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主位的新农村建设实践综述

                                                                   

     

    内容摘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但是两年多来,除了极少的案例外,绝大多数的乡村社会都处于农民岿然不动的局面。困境的出现在于实践层面的决策者和具体的实践者对村庄性质认识不清,没有看到村庄内部村民年龄结构断层和村庄经济发展功能外溢的客观现实。本文将过去两年多来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以农民为主位,以村社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根据我们的调查材料所能覆盖的地区做出一个力所能及的综述,希望能够对学界以及基层的实践者有所启发。

     

    关键词:农民主位  新农村建设  实践探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两年多的时间里,社会各界纷纷在各地开展了各具地方特色的新农建设实践尝试,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也切实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从全国整体的情况来看,这些做出成效的地方还为数不多,乡村社会更多的地方处于农民不动的局面,新农村建设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对此现象的出现,笔者已经有过阐述[],由于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出于经济增收的目的纷纷流向发达地区和发达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乡村社会村民的年龄结构形成了严重的断裂局面,原本已经初具雏形的386199部队的格局进一步向6199部队过渡。随之而来,乡村社会逐步丧失了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功能,主要农村劳动力都是在村庄以外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村庄的发展功能日益保守,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显性化,增收功能普遍呈现萎缩的迹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走过了两年的时间,虽然社会各界都明确地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定位在农民身上,但是在考虑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定位与实践走向的时候却很少有真正认识或考虑到农民自身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没有弄清楚农民的真实需求,导致新农村建设整体上出现了了“雷声大、雨点小”,“政府动、农民不动”的现状。

    本文将结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所搜集到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材料来对以农民为主体地位、以村庄为发展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实践进行一个综述,通过将我们看到的有限经验统合到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中,希望能够对各地进一步的实践层面的建设活动提出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以供各种社会力量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一、青壮年农民:外攻内守中的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乡村社会发生了彻底性的不可逆转的变迁,其中最大的变化应该归之于乡村社会内部村民年龄结构的断裂,其它的各种变化都是这一因素的衍生品。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的显示,到2007年,全国的农村通过考大学、经商、外出务工等途径已经有流动人口1.47亿[]。可以推测,这部分人口中以中青年劳动力为流动的主体,乡村社会出现了空壳化的趋势。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立足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失的现实开拓创新才能有所作为,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发现有以下经验可供借鉴:

    1、加强土地的流转合作,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现在农村的土地主要有三种经营方法:一是承包农户自己经营,同时也失去了外出打工的机会,家庭经济收入以有限的土地产出为主;二是承包农户家庭全部人口或者有劳动能力的人已经转移到城市,将土地转让给亲属或者村庄的其他人经营,收取一定的土地流转费用;三是承包户只有部分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流转到了城市,土地由年迈的老人种植,或者是外出青壮年在农忙季节匆忙返回耕种与收获,土地缺乏中期管理。前两种情况说明,农村土地已经出现了集中经营的趋势,只是土地流转到了私人手中,规模依然有限,留守农民依靠农业产出还是难以获得较高的收益。第三种情况则会带来土地的粗放式经营,对土地资源利用是一种浪费,在人多地少的中国显得不合时宜。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制度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内的创新就不可避免地被提上日程。

    200510月,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农民协会提出了千亩生态园发展计划,准备发展十大经济类水果项目:杏、桃、苹果、柿子、核桃、枣、梨、葡萄、樱桃等。截至20062月,寨子本村的土地集中工作已经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中的80%以上的土地已经集中起来,树苗的引进工作也在有条有序的进行。土地集中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农户以自己的承包地入股,每亩一股,三年内可以在土地的果树空隙之间种植粮棉类作物,农户根据自己的股份以及当年土地的实际收入获得收益,三年以后实行保底价,每年每股1000元,生态园的剩余利润实行按股分红;一是根据农民意愿转包农民的土地,每亩每年固定由协会负责支付350元。生态园由协会懂技术的会员负责经营,在农忙时间可以组织协会闲散在家的会员在园子里工作。而在责任田入股之后,部分有市场头脑的人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出去做生意、打工,也可以在当地的黄河滩承包滩地继续经营土地[③]

    分田单干的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则走了另外一条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路子。20063,上海三农公司落户小岗村,通过“公司+农户”的形式,与小岗村民签订协议,培育发展“大明贡猪”的养殖基地,以合作社的名义将1400亩土地按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给公司,村民除参与分红外,还可选择在企业工作或外出打工[④]

    2、组建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整合村庄有限资源。温铁军[]认为: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体制性矛盾的双重制约下,只有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快城镇化改变三农问题面临的外部条件与加强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制度建设并重,才可能提高农业经营规模,实现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他倡导在农村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其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出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考虑,山东、浙江等省市已经开始着手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了。但是,真正由农民参与组织管理并享有主要收益的合作经济组织却并不多。1999年,吉林省梨树县开始动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最初的形式主要是农民在生产环节上换工换劳的生产互助,随着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合作的领域逐渐向产前、产中、产后环节延伸。到2000年,全县已经有几个运作良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他们或以土地入股形式合作,或以联合购买生产资料的形式合作,或以与银信部门信用联合的形式合作。从中可以看出,当地的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注意走因地制宜的发展道路。截止2005年暑假,全县已形成农民自发型、能人带动型、技术依托型、企业联合型等各类合作社、协会和中介组织近120个,吸纳社员4万余人,占全县农业人口总数的8%,其业务涵盖农、林、牧、渔各个行业,其业务涉及到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在组织结构上,多数是围绕当地的主导产业或者特色产业组织兴办的。在组织形式上,结合当地实际,突出特色,实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此外,在笔者长期参与实验的河南省兰考县,从2004年暑假开始,以何慧丽和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等为主要外在参与力量的帮助下,已经发展出了完全由农民自主经营管理的合作社10多家,并成立了一个合作联社。20077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并实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进入一个政策性动员的新阶段,发展似乎会一帆风顺。然而,笔者已经结合在全国六个省份调查的经验指出[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将会面临必然性的困境,增收、减支、增势三大功能必须在现实发展中有所侧重,要实现有限的突破,就必须依赖国家的强有力的介入,推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流通体制改革”四位一体的改革,这显然不是单纯依靠农民的主体性就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顺利与否的真正决定权仍然在国家。

    3、发展互助金融,解决资金瓶颈。农村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就面临资金缺乏的难题,农民在正规金融渠道贷款的可能普遍比较小,这就导致农村社会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盛行,严重地威胁到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为了解决资金供应的困境,吉林省四平市银监局的官员姜柏林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农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的建议,并在梨树县开展了试验。2004年底,河南省兰考县的南马庄、贺村、陈寨等几个村庄也借鉴梨树的经验建立了自己的基金互助社。资金互助合作社作为农民内部衍生出来的合作金融组织具有适合农民信贷需求的鲜明特点,具有广阔的生命力,有利于挤压具有高风险、破坏性大的非法金融在农村的生存空间,有利于探索建立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新型金融体系。在实践操作中,它们都根据“风险——报酬”规律逐步建立了社员内部的资金互助机制,其主要的优势和特点如下:1、本村村民入社股金分资格股(俗称身份股)和投资股,资格股均为二百元一股,投资股每股以百元为整数计算数额不等;非本村居民(包括城市居民)入股,资格股与投资股均有一定幅度的上调:并且规定单户社员的入股比例不能超过社内总股金的5%,在总股金少于十万元时以最多入股五千元为限;2、只有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的社员才有借贷的资格,存贷额度的比例一般为16;但非农民社员贷款比例不能超过其自身入股总数的80%;单户社员贷款不能超过总股金的10%,排名前十的社员贷款总数不能超过总股金的50%(以贺村和南马庄为例);3、在贷款程序上,实行担保人和额度保证金制度,社员贷款超过自身股金的必须寻找入股社员作担保,担保人入股股金不能低于其担保贷款额度的40%4、在资金互助开办贷款业务初期,南马庄理事会规定:首批入股的社员半年内没有贷款权,如果要贷款必须再交纳一定数量的投资股,然后按照新增股金16的比例放贷;非社员必须先交纳会费,再交纳资格股和投资股然后才有马上信贷的资格。贺村理事会规定:理事和监事成员半年内没有信贷权利,其他社员均有按章程规定借贷的权利;5、贷款利率规定不同:贺村、南马三个月、半年期均低于银行贷款,九个月与银行信贷持平,一年期超过银行信贷,逾期互助社要追回贷款本金和双倍的利率;陈寨则根据贷款用途不同规定不同的利息率。此外,在姜柏林的指导下,吉林梨树的太平百信合作社还创造了“股权信贷”实践操作模式,它主要是指社员交纳股金到合作社,合作社把社员交纳的股金入股信用社,并从信用社获得贷款的行为。其优势在于将过去农民信用社的信贷关系,变成农民合作组织信用社的股权信贷关系,在扩大农民信贷能力,满足农民资金需求的同时,也使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实现了扭亏为盈,为探索信用社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当前,国家已经通过相关立法支持发展村镇银行,如何通过创新体制架起农民资金互助会与村镇银行之间的桥梁对于解决农民资金需求问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4、组建城市消费性合作社,构架城乡一体化的桥梁。从在农村基层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农药、化肥等现代生产要素被引入土地耕种。石油农业是以资源的高投入、高能耗为基础的,是以农药、化肥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攀升和土地的日益板结为代价的,以此生产出来的产品安全性不高,已经不能适应城乡居民消费文化的需求,迫切需要改变。并且从石油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变也是从传统农业进一步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当前,一方面是城乡居民之间信息不对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缺乏直接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缺乏支持生态农业发展的诚信基础。由此而来,生态农业即使在局部取得了成功,由于城市里的消费者并不能顺利地不费额外成本地确认产品的品质,产品生产出来了也只能被当作普通的农产品来对待,自然难以卖到好价钱,而且起步阶段,发展生态农业的投入相对都比较高、产量却极有出现减产的可能,这就必然导致农民在没有长远赢利预期的情况下丧失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的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兰考南马庄村的农民开始发展绿色无公害大米。原本朴实的农民认为,“物以稀为贵”,大米生产出来销售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但是市场却让农民吃尽了苦头。第一年,在卖米教授何慧丽为代表的大量外力帮助下,合作社生产的大米销售在一波三折中得以完成,不过也将农业部支持的10万元重点合作社扶持资金搭了进去。为此,第二年,同样也是在外力帮助下,南马庄开始试行包米认地的制度创新,由城市市民事先支付部分资金作为担保资金预约性承担该村相应亩数的无公害大米产出,双方以协议的形式承诺彼此的责任,农民作为生产者必须确保自己生产的大米是严格按照无公害的标准生产出来的。然而,最后落实的规模太小,根本就不能解决该村土地的产生销售问题。面对这样的困境,农民能够做的只能是继续确保产品的质量,要破局还得外界力量的继续介入。

    最后,何慧丽等人选择了在城市帮助农民成立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其逻辑就是把有机小农和合作社与城里的愿意文明消费的自觉自愿的消费者结合起来,为安全的生产者和健康的消费者搭建一个公平交换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城市的消费者可以借助城乡互助合作社买到被担保的有机农产品,农民也可以将有机产品卖到理想的市场价格,从而双方的交易可以得以完成。久而久之,就能形成一种连贯城乡居民的诚实守信机制,也能通过这样的促进城乡和谐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机制缓和当前存在的生态、心态和社会态方面的问题,以城乡经济、文化、社会和谐方面的探索性努力缓解生态危机,形成生态文明。他们在行动中总结出了关于生态文明的两个16字方针:第一个是“健康农业,文明消费,公平贸易,城乡互助”;第二个是“生产效率,生活质量,生命和谐,生态文明”[⑦]他们希望借此探索城乡种种良性互助机制的文化理念型支农,以包括、超越以前的技术型支农、制度型支农,寻求在范围、领域和方式等各方面的新突破。

    中国社会整体上处于转型期,乡村社会农民年龄结构断层,村庄发展缺少青壮年参与将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是一个常态。就青壮年农民而言,大部分要到外面去以主动出击的姿态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剩下的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分利用村庄内外的资源进行制度创新才有发展的机会。在上面列举到的农民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农民彼此之间的互助合作,原子化的小农难以应对市场的挑战,也难以整合村庄的资源,合作是农民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路径选择。根据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农业的经营有两个要点,一是要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等路径确保留守村庄的青壮年劳动力也能够得到与外出务工农民最起码是均等的收入水平,保护他们经营土地的积极性,这对保证土地产出、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有重要的意义;一是要使中国仅存的18亿亩耕地能够形成土地自身的循环利用机制,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从石油农业到生态农业的转变,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也就会逐渐在城乡之间构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慢慢地建立起支撑现代文明发展的诚信机制,引导城乡居民消费观念向文明、生态的方向转变,在农业经营上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二、农村妇女:如何撑起的半边天

    在农村流动到城市的1.47亿劳动力中,青年女性也占到了较大的比例,也在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贡献心力。不过,相对而言,留守村庄的农村妇女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大的,一般30岁以上的比较多,缺失的是年轻女性。以人为本的新农村建设也必须关注农村妇女的需求,发挥她们的能量,凝聚合力共同发展。在实践中,以农村妇女为主要参与力量也有不少的成功经验可以参考:

    1、参加技能培训、组织学习班、提高自身素质:虽然建国以来,农村妇女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妇女接受教育的水平仍然比较低。所以,要想发挥妇女的作用就必须要采取各种方法作好妇女培训工作,提高广大农村妇女各方面的素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经验是提高农村妇女的素质首先要改变她们的思想观念,帮助她们树立村庄主体意识,使她们认识到自身的巨大潜力,从而调动和发挥她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变先前在村庄和家庭事务中的从属地位,真正从思想和行动上成为村庄建设与发展的主力军,然后才是技术性、操作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要建立她们自身的长期学习机制。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农民协会在发展中就高度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普通农民要想加入农民协会的要求之一就是“必须要有积极向上的学习思想。加入农协,首先要进入学习小组学习,其次要按时参加科技中心技术培训,并积极讨论交流”。平时他们在周二与周五都举行集中的或者是分小组的学习活动,非常注重提高会员的素质水平。为此,他们组建了妇女素质研讨班,下设28个妇女学习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负责人,小组之间也有竞争,在协会组织的辩论赛、书面性考试等活动中,谁也不愿意比其它小组落后。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闫家百信农民合作社还提出了创办“学习型合作社”的目标,她们把学习看作是合作社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注重学习型文化的营造。她们不仅学习合作社的基本知识、适用的政策法律法规、科技致富信息,而且她们把《毛泽东选集》也作为必学的内容,与此同时,她们还积极提倡社员写笔记,在调查中,合作社副理事长李辉20岁,仅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负责组织合作社的学习工作)向我们展示了社员写的许多文章,让同去的专家教授都非常感动。

    2、发展手工业,使传统农村手中技艺得以传承。费孝通教授曾经指出在乡土中国社会里的农民大多都是兼业小农,除了土地耕作以外,还必须以家庭手工业作为维持全家人生存的必要手段。在费老的乡土重建思想中也将发展乡村手工业作为引导中国工业化的重要路径选择。时至今日,家庭手工业已经严重萎缩,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难再看到踪影。以人为本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探索中之所以会重提发展农村传统手中技艺,其目的已经不再是引发工业化,甚至主要也不是促进农民增收,更多的是要提高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农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根据我们的调查经验,全国很多地方的农村,一到农闲,留守村庄的妇女整天都泡在麻将场上,还有一些地方的妇女也是六合彩、传销等非法活动的参与者和受害者,因此为她们找到日常生活的精神载体是至关重要的。而动员她们在农闲的季节做些家庭手工业一方面可以打发时间,创造一定的经济性收入,另一方面可以使这些传统的手工技艺得以传承,不至于流失。上面提到的寨子村农民协会就下设民族手工艺开发中心[⑧],下面还分设被子组、开发组、织布组,其中的负责人都多年坚持无私奉献,从来不拿报酬,将利润用于协会的日常活动开支。其中的普通工作人员则按劳计酬,比如说制作一套订扣子的棉被7元,普通棉被5元。为了保证手工艺品和手工馍的质量,会员要想加入这些组织就必须参加协会组织的相关比赛,产品合格才能参加。在河南兰考组建的农民合作社也动员农村妇女以及一些老年人在空闲的时间作一些手工活,重新研发一些传统的手工活,比如汴绣、原木画等,产品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已经能够在北京等大城市得到定点销售,影响也非常好。

    3、组建文艺队、腰鼓队等地方特色的文化组织,在参与中提高农民生活福利水平。温铁军教授在总结30多个村级新乡村建设实验点时强调指出[]:文化建设,效益最高。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呈现出普遍缺失的状态,充斥农民空闲生活的不是麻将文化、扑克牌文化,就是现代传媒挟裹而来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导向的广告、电视文化,农民已经没有切合自身的精神生活的家园,客观上导致地下宗教在农村地区的泛滥。农村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前乡村社会可以调动的重要的人力资源,以她们为参与主体组建文化娱乐组织对发展农村文化,造就乡风文明的乡村社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面多次提到的寨子村农民协会的负责人郑冰在2001年左右就开始在村子里动员妇女参加文艺活动,非常容易地就改变了农民的文化生活状况。而且,她还动员本村的文艺骨干到周围的村子里去推动当地的妇女开展活动,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有30多个村子的妇女参加了她们组织的活动。2003年元宵节,她组织了35个村子的1000多名妇女到永济市进行了文艺表演,引起了轰动。此后不久,村庄的男性农民也提出了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郑冰就开始组织他们搞象棋、篮球、乒乓球等比赛,积极调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还有河南兰考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更是将发动农民组建文化娱乐性组织作为增强农民合作能力,促进农民合作意识,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手段,在当地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迄今为止当地也已经有20多个文艺组织遍布全县各乡镇。“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是她们的口号,“团结就是力量”是发自自内心、唱在口中的歌声,“在合作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改变自我。”则是她们的理念……她们正在努力通过合作文化的系统工程建设把“合作”两个字植根于社员心中,并在努力推动着将这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落实在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实际行动中。而“以文化入手进行农民合作意识的培养,接着转化到参加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以合作的力量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也日益成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开始在一些村庄进行实践推广。

    三、老年人:生活不再边缘化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有关部门统计, 2004,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1. 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而这还只是城乡平均水平。由于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拥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村老龄化现象表现更加突出,不仅老年人绝对人口的70%生活在农村,而且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动会更加的频繁,老龄化趋势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就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来说,由于社会的迅速变化带来的人们观念的改变和社会经验知识的更替,使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面临着新的挑战。他们生育养育多年的儿女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许多人常年不在家,老年人生活在孤独寂寞中,被迫与孙儿辈的孩子相依为命。然而,他们大半辈子积累的生活经验却因为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所产生的“时间压缩效应”中落后于社会的需要而不能吸引孩子们的兴趣,这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社会传统知识和经验的流失,另一方面使老年人更加滋生老来无用的想法,陷入生活的阴影。所以,对他们来说,在不愁吃穿的基础上更加渴望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得到享受,使自己能够发挥出老年人所拥有的价值,为自身生活以及村庄发展找到发挥余热的载体。

    1、参加老年人协会,生命焕发生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他们经常能够看到村庄里的老人整天蹲坐在自家的柴火堆旁晒太阳,对于农村人主要的消遣方式看电视,他们大多因为爱好很难与晚辈们协调而很少参与。此外,村庄的老人之间交往也很少,彼此之间不相往来的现象比较普遍,活动范围非常狭小,使老年人的心态普遍趋向于郁闷、幽忧,这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在浙江的一些地区进行调查时,他们发现当地基本上每个村庄都有农民自发组织成立的老年人协会,因为有了组织,村庄里老年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与其它地方的农村老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了这种经验的对照,他们就在湖北荆门和洪湖两个地方选择了四个村庄作为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2003年洪湖老年人协会首先成立,到20047月份,其它三个村庄的老年人协会也都建立了起来。这些老年人协会都有自己的活动室,在那里,他们每天都可以打纸牌,下象棋,看碟片……这些活动因为适合老年人的生活特征,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甚至刮风下雪都不间断,可见它们深受老年人欢迎。此外,老年人协会的成立还给老年人创造了表现自我,展示自我,体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老有所用、老有所乐”的乐趣。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成立后,组织骨干成员对村庄的垃圾进行了清理,既美化了村庄环境,也在无形中起到了教育村民的作用。协会在春节来临的时候,组织村中的年轻人与老年人一起耍龙灯,不但活跃了农村的闲余文化生活,增添了节日气氛,而且也实现了老年人价值,对村庄文化的延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协会还获得一定的活动积累资金,而这基本能够满足协会一年的支出需要。

    在借鉴该中心经验的基础之上,20047月,河南省兰考县在大李西村组建了当地第一个老年人协会,该协会组织成员编织汴梁针绣,并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传统的手工织品推向市场,一方面传播了汴梁的传统针绣文化,一方面也使老年人能够获得一定的物质收入,贴补生活需要。同时,他们也参与组织了文艺队,每年接受邀请去外面演出的收入也有两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组织的资金来源问题。对于协会开展的这些活动,许多老人都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反映说:“日子没有白过”。现在,当地已经成立了为数不少的老年人协会,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老年农民的日常生活质量。

    老年人协会作为一个组织载体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活动平台,给村中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改善了他们对老年生活的预期,使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人人都能够体味到幸福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老年人的非物质福利,发挥出了巨大的内部正效益。

    2、发挥老年余热、参建村民理事会、监事会。在发挥农村老年人作用开展新农村建设中,江西赣州地区做的卓有成效[]。当地基层政府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打破小组设置,组建农村村落社区,变“乡—村—组”乡村管理体制为“乡—村—村落社区”服务型乡村治理体制,将社会精英吸纳进治理体制;并通过各种渠道让理事会掌握一定量的公共资源,使之能保持长久的动力,村民对其形成较强的依赖。组建农村社区不仅仅只是简单地进行建制的调整,更实质内容在于其相应组织体系的建设,即社区理事会的成立。社区理事会成员通过召开社区户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根据各社区具体情况设会长1人,副会长23人,成员37人。由于社区里完全是一个熟人社会,因此谁的能力强、有公益心、更公道,大家都很清楚。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内的选举和作为半熟人、陌生人社会的行政村范围内的选举相比,效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被选出的理事会成员一般都是有较高威信的“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退伍军人、老模范)和见多识广的中年社会能人。

    在具体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个社区的理事会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且效率非常高。例如“三清三改”工程(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改水、改厕、改路)中,修一条通组公路,要占用菜地,拆牛棚、厕所等都需要与每个农户进行谈判、交涉,“交易成本”极高。这些工作光靠乡、村两级干部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社区理事会成员则能通过自己在村里的威望和面子,以及细致入微的工作将问题一一解决。

    2005年冬,实验的主要基地版石镇政府又引导村民成立了社区监事会,以加强对理事会的监督。监事会设会长1人,一般由社区党小组长兼任;成员24人,以社区内“五老”人员为主体,其中党员占70%左右。明确社区监事会在村和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下,履行全程监督本社区议事、决策及执行情况方面的职责。

    江西赣州地区这种以村庄内部老年人为参与主体的新农村建设思路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它说明在村庄的内部发展问题上老年人不单是边缘者,旁观者,而是完全可以成为参与主体的,关键是要结合各地实际创造条件,充分的借用他们的力量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

    四、留守青少年:“无父无母”的孩子谁来疼

    根据最新的统计材料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已经有留守儿童2000多万,流动儿童将近2000万,数量已经不容忽视。以人为本,以村社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必须高度重视这些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除了政府部门搞的“一帮一”、“结对子”、“代妈妈”等临时性的以有限的经济帮助为主要内容的帮扶措施外,当下还有其它的一些经验可供参考:

    1、大学生支教,双赢可以是这样的。笔者在大学期间曾经做过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负责人,大学本科阶段曾经组织社团开展了10多次大型组队下乡活动,每次活动我们都会将义务支教作为重要的活动内容。由于时间短,书本知识不是我们讲述的重点,而学习方法的介绍,心智的启发,人际交往的技巧,与老师、家长、同学情感沟通途径,自身求学途中经验与教训、感人经历,积极向上人生态度的树立……则是我们的首选。毕竟历经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得以迈进大学校门的大学生面对“曾经的他们”,有太多的话想去说,太多的事想去做,总想尽己之力帮他们一把,因为孩子们才是农村明天发展的希望所在。忘不了课堂上孩子们因感动而在眼眶中折射出的泪光,忘不了孩子们久埋心底的情感倾诉,忘不了一起嬉笑玩乐的动人场面,更忘不了夜晚九点多的来访和离村归校时的难分难舍……大学生义务下乡支教是双赢的选择,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大学生可以以哥哥姐姐的身份与他们进行交流,可以帮助他们克服生活学习中的困难,更好的面对生命中的挑战,我们曾经的支教对象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已经考进高校,开始了新的人生起点,其中一些在进入高校以后迅速就加入了类似的涉农社团,也成为了一个“支教老师”;同时,对于大学生来说,也可以锻炼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更重要的是树立一个正确、向上的人生态度,更好的将自身的发展与民族振兴的责任结合起来定位人生,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是利大于弊的现实选择。

    2、乡村图书室,孩子的精神乐园。由于国家财政投入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投入比例严重失调等原因的制约,乡村中小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建设都远远落后于城市。绝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中小学都没有自己的图书室,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以外很难找到其它题材的读物,课余生活差不多是一片空白,只能将大量的时间泡在电视节目上,一些调皮的孩子甚至整天泡网吧打游戏,这对农村孩子的成长显得很不利。对于那些留守儿童来说,年迈的老人根本就没有能力约束他们,家庭教育状况也令人堪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NGO,还有高校的一些学生社团就在各地乡村帮助当地农村建设乡村图书室,尽量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这样的案例很多,广东省连平县欧村、安徽省岳东村、河南省兰考县多个村子等都有自己的图书室。

    很明显,我们对于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农村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方面探索不够,目前看到的案例大多都有大学生参与的身影,而单纯依靠大学生是不够的,必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找到有效的路径。此外,必须要说的是,关心农村孩子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两免一补”性质的物质性资助,而且要更多的关注他们的思想观念、道德素质等层面的需求,只有如此,才能为他们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赵晓峰:《新农村建设的再思考——从“农民主位”说开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1)。

    [] 葛素表、仇逸:《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关怀关爱”专项活动启动》,新华社,20070210日。

    [] 赵晓峰:《寨子村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之路》,中国乡村发现,20072)。下文有关寨子村情况均来自本文。

    [] 徐平、薛广洲:《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和机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启示》,理论视野,20071)。

    []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 赵晓峰:《增收、减支、增势——试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目标定位》,开发研究,20075)。

     

    [] 温铁军:《合作社实践中形成的三个基本经验》,人民论坛,200617)。

    []董磊明:《新农村建设与村级治理体制改革的有机衔接———对赣南版石镇的调查》,开发研究,20074)。

    作者简介:

    赵晓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

    联系地址:湖北*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430074

    联系电话:027-63771670(小灵通)

    E-MAILzxf18111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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