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鲍曼《现代性的流动》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上卷）
查尔斯 蒂利《民主》
查尔斯 蒂利 《身份、边界与联系》
查尔斯 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
柏拉图《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西塞罗 《国家篇 法律篇》
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走向公共生活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过城邦生活的动物，也就是政治性动物，之所以过群体性生活，除了进行个体的保存以外，来要追求道德的完美。为了实现群体的目的，人类因而将人的追求放在到城邦（国家）上，这意味着城邦的存在一方面是保存城邦内的人，另一方面是追求城邦的正义，城邦的至善。为此城邦内的人要走向公共生活，通过公共生活来不断实现自身的意图。在走向公共生活过程中从而形成了公共领域。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与国家领域相对的，在国家机器之外，个体通过某种方式形成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包括三部分：公众、公共空间、公共舆论。仔细去考察和思考这三部分可以看出，公众是公共领域的主体，这种主体的存在是以互动的方式存在；而公共空间既可以是有着物质载体的空间，比如西方社会中的沙龙，咖啡馆和文化艺术场馆等等，也可以是一种制度化的形式载体，比如一些非政治化的制度形式。公共舆论的存在是公共领域本质的体现当公众进入到公共空间的时候，并不代表着公共领域的产生，只有在公众以表达某种公共价值和公共诉求为基础的公共议题时，公共领域才能够出现。这也是区别于个体私人领域的生活表现，个体私人领域表现的是个体的内在生活状态，而公共领域表达的是个体的公共价值诉求。但是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公共领域的发生了三次转型，这三次公共转型背后所呈现的是不同的转型动机和机制。
第一次公共领域转型发生时间是在17-18世纪。这段时期在两个机制方面发生推动了公共领域的转型。其中之一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17世纪之前的欧洲基本上是以贵族阶层为主形成的公共领域，这些领域多发生在贵族特权圈内贵族的谈话礼义与交往形式方面，对于文化产品的产生没有多重要的催动作用。而随着工业革命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阶层发生了转变，以工商业以及知识分子为主的资产阶级开始兴起，并占据着主要的社会位置，从而将贵族的公共领域转向到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公共领域，这一转变使的公共领域开始淡化阶级差别，任何个体都能够参与到公共领域，从而使得国家内部市民社会兴起，这种兴起的影响是大量与资产阶级相关的活动产生，比如市民文学创作、市民团体的兴起。市民社会兴起产生的后果是公共领域发生机制的第二个方面即国家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对立的本质是公众对公共政策和价值的诉求。对立的表现是公共舆论开始进入到国家政治领域，不断的对现实的政治制度、政治规则和政治架构进行表达和批判，此时的市民社会试图进入到国家政治领域，但是国家领域也不断的防范公众进入领域之后，理性的批判会造成国家合法化的危机，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合法化危机本质是一种沟通危机，市民开始与国家沟通，在沟通的过程中不断的进行，监督、批判和反思，一旦市民与国家沟通失败，市民社会所形成的认同度不断降低，国家会陷入到合法化危机之中。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机制中发现，公众的主体理性、反思批判开始占据主动性，国家处于对立的位置。
第二次公共领域的转型发生的时间是19-20世纪。这段时期福利国家和大众传媒扮演了推动公共领域转型的重要角色。欧洲兴起的福利国家是经济危机的产物，这种产物是随着国家权力渗透能力的增强而推进。国家主动的进入到市民社会之中，市民社会所形成的团体、协会、艺术都打上了国家的烙印，国家权力阶层进入到市民社会之后的后果是公众理性的批评开始屈服于权力体系。社会成为权力场域，国家特征不断在社会中呈现。而大众传媒手段的革新和应用一方面在资产阶级内部不断的推动文化产品的大众化消费，另一方面国家开始操纵大众媒体进行国家形象塑造和政策的输入。福利国家这导致市民社会和国家领域的界限不断的模糊，市民社会与国家在某些领域重合，导致市民社会的主体理性批判消失，反而国家神话的理念不断的上升，而大众传媒的发挥使得公众更多的集中在消费领域，消费社会开始出现。我们可以看出这段时期的公共领域转型在于国家理性的回归，导致公民主体理性失去起主动的位置，国家主动接触市民社会。但是这种主动的接触却导致公众价值诉求机制的缺失，公共领域开始消失。
第三次公共领域的转型发生的时间是20世纪之后，其主要的表现一方面在于货币价值开始主导整个社会价值系统，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权力与货币的交易成为传媒主要的关注点，货币价值充斥着整个公共领域，而国家借此货币价值系统进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个体主义意识处在货币经济领域，理性的主体意识不断的丧失，导致公共议题和价值诉求不断的消失，呈现出公共领域消亡的迹象。其本质是公民沟通国家的渠道仅仅限于大众传媒，而大众传媒只限于金钱的追逐，国家对大众传媒的操控。另一方面，科层结构遍布到整个社会体系，呈现出官僚社会的特征。社会按照文牍来进行管理，做形式化和量化的指标，这成为了社会异化的力量，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演变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这段时期的公共领域表现为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为了表现自己进而娱乐化，消费大众、消费公众人物。鲍曼针对这种现象，其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认为，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过程中是一解放个放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体充分获得自由，集体的规范和约束力不断的减弱。但是在后现代社会，社会典型的特征是流动性、复杂性、变动性。个体拥有太多的自由，随意的进入到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展现的是公共人物个人私密事件，原本作为公共问题与议题的场域，却成为了私人化的公共空间，这导致真正的政治的消失。这种政治的消失会导致两种后果，其一是公共价值的消失，另一个是社会冷漠的产生，公民社会消失。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转型是在其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论述的，公共领域的转型过程就是公众逐渐失去与国家平等交往沟通的机会，平等的沟通机制的不断的减少，公众不断的对国家合理性产生认同危机。公共领域的转型一方面是公众走向公共生活的表现，另一方面是民主化的过程。公共领域的消失意味着民主危机，在这层次上，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主义间的沟通理性来构建一个对话民主的途径来解决民主危机。
书单：（更新至2019年4月1日）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布迪厄《单身者舞会》
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罗伯特·达尔 《多头政体》
罗伯特·达尔 《论民主》
民主危机
一 、民主危机原因
民主危机表现在公民社会的不断消解。罗伯特·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中一个核心的关键点在于公民身份是被认可的，是被政体所包容的。由公民个体能够组成对国家力量进行制衡和监督的社会力量。社会力量能够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在旧秩序、旧权威体系瓦解之后能够形成一种制衡力量。罗伯特·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既有公民身份又具有公民权利，公民身份和权利诞生于民族国家的构建。民族国家一方面是包容性的政体，另一方面却又是垄断性政体。前者表现在对公民身份与权力的认可，后者表现在对暴力的垄断。我们可以从吉登斯对《民族国家与暴力》的论述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暴力开始与普通人分离，普通人是无法合法性的拥有暴力工具，暴力开始由国家进行垄断。民族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主要是表现在显性暴力与隐性暴力的垄断，前者是一种对军事权力的垄断，后者是对行政权力的垄断，这两种垄断都是通过国家反思性监控得以实现。同样鲍曼认为文明化的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的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是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的过程。由公民身份所形成多元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构成了现代性下对抗性的关系。民主化危机产生就是社会力量无法构成一种对政治和军事制衡的力量，公民成为政治体系下的一种附庸。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个对抗下，国家力量垄断了对秩序塑造的全部机会。
二、民主危机后果
国家力量对社会力量的消解所产生的民主危机的后果是什么？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所带来的是极权主义的诞生。吉登斯认为军事力量、行政系统和监控系统的结合带来的全球性的危险—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现代国家所特有，现代民族国家首先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主体，其次在现代军事工业的发展之下构成了现代的军事战争。极权主义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监控。传统国家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原因在于传统国家结构松散，国家难以动员成功。而民族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建立在监控技术上，通过国家内部的绥靖政策和国家边界的管理来实现。极权主义是人为不确定的高风险的存在，是对民主权力的规模的压制与否定。 鲍曼也认为民主的崩溃是大屠杀所产生的重要的原因。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之所以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在于现代性有关的因素的结合造成大屠杀。这些现代性因素中包括了军事技术、科学、管理体系、反犹主义。但是塑造大屠杀特性的是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所造成的大屠杀的特性表现为规模大和工具理性。这两个方面都与官僚体系的特征有关。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官僚体系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国家成为官僚体系重要的代言人。官僚体系是纯技术、工具理性，一旦国家将官僚体系垄断，就会使暴力成为一种暴力技术化，纯工具性的。反过来又会在大屠杀的过程中不断的刺激和增加这种官僚体系的垄断和利用。韦伯认为官僚体系以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表现为例行化和非人格化。例行化是官僚体系劳动分工的后果，每一个人在体系之内都有其所属的位置和工作，工作遵循的是体系内部的规章从而形成例行化的行为。鲍曼认为暴力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支配与目的的道德价值理性使得暴力会更加的有效和更加的合算。这种脱节是一方面是细致的劳动功能划分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的产物。细致的劳动分工，使得处于各个劳动环节上的人对最终结果保持一种距离。每一个环节的人员只是执行相应环节人员的工作，对最终的后果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责任。手段—后果的距离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技术责任来代替道德责任。官僚体系下行为对象的非人格化同样也会导致道德责任的缺失。非人格化表现在官僚体系将行为的对象之间拉开距离仅仅依靠简单的定量措施，这种非人化会导致道德评价的忽视，从而会使人失去道德的需求，因而表现出一种道德冷漠。
无论是从吉登斯的极权主义还是从鲍曼的大屠杀的产生来看，民主危机背后是一些列有关结构性危机，结构危机方面包括两种危机：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
理性危机背后是西方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至上地位。国家的诞生以来其自主性不断的增长，这种增长是文明进化过程的需要，在文明进化过程中遏制罪恶的产生、维护社会秩序。国家依靠对暴力的垄断能够实现将罪恶抽离出文明之外，但同时也将道德抽离出理性之外。国家的自主性在这种过程中不断的增长，后果就是公民自主性力量的消减。公民自主性的减弱导致公民无法运用其拥有的公民身份和权力对社会进行一种控制与设计，依照国家所塑造的社会结构来进行安排生活。国家建构的空间成为公民活动的领域，与此同时与公民自身生存的公共领域开始萎缩与转变，这导致国家政治制度塑造公民的行为。我们能够从福柯的权力理论中透视这种对公民行为的规训。福柯强调在现代社会中广泛的存在一种微观与宏观的权力机制，这种两种权力机制带来的是对行为的一种塑造。其中肉体—惩戒机制是运用规训与惩戒的方式对身体行为进行塑造以此将身体的非理性塑造出理性。而生命—调节机制是国家运用生命生物学技术对群体大众进行生命的调节，这种调节的结果是按照国家要求的理性来塑造完美的生命。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认识的是西方文明的诞生意味着将非理性驱逐出去。国家成为消减一切非理性的主体，我们从马克思对国家的定义中了解到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共体体，其不存在任何价值性，因而国家主导的生命调节过程，主导的塑造社会秩序的过程，不断的增强国家的工具理性，而公民多元化的社会力量的减弱更加的使工具理性至上，这种结果导致的是政治力量凌驾于社会或者经济力量之上，国家成为社会整合和执行再生产的唯一因素。政治国家几乎垄断，并造成社会力量无法自我的表达，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政治民主的结构性基础。
合法性危机是公民社会力量削弱之后不断的对国家力量的认同产生质疑。在政治学著作中往往是政府对公共危机的治理失效时，公众对国家与政府治理能力产生质疑之后，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国家会不断地进行治理技术的优化，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然这其中合法性与有效性是不同不步的，在发达国家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很高，但是国家或者政府的合法性很低，这种例子在非洲南部国家常见。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对合法化危机的论述可以从社会力量削弱之后，国家力量对社会秩序进行塑造，一旦塑造并没有得到公众力量的忠诚和认可，国家力量在建构中就会遭到合法性危机，合法化危机的产生促使国家开发公共领域，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未读期待答案。）
书单：
《失控的世界》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吉登斯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吉登斯
《男性统治》布迪厄
《自我分析纲要》布迪厄
《实践理论大纲》布迪厄
《实践感》布迪厄
《关于电视》布迪厄
《再生产》布迪厄
《继承人》布迪厄
《使民主运转起来》帕特南
《共识与冲突》李普塞特
《政治学》拉斯韦尔
《太阳城》卡帕内拉
《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波齐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与身体建构
习性，场域，资本与无意识这些概念成为构建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基础，如何去理解这些概念的涵义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本文想要阐述的，当然枯燥的理论观点不够具有理论的逻辑性，为此我借助对身体的建构来去理解这些概念的内容以及关系，身体的构建本身是布迪厄的内容的关注点，但同时也是其他经典社会学家的关注的重点。
对身体的构建主要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认为身体指导和引导着社会实践。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戈夫曼，在戈夫曼的前后台理论中，身体具有掩饰性，身体可以作为前台的一部分来显示活动的肢体和表情，但是这些并不是行动者真实的意图，后台呈现了身体的肢体或者动作才是真正的意图。第二种观点是身体是社会所塑造的部分，它可以受到外在存在物的影响，这种影响使身体成为客观外在物的一部分，这部分不受自身意识的控制，沦为“异化”状态。马克思的剥削与异化理论认为，身体在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不断的塑造成机械生产中的一部分，这部分脱离了主体的意识，使得身体成为一种肉体的存在，人被生产所物化。同样身体投入到资本中去，成为一种劳动力商品，这种商品能够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实现了对身体的剥削。韦伯认为社会存在的“异化”状态不仅仅出现在工厂领域，它可以在其他的领域，包括政府单位，学校等等，这是因为这些机构存在着共同的官僚制系统，在这种系统下能够使人保持一种“非感情”性的存在，官僚下的身体更不具有意识的自由性，这使得身体处于官僚制的支配之下。第三种观点在与身体与权力进行了结合。福柯微观权力理论认为，社会机制存在着众多的对身体规训机制，这种规训机制背后的机理是权力对身体的一种支配。福柯认为性既可以利用权力对身体进行规训，前者可以利用权力寄托机构和机制进行对性的干预，尤其是医院或者父母的干预。后者在与对性的控制不在是一种个体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国家的形式进行调整，调整的策略就是出现了众多与身体有关的治疗室，医院，教育体系，同时也出现了对性控制行为，包括人口的再生产机制的控制。吉登斯在论述民族国家反思性监控的过程中同样的表达了这一共同的想法，认为对人口的控制是现代民族国家反身性的重要的表现。
以上的观点都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框架下构建的，特别是两个流派所表达的二元对立的思想。主观主义可以解释产生意识产生实践从而构成了外在的客观物，但是它无法解释内在性的外在化，当然也没有去解释实践为何能够持持续和一致性，而客观主义可以解释实践活动产生的外在条件，但是却无法实现外在性的内在划。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试图去解决这两个流派的二元对立，而由实践理论对身体的构建也在弥合二元对立格局。如何去理解实践理论对身体的构建，需要从习性入手。
习性概念在身体构建中使的身体结构化，合法化。布迪厄认为，习性是一种生成性的结构，这种生成性一方面生成了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是使结构再生产。习性的概念提出打破了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性，这种对立性表现在外在的表象都是内在意志的表现，外在是无结构的，不受到结构的影响。而习性是持久性的，是可以转化的行为倾向系统，结构生成了习性，也使得习性成为结构性的，同时习性在结构中进行着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是以习性在历史条件中不断的进行灌输，而灌输的主体主要是教育系统，灌输的对象是身体，灌输的结果是习性的生成，也就是外在性内在化了。习性生成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习性将自身的逻辑通过灌输的方式施加于身体，构成身体化，行为人通过这种身体化使行为人从属于制度中客观化的历史。习性使行为人生存于制度之中，不断的在实践中进行制度化。习性将身体进行客观化和制度化之后生成许多符合特定历史条件下符合逻辑的实践活动。
场概念在身体构建中作用一方面是实践活动生成和实践的结构性空间，另一方面是身体合法化之后出现了差异化。前者在于使内在性外在化，具体的使在实践信念的驱动下不断的进行着场内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不断的进行习性的再生产。而后者在于场本身就是一个力量对比的关系结构，场中存在着统治关系，根据某些标准，场中区分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为了改变自身在场中的位置，需要在场中进行竞争。场规定了行为人在场中的不同位置，同时区分了实践活动的差异性，表现了场中的等级划和强调实践活动的基本分类。我们可以通过布迪厄的作品了解到，性别的分类，以及由此导致的性别之间的对立是基本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身体制度化之后身体的制度化的差异产生了特权的行为，在这种特权行为下使得分类图示再生产，历史条件下的习性具有无意识，因而身体制度产生的特权慢慢的在历史的中由制度的差异转换成自然的差异进而持久化和无意识，成为自然而然地事情，其典型的代表就男权社会的存在。因而，在场中存在着男女之间的区别与斗争就是为了改变其在场结构中的地位。
无意识解释的是一种习性在场中的持久性和一致性。同时也在表明着一种合谋的关系。布迪厄的无意识概念就是去批判或者是摆脱这种单一的历史生成结构、习性和实践的逻辑。无意识就是一种对历史的遗忘或者是对历史进行一种筛选。习性是身体的，自然的，无意识的，习性本身就成了一种习性再生产的条件，这使得由习性产生的实践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的存在，实践独立与历史之外，从而保证了恒定性。总起来看布迪厄的历史观是一种持续性的，布迪厄也意识到无意识阶段的下计算理性，但是布迪厄认为行为人并没有完全掌握其行动的材料或者是在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目的性的评价工具，同时布迪厄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不仅仅取决于利润这个行动的驱动力，行为人行动取决于其拥有资本的机会，该资本的机会形成其实践活动。无意识的合谋在于谋划的是如何增长象征资本，这种象征资本本身是不计算性的或者掩盖了其利润计算的可能性。象征资本的增加可以是通过劳动交换。劳动交换的发生并不是一种经济目的的产生，用货币来指向这种活动意味着对劳动的象征性的否定，这种是集体所规定的，是集体共同的合谋。劳动的象征性意味着活动本身没有具体的物质性利润的作用，是非功利性的。因而在这两种机制中使得身体差异化在结构中不断地再生产，使身体构建成为一种习性，与此同时在这种习性下产生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区别和对立，无意识的习性在场中不断的通过集体的合谋来保持持久性，从而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存在。
书单：
《惩罚的社会》福柯
《知识考古学》福柯
《第三波》亨廷顿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
《社会学-批判导论》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吉登斯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依据现代性对主体影响的划分而言，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论述，体现在两个层次，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层次，另一个是个体层次。在两个层次下，吉登斯的现代性的理论关注的焦点，主要以下几个问题：国家和个体处于什么样的现代性的背景下？国家和个体能否在现代性中保持一种持续，能否存活下去？问题的背后反映着是现代性背景下国家和个体生存和发展延续性问题，而这反映了国家和个体的困境，为解决困境吉登斯构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论述贯穿着批判性的思维和综合思维，这是吉登斯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对社会理论的反思性重要的表现。
一、现代性
国家和个人的困境在于现代性，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现代性的断裂性、现代性的制度维度、现代性的动力机制、现代性的双重特征。
现代性的断裂性方面。吉登斯对“进化论观”和“后现代性”概念的批判建构了对现代性断裂性特征的认识。吉登斯认为从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马克思等人对历史的论述中表现了一种连续性的历史观，而连续性是基于一种决定性因素在里边起作用。吉登斯重点批判了马克思对历史类型的划分，马克思历史类型的划分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构成了历史重要的催动力量。进化论的历史观重要的特征在于社会要素的延续性和继承，但是吉登斯认现代性表现的是一种不连续性，这种不连续性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因素和传统社会一些重要的因素存在不可继承性和不可复制性，而正式这些特性表现了现代性断裂性。现代性的断裂不可能存在一种单一的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诸多的特征。吉登斯写现代性的另一个出发点在与对西方社会学语境下兴起的“后现代性”概念的批判。“后现代性”认为西方社会的某些特征正在超越现代性，西方社会处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变革之中。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当今西方社会的重要的特征，当今世界表现出来的正式极盛的现代性特征。这种现代性是西方现在正在经历着，未有完成的“任务”。而“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超越，但是西方社会还没有到来，“后现代性”依然是西方社会的“乌托邦现实主义”。
现代性的制度维度方面。吉登斯的制度维度在批判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的基础上又综合了他们的思想框架，构建了现代化的制度维度。吉登斯的制度维度主要有四个方面：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吉登斯认为传统的社会学家论述现代性存在一种单一化和划约论的倾向，比如，对资本主义论述的典型代表是马克思。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对现代化发展论述的一个基点是商品化，它包括物品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的到来使得现代化发展成为可能。而对工业主义论述的典型的代表是涂尔干，在涂尔干的论述中，技术变革带来了工业社会，同时劳动分工是工业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重要的特征。吉登斯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理论都无法解释现代性问题，原因在于现代性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社会，当今现代性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的现象。吉登斯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监督和军事暴力。吉登斯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化体系，这种体系主要是劳动力商品化，在这种商品化体系中形成了以劳动契约为核心的雇佣与剥削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现代性下的阶级关系；工业主义是另一种商品化体系，在这种商品化体系中形成了以技术变革和利用为核心，对物质世界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商品化体系下，形成了人与物的一种关系；监督主要是对信息的一种控制和管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监督所表现得程度不同，这背后体现的是权力的管控和扩张的不同；军事暴力-力量，是表现在对暴力垄断的表现，吉登斯的军事-暴力是在核威胁下的国际关系的体现。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方面。吉登斯的现代性动力机制主要有三个分别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知识反思性。现代性下时空处于一种不断分离和重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虚拟时空的构建和在现在技术的条件下，时空分离成为一种可能，但是吉登斯认为，时空分离之后并不是意味着时空不在结合在一起，而是通过在分离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时空重组。时空分离和重组的存在有着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社会组织管理运行中的重要的体现；二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表现；三是现代性发展脱域机制的条件。而脱域机制是社会关系在时空分离的前提下，社会关系不在受到地域和不确定时间的限制。脱域机制主要是专家系统和象征符号，无论是专家系统还是象征符号，脱域机制运行依靠的是信任机制。正是脱域机制和时空分离造就了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分离，使现代社会处于一种地区性社会解体而全球性体系的构建之中。全球性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带来了诸多的全球性的问题，而不稳定的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的反思性的存在。知识的反思性主要是对人类处境进行不断地反思，使人们在反思知识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地建构知识。这种反思性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自然科学中反思性表现的可能是对原有的科学方法的抛弃，而在社会科学中，是一种知识的修正，原有的知识在新的情景中不断地进行改变和调整。知识的反思性带有笛卡尔怀疑哲学的味道，怀疑带来的是一种不稳定性，正式这种不稳定使的现代性下的个体出现了一种困境的选择。
现代性的双重特征方面。现代性的双重特征主要是体现在信任与风险、安全与危险。信任是抽象体系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时空延申的重要的条件，它为个体和群体组成的体系提供一个安全体系，信任危机的出现会给个体带来本体性安全和群体机制的危险；现代性条件下的风险更多的是由现代性制度维度和时空分离机制、抽象机制、知识反思性影响下带来的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构建。这种制度风险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情况带来了某种全球性的危险，这些危险可能包括核危险、生态危险、极权体制、全球化的经济危机。吉登斯对现代性双重特征的存在，不是一种悲观色彩的论调，而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在吉登斯的如何破解现代性带来的后果问题上，吉登斯构建了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方案。
二、现代性与民族-国家
动力机制与制度维度的结合带来了现代性的后果，这种后果的重要体现是全球化的到来以及全球制度性的风险和危险，为此吉登斯设计出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框架。而民族-国家是全球化维度中重要的一方面，是现代性体系和全球化体系的行动组织的主体，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的建构着现代性和全球化，同时也会受到现代性和全球化风险和危险的影响。
民族国家秩序是和绝大多数的传统国家不同，其特征明显具有断裂性。从吉登斯对民族国家的定义元素中可以了解到，民族国家的诸多的特征元素，这些元素包括：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特征。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民族国家成为当今世界主要的国家形式，而传统国家的形式主要具有地域性，同时国家的进程也不同；民族国家具有明显的领土边界特征。吉登斯认为传统国家和民族国家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与对国土空间领域的管控，这种管控在于国家空间边界的界定，传统国家的疆域概念是一种军事概念，而民族国家的边界是一种行政概念。这种概念的转变暗含着国家权力对地域的一种管控，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统一和集中权力的倾向；对行政权力的垄断特征。而行政权力的垄断一个重要的体现是国家监控的加强。传统国家监督程度受到限制，这主要是由于传统国家在技术应用中收到了限制，而现在国家在技术的推动下能够实现全方位的对社会领域的监控；对暴力工具的有效的控制特征，在这方面是国家表现在对军队力量的额控制和国际军事力量的对比中。传统国家中，可能存在地方性的割据的实力的存在，包括各地发生的农民暴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国家对军事控制的薄弱。
民族国家所呈现出与传统国家不同的特征与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制度维度有着重要的联系。在制度维度中和动力机制中，监控和反思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民族国家的反身性程度是民族国家重要的特征，因而三者之间带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的逻辑可能是，知识的反思性—监控—民族国家反身性。民族国家监控，更多的是和国家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和行政权力的垄断联系在一起，监控是民族国家反思性重要的体现。吉登斯在论述传统国家到绝对主义国家再到民族国家转变的论述中，其实暗含是国家权力程度的差异性程度的变迁。在吉登斯的权力分层中其中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家的行政层次，一个是国家的军事权力层次，这两个层次都是和监控的扩大有关系。其实这也反映了国家的功能一个是对内部的治理，另一个是对外部的独立。在国家行政层次，行政权力的监控的力度在传统国家和民族国家不同，在传统国家由于社会结构、自然条件、技术因素、难以是国家权力达到一种整合，无法管控到国家的各个方面，同时对对领土的管辖也比较少。而现代国家在行政权力管控方面，除了对边界进行明确的界定和控制以外，国家还将行政与警察权力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对国家内部人口和行为的一种管控。在国家军事力量方面，主权成为传统与民族重要的分界点，现代国家军事力量的体现在于保护和捍卫主权，民族国家在其边境内部所拥有的自治权在于其他国家对其边境的承认，国家在争夺主权方面以民族国家的面貌和军事权力为后盾。
吉登斯将军事力量和监控系统的结合，论述了由此带来的全球性的危险—极权主义。吉登斯认为，极权主义是现代国家所特有，极权主义源自于现代政治权力的巩固，而这种巩固离不开现代监控技术以及现代工业的军事战争的发展。极权主义是一种类型，极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监控，传统国家极权主义是很难建构起来，原因在于传统国家的结构松散，国家难以进行动员，而现在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最大化的建立之下，而这个实现主要是靠的国内的绥靖政策和边界的确定。
吉登斯认为极权主义的存在实际上是人为不确定的高风险存在，极权是对民主权力的大规模的压制和否定。吉登斯对极权主义的存在如何破解这种风险也给出了自己的现代性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方案即实行对话民族。对话民主首先是承认行动着是具有丰富知识的行动者，同时也具有其反身性特征。对话民主要求发达的自主权，从而构成行动主体的对话，并通过对话的形式来形成政策行为。对话民主用改被理解为通过他人的评价来建立积极的信任机制，因而对话民主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而是超于了政治领域。
吉登斯的论述是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在极盛现代性背景下，现代社会会从解放政治走行一种生活政治。而制度维度—风险与危险—乌托邦现实主义方案，是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过程中的思路：
资本主义—经济的两极化—后匮乏经济
工业主义—生态威胁—人化的自然
监控—对民主权力的否定—对话民主
军事暴力—大规模的战争危险—协商的政权
书单：
福柯与权力理论
][福柯关注西方世界的边缘人，疯癫、精神病者、不正常者、罪犯，他们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排斥在理性的行列之外，文明将他们视为非理性。对他们是驱逐、消灭到禁闭、规制，成为西方社会中“另类人”。什么使他们区分为理性人和非理性人，在福柯看来，西方知识将他们进行区隔，西方文明的要素中带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西方社会呈现出二元化的对立，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疯癫与理性人，在福柯看来这种知识力量的背后是自马基雅维利以来关心已久的“权力”。
权力是什么？福柯对权力并没有形成一个既定的理论概念，权力在福柯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他是随着知识的变迁而变动。但是福柯并不是不关注权力静态的方面，他放在历史的维度里边来静态的分析权力，视权力为一种治理之术，也就是权力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形态表现，权力的本质是一种进行治理的方式，这个方式可以有不同的个人或者集体来进行掌握。个人掌握权力，在君主时期，福柯关注的君主的统治权，规训时期，福柯关注的是权力掌握在医生、法官、父母、忏悔师、军官等等，集体掌握权力，多体现在权力运转的机制和机构中，可以是医院、军队、家庭、工厂等等实体性的机构中，这些机构运用权力之术进行对机构内部成员的规训。在这些机构中，福柯关注了国家的这一权力的集合体，在福柯看来，国家并没有什么本质，国家也不是权力的来源，反而是各个权力之术复杂形态的结果，对国家的建构和分析国家内部各种机构的来源并不是在国家诞生之后才去用国家的概念来推导出各种相关的权力机构。福柯与启蒙思想家的对国家的论述进路不同，在洛克和霍布斯等人的国家建构中，国家来源于人类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让渡部分或者全部的权力来形成一种高于个人和集体的权力集合体，在福柯看来这种权力是一种经济图式的权力机制，人类进行了权力的交易，达成契约，形成一个管制人类自身的庞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本身并没有直接对个人进行管理，而是在国家诞生之后，建构起许多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是政府、军队机构等等。福柯的国家建构是从国家内部的各个权力机构一步步对人员的规制和调节，内部成员在权力的运作的过程中感觉到国家的存在，治理之术慢慢的建构了国家，福柯编制的权力之网弥漫在国家内部，形成了权力的毛细血管，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又在国家的边缘。
那么这种社会内部权力的毛细血管之网如何形成？福柯的权力毛细血管有两部分构成：肉体—惩戒和生命—调节。这两部分处于不同的时期但是并不一定说两者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这两种机制理论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
福柯的肉体—惩戒的理论出现于18世纪的古典理论时期，这一理论围绕着肉体而展开，是个人肉体的权力技术，这个技术采用的手段是监控、分区管理、等级、审查等，将非理性的人进行规训和惩戒，服从于一种纪律。这一技术渗透在学校、医院、监狱、工厂等机构，在机构内部进行着个体肉体的训练、监视和利用，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产生个人化。福柯将肉体—惩戒理论应用在对罪犯、疯癫、不正常的人、性等方面，展现的是理性对非理性的规训与惩戒，形成了肉体—身体—惩戒—机关。
疯癫出现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并不是一开始以禁闭与惩戒的形象而出现，在古典时期，对疯癫的形象 是接受和描绘，它出现在西方文化的各个题材之中，包括以故事和语言形式、学术作品、造型文学等等形式来描绘疯癫与疯子的历史形象。在这些形象中，疯癫揭示的是人的本性的秘密和完整的知识，疯癫不是压抑和沉默而是揭示和流传。但到了古典时期，疯癫却归于沉寂，原因何在？古典时期，人类认为疯癫是一种非理性，一种人的兽性的极限，疯癫表现出了的兽性挑战者人类的道德的底线，是人类罪恶的符号，非理性的疯癫形象揭示的是无理智的自由的形象。这种形象带来的是一种危险，一种威胁到集体利益的危险，因而对疯癫的不再是一种揭示和流传，古典时期用一种强制的手段将疯癫进行惩戒，疯癫将在禁闭所这种机关中完成肉体的规训。在禁闭所中，疯癫者身体受到了压制的同时也进行着道德价值的创造，禁闭所中的疯人、游手好闲之人、贫民的身体受到劳动的训诫，同时用一种行政的命令来进行道德训诫，疯癫开始受到控制，听命于理性，受到道德的节律。
福柯的生命—调节理论，出现于19世纪，生命进入历史之后，生命成为了一种政治技术的对象，这种技术不再是关注的个人，而是人类的整体，某一“类别”的人。这一类人是活着的人，并且技术的目的就是要保存这一类人。肉体—惩戒关注的是个人，是个人个体化，而生命—调节理论关注的是“类人”，是群人的大众化，在福柯看来这就是人类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建立的生命的权力表现在“人口”这一概念之上，对“人口”的控制是一种集体的问题，对人口的关注不再是个人，而是建立在人口之上的公共性问题，对这一公共性问题的控制，需要一种不同于肉体—惩戒的方式。在肉体惩戒的方式上可以采取针对个体化的方式，实现的是一种个体化的规训，而生命—调节在于总体性的平衡和调节，采用的是一种总体评估和预测的方式。
“性”既可以利用肉体—惩戒的权力进行规训，又可以以生命—调节的理论进行保存。福柯认为，性的存在不是以压抑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人类历史中表现出的种种的性诉说。性既是分析的对象又是干预的对象，关于性形成了一套语言和分析的话语。在肉体—惩戒的干预中，“性”表现在个体的性反常和对青少年手淫的控制和规训之上，惩戒的方式是家庭对青少年身体的惩罚，包括父母对青少年身体的监督，家庭求助于医生的权力，青少您向医生的手淫行为的忏悔。这种忏悔是一个人向一个权威机构或者个人进行性的坦白，这种忏悔室性治疗的起源，成为医学、教育、刑法体系中审问。在生命调节的理论中，对“性”的控制不再是个体的形式，而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它们目的不是规训集体，而是使生命进行保存，让生命存活，因而出现了针对性有关的医疗的技术和人口的计划，前者针对的是与性有关的疾病的控制，特别的性传染病的控制。后者对人口的计划的实行是以国家的形象来出现的，针对人口现象，需要国家进行对生命的调节，任何个人无法调剂，如果个人或某个机构对人口进行调整，便成为一种对个人生命的规训和惩罚，国家对生命的调节，站在生物医学的角度，进行全人类的生命控制，是一种“使人存活”的路径。
福柯通过“肉体—惩戒”和“生命—调节”两个机制来编制现代西方文明中权力运作的不同形态，从这两种机制中可以发现，权力处于一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表现的是一种力量的对比。现在西方理性力量的增加，使得理性的权力不断的增多，不断的对非理性进行驱逐和禁闭，边缘，疯癫不再是文学艺术的描述对象，而是一种对理性的挑战，理性凭借物质力量对非理性的疯癫进行压制，并且取得胜利。理性建造了机构把疯人、罪犯、精神病、性等预设为非理性，从而进行观察、驯服、无自治、异化。同样的机理，国家对生命的调整是保存生命，在国家内部，是什么构成了杀人的权力，死亡的权力在国家的话语体系下谁来掌握？福柯把种族主义抛了出来，福柯认为，国家从一种生物的角度对生命进行控制，同样种族主义也可以进入到国家机制之中，因为种族主义就是生命权力对生物的进行划分，建立了一种非死彼活的状态，种族主义是权力力量的对比，针对的是人口的安全，集体可以通过种族战争来进行保存人口的安全，来消除危险，这种战争不是君主式的战争，君主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利益的受损或者权威受到威胁而发动战争，而种族战争是集体的力量来杀死另一个集体的力量。这一过程是从一个人杀死人的生命开始到某一群人杀死另一群人而结束，权力可以使生命保存也可以使生命灭亡。这一过程如何转变的，福柯的主体哲学和知识考古学来进行思考和回答？
西方的文明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徘徊，疯癫等的非理性建构这西方文明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却只有疯癫自身才能够说明其合理性，因为文明一旦诞生，倾向于消除影响文明进程中的非理性及其表现形式。
书单：
《社会行动的结构》
《临床医学的诞生》
《规训与惩罚》
唯意志的行动理论
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理论是在批判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同时吸收各个思想流派的成分来建立其的行动理论体系，这个行动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分析性实在论和行动图式。
一、批判
（一）功利主义
帕森斯认为功力主义的特征主要有三个:原子论、手段-目的的规范性和目的随意性。其中，原子论指的是在单位行动中只考虑作为谁的行动和按照一个聚合体的行动来考虑，只考虑体系中简单的、最明显的关系方式；手段和目的的合理性是指的单位行动的手段符合目的；目的的随意性指的是单位行动中的各个目的是不相关的，没有任何关系。功力主义的目的的随意性导致了其不稳定性的特征，这也是帕森斯批判功力主义的主要方面。
在目的的随意性下，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是无限制的，这也导致了霍布斯的“人与人的战争状态”，从而引发人类的秩序问题，在霍布斯看来，战争的发生在于事物的有限性和人类情感满足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情感满足的终极目的，在手段合理性的前提下，人类可以采取无限制的手段，其中主要的是权力的支配，因而在武力的支配下人类可以无限制的使用权力来达到目的，使人类陷入战争的状态，霍布斯认为解决秩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人类之间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洛克并不认为人类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而是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类可以依靠理性来指导人类的行动。同时洛克也提出了“利益的统一性”来否定功利主义的目的随意性，进一步乐观的认为人类不存在混乱的状态，并且依靠的是经济交换的方法来实现秩序的问题。但是利益统一性的构建了功力主义的不稳定性，原因在于其形而上学的特点以及没有考虑到达到人类的目的的非理性条件，尤其是实证主义的遗传和环境的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洛克解决问题的途径开始在人类的理性的框架下解决问题，而非借助暴力的途径。在这个问题上马尔萨斯的秩序解决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人口的增加导致资源的掠夺，引起了生存斗争，使人类处于无序的状态之中，马尔萨斯的解决之道在于利于财产和婚姻的制度来解决秩序的问题，将秩序的解决纳入到制度的轨道。但是马尔萨斯在将功力主义不稳定性带入了另一个方向是激进的实证主义，在这个方向方面开始否认人类的主观意志的目的，更加强调的是遗传和环境在达到人类目的方面的条件，尤其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达尔文主义。
（二）实证主义
帕森斯的实证主义是在突破功力主义的两个原则的基础之上来发展的，这两个理论是目的的地位和合理性的地位。功力主义下的目的是随意性的，但是实证主义的目的是给定已知的，并且假定目的是相应于手段—目的的关系及其中心部分而随意变化的，目的具有独立性；功力主义下的合理性是手段符合主观的目的，合理性才会达到。而实证主义抛弃行动中的主观范畴而更加的关注行动中的实现目的的条件，即关注行动的客观过程。在激进的实证主义的方面，主观意志的因素全部消失，遗传和环境成为行动的主要的条件。马尔萨斯将功力主义的不稳定性归咎于人口的增长，而人类的行动也在人口增长这一遗传的条件的下开始行动，导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生混乱；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更加集中在遗传物种的个人特质方面，人类进化的方向在于环境因素，达尔文主义彻底抛弃功力主义的立场而转向了激进的反智主义。
二、吸收
（一）唯意志解读
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理论并不是全部的抛弃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成分，尤其是功力主义的手段—目的的规范性成分，实证主义的行动过程中的非理性成分即环境和遗传的方面的吸收。而这两方面对于理解帕森斯的“唯意志”重要的组成部分。“唯意志”的含义中包括两层，一方面是主观的意志，一方面是终极价值的规范导向。在唯意志行动理论中，人类的行动会处于一种处境之中，通过手段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具有规范性的特点。同时人类可以采取理性和非理性的行动来实现行动的目的，但达到目的的同时必须服从于终极价值的规范的导向。
（二）唯意志行动理论的来源
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理论源于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在这两个思想的派系中帕森斯主要分析了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而他们的思想的成分中都有唯意志的第二个层次的含义即行动的终极价值的规范导向。其中马歇尔的“活动”的价值体系、涂尔干的“集体良知”、韦伯的“新教伦理”是其重要的体现。
马歇尔的“活动”是一个价值体系，他将“活动”引入到经济理论的体系之中，在马歇尔看来之所以重视活动，原因在于“活动”可以消除人类对需求的过渡的需要。人类的行动是先由需求来驱动的，但是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一种价值体系来进行引导和驱动，从而实现人类的发展。
涂尔干的“集体良知”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情感的体系，它主要强调的是道德的性质和价值属性。这个概念成为涂尔干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成分。在论述劳动分工的起点便是集体道德良知的成分对功力主义的批判，从而引发法律的分类一个是镇压性的法律和复原性的法律，而社会类型的划分以此为基础划分为未分化的社会和分化的社会继而提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在论述自杀时，涂尔干认为“集体良知”的影响程度成为自杀类型的重要标志，“集体良知”较强的话可能导致利他主义自杀、较弱导致利己自杀，而丧失会导致失范性自杀的产生。
帕森斯对韦伯的理论体系的论述对于他的唯意志的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这些主义包括行动中的非理性形成分、一般概念对事实的描述等方面。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唯意志理论的行程中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帕森斯认为，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对于获取金钱和与之有关活动的一套态度，谋取金钱的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谋取金钱的活动是一份道德义务。而加尔文的新教的禁欲的方式切合了这一点。禁欲的实质在帕森斯看来是资本主义的终极价值，在这个价值体系下，教徒们的得救的行动方式是禁欲和劳动，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能够实现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而劳动也符合上帝规定的宗教得救的责任。
三、唯意志行动理论体系
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理论的主要的构成是一个系统性的，他是由单元行动来组成的行动次体系，由次体系然后组成行动的总体系。帕森斯的单位行动是一个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主要包括的成分是目的、手段、手段与目的的规范以及达到目的的条件。帕森斯在介绍唯意志行动理论是主要介绍了两个方面：分析性实在论和行动的参照系。
分析系实在论是帕森斯方法论，他首先对经验主义的认识做了一个批判，经验主义中存在三种即实证主义、特殊主义、直觉主义。其中这三种经验主义的共同的一点是否认一般概念或理论能够认识经验的事实。实证主义肯定了理论认识经验的事实，但是它是将理论具体化从而用具体的理论来理解经验；特殊主义认为具体事物只能够进行描述而不能够用概念构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直觉主义则仅仅强调科学中只存在一个概念体系来结束个别事物或者个别的复合体。帕森斯通过批判认为存在一般的科学概念能够里理解和认识客观外部的世界。在这里首先帕森斯承认外部世界客观存在，持有一种客观的实在论，但是同时帕森斯也认识到人类对客观实在的认识并不是全部能够认识而是一种有限的认识和理解，为此帕森斯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描述，而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分析”的理解。帕森斯的分析是在一种框架下完成的，而这个框架是帕森斯的行动参照系，并且由行动参照系来形成的行动图示。在帕森斯看来一般行动理论知识描述特定参照系内的事实而参照性内的事实又不是全部可知的事实。
帕森斯的行动参照系是由帕森斯的单元行动的成分构成，但是在这方面需要区分的是具体的实在和分析性的实在，而分析性的实在是与具体的实在存在某种逻辑上的差别。帕森斯的行动的参照系是一种分析和描述实在的逻辑架构，这种架构存在一些特点即单位行动的成分是其最低的成分、各成分之间带有规范性的特点、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时间性的。由行动体系的参照系形成的行动图式是一个总图式，他在结构复杂的实体中需要借助关系图式和群体图式，但是帕森斯认为这两种图式仅仅是行动图式的辅助。
由行动参照系形成的行动体系之间存在伴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唯意志行动力了所承认的，他在各个单位之间存在。分析性成分的作用就是凸显行动体系的伴生性，它是在复杂的行动体系的一般特性，这些特性的值可以在经验上加以确定可以通过比较来证明。而伴生性会随着行动体系的分解而逐渐的消失。而半生型的值是现实观察的素材和事实的组合，会随着体系和时间的变动，在事物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行动图式可以解释这种因果关系，在这方面行动图式既有描述的意义又有因果的意义。
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体，其主要的功能在于整合和秩序的建构，而这方面又必须落脚到行动理论的“唯意志”的成分即行动的共同价值体系的伴生性特征，这种价值体系既可以通过制度规范又可以通过仪式来完成，因而帕森斯在界定社会学的定义时认为社会学是试图发展出有关社会行动体系的一套分析性理论的科学，这些体系能够以共同价值的整合这一特性来加以处理。并且帕森斯认为社会学是一名专门的分析性的科学，分析的是行动体系内的事实。
书单:
《知识社会学》
《单向度的人》
《爱欲与文明》
《社会学的想象力》
《历史与阶级意识》
《国家的兴衰》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污名》
《社会冲突的功能》
《现代社会冲突》
《社会行动中的交换与权力》
马尔库塞的“异化”思想
马尔库塞的异化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学说，卢卡库的物化理论。马尔库塞主要分析的是发达工业文明下，社会发展成新型社会结构，同时，在这种新型社会结构下形成了一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马尔库塞的异化思想，既有理论的来源，又有现实的来源。
马克思的异化关注点在于劳动过程中，对个体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卢卡库的物化是不仅作为一种支配方式，更多的已经内化为个人的生存结构，生活方式之中，形成了一种意识。马尔库塞在爱一个人的文明中产生的压力，导致文明中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了，认为理性产生于压抑本能，产生了文明的形态，但同时压抑也成了一种内化机制。在理论的冲击上，马尔库塞考察了工业文明发展过程，既是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但同时也是社会在某些形式的到这一平台，技术的合理性的推动下，一方面带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却又在更多的时候导致自由的缺失，米尔斯“快乐机器人”的增多体现了这一趋势，这是非理性色彩更加，更加的反应了这种社会形态。
马尔库塞的异化思想与马克思的不同点在于异化的领域扩大，马克思异化思想关注的是一号劳动依法治校，不再着眼于技术的发达，使社会成为一个极权社会，在这个极权社会中，控制手段是单一的，国家主义扩展到各个领域，集中表现在政治方面，政治对立的消除，生活领啊域的趋同化，高层文化的消失，哲学方面的实证分析，实证主义和分析则制度扩大，所有这一切，证实了一个特征，全，全社会，移动单向度，这种单向度表现为缺乏多样性，
统一性，你不信？缺乏否定性思维，你去试试技术和理性的发展，而在这种理性的控制下，由于缺少思考和批判，难以逃脱这种社会。
技术的合理性造成生活的非理性，而生活的非理性使得形式，理性在增长，持理性却没有相应的增长，这使得个体无法思考自身生存的环境，情景，和社会结构，要去找你，你儿子眼中的社会想象力，正式，缺少全社会的社会价值的，思考，使得个体无法突出个人困惑，以及公共议题的不断产生，产生了全社会对社会价值的不安和漠然。
马尔库塞认为，人的欲望的压抑性使个体失去自由，人的异化是由于爱欲的，压抑，而导致的。马尔库塞认为，要解决人的一句话，应该解决爱欲是本能得到发挥。当人的生命本能所所有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不断收到，任何压抑，人都知，自由实现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保守主义
精英的衰落
旧制度与大革命
乌托邦
这个月汇报的主要是对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主要包括，思想产生-思想立场-思想变化-重建思想几个阶段，其中有些内容不够深入，思考的力度不够，仅仅是一些浅在的内容。
曼海姆认为思想的产生于一定的历史场景和背景有关系，要理解一个思想的本质需要在历史的背景中去寻找思想所形成的踪迹，也就是以历史-社会的视角而排出了思想史的纯思辨的思维方式。曼海姆在论述自由时，认为对自由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有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环境，其中偶然发现阶段是前技术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相互适应的过程，人类能够能动的改变自然以求达到某种平衡，在这一阶段自由表现为是一种朴素的自由观，追求的是人类欲望与自然的平衡；而发展到技术领域的发明阶段，人类的重大的矛盾在于对欲望的控制和协调社会关系，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制度、规则、法律等统治技术，是社会处于某种中间阶段，我理解的中间原则更多的是人类利用这些中介手段，来进行协调和控制欲望，而这一阶段的自由观的理解便是对于这些中介原则的掌握和利用。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更加的相互依赖，这导致各种组织的出现，同样大众社会的到来，在这种趋势下，人类进入到计划阶段，在计划阶段新的统治和管理社会的技术在曼海姆看来是计划的手段，目的是有限度的进行干预社会的运行，因而在这一阶段自由被理解为计划的运用的程度。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包含的内容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乌托邦等人类的各种思想形态。既然知识形态与社会背景有关系，就需要确定思想的某种风格，曼海姆认为，思想的风格、立场与社会背景阶段的结构和特征有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能够通过归因的方式来确立。曼海姆的归因含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意义层面的归因，另一个是事实层面的归因。具体来说，意义归因的着眼点在于思想形态归属于何种世界观或者某一思想体系，这需要把握知识的风格，而事实的归因在曼海姆看来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一种思想的理想类型，然后将现实存在的作者或者某种思想划归到何种思想的理想类型中去，通过归因的方法，能够在历史的场景中找到知识属于何种形态和和立场。在曼海姆区分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保守主义，倾向于从过去探讨问题，是一种历史积淀的方式，而乌托邦是一种着眼于未来，以未来为出发点从而实现某种经验。
在确定思想立场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思想是如何变化的？在曼海姆看来，思想的变化是伴随着结构的变化来实现的，它是以群体和阶层为载体，然后以整体的结构来观察结构变化带来的思想的变化。在曼海姆看来现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概括起来有现代社会结构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阶级的产生、单一世界观的出现、思想风格的差异性的变化过程。而这些特征都与社会的分化，而社会的分化一方面能够产生思想的结构重组、另一方面也会产生社会结构的重建。
重建社会与人的原因何在？曼海姆认为现代社会存在三大危机，理性危机、精英危机、技术危机。现代社会技术与道德理性的发展并不同步，道德理性的发展速度慢于技术的发展，究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主的发展的普遍使得非理性的因素在公共领域不断的蔓延，另一个是现代分工的专业化使得社会的相互依赖变得紧密，组织代替了个人，是个人依赖于组织，普通人的思维和洞察力交给了组织，精英在这一种程度上不断的增加，而普通民主失去基本的理性。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某些社会结构，虽然这些结构纯粹是暂时的，但它们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和稳定性。其功能是精英-大众之间的媒介。从少数人的自由民主到真正的大众民主的转变摧毁了这种中介结构，提高了完全流动的大众的重要性。流动公众取代了以前从完全稳固的群体中挑选出的永久公众，这种变幻无常的摇摆不定的公众，只有通过一时轰动的事件才能聚集在一起，因而在突发的事件中容易产生类似于乌合之众的心理，而被精英所引导，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现代社会发生了理性的危机。而精英危机是伴随着竞争的加剧，使得大众不断的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使精英在各方面不断的产生问题，具体包括，精英数量的增加、精英更加容纳他人、选拔精英的方式的变化、精英阶层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这一系列的发生能够大众社会的到来，精英不再属于贵族化的群体，沦落为群体性的精英，导致精英的性质发生改变。而其中的知识分子作为精英的一分子，随着结构的变迁，知识分子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而变化的重要一点是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知识分子原本处于社会阶层的高处，但是随着大众社会的到来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这导致一方面任何阶层的人通过教育都可以进入到知识分子领域中，另一方面导致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更加的分离，从而使得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都得到了惊人的繁荣。
大众社会的达到，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技术来进行管理社会？在曼海姆看来，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并非自发，而必须加以计划。计划方法的基本要素是，它不仅仔细思考个别目的和有限目标，而且还了解这些个别目的对更为广泛的目标最终将有什么样的作用。当然在曼海姆看来，计划并不排斥自由，而自由只有当它得到计划保障时，自由也就成为了一种有限的自由。
书单：
《货币哲学》
《宗教社会学》
《桥与门》
本月主要总结齐美尔《货币哲学》这本书的部分内容。
一、相对论的思想
齐美尔在论述货币之前表达了其相对论的思维方式，它是深刻认识货币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齐美尔的相对论思想方式是从它的主体与客体，价值与存在、真理的认识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个世界以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
齐美尔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经历了主体的精神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的结果使主体独立并与客体相互独立。主客体最初以一种无差别的精神状态开始，在这个阶段主客体之间并没有区分，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精神的主体在意识的催动下认识到“我”的存在。主体与客体相分离，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发展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有着需要与被需要，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主客体之间这种障碍，产生某种距离，到这种距离消除之后，主体得到了满足，关系消失，而客体存在的价值消失，只有主客体之间存在对立，价值才重新呈现。这表明，价值产生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运用到社会领域时，交换成为主客体之间的手段，在齐美尔看来，交换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最纯粹，最发达的相互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为某种元素的存在都依赖于另一种元素的存在，元素之间产生了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两个元素之间必然存在的关系，通过这种“必然性”的联系，两个元素之间能够产生某种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带有某种整合的色彩，它体现在货币方面是现代社会在货币的驱动下产生某种碎片化的生活的同时在纯粹利益的驱动下，容易产生某种联合，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样，齐美尔在真理方面也没有否定其存在，而是认为真理的本质在于相对性。
在货币方面，齐美尔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交换关系的具体形式，主体能够利用货币能够实现自身的需要，同时客体也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它是主体联系客体的载体和媒介，但是货币通过两种过程逐渐的去影响和主导者主体本身。
二、货币的物质性和功能性
货币的诞生之初是以某种质料性而存在，它们在使用过程中既担任某种实用的物质性同时也担任某种流通的功能，这表明货币存在两种性质一是物质性另一种功能性。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的流通性增大时的货币必须抛弃货币的质料性价值和功能而只集中交换这一功能方面，货币才能够成为某种关系的载体，个人依赖于他人才能够通过货币这一媒介发生。货币的物质性改变的发生机制受到群体规模的扩大，公共权威机构的诞生以及财政政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
三、货币的手段性和目的性
当货币抛弃掉其质料性而发展成为一种功能性价值时，它成为某种手段，个人可以通过它来实现某种目的和目标。货币这种工具超越了它本身的物质性的局限而成为广泛应用的工具。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货币的手段价值不断的提升，它支配着对象的范围也不断的扩大，这使得事物开始屈服与货币，他成为一种绝对的手段，同时也成为在个体心理方面的绝对的目的，成为了一种目标结果，这导致主体在实现自我目的的时候忽略掉货币的手段的工具性价值，而更多的趋向于某种目标。货币的这种发展有着现代的含义，其一是工业发展的流动性，促使个人不断的产生变化性和交换性。货币从物质性向功能性转变，然后由手段性向目的性转变，这两个过程的结果使得货币成为主体的某种主宰，影响着主体的行为和心理取向。这主要表现先为对金钱的狂热和对金钱的冷漠。前者主要表现在贪婪者和吝啬者对金钱有着病态的占有欲，而后者在于禁欲式的贫困，它表现为对金钱的排斥和不占有成为某种宗教的主要的表现形式。
书单：
书单：
《宗教社会学》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支配社会学》
《支配的类型》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目的是阐述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为此韦伯阐述了新教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在韦伯看来，新教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职业理念成为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在路德新教的理念中，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行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在路德看来，个人应当永远安守上帝给他安排的身份、地位、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既定的职业范围内，而这种规定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没有任何意义上是根本的联系；加尔文教的预定论认为，每个人的恩宠状态是由上帝预先决定的，而作为凡人是无法窥知天意的，每个人只能不懈地履行天职，勤劳工作，来增加上帝的荣耀，以此来证实自己的恩宠状态，并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一切怀疑都是信仰不坚定的表现，只有靠永恒思想指引的生活才能达到对自然状态的克服，这种职业理性与恩宠状态的获得使得新教的理性化更多的具有独特的禁欲倾向，这种禁欲倾向是使得加尔文教义和资本主义精神更加的具有亲和性。 禁欲主义与个人财产享受的欲望产生强烈的冲突，这种禁欲主义使得个人和集体社会束缚着消费的欲望，这使得社会在一定的社会的机制下必然会导致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新教的职业理念，使得新教徒们能够尽职尽责完成自己职位工作。这在韦伯看来有助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本书的叙述的中，韦伯所遵循的基本的行文逻辑：第一，韦伯分析了中国人的传统的理性的行为取向及其具体的表现形态，这其中包括中国的家产体制、家族体制、传统中国家庭的经济的结构形态及其具体的形式；第二，韦伯分析了传统的中国人固有的思想的观念价值体系，这其中包括中国传统的理性思维方式支配下的传统主义价值取向和带有巫术性的的世界的宗教图像等。凭借抽象理论与经验事实的理想支配类型概念体系之间的对比与阐述，韦伯讨论了传统主义的人伦规范与经济伦理相互结合的程度与结构。在韦伯看来人伦规范传统支配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运作，同时也会受到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从而使得人伦规范的体系能够更加牢固。第三，在人伦规范的基础上为了适应世界秩序与习俗从而建立起的俗人道德伦理，实质是社会所呈现的制度的机制和人类精神状态下的关系。在韦伯看来，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层面更多是儒教所呈现的类似于西方新教伦理的形态，儒教的文化的内核下中国的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是伦理的道德性、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威望。而知识阶层更多的是传统中国社会形态下的支配阶层。原因在于知识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呈现的是一种身份团体，他们所要求更多的是追求行政或者官僚的技术，目的是为了政治方面的成绩与权力支配合理性。在韦伯看来，传统的中国知识阶层的这种政治意图的实现需要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的社会环境从而保证中国官僚体制的建立与维护。这使得传统的文化模式的最终取向在于建立一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中国的知识阶层更多的是来自教育，在韦伯看来，这种教育的体制下更多的表现出一种世俗的倾向，为此社会层面上普遍的表现出一种追求个人在现世社会的道德地位和人格形象，在此基础上个人从而实现了自己在社会伦理秩序中的价值，而这种道德理想的追求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压榨了社会经济的活动，是传统的社会无法呈现出类似于西方市场经济的雏形。
书单:
《社会分工论》
《自杀论》
《原始分类》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本次读书总结主要是涂尔干的思想，而此次总结是涂尔干所有书的内容中共性的部分，它是洞察涂尔干思想的一个重要契机，也会明白涂尔干在论述书本的逻辑线索时所采取的进路，为进一步阅读和思考提供一种思考的模式。
第一个是主题分类的“集体”理念的传染性
“集体”理念是涂尔干所有著作贯穿的一个理念，无论其书本的主题的分类还是在叙述原因的进路中，其基础皆在于其“集体”理念：《社会分工论》中表现为团结的分类方面，机械团结是个人之间彼此相似而形成的团结，这种团结的基础在于个体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意识，赞同同样的道德原则，而这种集体的意识是一般社会成员的信仰与感情的结合；有机团结是分工形成的结果，其是集体意识的衰退的结果，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存在较大的差别，个人不存在彼此之间的相似，每个人都有了行动的范围，其人格空间上升，人的个体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集体理性，集体意识的减弱，社会分工的不断的发展，社会团结的纽带的维系不再是依赖信仰与情感，相反分工成为其维系的纽带。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分类的出发点在于共同意识的凝聚度，前者较高后者较低，永阳涂尔干也认为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在于集体意识的非确定性，使分工成为社会纽带连接成为可能。《自’杀论》中“集体”理念同样成为自杀的分类的类型，利他主义是个人的人格置于集体人格之上，个人的目标压制集体的目标，个体在摆脱集体过程中所展现的自杀类型；利己主义的自杀是个体过度的依赖集体，甘愿为集体献身的自杀类型；反常自杀类型是个体处于社会会的动荡中，个体的欲望不断的扩大是个人在社会原有的机制下的无法得到满足，而个人的心里无法适应而产生的自杀倾向，这种社会的观念在分析自杀的社会原因方面，涂尔干认为自杀在一个社会稳定姓表明社会出现了病态的状况，是社会结构深层次的原因。《原始分类中》，涂尔干认为，原始分类是社会的，无论澳洲体系或者非澳洲体系，他们分类的基础在于集体的社会，在事物具体的组成部分中，在社会上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在自然中的位置，最初的逻辑分类是社会群体所采用的形式以及在空间中所确定的位置，澳洲的氏族分类，在等级的秩序中，所有的事物一一对应代包族与姻族之中，从而构成了原始社会的宇宙观念。在非澳洲的方位分类中同样的是宇宙的每一个事物都分为七个领域而这七个领域分属于不同的七个氏族，其他的次级氏族都是这个氏族的发展，可见方位氏族是氏族分类的发展。《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探讨乱伦禁忌的前提是在于界定外婚制的定义，而在其中图腾的观念成为所探讨的基础，在涂尔干看来图腾是集体的标记，是集体的名字，图腾是氏族的独特属性，从图腾出发，有原始的血的观念到图腾仪式，到性地观念下的外婚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习惯成为一种道德而乱伦禁忌的本质是一种道德观念。而集体的理性传染性是在涂尔干的所有著作中都弥漫着这种集体的观念，包括宗教类型的分类，职业道德分类，在阅读完涂尔干几本书之后能够很好的把握这种规律为阅读的理解性带来方便。
第二是主题原因的推导的“唯心性”
涂尔干所研究的是现存的社会事实，但是在其推导主题的原因的中将之引到唯心方向上。涂尔干批判理论的逻辑在于以他人的理论批判为基础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架构，在解释主题的原因是将之归因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社会分工论》中，社会分工的原因之一是集体意识的减弱导致社会维系纽带的断裂，而依赖的是分工而不是依赖于集体所共同的信仰与情感；《自杀论》中自杀的社会原因在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系出现道德的贫困，民族的独有思想与习惯在社会结构变化中不断的发生变化，涂尔干认为消除一种弊端就在于消除另一种弊端，而自杀的弊端在于社会结构的层面的精神性；《原始分类》中，涂尔干认为事物之间的宗教般的情感成为导致人们进行原始分类的力量；《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涂尔干同样将乱伦禁忌的起源的原因归结为原始人对血的恐惧的观念，从而产生图腾仪式在性观念的结合下，以外婚制为基础各种禁忌由此形成。
第三是主题的归宿是道德
在阅读一本书时，总会问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在涂尔干的所有著作中，“道德”成为书的主题的归宿，他或者唤起社会的道德，避免社会的道德贫困，避免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之中，或者唤起人们在自由的社会中的集体责任与集体的意识。他的道德概念广泛而无具体，它可以是宗教方面的道德，可以是职业方面的道德，可以是社会的公共道德，个人的道德，但总能从中窥见的是涂尔干作为一个学者的期盼，大革命之后希望社会或者国家能够处于一种凝聚的集体意识下，社会处于一种秩序中。《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认为在失去秩序的社会中存在反常社会分工而它主要包括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非人化的社会分工。（1）失范的社会分工，由于分工的增长而引起社会结构剧烈改组，同时道德规范的发展又没能及时跟上，致使社会调节发生故障无法维持人们之间的联系，不能有效地控制人们地欲望和行为地状态。失范状态主要是指社会联系丧失了必要地规范调节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性质，不是指个体层次地某种心里状态。（2）强制分工，是建立在社会不平等基础上。这种分工引起地结构改组虽然伴随一定地调节性规范，但是这种规范不是自然生成地，而是一些人制定出来强迫另一些人遵循，并非处于自愿。涂尔干强调真正地道德规范要处于当事人自愿，必须为人内化，不平等地基础上是不能建立真正的有机团结，提倡公平公正地思想：机会平等；教育上平等。（3）非人化地分工,分工仅仅出于经济上或技术上地考虑而不考虑人的愿望或兴趣，必将削弱社会关系。这样地分工导致不满和厌倦情绪。道德及时发展以及能够保证公平与平等下的考虑到更多的人格化的道德是集体意识下的道德是所追求的目标。《自杀论》自杀的社会原因在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系出现道德的贫困，民族的独有思想与习惯在社会结构变化中不断的发生变化，涂尔干认为消除一种弊端就在于消除另一种弊端，而自杀的弊端在于社会结构的层面的精神性为防止自杀成为一种习惯，需要根除的是社会所存的精神上的道德困；《原始分类》中事物之间具有与个体之间一样的情感亲和性，事物就是根据这种亲和性进行分类的。决定事物分类方式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感，而不是理智。宇宙空间本身不过就是部落所占据的场所，这种心理倾向，众多民族都认为他们自己的政治或宗教的首都，亦即他们道德生活的中心，就是全世界的中心。《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涂尔干认为，原始的血的属性中没有任何东西注定他是必然会获得宗教的特性，但是，由于对血液的通俗观念与图腾信仰联系在一起，所以就会产生了我们所说的那些的仪式。这些仪式继而由于性交往通行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生成了有关外婚制的观念，于是以外婚制危机出，各种习惯纷纷形成这些习惯构成了我们的道德性情的一部分。同样在《宗教的基本形式》中宗教可以强化集体意识，通过信仰和仪轨把个人聚合到共同的道德集合体—教会中，通过定期的举行仪式肯定并强化自己的手段，使个人能够再次感受到以其他成员间的道德统一，从而起到巩固团结的作用。宗教仪式具有使人振奋的作用，在个人遇到不幸或危机时给他们以支持，减轻其痛苦，重建个人信念和共同信念之间的平衡，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的研究》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利维坦》
本月汇报的是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的部分内容：
一、社会化及其形式
齐美尔的社会形式指向的是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在齐美尔看来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能的欲望、利益、目的等综合内容，而这些内容构成了社会学的社会内容。在这些内容的驱动下，若干人之间通过某种手段或者形式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这个过程的结果是结成了一个群体。在这里社会学的社会形式主要包括，统治、斗争、穷人、党派、代表等等。而社会学的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些社会形式，这些形式使个人之间发生着联系，发生着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产生影响，使社会在这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可能。下面主要总结一下统治、斗争、穷人、空间这四个社会学形式是如何在互动的过程中（社会化）形成统一体。
统治是齐美尔重要的社会学形式。在一个群体中，群体的秩序需要统治进行维护，因而产生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上级和下级的秩序的本质在于统治的秩序。在西美尔看来，统治不仅仅在于下级对统治者的服从，也在于上级也需要对下级的服从做出一种反应，正式这种反应，使得统治成为互动的过程，从而形成秩序的统一体。在齐美尔看来，统治可以分为下级服从个人、群体和一种客体的力量。服从一个人的群体主要是一种坚固的统一体中进行，统治者通过拉平化和分等级的方式进行统治从而实现统一化。在齐美尔看来，通过拉平化和分等级的金字塔的统治形成的上、下级秩序典型的代表是中世纪的封建国家。服从一个群体，表现在大群体对小群体的统治，在大群体统治下往往会形成中间阶层的形式来代表下层的群体成员的意志，这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多数代表制的原则。服从一种客体主要是指下级服从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可能包括法律、习俗、群体共同的目标。
斗争是另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斗争由一种本能的敌意的冲动，通过竞争、战争等暴力或者非暴力的形式来进行实现。但是在斗争的过程中，斗争能够使各方联合起来，使得斗争的双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各自的弊端从而在斗争的状态下能够达到一种和平的因素，这样能够形成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内部消除斗争而联合在外部实现力量的增加。同样反过来，在统一体中，统一体的成员之间的越紧密和一体化，群体内部能够忍受对抗的状态，不会导致群体分崩离析。斗争实现着一种整合同时也能够在群体内部因为整合而消除斗争的弊端。
穷人这个社会学的形式，在齐美尔看来，救助是穷人概念的界定，但是这种救济又不是个人的慈善救济，而是依托于社会本身的救济。救济的目的从社会本身进行考虑，社会整体为了消除穷人本身所引发的危险性，为了消除阻碍共同富裕的阻碍，保护和促进集体的发展，从而采用一种客观的手段对穷人进行救济。社会救济的目的不是为个别的穷人谋福利，它是从社会整体的利益角度出发，是社会达到一种超个人形式的统一，穷人的本质在于社会的救济，他不是在于个人财富量的多少标尺，也不在于私人的慈善的界定，而是在于只要社会进行救助。
空间是齐美尔特色的社会学形式。空间表现为一种距离，这种距离能够产生一种共同体的形态，而要形成共同体的形态，需要空间形式的品质。在齐美尔看来，这种品质，主要有一是，空间形态下的排他性。排他性的品质表现在国家，国家的首要的因素在于领土，而土地具有一种排他性的性质，国家的领土是不可以侵犯，它具有的唯一性。二是由界限形成的空间形态。在这个界限中，空间划分为块状，这些块状就形成一种统一体。在这块状和边界内，统一体的成员在空间区域内能够形成独特的特色。山区的居民能够在山区独特的环境下形成了保守主义的倾向。三是空间形态所具有的固定化，这种固定性，能够围绕着一个点使得一在一个区域能固定住，促使利益对象围绕这个固定点形成一种相互联合和交流的要素。例如，唱诗班成为宗教徒们心灵慰藉和交流的中转站、城市成为联动城市和乡村的中转点。第四个感觉上的所造成的接近和距离，在利益和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能够形成某种的联合。第五个 是从一种的动态的角度来说明空间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人们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功能，在两个地方的流动下可以形成不同的形式后果。在齐美尔看来，流动的群体里是如何进行社会化的，在这里，齐美尔考察了游牧民族的整体的流动，这种流动在专制的统治下能够完成一种社会的互动。同时齐美尔也能考察了，群体中一部分人流动对整个群体所产生的影响。为了在使空间中的某部分流动者凝聚到一个统一体中，那么就需要形成独特的手段或着体系，这其中要形成客观性的力量，比如语言、法律等，能够使分离的部分统一到群体中去。
齐美尔的社会学形式作为一种认识和理解社会现象的手段，将社会现象看成是一种动态的相互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重要的是一种整合的作用，去消除社会的矛盾和不和谐的部分，穷人作为社会整体的异类，原本是与社会不和或者穷人的存在能够给社会整体安全带来一种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说，救济本是社会性的，陌生人作为一种流动的漫游者，在固定的地点下形成一种危险，这种危险的存在是空间距离带给社会关系中的不安全，为消除这种不安全，法或者习俗可以去整合社会的边缘点，去带动边缘人物去融合一种整体中。整合的结果是一种统一体或者群体的形式。群体有规模的确定性，成为群体结构形态的基础，群体的保存成为群体发展的保证，在这基础上，群体需要一种扩大的冲动，它是在群体的内在驱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共同的作用下形成的。同时还应该注意的是群体与个人的关系，它构成群体的发展下的个人的生存境遇。
书单
《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
《生命直观》
《哲学的主要问题》
《宗教社会学》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
《社会契约论》
《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本周总结齐美尔的哲学方法论——形式
齐美尔在论述哲学的本质一文中指出，哲学本质在于哲学是心灵对存在整体的反应。在这里，心灵的结构成了世界整体的图像。整体是琐碎的事物在心灵的总分的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概念的总结，从而形成整体的形态，在齐美尔看来，把握整体的方法主要有神秘主义的道路和康德式的道路。神秘的道路主要是将心灵的本质聚集在一个终极的、单一的与神灵的那种终身性不分离的生命的点。这个生命的点高于其心灵，作为一种独特的形态而存在；康德的道路在于将万物的整体作为一种形式，将这种形式进行本质和条件进行探讨，而探讨的主题主要是世界。齐美尔作为新康德哲学的代表人物，显然继承其哲学的的部分内容，其后来的宗教社会学、货币哲学和社会学的思想皆源于此。人类的不满足性，也就是人类的欲望以及世界的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整体性的方向指向的是统一性的思路。齐美尔在康德的精神法则是万物的法则的认识的过程中认识到，认识世界的形式汇聚成一个统一性，比如一个对象、一句话或者一个概念就会形成一个客观的认知。而多种多样的统一性取决于我们的意识形式，靠意识形式来实现。只有当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和它的各个方面由某种形式构成时，他才会变成认识和经验的可能的对象，这边名形式是一种范畴或者各种范畴的集合；只有事物落在另一种形式，他才会落在另一种概念的框架内，只有当事物落在存在和实在的下时，它才能落在历史的概念的框架内，形式具有其不能包罗万象的的属性。齐美尔将形式的哲学的体系贯穿到历史、宗教、社会学等领域。在齐美尔的历史领域中。齐美尔所有成熟的论著基本上都是用同一个概念工具，即形式来完成的，这是齐美尔哲学分析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在齐美尔的分析的领域中，形式是与生命相对应的，是生命的一种外化，是承载生命的外在框架。从生命哲学的层面进行分析，齐美尔的形式理论主要体现在他对现代文化的实质即生命与形式——二元对抗的分析上。在齐美尔眼中，文化是由生命与形式构成的整体存在，是本真的内在精神与外在的有机形式的融合。生命是文化内蕴的精神，是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最终动力，而形式就是承载生命的框架，即具有一定风格的文化的外化，它包括艺术作品、宗教作品、科学作品、法律作品，等等。生命和形式的对抗在齐美尔那里有时又被描述为内容和形式的对立。齐美尔认为，形式具有一定的界限，生命则力图冲破形式的固定界限。生命的本质在于超越自我，超越一种在自身的本性与行为之间的一种界限。生命的本身的超验在于突破界限和建立界限的行动。而现代文化的困境就源于生命与形式的二元冲突与对抗。这种冲突不仅无法避免，也永不会停止，因为一种形式一旦出现，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拥有摆脱生命对其进行控制的能力，而生命却力图去征服形式。由于这个原因，“生命与形式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潜在的对抗之中，并在活动的许多领域表现出来。从长期来看，这种紧张关系最终会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危机。
从而建立新的社会伦理道德。
三个主题，集体，精神，道德是一个纵向深层次的递进关系，他成为涂尔干在解析一个社会事实的三个主要的维度，也成为我们阅读是参考的三个重要的主题
书单：
《支配社会学》
《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类型学》
《法律社会学》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经济与历史 支配类型》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这个月的读书主要是围绕韦伯的书进行阅读，本次汇报的主题是“政治社会学中的政治理性化”。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贯穿的理性化的主题，为表达这一主题，韦伯采用“理性类型”的方法，将其政治思想进行阐述。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支配意味着某些人听从某种特定的命令的机会和可能性，它构成了韦伯政治架构中的核心概念。韦伯的政治本质在于权力的运用，同时在其运用的过程中表现着其理性化的过程。
权力使他人的意志得到控制，其目的在于让一部分人你能够到到服从其统治，这种统治在韦伯看来是一种“命令式控制”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必定存在着师父从这得以存在的权威。
在韦伯的权威体系的构建中，其纯粹的类型主要有：理性基础的法理性权威支配；传统为基础的传统型权威支配；卡里斯玛型为基础的魅力型权威支配。这三种权威支配类型揭示了人们之所以服从统治，在于人们对于群为服从的理念。韦伯认为，人类社会权威的合法性主要是统治者凭借其统治方式来统治大众，以及大众服从这一互动机制中找寻统治的合法依据。
在韦伯的三种纯粹类型权威支配类型中，建立在理性支配的法理性支配是最接近理性的的支配类型，其制度的形式是官僚制。官僚制的基本特征主要在于：一是即事化或者非人格化。官僚制下的职务、忠诚，在一个特定的职位上遵守制度，任何事情严格按照程序处理，不带有公职人员的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二是官员的层级制。每一个低级职位的人都在其上级的控制和监督之上。官僚制作为一种手段，在行政效率与治理目标上能够达成一种计算式的理性，使其符合法治秩序的需要。而官僚制的秩序是一种有序化的秩序。韦伯认为，一个结合体的秩序有自由协议和强制与服从来构建。韦伯的官僚制是建立在独断的层级化的机制中，其运行的基础在于法律体系下的抽象规则的构建，而规则是由人们无私的服从法令和程序，成员服从的不是支配者本人，而是支配所形成的秩序及秩序背后的规则，这排除了人为的情感因素。同时理性的重要表现是知识的运用。韦伯认为，官僚系统的优越性在于专业知识的运用。现代化的发展使事物的复杂性变得更加使技术和知识更加的凸显，而卡里斯玛性和传统的作用减弱。专业的知识本事保证了权力的地位，但同时在政治事务的处理中在增加经验和知识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其权威。韦伯的官僚层级制式一种手段，凭借其手段使得社会的宏观权力架构得以运行，从而使理性也成为一种工具理性。
但是理性化本身是一个过程。韦伯纯粹理想的类型机制官僚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从历史中存在的制度架构中得到启发。而传统型和魅力型成为韦伯极力论述的地方。除去这两种类型的分类和对经济的影响以外，两种类型都在渲染相对官僚制的不足，但同时也能够从中得到理性的因子。传统型的支配，在家庭的统治共同体中，在其权力的权力的分配过程中，以家长为尊，同时长子继承制，体现了一种权力的等级体制，这本身是官僚制垄断权力的初步形态；权力的等级体制在经济发展下，传统的家长子继承制，为满足其统治的需求，其本身已家长制的土地为基础进行的经营形态构成了垄断经营，而垄断的后果会构成一系列的规则化、制度化的体制的行政；魅力型的权威支配下，接班人的继承制度最初由先知指定，由于继承的持续化需要，接班人也成为一种制度。传统型和魅力型在之后的转变和例行化过程中，所呈现的理性，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持续性、制度性的转化，其目的在于理性的秩序。同样城市的统治虽然存在不合法性的支配，但是理性的光辉依然存在。从门阀城市打破迷信城市，再到平民城市打破门阀特权城市，城市追求的是一种自制。韦伯将城市定义为城市市民阶层的自治团体，而城市的自治更多的表现为依靠城市市民自治法和市民权的尊重，去达到城市理性的秩序，体现的理性的精神。
书单：《不正常的人》
《性史》
《疯癫于文明》
《生命政治的诞生》
《必须保卫社会》
《临床医学的诞生》（重读）
《规训与惩罚》（重读）[ 此贴被孟庆渡在2019-05-21 23:2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