问得知她是来求助的，因为房地产开发三个儿子将其现居住的房子卖了，房地产公司就跟其下了搬迁的信息，辗转了社区、街道办司法所，“我实在没的办法”这句我学会的第二句武汉话，老婆婆说了不下20遍，梁主任恰好在下面办事，其和顾姐、小马哥的意见完全一致：找社区。老婆婆也说一通（准确应是哭说），具体可以总结为：找社区主任——→社区主任建议到街道办司法所——→司法所说是这超出他们工作范围——→司法所建议到民政所——→民政所给出一切以社区为核心，问题还得在回社区解决。只剩下我们几个实习生在踌躇，他们使出眼色让我们别管，没法我们只能劝老婆婆先回社区，社区应该会给出解决办法。而后老婆婆表情继而变得更为复杂的离开了，或许她早知道了现在部门功能设置发生断裂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或许她一点都没察觉。事后理工大的同学说这里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而后向小马哥询问才得知，社会事务科作为街道办一办公室，基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资金，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情况下没法给出满意的答复，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己固定的工作范围，譬如他们救济仅限于无后代或是客观上是在没有生存的条件。他解释老婆婆的案子主要应该有司法所处理，在谈话中小马哥也建议老婆婆运用法律手段，一来她还有儿子，二则这事情社会事务科显然没法解决。而老婆婆很无奈的给出了让道德和法律都失色的“杀了他们他们也没用啊”。
    就这样算是真正的感受了一次“部门互相推搡”的过程，只是这次来的跟以往都不一样，以前接触的都是关于部门只能重叠或是产生真空的谴责或批评，或是官员素质低的结论，而实际上到底是科层结构本身出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很多问题真的实实在在出自部门设置问题，就比如这件事实际上并不是司法所可以单独解决的，司法提供的支持不足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举例争取法律干预的时间，法律干预的成本，法律干预的效度，这些都是司法本身的问题，其本身无法解决，必须由其他部门提供支持，而在当下部门协作的高成本无疑增加了问题妥善解决的难度。而那些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在干嘛呢？社会事实的复杂性表明那些意淫出来的东西就只能在课堂上和纸上满足他们的意淫。这样我们就真的陷入到一个漩涡，学术跟生活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关联。社会改良观和社会学的社会指导性使得那些哲学式的浪漫真的无法解决我的疑惑。
    鄢庆丰老师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读书的尽头在于生活的实践，我懂得这样的说法具体指的是什么，但是等到那一天我们发现书斋式思维对社会同样无益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产生的对理论带给我们的激情和充实的怀疑。书斋式思维这一被我们冠以“思考的能力，逻辑推演的能力”称号却实实在在给我们以前进动力的完满品质，碰到世俗后，却被冠以“意淫、天使式思考”，而表象的颓废却真的可以将很多人击退，究竟如何来填补其之间在我看来很实在的鸿沟。想起了《金钱帝国》中的廉政公署与由警察和非法势力勾结后形成的巨大以贪污、搜刮、污浊为特征的“金钱帝国”的抵抗，在廉政公署成立时严国梁对那批对社会这滩浑水完全没意识的港大学生说的“我们现在可能是跟整个社会为敌，我们进行的将是一场革命”的场景，我们的处境能否也可以是这样的浪漫。用浪漫一词是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实实在在的恶毒势力（或许是局外人的视角吧），而我们面对的究竟是好还是坏，有人说是这就是现代化，也有人说这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迷惑了。因为一来关于现状的结论很大程度是主观想象加工的结果，二则我明显的加入了道德判断，另外就是我不仅对这样的结论充满怀疑，还有对我所认为的改造办法和方向表现的不信任更为强烈。
    当然兴许问提还没我想的这么糟，但或许情况更为复杂。社会事务科的几天实习中，顾姐和黄姐关于其孩子的培养和对社会的“剖析”成了主题。“关系”这一个似乎永远少不了的因素成了在社会立足的关键，我本来对这些特别反感，一来对关系盛行带来的后果的设想，二则或许是有对自己缺乏关系的疑虑，渴望公平。但当她们讲述她们单位的作为选调生的博士的各种处理关系的手段时，我感觉到的是学术的堕落，关系学在她们看来也很是无奈和不太接受的，但同时却成为了她们认为的人立足社会的重要因素，这样的困境到底该怎样走出，曾经我都很同意“思想启蒙之类”的说法，一直觉得学术尤其是专业学者应该承担起这样的重担，后来思索再三觉得还是不妥，要是专业学者的思想都未开的话，这样的启蒙是不是可以被称为灾难？另外专业学者对这样的启蒙的过程和结果是否有清晰的认识，他们要是也是赌博式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对这样的启蒙如何放心？再退一步讲，关于启蒙必要性的判定源于哪里？当然，我始终觉得关于“现在最需要转变思想的学者，而不是普通大众”这样的说法欠妥，但我们也是否得真正开始关注这些“旗手”的内在因素？
    这些疑问，一个实习不可能给我答案，或许只是问题的开端而已。真正的感受到了马尔库塞的忧虑了，或许我也要像很多数人那样被卷入到“实用至上”的浪潮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单向度的人，活在单向度的社会里，而最多的只是无奈后的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