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凤霞
中国正在沸腾!全球的媒体众口同声说这是“中国的世纪”。持续双位数的经济增长、大量基建发展、急速的城市化步伐、农村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全世界消费中国产品,这一切莫不展现中国欣欣向荣、一往无前地奋力走向真实和想象市场的景象。
在经济数据及媒体的喧声背后,人类学家关心的是改革的修辞与市场的力量到底怎样改变晚期社会主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2003年,韦苏(Sue Williams)的《红色中国》(China in the Red )首映,呈现了一幅幅鲜活的影像:我们看到有人铆足劲投向市场怀抱,也有人困守在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还有就是撒手不管的政府。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类,他们的生活夹缠着志得意满、野心勃勃,但也不乏迷惘与悲伤。在中国炽热追求现代性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不难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体味到人类深沉的悲喜剧。每个人都不能自外于变化的过程。
这群活力充沛、戮力向前的老百姓,他们背负怎么样的历史行囊?人们一心忘怀却又挥之不去的毛式革命带来了怎样的冲击?从那些仍在寻觅与世界相接的语言的爱国愤青身上,可以看到四处流窜的躁动情绪。在城市暴发户、巧取巧夺的官员、挤满外资工厂的外来民工(Lee,1998; Pun,2005),以及寸步不让、拒绝拆迁的城中村村民之间,日常的社会冲突扑面而来。无论是沉溺于股疯(Hertz,1998)、虔信复兴的宗教(Yang,2004),或是无度地消费名贵轿车、私人房产(Siu,2005)以及旅游猎奇(Friedman,2004; Schein,2000),又或是拼命往城里挤的农民工(Solinger,1999; Zhang,2001),这一代中国人似乎都不问缘由地向前冲(Chen et al.,2000; Davis,2000; Solinger,2006)。如果,这些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可以顺利克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种种困难,那么又该怎样理解他们的能动语境呢?他们单维的思想倾向、想象与行动策略,就像手上没有多少文化资源或社会中介的头脑发热的投机者。我们怎样从理论上把这些起作用的行动与人们置身其中的制度性结构相连起来?是否像以前一样,这些能动者会成为自身行动所造就的处境的受害者(Siu,1989a、1989b)?
本文所评的三本书,为流动性提供了鲜活的民族志叙述。与汗弗莱(Caroline Humphrey)在《消逝中的苏维埃生活》(The Unmaking of Soviet Life, 2002)中讨论的后社会主义俄罗斯相类似,这几本著作集中探究了提供几代中国人生活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结构的部分解体。人们为寻找新机遇,为弥补那逝去的光阴,又或仅是为排遣无法承受的不确定感,往往孤注一掷、无所不用其极。这与陆鹤(Lila Abu-Lughod)描述的后社会主义埃及的情况差不多,中国人在三种现实条件下讨生活、展抱负:不再珍视劳动、苟延残喘的社会主义;赤裸裸、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高扬现代化并民族尊严大旗的发展。
就理论而言,这三本著作透过民族志的调研,探讨有关能动者与日常生活权力的本质等问题(Dirks et al. 1994)。今天在中国进行持续的田野工作不像以前那样困难,作者得以从不同视角批判地阅读人们各种的尝试。此外,他们的讨论亦呼应着当前人类学的关切,尤其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相连,并采用强调历程与适然性(process and contingency)的理论框架(Knauf, 2002; Mitchell,2000; Taylor,2004)。再者,他们聚焦于个体的各种对策与主体性,跟过去几十年人类学的韦伯式转向(Weberian turn)遥相呼应(Keyes,2002)。
阎云翔的民族志表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20世纪90年代,他重返年轻时为逃避饥荒而被村民无私接待过的黑龙江下岬村。那些老朋友推心置腹,使他得以窥探村民最隐密的生活。由于跟下岬村的深厚关系,他从村民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对照代际经验,领会出个中发人深思的转变。阎云翔超越既有研究中国家庭只侧重共有结构、经济组织或政治层阶的模式,探究家庭中个人与感情的方方面面。正如他自己所说,注目于“重要性不亚于经济收入的那些隐私、亲昵、情感以及权利等个体道德经验”(2003:xii)。他想解释的是,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怎样重组家庭的道德结构?哪些人牵扯的最深?由于抵触传统制度性轨范而产生的焦虑,家庭生活在这个翻天覆地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阎云翔从家庭的私化展开他的叙述,论证过去几十年农村施行以社会主义政策为本的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摧毁了家庭关系中性别与代际的组织形式及序阶结构。集体化及与之相伴的奖励劳动,崩解了家族制度的力量。父母无权插手子女的继承、嫁娶,乃至家庭的组成。此外,传统家庭价值亦备受社会主义国家直接的、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抨击。1949-1979年间成长的年轻一代,受个人权利洗礼。后毛泽东时代的市场开放,部分人认同浪漫爱情及夫妻间亲昵关系的想法,驱使他们挣脱大家族的枷锁,转而更多关注个人的向往。跟以往唯父母是从、夫妻关系居次、养儿防老的想法迥然有别,今天年轻村民更勇于表达自己的欲求。他们拒绝盲婚哑嫁,婚前性行为不再是禁忌,婚后没想过与父母同住,支持分家,为小俩口的家耗用宝贵资源,并迁到城里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阎云翔笔下的这种“孝道危机”,常常让父母感到苦涩与懊恼。他们困守在没有文化、缺乏激情的闭塞村庄里,认为政府背信弃义,子女又舍他们而去。阎云翔很能理解村民的忧恐,因为家庭若单按市场精确的算计而不以代际间的扶持依存为基础,那就会生出罔顾公益、只图私利的野蛮人。政府处处干预公共生活亦使问题雪上加霜,年轻一代既不钦羡亦缺乏同伙间的相濡经验。有鉴于此,我们能否说,一如其它工业国过往的经验,这种种变化是从集体滑向个体性发展模式进程中的必由之路?抑或是,阎云翔描绘的这种封闭、不文明、极端个人化的家庭生活景象,只是后期社会主义中国农村所独有?若然,阎云翔的分析到底有没有妥善处理其中的历史负载?
在阎云翔丰富多彩的民族志以及他对中国家庭生活独具慧眼的研究基础上,我想提出以下问题以期拓深讨论。首先,1949年前的中国家庭生活有什么特质?无疑,与以往相比,人们今天更直接地表达他们的情感,但我们不能因此先入为主地认为过去就没有个人的情感及能动性。历史学家曾质疑俗众对中国家庭既有的刻板印象,指出纵使在森严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规范下,仍不乏私通野合、世所不容的激情,以及个体无穷欲求的例子。事实上,缱绻浪漫的情爱故事从来就是民间传说、通俗艺术形式的核心主题,而不孝逆子的故事亦非鲜见。如果这些情节在革命前早就存在且以不同方式为人熟悉,那么我们该用哪些概念工具理解它们,才不致掉入中国家庭要么协作共生、要么经济主导这两种理解模式的泥潭?
其次,长时段的历史讨论有助我们重估社会主义时期某些独特转变,从而丰富阎云翔有关当今家庭生活极端私化的论证。早在我的另一篇讨论家庭动力的文章中就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家庭间不惜一切攫夺嫁妆与彩礼的现象,就清楚表明“家庭”怎样被社会主义彻底掏空并重新定义(Siu,1993)。日渐强化的夫妻关系,反衬着形成更大家庭化过程的层层社会关系及礼仪资源的破败。早已嵌入的家庭化过程,一方面提供各式各样的保障与调度资源的手段,并藉衔接私人与集体两个领域的精微道德结构而强化;另一方面亦为其成员提供各种表达的途径。然而,这些管道于今所剩无几。阎云翔把当今农村缺乏公共生活归因于国家从社群事务组织及其仅余的政治控制中撤离,但仍要追问的是,公共领域中为何会有这样的文化困境?全面讨论过去家庭过程的内嵌性,以及它在社会主义时期分崩离析的性质,将启发我们思考村民在未来发挥其能动性时到底是怎样被赋权(或窒碍)的。
不宁唯是,这种别无选择的窘局也见诸今日中国城市的独生子女身上。冯婉杉(Vanessa Fong)的《唯一希望:中国一胎化政策下的成长》是她1997-2002年在大连进行田野调查的成果,集中探讨不同家庭背境、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以及他们充满焦虑的父母的精神面貌。她要追问的是,“与过去以大家庭为主体的社会不同,这些独生子女是怎样成长的呢?”(2004:4)从积极的一面看,他们集父母宠爱于一身;从消极的一面看,这些“小皇帝”被迫设法完成冯婉杉所谓的“现代化的文化范式”(cultural mode of modernization)。由中国一胎化政策引爆的这个急变人口转型期,父母为培养他们的“惟一希望”所费不菲,同时也寄予孩子许多不切实际的期望。社会大众认为年轻一代备受呵护显得不堪一击,许多独生子女因承受不住压力而崩溃。《红色中国》中让人心酸又荒谬的一幕,颇能为冯婉杉的中心主题作注。场景是:年轻学生围集高考试场门外,焦灼的父母有些在擦汗抹泪,有些则为子女打伞遮荫。配备巨大氧气瓶卖氧气的小贩在街上排成一列,考生挨近他们然后把气喉放到鼻子里,深深吸着奔赴考场前的最后“一口气”。民族志的琐碎细节往往能震慑人心。有一次,冯婉杉得悉一个重点高中生自杀的消息,而真正让她震惊的是一位受访的初三学生没有丝毫哀伤,相反却报以一种算计的冷酷实说道:“我希望更多高中生自杀……这样,在考重点高中、进大学,以及工作上便会少些竞争对手。”(2004:87)
冯婉杉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第一世界的理想与第三世界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现代工业社会不乏向上流动的典范,而家庭被认为是孩子迈向成功的助力。可是,由于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独特性,加上国有企业倒闭导致大连经济滑波,都使家庭难于承担这种角色。此外,互联网散播各种新欲望,刺激了城市的消费革命,无时无刻都在掳劫着这些年轻人。家庭内存在着极大的张力,冯婉杉花了整整一章讨论父母子女在孝道与算计之间那种令人难堪的交换。没有修饰的情绪表达叫人不忍卒睹,毫不逊于萨特(Jean-Paul Sartre)的《禁闭》(No Exit)。
恼人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种一住无前、别无他选的心态?像大连这样具有相当经济规模的城市,对年轻人及其父母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与途径就真的是那么单一吗?与阎云翔笔下的农民一样,这些城市人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提升自我,但却没有可资调动的文化资源,供他们观照或超越前述那三种层层相扣的现实条件。在他们的自我与国家语言(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抑或是国家现代性)之间,似乎容不下有待探索的公共空间。像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罗威廉(William Rowe)、全大伟(David Strand)、贺萧(Gail Hershatter)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的著作,展示了社会主义改造前中国五光十色、多层次的城市生活。两相对照,我们必须对晚期社会主义枯燥乏味、刻板沉闷的城市生活给予充分解释。唯其如此,才能恰切地领会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在面对不得不接受的机遇结构时所产生的挫败感。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政治策略使村民与市民隔绝,但随着市镇的兴起(Siu,2002)以及农村人口大举涌入城市,两者终于可以再次相接。不管我们怎样定义外来人口,他们的数目大得惊人,最多几近一亿(Gaetano & Jacka,2002:1)。从外来人口原来居住的村庄到他们工作的城市,都因这种迁移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触及了性别关系和家庭生活,同时也影响整个地区及相关文化资源的发展。
《人在旅途:女性与当代中国的城乡流动》集中讨论了“打工妹”,不同的作者都指出,外来人口的流动模式其实相当性别化。1949年后实行几十年的户口登记及遣送回籍的政策,使农村移民到今天仍被视为外来人而备受歧视。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摇摆不定,造就城市人的排他性格,农村移民往往成为众矢之的。再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言,挥之不去的性别歧视还包括对女工的侵犯与虐待。作者们注意到,大部分年轻女性从少年到成年的阶段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使原本已经多变的处境更形复杂。
该书书末附有来自工厂女工、已婚外来人、家庭佣工、卡拉OK女侍应的各式故事。正如编者所说,书中各章“对农村妇女外出的动机,她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经验,她们用什么策略改善或超越城市人眼中的次等地位,她们的社会网络以及与家乡的联系,她们为自己开创未来的方法,以及迁移对自身、家庭、家乡的深远涵意”等问题都提出了洞见(2004:4)。贯穿这些不同论域的主线,是作者试图“理解外来妇女的主体性、自我呈现及能动性与宏观结构、制度、社会政治论述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互动”(2004:5)。
无论是与国家媒体要求的“现代品质”(参见Sun Wanning),抑或是与大众消费期望的孝女、温顺性对象等“监控目光”相搏斗,这些外来妇女的能动性都是十分复杂,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郑田田在文章中提到,她访谈的女服务员极迎合男人对农村女性身体的刻板印象与幻想,攫取她们在物质上、社会上的利益。正如葛婷婷(Arianne M. Gaetano)所强调的,问题在于她们到底为自己赋权及抵抗的表现而高兴,抑或只是视之为穷途上的受害者的绝望行为(2004:7)。
陈果在电影《榴莲飘飘》中塑造的那位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的返乡者形象,生动地概括了这些农村妇女的城市羁途。电影主人公受生活所困,到香港后迫于无奈从事卖淫工作。当她以女商人的身份重回故里,亲友都掂量着她的成就,然后纷纷伸手要钱。在群体虚情假义的压力下,她的生活颓然坍塌。惟一能为其消减郁结的,是那位处境与她完全一样、仍在香港奋力求存的小女孩寄来的榴莲。她们,或许是阎云翔笔下的大岬村村民,又或者是冯婉杉关心的独生子女,也可能是打工妹。但不管是谁,他们都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行囊,却又无可选择地依从快速的方式急步前行。他们到底在什么意义下是能动者,又在什么意义下成了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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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
译者: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余国良
责任编辑:张志敏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中国社会学网www.sociology.cass.cn
这三本书是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Yan Yunxiang 2003,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冯婉杉的《唯一希望:中国一胎化政策下的成长》(Vanessa Fong 2004,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葛婷婷、杰华编《人在旅途:女性与当代中国的城乡流动》(Arianne M. Gaetano & Tamara Jacka, eds. 2004, On the Move: Women in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本文的主要观点曾发表于"China's Century: Fast Forward with Historical Baggag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8, No. 2 (June 2006). Copyright © 2006 by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这三本书是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Yan Yunxiang 2003,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冯婉杉的《唯一希望:中国一胎化政策下的成长》(Vanessa Fong 2004,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葛婷婷、杰华编《人在旅途:女性与当代中国的城乡流动》(Arianne M. Gaetano & Tamara Jacka, eds. 2004, On the Move: Women in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本文的主要观点曾发表于"China's Century: Fast Forward with Historical Baggag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8, No. 2 (June 2006). Copyright © 2006 by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